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法论探索”、“宏观研究”与古典文学研究的转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方法论论文,古典文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新时期以来，伴随着改革开放，西方的学术思潮纷至沓来，文化界掀起了气势磅礴的思想解放运动，许多禁区被冲破。古典文学研究者亦不甘寂寞，尝试着用新方法、新观念来研究文学遗产，“方法论探索”与“宏观研究”蔚成风气，时人或誉之为“第三次崛起”①、“第三次浪潮”②！可是，这两次气势颇盛的学术浪潮，至20世纪80年代末即归于消歇，各方批评之声，不绝如缕，甚至被视为“虚夸、浮泛的近似词或同义词”③。在晚近十余年的学术史研究热潮中，“方法论探索”、“宏观研究”自然是无可回避的议题；而研究者也大多能平理若衡，公允地指出其得失成败④。不过，在面对学界亟须新的学术生长点以摆脱困境的今天，我们觉得仍有必要重新回顾并审视它的学术史意义，以期获得某些启迪。
一、研究方法的革新
不断探索、革新研究方法，是建立和完善现代意义的古典文学研究体系的应有之义。早在20世纪初，王国维即“取外来之观念与固有之材料互相参证”⑤，借鉴西方哲学、美学理论研究《红楼梦》和宋元戏曲，为古典文学研究从传统踏上现代的转型之路，树立了第一块里程碑。上世纪20、30年代，胡适等人受实证主义哲学和进化论思想的影响，提出“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突破了传统考据学惟材料至上的局限，使考据学增添了科学主义的光辉。30、40年代后，马克思主义在国内迅速传播，辩证唯物主义、社会学方法被广泛运用于研究当中，为探讨中国文学的演进规律、评判作家作品，提供了新的方法与观念。然而，由于不少研究者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过于粗疏、偏颇，加上各种政治运动的粗暴干涉，机械唯物论、庸俗社会学的倾向十分严重，鲜活生动的文学现象经常被贴上政治标签，古典文学研究因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80年代以来，极“左”路线受到清算，文化界在反思成败、廓清谬误的同时，涌动着强烈的变革愿望。1980—1983年间，哲学界掀起了“方法论探索”热潮⑥，这一热潮随即延展至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领域，并在其后三年内形成风潮。“方法论探索”，主要指以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为代表的西方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在中国人文学科中的运用。“三论”创立于20世纪40年代，其代表人物柯里曼、艾什比、诺伯特·维纳等人的重要著作在50年代即已陆续译介至国内。然而，当时的文化界处于高度的意识形态控制当中，单一的思维模式使这些理论很难渗透到人文学科领域。直至70年代末80年代初，文化取向渐趋多元，“三论”及其他西方学术思潮，逐渐为学人所接受和弘扬。就文学界而言，1985年前后，各大期刊社、出版社相继开辟专栏，策划丛书（如四川人民出版社“走向未来”丛书），发表了大量相关成果；各级学术会议也多以此为核心议题，展开讨论⑦。其风潮之盛，可谓空前，故本年也被称为“方法年”。值得特别强调的是《读书》、《文学评论》、《文艺研究》三家刊物引领、主导了整个“方法论探索”的历史进程。《读书》以极为敏锐的嗅觉将学术动态呈现给了整个学术界；《文学评论》是方法论探索的旗舰；《文艺研究》则提供了一个平等的自由的争鸣空间。《文艺研究》介入方法论探索是以科学家钱学森的访谈为开端的，具有很强的策划性和目的性，但该刊为不同意见提供版面，并始终保持了学术的品格，从而与极“左”思潮保持了距离。这对于当时还是一个政策导向性刊物的《文艺研究》来说，是非常难能可贵的，从而奠定了该刊成为国家一级刊物的学术基础。
受此影响，大约从1984年开始，即有学者尝试着将新方法用之于古典文学研究，并进行了初步的理论探讨⑧。徐公持曾总结说：“一九八四年古典文学研究的趋势昭示着人们：突破正在酝酿中。其最显著的标志就是，研究工作在向综合性和联系性的方向发展。”⑨ 次年6月，《文学遗产》刊出“当前古典文学研究与方法论问题笔谈”，约请程千帆、吴调公、罗宗强、黄天骥、章培恒、陈伯海等知名学者撰文发表意见，大力呼吁研究者应拓宽领域，扩大视野，对“方法论”进行了实事求是的探索。此期笔谈的刊出，标志着古典文学研究界的“方法论探索”渐入高潮。其后，学者们纷纷撰写文章，发表建议，对引入“新方法”的必要性与可行性展开了深入的研讨⑩。
古典文学研究领域所谓的“新方法”，主要包括“三论”以及结构主义、符号学、文化学、叙事学、精神分析、原型批评、接受美学、人类学等方法。严格说来，其中一些方法并不算“新”，像郭沫若、朱自清、闻一多等在20、30年代即分别运用了精神分析学、新批评、神话批评研究相关论题；但此后的数十年间，类似的研究少之又少，故当它们再次进入研究领域，仍令人耳目一新。当然，“新方法”之所以“新”，更主要在于与此前的研究方法相比，总体呈现出如下特点：其一，重阐释而轻考据。其二，很多“新方法”不仅是研究的技术手段，更是一种哲学、美学理论（像现象学、符号学、叙事学等）。其三，“新方法”虽彼此性质各异，但多具备较强的开放性和包容性。其四，“新方法”中的“三论”、模糊数学、数据分析等，本出于自然科学，将它们移植于古典文学研究，具有重要的变革意义。然而，“新方法”毕竟多从西方国家移植而来，不仅异质于本土文学，与马克思主义也存在冲突与分歧。因此，古典文学界的“方法论探索”，始终伴随着质疑之声。有的论者担心，“会出现把新方法论与马克思主义认识论、方法论对立，从而否定马克思主义的后果”(11)；有的论者出于维护中国文学自身的特点而拒绝新方法，认为“不要用西洋文学理论来解释中国文论，要弄清中国文论的特点，发挥其长处”(12)；有的论者则认为，“自然科学的方法，不能直接运用于文学，而应当首先上升到哲学的高度，通过美学的中介来指导文学”(13)。对于这些质疑，“方法论”的倡导者们，大多能理智地处理好新与旧的关系，试图在新方法和传统方法的对立框架中，强调多元互补。例如，在全国首届宋代文学学术讨论会上，就有论者提出，应将马克思主义理论、当代科学方法和传统考据辞章三者结合起来(14)。在中国古代文学理论学会第四次年会上，也有人认为“三论”和传统方法可以互补(15)。沈玉成《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兼容并包》（载《文学遗产》1988年第1期）和解志熙《方法：在综合中达到互补》（载《文学评论》1988年第3期）两篇文章，标题即很清晰地显示出了自己的立场。此外，在90年代出版的两部颇具代表性的专著——王钟陵《文学史新方法论》（苏州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和钟优民《文学史方法论》（时代文艺出版社1996年版），也无不融合了古今中外的方法、观念，试图发展和完善马克思主义方法论体系。
“新方法”各具特点，其普适性亦不太一样。以“三论”而言，运用最少的是控制论，几乎没留下什么有影响的成果；其次是信息论，研究者多用之于探讨阐释的无限可能性(16)；最多的是系统论，其整体性原则甚至成为古代文学研究的基本原则。研究者常将特定文体（如楚辞、汉大赋、诗歌、戏曲）或作品（如《诗经》、鲍照诗、《西厢记》、《红楼梦》、《水浒传》、苏轼词等）或文学现象（上古神话不发达、宋词兴盛等），作为一个有机的整体，分析各部分因素之间存在的关系，系统考察其兴衰演变和规律特征。特别是林兴宅的《艺术魅力的探寻》一书，运用有机整体观念、多维联系的思维、动静态分析结合的方法，对艺术的魅力进行新的探寻和考察(17)，堪称“系统论”在文学研究中的成功尝试。此外，其他一些方法也得到广泛地运用。比如，周先民《李商隐无题诗构思特点》（载《文学评论》1984年第2期），张伯伟、曹虹《李义山诗的心态》（载《唐代文学论丛》总第六辑），蒋凡《李商隐诗歌的艺术贡献与心理分析》（载《文学评论》1988年第2期），分别从不同角度运用心理分析法解读义山诗；钟来因《〈高唐赋〉的源流与影响》（载《文学评论》1985年第4期），运用的是神话原型批评方法；李克和《论古代曲论中的模糊思辨》（载《中国社会科学》1986年第3期），运用的是模糊数学的方法；陈平原《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运用的是叙事学方法，等等。
与西学凭借着坚船利炮进入中国的20世纪初期相比，80年代的学人在接受“新方法”、“新理论”时，显得更为主动、理性和开放。虽其中难免也出现了牵强比附、躁动冒进的现象，但更多的是采取了一种较为冷静、客观的态度，试图会通中西。这以接受美学的引入最具代表意义。1983年前后，文论界的张黎、张隆溪、章国锋等人将尧斯、伊瑟尔等人的理论推介到国内，接受美学逐渐进入到研究者的视域之中，人们除了运用它来研究作家、作品之外，更多的是试图挖掘中国文论本身所蕴涵的接受美学思想，以寻求中西互证互通。例如，董运庭的《中国古典美学的“玩味”说与西方接受美学》（载《四川师范大学学报》1986年第5期）、张小元《从接受美学看意境》（载《文艺研究》1988年第1期）、叶嘉莹在《光明日报》1986年12月至1988年6月发表的系列文章，以及张思齐《中国接受美学导论》（巴蜀书社1989年版）、朱立元《接受美学》（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标志着接受美学在中国的研讨逐步走向深入，从而引发出了后来建立中国解释学的呼吁。这样的探讨，显然是基于古代文论本身就具有诸如“诗无达诂”、“以意逆志”、“言意之辨”等大量接受美学命题的实际状况而展开的，并非生拉硬扯。总之，80年代中后期的“新方法”引入，彻底解除了机械唯物主义、庸俗社会学的枷锁，文论界由此获得了创造的自由；同时，“新方法”也使古代文学界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繁荣。
二、研究视野的拓展
研究方法的革新，时常会导致研究视野的改变，“新方法”中的“系统论”尤其如此。“系统论”认为系统是处于一定相互联系中与环境发生关系的各组成成分的总体。因此，研究者必须观照组成系统的各要素之间的整体性、结构性、相关性、有序性、动态性。这种研究视角突破了以往的机械决定论，将研究对象置于广阔的参照系中予以把握，极大地拓宽了研究者的视野。“系统论”在古代文学研究中的试验，最终催生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学术思潮——“宏观研究”(18)。
早在1983年7月至11月，《光明日报·文学遗产》组织专家撰文讨论中国文学史研究与编写方法等问题，先后发表了宁宗一、张碧波、胡小伟、郭预衡、邓绍基等人的十余篇文章。其中，即有学者发出了应加强宏观、综合研究的倡议。宁宗一说：“我深切地感到文学史的研究，要进行规律性的探索，现在提倡一下宏观文学研究方法是必要的。”(19) 张碧波也说：“过去我们只注重微观研究、局部研究，很少注意宏观研究、整体研究，今后我们应在宏观研究上投入更多的力量。”(20) 然而，古典文学研究较其他人文科学显得更为“传统”，其变革也相对“滞后”，故这些学者的呼吁在当时并未引起广泛反响，但它毕竟开启了研究观念的更新，让“我们听到了开展宏观研究的第一声呼吁”(21)。随着“方法论探索”在古典文学研究界的深入，倡导宏观研究的呼声再次兴起。1984年前后，董乃斌、陈伯海、南帆等人先后撰文大力呼吁应加强宏观研究(22)。1985年7月，在长春召开的中国古代文学理论学会第四次年会上，一些学者“从宏观角度出发，通过对东、西社会历史、经济状况、思想文化传统的对比研究，探讨了中国古代文学理论的民族特点”(23)。针对这种情况，1986年6月，《文学遗产》编辑部又适时地发出了“古典文学宏观研究征文启事”。其“缘起”明确指出当前古典文学研究的“重点应放在宏观研究上”，而“其意义具有某种全局性”(24)。这一征文启事发布后，在学界引起了强烈反响，不足一年的时间内，编辑部收到的征文稿件达130余篇，并在同年第3期刊出陈伯海《论中国文学的民族性》一文，正式掀起了宏观研究的热潮。1987年3月20日至24日，《文学遗产》与《文学评论》、《语文导报》、《天府新论》四家杂志社在杭州大学联合召开了“中国古典文学宏观研究讨论会”。此次会议汇集了国内老、中、青三代学者150余人，就古典文学宏观研究、中国古典文学的特征、古典文学的规律、中国传统文化与古典文学的关系等议题进行了热烈地讨论，引起了学界的极大关注(25)。其后《文学遗产》和《语文导报》两家杂志，“一北一南，遥相呼应”(26)，前者主要发表研究成果，后者则多组织专家笔谈，对推动宏观研究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而其他一些重要学术刊物《文学评论》、《文艺理论研究》、《江海学刊》等也纷纷组织专家笔谈，发表数量众多的相关论文。
从历史上看，宏观研究也并非什么新东西，《文心雕龙》中的“原始以表末”、“敷理以举统”，体现出的就是一种较宏阔的视野。但是，前贤的研究大多“具有某种派生性质，而且宏观研究的自身体系还显得不完备”(27)。陈伯海也认为，就当前的研究状况看，宏观研究尚未形成自身的严密的体系，实际上只能称为一种“潜科学”(28)。因此，在“中国古典文学宏观研究讨论会”上以及稍后的一段时期内，学者们对宏观研究的对象、目的、方法等问题进行了认真的探讨，试图构建其理论体系。例如，对于宏观研究的对象问题，有论者将“超越个体作家课题范围的综合性研究归入宏观范畴”(29)。有论者认为：“宏观研究的对象是作为有机整体的活的文艺思想史，其外延应当包括文学理论、文学批评、文学批评史与文学史四大学科，而研究的焦点则汇聚于古典文学现象（作品及其理论）背后的人及其活的特质和功能。”(30) 有论者认为：“凡属揭示古代文学发展过程中各种内在规律（即文学自身规律）或外在规律（即受制于社会诸因素的规律）的研究工作均属于宏观范畴，此外则属于微观范畴。”(31) 综合来看，学者们对宏观研究的外延和内涵的认识并不完全一致，个中原因就在于，所谓“微观”与“宏观”，其实只是一组相对的范畴，并无绝对的界分。宏观研究不是将古代文学视为历史遗留物作巨细无遗地考辨，以探明其真实性为目的，而是试图从复杂的历史现象中寻求某些特性和规律。有鉴于此，研究者大多选取整个中国文学史或某一文体、思潮、流派作为考察对象，试图从总体上把握文学发展的规律和特质。他们的论文标题中常冠以“鸟瞰”、“轮廓”、“轨迹”、“演进规律”、“整体”(32) 等语词，即颇能体现“宏观研究”倡导者的学术个性与时代特色。但是，研究论题的宏大，并不意味着就进入了宏观研究的堂奥。所谓“宏观”，关键还在于研究者应具备宏阔的学术眼光和理论深度。从一些具有代表性的论文、论著看，宏观研究者大多较为清晰地显示出这一学术个性。他们一般都比较注重从某一理论出发，在传统文化甚至西方文化背景下考察研究对象，纵横捭阖，旁征博引。如陈伯海《论中国文学的民族性格》（载《文学遗产》1986年第3期）在中西文化的背景下，深入到文学的内部、外部，在综合考察的基础上指出，中国文学的民族特征为：“杂文学的体制”、“美善相兼的本质”、“言志抒情的内核”、“传神写意的方法”、“中和的美学风格”、“以复古为通变的发展道路”，而“美善相兼”又是其中最为核心的特征。《文学遗产》编辑部评论说：“此文视野开阔，从比较的和历史的角度探讨中国文学的内在和外在特质，持论具有一定的深度和广度。”(33) 再如，陈良运《中国古代诗歌理论的一个轮廓》（载《文学遗产》1985年第1期）从古代诸多诗学范畴中提炼出“志、情、象、境、神”五大范畴，并推阐出中国诗学发展的轮廓是：肇端于“志”，演进于“情”与“象”，完成于“境”，提高于“神”，等等，无不显示出较为宏阔的视野和理论深度。
新中国建立后三十年的文学研究，在探讨文学的发展规律时，多从政治背景、社会经济的角度入手。80年代的学人则主动扬弃了此种单一的模式，拓宽视域，尝试着从多学科角度进行研究。例如，与中国文学发展密切相关的宗教，长期被视为研究“禁区”，但在80年代中后期，却成了学人重要的研究视角和方法。孙昌武先后出版《唐代文学与佛教》（陕西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佛教与中国文学》（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等论著，揭示出佛教思想如何影响文人之创作，佛经的体制又如何潜移默化文学之体式，佛教精神如何塑造中国文学的特质等方面的问题。葛兆光著有《佛教与中国文化》、《道教与中国文化》，分别揭示出佛、道二教对中国传统文化产生的影响，其单篇论文《想象的世界——道教与中国古典文学》（载《文学遗产》1987年第4期）认为道教不仅刺激了作家的想象力，还为文学创作提供了许多的意象，这些意象的凝固形态作为“典故”广泛渗透于中国文学作品当中。陈允吉的《唐音佛教辨思录》（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则主要集中研讨了王维、韩愈、李贺三位诗人与佛教的渊源，揭示了佛教之于唐诗的深刻影响，其意义“已经超出它所论述的佛教与唐音二者关系的范围，而是提供了一种新的研究格局”(34)。此外，还有韩经太《释道精神与古典诗歌理想》（载《文史知识》1987年第2期）、钱志熙《黄庭坚与禅宗》（载《文学遗产》1986年第1期）、张晶《宋诗的“活法”与禅宗的思维方式》（载《文学遗产》1989年第6期）、张稔穰、刘连庚《佛道影响与中国古典小说的民族特色》（载《文学评论》1989年第6期）、蒋述卓《齐梁浮艳文风与佛教》（载《华东师范大学学报》1988年第1期）、胡遂《关于佛教与晚唐山水诗的综合思考》（载《求索》1987年第6期）等等，也都是从佛道文化形态、精神旨趣等方面探讨中国文学的代表性论文。“宏观研究”的理论探讨和实践，体现了那个时期研究者勇于创新的精神，推动了古典文学研究学科建设的纵深发展。吕薇芬说：这场学术讨论“使我们对宏观研究这一学术领域有比较清晰的认识。‘文革’以前，这类研究往往是从文学史的编写中派生出来的，因而缺乏自觉的理论认识。而通过这一活动则对它的研究对象、方法、观念与微观研究的关系等一系列问题经过思考和讨论，有了大体一致的认识。”(35)
三、研究格局的调整
随着“方法论探索”与“宏观研究”的不断深入，学者们强烈感觉到古代文学研究必须调整原有的研究格局，并使之上升到理论层面和制度层面。1986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新领导班子成立后，向全国广泛征求意见，程千帆在回信中就指出，当前的“文学教育落后，研究方法陈旧，研究课题狭窄，研究资料贫乏”(36)。黄天骥也认为，古典文学研究的开拓“关键不在于找‘新方法’、找‘新观念’，而在于扩展研究的领域”(37)。傅璇琮、沈玉成、倪其心则明确指出，古典文学研究“除了观念方法上的问题以外”，还有一个问题必须重视和解决，就是“研究工作的结构存在着不合理的现象”(38)。传统的古典文学研究格局，侧重于作家的考证、作品的笺注、史料的整理、基本工具书的编纂、文学史的撰著诸方面，运用的方法多为考据学、校勘学、训诂学、艺术分析。此种格局，意味着研究的任务主要是知识考古和历史还原，从而逼近文学史的原生状貌。这对于文学史作家、作品的谱系建构，无疑具有重要的意义。但毋庸置疑，它本身也存在着局限。正如有的学者指出，“传统的研究中，对象是已成为过去的‘死’的东西，研究目的如同解剖尸体般，只要求‘知道’它是什么；在我们的研究中，对象是仍然可以感受到的心灵（激情、幻想以及呈现在心中的意象等等），研究目的在于‘理解’它”(39)。传统的实证研究更多是关注事实本身，至于文艺本身价值和它所昭示的当下意义，则往往缺乏充分和必要的关怀。而80年代所赋予“建设现代化的民族心理、民族文化”的时代任务，则显然不是“单凭一字一句的诠说、一诗一文的评析以及一人一事的考订”(40) 可以完成的，因而必须重新调整原有的格局。
研究者对如何重构古代文学研究新格局提出了种种方案。傅璇琮、沈玉成、倪其心认为，古典文学研究的结构应在传统的“基础工程”之上，开拓新的上层结构，包括“作家作品、文学流派专题研究”、“文体专题研究”、“作品的批评鉴赏”、“交叉研究”、“比较研究”、“新分支学科的开辟”、“方法论的研究”、“学科史的研究”等方面(41)。曾凡、王钢则认为古代文学研究应包括“整理资料”、“考察历史事实”、“建立历史事实的逻辑关系”、“建构文艺理论体系”四个层次(42)。董乃斌认为，古代文学研究体系应包括文献整理的层次（加上计算机的应用、信息电子化）、鉴赏与批评的层次、理论研究的层次（对于外部规律的研究和对于内部规律的研究）(43)。许总则根据思维认识过程的有序性和层次性，将古典文学研究划分为四个基本层次：微观层次（以考证和注释的方法，对文献进行细致的校勘、辨伪、补遗、辑佚等）；中观层次（以分析和归纳的方法，对本事和作品之间的分析和理解，追求文学形成的因果关系的合理解释）；宏观层次（主要以抽象的思维方法，对文学史发展的全部现象和完整过程及其内部规律和外部规律加以宏观审察）；哲学层次（从哲学的角度，站在一定的理论基础上对整个古典文学加以研究审视，是古典文学研究对自身存在的反思）(44)。萧兵提出“五观”，即“超宏观、宏观、中观、微观、超微观”，而“无论是哪一层面上的‘观’，都有纵、横两条道”，“线的研究，史的研究，是为‘纵’；面的研究，比较文学、总体文学研究，可视为‘横’；点的研究，作家作品的批判、研究既是纵横研究的起点，又是它们的结合部乃至‘终点’”(45)。虽然学者们的意见并不完全一致，但不难看出，在他们的心目中，古代文学的研究格局基本呈现出一个“金字塔”型的模式，即在传统的“基础研究”之上，延展至文学流派、文体形态诸领域，最终上升到对古典文学研究方法和理论的探讨，从而走向艺术哲学的层面。此种研究格局的建构，既与作为审美意识形态的文学的本质相适应，也基本契合了古代文学发展的自身规律和特征。与传统的以具体作家作品的考析、略显“平面化”的研究格局相比，新的研究格局在深度和广度上都进行了有益的拓展，兼顾到了微观与宏观两个层面，对完善学科建设、开拓研究领域不无启发。
学者们对古典文学研究格局提出的种种设想，在当时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如有学者认为许总的设想，“深化了宏观与微观两极之说，对于学人自觉地从各个层面对文学史进行全方位扫描提供了可选择的参照系，有助于文学史研究的深入，特别是哲学层次的提出，是很有气魄的构想”(46)。而更为重要的是，这种研究格局的调整甚至还取得了制度上的保障。1987年11月4—6日召开的全国文学学科规划会议，即对我国文学研究的形势及任务进行了认真的分析，认为新时期以来“同整个国家发展趋势相适应，我国的文学研究也由拨乱反正（主要是排除‘左’的干扰），中经填补空白（拓宽研究领域）寻求研究方法和文学观念的突破，进入全面建设的新阶段”。会议最后决定，必须从如下五个方面深化和发展文学研究：（一）要充分认识当前我国文学发展的特殊性；（二）要进一步树立“多民族”的中国文学观；（三）要加强对中国文学的全方位研究；（四）要加强对文学史的宏观研究（古典文学）；（五）要加强从文化的角度审视文学(47)。用这五个方面来统摄古典文学的研究格局，不仅打破了原先画地为牢的局限，注重本学科与其他学科的互通，而且还特别强调全方位的研究，使之呈现出多元化的特征。
四、价值尺度的转向
20世纪的古典文学研究史表明：研究方法、观念、视野的更新，最终导致的结果往往是评判价值的改变。20、30年代，胡适等人运用实证的方法，倡导学术研究的科学精神，虽努力消解对研究对象的价值评估(48)，但当他们对原本为正统观念所轻视的小说、戏曲、词曲等民间文学进行了较为系统的研究时，又实际很难做到真正的“价值无涉”(49)。例如，他所揭示出的“双线的文学史”观念，认为民间文学是文学发展的“重要的原动力”是“生动的活文学”，而传统的雅文学则被认定为是“半僵半死”(50) 的文学。这样的评判，显然与传统认识大相径庭。而这一评判价值的改变，固然有新文化运动的大背景在，但更重要的或许仍是胡适等人革新研究方法的结果。同样是倡导新文学运动的钱玄同，一方面承认“小说、戏曲，皆文学之正宗”，但又认为古代的小说、戏曲“有价值者殊鲜”，“编自市井之手无知之手，文人学士不屑过问焉，则拙劣恶滥，固宜”(51)。此种认识，就在于钱氏没有像胡适那样对小说、戏曲进行一番认真的研究。在“文学是人学”的观念指引下，民国学者特别关注古典文学中的人性展示，晚明文学成了他们特别钟爱的研究对象。胡适的“双线文学观念”，主要着眼于文学形式的层面；而在30、40年代马克思主义逐渐成为诸多研究者的指导思想后，此种“双线”的观念则逐渐演变为“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贵族文学和平民文学的二元对立”，所指已深入到文学内容的层面。这在较早的以阶级分析法、历史唯物主义为基本研究方法的两部文学史——贺凯《中国文学史》和谭丕模《中国文学史纲》中，得到了较为明显的体现。而这样的价值评判，随着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提出“政治标准第一、艺术标准第二”的文学评判标准后，得到进一步的强化，至建国之后更作为主流意识形态而成了大陆研究者对古代作家、作品进行评判的惟一标准。50、60年代的研究者经常使用“某某是一部怎样的作品”、“某某是爱国诗人吗”、“某某是否有气节问题”等这样非此即彼的标题，即鲜明地反映了评判标准的惟一性与至高性。“文革”中，极“左”思潮严重泛滥，古代文学史更被绎为“儒法斗争史”，彻底沦为政治斗争的工具，遭受到前所未有之“厄运”。80年代后，文学理论界肃清了“文革”所造成的灾难性影响，并重新思考文学的价值评判问题。尤其是邓小平《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的祝辞》等一系列讲话发表，更鼓舞人们认真考量“两个标准”的缺陷和不足，并试图寻找出新的评价标准。在这种背景下，很多学者对文学的评判标准提出了种种看法。不过，当时影响最为广泛的仍是久违的“人性论”。徐公持曾说：“80年代这次人性论的死灰复燃，竟没有造任何声势，连一篇豪壮的宣言亦无，它只是悄悄地潜入进来，不久就几乎感染了每一位古典文学研究者。”(52) 随着“方法论探索”和“宏观研究”的推进，特别是文艺学、美学领域的“文学主体性”论争和文化大反思，更强化了这种价值尺度的转向。
“文学主体性”命题，是70年代末80年代初李泽厚在哲学、美学层面所提出的“主体性问题”在文学界的延伸，代表人物是刘再复。1985至1986之际，刘再复在《文学评论》刊载长文《论文学的主体性》，引起了广泛的讨论。所谓“文学中的主体性原则”：“就是要求在文学活动中不能仅仅把人（包括作家、描写对象和读者）看做客体，而更要尊重人的主体价值，发挥人的主体力量，在文学活动的各个环节中，恢复人的主体地位，以人为中心，为目的。”(53)“主体性”自80年代起逐渐变得通俗化并且深入人心，主体性精神从“文革”的迷失中逐步走出并走向深化，而人的主体地位也日渐得到恢复、确认和加强。在主体性理论的视野下，不少古典文学研究者也试图挖掘古代文学的主体性特征。例如陆晓光《中国文学批评史中的一个亟待研究的重要课题（谈古代创作主体思想的研究意义及方法）》（载《华东师范大学学报》1986年第5期）、陈晓光《〈文心雕龙〉文学批评主体思想探微》（载《中国古、近代文学研究》1987年第1期）、江裕斌《论苏轼的审美理想》（载《文学评论》1987年第4期）、郁沅《主体精神与审美意识的觉醒——论魏晋南北朝文学思潮之内核》（载《文学评论》1989年第3期）、蒋哲伦《论东坡词的主体意识》（载《上海师范大学学报》1987年第2期）、韩经太《学术独立与主体参与》（载《文学遗产》1988年第4期），等等，对作为对象主体的人物形象、作为创造主体的作家和作为接受主体的读者和批评家进行了探索。
“文化大反思”主要指1984年至1989年间文化界在西方文化和现代化背景下重新反思中国文化的一次学术大潮，涉及的问题颇为广泛。虽其中各种论调纷呈，但所指向的中心无疑是重新衡量传统文化的自身价值。在这种思潮的影响下，古代文学研究界对传统文学的内涵以及研究者的价值立场也展开了尖锐的批判，例如彭久源《关于中国传统文学思想的反省》立论就颇为大胆尖锐（《文学评论》1986年第2期）。《文学评论》1988年第3期“关于古典文学研究的思考”论坛，更是这种思潮的体现。王毅《怎样确立古典文学研究中的价值标准》就民主性、反封建性提出了自己的看法；王玮《古典文学研究三弊》批判了古代文学研究目的性的丧失、现代意识的贫弱、批判精神的匮乏等三种弊端；杨国良《自我批判及古典文学研究的出路》对古代文学研究界存在的虚拟心态、怀旧心态、自虐心态、自恋心态进行了批判；杨镰《对古典文学研究现状的一点看法》强调古代文学研究要参与时代。这些反思在1989年下半年遭到批判，例如陆永品便从否定中国古代爱国主义的问题、对待古典文学及其研究的错误态度等几个方面，对此前的相关研究展开了批判(54)。
80年代中后期关于古典文学价值的探讨，虽没有形成为学人普遍接受的终极评判标准，但毫无疑问，古典文学研究从此摆脱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惟政治思想、阶级属性至上的评判标准，而注重从人学、美学、艺术、哲学等角度去挖掘古典文学自身的价值。这种开放、多元的价值取向，不仅在当时和此后的研究中得到了鲜明的体现，而且也最终启迪了人们重新审视整个文学史，导致了重写文学史的呼吁和操作。陈思和与王晓明于《上海文论》1988年第4期开辟“重写文学史”专栏，呼吁用审美标准代替政治标准，重新研究、评估中国新文学重要作家、作品和文学思潮、文学现象。1988年8月11—17日，牡丹江师范学院中文系、人民文学出版社、中国现代文学馆在牡丹江召开文学史研讨会。与会代表指出：“近几年，随着文学观念和学术思想的变化更新，以往文学史研究的观念、格局、方法已经越来越使人感到陈旧，并酝酿着突破了。‘重写文学史’的要求，正成为文学研究界集中关注的一个热点。”(55)《上海文论》“重写文学史”专栏自开栏至1989年第6期被整顿停刊，所发重要评论文都是针对左翼作家、解放区作家、政治上转向左翼的作家，引发了重大争论。这个潮流以夏中义在《文学评论》1989年第2期发表《历史无可避讳》达到巅峰。从此，政治主导的文学史书写框架彻底解体，“重写”思潮则由现当代文学史界迅速蔓延至整个文学史界。在古代文学研究界，这种呼声也渐趋高涨，并推出了许多实践性的成果。1990年，现代出版社推出了“大文学史观丛书”；1992年—1995年，陈伯海、董乃斌主编《中国文学史宏观研究丛书》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陆续出版。这些都体现了研究者在新方法、新理论、多元价值观的视域下对中国文学史的重新观照。可以说，价值尺度的转向和文学史的探索性写作，不仅开拓了文学史家的视野，而且促使文学史家反思以往的文学史书写实践。从此，学术界在文学观、文学史观、文学史编写体例等层面展开了积极探索，从而改变了古代文学史的书写进程，其意义自是不容漠视。
五、评价与启示
1988年前后，徐公持、胡明、郭英德、葛兆光等相继撰文，针对当时研究中出现的“生搬硬套，故作艰深”以及“虚夸”、“浮躁”等不良学风，表达了深重的忧虑(56)。“方法论探索”和“宏观研究”热潮，遭到了严肃批判，并在1989年底渐趋沉寂。
“方法论探索”和“宏观研究”的热潮之所以难以为继，首先在于它们没有留下多少为学界所企盼的成果。不少研究者“趋新骛奇”，甚至不顾中国文学自身的特征，“削足适履”式地套用西方的方法和理论，忽视对文献的搜集、考证、辨析，造成了“历史意识”与“客观性要求”的缺失。胡明指出：“我们实在没有勇气相信从《楚辞的意识流》、《〈文心雕龙〉的信息处理系统与控制程序》（附图表若干）、《韩愈散文的结构主义特色》等等诸如此类的研究文章中能望见照亮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出路的希望之光。”(57) 陈伯海也坦承：“这几年的成果，站得住脚的有一些，出毛病的也不少。”(58) 其次，“方法论探索”和“宏观研究”热潮在80年代末退却，还与当时的文化背景和政治氛围密切相关。肇端于理论界的思想革命，由于具有文化建构、意识形态建构的特性，在当时国内外的复杂形势下最终演变为一场意识形态的斗争。1989年12月《文学评论》发表“检查整顿《文学评论》笔谈”，次年12月陆梅林、盛同编撰的《新时期文艺论争辑要》定稿，对主体性理论加以全面否定，标志着80年代轰轰烈烈的思想革命戛然而止。这种“大气候”的转向，使得深受思想革命影响的古典文学“方法论探索”和“宏观研究”也不得不落下帷幕。
进入90年代后，学术风气逐渐由激进转向内敛，由躁动转为深沉，从而更能冷静地反思新时期以来古典文学研究的得失功过。1991年12月在昆明召开的“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的回顾与展望”的会议上，与会者充分肯定了新时期古典文学研究敢于打破“禁区”、拓展研究范围、大力引进新观念、新方法等成绩，对研究中机械套用“新方法”、急功近利等不良学风也提出了严肃批评。1992年，傅璇琮等人则撰文指出：“我们认为目前很有必要大力提倡脚踏实地的研究方法和学术作风。与其用中国古典文学现象去证明某些似乎无需证明的理论，不如扎扎实实地从纷繁复杂的中国古典文学现象中归纳总结出某些带有规律性的东西，在此基础上，对古典文学学术的历史演进作出宏观的把握和具体的分析。”(59) 在这种背景下，很多学者逐渐从当年亢奋的情绪中冷静下来，致力于学术史的梳理和学术规范的整饬(60)。与此同时，“文革”后培养出来大批硕士、博士也开始崭露头角，其中的一些佼佼者如赵昌平、陈尚君等人的研究，重视文献的考辨、文本的解读，“清楚地显示出学术理念的转型——由逻辑向历史回归”(61)。此外，一些重要学术刊物的用稿取向也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例如，《文学遗产》在90年代后“很少再发表前些年比较流行的仅仅从哲学和文论的范畴、概念出发，全面解释文学史和文学理论史发展规律的文章。而希望提倡一种把文学理论研究，与对文学创作、文学流派等文学史中丰富现象的研究密切结合在一起的研究方法”(62)。这种刊稿思路清晰地引领了学风的改变，即宏篇大论逐渐退出历史舞台，代之而起的是对文学史实、文学现象的关注。但不可否认的是，晚近二十余年的研究基本是在80年代中后期所确立的新格局中推进的，人们除了关注作家作品的考释之外，更多的学者转而关注中国文学自身的叙事传统和抒情传统，并进而重新梳理文学史的历史进程，文学的文化研究、文学的编年研究、文学的地理研究、文学的家族研究、文学的文体研究、文学的媒介研究、文学的制度研究、文学的传播研究、文学的经济研究、文学图像学研究，蔚然兴起。而关于作家作品的评判标准也逐步走向多元，那种以当下意识形态强加给古代文学的现象，已为学人所不屑。
新方法、新理论之所以没有带来多少经典性的成果，固然与研究者自身的学术素养相关。但我们觉得，还应深入到当时的历史背景中予以“体谅”。“方法论探索”、“宏观研究”的倡导者大多成长于50、60年代，中经“十年浩劫”，学术积累的黄金期几尽延误，可一旦呼吸到自由新鲜的空气，他们却拿出了惊人的学术热情和精力，力图担负起承上启下和开拓新境的重任。此种学术良知，自当使今日之“为稻粱谋者”、“官本位者”汗颜！而更为重要的是，“方法论探索”、“宏观研究”不仅丰富了古代文学的研究方法，拓宽了研究者的视野，而且还调整了研究格局，改变了价值评价尺度，古典文学研究因此而实现了艰难的转型。
上世纪90年代末，章培恒曾撰文指出：“中国文学史的整体性的宏观研究还没有开始。”(63) 陈伯海也说：“目前的现状，说得不客气点儿，认真地从理论角度研究文学史，还没有好好开头哩。”(64) 这两位曾大力倡导“宏观研究”的学者几乎同时发表相似的看法，一方面喻示着他们对“方法论探索”和“宏观研究”的热潮的审视更趋理性，另一方面也表明了新方法、新理论的探索仍前景远阔。近年来，由于学术失范、缺乏创新等弊端的泛滥，古典文学研究又陷入困境当中。研究者为进一步拓展研究的深度，力图寻求新的学术生长点，但多数学者似乎更冀望于新材料的发现，殚精竭虑，上下求索，或取之于地下，或舶之于域外。这种做法当然值得敬重。不过，百余年的古典文学研究史表明：学术生长点的培育、学术新境的开拓，新方法、新理论往往起到了“导夫先路”的作用。新方法、新理论固然不能“点铁成金”，但从“非方法勿论，非宏观不谈”而走向“谈方法、理论而变色”，亦属偏执之解。经历了近二十余年的沉潜涵泳之后，加强方法论的探讨和理论素养的提升，或许仍不失为走出当前困境的重要途径之一。
本文为2004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二十世纪中国古典文学学科通志”（批准号：04AZW003）的阶段性成果
注释：
① 史建、邬栋：《在历史与未来之间：对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第三次崛起的思考》，载《语文导报》1987年第9期。
② 卢兴基：《传统、变革和第三次浪潮》，载《文学遗产》1988年第1期。
③ 傅璇琮、钟元凯：《古代文学的整体研究评议：从〈中国中古诗歌史〉谈起》，载《文学遗产》1990年第1期。
④ 例如，董乃斌、薛天纬、石昌渝主编《中国古典文学学术史研究》（新疆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黄霖主编、周兴陆著《20世纪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史·总论卷》（东方出版中心2005年版）、赵敏俐、杨树增著《20世纪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史》（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徐公持主编《百年学科沉思录——二十世纪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回顾与前瞻》（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版）、陈友冰著《新时期中国古典文学研究述论》（商务印书馆2006年版）等，均设有专章予以梳理和总结。此外，各种专题的学术史论著，亦多有涉及。
⑤ 陈寅恪：《王静安先生遗书序》，《金明馆丛稿二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219页。
⑥ 此热潮的形成，以《哲学研究》1980年第1期所载《积极开展科学方法论的研究》、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11月出版的《科学方法论文集》、《读书》1981年第11期所载《数学、自然科学与哲学社会科学的相互结合（座谈会选刊）》等为标志。
⑦ 先后强势介入文艺学方法论的重要期刊有：《当代文艺思潮》（1982年第1期）、《读书》（1984年第7期）、《文学评论》（1984年第3期）、《文艺研究》（1985年第1期）、《文艺理论研究》（1985年第3期）等等。1985年，以方法论为主题的大型学术会议即有三次：3月由厦门大学、《文学评论》编辑部联合多所科研机构、高校在厦门召开的圆桌会议；4月14日至22日由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领衔十二家单位联合主办的扬州“文艺学与方法论问题学术讨论会”；10月4日至20日由中国艺术研究院外国文艺研究所与华中师范大学在武汉联合召开的“文艺学方法论学术讨论会”。
⑧ 例如，《复旦学报》1984年第5期分别发表了章培恒《对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的展望》、王运熙《谈谈中国古代文论的研究方法》、贾植芳《中国比较文学研究的过去、现在和将来》等文。
⑨ 徐公持：《古典文学研究的突破与开放性》，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中国文学研究年鉴》编辑委员会编《中国文学研究年鉴1985年卷》，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6年版，第16页。
⑩ 主要有：王元化《思想原则和研究方法二三题——在中日学者〈文心雕龙〉讨论会上的总结发言》（载《复旦学报》1985年第1期）、何满子《古代文学研究方法随想：在一次学术讨论会上即兴发言追录》（载《社会科学评论》1986年第4期）、栾勋《谈中国古代文论的研究方法问题》（载《文学评论》1986年第2期）、杨明照《运用比较的方法研究中国古代文论》（载《社会科学战线》1986年第1期）、何新文《国学传统与模糊理论——古典文学研究断想》（载《湖北大学学报》1986年第2期）、傅修延《文学史方法论新探》（载《豫章学刊》1986年第2期）。
(11)(23) 张连第：《中国古代文学理论学会召开第四次年会》，载《文学遗产》1985年第4期。
(12) 逵夫：《中国唐代文学学会第二届年会综述》，载《文学评论》1984年第6期。
(13) 于行：《第三届全国〈三国演义〉学术讨论会在江苏镇江举行》，载《文学遗产》1986年第2期。
(14) 周裕锴：《全国首届宋代文学学术讨论会情况综述》，载《文学遗产》1986年第4期。
(15)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中国文学研究年鉴》编辑委员会编《中国文学研究年鉴1986年卷》，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8年版，第332页。
(16) 例如，金克木《诗作为传达信息的中介——古诗形态学研究设想之一》（载《读书》1986年第2期）、赵景波《论中国古典诗歌的潜在信息系统》（载《齐齐哈尔师范学院学报》1985年第2期）、邹然《从接受美学观点看〈关雎〉的反馈信息》（载《江西大学学报）1987年第1期），等等。
(17)林兴宅：《艺术魅力的探寻》之“内容提要”，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18) 当时即有学者将“宏观研究”直接等同为“系统论”。如刘绍智《文学研究的微观和宏观》（载《宁夏社会科学》1986年第3期）中说：“所谓宏观研究，就是系统论方法的研究，而不是独立于系统论之外的另一种方法研究。”
(19) 宁宗一：《文学史要探索文学的发展规律》，载1983年7月19日《光明日报》。
(20) 张碧波：《文学史研究断想》，载1983年8月2日《光明日报》。
(21)(26) 晓风：《拓展与跃迁：古典文学宏观研究的动向》，载《语文导报》1987年第6期。
(22) 如董乃斌《中国古典诗歌研究的现状和未来》（载《文学评论》1985年第2期）指出：“古典诗歌研究应加强宏观研究和综合研究，同时注意比较的研究。”陈伯海《宏观的世界和宏观的研究》（载《文学遗产》1985年3期）指出：“长时期以来，我们的古典文学研究侧重于微观，而比较忽视宏观，这种情况应有所改变。”南帆《论中国古代文论的宏观研究——在中国韵文学会成立大会上的发言》（载《上海文学》1985年第7期）认为：“倘若我们希望古代文论作为一种艺术原理的概括而以其理论威力介入当代文论，那么，我们还必须有意识地开始侧重一种开放性的宏观研究。”
(24) 《文学遗产》编辑部：《古典文学宏观研究征文启事》，载《文学遗产》1986年第3期。
(25) 关于这次会议，很多重要刊物都发表了评述文章。如王玮《当前古典文学宏观研究漫评》（载《文史知识》1987年第12期），沈松勤《推动古典文学研究向前跃进——首届“中国古典文学宏观研究讨论会”记盛》（载《语文导报》1987年第6期），《古典文学宏观研究讨论会在杭州举行》（载1987年4月7日《光明日报》），《中国古典文学宏观研究讨论会概述》（载1987年4月27日《理论信息报》），等等。
(27) 徐公持：《关于古典文学的宏观研究及其现状》，载《文学遗产》1987年第4期。
(28) 陈伯海：《宏观文学史漫议》，载《文艺学习》1987年第2期。
(29) 陈伯海：《通向宏观文学史之路》，载《语文导报》1987年第3期。
(30) 石家宜、高小康：《古典文学宏观研究再议》，载《文学评论》1988年第2期。
(31) 屈光：《从唐代文学研究看古代文学的宏观与微观研究》，载《社会科学辑刊》1988年第3期。
(32) 代表性的论文有：陈伯海《中国文学史之鸟瞰》（载《文学遗产》1986年第5期）、陈良运《中国古代诗歌理论的一个轮廓》（载《文学遗产》1985年第1期）、赵昌平《唐诗演进规律性刍议——线点面综合效应开放性演进的构想》（载《文学遗产》1987年第6期）、陈邦炎《从新诗运动上探我国诗体演化的轨迹》（载《文学遗产》1987年第1期）、许总《倾国宜通体 谁来独赏眉——中国古代文论整体美思想初探》（载《文学评论》1988年第4期）。
(33) 《文学遗产》编辑部：《〈文学遗产〉“编后记”》，载《文学遗产》1986年第3期。
(34) 傅璇琮、赵昌平：《谈古代文学研究中的文化意识——由〈唐音佛教辨思录〉所想起的》，载《文学评论》1989年第6期。
(35) 吕薇芬：《复刊以来〈文学遗产〉发表的综合理论研究学术成果的总结》，《〈文学遗产〉纪念论文集》，文化艺术出版社1998年版，第97页。
(36) 文学研究所科研处整理《来自全国同行的建议与希望》，载《文学评论》1986年第1期。
(37) 黄天骥：《开拓与坚持》，载《文学遗产》1988年第2期。
(38)(41) 傅璇琮、沈玉成、倪其心：《谈古典文学研究的结构问题》，载《文学评论》1987年第5期。
(39) 石家宜、高小康：《古典文学宏观研究再议》，载《文学评论》1988年第2期。
(40) 陈伯海：《通向宏观文学史之路》，载《语文导报》1987年第3期。
(42) 曾凡、王钢：《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的出路》，载《文学评论》1987年第6期。
(43) 董乃斌：《论当代古典文学研究的体系》，载《文学评论》1986年第3期。
(44) 许总：《古典文学研究的回顾和构想》，载《学术月刊》1987年第2期。
(45) 萧兵：《点线面互渗，宏微观结合》，载《古典文学知识》1988年第6期。
(46) 莫道才：《近年来文学史观与方法论问题研究述评》，载《江海学刊》1991年第2期。
(47) 文学所科研处：《全国文学学科规划小组讨论文学研究形势和任务》，载《文学评论》1988年第2期。
(48) 胡适尝称：做学问不当存“有用无用的成见”；“学问是平等的。发明一个字的古义，与发现一颗恒星，都是一大功绩”（见《胡适文集》第2册，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327—328页）。
(49) 此语由马克斯·韦伯在《社会科学和经济科学“价值无涉”的意义》（见马克斯·韦伯著《社会科学方法论》，韩水法、莫茜译，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年版）一文中提出，意在将价值判断从经验科学的认识中剔除出去，划清科学认识与价值判断的界限。
(50) 胡适：《胡适口述自传》，载《胡适文集》第一册，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424页。
(51) 钱玄同：《寄陈独秀》，北京大学中文系主编《文学运动史料选》第一册，上海教育出版社1979年版，第30—31页。
(52) 徐公持：《二十世纪中国古典文学研究近代化进程论略》，载《中国社会科学》1998年第2期。
(53) 刘再复：《论文学的主体性（一）》，载《文学评论》1985年第6期。
(54) 陆永品：《评对待爱国主义和古典文学的错误态度》，载《文学评论》1989年第6期。
(55) 黄万华：《在治史的根本问题上重新发言——中国文学史（古代现代当代）研讨会侧记》，载《文学评论》1988年第6期。
(56) 这方面的文章主要有：徐公持《提高研究素质是惟一出路》（载《文学遗产》1989年第1期）、胡明《古典文学研究的现实危机和暂行出路》（载《文学遗产》1988年第3期）、郭英德《古典文学研究的两难心理与多元选择》（载《文学遗产》1988年第5期）、葛兆光《关于古典文学研究的随想》（载《古典文学知识》1988年第4期）、何满子《卑之无甚高论的研究方法观》（载《辽宁大学学报》1988年第3期）、张少康《古代文论研究者的基本素质》（载1988年11月10日《文学报》）等等。
(57) 胡明：《古典文学研究的现实危机和暂行出路》，载《文学遗产》1988年第3期。
(58)(64) 陈伯海、王立：《文学史研究随谈》，载《文艺理论研究》1998年第1期。
(59) 傅璇琮、郭英德、谢思炜：《关于中国古典文学学术史研究的思考》，载《文学评论》1992年第3期。
(60) 例如，董乃斌、陈伯海于90年代即开始从事学术史研究，先后承担了《中国古代文学学术史研究》、《中国文学史学史》等重要课题的研究。
(61) 蒋寅：《古典文学研究四代人》，载《河北大学学报》1996年第1期。
(62) 王毅：《近年来〈文学遗产〉发表有关古代文学理论成果简述》，《〈文学遗产〉纪念文集》，第106页。
(63) 章培恒：《关于中国文学史的宏观与微观研究》，载《复旦学报》1999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