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后东亚经济增长的关键动力--人力资本扩张视角_人力资本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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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F061.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972X(2006)03-0009-03

一、东亚经济的两轮增长

(一)金融危机以前的经济增长

战后东亚经济持续高速增长是令世人瞩目的。在1965~1990年间,东亚23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增长速度高于世界其他地区,这主要是由于东亚八个经济实体近乎奇迹般的经济增长——日本、亚洲“四小虎”(中国香港、韩国、新加坡、中国台湾)和东盟三国(马来西亚、泰国和印度尼西亚),而且它们之间确实有一些共同点,值得我们深入研究。

亚洲的经济增长奇迹可用表1来表示:

表1 亚洲国家(或地区)实际GDP增长率 (单位%)

年份 1960~1970 1970~1980 1980~1990 1990~1997

中国香港 10.19.8 7.1 5.2

新加坡

9.2 9.3 7.3 8.8

韩国 9.5 8.2 9.9 4.8

中国台湾 9.6 9.7 8.5 —

马来西亚 6.5 7.8 5.2 8.6

泰国 8.4 7.2 7.6 7.6

印尼 3.9 7.6 6.1 7.6

低收入国家

4.4 4.6 4.3 4.2

中等收入国家 5.9 5.6 2.8 2.5

高收入国家

5.2 5.3 3.2 2.1

注:低收入国家不包括中国和印度。

表1表明,亚洲“四小虎”的实际GDP增长率在1960~1980年的20年中,已达到或接近两位数。尽管遭受了1984~1985年世界危机的沉重打击,遇到困难的出口环境,但直到1997年,一直保持了令世人瞩目的经济增长率。虽然东盟三国的经济增长率低于亚洲“四小虎”,但却远远超过低收入、中等收入和高收入国家。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在世界其他地区经济增长势头趋缓的情况下,东盟三国的经济增长率却高于以往的任何时期。

(二)1997年金融危机之后的东亚经济增长

1997年7月爆发东亚金融危机。危机从泰国开始,然后扩散到韩国、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菲律宾、中国香港、新加坡也受到了影响,但受影响的程度较轻。中国大陆和台湾的增长也受到了冲击。到1998年的大部分时间,世界经济都处境艰难,幸好美国和一些欧洲国家提供了增长的动力,同时美国又吸收了大部分自东亚流出的资金(Van Wincoop和Yi,2000)。所以,随着1999年最困难的时期过去,除了日本经济还很脆弱,东亚其他国家(或地区)经济在美国和西欧进口需求的基础上开始反弹。

从表2中可以看出,东亚经济已经走出危机开始复苏。从1999年开始,东亚经济已经没有负增长了;2000年和2001年数据表明,除日本外,东亚其他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增长恢复较快,经济前景令人乐观。

表2东亚GDP增长率(单位%)

年份 19961997

19981999

2000

2001

亚洲“四小虎”

中国香港4.5 5.3-5.12.05.24.4

新加坡 7.6 8.4 0.45.45.75.8

韩国6.8 5.0-5.810.2

6.06.1

中国台湾5.7 6.8 4.85.56.56.1

东盟三国

马来西亚8.6 7.5-7.55.46.06.1

泰国5.5-1.3-10.0

4.05.05.5

印尼8.0 4.5-13.7

0.53.05.0

转轨经济体

中国大陆9.6 8.8 7.87.17.07.2

越南9.3 8.2 5.84.74.64.5

小型经济体

柬埔寨 7.0 1.0 1.04.05.56.0

老挝6.8 6.9 4.04.04.55.0

巴布新几内亚 3.5-4.6 2.53.94.74.5

斐济3.4-1.8-1.37.83.53.0

蒙古2.4 4.0 3.53.34.34.5

所罗门群岛0.6-0.5-7.01.02.03.0

工业化国家

日本5.0 1.6-2.50.30.91.6

二、东亚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

世界银行政策调研报告指出,东亚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在于金融资本投入的增加、人力资本的迅速扩大和综合生产要素生产率的增长。

(一)金融资本投入的增加

在金融危机前,东亚八国(或地区)的高储蓄率使高投资得以维持。亚洲“四小虎”在20世纪60年代以后,资本投入要素不断增加。20世纪70年代以后,伴随着人均收入的增加,政府采取了相应的鼓励储蓄措施。政府采取的两项最根本的政策是宏观经济管理及预算选择。首先,政府在执行宏观经济政策中最重要的是控制通货膨胀,使实际利率发挥作用,增强公众的储蓄信心。其次,大多数东亚国家(或地区)的政府通过税收政策与节约开支保持了较高的公共储蓄。此外,东亚国家(或地区)的政府还实行了一系列促进存款的政策。如强制性养老金制度、对消费及借贷消费加以限制等。

在东亚高储蓄率的基础上,东亚国家(或地区)政府的相关政策也保持了高的投资率。在金融危机之前,东亚八国(或地区)私人投资所占的比重,比其他低、中等收入国家高7个百分点。高的投资率得益于东亚稳定的宏观经济环境。东亚国家(或地区)政府为保持高的投资率提供了两项极为重要的条件,一是立法对财产权的保障,消除国内外投资者对投资会完全或部分被没收的担心,增加投资者的投资积极性;二是东亚大多数国家(或地区)政府提供了良好的基础设施或创造好的条件,为私人投资者投资提供便利。

在经历了1997年金融危机之后,东亚恢复经济增长的战略在于进行结构改革,保障穷人的安全网络和恢复国际资本流入成为经济复苏的关键。诚然,东亚经济的复苏受益于诸多因素:汇率贬值导致的出口强劲增长;1998年进口崩溃引发的外汇储备重建;受财政赤字和低利率刺激的总需求增长;强化金融系统的各种结构改革;持续的外商直接投资的流入等。其中,资本投入的增加仍然是东亚经济恢复和增长的关键因素。

(二)人力资本的迅速扩大

在东亚经济奇迹的创造中,人力资本的扩大起着巨大的作用。

首先,东亚各国(或地区)在战后不断加大劳动投入。20世纪60年代之后亚洲“四小虎”出口的飞速增长,主要以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如新加坡制造业部门就业增长率,1957~1963年间年均为3.5%,与3.4%的年均成人劳动力增长率几乎相当。到了1969~1992年间,新加坡制造业部门的就业年增长率为6.9%,比同期成人劳动力年均增长率4.1%还高。差异主要靠外籍劳工来弥补。同期内,中国台湾和香港制造业部门的就业率也显著增长,外籍劳工也大量增加,以应对不断加剧的劳工短缺。对于作为传统农业社会的东盟三国而言,经济增长主要依赖于农产品生产、资源密集型的农产品原料加工与出口、以劳动密集型为主的消费进口替代工业(IS1)的发展,以及以基础设施建设为主的服务业的带动。这些部门都是依靠大量的手工劳动的部门。因此,在20世纪的后半期内,劳动投入的大量增加,带动了相应产业部门的增长,促进了东盟三国总体经济的增长。以就业数据为例,从1970~1987年间,马来西亚制造业部门的就业增长率从1970~1979年的11.90%增至1984~1987年的15.42%。泰国和印尼就业增长率分别略有上升,保持在7%和8%以上。在东盟三国中,印尼与泰国劳动投入增加的突出特点是农村劳动力向服务业部门大量转移,这是由于当时这两个国家的农村劳动力素质不高,劳动力流向低档次的私人服务业。

其次,东亚经济的发展不但人力投入量增加,更有人力资本质的发展。与其他发展中的国家(或地区)相比,东亚地区经济增长迅速的国家(或地区)都有非常良好的教育和培训体制。与收入水平相比,这些国家(或地区)的入学率比预期要高。在1965年,中国香港、韩国和新加坡就已经普及了初等教育,远远领先于其他发展中国家(或地区);甚至是人口众多的印度尼西亚,小学入学率也在70%以上。到1987年,东亚中等教育体制的优越性也明显表现出来,如印度尼西亚的中学入学率是46%,远高于同等收入水平的其他国家;韩国由35%上升到88%,保持大幅领先水平;泰国教育水平略低,只有28%,低于按收入预期的36%。

再次,人力资本的量和质的积累是经济增长的必要条件,而东亚国家(或地区)有效地利用劳动力市场则是其经济增长的充分条件。有效的劳动力市场使不断增加的受到好的教育的劳动力在高收益活动中得到利用,必须满足两个条件:一是必须有与供给相对应的劳动力需求的迅速增长,尤其是对熟练劳动力的需求;二是要求劳动力市场会对条件的变化做出相应的反应,以保证工人们所从事的工作真正能使他们的技能得到最为有效的利用。东亚有效的劳动力市场表现为劳动力供求十分活跃和劳动力市场运行情况良好。

劳动力供求的活跃性表现在劳动力总供求量的变化使实际工资的增长非常迅速。与其他发展中国家(或地区)相比,东亚国家(或地区)在战后的一段时期内工资并没有任何增长,但由于在东亚经济快速发展的带动下,提供了更多的就业机会,增加了实际工资,并提高了劳动力技能回报率,因而增加了教育投入,为经济的持续增长做好准备。

为保证劳动力市场的运行良好,东亚国家(或地区)的政府通过立法实现,而不是为了对付一些短期不利因素或解决一些特定的团体问题而去干预劳动力市场。比如说中国台湾的劳动力市场是完整统一的,不允许某一行业工人的工资高于其他行业工人的工资,一个行业的收入增长率与该行业生产的增长率没有明显的相互影响的关系,这样避免产生一个高薪贵族工人阶层。

(三)综合要素生产率(TFP)的增长

根据世界银行的资料显示,东亚非凡的经济增长中大约2/3是由于金融资本和人力资本的贡献,其余的1/3来自于综合要素生产率(TFP)的提高,其来源包括:技术进步、组织管理的改善、金融深化、专业化的优越和生产车间里的革新。

就亚洲“四小虎”来说,在1960~1994年的34年间,TFP对经济增长的贡献,韩国和新加坡均为1.5%,中国台湾为2%。在此期间,1984~1994年间与1973~1984年间相比,TFP对经济增长的贡献重要得多。1966~1990年间,TFP在香港的经济增长中所起的作用为2.3%,1975~1996年间增至3.8%。综合要素生产率的贡献中,外资对技术创新的贡献在亚洲“四小虎”中尤为突出,如韩国主要是用国外借款购买成套设备技术,并进行模仿、改进、创新,中国台湾、新加坡主要是通过外国直接投资,与当地企业合资的方式引进国外新技术。亚洲“四小虎”的面向出口和对外资开放的工业化政策弥补了它们市场狭小、资源贫乏的缺陷,促进了经济的不断增长。出口产品的结构随着经济的增长不断升级,从劳动密集型制成品出口转为技术密集型、高科技产品的出口。而且,制成品出口、外汇收入、进口引资、中间产品和技术的引入形成了良性的经济循环。亚洲“四小虎”的金融深化使得资本得到有效的利用,促使TFP提高,导致更高的经济增长率。对于东盟三国,其综合要素生产率的贡献则表现为投资所带来的贸易出口与技术进步的效应,以及金融自由化改革与深化。

三、东亚经济发展的关键推动力

(一)从经历的经济实践看

战后东亚经济经历了两轮经济增长,分析其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力是金融资本投入的增加、人力资本的迅速扩大和综合要素生产率的增长。在这三个推动力中起关键作用的是人力资本的迅速扩大。这是因为从东亚国家(或地区)的社会和经济情况来看,人口众多,经济基础并不十分雄厚,如果只有私人投资和国外直接投资的增加,以及其他相关经济结构的调整,难以创造经济奇迹。而且,综合要素生产率的提高也集中表现在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上。在实质上,东亚经济不仅表现为人均GDP的大幅度提高,而且还包括全面的经济发展,表现为:首先是经济结构的基本变化,工业在GDP中的比重上升和农业比重相应下降;其次是城市化和城市人口所占比重上升,同时,消费结构也发生变化,生活必需品的支出在全部收入中所占的比重下降,而耐用品和奢侈品以及劳务的支出比重上升;再次是本国广大民众都能分享到经济增长带来的好处。东亚国家(或地区)经济发展的表现符合由美国经济学家查尔斯·金德尔伯格、马尔科姆·吉利斯(Malcolm Gillis)等经济学家提出的以人为中心的经济发展理论(Humane Centered Economic Development Approach)。根据这一理论,经济发展应包括收入最低人群物质福利的改善;根除民众的贫困,以及相关联的文盲、疾病和过早死亡;改变投入和产出的构成,以及产品生产和分配所依赖的技术和体制安排上的变革。东亚创造的奇迹,得益于东亚经济中人力资本的迅速扩大。劳动投入的增加促进了东亚国家(或地区)的劳动密集型出口企业的发展。东亚国家(或地区)人口增长率降低导致了学龄人口的降低,使初等教育和中等教育能较好地得到普及,为劳动力市场提供了较高素质的劳动力供给。灵活的劳动力市场促进了经济的进一步发展。

(二)从经济发展的角度看

在社会生产中,物质资本作为生产的核心要素的地位不是永恒的,而是随着生产力的不断发展而变化的。从纯粹的形式上看,人和物同时作为生产中的基本要素,两者都可以作为资本的载体,成为生产中的增值力量。依据理论,发展生产力,必须先发展生产资料,而不是相反——这就相当于一个人先是通过制造工具延长自己的手脚,然后再依赖已有的工具来发展自己的脑力一样,所以在资本主义的一定历史时期内,是以物质资本作为载体的。随着联合生产中物的一方不断发展,而人的能力因为没有发展成为发展生产力的障碍,这时资本增值的本性将使它逐渐从依附于物转向依附于人。以人力资本为核心的生产方式使生产和消费之间形成了一种良性的循环机制,投资促进经济增长,经济增长促进就业,就业增加提高了工资水平,人们有了高工资会使消费增加,消费增加会进一步促进投资和经济增长。在这个过程中,消费的增加同时也增加了人力资本。可以说,以人力资本为核心的生产模式,从剩余价值的生产和剩余价值的实现两个方面同时解决了在以物质资本为核心的生产模式下所产生的问题。

根据以上生产模式核心的不同形成经济发展的两个阶段。现在国际经济处于后工业发展时期,已经进入经济发展的第二阶段。在经济发展的第二阶段,按照贝克尔和墨菲等人的观点,更多人聚集在一起有助于新知识的产生。东亚国家(或地区)本身有得天独厚的人口资源,必须以良好的教育和技术培训,才能促进经济的进一步发展。

东亚国家(或地区)与欧美发达国家相比,仍然比较贫穷。而改进其穷人福利之关键因素不是空间、能源和耕地,而是提高人口质量,提高知识水平。东亚国家(或地区)通过制定政策、普及教育、提高人口素质,既是改进人口福利,又是在创造人力资本,为经济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总之,经济一直处于动态的发展中,人力资本的投入已经成为经济持续发展的动力。资本存量的增长是通过对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的投入来完成的,现在的经济发展阶段决定了人力资本的投入作为关键的资本投入将制约着今后经济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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