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出历史哲学的两大误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两大论文,误区论文,哲学论文,历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最近，一个几乎被冷遇了半个世纪之久的思潮在世界人文科学的论坛上又悄然兴起，这就是历史哲学。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研究领域，然而，它至今未能走出一些重大误区。上个世纪初，黑格尔在以理性反对康德的知性时，用普遍的历史理性建构起历史哲学体系，并形成一种颇有影响的、完全排斥人之主体性的严格历史决定论传统。而目前兴起的历史哲学思潮则主要以社会学和现代化理论为表现形态，其中一种很有影响的倾向，便是历史单线进化的观点。严格历史决定论和单线进化论均无法正确地揭示历史演进的真实方式，因此是历史哲学必须走出的两大误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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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决定论是指断定历史事件主要是历史阶段具有一种不可抗拒的必然性的历史理论。依据必然性的来源又可分为内在必然性和外在必然性两种。把历史必然性归结为超然于历史的外在的“命运”和天意是历史决定论的原始形式，在古希腊和东方思想中都能找到其例证。由于这种理论的自相矛盾性是显而易见的，坚持这种看法的现代人已寥寥无几〔1〕。 而由历史的内在必然性出发给历史确定一条线性轨迹的历史理论不仅风行一时，而且现在还有其广阔的市场。维柯认为历史按着一条螺旋式的轨迹从英雄式的文明进入到野蛮式的方式，不过维柯并没有说明历史的动因。黑格尔虽然也认为历史是螺旋式演进的，但他给历史按上了理性的发条，强调历史辩证地驶向人类潜在自由的实现，历史的每一步都对终极的绝对精神做出不朽的奉献。于是，历史哲学就在黑格尔的笔下染上了宗教的终极关怀的迷人色彩。黑格尔之后的历史哲学大多以探索历史的动因为主，如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主要是揭示物质资料的生产能力和生产过程中人与人的关系即生产关系在历史演进中的决定性作用，卡莱尔的英雄史观主要是说明大人物在历史中的突出作用，普列汉诺夫则认为历史人物只对历史的非重要特征和历史事件的时间性起一定作用。本世纪初历史哲学的转向由克罗齐、狄尔泰和科林伍德发动，这一新的思潮强调历史是一种知识，因而具有现代性，“历史的知识是关于心灵过去曾经做过什么事的知识，同时它也是在重做这件事；过去的永存性就活动在现在之中。”〔2〕然而， 所有这些有深邃学术见地的理论都没有跳出纯学术的圈子，唯独按历史内在必然性划分的历史若干阶段的理论和带有终极关怀性质的来世许诺成为了一种意识形态和千百万人盲目崇信的教条。许多克里斯玛式的历史人物就可以标榜自己顺应历史阶段从而打着历史的旗号去排除异己、发动运动甚至进行“革命”来满足自己的私利。这种历史决定论的灾难和约瑟夫·阿瑟·德高比诺（Joseph Arthur de Gobinean）、 胡斯顿·斯图亚特·张伯伦（Houston Stewart Chamberlain ）的雅利安人优越论的历史理论给欧洲犹太人和其他非雅利安人以及雅利安人自己带来的灾难并称为20世纪的两大浩劫。
关于历史决定论并非无人征讨。汤因比在巨著《历史研究》中反复强调“历史规律”总是伴随着不可胜数的例外，因而历史充其量只是趋势而非规律。波普在其脍炙人口的《历史决定论的危困》一书中，揭示了黑格尔式的历史决定论的悖论：在肯定历史分期和历史轨迹的情况下，同时又假定人运用理性和自由是内在冲突的。可惜这些看法在强大的意识形态面前显得十分苍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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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时研究的社会学和历史理论本来没有排中律的界限。社会学与历史决定论相得益彰的理论则是单线进化论。早在孔德那里，便把社会的演化史分成了三个进化阶段：“神学的或虚构的，形而上学的或抽象的，科学的或实证的阶段”〔3〕，他坚信，“进化也是必然的， 因为要么是天意决定进化的阶段和结局，要么是人类或社会的性质本身决定进化的规律”〔4〕。而且他要把它看成“社会生理学”的规律。 孔德把社会人格化的趋向给后来的社会学研究圈定了很难逾越的界限。涂尔干在其社会学研究中便严格坚持一个信念：人类在不知不觉之中崇拜他们的社会的、神圣的东西首先依附在集体的、非个人的力量之上，这种力量恰恰就是社会本身的再现。“涂尔干也许会说：每一个社会都是制造神的机器。”〔5 〕这种社会有机论的思想和斯宾塞的哲学如出一辙。社会学到了韦伯的手中虽然在形式上成了推导社会理论化必要和充分条件的庞大体系，而实质恰恰是阐述历史单线进化的理论，尤其是在《经济与社会》、《儒教与道教》等著作中历史按其必然轨迹进入其归宿的寓义在字里行间鲜明可见。功能主义社会学家塔尔科特·帕森斯和金斯莱·戴维斯虽然是从结构和功能入手来研究社会的，表面上似乎是共时性研究，但是其社会有机论的前提假设仍然给历史单线进化提供了中继站〔6〕。 德国学者于尔根·哈贝马斯继其研究社会进化的首部著作《交往与社会进化》之后，又发表了系统论证和逐段考查社会进化的《交往行动理论》。哈贝马斯把交往行动定义为：“使参与者能毫无保留地在交往后意见一致的基础上，使个人行动计划合作化的一切内在活动。”〔7〕交往行动以其认识工具合理性、 道德合理性和美学合理性和程度标示出历史的不同阶段。这无疑是个雄心勃勃的理论，难怪他声称要“重建历史唯物主义”。哈贝马斯把历史单线进化的理论既明朗化了又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峰。
哈贝马斯给历史铺轨和修建车站的时代正值解释学的兴旺时期。沿着施莱尔马赫、狄尔泰、海德格尔直到伽达默尔的解释学以知识的解释学循环来界定历史的本体其原因就在于历史实体化是已经被证明行不通的路。福柯之后在欧美兴起的新历史主义按历史的多元性展示历史知识给人类的启迪。各种单向度的历史记载追求着相互冲突的价值（如美学史追求美的观念变革、逻辑史追求逻辑真值的演绎，两者不可同日而语）完全可以说明历史的多元性。在这种情况下哈贝马斯的做法确实是个值得深思的问题。
社会学理论的一个重要分支是社会现代化理论。投入这一课题者组成一个相当大的阵营。然而，其中绝大多数都把现代化的指标规定西方某一国家的具体指标或某些西方国家的综合指标。在类型学上则把现代化区分为原生型、诱发型或者原发型、依附型等等。我国五四运动前后关于引进“德”先生和“塞”先生的说法虽然今天已无人提及，其实是依附论的最早形式。以西方国家作为模式进行现代化研究的实质便是“西化”研究。只有少数经验性研究是例外。这项以现代化为目标的研究十分活跃。但是，这是深藏着历史单线进化的谬种。历史单线进化论和历史决定论是一个事物的两个变种。但是，它们却分别来自两个不同的鼻祖——黑格尔和达尔文。然而，必须看到恰恰是启蒙运动使两者滋生蔓延。“启蒙运动的愚蠢，在于设想理性不需要体现在本身易于变化的社会与政治机构之中。”〔8 〕这是黑格尔设计历史理性的思想基础。启蒙运动把科学看成是进步的媒介并坚信科学会产生最切合人性的伦理原则。这是人们把达尔文的进化论平移到历史理论中的观念动力。清算启蒙运动的余毒必须使历史哲学逃逸黑格尔和达尔文的陷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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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研究的轨迹和历史观念的演化是一个逐渐铲除历史学效用和恢复历史内在目的的过程。在马基雅维里之前，西方的历史学只是《圣经》的注脚。马基雅维里在其《君主论》和《弗洛伦萨史》中把历史当成提供有效政治手段的例证。在托马斯·布仑德维尔的《历史学》中，历史是一个成功的道德教师，培根对此也有相同的看法。孟德斯鸠又把历史看成是法的观念依据。效用历史学在中国人治史的原则中体现得就更为明显。只是到了黑格尔把历史当成理性的奴仆时，效用历史学才结束了它替他人做嫁衣裳的历史。但是，黑格尔却完全不懂历史是一种自身创造自身的怪物，它象生物体细胞内那不朽的基因那样靠自我相关来演进，人在历史之中创造自己的历史。历史没有自身之外的目标和原因，没有自身之外的动机和动力。当克罗齐把历史仅当成一种知识时，其革命性就在于它和历史本来面目处在了一种基因（历史知识）——表现型（历史过程）同构关系之中。由于历史没有自身之外的目的，那么历史就既是手段又是目的，历史就将自动自觉地既追求工具性价值又追求本体性价值。因此，根本不可能把史家所处的时代说成是历史的制高点，更无法展望未来就一定比现在更好。这决不是说历史只是一种迷盲的随机性，只是说历史照样有进入误区的可能。赫德那质朴的历史观几乎可以回答这一问题：“人是历史的动物。人类本性是历史进程的产物。它曾采取形形色色的装束，对各种各样的环境做出反映，每种形式都有其内在价值，并存在向将来发展的无限可能性。”〔9 〕生活在一定地域上的人类种群都有着把个人利益和个人志向的繁纷复杂的个体分歧统一在一种内聚力中的能力。这便形成了文化，形成某一民族的独特历史。而人类的每一种完美的形式都是民族的、时间性的和历史的。任何一种超历史的历史理论都将是失败的理论。
人类社会是个充满冲突和不和谐的舞台。这是因为社会的每一个子系统都有和其他子系统相冲突的价值追求。经济追求效率，政治追求稳定和平等，文化追求传统，生物子系统自然是其繁殖的数量和质量。这就决定了历史在本质上就是非优系统的社会演进。历史只能在无目的的合目的性中实现其在时间一维上的更替〔10〕。并且它是严格的连续的，因某个历史事件造成的表面上的间断都将产生对历史的报复。无目的的合目的性完全可能保证价值的实现和自身的进化，就象市场的随机交换会合理地配置资源一样。但是，某一时刻之前的历史不都是这一时刻实现其顶峰价值的必要铺垫和相应准备。历史的误会虽然不多但决不是零。
注释：
〔1〕20 世纪上半叶的美国神学家尼布尔（R·Niebuhr ）在其《Faith and History》一书中仍坚持历史的外在必然性。
〔2〕科林伍德：《历史的观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 年版，第247页。
〔3〕〔8 〕〔9 〕参见哈多克：《历史思想导论》， 华夏出版社1989年版，第9章、第9章、第124页。
〔4〕〔5 〕雷蒙·阿隆：《社会学主要思潮》， 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年版，第95、381页。
〔6 〕参见格尔哈特·伦斯基：《权力与特权：社会分层的理论》，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22页。
〔7〕于尔根·哈贝马斯：《交往行动理论》，重庆出版社1994 年版，中文版序，第8页。
〔10〕参见赫伯特·A·西蒙：《人工科学》，商务印书馆1987 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