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联网时代坚持党管媒体原则的若干思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互联网论文,原则论文,党管论文,媒体论文,时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25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4088(2015)08-0042-07 政党与传媒的关系是媒介政治研究领域中的核心内容，也是政党尤其是执政党无法回避且须高度重视的问题。执政党与传媒之间是离散、冲突抑或是依存、借力等状态都将决定着在一种社会制度下政治社会化进程的快与慢，也将直接影响着社会民众对舆论信息符号的理解、吸纳和释放。互联网时代执政党与媒体的关系定位较之以往的最大变数在于，信息流转本身的不确定性以及由此引致的对政治稳定和社会公平产生的压力和破坏性。从执政资源的流失和巩固的视角来审视，坚持党管媒体原则是新的社会历史条件下中国共产党维护执政安全和提升执政绩效的必要选择。 一、互联网时代坚持党管媒体原则的重要意义 习近平总书记在2013年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强调指出：“意识形态工作是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1](P1)加强当前多元媒体发展态势的有效管理是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和话语权的具体反映，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一贯要求。这对于新形势下中国共产党不断改革和完善领导方式执政方式，提高党在政治宣传领域中的引导力、影响力和整合力，强化社会民众的政治信仰认同，增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精神动力，实现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一)坚持党管媒体原则是加强意识形态领域的领导权的必然要求 掌控意识形态领域的领导权是任何一个执政党实现有效政治统治和国家治理的根本要求。“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这就是说，一个阶级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力量，同时也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2](P78)无论在革命战争年代还是在和平建设时期，力图通过挖掘和丰富意识形态资源，形塑全民族的理想信念和价值追求是中国共产党运转社会的基本逻辑。在社会阶层结构急剧变迁条件下，意识形态的纯洁性和先进性仍将赋予执政党强大的行动能力去摆脱利益纷争的格局和提升社会治理成功的可能性。在当代中国，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是中国共产党政党文化建构的基础和核心。而在马克思主义一元化引领和规约下的社会意识形态适应性地转型和再造，则将是维系和巩固政党执政合法性和正当性的重要观念来源。“没有对系统合法性的一些适度信奉，任何系统都不能延续，至少不能延续很久。”[3](P336)从这个意义上来看，借助媒介运行来传递政党的意志表达和主流价值观是反映执政规律的政治行为，成为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和主导权的必然形式。坚持党管媒体原则的必然不仅仅在于承接历史经验遗留的启示，更为重要的是基于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媒介环境的现代性变迁——互联网技术的渗透和扩展。在这样一种传播氛围中，执政党推行的主流意识形态必然受到挤压以至传递失真，由此引发的社会思潮多元也将干扰民众价值共识的形成。因此，党管媒体是中国共产党在遵循媒介传播规律和政党政治规律的前提下主导公共舆论的动态过程，其目的就在于新形势下依然能够获取社会民众对执政党的政治支持。 (二)坚持党管媒体原则是重塑执政党执政威信和形象的根本举措 执政党在社会民众中有效建立起权威是个净化政党形象的过程，而执政党形象的重塑反过来则固化其持久的执政威望。中国共产党的执政权威首先来自于革命的成功和新生政权的建立的事实。换句话说，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合理性和正当性的铺垫是与其领导的革命史实密切相关。对革命传统的不断动员是中国共产党建构政治威信和政党形象的主要模式。然而，随着年代的久远以及革命成功遗产影响力的日渐式微，过多倚重传统资源的策略凸现出执政党执政偏好与路径依赖的单一，其效果也变得不再明显。其根本缘由在于中国共产党政治方位已由革命党向执政党、由领导革命向发展经济的快速转型。因此，新的历史背景下执政党权威的维持与恒久重新成为摆在中国共产党面前必须思考的根本命题。经济繁荣和法治进步是影响党执政威信和形象的重要但不是唯一变量，并不能代表意识形态的正当性意义。按照亨廷顿的观点，共产党政府通过意识形态宣传为执政的合法性提供了必要的权威注解。而大众媒体正是实现强大的意识形态宣传的传播工具，它们的存在与发展实现并且延续了意识形态的政治统治的需要。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坚持党管媒体原则直接关系着执政党的政治形象定位、权威凝聚和执政稳定。在媒介化的时代里，政党价值观和执政理念的传承被赋予很强的政治意义，特别是多元介质传播格局的形成对于社会民众全方位地接收和消化执政党的价值追求和行动伦理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进而催生人们自觉维护政治秩序的主动性和坚定性。 (三)坚持党管媒体原则是优化执政党的政治动员模式的必要遵循 执政党动员能力的强弱和动员模式的优劣一定程度上决定着执政目标的顺利完成与否。中国共产党有着极强的政治动员能力，这在历史上已得到了充分体现和实践。每当重大事件来临或者社会呈现危机状态时，中国共产党总能够引领、协调和整合异质化的多元阶层群体共同维系社会的有效运转。但是，随着互联网技术的不断升级，现代媒介强大的社会穿透性给政党执政带来机遇的同时，也预示着信息传递的不确定性以及由此引发的社会民众的信息焦虑。这就是，一方面，对于中国共产党而言，防止意识形态宣传的教条化是其克服体制僵化乃至保持政治动员的灵活性必须作出的适应性调整。另一方面，新兴媒介的舆论说服是造就正向动员的理想状态还是逆向反动员的风险情境是党和政府应当审慎研判的。北非“茉莉花革命”的现实反思就是当代媒介环境中网上社会与网下社会舆论的快速融合对政局稳定构成了极强的负作用力。坚持党管媒体原则将是中国共产党试图规避上述乱象的必然要求和优化动员方式的必要遵循。高度重视对新媒体成长的考察和运作说到底是中国共产党加强意识形态工作的题中应有之义，是契合全新的传播语境进行的适度变迁，其目的仍然着眼于在于长期执政条件下中国共产党的生存和发展。有效地借助媒体，党将对其思想体系和价值追求进行合理化辩护，必然会“在追随者中间形成一种强大的凝聚力和义务感，使社会成员的行为目标达到高度统一，从而实现对社会的整合，”[4](P216)也随即获得强大的支持力和永久的忠诚感。 (四)坚持党管媒体原则是建构执政党与社会良性关系的重要基础 在多元的、高度分化的现代社会中，不同利益阶层和社会群体并存是不争的事实，已完全替代了利益诉求曾经无限接近且属性单一的阶级。中国共产党通过归拢分散的诉求，消匿利益落差所引发的冲突，极力规避执政资源的流失整合社会力量。互联网信息技术的出现和更新，媒体作为影响政党执政的独立民意表达力量日益成长。从现代社会治理的视角来看，政党与媒体间的互动依存依然属于政党与社会的关系范畴。破解政党与新兴媒体关系其实质是在社会秩序的解构和重构之间寻求最佳的平衡张力的过程，因为在异质化的社会中媒体“既可以塑造共同经验，提供某种‘社会黏性’，也可以消除共同经验，促使社会分裂。”[5](P239)正确处理政党同媒体的政治意义便在于此。坚持党管媒体原则并不简单意味着基于两者间非此即彼的对抗前提，相反却将是有效建立一种功能互补的信息流通系统。假如放任新媒介无节制的传播量级增长，的确存在着政治诉求过度表达的“参与爆炸”；然而压制新媒介特性的自然生长，也易陷入政治冷漠的“低度参与”。在现代民主政治发展中，中国共产党加强对媒体的有效引领一定是对上述两种政治参与状态的克服和超越。当媒体健康自由地成长时，社会民众的权利和权力实现延伸；执政党却因此能吸纳来自各方的信息流，为缓冲执政压力和风险弥留空间。这样的程序设定和制度安排，即使民主信仰、民主理念的代际传承在网络时代得以可能，也为中国共产党的政党建设和社会治理平铺一条可持续化的轨道。 二、互联网时代中国共产党媒体宣传面临的现实挑战 高科技含量的媒介传播格局显然给执政党的政治统治带来转机的同时，也暗含危机。中国共产党在公共舆论的制造力和主导力方面本身具备传统优势和强势，但在多元媒体叠加的时代不得不面临冲击和挑战。在媒介化的政治生活中，执政党要确保社会主流价值观的社会化和大众化，顺利实现价值凝聚和思想共识，就必须重视来自于新兴媒体对执政安全的牵制性影响和负面效应。可以预期，中国共产党在未来执政周期中努力实现自身组织体系的完善和优化的同时，还不能忽视政党之外潜在与显在因素的消解和干扰——这些因素排解不当或许将导致怀默霆(Martin King Whyte)所说的“摇晃的稳定”(rocky stability)。 (一)多样化社会思潮造成意识形态领域的纷争 文化思潮之间的博弈和交融是意识形态领域的常态。在全面深化改革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深入发展的时期，主流与支流、先进与落后、积极与消极的各种社会观念交织并存；非马克思主义、反马克思主义思潮甚嚣而上，撕裂社会共识和模糊舆论导向，给意识形态安全形成无形压力。网络技术的介入和推行，无疑放大了社会思潮的负效应，往往形成信息传播中“蝴蝶效应”或“涟漪效应”。互联网媒介在开启民主参与的新路径的同时，也同样带来繁杂的思维观念自由化地流动。多元思潮的流转其背后代表着不同阶层的利益诉求和政治信仰，也折射出他们的政治倾向和行动逻辑。价值的多元化趋势销蚀和瓦解主流价值观的指导地位，必然造成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认同危机。而意识形态是执政党获得社会认同的原始因素，当主流意识形态失去对社会制度的理论辩护时，则连同失去对民众的感召力和影响力，必将对中国共产党的社会整合能力提出挑战。安东尼·奥勒姆认为：“弥合社会冲突的脉络可在社会体系和社会结构的最高等级层次上，尤其是价值观和规范的层次上寻找。”[6](P116)这说明网络化条件——中国共产党巩固执政的社会根基依然要从意识形态观念大众化入手来破解价值失序和思潮纷争，用未来社会愿景规划来引领社会民众达成理想憧憬和行为一致。 (二)新兴媒体的发展挤占政党的利益表达功能 在现代民主社会中，执政党代表民众行驶公共权力，承担着规模庞大的民众的利益吸纳和利益表达的职能。在我国，中国共产党成为人民群众当然的利益代表和沟通中介，不存在来自党外其他因素与之竞争。然而，以互联网为代表的多元媒体的出现，客观上打破了只有政党才能充当沟通主体这一现实。多元媒介的繁荣和兴起不但有着政党本身所无法企及的沟通优势，例如信息传递的即时性、便捷性、无层级性等等；更为重要的是现代传媒以其独有特性占领政党的部分空间，即政党的代表民众、动员民众以及反映民众诉求的功能被部分地挤压甚至接管。正如有学者认为：“在当代，媒体与网络在承担了许多过去由政党基层组织、党员所承担的功能，如政治动员、政治宣传、反映民意等，而政党的基层组织与党员的功能受到削弱、甚至部分丧失。”[7](P214)也就是说，互联网背景下的政治生态环境中，中国共产党正面临着与部分新媒体在民众利益代表权上的博弈。实践证明，执政党不能、也无法利用手中掌控的权力来压制新媒体而为自己求得生存空间。相反，探究现代信息传播规律则是执政党和媒体实现和谐互动的基本前提。 (三)传统媒体网络境遇下政治说服力渐次流失 以报刊、电视、广播等为代表的传统媒体是党的意识形态宣传工作的主阵地，在实现党的意志和民众的呼声之间的有机连接上彰显传播功效。从一定程度上说，传统主流媒体在遵循新闻传播规律和尊重政党的执政规律的前提下呈现出良好的运行态势。中国共产党通过对传统主流媒体的有效运作，顺利地推动政治社会化的进程。不难看出，政党与媒体的关系在单一的传播路径中处在一个高度契合的状态。然而，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并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网络技术支撑下的新媒体以几何量级式的成长，带来了信息渠道的多元和多样，悄然打破了由传统媒体主导下的意识形态观念传播秩序的一维性。开放的、低门槛的复合传播方式有着过往所不具备的诸如共享、交互、去中心化等特质。因此，以互联网为主要代表的新媒介在与传统媒体的竞争中凸现其明显的比较优势，尤其在信息传递、网络动员以及舆论监督等方面更具穿透力。传统媒体若不及时进行自我调适和自我修整，合理把握政治逻辑与媒介逻辑的设定和运行的相互关系，在现代媒体蓬勃发展已对其构成潜在压力的情况下，将促成传统媒体日益边缘化，新媒体话语权却被逐渐放大，最终只会使传统媒体政治公信力的流失。 (四)多媒体共存叠加引致信息流转和演化的失序 在当前的信息技术平台上，互联网、微博、微信、移动网络等现代媒体与传统媒体一道共同组合构成现代媒介系统。多元媒介组合的扩张和重构已然成为左右现代社会发展不容忽视的特殊力量。我们知道，全媒体的传播范式对社会秩序的影响总归是走向两个端点：或是聚合或是分化。W.兰斯·本奈特认为：“社会分化(fragmentation)是与社会凝聚力是相对应的，它涉及一个社会中的信仰和偏好的水平分布，这是不同地区、种族和意识形态之间的区别所在。因此测量就方法也应把重点放在离心而不是向心趋势。”[8](P233)这表明，多媒体传播格局可能引发的信息流转的不确定性和不可靠性对社会制度的解构和支离是执政党应当密切关注的。在单一的传播口径中，信息接收和反馈的运行系统是闭合的，也是可控的；而多样化的媒介环境中，虚拟空间和实体社会之间的信息互通与快速接转决定整个传播系统的开放性和零阻滞。正是基于此，在社会转型背景下未经甄别的舆论信息经由多样化传播语境就为社会风险的集聚、发酵以及爆发预留了可能。“失去控制和无组织的信息在信息社会里并不构成资源，相反，它成为信息工作者的敌人。”[9](P23)例如，流言在社会群体中迅速累积和蔓延，并优先于政府行为干预时必将对社会稳定产生难以预料的破坏力。可以说，信息承载的过度与信息取舍的不良偏好将加速信息扭曲或失真。 三、互联网时代坚持党管媒体原则的多维理论向度 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统计显示：“截至2014年6月，中国网民规模达6.32亿人，其中，手机网民规模5.27亿人，互联网普及率达到46.9%。网民上网设备中，手机使用率达83.4%，首次超越传统PC整体80.9%的使用率。”[10](P1)新媒体在非常短的时间跨度里实现了对数以亿计网民的传播覆盖，并且承袭了传统媒体的议程设置和权力监督等功能，迅速颠覆和变革着现代政治沟通模式。在全新的政治传播生态中，社会民众获得前所未有的媒体接近权，开放的表达空间扩容信息输出与信息输入的传播流量，由此带来公众舆论前所未有的强度和广度对执政当局的社会治理形成一定的压力。 (一)在舆论导向上，坚持党性与人民性的统一 坚持党性与人民性的统一是新的历史条件下舆论传播的基本操守。任何把党性和人民性割裂开来的观念或看法，在理论与实践上都是极其错误的。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和宗旨决定其是执政为民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无产阶级政党从建党伊始毫不讳言其党派立场：“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2](P283)“他们没有任何同整个无产阶级的利益不同的利益。”[2](P285)在当代中国政党政治体制框架下，坚持党性与坚持人民性两者是内在统一的。“坚持党性就是坚持人民性，坚持人民性也就是坚持党性。”[11](P98)新形势下中国共产党加强对大众媒体的引领必须遵循党性与人民性、对党负责与对人民负责的相一致的价值取向，寻求执政党的意志和社会民众需求之间的平衡点和着力点。从执政统治的有效性和国家治理的可持续性来看，现代媒介系统服从政治系统、媒介逻辑服从于政治逻辑是必然的，也是多元传播格局下媒介繁荣和政治发展的生长点。但是，这不代表政治系统对大众媒介资源形成了压制和规整态势，相反，政党和媒体在新环境下可以而且也可能互为借重，即媒体作为政党执政资源而存续发展，而政党的组织体系接受媒介监督不断优化，共同达成良性互动的和谐关系。在媒介化政治传播场域中，大众传媒对政党(政府)决策施加影响和政党利用媒体传播价值符号是同一过程的两个向度。悉尼·胡克认为：“如果一个民主的政府依靠被统治者自由表示的同意，那么在制度安排上就不可能出现明显妨碍公众同意的表达的情况。”[12](P167)这或许是大众传媒参照下政党权力与民众诉求达到一致趋同的根本意义。 (二)在传播方式上，推动新旧媒体的融合发展 舆论传播是一个执政党有意识地聚焦目标受众，促使其认知情感接近或回归到正确轨道上来的政治沟通或说服的过程，对于维持执政党权力使用和运行的正当性产生积极影响。正因如此，传播方式的采纳、选取以及调适至关重要。传统媒体与新兴媒体两大舆论场传播基调的分离甚至冲突是当前舆论宣传平台存在的突出事实。坚持党管媒体原则就必须摆脱这种背离进而加速新旧媒体的传播转型与融合发展。新兴媒体平台中尽管本身也存在权力差异，如网络意见领袖的号召力等等，并没有形成完全人人权力对等；但与传统媒体相比，交互性、扁平化的开放结构是其显著优势。反过来，传统媒体本身权威性和固有的受众群体也是现代媒体所不能匹配的。也就是说，新旧媒体各自的受限终端恰恰是对方的重要成长点，加快两者之间有机融合以应对受众分众化、碎片化应当基于这一基本逻辑判断。要针对网络的发展，改变舆论生成方式和舆论生态。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大力推进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融合发展，增强主流媒体的传播力公信力影响力和舆论引导能力。”[11](P99)在媒介融合的整体景观下，新兴媒体与传统媒体的线性关系应是共存中有竞争，竞争中有互补，最终应当实现新闻传播价值的“有温度”拓展，即体现在传播内容上的严谨性、客观性，传播流程的多样性，传播速率的即时性以及传播效果的广泛性。新旧媒体之间多维交互、融合，受众倾向是一条必须坚持的原则。建构主义新闻传播理论认为，受众是真正意义上的传播中心。按照这一基本理念，新旧媒体融合需要重视以目标群体为对象来进行传播情境的设定和传播内容的筛选，才能实现传播价值的最大化。 (三)在传播认同上，增强现代主流媒体公信力 媒体公信力塑造取决于新闻传播的价值取向和事实判断的有机衔接，是其生存发展的重要参照系数。媒体代表党的意志，传递党的声音，因此媒体公信力的强弱一定程度上还影响着执政党威信的高低，公信力的缺失或被质疑，媒体将面临难以为继甚至走向边缘化的境地。说到底，媒体公信力指的就是传媒的职业伦理和从业品格，它反映了对新闻信息客观、公正、准确地传播和解读而形成的社会认同度。转型时期社会思潮的多元纷繁以及传播环境的数字化势态不断加速，现代媒介一以贯之的价值标准和行为自律受到极大的挑战。模糊或混淆是非、善恶、美丑边界是部分媒介底线准则丧失的外化表象，一旦以此为传播取向来引领社会、建构社会，传播效果不容乐观。坚持党管媒体原则就应当避免和改变新闻传播的价值偏离，坚守和依托宣传媒介的行为操守，切实增强现代主流媒体公信力。而真实性是媒体公信力最根本的要素或者说决定性因素。马克思曾指出：“究竟什么样的报刊(‘好的’或‘坏的’)才是‘真正的’报刊？谁是根据事实来描写事实，而谁是根据希望来描写事实呢？”[13](P7)在这里，他特别强调了媒体传播的真实性，即内容为王的原则。同理，信息传播的及时性或时效性也是现代媒体获取社会信任的另一支撑性要素。社会转型时期公共危机频发的情况下，社会民众对信息的需求欲望超过常态社会。处于非均衡状态下的社会危机治理包含了对信息传播及时性的刚性要求。这对于弥合社会裂缝，平抑社会落差，抚平心理创伤以及实现危机情境下的社会动员意义巨大。 (四)在沟通层级上，建立扁平化政党组织结构 在与执政党民众资源的争夺中，新兴媒体显示出强大的技术强势力量。换句话说，多层级的官僚化政治系统本身暴露出的脱离群众、低效率、信息传导慢等特点，使其在与社会民众的连接中逊色于新媒体，也借此削弱了执政党在政治活动中的重要价值。所以，在媒介与政党形成良性竞争的政治生态循环系统中，除了媒介之间的整合之外，执政党还应当重视和着手加强对自身组织体系的改良和再设计，缺乏自我调适的敏感和态度将滞后于现代民主政治进程，更遑论对现代媒体的引领和规约，而执政党自我调整的原动力正是来自于传媒的替代和挤压效应——这实际上表明全媒体时代的来临，官僚系统被部分程度地削弱了对信息的支配权。因此，中国共产党必须从制度设计和科学管理的角度把脉政党组织体系，尽快实现政治系统由官僚化由扁平化的结构转化，避免多层级政治沟通引发的传导阻滞、信息流通失真甚至信息变形等现象。客观地说，中国共产党在执政实践中意识到这些问题，推出了诸如群众路线教育实践等活动，其目的就在于拉近党内与党外、高层与基层、政党与民众之间的物理距离，创造直接交流的渠道和情境。中国共产党对基层与社会民众的回应性既是政党性质使然，也是现代媒体加压之下失去信息垄断权的一种能力的自我修复。需要指出的是，走群众路线的方式尽管能在较短的时间中缩短沟通层级，但却不是一种常态方式，更何况因对运动式治理思维的过分依赖，历史上曾出现过群众运动或运动群众模式。组织结构由科层化到扁平化的转型才是执政党与民众建立有效、持续化沟通的长效之举。在这过程中，中国共产党要学会倾听、吸纳甚至包容社会多元信息的来回流转，正如密尔反复强调：“人们需要倾听来自各个方面的观点和意见，因为只有那些兼顾双方、不偏不倚、并且力图从最强烈的亮光下观察双方理由的人，才能真正了解那部分真理。”[14](P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