张厚刚[1]2003年在《生命的悲歌》文中指出在当代文学研究中，人物形象研究一直是备受关注的重要课题。从文学研究史发展来看，每一个历史时期的文学研究都受制于这一时期的政治内容、思想视野、文化走向。五六十年代，整个社会受理想主义英雄主义的支配，英雄人物形象研究，成了当时文学研究的重要内容。“文革”期间，文本中的英雄人物形象，被“叁突出”的极左文艺思潮推演成“高大全”的政治道具。文革后，随着整个社会英雄主义理想的回落，文坛上更多地关注起中间人物形象的命运。八十年代之后，思想解放和文化反思的不断深入，流氓无产者形象伴随着这股文化追寻思潮，在文本中大量出现。遗憾的是，没能引起文学界、思想界、学术界、史学界的足够重视。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糟粕部分，在一定程度上是流氓意识滋生的温床；反过来，这种流氓意识对整个中华民族的心理有着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在鲁迅眼里，整个中国历史被分为“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从某些作威作福的皇帝到肆无忌惮的流寇，都在鲁迅的历史解剖刀下同样地显示出其流氓本性。 流氓无产者这一形象的特征可概括为无信仰、无操守。在流氓无产者那里，缺乏原则，缺乏特操。他们把“良禽择木而栖”“识时务者为俊杰”演绎成谁得势就投靠谁的堂皇借口。他们只看眼前利益而不计长远，只重结果而不择手段，只管破坏而不去建设。“有奶就是娘”是他们庸俗主义的处世原则。 他们生活在社会的底层，是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挤出生活轨道的边缘人，因此摆脱了各种世俗的文化规范、道德秩序的约束，但决非平常所认定的作为顺民的弱势群体，由于他们饱尝了受欺压受宰割的滋味，因而有强烈的反弹心理。做皇上、做官、做头领的欲望特别强。但他们做官并非由于腹有经纶，要造福天下，而是为了享受皇位、官位的福威。 流氓无产者形象演变史，从某一方面也是一部深刻揭示了社会发展的政治史。在当代历史的各个分期，流氓无产者有着各种不同的表现。在上改时期，平均地权，剥夺大地主的土地，符合无地或少地农民的要求，流氓无产者也趁此机会变态复仇，乘机占有财物。王秋赦成了运动红人，分得了浮财田产，但他不是利用分得的土地、生产资料从事农业生产，而是盼望着第二次划成分、第二次分浮财，以达到不劳而获，占有他人财产的卑劣目的。合作化运动中，一些本分善良的农民尽管对“合作化”持怀疑观点，但他们热情投入，不怕失去土地。此时的流氓无产者试图占尽先机，挤进当官者的行列，以集体的名义剥夺他人。另一个流氓无产者白占魁混在贫农中吃“活跃借贷”。他一C想当村干部，在驻社千部韩培生面前赤脚挖渠，表现出疯狂的积极性。白占魁想当千部，不是为集体的利益着想，而是有着自己的利益打算。在“四清运动” 中，王秋赦借批资为名，没收了 “芙蓉姐子”多年勤劳所得的积蓄，并无偿地占有了她的小楼，在集体的名义，供自己享用。文革中，一批流氓无产者大肆“打砸抢”，既满足了破坏欲又着实捞了一把。新时期以来，流氓无产者形象发生了一些新的变化；一批流氓无产者借助社会转型，迅速成为有产者。但是，他们的流氓意识、流氓行为并没有随着经济地位的提升而减弱或消失，而是以另一种变异了的方式出现，流氓本性依然未变。在当代史上，这一系列的人物形象又利用了阶级论、血统论的左倾错误，在斗争哲学的掩护下，释放出巨大的破坏能量。 考察流氓无产者这一形象，笔者试图从中国文化中的等级制度与主奴观念，以及庸俗实用主义理念两个方面来揭示其文化内涵。中国自西周以来就是宗法社会，“家天下”制度是中国宗法制的特征。它要求下级对上级绝对服从，各级官员都是他们上级的奴才，同时，他们又都是下级的主子。下民以父母官为表率，久而久之就造成了 “主—一奴二重性”的性格。这是流氓无产者性格中本质的特征。专制主义是培植、塑造流氓无产者奴性性格和流氓意识的根本原困和力量。对于庸俗实用主义者来说，只要有利可图，他们可以背信弃义， 2 Z ／使用任何卑劣的手段，施展罪恶的阴谋，干出种种见不得人的勾当。为了生存，他们无所不用其极，根本不可能在。C中筑起一道道德底限，如果要勉强为他们找一条，恰守的原则的话，他们处世奉行“有奶就是娘”—一彻底的庸俗实用主义。 探求流氓无产者的人性内涵，我们发现，人性链条上情感的缺夫导致他们性格上的变异。许多流氓无产者“赤条条来去无牵挂”，无妻、无子，没有为人夫、为人父的家庭情感体验，无亲无故，缺乏社会的人际温暖。没有地位，失去了尊严，自我约束、自我平衡的能力较弱。使他们不仅在经济上脱离了社会的主流秩序，
刘进军[2]2008年在《中国新时期历史题材小说论》文中研究说明迄今为止,理论界、评论界对历史题材小说的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这些成果大多只是针对单一类型的历史题材小说进行的研究与论证。面对不同题材的历史小说,理论界表现出的是冷、热不均的研究态势。“热”,指的是众多专家、学者将注意力大多拘泥于“新历史”的小说上面。多年来,理论界对“新历史”小说与西方新历史主义思潮的研究论文多如牛毛。可以说,中国“新历史”小说之所以在新时期中国小说主潮中占有重要的地位,理论界、评论界所做的贡献是巨大的。另一方面,伴随着清宫历史电视剧的热播,以二月河、唐浩明、凌力等作家创作的作品为代表的长篇古代历史题材小说(尤其是明清历史题材小说)也受到众多专家、学者的热情关注与研究。尤其是在《张居正》获得“茅盾文学奖”之后,古代历史题材小说更加受到重视,一大批有分量的学术论文应运而生。但是,我们也能在众多的研究成果中看到,学术界对古代历史题材小说的研究还仅仅停留在个别作家、个别作品的个案层面之上,还远没有达到系统化、理论化的高度。热的只是几个作家、几部作品。既然历史题材小说研究有热的一面,那么也就必然有冷的一面。“冷”的主要表现有:(1)研究视角单一,政治标准仍在主导研究者视野。(2)研究方法单一,对新时期革命历史题材小说、古代历史题材小说的研究没有采用普适性的现代性理论,仍在用框架式的话语来阐释、评论文本。(3)更多地将革命历史题材小说纳入到“战争”的序列中进行解读,忽略了其自身文学题材的丰富性。(4)以偏概全,忽略了全球化与新的文化语境对新时期历史题材小说的影响。(5)研究视野狭隘,革命历史题材小说、古代历史题材小说、新历史小说的研究各自为政,各有各的阐释、分析,却没有人将叁者联系起来进行考查。由此可见,新时期历史题材小说研究取得丰硕成果的背后,呈现出一种不平衡与失重的混沌状态,不同题材的历史小说受到的待遇是各不相同的。尤其严重的是,各种不同题材的历史小说之间缺乏有效、合理地沟通与联系。在学术界的眼中,它们被视为一个个单独的结构,结构与结构之间是孤立的、没有联系的,表现出明显的疏离态势。我们只能见到结构内部的梳理与对话,而无法见到结构之间的互相交流。由此可见,近年来理论界对新时期历史题材小说的梳理与研究只是一种历时性的演示,展现给我们的是你方唱罢我登场的线性文学史框架。但实际的情况是,多种历史题材小说齐头并进(有出现的时间早晚之分),它们在多元化的社会语境下对历史所发出的音响是喧闹与复杂的。本人在阅读大量新时期历史题材小说与西方历史哲学理论的基础上,拟对新时期历史题材小说进行整体性、系统性、结构性的统一论述,从而理清新时期历史题材小说的脉络,全面揭示其审美价值、文化价值与历史价值。绪论部分,首先是梳理中国古代小说与历史的渊源,阐明中国古代小说是怎样在与历史的纠缠不清中脱颖而出的。其次,介绍中国近现代历史题材小说的命名与发展,以及其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兴盛与衰落情况。第叁,介绍新时期开始之后,中国历史题材小说的发展概况。最后,对革命历史题材小说、古代历史题材小说、新历史小说做出初步的划分与定义。第一章主要论述新时期的革命历史题材小说。本章共分四节,第一节新时期政治、文化语境下的革命历史题材小说,探讨了在新的政治、文化语境下,中国新时期革命历史题材小说的发展概况。本节共分为叁个部分。第一部分,对“革命历史题材小说”命名进行了探源;第二部分介绍了新时期初始的政治语境与文化语境;第叁部分叙述了新时期革命历史题材小说的发展脉络。第二节归纳了新时期革命历史题材小说民族国家视野下的革命史诗品格。本节共分两个部分。第一部分从形式上论述了新时期革命历史题材小说波澜壮阔的历史空间;第二部分从内容上总结了新时期革命历史题材小说史诗性的宏大叙事与客观历史的真相。第叁节从“由神到人、向内转的平凡人生”、“抽空阶级意识的各色终生相”、“传奇性的叙事模式”、“侠气与匪气的世俗英雄主义”四个方面论述了新时期革命英雄形象的嬗变。第四节从“现代性”的角度论述了新时期革命历史题材小说的两个关键词“国民性”与“革命”。第二章论述新时期的古代历史题材小说。本章共分五节,第一节主要从主流政治视野下的民族、阶级斗争史出发,概括了80年代前期古代历史题材小说。第二节探讨了80年代中期以后的古代历史题材小说的生成背景——叁足鼎立的文化板块,共分两部分。第一部分梳理了80年代中期以后古代历史题材小说的创作情况。第二部分介绍了新时期叁足鼎立的文化立场。第叁节从主流意识形态的文化立场出发,概括了古代历史题材小说民族、国家、史诗叁大特性。共分为叁部分,一是主流文化意识形态“实用理性”关照下的“以史为鉴”;二是民族国家视野下的大历史图景;叁是史诗视野下的“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第四节从面对全球化语境的精英知识分子立场出发,概括了古代历史题材小说中历史与文化的想象张力。在探讨了新时期知识精英立场下的历史传统文化全息图景之后,分别介绍了文人士子的辛酸史、帝王将相的荣辱史以及纷繁的儒、道、释文化史。第五节从大众民间文化的角度出发,讨论了古代历史题材小说的逸趣。本节首先介绍了读者期待视野下的大众文化与民间通俗文化;其次,推出了大众民间文化的天命史观:循环;第叁,详细考查了古代历史题材小说的情欲叙事;第四,介绍了来自民间的通俗文学形式:传奇与章回体。第叁章论述新时期的新历史小说。本章共分七节,第一节介绍了西方新历史主义的有关理论,理清了“新历史主义小说”与“新历史小说”之间的纠葛,并为“新历史小说”进行定义。第二节,从解构与建构的角度,阐释了新历史小说对传统权威话语与宏大叙事的消解。第叁节,从家族史、生活史、战争史、民家史、生存史五个角度描绘了新历史小说中纷繁的历史图景,展现了作家对历史主体的重新体认与建构。第四节介绍了新历史小说中的人与人性。第五节描绘了历史的偶然性与神秘性。第六节通过介绍新历史小说中作者搭构的共时性、循环型的时空体,展现了历史的寓言化。第七节主要阐释新历史小说的后现代性特征,包括:戏谑、反讽、戏仿等样式。结语部分主要是借用“互文性”这一文学评批工具,对革命历史题材小说、古代历史题材小说、新历史小说进行比较。通过“史诗性”与“反史诗性”、“螺旋上升”中的必然与“循环往复”中的偶然、“英雄”—“帝王将相”—“人”、叁种不同的文本背后的历史观念四组新时期历史题材小说中隐性联系的“互文性”比较,得出最终的结论,即:只有掌握了“现代性”这把钥匙,我们才可以彻底打通革命历史题材小说、古代历史题材小说、新历史小说的界限,对它们加以系统性的整体考察,从而实现对新时期历史题材小说的总体把握。新时期的历史题材小说始终对应着中国“现代性”的进程,没有现代性,就不会有新时期历史题材小说。它从现代性中来,它到现代性中去,它始终与现代性进行着文学的互动与精神的沟通,并始终参与着现代性的民族国家想象建构。
付真真[3]2013年在《说不尽的《骆驼祥子》—一部经典着作的多角度解读》文中提出本篇论文主要由绪论、结语和叁章主体部分组成，主要围绕着《骆驼祥子》这部经典作品的研究历程，从阶级-革命视角、启蒙-人性视角、城乡文化视角、性别视角、宗教-民族视角、地域文化视角以及语言、译介、版本、改编等不同的视角来评析《骆驼祥子》近八十年的研究历程，进而通过这个个案研究来透视文学作品接受认识的变迁以及《骆驼祥子》的多角度解读对整个现代文学发展的意义和价值。《骆驼祥子》这部作品大家都再熟悉不过了，但是针对作品研究的研究几乎没有涉及。自1936年《骆驼祥子》诞生以来，评论的声音一直没有停息。文学评论界对它的研究正在从单一化、主观化逐步走向丰富化、客观化。我在论文的前期准备阶段曾经花费了相当的时间和精力来通过各种途径查找收集与《骆驼祥子》研究有关的文献资料共计700篇左右。我的这篇毕业论文就是在大量研读这些重要论文的基础上完成的。论文的绪论部分主要以所搜集到的数百篇研究论文为依据，对八十年的《骆驼祥子》研究史进行全面梳理，简要介绍了研究的动机、方式、及意义。根据不同时期不同的研究状况，将这一研究历程分为叁个时间阶段：1936-1949年、1949-1978年、1979年至今，进而分析了不同阶段的基本研究视角、研究成果以及缺陷，使《骆驼祥子》研究清晰地呈现在人们面前。总体来讲，序论部分对整篇论文起到提纲挈领的作用。从第一章到第叁章是正文的主体部分，虽然篇章并不多，但每章中包含的容量却很大。每章中对《骆驼祥子》研究的多个视角进行逐一阐释，并且将具有相对性或者相近性的研究视角放在一起进行比较分析，以便增强研究的针对性和实效性。第一章里的阶级-革命视角和启蒙-人性视角代表了不同时期的两种截然相反的观点，一种注重社会批判的功利性，一种关注人性本身。通过对这两大对立视角的分析研究，可以使我们追踪到时代主题的变迁和文本接受认识的变迁，进而对整个现当代文学作品的研读具有启发意义。第二章是具有与时俱进特点的研究视角，从二十世纪初形成的城市现代化一直延续至今，伴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开展也确实产生了许多值得关注的社会问题和文化问题，这些问题能否解决好直接关系着整个社会的稳定和发展。性别视角是新世纪以来才提出来的研究视角，具体到作品而言，主要涉及了老舍的男性意识与文学创作、以女性意识反观作品思想内容这两大话题，反映了女性意识的崛起与传统男性意识的对峙。第叁章主要谈到了《骆驼祥子》研究的宗教-民族视角和地域文化等视角，作品中不同的文化元素正是作家丰富的人文素养和生活经验积累的集中体现。另外，语言、译介、版本、改编等方面的《骆驼祥子》外延研究也引起了研究者们的注意。结语部分无疑起到总结归纳的作用。通过对《骆驼祥子》研究的研究得出了重要的认识，包括对《骆驼祥子》文本的认识、对现代文学的认识以及对学术史发展的认识这叁个主要方面。同时也提出了研究中出现的问题和缺陷，并且为以后的研究提出了相关建议和意见。
程娟娟[4]2012年在《土改文学叙事研究》文中指出土地改革运动是中国现代历史进程中的重大事件，以平分土地为中心重建乡村政治秩序，改造了传统的文化观念。土改运动在政策上的变动和现实的复杂，带来了土改文学的丰富性。本文力图在收集史料和文本细读的基础上，从历时性和共时性的角度，对于土改文学做一次较为全面的梳理，勾勒出不同历史阶段叙事模式的演进过程，揭示出文学叙述与政治语境的复杂关联。导论部分简要梳理了土改文学的发展概况、研究历史与现状。土改文本蕴含着丰富的信息，它的沉默空白处隐藏着被意识形态压抑的真相，透过文本叙事层面的解读，文学自身的发展演变与外部因素的关系得以揭示。第一章介绍了四五十年代土改政策的调整，土改文学在四十年代、五十至七十年代、新时期叁个阶段的发展概况，考察创作主体如何在意识形态的指引下表达现实，揭示文学批评机制对小说创作主题、叙事层面的规训与控制，探讨在当代文学中新历史主义、人道主义以及港台文化背景下的土改叙事，对多元文化背景下不同立场的土改书写进行了比较分析。不同的文学叙事是承载着不同意识形态功能的文本，它们在情节结构和叙事立场上构成了互文性。第二章按时间顺序梳理土改叙事模式的产生、发展与演变，解放区出现的是以阶级斗争为主线的翻身故事，展示了在工作队的领导下，农民团结起来斗争地主的过程，确立了革命叙事的经典范式。五十至七十年代的土改叙事在既定叙事成规的限制下日益僵化，叙事中强化了思想路线的斗争，农民天生的革命性和地主政治的反动性。新时期的土改小说则颠覆了典型的情节模式，出现的是“循环暴力”的叙事方式，呈现出“非时间化”的叙事时间、底层化的叙事眼光、客观中立的叙事态度以及非线性发展的故事情节。第叁章探讨了土改叙事中农民文化心理上发生的重大变迁，外来的阶级观念强烈地冲击固有的血缘地缘意识，农民的思想价值观念得以重塑。人们长久以来被压抑的屈辱感一扫而光，体验到了翻身做主人的快感，乡村展开的启蒙教育破除了落后的封建观念，人们开始建立新的生活观念。不过，农民的小生产者意识和对权威的崇拜心理依然延续下来，土改中人们的精神世界既出现了新的因子，又承袭着传统的内核，呈现出新旧杂糅的状态。第四章通过分析地主、农民、知识分子的形象塑造揭示人物设置的微妙复杂的叙事策略。在早期的土改小说叙事中，人物描写呈现出脸谱化和概念化的倾向，在新时期的叙事中出现了角色上的反转，丰富了人物形象的内涵。地主是经济剥削、政治反动、道德败坏的典型恶霸形象，农民成为道德和正义的化身，是革命的重要力量。知识分子则扮演着尴尬的角色，他们从启蒙者成为了学习者，需要在革命的熔炉中锻炼成长。第五章探讨了《暴风骤雨》与《东北日报》的互动关系，分析了《暴风骤雨》以及其他土改作品的版本变迁问题，作家对文本的不断修改反映出在外界政治环境的约束下作家自动的调整与适应。而这种修改只是迎合了新的文学规范，破坏了作品的内涵的丰富性，遮蔽了人性的复杂化，在艺术层面的提高微乎其微。结语中介绍了土改文学对现代乡土小说的承袭和流变，从主题形态、价值观念、艺术选择叁个方面对土改文学作整体的总结评价。土改文学蕴含着丰富的政治、历史、文化内涵，由于反映了土地与农民血脉相连的关系而获得了长久的生命力，对于当下的中国社会仍然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韩冷[5]2006年在《现代性内涵的冲突》文中研究表明本文试图通过性爱问题的考察,呈现海派小说中现代性与传统性的样态及冲突,对海派作品的现代性意义进行重新阐释。 论文的上篇,主要分析海派小说中现代性特质的性伦理现象。首先,通过分析中国古代房中术中性交的战斗隐喻,以及花木兰与河东狮吼的民间故事,指出中国性文化中不具有两性战争的原型。中国文化中典型的两性模式是男尊女卑的等级划分。真正具有现代意义的,两性战争的书写,更多地是在女作家笔下出现的。言说女性长期被压抑的生存处境,成了女性走向反抗的第一步。 其次,论文指出,男性文本中女性常常被异化为“天使”与“妖妇”两个绝对对立的极端。妖妇是一个阿尼玛形象——她象征着男人的梦中情人,蝴蝶、猫、狐狸是妖女形象常见的几种喻体。女作家笔下,妖妇往往内藏着天使的心肠,女作家以自己大胆而真实的写作,将妖妇从男性的噩梦中拉回到现实,从而解构了原始意义上妖妇的涵义,并且实现了妖妇向天使的能指转化。同时,女性作家也必然会在其文本中,构想理想男性形象的两极。笔者认为苇弟与凌吉士是相对于天使与妖妇划分的男性形象两极的典型。由于中国传统小说中,硬汉(英雄)形象的非性化特征,所以他们没有走进女性的情感世界。 再次,论文对同性恋文学做以界定。海派作家笔下,女同性恋行为的书写,具有现代性色彩。而男同性恋行为的书写,则有古代社会“比顽章”的遗风,不属于性伦理方面的现代性表达。 最后,论文指出,在海派作家笔下,爱情的终难圆满往往成了一种文化心态,爱情的水月镜花感受与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寻梦失败的文化感受是一样的,这种情绪与整个社会任务没有完成的幻灭感也是一致的。 性文化作为社会文明的精神内核,在文明的发展过程中往往有着特殊的“历史惰性”。同样,海派作家与旧传统的脐带也不可能一剪剪断。论文的下篇就是关于海派小说性叙事的传统性特征的论述。首先,论文指出,在海派作品中男性与女性都有对心理时间独特的感知方式,女性比男性更容易感受到时光流逝的威胁,美人迟暮是男性带给女性的阴影心理。与之相伴而来的是,女性与男性的时间之流以不同的流速向前奔淌,女性的时间之流明显快于男性。正是女性对时间流逝的伤感,使得女性对时间的恐惧表现为两种样态,一种是张爱玲式的回望过去,一种是穆时英笔下摩登女性式的前瞻未来。原本生活在不同的时间维度的男性与女性,只有在从线性时间链条中切割下来的时间单元中,才可能由于被迫遇合而相爱。 其次,本文具体描述了海派作家笔下的淫乱型、情爱型、性爱型乱伦行为,以及男女作家对恋物癖的性变态行为的不同表现,并指出以往一直列为恋章癖的施蛰存的《周夫人》并非构成恋章癖。并且驳斥了,有关张资平等小说中的乱伦行为的表现具有新道德建构意义的观点,及海派作家笔下的混乱的性世界具有巴赫会所称的狂欢化世界的涵义的说法。回顾文学史上出现的叁次性混乱行为描写的高峰,可以发现混乱性行为的表现总是与现代性事件相伴而尘,它是现代性追寻过程中必然产生的对抗性力量,但它本身不属于现代性的成分。 接着,文章针对海派小说中性爱和死亡的主题,具体论述了:疾病与爱情、
周徐[6]2011年在《论新时期以来军旅小说的英雄嬗变》文中提出艺术的力量来自形象的力量。英雄形象既是军旅小说创作的基本出发点,又是军旅小说欣赏的重要兴奋点,更是军旅小说这一文学品类得以存在与繁衍的根本价值所在。本文从英雄形象塑造这一理论视角介入军旅小说研究,力求通过对于新时期以来30年军旅小说英雄塑造的历时性梳理和共时性解析,揭示其在祛魅、消解、重构的叁个阶段所呈现的样态类型、嬗变轨迹、人物特征,探讨价值与意义,反思局限与缺失。论文力求既以军人视角“同情之理解”,又以学人立场理性之分析,使研究“入乎其内,出乎其外”,情理交融,富有生命。以期为当代军旅文学的进一步发展提供借鉴与参照,为当下人们所普遍存在的精神疲软与信仰缺失,提供值得参照的人物典范与正面价值,乃至一定意义上的生命启示与精神支撑。论文共分五部分。导论主要论述本文的选题意义、研究综述、论文思路,并对军旅文学、军事文学、军旅小说等概念做了历史梳理与理论界定。上篇论述新时期军旅小说的英雄祛魅。新时期军旅小说在人性精神的大旗下,诉说着“英雄是人”、“军人是人”这一共同主题。以南线战争爆发为触媒,一股战争题材小说的创作热潮以惊涛拍岸之势席卷文坛。这其中,南线战争小说首先登场,无论是充满人性美与人情味的女性形象,还是带着痕伤与缺点的男性英雄,都传达出英雄形象由从神性回归人性的重要转变；国民党军队题材小说,超越了意识形态隔阂和阶段英雄窠臼,在还原曾经被妖魔化、概念化的国民党军人形象中,完成了由政治英雄理念向民族英雄理念的升华；以莫言的《红高粱》为代表的历史战争小说,独辟蹊径地将目光转向了民间战场,塑造出民间文化熏染下的,不受意识形态规训的民间英雄形象。在南线战争的炮声廖落之后,和平军旅小说异军突起,攻占了军旅文学的大片领地。这些小说以军人职业的为他性与人性的为已性之间的矛盾作为英雄祛魅的基本理念,塑造了极左政治下诞生的荒诞英雄、在“英雄性”与“人性”中取舍的硬汉英雄,在理想与现实中抗争中的宿命英雄形象,将和平时期的军人形象描绘得深沉而厚重。军中的硬汉形象、复合的圆整人物、逆反的心理定势、萌芽的情爱意识、崇高的命运悲剧,成为新时期军旅小说英雄形象的基本特征。然而,由于强烈的“主题意向”造成了新时期军旅小说祛魅与赋魅的内在矛盾,最终新时期军旅小说的英雄祛魅只能处于一种未完成状态、,并且表现出“共性”对于“个性”的遮蔽、“英雄性”对于“人性”的挤压、“人性”对于“军人性”的消解的局限。中篇对80年代晚期至90年代初期军旅小说的英雄消解展开论述。由于时代文化语境的巨大变化,这一时期的军旅小说创作面临着祛魅后的英雄危机。多数作品由对于军人牺牲奉献精神形而上的审美提升,转向对于军人在时代转型中的生存艰难与精神疲软的形而下的描摹。“农家军歌”小说与大院小说是其中的主要代表,二者分别在开掘农民军人的“劣根性”与描绘大院军人“醉太平”的图景中,消解了已化为军旅作家心理定势的“英雄情结”。“农家军歌”秉持“出身决定论”,在消解“农民性”之于农民军人传统意义上的英雄主义烘托的同时,记录下根深蒂固的“农民劣根性”对于农民军人无远弗界的腐蚀作用。大院小说则信奉“环境决定论”,塑造了在物欲横流的社会风气熏染下不堪一击的大院军人形象。英雄消解的独特意义在于：以多维度的形象建构跳出了只照军人“正面像”的窠臼,以丰富的心理描写改变了重行为的人物塑造范式,以对情爱的欲望化言说还原了真实的人性。然而由于“农家军歌”与大院小说所表现出的批判理性的缺失、题材选择的失衡、文化场阈的错位与军人特性的忽视等局限,使得这一矫枉过正的小说潮流在昙花一现后逐渐式微。下篇论述90年代中晚期以来军旅小说的英雄重构。自90年代中晚期开始,战争题材——这一军旅文学的独有资源,重新得到重视和开掘。无论是南线战争小说、历史战争小说,还是瞄准未来之战的军队改革小说,都成为军旅小说突出重围的重要突破口。一大批沉甸甸的长篇军旅小说新鲜出炉,形成了继80年代以后军旅小说创作的新浪潮。现实题材军旅小说将重构英雄的视点转向对于军旅英雄边际价值的开掘,塑造了在战火中重生的时代哀兵、瞄准未来之战的新型军人、重塑军人精神的新酷兵王等一批时代军人形象；新革命历史小说以对于英雄成长史的展现替代革命历史的书写,塑造了独具魅力的父辈英雄、“无语”的紫色英雄和粗野的血性英雄形象。这些颇具新质的英雄人物以独具个性的形象塑造、细腻深邃的心路历程、放纵不羁的世俗情欲、霸道强悍的男权意识和荒诞悲怆的命运轨迹成为军旅英雄画廊中的独特存在。但是军旅小说在英雄重构中表现出的世俗化、模式化、理念化的局限,也在提醒着人们英雄重构的艰难。结语对于未来军旅小说的英雄重构提出了自己的设想,指出回归军旅与走向大众将会成为两条主要路向。
范静[7]2007年在《人性的悲歌》文中研究指明新生代作家毕飞宇因自己鲜明的创作个性而受到文坛关注。其个性体现在：注重深度性的终极思考,坚持对意义的追问和对人性的思索,毕飞宇正是在这个层面上实现了与新生代“平面化”、“无意义”写作的某种疏离。阐释毕飞宇小说作品的深层意蕴,将有助于真正发掘其创作独立于“新生代”群体之外的异质性。首先论文从毕飞宇的作品文本出发,以人性为视角,对毕飞宇小说中历史、都市和乡村题材共同的话语倾向在欲望的层面展开解读：历史叙事传达了毕飞宇独特的历史观：他在怀疑历史解构现实谎言的同时进行文化反讽,并思索历史的语言化本质,渗透了对欲望化人性的批判意识；都市叙事聚焦现代都市人被物欲操纵的精神失落状态和在物欲诱惑下进城的乡下人远离乡村又被城市拒绝最终无家可归的生存困境,融合了毕飞宇对都市文明现代性的批判和对乡村诗性缅怀的双重心绪；乡村叙事侧重于展示乡村中的女性、男性和儿童等各类人物被权欲扭曲的人性悲剧,不遗余力地批判了专制极权和人在人上的“鬼文化”。论文还进而从整体上解读其小说的创作母题：疼痛与争斗：毕飞宇书写女人间为了获取生存权力的战争,审视女性迫于男权文化和自身弱点而致的灵魂伤痛和精神裂变；毕飞宇小说中父子对立模式表达了不同的象征意图,其根本落脚点在于透视人与人关系的本质：缺乏真正的理解和沟通。最后论文还剖析了毕飞宇的创作初衷：毕飞宇以对世事清醒冷峻的洞察力、悲天悯人的情怀,深入揭示了人性丑恶的一面,特别观照被扭曲的人性的悲剧,冷静思索人的欲望、时代、社会氛围、文化劣根性与人的命运的内在联系,在历史与生命的层面上探究造成人性异化的根源,终极目的是为了呼唤完善美好的人性。
于宁志[8]2012年在《一九五八年的中国文坛》文中研究说明本文的研究对象是1958年的中国大陆文坛。这一年的文坛发生了很多新现象，如新民歌运动、诗歌道路问题的讨论、文艺大跃进、“共产主义文艺”、“叁史”写作、“两结合”创作方法等，它们在中国当代文学发展流变的链条上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而学界对这一年的复杂性和重要性缺少必要的关注。因此，选择“1958年的中国文坛”这一课题，具有以下几方面的意义：第一、“再批判”、“共产主义文艺”、“叁史”写作、“党委、群众、作家”叁结合的集体创作方式等是人们较少关注的现象，本课题将1958年的文学作为一个整体，充分关注被学界忽视的问题，具有填补性意义。第二、选择这一课题，将有利于凸显1958年在当代文学史上的地位，提醒人们重视1958年的影响和重要作用。第叁、以1958年的中国文坛作为研究对象，透过一个年头看一个时代，也有利于探寻一种新的文学史结构与叙述方式。第一章考察1958年文坛发生的一系列文艺批判运动：对“双百”时期“毒草”的批判、对“修正主义文艺思想”的批判、“再批判”等。批判的矛头直指“写真实”、“个人主义思想”、“文学的独立性”等问题，而批判的目的是通过惩戒越规者，重新确立文艺规范。第二章梳理文艺大跃进运动的过程，勾勒“大跃进文艺”的面貌和特征，研究革命回忆录、“叁史”写作、“叁结合”写作模式、“共产主义文艺”等新现象。“大跃进文艺”具有社会主义性质，并产生了“共产主义文艺”的萌芽，它在打击“资产阶级文学”和“修正主义文学”之后继承了“双百”文学以前的无产阶级文学和社会主义文学传统，并决定着此后近20年文学运动的方向和基本形态。第叁章检视诗歌发展道路问题的讨论。首先，描述新民歌引发的大讨论的过程和基本情况；其次，分析一元派和多元派争论的分歧和焦点；最后，阐述这次讨论的影响和意义。这场讨论抛弃了五四以来新诗几十年建立的基础，扭转了五四新诗和新文学的发展方向；消解了外国诗歌对中国新诗的影响，堵住了诗歌向外国学习和借鉴之路，切断了中国新诗和新文学借助于世界资源以实现现代化的路程。第四章将关注的重点投向文艺大跃进运动的理论成果——“两结合”创作方法”。第一节叙述“两结合”提出的过程、依据以及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关系；第二节概括“两结合”的实质，即突出“革命的浪漫主义”，以此扼制了“双百”文学中刚刚出现的现实主义批判精神，使文学成为合格的政治工具。第叁节审视“两结合”指导下的文学创作，指出这种文学成为“文革”中“假大空”文学的先导。第五章考察新规范制约下的边缘、异类与潜在创作。许多注重艺术个性营造、表现复杂个人情感、塑造丰富人物形象的作品因为不符合“规则”而受到批评，说真话的精神和批判的声音既不准公开出现，“清醒者”的创作只好转入地下。后来者需要打捞他们的声音，倾听他们的言说。本文以“1958年的中国文坛”为研究对象，关注了“再批判”、对“修正主义文艺思想”的批判、“共产主义文艺”、“叁史”写作、“叁结合”创作方式、1958年的潜在创作等学界较少关注的现象，并概括了它们在文学史上的影响和功能。论文阐述了1958年在中国当代文学发展流变中的位置和作用，使人们对当代文学的发展、分期有更深入的认识。另外，解剖一个历史结点，以一个年头透视一个时代的研究方法也是一种比较新颖的文学史写作方法，可以为文学史的研究提供一个例证。
郭丽君[9]2017年在《“十七年”社会主义民族文化建构》文中研究指明民族问题,对于大多数国家来说,主要是“主体民族”与“少数民族”之间的关系问题,或者被称之为社会“主导文化”群体与“亚文化”群体之间的关系问题。民族问题既包括民族自身的发展问题也包括民族与国家之间的关系问题。中国自晚清开始,“夷——夏”之文明转换,“天朝——四方”之“怀柔远人”的传统帝国结构,便遭遇严峻的挑战。也正是从此时起,“双重民族认同”(民族国家层面的“中华民族”认同与多族群国家中具体族群认同)的问题,便开始成为“现代中国”最基本的问题之一。本论文以1949——1966年间(“十七年”时期)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主义民族文化建构为研究对象,主要目的在于借由对核心文本(《嘎达梅林》、《阿诗玛》、《刘叁姐》)的分析,来探究民族文化转型过程中的国家认同问题。论文试图采用跨学科的研究方法,以“十七年”时期少数民族民间文学文本的搜集和整理为对象,来讨论国家认同问题,因此不仅仅是文学文本中的人物形象、故事情节、以及文本采取的叙事程式、修辞方式,还包括生产出文本的历史语境、意义结构以及阐释制度等均被纳入讨论的范围。论文认为,“十七年”时期,中国共产党通过引入“阶级”理论,从社会到个人不同层面引导了民族下层的阶级身份认同,以相似的利益趋求以及情感取向跨通了民族分立,成功询唤出了各民族的国家共同体意识,最终促动了各民族对作为“统一多民族国家”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普遍认同。全文分为五个部分:导论部分,主要从纵向、历史的角度厘清中国“民族问题”的背景,引入“社会主义民族文化建构”的概念,梳理不同学科对“民族问题”的研究现状,构建“社会主义民族文化”与少数民族民间文学搜集、整理之间关系的理论模型,指出,正是对“阶级”理论的征用,搭建了从“族群认同”到“中华民族认同”的桥梁。第一章梳理“十七年”时期搜集、整理的革命题材叙事文本,以《嘎达梅林》的整理改编为个案来讨论国家历史与情感整合的问题。新政权在阶级历史观的框架下对少数民族历史文化中重要的起义故事进行了重构,将族群抗争转化为了阶级矛盾的冲突,将族群英雄塑造成民族英雄,建构了新的现代民族国家革命历史记忆,完成了国家历史的整合;并借助中国文化传统中“集体”主义取向的价值观念将少数民族对本族群的情感认同引向中华民族,完成了对中华民族情感的整合。第二章以《阿诗玛》的整理改编为个案来讨论基层社会整合问题。经阶级意识渗透后的“婚恋自由”观念成为瓦解传统“地方自治”这一社会基层结构的最有力力量。同时,通过变革少数民族既存家庭制度,国家意识形态得以深入到基层社会,新的社会制度和伦理准则得以扎根,完成了基层整合。第叁章以《刘叁姐》的整理改编为个案,反思当下对“十七年”时期少数民族与国家关系的隐喻性结构的研究,来讨论国家主体身份建构的问题。性别维度被纳入到国家主体身份的建构过程中,这一变化为民族地区妇女的生活方式、自我/社会指认带去了什么样的影响;她们的命运是否会发生改变;同时,男性在这个结构中又处于何种位置;是否也发生了变化。余论部分,选取“十七年”时期少数民族文学创作中的经典篇目,总结“十七年”时期“社会主义民族大家庭”的建构经验:在文本中所呈现的中国共产党在整合族群意识、基层社会以及推进性别议题等民族文化整合上的经验,仍然值得我们珍视,今天如何进一步激活它的能量,需要进一步探索。
参考文献：
[1]. 生命的悲歌[D]. 张厚刚. 曲阜师范大学. 2003
[2]. 中国新时期历史题材小说论[D]. 刘进军. 山东师范大学. 2008
[3]. 说不尽的《骆驼祥子》—一部经典着作的多角度解读[D]. 付真真. 西北师范大学. 2013
[4]. 土改文学叙事研究[D]. 程娟娟. 南开大学. 2012
[5]. 现代性内涵的冲突[D]. 韩冷. 东北师范大学. 2006
[6]. 论新时期以来军旅小说的英雄嬗变[D]. 周徐. 山东大学. 2011
[7]. 人性的悲歌[D]. 范静. 河北大学. 2007
[8]. 一九五八年的中国文坛[D]. 于宁志. 南开大学. 2012
[9]. “十七年”社会主义民族文化建构[D]. 郭丽君. 上海大学.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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