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运先, 张建平[1]1996年在《试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精神文明建设》文中指出试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精神文明建设宋运先，张建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必将推动社会主义物质文明的极大发展。与此同时，人们也愈加感到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是一个十分紧迫的任务。那么，如何搞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精神文明建设，这是我...
魏靖[2]2000年在《试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精神文明建设》文中认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一个极为重要的内容。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是社会主义的重要特征，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重要表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必然使经济生活和整个社会生活发生深刻的变化，从而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设提出新的要求。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如何服从、服务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如何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提供更好的保证和支持，如何加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精神文明建设，这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新的重大课题。 本文通过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精神文明建设的初步研究，阐述了精神文明建设在建设社会主义市场体制中的特殊重要性，分析了改革开放二十年来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形势，提出了加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精神文明建设必须解决六大问题，初步探索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精神文明建设的新途径、新形式、新机制。
贾效明[3]2016年在《中国传统文化与思想政治工作融合论》文中研究指明文化,对于民族而言是内在血脉,对于人民而言是精神家园。中华文化的浮沉更迭,始终牵动着中华民族的荣辱兴衰。党的思想政治工作,从其形成来看,是“文化自觉”的成果;从其本质来看,是“自觉文化”的体现。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中,思想政治工作任重道远:一方面,要继续巩固和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另一方面,要不断夯实和筑牢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根基。在这个过程中,中国传统文化与思想政治工作结下了不解之缘。以中国传统文化的“德性”特质和思想政治工作的文化属性为纽带,二者形成了一种“融合”关系,其实质体现在思想政治工作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与运用上,其内涵表现为主体层面的理性阐释、对象层面的人性构建、方向层面的良性互动、方式层面的隐性渗透以及环境层面的适性创新。中国传统文化与思想政治工作融合的根基在于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其中蕴含着丰富的思想政治工作资源。从思想政治工作目标视角来看,传统文化资源体现在人格境界、社会理想、和合氛围、义利追求等方面。从思想政治工作内容视角来看,传统文化资源体现在天人观、知行观、刑礼观、伦常观等方面。从思想政治工作原则视角来看,传统文化资源体现在顺势而为、因材施教、禁于未发、循序渐进等方面。从思想政治工作方法视角来看,传统文化资源体现在经典灌输、环境熏染、典型示范、自省修养等方面。这些传统文化资源是开展思想政治工作的丰厚滋养,已经并正在融入思想政治工作理论和实践之中,润物无声,化人无形。中国传统文化与思想政治工作融合的历程是与党的事业兴衰成败密切相关的。自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以来的百年当中,大致20年为一期,经历了五个发展阶段:第一阶段自1917年起处于革命道路探索期,是融合的萌芽阶段,以认识国情为融合的主题;第二阶段自1937年起处于革命理论成熟期,是融合的奠基阶段,以实现民主为主题;第三阶段自1957年起处于建设道路探索期,是融合的逆反阶段,以探寻理想为主题;第四阶段自1977年起处于改革道路探索期,是融合的重构阶段,以追求义利为主题;第五阶段自1997年起处于改革道路深化期,是融合的深入阶段,以构建和谐为主题。每一个阶段党的指导思想的确立和传播都植入了传统文化基因,受到了传统文化影响;以此为主线,中国传统文化与思想政治工作不断进行着双向互动。中国传统文化与思想政治工作融合要坚持正确的方向和原则。这个原理既是对历史经验的总结,又是对现实问题的回应,还是对未来走向的预期。首先,要坚持理性态度和科学方法,坚持“马学”为体、国学为根,坚持一分为二、批判继承,坚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其次,要弘扬民族精神和传统美德,弘扬包括自强不息的进取精神、厚德载物的包容精神、道法自然的唯物精神、上善若水的奉献精神、以和为贵的团结精神、经世致用的务实精神等在内的民族精神,弘扬包括孝悌之德、忠恕之德、诚信之德、谦和之德、忧勤之德、廉俭之德等在内的传统美德;再次,要破除封建因素的消极影响,这些封建因素主要包括特权崇拜、宗法观念、迷信思想、小农意识;第四,要构建多元互动的融合机制,坚持党政主导、学界倡导、文艺引导、媒体传导、大众促导,发挥各方面的积极性,形成正向合力;最后,要认清深化融合的内外形势,其中,我党推行的关于构建和谐社会、推动和平统一、倡导和合外交等方面政策是机遇因素,而当下面临的市场经济的负面效应、开放环境的外来冲击、信息时代的社会困惑等方面问题则是挑战因素。新世纪新阶段,要多措并举,深入推进中国传统文化与思想政治工作融合的进程。一要运用传统文化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进行阐释,挖掘传统资源,厚植价值基础;二要发挥传统文化在党的建设中的资鉴作用,利用修齐治平经验,提高治国理政效能;三要确立传统文化在国民教育中的基础地位,加强国学经典教育,提升传统文化素养;四要发掘传统节庆习俗的社会教化功能,宣传文化常识,倡导移风易俗;五要加强社会组织文化建设,通过弘扬家训传统促进家风传承,通过宣传行规传统推动行风转变,通过借鉴民约传统促进民风改进。
胡建华[4]2014年在《农村民主管理制度：法理分析与法治保障》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建设中国特色民主政治制度,是中国共产党坚定不移的奋斗目标。我国现代化建设的主要目标之一在于实现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与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建设是个系统工程,其中心内容是要加快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从各层次、各领域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实现国家各项工作法治化。这就必须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及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以保证人民当家作主为根本,以全面增强党和国家的活力,着力提高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为目标,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全面发展社会主义政治文明。这就要求必须重视各层次民主制度的建立健全,确保人民群众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及民主监督“四个民主”的依法实现,充分发挥法治在国家治理及社会管理中的重要作用,切实保证人民群众广泛权利和自由的依法实现和享有。于此背景下,农村民主管理制度不仅是我国广大农民政治参与的重要制度形式,也是我国农村基层民主政治发展所面临的的重要理论与实践问题,更是法治中国建设进程里中国社会主义现代法治国家在农村基层的实践发展所面临的重要理论与实践问题。论文以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及马克思主义法学基本原理为指导,从当代中国农村基层民主政治发展的社会现实出发,运用规范分析法、历史分析法、文献分析法、比较分析法及多学科交叉法等多种研究方法,从整体上将农村民主管理制度放置在中国社会主义现代法治国家建设视野下围绕其法理分析与法治保障等问题进行了较为全面、系统性的研究。中国社会主义现代法治国家的建设,其路径主要有自上而下的政府推进型和自下而上的社会演进型。政府推进型的主要特点是政府在法治国家建设中居于领导者和主要的推动者地位,法治主要凭借政府所控制的本土政治资源根据政府的目标进行指导设计和建构。社会演进型的主要特点是指法治国家的建设是在与政府相对应的民间社会生活中自然孕育和发展演变而形成的,是社会法治自然生发形成的结果。①两种路径各有特点,政府推进型认为法治国家秩序建设是一种理性的秩序建构,由于中国法治传统的缺乏,主张通过理想制度的借鉴和政府的强制力推动法治国家秩序的建构,排斥社会传统资源的积极作用。而社会演进型则认为法治国家秩序的构建不是理性建构的秩序而是一种自然生发发展的秩序,其实现的基础须从社会传统中去为法治的制度性变迁和理性建构寻求基础,而不是理想制度的借鉴和政府的强力推动。对此本文认为,上述两种法治国家建设路径各有优劣,应辩证的分析与看待,政府推进型路径强调法治建设是国家必须凭借国家权力进行建设的职责,不重视民间传统社会的作用和中国法治建设的社会传统文化基础,选择这样的路径,难免导致国家法治建设与民间社会自治的冲突和摩擦,增加法治建设的难度和效度。社会演进型则单纯地强调国家法治建设的自发性和自然性,轻视国家和制度在法治建设中的作用,仅依据这条路径,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建设进程必将艰难而漫长。对此,怎么办?本文认为结合中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面临的实际困难和问题,应高度重视法治国家建设路径选择的多元化,不宜走单一化的路径。结合中国法治建设的现实基础,应充分考虑到中国的民问传统社会发育和中国国家权力在法治国家建设进程中的优势的发挥,走自上而下的政府推进型和自下而上的社会演进型互相结合、共同协调发展的符合中国国情的法治建设路径。通过国家法治建设的路径多元化,充分发挥国家和社会民众两方面的积极性,上下联动,在合力形成中共同促进法治国家的建设进程。由此,在自下而上的社会演进型路径中对农村民主管理制度进行法理分析具有非常重要的理论研究价值与深刻的现实意义。基于马克思主义法学基本原理,从法理分析的视角对农村民主管理制度概念、价值理念、生发基础及其法治运行的困境等基本理论与实践问题进行了比较系统的分析,这不仅是回应目前学术理论界与实务界对此问题持续关注和不断深入研究的一种努力尝试,也是本文得以展开研究的逻辑起点与前提条件。论文对农村民主管理制度的概念进行了探析,并将其与相关概念进行了比较辨析。在全面解构概念的基础上对农村民主管理制度的价值理念进行深度的剖析,论文认为农村民主管理制度的价值理念主要表现在基层民主自治性、基层制度性、基层治理模式性及农民活动方式性等方面,这是对农村民主管理相关理论与实践问题展开研究的制度价值基础。同时,农村民主管理制度在社会演进型路径中的长期发展过程中有其经济、政治、文化及伦理等方面的生发基础。由于国家现有乡村关系相关法律法规规定语义的模糊性导致了农村民主管理制度法治化轨道上的运行与发展面临外部、内部困境的制约与束缚。导致农村民主管理制度法治运行困境的原因也是多方面的,通过其与来自自上而下的政府主导型的法治国家建设路径的理性安排制度的矛盾与冲突,从法理学的角度分析,主要体现为；社会对国家的抵制与融合；自治权对行政权的消解与平衡；权利对权力的制约与平衡。通过对自下而上社会演进型路路径中农村民主管理制度的法理分析,从自上而下的政府主导型路径中加强对农村民主管理制度的法治保障就显得非常必要,这也是农村民主管理制度在现代法治国家建设视域下基于社会演进型路径与政府主导型路径协同发展基础上实现其对法治国家建设推动功能与作用发挥的题中应有之义。在国家政府的主导下,农村民主管理制度的法治保障是个系统工程,须从宏观进路与微观的具体路径两个方面进行建构。从宏观进路层面看,我们认为农村民主管理制度法治保障首先必须建构起由经济、政治、文化、制度及环境等动力机制要素所构成的一个全面系统的动力机制系统,其次需要明确由以人为本原则、权利保障原则、法治均衡原则、民主参与原则及服务社会原则等因素共同组成农村民主管理制度法治保障的基本原则。在此基础上,着力完善与农村民主管理法律制度创设有机衔接、融合与高效运行的动态的农村民主管理制度法治保障机制。在农村民主管理制度法治保障的微观方略中,我们认为应遵循对制度实施法治保障的一般规律,重点应从立法、执法及司法保障等方面着手,切实解决农村民主管理制度法治化建设进程中所面临的难点与难题,从而构建起比较全面、系统的农村民主管理制度法治保障的完整框架。本文立足于学界有关农村民主管理已有研究的基础上,在现代法治国家建设视野下,尝试对农村民主管理制度在社会演进型路径中的法理分析与政府主导型路径中的法治保障等问题进行比较系统性、全面性的分析研究,这不仅是政治学科研究的重要领域,而且还是法学、历史学及社会学等相关学科领域研究的重要内容。本文研究关注的着力点是如何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进程中实现农村民主管理制度在国家与农村社会之间和谐互动关系的构建,笔者力图通过该研究能够为建设中国特色的农村基层民主政治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提供一定的智识基础。在理论上具有一定的探索性与创新性,本论文进一步完善与深化了农村民主管理制度基本理论的研究,拓展了对农村民主管理制度实施保障的范围研究领域,在重点突出、综合系统、全面协调的中国特色基层民主政治法治化建设道路进程中,为我国各地推进农村民主管理改革提供了普适性的可资借鉴参考的法治对策的基本思路。诚然,囿于作者专业知识和学术水平的限制,论文中的有些论点与分析论述尚存在不足,个别地方也没有充分展开,这有待在今后的研究中进一步深入探讨。
曹淑英[5]1995年在《试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精神文明建设》文中认为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新形势下，如何把握发展市场经济与加强精神文明建设的关系，正确认识精神文明建设的新特点，切实贯彻“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战略方针，这是一项重大的时代课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加强精神文明建设的必要性首先，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是社会
詹丽萍[6]2016年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大学生思想道德建设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加强大学生思想道德建设是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的基本要求,是高等学校提高人才培养质量的重要环节,是社会进步特别是经济社会发展对高等教育的客观需求。高等学校是思想道德建设的培育基地,要更好地承担起人才培育,以及文化传承和创新的社会功能,要更好地担负起培养社会主义事业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的社会责任,特别是要更好地营造健康、和谐、向上、文明的思想道德氛围和优质的大学文化、大学精神,培育“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大批合格、可靠的接班人。当今,世界格局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综合国力的竞争日趋激烈,综合国力的竞争一定上说也是人才的竞争。我国现在正在进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攻坚阶段,对各种各样人才的需求日趋迫切。高校承担了人才培育的历史责任和神圣使命,立足于当代复杂的社会背景和环境,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融入教育的全过程,着眼于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大学生思想道德建设的改革和创新具有很强的现实的针对性,着力于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推进大学生思想道德建设的改革和创新具有重大的现实的实践意义。论文在准确阐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科学内涵和深入分析当前大学生思想道德的现状及其原因的基础上,深入解析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在大学生思想道德建设中的引领地位和作用,分析阐述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大学生思想道德建设的原则要求,并结合实际较为全面地分析了当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大学生思想道德建设面临的突出问题与严峻的挑战,进而探讨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大学生思想道德建设的实践途径。论文主体由五章构成：第一章,分析阐释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出的背景、过程与科学内涵及其深层思考,并用实证研究的方法分析了当前大学生思想道德的各方面现状及其原因。第二章,科学地阐述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在大学生思想道德建设中的引领地位：马克思主义是大学生思想道德建设的主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是大学生思想道德建设的主题、民族精神与时代精神主导大学生思想道德建设的内容、社会主义荣辱观是大学生思想道德建设的基础；阐述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在大学生思想道德建设中的引领作用：在“三观”培育中的引领作用、对大学教育观的引领作用。第三章,深入分析和解读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大学生思想道德建设的应然要求及其基本原则：要以与时俱进的精神坚持大学生思想道德建设的发展方向、要坚持“以学生为本”的大学生思想道德建设的要求、要坚持不同培养层次与大学生思想道德建设内容价值取向的一致性、要坚持弘扬优秀传统和时代精神、要坚持贴近学生实际与满足学生现实要求。第四章,结合实际,深入分析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当前大学生思想道德建设面临的突出问题与严峻的挑战：大学生思想道德建设中的功利性倾向、封闭性倾向、庸俗化倾向、西方文化思潮的冲击与影响、理论现实契合的差距与修正等方面。第五章,分析探讨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大学生思想道德建设的基本思路、主要环节和具体实践途径,在此基础上进行了一些理论思考：要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凸显大学生思想道德建设的思想引导力、要牢固树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以彰显大学生思想道德建设的鲜活生命力、要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提升大学生思想道德建设的精神凝聚力、要培育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发挥大学生思想道德建设潜移默化的育人功能、要践行社会主义荣辱观以推动大学生思想道德建设的载体创新。
黄丽娟[7]2017年在《建国以来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意识形态"从来就是一个关系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中国共产党在社会主义革命、建设以及改革、发展的进程中,始终高度重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建设。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旨在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里的指导地位,用马克思主义引领多样化社会思潮,用不断发展创新的马克思主义指导当代中国的社会实践,以不断巩固和完善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保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健康发展及现代化建设的顺利进行。政治社会化就是政治共同体内各种组织和群体以一定的方式、渠道传播各种政治文化信息,个体通过各种方式和途径加工、转化所接受的信息,进而完善政治人格、充实政治自我、更新政治观念,将内化的政治意识转化为政治行为实践的过程。政治社会化是社会与个体的互动,由作为政治信息传播的"灌输"和作为个体的政治学习的"内化"共同组成。意识形态由理论学说、价值理想、政策主张三个要素构成。理论学说是对世界历史进程及当下社会制度、体制和政策措施所做的合理解释和说明,主要回答"是怎样"和"为什么"的问题。价值理想是当下社会所追求的价值目标、价值理念、价值规范和价值评价标准,主要回答"什么是好的"的问题。政策主张是意识形态的操作层面,是意识形态从抽象到具象的桥梁,主要回答"怎么办"的问题。从政治社会化视阈研究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就是遵循政治社会化的进程,借助政治社会化的介体和方式两个维度来论述意识形态的结构要素的运行,即研究在政治社会化的传播阶段意识形态的理论学说如何实现有效传播;在政治社会化的内化阶段意识形态的价值理想如何实现认同和内化;在政治社会化的外化阶段如何通过制度化将意识形态的策略主张外化为行动。马克思的精神生产理论、列宁的灌输理论、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理论构成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理论依据。对建国60多年来政治社会化变迁过程中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进程进行历史考察和宏观梳理,可以了解中国意识形态建设的进程、特点、经验和教训,深刻认识意识形态建设在历史铺陈中经历的整合、冲突、调适、传承和创新。新中国成立后,马克思主义作为执政党——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顺理成章地扩展为国家意识形态,成为社会主义建设的指导思想。意识形态建设的首要任务就是通过全国范围的宣传普及和各个行业的渗透运用,将革命时期形成的理论意识形态内化于人民群众的思想意识之中,转化为与社会主义建设实际密切联系的实践意识形态。1949—1976年的社会主义建设,正确处理了"指导思想一元性"与"社会思想多样性"、意识形态和文化建设的关系,意识形态的正面宣传灌输成效显著;但也留下了惨痛的教训:意识形态斗争方式过于简单化、形式主义凸显,意识形态的传播单向、强制,意识形态整合过度依赖批判运动,夸大意识形态建设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过度强调理想信念的培养,忽略现实利益的满足。随着"文革"结束和改革开放开始,在这个具有浓厚意识形态氛围的国度里,对传统意识形态进行革命就成了当务之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旗帜下,一元指导思想与多样化社会思想的萌长相得益彰。通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的探索,中国共产党终于在科学发展观的视域里,提炼出了"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用一元指导思想引领多样化的社会思想"的基本经验。由此,中国共产党才真正完成了由革命党向执政党的转变。改革开放以来,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突出民本导向,直接的意识形态灌输日趋淡化,兼顾坚定的主导性与包容的多样性,将意识形态工作定位为国家"软实力"建设的核心内容,开启了意识形态指导与文化建设协调发展的新时期文化发展之路。但是,伴随改革开放而来的经济市场化、政治民主化、社会多元化诱致深刻的社会变迁,以及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滞后于经济建设的缺憾也使主流意识形态出现了认同危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不一致性或层次性或不平衡性,主要表现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创新理论成果的不断涌现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尚未深入人心、实现内化认同之间的不平衡。改革开放以来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不断发展和丰富,思想理论的创新成果不断推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呈现出强大的生机和活力。但有时思想理论的创新与社会的思想认同和价值认同并不呈正相关关系,尽管大众传媒可以大张旗鼓地宣传意识形态,但却仍不能深入人心,因而出现了"意识形态漂浮"。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需要与时俱进、开拓创新,那种以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创新理论成果的不断提出就能出现"立竿见影"的"全盘解决"效果的速效论,以及那种不考虑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接受规律和不同受众的接受特点的漂浮论,显然都是错误的。当前,我国处于全面深化改革的深水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面临着诸多挑战:网络技术改变了意识形态的传播方式,消费主义、"媒体公器论"与社会主义文化争夺媒体主导权,"后真相"现象消解着主流意识形态,经济全球化助力西方强势文化的传入和渗透,多样化社会思潮对主流意识形态形成挑战,日常生活的世俗化趋势成为意识形态建设的现实之境;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传播方面,存在理论传播僵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普及不够、马克思主义理论宣传缺乏亲和力、意识形态话语体系僵化空泛的问题;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认同方面,存在着社会变迁诱致的价值断层导致认同弱化、部分党员的腐败行为耗损合法性基础的不足;此外,意识形态制度化体系的现代化程度不高。这一切都削弱了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影响力和凝聚力。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是一个长期、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能否做好意识形态工作,事关党的前途命运,事关国家长治久安,事关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我们必须把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管理权、话语权牢牢掌握在手中,任何时候都不能旁落,否则就要犯无可挽回的历史性错误",习近平总书记2013年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的上述讲话,清晰地提出了新时期意识形态工作的总要求。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宣传是一项非常复杂和庞大的工程,需要理论工作者、宣传工作者、教育工作者、文艺工作者共同努力,必须借助新技术、新的传播方式构建"大宣传"的传播格局,创设面向日常生活的大众话语体系,在"话语形象"上,应由"政治符号"转为"文化符号",在"话语表达"上,由"精英话语"转向"大众话语"。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认同的实现实际上是一个由从非日常生活的理性认同向日常生活感性认同的转化和深化过程,我们应立足于文化世俗化和文化传媒化的现实背景,将意识形态的显性引导与隐性渗透相结合,以实现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理性认同。当代中国加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具有长期性、艰巨性、系统性的特点,应充分认识和把握加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时代价值,以全面深化改革来推动意识形态制度化体系的现代化。
马欣欣[8]2016年在《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民族精神教育的实践探索与基本经验研究》文中指出“民族精神是一个民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精神支撑。一个民族,没有振奋的精神和高尚的品格,不可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①民族精神教育是党和国家根据中华民族的整体发展要求和民族成员的个体发展需要,以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精神为内容,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地对全体民族成员施加影响,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使中华民族成员保持昂扬向上精神状态,促进中华民族和谐发展的实践活动。改革开放以来,中华民族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根据时代要求不断实现民族精神教育的发展,不断开拓民族精神教育的新局面,形成了一系列民族精神教育的理论与实践成果,为下一步进行民族精神教育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改革开放以来,民族精神教育的发展不是偶然的,而是多种因素相互作用的必然结果。从历史角度来看,时代特征的转换推动了民族精神教育的与时俱进；从内外部环境变化的角度来看,机遇与挑战并存的实践新境遇是民族精神教育发展的实践基础；从理论发展角度,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和历史是民族精神教育发展的理论来源。以上三点,都是改革开放以来民族精神教育的社会环境。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民族精神教育的发展主要分为四个阶段。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到邓小平南方谈话,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民族精神教育发展的第一阶段。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针对时代主题的变化和国家发展任务的新要求,重新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开启了改革开放的时代画卷。在推动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进程中,以邓小平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科学的回答了在这一时代背景下怎样进行民族精神教育的一系列问题,为民族精神教育的发展做出了开拓性的贡献。这一阶段民族精神教育的实践探索表现在弘扬实事求是精神实现“四个现代化”,改革动力论弘扬改革创新精神,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开放使开放精神深入人心,以爱国统一战线引领团结中华儿女,“一国两制”构想弘扬爱国精神五个方面,这五个方面集中体现了这一阶段民族精神教育的发展。从十三届四中全会到党的十六大召开,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民族精神教育发展的第二阶段。这一阶段,和平与发展仍然是世界的主题。在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以江泽民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面对新形势下民族精神教育所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在创造性的继承和发展了毛泽东的民族精神教育理论、邓小平的民族精神教育理论的基础上,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科学地回答了在此阶段怎样进行民族精神教育的问题,为民族精神教育的丰富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这一阶段民族精神教育的实践探索表现在将民族精神教育纳入国民教育全过程,用“四个统一”的方法教育青年学生,“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弘扬与时俱进精神,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元素融入民族精神教育,64字创业精神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提供精神力量五个方面,这五个方面集中体现了这一阶段民族精神教育的发展。党的十六大到党的十八大召开,是中国共产党民族精神教育发展的第三阶段。这一阶段,和平与发展依然是世界的主题,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变成大势所趋,交流与合作成为各国人民的共识,我国进入了发展的关键期、改革的攻坚期、矛盾的凸显期,以胡锦涛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结合新的时代特征和实践要求,继续探索和回答了怎样进行民族精神教育的问题,民族精神教育理论与实践得以进一步的丰富和发展。这一阶段民族精神教育的实践探索表现在科学发展观彰显科学精神,和谐社会为民族精神教育提出新目标,将民族精神教育纳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应对重大事件展现众志成城的民族凝聚力四个方面,这四个方面集中体现了这一阶段民族精神教育的发展。党的十八大召开以来,是中国共产党民族精神教育发展的第四阶段。在这一阶段,我国的经济、政治、文化等各个方面正处于高速发展的关键阶段,进入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后,社会主义中国所取得的发展成就使中华民族百年来从未如此接近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民族的伟大复兴绝不只是经济的飞速发展,还有文化的大发展大繁荣,这些都更加需要民族精神这一中华民族赖以生存发展的精神动力提供精神支撑。以习近平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顺应国内外形势发展变化,抓住重要战略机遇期,提出实现伟大“中国梦”,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等新理念,使民族精神教育不断深入推进。这一阶段民族精神教育的实践探索表现在“四个全面”实现“中国梦”的战略布局,“三大自信”彰显民族自尊心、自信心、自豪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凝聚全体中华儿女,抗战胜利70周年纪念活动大大加强了民族凝聚力,五大发展理念进一步弘扬改革创新精神五个方面,这五个方面集中体现了这一阶段民族精神教育的发展。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民族精神教育发展的四个阶段是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随着民族精神教育的不断发展,中国共产党在民族精神教育的具体实践中,逐步形成了一系列科学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民族精神教育的主要成果,主要表现为明确了民族精神教育的目标、丰富了民族精神教育的内容、探索了民族精神教育的路径、提高了民族精神教育的主体意识四个方面。在国家价值维度上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提供精神依托,在社会价值维度上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提供精神动力,在个体价值维度上增强民族意识、提升公民素质,从而进一步明确了民族精神教育的目标；将爱国主义教育作为民族精神教育的核心内容,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教育、中国革命传统和革命精神教育作为教育的重要内容,将中国历史和国情教育作为教育的拓展内容,从而丰富了民族精神教育的内容；通过先进文化建设进行民族精神教育,通过群众性的教育实践活动进行民族精神教育,通过纪念和庆典活动进行民族精神教育,从而探索了民族精神教育的路径；将中国共产党作为民族精神教育的主导力量,将教育战线作为民族精神教育的主阵地,全面构建全方位、多层次、立体化教育格局,从而提高了民族精神教育的主体意识。改革开放以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民族精神教育不仅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教育成果,也积累起丰富的基本经验。这些基本经验主要包括：从国家发展、民族复兴的高度看待民族精神教育问题；将民族精神教育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相结合；“重视中华传统文化研究,继承和发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国家理想树立与社会价值塑造相结合；在民族精神教育过程中,强调理性爱国教育等五个方面。面对更加激烈且日益复杂的国际国内意识形态斗争,多元文化并存与发展的社会环境,经济全球化趋势日益加深的国际背景,应该在新的实践中坚持和运用民族精神教育基本经验。这要求我们进一步凝练民族精神；减少灌输式教育,构筑更加和谐的人文精神教育环境；加强大众传媒建设,努力开辟民族精神教育的新渠道；建立民族精神教育发展的长效机制。
徐春艳[9]2014年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教育研究》文中研究指明理想是人类社会向前发展的不竭动力,是人类有史以来为之奋斗的目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是中国共产党人集体智慧的结晶,是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共同的价值追求和奋斗目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教育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时代化、大众化的内在要求。随着全球化趋势的不断增强,社会利益格局发生变化,价值多元化趋势影响到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原本具有高度凝聚力的共产主义理想如何在新的时代环境下继续发挥影响力,成为新的历史时期所面临的客观问题。如何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凝聚力量,使之成为全体社会成员高度认同的理想信念和价值追求,是当今共同理想教育需要解决的问题。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教育的理论阐释帮助我们系统厘清了共同理想教育的内涵、本质等基本问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教育作为一种未来意识教育、价值选择教育,既关注中国社会的未来发展方向,同时也强调在现实的社会环境下,中国的广大人民群众在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想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和地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的提出既是为了社会主义条件下人的发展,同时也是为了社会主义国家的发展,以及中华民族的伟大振兴。正是因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想的重要价值,才凸显出教育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因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教育就是要对广大人民群众进行多层次、多维度、多途径的共同理想教育。自党的十二届六中全会正式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以来,我国在共同理想教育方面不仅有许多理论的成果,同时还开展了丰富多彩的理想教育实践活动。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教育的历史阶段的分析,有助于我们从历史的发展中发现问题,总结经验,找出不足。从而对当前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教育起到借鉴和启示作用。我们对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教育既要发挥共产主义理想教育的一贯作风,同时还要结合当前中国社会的现实国情,坚持理想与现实的统一、精神性与物质性的统一、个人理想与社会理想的统一、价值性与科学性的统一,以及当下与未来之间的统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教育的价值是保证其合理性的重要依据。价值主体和价值客体之间是一种双向互动的价值需求和满足的关系。主体的层次性和客体的多样性共同构成了共同理想教育价值的精神维度、物质维度、个人维度以及社会维度。因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教育的价值实现也是个人与社会共同作用的结果,其本质是要提高全体公民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教育的认同度,而实现这一价值的前提是要提高价值主体的理想需求,即广大社会公民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的需求。在内容结构方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教育并不是仅仅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的内容进行理论知识的灌输,而是要从理论认知、情感认同和行为实践三个方面形成系统的共同理想教育的内容体系。建构这一教育内容体系必须要尊重人的发展规律、尊重社会发展的规律、尊重教育的规律,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形成的规律。这样才能够使建构起来的内容体系是有机统一的。认知是基础,认同是关键,行为是最终归属。其中认知即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的内容方面的知识性教育,具体包括经济富强、政治民族、文化发展、社会和谐等内容。认同教育则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从情感上予以接受,教育公民能够从情感上接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并产生为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而奋斗的决心和勇气。最后是行为的教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作为一种抽象的理想形式,是有具体的内容的,这种具体内容涉及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而具体针对个人而言,我们需要将情感认同转化为个人行为,将对理想的追求转化为个人为了实现理想努力的动力。策略研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教育研究的最终落脚点。策略包含了对共同理想教育的资源整合、教育方法的选择以及教育模式的探索。其中资源整合要充分挖掘传统资源和现代资源的契合,整合社会各个方面的力量以及载体,形成全方位的路径保障和有利条件。在方法选择方面,既要兼顾思想政治教育的一般方法,同时也要针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教育的特殊性,采用特殊的方法,在方法应用方面更是要尊重主导性与主体性相结合、理论性与实践性相结合、统一性与针对性相结合、实事求是与积极引导相结合的原则。最终在模式的探讨方面,结合现代科学技术发展的成果和社会科学发展的相关理论成果,探索共同理想教育的网络传播模式、主体交流模式、朋辈互动模式、开放包容模式、合作共赢模式,在实际的运用过程中,根据具体的教育对象和教育环境,采用适合的教育模式。
梁丹丹[10]2015年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体布局的历史演进及其规律研究》文中研究说明“五位一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体布局的最终形成经历了一个较长的历史演进过程,这种历史演进蕴含着某种规律和逻辑。研究这一问题,对于我们从宏观上正确认识和科学把握总体布局的发展趋势与走向,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有着十分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体布局的形成有其理论依据、历史依据和现实依据。理论依据主要有：马克思主义社会有机体论,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论,马克思主义关于系统与要素的理论；历史依据主要有：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经验与教训,延安时期边区建设的历史经验；孙中山的新“三民主义”论；现实依据主要有：和平与发展的、生态危机全球扩展的时代依据,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等。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对于总体布局的先行探索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体布局的形成与发展提供了重要历史借鉴,是总体布局历史演进过程中必不可少的重要资政。主要体现在：一方面在社会主义过渡时期,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围绕着新中国的政治架构、经济政策、文化建设等重大问题提出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重要构想,并成功实现了向社会主义社会的历史性过渡。另一方面在社会主义曲折探索时期,党在经济建设上,提出了以实现“四个现代化”为目标和任务；政治建设上,高度重视发扬民主；文化建设上,发展社会主义新文化。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体布局以其开放性与包容性沿着某种轨迹向前演进。并且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逐层推进,这种历史演进轨迹的脉络也越来越清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体布局的历史演进经历了从“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理论格局到由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三位一体”的重大转变。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不断进步,社会建设的重要性也越来越凸显和紧迫,总体布局突破了以前的“三位一体”,演进为包括社会建设在内的“四位一体”。进入新世纪新阶段,面对席卷全球和影响我国可持续发展的生态危机,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性愈加凸显,把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纳入总体布局成为必然,最终使“五位一体”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体布局得以形成。“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是对当前时代背景的反映,是对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基本国情的再认识,也是对我国当前社会主要矛盾和新问题特别是对经济社会发展不够全面、不够协调、不可持续认识与把握地深化。并且,每当社会主义事业在一个特定时期向另一个时期过渡时,总体布局具体内容的“边缘性”和“模糊性”也会客观的突破其原有的框架,成功实现向新的发展阶段过渡。总体布局根据时代特征的变化、国情发展的演变、社会进步与人民群众的需要,并遵循某种规律与逻辑不断进行历史演进。这种历史演进的规律是它将始终围绕“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总体布局的构成要素和结构逐步呈“多元”化趋势,并且必须始终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总体布局的历史演进全过程都遵循着与时俱进的规律。总体布局的历史演进不是社会形态发生转变时那种带有根本性的社会变革,而是有着共同的物质基础和发展目标,是总体布局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大框架下的自我发展、自我完善和自我演进。是一种前提和基础、推进与升华、继承并发展、既有各自发展特色又有统一本质的辩证逻辑关系。通过对总体布局历史演进相关问题的科学分析,得出总体布局历史演进的经验与启示主要在于要始终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思想路线,要立足于解决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重大问题,始终坚持党的历史任务,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主体性作用,还要加强马克思主义的宣传与教育。
参考文献：
[1]. 试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精神文明建设[J]. 宋运先, 张建平. 理论探索. 1996
[2]. 试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精神文明建设[D]. 魏靖. 华中师范大学. 2000
[3]. 中国传统文化与思想政治工作融合论[D]. 贾效明. 中共中央党校. 2016
[4]. 农村民主管理制度：法理分析与法治保障[D]. 胡建华. 华中师范大学. 2014
[5]. 试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精神文明建设[J]. 曹淑英. 攀登. 1995
[6].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大学生思想道德建设研究[D]. 詹丽萍. 东北师范大学. 2016
[7]. 建国以来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研究[D]. 黄丽娟. 上海社会科学院. 2017
[8].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民族精神教育的实践探索与基本经验研究[D]. 马欣欣. 山东大学. 2016
[9].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教育研究[D]. 徐春艳. 武汉大学. 2014
[10].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体布局的历史演进及其规律研究[D]. 梁丹丹. 西北大学.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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