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发展观与执政合法性的重塑，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科学发展观论文,合法性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了“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 ，促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强调“按照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 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的要求”。这样完整的提 出科学发展观，是我党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指导思想的新发展。
从政治文明的角度来说它是我党对执政理念的深刻把握和对执政合法性的重塑。深入 研究和领会科学发展观，不仅对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而实现现代化的宏伟目标具有重 大而深远的意义，而且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于巩固中国共产党党的执政地位、巩固社会 主义制度、实现社会的长治久安都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科学发展观是我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防止合法性危机所作出的积极努力
合法性是现代政治科学中最重要的概念之一。它的最初含义是国王有权即位是由于他 们的“合法”出身。中世纪以来，合法性的意思增加了，它不只是指“统治的合法权利 ”，而是指“统治的心理权利”。现代的合法性意指人们内心的一种态度，这种态度认 为政府的统治是合法的和公正的。[1](P5)合法性是民众对既定的政治制度或政治秩序 的认同、支持或拥护，是民主政治发展和政治文明的重要标志。
现代文明国家的执政党或政府都以获得合法性作为制度设计、制定政策的主要依据和 根本前提，以旦发生合法性危机，不仅政策的推行会遇到严重障碍，而且会发生执政权 力的更替，甚至导致社会动荡。而该社会应对合法性危机的能力，则是检验政治制度文 明水平的重要尺度。在现代社会执政党或政府合法性的获得一般通过两个途径：一个是 通过民主选举制度取得合法统治权力；另一个是实行反映民意的政策，得到民众的支持 。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一般是两者兼用，而通过政党竞争和权力制衡等制度安排来克服 合法性危机，从历史来看这种方法还是比较有效，既克服了合法性危机，又维护了社会 秩序的稳定。
社会主义国家与资本主义国家政党制度不同，共产党的领导是社会主义国家政治制度 的根本特征。在实行多党合作制的国家，也不允许别的政党与共产党平等竞争，取得执 政地位。共产党在社会主义国家的执政地位的取得：一是靠在革命战争和夺取政权的斗 争中树立的崇高威望；二是靠共产党执政以后推行适合本国国情和民意的政策。在我们 的教科书上，在论证党的领导地位时，一般是说共产党的领导是历史的必然选择，是由 共产党的阶级属性和社会主义国家的性质决定的，似乎共产党可以一劳永逸的成为社会 主义国家的执政党，不会出现合法性危机。苏联解体、东欧剧变给我们一个极好的教训 ，打破了社会主义国家不会出现合法性危机的神话。血的教训使我们党认识到必须在理 论和体制上大胆创新，寻找克服合法性危机的思路。体制僵化、经济长期得不到发展， 人民生活得不到改善，会导致合法性危机；权力高度集中、专制独裁、官僚主义盛行、 腐败蔓延、党群关系恶化，会导致合法性危机；忽视社会公正、社会贫富悬殊、两极分 化严重、忽视人权发展、社会治安恶化、生存环境破坏严重，也会导致合法性危机。虽 然，我国建国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已经取得了举世公认的伟大成就，党和政府在人民心 目中的地位基本上是巩固的；但是，苏联解体给我们敲响了警钟，我们决不能掉以轻心 。
苏联作为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经过几十年的跨越性发展，成为与世界上头号资 本主义国家相抗衡的超越大国，成就不能说不大，但还是解体了。苏联解体是一个复杂 的社会历史现象，但是与苏联共产党在执政生涯中，长期缺乏合法性自觉有很大的关系 。[2]斯大林的“个人崇拜”和“大清洗”表面维护了苏共执政的合法性，但个人集权 、民主缺失、法制破坏、思想僵化等体制性障碍，对苏共执政造成深重的潜在的合法性 危机；赫鲁晓夫上台后，批判了“个人崇拜”，在克服执政合法性危机方面有积极意义 ，但他并未对苏联执政理念、执政体制和执政方式加以检讨；勃列日涅夫以“停滞”和 “稳定”而著称于世；并未对原有体制进行真正的改革，相反，不断加强和加深了体制 性的腐败和危机。戈尔巴乔夫上台后，面对苏联合法性资源陷于枯竭的困境，采用公开 性、民主化让体制性弊端获得能量释放的机会，给病入膏盲的苏联致命一击；企图引进 西方体制挽救危机，终于导致苏共垮台、苏联解体。
苏东剧变以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处于低潮，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加紧对我国的和平演 变策略的推行，并且宣扬中国威胁论，企图扼制中国的发展。我国经济已溶入了全球化 的浪潮，加入WTO，虽然对我国的发展带来新的历史机遇，但同时对我国主权和民族经 济、甚至民族文化也是一个极大的挑战；虽然我国经济有了很大的发展，社会结构和经 济发生了深刻的变革，为民族振兴奠定了良好的经济基础和社会基础；但是，国有企业 改革步履艰难、城乡差别、地区差别明显拉大，生态环境破坏严重、腐败现象蔓延滋长 、党群干群关系紧张、社会风气不正、道德滑坡、治安秩序不好；虽然这些都是发展中 的问题，但是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人还是重视这些问题的。为此，江泽民同志提出 了“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新一届党中央提出了科学发展观、加强执政能力建设和建 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这些就是我党在和平发展成为时代的主题的新的历史条件下，防 止合法性危机，进一步推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所做出的积极努力，表明新一届党 中央的远见卓识和务实精神。
二、科学发展观是我党对执政合法性规律所作的重大探索
早在延安时期，毛泽东在回答民主人士黄炎培先生怎样走出“其兴也勃，其亡也速” 的历史周期律时，认为我们依靠人民民主监督是根本方法。这时已经开始思索克服执政 合法性危机问题；解放前夕，毛泽东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向全党提出警告，要求全党 警惕资产阶级糖衣炮弹的进攻，不要在糖衣炮弹的面前打败仗。“夺取全国胜利这是万 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 使同志们继续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3](P1438-1439)《论人民民主专政》的发表；一 九五四年新宪法的颁布；《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以及《论十大关系》等 著名文章的发表，使我党执政合法性意识清醒的体现，也是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初步 探索，从而开辟了国家建设的黄金时期，党在人民心目中树立了崇高的威望。但是由于 我党在指导思想上一度发生了左的倾向，错误的估计阶级斗争形势；1957年反右斗争扩 大化，1959年对彭德怀的错误批判，一直到发动文化大革命，用群众运动——“大民主 ”的方式来解决党内矛盾，使民主和法制遭到破坏，国民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党在全 国人民中的威信也受到了很大的挫折。可以说在毛泽东时代，我们国家的建设取得了伟 大的成就，但是个人崇拜、权力高度集中、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不大、政治上采取高压手 段，仍然存在党的执政合法性危机的隐患。
十一届三中全会结束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左倾路线，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转移 到经济建设上来，完成了党的指导思想上拨乱反正的任务，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 理论，确定了“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把建设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 现代化国家作为我们党和国家的奋斗目标。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国家发生了翻天覆地的 巨大变化，综合国力进一步增强，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1980年邓小平在《党和国家 领导制度的改革》一文中就着手从制度层面，总结“文革”的教训，明确指出：“从党 和国家的领导制度、干部制度方面讲，主要弊端是官僚主义现象、权力过分集中的现象 、家长制现象、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现象和形形色色的特权现象”。[4](P287)在改革 经济体制的同时，着手政治体制的改革；提出加强民主和法制建设，“两个文明”一起 抓，确定两步走的发展战略，恢复宪政体制，走法理化的道路。虽然发生了1989年春夏 之交的政治风波，但是由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取得的巨大成就，以及体制改革使执政合 法性的资源得到了有效的开发，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得到了体现，党和政府的合法性 基础得到了巩固。
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应对亚洲金融危机；深化改革，确立社会 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目标，加入WTO使中国经济溶入全球化的浪潮；正确处理改革发展 稳定的关系；提出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制国家，法治与德治相结合；从严治党， 加大反腐败的力度；提出“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以及物质文明、政治文明与精神文明 协调发展的战略思想，以及可持续发展战略的确定，是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进一 步探索，也是对党和政府执政合法性资源的进一步开发。
我国正处于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期，随着我国现代化建设的深入发展，体制 的弊端日益暴露，在实现跨越式发展的进程中，各种社会问题和矛盾不断出现，经济繁 荣并不必然或自动导致社会公平、社会公正和社会稳定。从中国历史来看，严重的社会 危机往往发生在社会繁荣时期；从许多发展中国家的经验看，不公平、不公正的增长往 往会突然因社会危机而停滞、衰退甚至崩溃。当前，中国再次进入社会不稳定时期，突 出表现为：世界上最大规模的经济结构调整；世界上最大规模的“下岗洪水”和“失业 洪水”，世界上最显著的城乡差别和地区差别。世界上基尼系数(收入不平性)增长最快 的国家之一；世界上最严重的腐败及最大的经济损失；世界上最大范围的生态环境破坏 。邓小平同志最早在十多年前就警告，“如果中国搞两极分化，情况就不同了，民族矛 盾、区域矛盾、阶级矛盾都会发展，相应的中央和地方的矛盾也会发展，就可能出乱子 ”。[5](P634)党的执政合法性的主要意义并不在于作为执政党给人民带来正面利益， 受到人民的支持和拥护；而在于其不能给人民带来积极利益的时候，甚至是产生负面的 和消极的利益的时候，人民能够与之达成谅解，不起来推翻其统治。[6](P5)不要以为 蛋糕做大就能化解一切矛盾和危机。随着经济市场化和全球化，政府控制国民经济的能 力会愈来愈弱，如果继续将合法性建立在经济增长上，无异于把自己的命运托附于其他 的力量。
正是基于对党和政府执政合法性的上述认识，为了及时化解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 各种社会矛盾和可能出现的合法性危机，新的一届中央在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 要思想指导下，按照党的十六大精神，根据新的形势和任务，特别是抗击“非典”重要 启示，明确提出了科学发展观，把坚持以人为本和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统一起 来，并强调按照“五个统筹”的要求推进改革和发展。这标志我们党对社会主义现代化 建设规律认识的更加深入，[7]标志对执政合法性规律认识的深化。
三、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的核心理念，也是执政合法性的根本要求
坚持以人为本，这是科学发展观的本质和核心。以人为本就是要把人民的利益作为一 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不断满足人们的多方面需求和促进人们全面发展。具体的说 就是要求经济发展的基础上，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物质文化水平和健康水平，就是要尊重 和保障人权，包括公民的政治、经济、文化权利，就是要不断提高人们的思想道德素质 、科学文化素质和健康素质；就是要要创造人们平等发展、充分发挥聪明才智的社会环 境。马克思说过：未来的新社会是“每个人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条件”[8](P273 )的社会形式。我们从事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理应当然必须坚持 以人为本，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坚持以人为本是贯彻“三个代表”的重要思 想，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本质要求，也是进一步发扬党的优良传统的具体体现。
坚持以人为本，既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长远指导方针，也是实际工作中必须坚持的重要 原则，要注意处理好人民群众根本利益和具体利益、长远利益和眼前利益的关系。当前 必须着力解决关系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突出问题，进一步做好增加就业，加强社会保障 工作。认真解决“三农”问题，进一步加大反腐败力度，落实尊重和维持人权的宪法原 则。
“以人为本”在中国典籍中最早源于《管子》：“夫霸王之所始也，以人为本，本理 则国固，本乱则国危。”与儒家的民本思想是一致的，但是在封建社会民本思想——是 为皇权政治服务的，与近代的民主思想还有根本的区别。欧洲文艺复兴时期，兴起了人 文主义思想，“以人为本”观念确立是推翻封建性宗教神学的统治地位。“以人为本” 还有批判某些社会异化现象、像“以钱为本”以及工具理性的意义。马克思主义认为， 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真正的历史观应该是以人为本，而且人不仅仅是手段，而且 是目的。
毛泽东指出：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人类历史的动力。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确立 为我党的根本宗旨。邓小平提出“三个有利于”；江泽民提出“三个代表”；胡锦涛强 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用“以人为本”的执政理念代替“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在党 和国家生活中开始关注人的尊严、人权的维护，人性不被扭曲，……都是属于以人为本 的其中应有旨意。伦理学倡导人道主义，管理学提出满足人的需要，教育学提出人性化 走向；直到将“以人为本”作为根本的执政理念，标志我党对执政合法性和发展观认识 上的深化。
作为执政党，其实行的政策必须获得人民的支持和拥护，才能不断巩固合法性基础。 在资本主义国家，由于采用政党竞争制，一个执政党的政策发生失误，可以由另一个政 党上台来加以纠正。人们对基本制度的合法性基础一般不会动摇，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 是唯一的执政党，一旦发生失误就可能对执政党以及社会制度本身的合法性产生动摇。 因此，党必须不断在理论和体制上与时俱进，在执政理念和发展战略策略上不断创新， 采取积极稳妥的政策，才能不断开发合法性资源。用“以人为本”作为科学发展观的根 本理念，也是执政合法性的根本要求。因为随着我国社会变革的深化，社会阶层和利益 群体日益分化，社会公正问题被提上议事日程，公众的参与意识和人权意识普遍增强， 如果不确立“以人为本”的执政理念，并且把其认真的落实到发展战略中，就会使潜伏 的社会矛盾日益激化，甚至酿成合法性危机。因此，我们从执政合法性的高度来把握以 人为本的理念，就会有危机感和紧迫感。为此，我们不仅要在观念上大胆创新，破除封 建等级观念、特权思想、官本位、金钱至上、忽视人的尊严和价值的观念；而且必须加 快政治体制改革的步伐，不断扩大公民政治参与的水平，落实“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 的宪法原则，进一步加大反腐败的力度，建立权力制约机制，使以人为本的理念获得制 度支撑。
四、统筹兼顾是科学发展观的着眼点，又是重塑执政合法性的战略选择
提出“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关系， 统筹国内发展与对外开放”的要求，促进改革和发展。“五个统筹”的提出，统筹兼顾 方针的确立是科学发展观的着眼点，是我党对社会主义发展战略进行不断探索所进行的 综合创新，是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规律认识的深化；是抓住和平发展的战略机遇，全 面建设小康社会和实现现代化的重要方针。同时，也是不断解决社会矛盾，化解社会危 机和风险，重塑执政合法性的战略选择。
中国正由传统社会向现代化社会转型，城乡二元结构、地区发展不平衡、经济社会发 展不同步、资源和生态问题突出，又遇到全球化带来的挑战。这些问题的出现在发展中 国家具有一定的普遍性，对于实现跨越性发展的国家来说具有不可避免性。但是这些问 题的积累已经成为中国社会文明进步和进一步发展的严重障碍，甚至存在激化社会矛盾 ，产生执政危机的隐患，到了必须解决的时候。
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逐步改变城乡二元结构，是我党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全局出 发做出的重大决策。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没有八亿农民的小康，就不可能实现全面 的小康，没有农村的现代化就不可能有全社会的现代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重点在农 村，难点也在农村。改革开放以来，城乡差别，工农差异呈现不断扩大的趋势。农业基 础薄弱，农村发展滞后，农民收入增长缓慢，“三农”问题已经成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 中亟待解决的突出问题。要调整国民经济收入分配结构和政策，加大对农业的支持和保 护；加快农业和农村的自身发展，推进城镇化；城市发展要与农村发展相协调，充分发 挥城市对农村的带动作用；统筹推进城乡改革，消除体制性障碍。要在立法和政策上解 决农民的权利残缺问题，给农民以平等的国民待遇。
我国幅员辽阔，地区发展不平衡。改革开放以来各地区都有很大的发展，但各地区发 展的差距也在不断扩大，逐步扭转地区差距扩大的趋势，促进地区协调发展，不但是重 大的经济问题，而且是重大的政治问题，不仅关系到现代化的全局，而且关系社会稳定 、民族团结和长治久安。统筹区域发展就要继续发挥各地区的优势和积极性，逐步扭转 地区差距继续拉大的趋势，实现共同发展。国家要在宏观政策上支持欠发达地区加快发 展。坚持推进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等老工业基地，促进中部地区崛起，鼓励东部地区 加快发展，形成中西互动、优势互补、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的新格局。
坚持可持续发展，就是要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关系。处理好经济建设、人口增长与资源 利用、生态环境保护的关系，推动整个社会走上生产发展、生活幸福、生态良好的文明 发展道路。我国人口众多，资源相对不足，生态环境承载能力弱，这是基本国情；随着 经济快速增长和人口不断增加，资源不足矛盾越来越尖锐，生态环境形势十分严竣。高 度重视资源和生态环境问题，增强可持续发展的能力，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目标 之一，也是关系中华民族生存与长远发展的根本大计。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关系，必须坚 持计划生育、保护环境、保护资源的基本国策，坚持经济社会发展与环境保护、生态建 设相统一；坚持资源开发与节约并举；加大投入标本兼治，创新机制实行政府调控和市 场机制相结合，从体制和机制上促进可持续的发展，建设生态文明。
统筹国内发展与对外开放，是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重要内容，在新的发展阶段，必须适 应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和我国加入WTO的新形势，在更大范围和更高层次上参与国际经 济技术合作和竞争，提高对外开放水平。要把利用外部有利条件和发展自身优势结合起 来，利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充分发挥我国市场广阔、劳动力资源丰富的优 势。我国作为发展中大国，必须把扩大内需作为经济发展的立足点和长期战略目标。要 处理好内需与外需，利用外资与利用内资的关系。引进先进技术管理经验和人才，提高 自主创新能力。在扩大开放中自觉维护我国企业利益和经济安全。
坚持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经济发展是社会发展的前提和基础，也是社会发展的根本保 证；社会发展是经济发展的目的，也为经济发展提供精神动力、智力支持和必要条件。 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对精神文化、健康安全方面的需求也日益增长，更加要求经济与 社会共同发展。改革开放以来社会事业虽然有了明显进步，但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存在 不同步的现象。社会发展包括科技、教育、文化、卫生、体育等社会事业的发展，也包 括社会就业、社会保障、社会公正、社会秩序、社会管理、社会和谐，还包括社会结构 、社会领域体制和机制的完善等。必须加大对教育的投入力度，认真落实科教兴国，人 才强国的战略，普及和弘扬科学精神，建立和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大力发展先进文化。 逐步理顺收入分配关系，化解社会矛盾，加快民主和法制建设，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 ，促进物质文明，政治文明与精神文明协调发展。
按照统筹兼顾的方针调整和完善我国的发展战略和基本政策，就能够使我们的党和政 府掌握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主动权，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落到实处，就能不断克 服改革开放过程出现的各种社会矛盾，化解冲突和风险，不断塑造党和政府立党为公、 执政为民的良好形象，并且通过理论创新、体制创新不断开发执政合法性资源，使我们 党和国家立于不败之地。这是对我党执政合法性的重塑，是执政理念的重新定位，也是 执政机制的一次革命性变革。
五、人与社会、自然和谐发展是科学发展观的终极目标，也是现代文明对执政合法性 的价值诉求
科学发展观的终极目标是实现人与社会、自然和谐发展，这是我们党在现代化的历史 进程中，根据人类文明发展的大趋势，对我国发展观的理性升华和科学把握。同时也是 现代文明对执政合法性价值诉求的集中体现。
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指出“文明乃是整体，它的局部彼此相依为命……在这个整体里 ，经济的、政治的和文化的因素，都保持着一种非常美好的平衡关系。”[10](P463)由 于社会发展受到内部尤其是外部的挑战，有些文明消失了，有些文明诞生了。马克思也 指出：“人们在自己生活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依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 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相适应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既有 法律的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11] (P82)可见文明是社会内部各要素之间的一种和谐关系。只是文明在不同发展阶段表现 形式不同，现代文明是建立在高度发达的商品经济(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和科学文化基 础之上的，是人与社会、自然和谐发展的统一。以人为本，社会文明、可持续发展成为 现代人类共同追求的价值理想，这是人类文明进步的高度体现，是历史发展的大趋势。 中国的现代化自然有自己的特色和国情，但必须与人类历史发展的潮流相一致。恩格斯 曾经引用摩尔根对新文明图景的描写：“管理上的民主、社会中的博爱、权利的平等、 普及的教育，将揭开社会下一个更高阶段，经验、理智和科学正在不断向这个阶段努力 。这将是古代氏族的自由、平等和博爱的复活，但却是在更高形式上的复活[12](P104) 。科学发展观的确立实际上是中华民族向人类文明大道的回归。
我们正处于文明交流、对话和更新的关节点上，历史把复兴中华的光荣重任交在了中 国共产党的肩上，也放在了当代中国人民的肩上。认真落实科学发展观，实现人与社会 、自然的和谐发展，重塑执政合法性就一定能够实现几代人的宏伟理想，我们对党和民 族的前途报有忠诚的愿望和信心。
收稿日期：2005-0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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