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高等教育发展进程中的院校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高等教育论文,美国论文,发展进程论文,院校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大约五十年前，美国人最早创造了“院校研究”(institutional research)这个术语。如今，“院校研究”已经成为北美地区尤其是美国高等教育中的一个颇有影响的专门领域。院校研究在美国的产生和发展是美国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和技术等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是这些因素综合作用于美国高等教育的产物。本文以伯顿·克拉克的“发展分析”为方法论，将“院校研究”置于美国高等教育发展的宏观背景之下，来探讨美国院校研究功能与实践的历史演变历程。
一、“院校调查运动”与美国院校研究的“组织化”
作为现代美国高等教育的一个专门实践领域，院校研究主要是指在单个高等学校内部进行的有组织地收集、记录、分析和报告所在院校的运行状况（也包括与此相关的外部因素）的数据和信息的种种努力。其主要目的在于为有关高等教育机构（主要是研究者所在的高等学校）的决策和规划提供信息支持，从而为改进院校管理、促进院校发展服务。
19世纪以前，由于当时美国高等教育发展水平较低，学院和大学尚处于社会的边缘，外部势力和社会公众对于高等学校内部事务并未真正产生多少兴趣。那一时期，美国高等学校规模一般较小，内部组织结构相对简单，高等学校管理和决策凭借校长们“勤快的腿脚”以及“个人的经验和智慧”就足以做到成竹在胸、应对自如了。因此，尽管有人愿意将院校研究追溯到殖民地时期的“建校研究”和早期的“校史研究”，但是致力于改进院校实践的“功能性”的院校研究，其最直接的起源应该是始于20世纪上半叶。
20世纪开始至20世纪40年代初这段时期，美国高等教育处于从精英高等教育阶段向大众化高等教育阶段的过渡时期。高等教育开始从社会的“边缘”迈向社会的“中心”，政治论高等教育哲学逐渐占据上风，高等学校因此开始成为政府和社会公众关注的对象。这一时期，各级政府和社会机构在增加对高等教育投入的伺时，加强了对高等学校管理的控制，并对高等学校提出了“质量”和“效率”的要求。在这样的背景下，美国高等教育发生了一场以泰勒“科学管理理论”为指导的管理变革。其直接动因是美国高等教育史上长达三十年之久的“院校调查运动”。这场运动动摇了传统美国大学管理模式的哲学基础，促进了美国高等学校从“经验管理”向“科学管理”的过渡和转变。现代意义上的“院校研究”就是在这一时期开始涉足美国高等教育的历史舞台的。（注：赵炬明.现代大学与院校研究——美国院校研究发展述评（上）[J].高等教育研究，2003,(3):43.）
“院校调查运动”来源于两个方面的推动力量，一是社会基金组织，另一是政府机构。1905年卡内基(Andrew Carnegie)捐款1000万美元建立了卡内基教育促进基金会，曾担任麻省理工学院校长的普里切特(Henry S.Pricheter)被选为该基金会的首任主席。依据此前美国工商界盛行的“科学管理理论”的基本假设，普里切特认为，与欧洲大学相比，美国高等学校存在着严重的质量和管理问题。因此，基金会将调查学院和大学的教育质量和管理效率确定为首批的研究任务。普里切特认为，所有高等学校不论公立大学还是私立大学，它们都是公共服务机构。公众有权了解它们在管理和运行方面的真实情况。因此，卡内基教育促进基金会坚持将院校调查报告公之于众，借助社会舆论和公共媒介的影响来监督高等学校内部的办学行为和管理活动。
与此同时，各级政府也开展了“院校调查”。联邦政府和州政府首先要求所有公立高校进行“自我调查”(self-survey)，随后于1910年开始组织了对全国或本州、本地的高校普查。联邦教育部为了保证调查工作的科学、完整、统一、规范，向全国各地派遣统计专家帮助各州、各地区的院校调查工作。弗吉尼亚州首先开始了全州范围内的高等教育调查，并于1912年向社会公布了调查结果。借助院校调查运动，州政府加强了对高等教育的控制，除了对加强原有政府机构（最初是州议会，后来是州长）的控制职能外，还开始通过设立州一级的高等教育委员会扩大对高等学校的影响力。此外，这一时期还出现了各种民间的认证机构，它们制定了高等学校和专业的最低标准，定期开展院校认证和专业认证。（注：美国高等院校的认证制度是高校自我监督、保证教学质量底线的具体手段。分为地区性全校认证和专业认证两种。认证机构属于民间机构。）
在这种情况下，美国高等学校极不情愿地被卷入了这场运动。为了应对外部的调查和认证，部分大学开始任命从事院校“自我研究”（注：地区性院校认证一般包括三个阶段，院校内部的自我研究(self-study)是开展这项工作的第一步。在这个阶段，被认证院校成立一个认证自我评估组，重温院校使命声明(mission statement)、院校历史、任务和宗旨，并收集数据以显示该校达到其自定的质量指标。认证机构则通过学校的自我评估来衡量院校的学生结构、师资质量、专业结构、课程设置、及学生学习和学生服务等。评估内容还包括校园规划建设、组织、财政、科研和社区服务。）的专职人员。特别是应州政府有关机构要求开展的周期性的“自我调查”，更是直接推动了院校研究活动“组织化”的进程。与此同时，这些调查和认证促使高等学校认识到自己的管理问题。出于改进教学工作和提高管理效率的自身需要，一些高校开始设立专门机构开展相应的专题研究。1924年，明尼苏达大学就因此成立了一个专门的“教育研究委员会”开展课程、学生耗损、咨询和考试测验等问题的研究。此后10年，为了开展设备管理和教学效益研究的需要，校方又在“教育研究委员会”的基础上成立专门的“院校研究办公室”(Bureau of Institutional Research)。（注：Cameron Fincher.The Art and Science of Institutional Research.M.Corcorran & M.W.Peterson.Institutional Research in Transition.New Directions for Institutional Research,No.46.Jossey-Bass,Inc.,1985.San Francisco:Jossey-bass,Inc.,1985.）也正是从这个时候起（20世纪20年代前后），这种对外应对调查认证、对内具有自我改进功能的研究活动开始逐渐地“组织化”。伊利诺大学、俄亥俄州立大学、密西根大学等著名的大学也分别在此前后建立了专门研究机构开展“自我研究”。（注：赵炬明.现代大学与院校研究——美国院校研究发展述评（上）[J].高等教育研究，2003,(3):43.）到了20世纪40年代，这种研究活动终于有了一个正式的名称，即“院校研究”(Institutional Research)。明尼苏达大学也于1947年正式将这个办公室更名为“院校研究室”(Office of Institutional Research)。（注：程星，周川.美国院校研究的历史与现状[J].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5,(4):111.）
二、高等教育的“黄金时代”与院校研究的“制度化”
“院校调查运动”一直持续到20世纪40年代，它的直接影响就是促成了美国许多高等学校“被动”地开始了有组织的院校研究实践。但这种组织化的步伐并没有随着院校调查运动的终结而停滞不前。相反，在接踵而来的美国高等教育大发展的背景下，有组织的院校研究活动获得了一个更大的“加速度”。
以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为界，美国高等教育进入了一个空前的发展阶段。从20世纪40年代开始到20世纪60年代中后期，美国高等教育经历了迅速扩张的“黄金时代”。据统计，从1950年到1965年美国高等学校数从1851所增加到2175所，在校学生数从244万增加到592万，学校平均规模由1321人增加到2175人，高等学校学生占同年龄组(18-24)的比例从14.3%增加到29.8%。（注：赵炬明.现代大学与院校研究——美国院校研究发展述评（下）[J].高等教育研究，2003,(4):60.）高等学校在这一时期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学生规模不断扩大，校园面积不断扩张，课程和管理结构日趋复杂。（注：M.W.Peterson.Institutional Research:A Evolutionary Perspective.M.Corcorran & M.W.Peterson.Institutional Research in Transition.New Directions for Institutional Research,No.46.San Francisco:Jossey-bass,Inc.,1985.）高等教育规模的急剧扩张，带来了高等学校内部组织的复杂性和办学经费的庞大预算，大学面临了越来越多的“说明责任”(Accountability)的要求和许多前所未有的管理问题。（注：“说明责任”(Accountability)，也译作“问责制”、“公共责任”等，它是美国社会强调公众“知情权”的一个专门术语。在高等教育领域，“说明责任”与“大学自治”(Autonomy)相对，特指学院或大学必须对外界（包括政府、民意和纳税人）负责并向他们述职的“组织行为”。）传统的院校管理模式难以适应这种变化，许多高等学校的管理陷入混乱，高等学校领导者遭受了来自内部和外部的批评和指责。这导致人们开始反思传统的高等教育哲学与高等学校管理问题，探索新的管理哲学和管理模式，从而直接引发了一场史称“高等教育管理革命”的历史性变革。（注：刘献君，赵炬明，陈敏.加强院校研究：高等学校改革和发展的必然要求[J].高等教育研究，2002,(2):55.）在此期间，高等学校面临日益复杂的形势，更加“主动”地加快了院校研究组织化的进程，制度化院校研究的基本框架开始初步形成。
其实这场高等教育管理革命深层次的动因仍然来自高等学校外部。首先，这一时期，美国进一步加大了对高等教育的控制力度。二战后，美国联邦政府相继通过大量法案促进和规范高等教育的发展。1957年苏联发射了世界上第一颗人造卫星后，美国更加强调教育的国家利益。1958年颁布的《国防教育法》的一个明确指导思想，就是将教育发展提高到国家安全的高度加以认识。在这种强大的忧患压力下，许多州议会也相继通过法案，要求各州立高校定期向州政府递交教育统计报告，使政府和纳税人有可能来监督和检查公立高等学校的行政运作与教育成果。同时州政府也加强了对高等学校的管理和控制。根据1965年《美国高等教育法》，各州都建立了高等学校协调委员会。结果导致了在各州建立了州立高等教育系统，统一领导本州的高等教育工作。在20世纪20年代开始出现的认证制度，演变到50年代时，已经发展成为向高等学校拨款和资助的前提条件。州及联邦政府、慈善基金组织根据地区性或专业组织的认证结果，调整对学院和大学的拨款和资助政策。在政策杠杆的驱动下，美国高等学校更加主动地致力于改进教学与管理工作，以进一步提高教育质量和管理效率。
其次，在这一时期美国加大了投资高等教育的力度，高等学校开始面临前所未有的“说明责任”的压力。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为配合上述一些法案的实行，联邦政府投入大量资金资助高等教育，大学的科研开支基本上来自联邦政府基金，并且在20世纪60年代初以每年递增15%的速度上升。（注：克拉克·克尔著（王承绪译）.高等教育不能回避历史——21世纪的问题[M].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1.260.）其间，有三次资助退伍军人入学的浪潮，联邦政府先后为二战时期、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的复员军人提供高等教育经费。此外联邦政府还为大学提供长期贷款，为学生提供财政资助，建立联邦政府奖学金制度等。顶峰时期(1965)联邦经费占当年高等学校总收入的25%。（注：赵炬明.现代大学与院校研究——美国院校研究发展述评（下）[J].高等教育研究，2003,(4):61,62.）“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是美国社会的现实理念，因此政府的巨大投入意味着高等学校承担着巨大的公共责任，这就要求高等学校必须要给政府和纳税人一个有说服力的交代，来证明自己在人力、物力和财力等资源方面消耗的有效性和合理性。
所有这些外部因素，不仅直接地改变了美国传统的高等学校办学思想和管理结构，而且还直接地刺激了学院和大学有组织院校研究活动的制度化。因为不论是应对高等学校规模扩张带来的管理问题，还是为了解释自己履行“说明责任”的表现，都是以数据为基础的，收集能够反映院校特征和“绩效指标”（注：“绩效指标”(Performance Indicator)是反映高等学校办学质量和效益的一系列指标体系。过去几十年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学院或大学在应对政府、董事会、认证机构和其他社会公众等各方面的监督和压力时，为了证明自身的价值及效率，开发出各种可测量的指标，并就这样的指标系统定期收集数据，向外界公布。）的数据和信息的任务自然就落到了院校研究机构或院校研究人员的肩上。因此，许多大学校长对院校研究产生了的兴趣，设立专门院校研究机构的高等学校在不断增加。到1965年，美国已有115个高校建立了专门的“院校研究室”，而10年前的1955年只有10所院校设立这样的机构。（注：赵炬明.现代大学与院校研究——美国院校研究发展述评（下）[J].高等教育研究，2003,(4):61,62.）尽管这些机构规模很小，研究者大多是新手，但这项工作还是获得了校长们的重视。表现为，这一时期的院校研究室主任通常是直接向校长汇报工作。这也同时意味着院校研究从一开始就是作为高等学校一个重要的管理功能而定位的。（注：M.W.Peterson.The Role of Institutional Research:From Improvement to Redesign.New Directions for Institutional Research,No.104.San Francisco:Jossey-Bass,Inc.,1999.）
院校研究的制度化相应地提出了院校研究专业化的要求。由于这一时期院校研究承担了定期的统计报告和更为复杂的研究任务，院校研究人员专业化的问题显得格外迫切。1957年美国教育理事会(ACE)召开大学校长会议呼吁大学尽快任命专职院校研究人员。（注：程星，周川.美国院校研究的历史与现状[J].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5,(4):111.）1960年ACE还委托布伦博(A.J.Brumbaugh)编写题为《开展研究以改进高等学校工作》的单行本，以指导高等学校有效地开展院校研究工作。（注：Cameron Fincher.The Art and Science of Institutional Research.M.Corcorran & M.W.Peterson.Institutional Research in Transition.New Directions for Institutional Research,No.46.Jossey-Bass,Inc.,1985.San Francisco:Jossey-bass,Inc.,1985.）州一级高等教育协调委员会出于加强本州高等教育管理的目的，也热衷于推动高校开展院校研究。各种高等教育专业组织也积极举办讲习班培训院校研究人员。讲习班针对当时高等学校面临的管理问题以及院校研究者比较关心的问题，集中于发展“解释资源使用的合理性”的策略，以及开展对“学生特征”、“教师工作与活动”、“行政管理”、“招生”、“空间利用”及“经费收支分析”等问题的研究。（注：M.W.Peterson.The Role of Institutional Research:From Improvement to Redesign.New Directions for Institutional Research,No.104.San Francisco:Jossey-Bass,Inc.,1999.）需要指出的是，1965年正式成立的院校研究协会(AIR)极大地推动了美国院校研究专业化的进程和美国院校研究实践的开展。AIR通过举办年度论坛和专题性培训班为院校研究人员交流研究方法、训练研究能力发挥了积极的作用。AIR的成立标志着“作为高等教育一部分的整体性院校研究框架已经建立”（注：Carolyn V.Boyles.Help Wanted:A Profile of IR(1970-1985).Research in Higher Education,1988,Vol.28,No.3）。“院校研究”这个术语在20世纪60年代得到了更为广泛的运用，并且在1966年7月作为美国教育资源信息中心(ERIC)数据库的一个描述符得到确认。（注：Carolyn V.Boyles.Help Wanted:A Profile of IR(1970-1985).Research in Higher Education,1988,Vol.28,No.3）
三、“冰河之冬”高等教育的紧缩与院校研究功能的扩张
美国高等教育大发展的“泡沫”终于在20世纪60年代后期70年代早期“炸裂”。（注：M.W.Peterson.The Role of Institutional Research:From Improvement to Redesign.New Directions for Institutional Research,No.104.San Francisco:Jossey-Bass,Inc.,1999.）其原因来自大学的内部和外部两个方面的原因。在大学内部，学生们对于不断扩大的学校规模、非人性化教育方式越来越心存不满，对于教学人员热衷于做一名“学者”而不是做一名“教师”感到忿忿不平。在大学外部，美国的一些社会问题日趋凸显，崇尚自由和不受约束的教师和学生们对于越南战争、人权运动和言论自由有诸多自己的看法，他们急于寻找机会释放自己的情绪。在这两种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大学生们借机发泄，终于酿成了全国范围内大规模的学生骚动，1969年至1971年间学生抗议活动达到顶峰。这场政治风波终于结束了美国高等教育的“黄金时代”，使其开始步入令人“大为不满”的“冬天”。（注：约翰·布鲁贝克著（王承绪等译）.高等教育哲学[M].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1.260.）
这一时期，美国高等学校终于抛弃了办学规模“越大越好”的幻想，学生们的不满和教育改革的前景促使学院和大学更多地关注“教育”问题以及“教育目标”的实现，而不只是将注意力仅仅集中于院校资源利用和管理效率的问题。许多大学校长们这时“突然”认识到学院和大学的“开放性”特征，甚至认为“大学就是某种程度上的政治组织，教师和学生是一些有竞争力的选民。”（注：M.W.Peterson.The Role of Institutional Research:From Improvement to Redesign.New Directions for Institutional Research,No.104.San Francisco:Jossey-Bass,Inc.,1999.）与此同时，州政府通过将公立高等学校纳入政治审查的范围，加强了对高等学校的管理。这给高等学校的外部管理环境增加了新的复杂性。高等学校所面临的当务之急是保持校园的秩序和稳定，并极力通过调整有关政策扩大少数民族学生的入学机会，相应地减少“传统学生”的招生比例，以平息政府和公众的不满情绪。
学生的骚动进一步加强了美国的政府机构和社会组织对高等教育的关注。一些高等教育组织将兴趣点从强调“绩效指标”暂时转移（或者说是隐含）到“提高高等教育的社会声誉”方面。第一个关于高等教育声誉的研究项目是由美国教育理事会(ACE)发起的，研究的重点是美国研究型大学。随后这种类似的研究扩大到其他类型的高等学校和专业学科领域。州一级高等教育管理机构对高等学校财政开支问题、课程评估和规模扩张更加关心。要求学院和大学提交的关于院校“政治声誉”的报告，也被要求必须详细地解释和说明高等学校全部资源使用状况。（注：M.W.Peterson.The Role of Institutional Research:From Improvement to Redesign.New Directions for Institutional Research,No.104.San Francisco:Jossey-Bass,Inc.,1999.）相应地，这时期的院校研究人员更加重视对“学生特征”的研究，开展诸如学生行为、学生发展和学生多样性等问题的研究。深入研究课程与教育目标的相关性，并积极引入政治学领域的政策研究为修订学生事务政策提供基础性服务。这一时期，院校研究人员更加贴近院校的行政工作，院校研究者将自己看作是管理团队的一员，更多地参与院校管理决策与规划过程，院校研究机构在这一时期有了较大的发展。为了满足一些学院和大学设立专门院校研究机构的需要，院校研究协会(AIR)连续发表了多篇指导性文件，阐述院校研究功能和任务。许多大学设立了官方正式组织的院校研究室(OIR)。（注：M.W.Peterson.Institutional Research:A Evolutionary Perspective.M.Corcorran & M.W.Peterson.Institutional Research in Transition.New Directions for Institutional Research,No.46.San Francisco:Jossey-bass,Inc.,1985.）
从20世纪70年代中期开始至80年代早期，美国的通货膨胀带来的经济不景气，使得联邦政府、州及社会基金组织面临巨大的财政压力，政府和社会对高等教育的投资增长率总体放缓。与此同时，这一时期学生生源的增长率也在下降。联邦政府又在1972年高等教育法修正案中提出佩尔助学金项目。议会赞赏市场手段，改变了学生资助政策和发放办法，将对学生的资助直接给予学生本人而不再经过学校这个中间环节，从而使学生掌握了选择学校和专业的主动权。（注：乔玉全.21世纪美国高等教育[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88.）联邦机构和立法部门同时开始采用“高中后教育”(postsecondary education)的术语，这导致了有资格提出资助申请的院校数和学生数都有了巨大的增长，（注：M.W.Peterson.The Role of Institutional Research:From Improvement to Redesign.New Directions for Institutional Research,No.104.San Francisco:Jossey-Bass,Inc.,1999.）享受资助的面扩大到包括营利教育机构在内的短期职业培训。（注：这些机构包括公司企业和其他团体或个人创办的财产学校(proprietary school)，属于非学术性的中学后办学机构。1990-1991年统计数字表明这类院校数达到了6455所。但这些机构至今未被纳入联邦政府教育部的高等教育统计框架之中。见乔玉全.21世纪美国高等教育.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所有这些变化，导致了传统高等学校的财政压力进一步增大，高等学校之间的生源竞争日趋激烈，许多高等学校管理者和决策者更加重视开源节流，对内注重挖掘潜力、提高效益，对外寻求更多资助并积极扩大学生的生源市场。
面对这样的现实，高等学校开始看重“基于结果的绩效”(performance based on results)，而不仅仅关注“输入”和资源的使用。最初，院校的兴趣点在于鼓励院校研究人员使用定量测量的方法评定“生产率”（即毕业学生数、学位授予率等输出指标）或者效率（即每生成本或每门课程的成本指数、教学人员工作量等）。这一时期，很多企业管理的方法在高等学校管理中得到了应用，如信息管理系统(MIS)、目标管理法(MBO)、人口统计学预测、项目—规划—预算系统(PPBS)、成本分析、资源利用研究等。（注：M.W.Peterson.The Role of Institutional Research:From Improvement to Redesign.New Directions for Institutional Research,No.104.San Francisco:Jossey-Bass,Inc.,1999.）院校研究人员在为所在高等学校管理过程中引入这些理论和方法方面大显身手，贡献颇多。
由于资源紧张，高等学校内部资源分配的优先权问题变得更加突出。在一个高等教育系统内的院校之间，或是一个大的院校内部各单位之间，为了争取资源，这一时期出现了几个相互竞争的单位进行各自“研究”。每一个单位都在为自己的地位而辩护，而缺少客观和实事求是的分析。这种情况在过去也不同程度地存在着，但是在这一阶段，这样“政治式”的研究方法变得更加突出。对于优先权的研究，导致了规划和政策研究的重要性，一些大学从“院校研究室”中分离出“规划和政策分析”的研究部门。(注：M.W.Peterson.Institutional Research:A Evolutionary Perspective.M.Corcorran & M.W.Peterson.Institutional Research in Transition.New Directions for Institutional Research,No.46.San Francisco:Jossey-bass,Inc.,1985.)院校研究的组织化和制度化程度进一步得到强化。从1971年开始，政府管理过程中惯用的“政策分析”开始被引入高等学校管理决策和规划之中，院校研究除了承担与数据管理有关的职责外，其活动领域渗透到决策、规划、管理和评估等环节，研究范围扩大到办学定位和目标、学生特征与成就、教师特征与工作条件、课程改革与效益、院校管理与组织、基金与财务以及公共关系等方方面面。（注：Cameron Fincher.The Art and Science of Institutional Research.M.Corcorran & M.W.Peterson.Institutional Research in Transition.New Directions for Institutional Research,No.46.Jossey-Bass,Inc.,1985.San Francisco:Jossey-bass,Inc.,1985.）院校研究功能与领域得到了进一步扩大，它在高等学校管理和发展中扮演了更加重要的角色。此外，许多大学在这段时间建立了高等教育博士学位点，其中一些学位或课程计划专门针对院校研究而培养人才，院校研究在专业化的道路上继续前进。
四、“说明责任”与普及化高等教育阶段的院校研究
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美国高等教育经历了由大众化到普及化的过渡阶段。此间美国高等教育具有以下三个方面的基本特征。一是高等教育规模继续扩大。2000年高校入学人数比1980年增长了21%，但每个学校学生规模基本保持稳定，甚至有所缩小。二是政府和社会对高等教育的投入力度明显减少，高校办学的财政负担向学校和学生转移。（注：赵炬明.现代大学与院校研究——美国院校研究发展述评（下）[J].高等教育研究，2003,(4):63.）三是生源竞争更加激烈。人口统计学的结果表明，“传统学生”生源继续减少，这些年龄的学生经济状况、种族和受教育背景也在发生相应的变化。私立院校与其他第三级高等教育机构与传统的学院和大学除了在公共基金方面的竞争外，在争夺学生生源方面也展开了激烈的竞争。（注：M.W.Peterson.The Role of Institutional Research:From Improvement to Redesign.New Directions for Institutional Research,No.104.San Francisco:Jossey-Bass,Inc.,1999.）这一时期，美国高等教育强调“多样性”和“精致性”的传统开始有所削弱，“消费主义”的市场导向变得更加明显。（注：Victor Borden.Improving Institutional Performance through Institutional Research.http://www.imir.iupui.edu.）高等学校除了仍然强调效益和压缩资源外，所面临的突出问题是“生源竞争”和“说明责任”。尤其是“说明责任”，它已成为这一时期（直至现在）美国高等教育的一个重要话题。
对于美国高等学校而言，“钱”的问题永远是首要问题。生源竞争的实质是高等学校争取财源的问题。高等学校办学经费的需求日益庞大，这就需要更为广泛的财源，但政府和社会投资高等教育的经费比例难以增长。美国联邦在过去一段时期（1965-1975年）用于资助高等教育的经费增长262%，而从1980年至1985年却降低了25%，1986到1998年间降低了3%。对学生的资助政策也趋于保守，由按需资助改为择优资助。此间涉及“国计”用途的研究项目逐渐减少，有关“民生”项目相应增加，而后者往往是非政府机构出资，因此大学从政府所获得的科研经费也在明显下降。在这种情况下，许多高等学校较为普遍地采取了提高学费的办法，以保证院校财政运算的收支平衡。在1987-1997年间，美国公立大学学费和其他费用上涨了20%，私立大学同期则上涨了31%。这个上涨幅度明显大于高等院校同期工资上涨水平。（注：乔玉全.21世纪美国高等教育[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144.）这种上涨趋势目前仍在继续。这就大大地强化了学生及其家庭对于教育质量“物有所值”的期待。高等学校的“说明责任”受到更多利益群体、更为密切的关注。
因此，这一时期不论是政府机构、基金组织还是公众对于高等学校关注的焦点仍然是办学效益和教育质量。这都涉及高等学校履行“说明责任”的问题。尽管“说明责任”问题在过去二、三十年来一直都有所强调，但在普及化高等教育时代们对此要求更高。为此，90年代以来美国许多州都加大了对于高等教育的改革力度，其指导思想是鼓励竞争，提高质量。改革所采取的措施包括两个方面，一是调整经费分配政策，二是进一步集中州一级高等教育管理机构的权力。如纽约州的大学委员会为了促进教学质量优良的大学吸引更多的学生，让大学自己保留来自学生学费和其他杂费的收入，而不像过去那样先把钱上缴到州里，然后再由大学委员会重新分配。这项措施极大地调动了院校提高办学质量、参与市场竞争的积极性。此外，州高等教育管理委员会还动用权力，整顿清理公立大学的补习课程计划，促使这些大学提高生源质量，减少资源浪费。（注：乔玉全.21世纪美国高等教育[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162.）马萨诸塞州为了鼓励该州公立大学与私立大学展开竞争，从1995年开始要求州公立大学提高入学标准，州大学系统入学成绩从2.75提高到3.0。允许大学录取低于分数线学生的比例从15%降至12%。与此同时，增加对社区学院系统的经费投入，资助社区学院学生，充分发挥社区学院在普及高等教育中的基础作用。（注：乔玉全.21世纪美国高等教育[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160.）在许多州进行的改革中比较一致的做法是削减高等学校的行政经费，有的州甚至尝试动用补偿措施赎买或改革“终身教授制”，（注：纽约州高等教育管理委员会主席卡林(James F.Carlin)认为，大学经费资源存在浪费的主要原因，在于终身教授制度。为此，他启动了与教师工会的谈判。两年制学院教师工会同意在1999-2000年度对终身制进行谈判。作为回报，州同意给社区学院教师增加3%的工资。通过努力，州公立大学系统教师工会也同意改革终身教授制，实行终身教授后评审制度。见乔玉全.21世纪美国高等教育[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从而为高等学校减轻负担，提高办学资源的效益。
为了提高教育质量，从80年代中后期开始，许多州政府官员更加倡导学院和大学开展“绩效指标”评定。 这些“绩效指标”主要针对高等学校的教育教学质量和学生的学习成果(student learning outcome)，其核心是学生学习成果评定，即对照有关“绩效指标”对包括学生掌握知识和发展能力的情况进行测量和评估。与此同时，“绩效指标”评估被许多州用作管理手段，以此为依据调整拨款政策。田纳西州是第一个实行“绩效本位”拨款政策的州，即把州拨的部分经费与大学绩效直接挂钩。最为极端的一个例子是南卡罗来纳州，该州将全部的高等教育拨款都与高等学校绩效指标挂钩。许多州通常是拿出5%左右的经费与大学的绩效指标挂钩。在1996-1997年，美国大约有一半左右的州都采用了这种绩效本位的拨款办法。（注：参见R.D.Howard (ed.).Institutional Research:Decision Support in Higher Education.Tallahassee,FL:The Association for Institutional Research,2001.）
在这个阶段，美国高等学校对于改进管理、提高效率、采用营销策略等所采取的种种努力仍在继续。一方面，考虑到“节流”的压力，一些高校不得不裁减教师、行政人员，削减一些课程计划。（注：Deborah Olsen.Institutional Research.New Directions for Institutional Research,No.111.San Francisco:Jossey-Bass,2000.）另一方面，与以往任何时期相比，高等学校更加意识到，仅仅关心学校内部的过程、资源和目标是远远不够的，他们必须了解当前及未来经济、社会、文化等发展状况，并且对它们所服务的外部的“顾客”有充分的了解，这对一个院校的生存与发展尤为重要。（注：Deborah Olsen.Institutional Research.New Directions for Institutional Research,No.111.San Francisco:Jossey-Bass,2000.）于是，学院或大学现在不仅被认为是一个开放的系统，同时它还被认为是一个战略组织。因此高等学校纷纷调整办学思想和优先发展目标，明确“客户”，改革课程，以求在“高等教育产业化”的环境中觅得自己的战略性位置。（注：M.W.Peterson.The Role of Institutional Research:From Improvement to Redesign.New Directions for Institutional Research,No.104.San Francisco:Jossey-Bass,Inc.,1999.）
相应地，美国院校研究除了在教师工作量研究、课程与教学项目评估、学校资源的分配政策研究方面发挥作用外，还格外关注院校外部环境的变化和发展趋势，采取环境扫描的技术和SWOT分析，为高等学校实施战略管理献计献策。战略规划研究在此间许多高等学校院校研究中占据了非常重要的位置。此外，从美国高等学校所制定的战略规划文本中，经常可以看到有关“绩效指标”的要求。这些指标非常复杂琐碎，但它确实在很大的程度上满足了外部机构、社会公众尤其是这一时期学生和学生家长的迫切要求。因此，有人认为当前及今后一个时期美国高等学校仍然将以质量和效益为导向，以此应对外部不断增加的“说明责任”的压力。院校研究除了履行收集和报告日常数据外，在诸如办学效益评价、学生学习结果评定等方面仍将保持足够强劲的势头。（注：Victor Borden.Improving Institutional Performance through Institutional Research.http://www.imir.iupui.edu.）
五、结语
院校研究是美国高等教育的一个专门领域。它是美国高等学校以改进院校管理、促进院校发展为目的的一种“功能性”制度设计。这种制度设计主要用于满足高等学校改进管理决策、促进院校发展的需要，迎合政府和社会各界因对高等学校质量和效益关注而产生的需求。院校研究就是在这双重因素的共同作用和相互影响下产生并发展起来的。
从高等学校内部驱动因素来看，随着20世纪上半叶美国高等教育的迅速发展，美国高等学校办学规模的不断扩张，组织结构日趋复杂，高等学校决策者凭借个人的经验和智慧已越来越难以面对日益复杂的形势和局面。为了科学决策的需要，许多院校积极发展以数据为基础(data-based)的思维方式和决策机制，学院和大学的领导者对于更为精确的数据和更为充分的信息产生了前所未有的需求。院校研究作为决策者“外脑”的参谋职能开始出现，并在美国高等教育的“黄金时代”获得了快速的发展。为了胜任日益复杂的研究工作，院校研究人员专业化成为一种趋势。以院校研究协会成立为标志，美国院校研究逐渐在美国高等教育领域占据了一席之地。此后，院校研究凭借自己的作为，逐渐为越来越多的学院和大学接纳，并正式纳入高等学校内部的组织结构和管理框架之中。随着其功能和领域不断扩展，院校研究从早期定位于为学校行政管理决策层服务，扩大到院校教学、研究和社会服务的方方面面。
从对美国高等教育发展进程中院校研究功能演变的历史脉络来看，如果说上述内部驱动因素是院校研究在美国得以产生的主要原因的话，那么院校研究在美国能够得以迅速发展，其推动力主要来自高等学校的外部，政府、基金组织、专业机构和社会公众对于高等教育质量、效益和“说明责任”的关注，是导致美国院校研究得以大规模、成建制、迅速发展的根本原因。因为，有组织的院校研究发端于美国高等教育历史上的“院校调查运动”，制度化的院校研究形成于美国高等教育大众化后期各级政府加紧对高等学校的控制以及实施院校调查和认证制度的背景之下。拨款政策和捐赠基金的杠杆在20世纪70年代之后，每时每刻都在影响着高等学校内部的管理和办学行为。政府和社会基金组织的巨额投入，尤其是不断上涨的学费导致了高等学校承担日益巨大的“说明责任”的压力。在上述来自外界的诸多压力综合作用之下，院校研究才在美国高等学校获得足够的重视和强有力的支持。
总而言之，美国高等教育历史上的每一次重大变化，都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着美国院校研究的功能和实践领域。院校研究是在20世纪美国高等教育持续不断地强调资源与效率、质量与“说明责任”的竞争环境中诞生并发展起来的。几十年来，院校研究的功能和领域不断扩展，为改进院校管理、提高办学效益、履行“说明责任”、赢得外部支持发挥了应有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