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邓小平的政治经济观，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政治经济论文,邓小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邓小平政治经济观的科学内涵
政治与经济的关系，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问题。马克思主义认为，经济是根源，政治是经济的反映；经济决定政治，政治为经济服务；政治集中体现经济的要求，经济的发展依赖政治的保证。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共同规定了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策略，除了第一步必须用暴力夺取政权，建立无产阶级的政治统治外，最根本的策略就是“利用自己的政治统治……尽可能快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新版第1卷第272页。）提出了一个阶级的根本经济利益只有通过政治斗争和夺取政权才能实现及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有关政治经济观的基本原理。邓小平成功地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深刻指出，必须坚持“经济是中心，政治是保证”的基本观点，从而大大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观的科学内涵。
1、“经济工作是当前最大的政治， 经济问题是压倒一切的政治问题”（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94页。）
马克思主义认为，政治是一个历史范畴，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无产阶级政治有不同的内涵和侧重点。因此，随着时代的变化，政治的内容和形式也会发生变化。在夺取政权以前，阶级斗争是政治的基本内容，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最大利益是与资产阶级进行阶级斗争进而夺取政权，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夺取政权以后，在整个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阶级斗争已经不是主要矛盾，政治应该表现为解决国家、民族有关全局的、长远的根本利益上，即不断发展生产力，解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的需要。
但是，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我们没有找到一条真正能够完成这个任务的道路。认真分析历史事实，关键的原因在于：对于如何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全党缺乏足够的理论准备和思想准备，以致于忽视了经济建设。直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才确立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基本路线，把发展生产力作为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在理论上恢复了马克思主义“最注重发展生产力”的权威，在实践上促使了“阶级斗争”中心向“经济建设”中心的转变。邓小平从政治的角度出发，精辟概括这一重大转折，提出“经济工作是当前最大的政治，经济问题是压倒一切的政治问题。”
2、“我们要在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 必须在思想政治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64页。）
每一事物中都有主要矛盾与次要矛盾之分。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主要矛盾决定我们要以经济工作为中心，同时，次要矛盾即阶级斗争将在一定范围内长期存在的现状，要求我们必须保障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坚持四项基本原则。邓小平指出：“改革，现代化科学技术，加上我们讲政治，威力就大多了，到什么时候都得讲政治。”（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66页。）根据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一些重大的，较深刻的政治变动，势必事关全局，直接影响经济的发展。离开“政治”讲“经济”，等于放弃政治保证，从根本上讲是放弃了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最终会引起经济滑坡，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受损。邓小平以政治家的战略眼光，明确指出：“马克思主义的思想理论工作是不能离开现实政治的，我这里说的政治，是国内外阶级斗争的大局，是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在现实斗争中的根本利害。”（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79页。）坚持从政治上看问题，就可以避免发生政治上的危险与政治上的错误，使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沿着健康的方向发展，集中精力搞经济建设。
3、“在经济问题上…也讲了一些话， 都是从政治角度讲的”（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77页。）， “政治问题要从经济角度来解决”（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95页。）
邓小平始终坚持政治与经济的辩证统一关系，早在改革开放之初，就确立了把政治和经济结合一起通盘考虑的基本思路。首先，从“政治角度”讲“经济问题”，从“经济角度”解决“政治问题”，深刻表明经济与政治从来是密不可分的。1990年3月3日同中央负责同志谈话时，邓小平说：“综观全局，不管怎么变化，我们要真正扎扎实实地抓好这十年建设，”并强调“这不只是经济问题，实际上是政治问题。”（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54页。）他指出政治工作要落实到经济上面，政治问题要从经济的角度来解决，经济不发展，社会问题、政治问题永远不能发展。认识到现阶段的政治是经济中的政治，经济是政治中的经济，要求在对待现实问题时，把两者统一起来考虑。邓小平还特别指出，发展经济是政治领导的根本任务。把经济发展作为评价政治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性内容之一。其次，邓小平还强调，政治和经济是溶于社会主义发展目标的统一体的。“我们采取的各方面的政策，都是为了发展社会主义，为了将来实现共产主义。”（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12页。）有些同志认为，强调经济工作就可以不顾其他工作，这种认识非常片面。我国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及阶级状况决定要以经济工作为中心，但经济工作不是党的唯一工作，更不是党的全部工作。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并非只是经济建设，它是一个包括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在内的有机整体，政治建设要与经济建设协调发展，舍弃了任何一方，都不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二、邓小平政治经济观的主要特征
邓小平的政治经济具有以下四个突出的特点：
1、科学的求实性。 邓小平的政治经济观建立于实事求是的基础上。“过去我们搞革命所取得一切胜利，要靠实事求是；现在要实现四个现代化，同样要靠实事求是。”（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43页。）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够成为一棵长青树，就在于它的运用者从实际出发，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运用的起点，不断针对新的情况，发展马克思主义。邓小平就是这样一位杰出的操作者。他说：“我们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基本精神是解放思想，独立思考，从自己的实际出发来制定政策。…不但经济问题如此，政治问题也如此。”（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60页。）紧迫的形势，迫使邓小平重新考虑问题。他本着科学求实的精神，根据实践需要选择理论，而不可能、也不必要就理论本身的需要去进行研究。首先，邓小平认为，对于政治这种意识形态，不可教条地对待，一贯以为“政治”就是“阶级斗争”的认识，在实践上会造成社会主义的停滞。建国后近三十年的时间实际上是继续革命论的时代，其结果是作为阶级斗争的政治处于优先地位，现实的经济建设被推迟了。邓小平特别强调社会主义进程中人们所处的经济条件，以政治改革和经济发展之间的辩证法作为他的政策中心，主张只有在高度发展的经济基础上才能建成真正的社会主义。其次，邓小平还牢牢抓住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最大的实际”，他说：“一切都要从这个实际出发，根据这个实际来制订规划。”（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52页。）把握客观规律，按照现实条件去选择中国社会的发展道路，具有普遍意义的求实性。
2、鲜明的人民性。 邓小平的政治经济观着眼于提高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显示了鲜明的人民性。他一针见血地指出“政治是人民的根本利害”深刻揭示了新时期共产党的政治本质。把一切涉及人民利益的问题，都看成是政治问题。这一观点充分体现了马克思政治学说的人民性。同时，邓小平还提出了实现人民根本利益的具体任务：“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我们当前最大的政治，因为它代表着人民的最大利益、最根本的利益。”（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63页。）经济建设是现代化进程的中心工作，只有注重发展生产力，才能实现人民的根本利益。历史的教训告诉我们，如果不发展生产力，不提高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不能说是符合人民意愿的。离开了人民的利益，也就违反了对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主要矛盾的分析，背离了社会主义的要求。
3、高度的战略性。邓小平的政治经济观坚持从战略上看问题， 即从社会主义运动在今后发展的方向上，从社会主义中国在世界中的地位和作用上考虑全局和长远的问题。在此思考过程中，邓小平着重从政治角度看战略问题，把经济发展战略表述为政治目标。他很早就提出，和平和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两大问题，发展问题即经济问题是核心问题。根据目前国际斗争的新特点，经济竞争是最基本的角斗，其它方面竞争都以此为基础。对于社会主义中国来讲，能否抓住外来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最终取决于经济实力的增长。邓小平深刻指出“生产力发展了，人民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了，社会主义制度就巩固了。”（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78页。）抵制西方和平演变最有力，最有效的措施是加快经济发展，把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充分发挥出来。从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长期对峙来看，社会主义制度优于资本主义制度，表现在很多方面，但首先要表现在经济发展和效果方面。邓小平明确提出，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应该表现在比资本主义有更好的条件发展社会生产力。”（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231页。）从根本上指出了发展社会主义，巩固社会主义的关键所在。另外，中国在国际事务中所起的作用大小，也要看我们经济建设成就的大小。目前世界各国中，没有离开政治目的的经济战略，也没有离开经济手段的政治战略。中国的物质基础雄厚了，一方面加强了国力，另一方面增大了社会主义的凝聚力，坚定广大人民的共产主义信念，从而充分证明马克思主义的正确性。像中国这样占世界人口五分之一强的大国，全力搞好本国的经济建设，将会为各国树立良好的样板，在政治上、思想上产生积极先发效应，从长远看更有说服力。邓小平将经济发战略表述为政治目标，是为了把经济这一中心工作提到政治意义上来认识，为实现共产主义准备物质条件。
4、明确的方向性。邓小平的政治经济观坚持了历史起点、 现实起点和逻辑起点的统一，把出发点和归宿完整地结合起来，体现了明确的方向性。中国共产党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曾在1956年党的八大上，科学地分析了我国的主要矛盾，正确作出将工作中心转移以大力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上来的决定。但是，出于“左”的错误干扰，而后提出“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实现了错误的主要矛盾与主要任务的统一，使我们丧失了一次极好的发展机会。时代在发展，机遇又一次敞开大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把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是在邓小平理论指导下实现的政治路线上最大的拨乱反正，真正在理论和实践上实现了政治与经济的统一。这一伟大决定是基于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正确分析，坚持主要矛盾决定主要任务的逻辑统一而作出的。既接受了历史教训，又有现实依据，还有逻辑根据，体现了三者的高度统一。在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后，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政治领导因而以发展生产力为出发点，这同经济建设的出发点是一致的。
三、邓小平经济观对马克思主义的重大发展
这里从邓小平的政治经济观对马克思主义的重大发展这一角度，剖析其对马克思主义重大发展主要表现的三个方面。
第一，邓小平认为，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经济问题是压倒一切的政治问题。政治源于经济，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都论述过政治与经济的辩证统一关系问题，但由于他们所处的历史条件限制，没有或很少有社会主义建设的亲自实践，因此不可能对此作出进一步说明。在社会主义中国，毛泽东对此提出过一些精辟的论断，但由于他晚年指导思想上的失误，也没有解决好这个问题。现阶段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的丰富和发展，赋予了社会主义政治以新的时代内容。马克思主义的“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是对政治的最高程度的抽象。邓小平认为，经济是“最大的政治”，他的提法充分体现了中国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全部政治的重点，并在理论和实践统一的基础上促成了政治重点的转变。不仅顺应了社会历史发展规律，而且丰富了社会主义条件下的政治理论，从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这一重要思想。
第二，邓小平把“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作为判断各方面工作是非得失的标准，这就是著名的“生产力标准”。由于时间的紧迫和年龄，邓小平超越了以往繁琐的逻辑论证，把更快更好地发展生产力根据为社会主义的第一性特征，确定为其政治经济观的核心内容。在理论上，把“发展生产力”纳入了社会主义本质的科学论断中，讲清了什么是社会主义的问题，摈弃了传统的政治经济学主要从生产关系（公有制、计划经济、按劳分配）角度界定社会主义本质的偏颇认识。认识什么是社会主义，必须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两个方面去加以研究，才能得出合乎科学的结论。在对社会主义本质的科学认识基础上确立“生产力标准”，意义重大深远，使得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在实践求证的道路上迈出了更坚实的一步。
第三，邓小平阐明在处理政治与经济关系中必须解决好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在实践中不断发展马克思主义。例如，他提出“政治就是大局”、“贫穷不是社会主义”，指出“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之一。又如，认为“发展太慢也不是社会主义”。（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55页。）邓小平并不鼓励脱离中国国情的高速度，但是他说，如果我国经济发展停留在低速度，就等于停步，甚至等于后退。经济长期处于停滞状态总不能叫社会主义，人民生活长期停止在很低的水平总不能叫社会主义。邓小平还明确提出，“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3 页。 ）他早在1979年提出的“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全新观念，是我国经济发展迅速的奥秘所在，也是邓小平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现实相结合的成功范例，等等。邓小平的上述观点反映了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规律，彻底否定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左”的错误，体现了政治与经济的辩证统一，丰富和发展了列宁提出的政治是经济的集中体现的重要思想。
总之，邓小平政治经济观的重要意义，不仅体现在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理论，最为重要的是，它从实践角度提供了正确处理政治与经济辩证关系的途径，是我们党制定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和基本纲领的重要理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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