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种生产理论的再认识，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再认论文,两种论文,理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编者按〕
在本刊出版发行100期和中国新时期的人口学开始走向成熟之即， 我们来对中国人口理论研究进行一番回顾与展望，特别是对两种生产理论进行一次再认识，就显得别有一番意义。本刊的创建与发展伴随着中国人口学的恢复、创建与发展，而两种生产理论又是这种人口学的重要理论基础，或者说它是我国人口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今天对它进行一次再认识，这本身就是对中国人口学理论的创立和发展的一种很好的纪念。
在中国近20几年人口学理论的发展进程中，两种生产理论确实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令当今老一代人口学者记忆犹新的是，70年代初期我国全面开展计划生育工作时，马克思主义的两种生产理论对于指导实践和宣传群众起到了何等重要的作用。从这一点我们可以说，没有两种生产理论也就没有我国轰轰烈烈的计划生育实践。我们正是通过这一理论，系统、充分地解释和宣传了计划生育的必要性，坚定了我们实行计划生育的信念和自觉性。因此，两种生产理论应该以其巨大的历史功绩被载入中国计划生育和现代人口学的史册。然而，时至今日，中国社会已经进入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时代。那么，两种生产理论所包含的关于“物质生产的有计划性就决定了人的生产也是有计划的”这一基本观点似乎已经不适应今天的社会形势而应该退出历史舞台了。记得两三年前，我国刚刚开始实行市场经济的时候，有关两种生产的讨论曾经掀起一个小高潮，但没有持续多长时间。那么在新形势下，两种生产理论的作用究竟如何？新的理论应该如何发展？市场经济条件下计划生育的理论基础究竟是什么？这些问题虽然有时被有意无意地回避，但也不时地引起有思考力的中国人口学者的关注。本刊开辟这次论坛，意图在于继续开展这方面的讨论。回顾历史的目的在于推动我们的事业向未来发展。还是那句话，实践的需要比一百所大学更能把科学推向前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伟大实践正呼唤着人口学理论有一个新的创新和突破。如果本刊的讨论能对此尽一点微薄之力，便是我们的最大希望。
两种生产理论对人口与可持续发展研究的启迪 张纯元 陆杰华（北京大学人口研究所）
建国以后，中国人口学者对两种生产理论的第一次大规模探讨始于七十年代末。那个时候，中国人口研究正处于恢复起步阶段。面对中国人口众多且增长较快的现实，人口学者较多的思索与探讨诸如“中国在推进现代化过程中要不要人口控制”，“我国人口控制的理论依据是什么”等问题是理所当然的。正是人口学界对两种生产理论的深入探讨，解决了当时许多理论认识问题和人口实际工作中的思想障碍。毫不夸张地说，那一次“两种生产理论”探讨的贡献在于为我国人口控制工作奠定了理论基础，也为中国人口研究的繁荣开了一个好头。
近20年后的今天，中国的人口理论研究步入了深入发展的新阶段。在新的历史时期，我们的人口研究的成果、条件、方法及手段与过去相比有了巨大的变化。但我们认为，两种生产理论对我们今天的人口研究和理论发展仍然具有多方面的指导作用。
目前，人口学界对人口与可持续发展的研究可谓是热门话题之一。而两种生产理论的再认识对拓宽研究人口与可持续发展的视角和思路无疑具有重大理论借鉴意义。
就总体而言，人口与可持续发展的本质是人口各要素与社会、经济、环境、资源诸系统之间以及当代人口与子孙后代之间的协调发展。具体地讲，人口与可持续发展理论强调两个基本着眼点：其一是人类的发展不应以局部的利益牺牲整体的利益，不应以区域的利益牺牲全局的利益；其二是人类的发展不应以今天的利益牺牲明天的利益，即发展应“既满足当代人需要，又不对后代人满足其需要的能力构成危害”。这里，人口与可持续发展的第一个着眼点侧重其空间概念，而第二个着眼点则强调其时间概念。
马克思主义人口理论认为，物质资料生产与人类自身生产具有相互适应的规律性。这种相互适应的规律性是通过社会生产过程中的大系统反映出来的。随着社会生产过程中各子系统的依赖性增强，两种生产相互适应的关系就不仅仅反映在经济系统中，还要反映在社会系统中、环境系统中及资源系统中。因而，在社会、环境、经济、资源、人口这个社会生产大系统中，两种生产的相互适应也应具有空间组合和时间组合的特征。前者是指两种生产相互适应的整体性；后者是指两种生产相互适应的长期性与连续性。即两种生产的空间与时间组合方式又是与人口与可持续发展理论中的空间与时间概念相吻合的。后者的状态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前者的组合优化程度、效益大小和时间的持续性。也就是说，人口与可持续发展理论是马克思主义两种物质理论的进一步拓宽和引申。
另外，从马克思主义人口理论为现实服务的角度讲，人口学界也有必要更深入地探讨两种生产理论，这对于我们系统地研究人口与可持续发展的模式，特别是分析与探讨人口要素对可持续发展影响的途径是有启迪作用的。
第一，人口数量优化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前提条件。两种生产理论认为，物质资料生产方式决定人口发展、变化的基本趋势。随着社会生产力的进步及科学技术的发展，物质资料生产对劳动力的需求在数量上会相对减少；同时，环境和资源的有限性从动态上要求物质资料生产和人类自身生产需要保持一定的比例关系。从另一个角度讲，现代社会的物质资料生产范围更为广阔，它不仅包括原有的生产资料或消费资料的生产，还包括人类赖以生存的环境和资源。因此，广义的物质资料生产得以顺利进行的重要前提条件是保持人口数量的优化。从长远来看，中国可持续发展的模式同样也必须以人口数量优化为先决条件。
第二，人口素质优化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核心问题。物质资料生产方式不仅决定人口的数量的变化，也决定人口素质的变化。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劳动力与生产资料结合的方式与特征发生了根本的变化，物质资料生产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人口素质，特别是劳动力素质的提高。最近，我国提出了实现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战略目标，其宗旨在于改变过去以经济速度为核心的发展模式。而这一转变的完成就是以人口素质优化为前提条件的。同时，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将直接推动着我国可持续发展的实际进程和可持续发展模式的选择。因此，从长远的角度看，人口素质优化的进程不仅影响到我国未来物质生产资料发展的水平和速度，更重要的是制约着未来我国可持续发展层次的水平，因为环境的改善和资源的合理利用都需要人口素质的优化。缺少了它，人口与可持续发展就是一句空话。
第三，人口结构优化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条件，也是标志之一。两种生产理论认为，人类自身生产必须与物质资料生产相适应，即人口生产必须与物质资料生产在发展速度、发展规模、发展水平和发展层次、结构上按比例地发展。在现实生活中，两种生产相适应的重要标志之一是人口产业结构的优化和进入到一定层次上去，即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人口产业结构不断地由低层次向高层次变化，实现社会发展过程中人的因素与物的因素的最优结合，以取得人口经济效益的最大化。一般来说，人口数量优化和人口素质优化的经济表现形式是人口产业结构的优化。人口产业结构优化实际进程的突出标志是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劳动力就业比例逐步减少，第三产业劳动力就业比例稳固增加；或者是劳动力密集型的产业比值不断缩小，技术密集型或者资金密集型的产业比值则不断扩大。人口产业结构优化在我国人口与可持续发展中处于核心地位，可以促进我国人口与可持续发展的综合协调，既可以少投入多产出，提高社会劳动生产率，又可以减轻物质资料生产对环境和资源的压力，给子孙后代留下一个比我们更加美好的经济环境和生态环境。
第四，合理的人口迁移与流动既有利于包含人口要素在内的生产要素的合理配置，提高劳动生产率，又有利于我国可持续发展战略目标的选择和全面实现。马克思主义人口理论认为，人口迁移与流动是经济运动与发展的内在要求，是人口过程和经济过程融汇的必然，合理的人口迁移与流动有利于生产力的合理配置，经济效益的提高。因此在现阶段，我们应当积极引导和合理安排人口的迁移与流动，打破原有刚性的二元社会经济结构和城乡户籍障碍，这不但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必备条件，也是实现可持续发展战略目标的必然要求。
最后，人口的合理分布既是生产力发展水平的要求，也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必然。两种生产理论提示出：人口的分布状况既是物质资料生产方式作用的结果，也受着一定的环境资源条件的制约。而人口的合理分布也会给生产力的发展以极大影响，有利于资源的开发与利用；否则，或者是让资源沉睡，在自然界有机与无机作用下耗尽，或者是超载运转，给资源和环境以极大压力。所以，两种生产的协调发展和人口与可持续发展都要求人口的合理分布，而人口的合理分布既是两种生产协调发展的条件，也是实现人口与可持续发展的必经途径。
总之，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重新探讨与认识马克思主义两种生产理论不但对于研究新时期的人口问题有着巨大的现实意义，而且对在我国逐步实现人口与可持续发展也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建立和发展有中国特色的人口理论体系 吴忠观（西南财经大学人口所）
回顾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很长一段时期，我们没有自己的人口理论。理论界大都照搬原苏联学术界的人口思想。当时，苏联关于社会主义人口规律的流行观点是：“社会主义人口规律表现为人口迅速地增加。有劳动能力的人口得到有利于整个社会的合理而充分的利用。”（见苏联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编《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第596页。）在我国理论界许多人都把这种思想奉为圭臬， 不敢越雷池一步，而且把人口迅速增长看成是社会主义优越性的表现，并以此来批判马寅初主张控制人口增长的“新人口论”。
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特别是人口的迅速增长，在就业、教育、住房、卫生、交通、生活等方面出现了许多困难，才使我们认识到人口不断迅速增长，并不是社会主义优越性的表现，也不是社会主义的人口规律，而是人口盲目发展的反映。人们总结自己的经验，认识到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必须控制人口增长，实行计划生育，使人口增长与国民经济发展相适应的道理。为了把这个道理上升到理论的高度，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著作中，发掘、整理出关于“两种生产”，即物质资料生产和人类自身生产的理论。在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经过激烈的争论，“两种生产”理论在中国人口学界得到了比较一致的承认，又迅速地得到了普及和发展。并且又以“两种生产”理论为指导，提出了“两种生产一起抓”的方针。在这个方针的指引下，我国计划生育工作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人口发展的无政府状态得到遏制，出生率和自然增长率大幅度下降。我们过去的这段历史有力地证明，只有建立和发展适合我国国情，具有中国特色的人口理论，才能指导我国人口的发展。这是我们在探索我国人口理论研究的过去，展望人口理论研究的前景时应该记取的。
过去，在盲目追随前苏联人口理论的50年代和以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凡是西方的人口理论和方法都一概被斥责为伪科学，采取全盘否定，一概排斥的态度。在这种思想指引下，使我们闭目塞听，排斥了当代西方人口科学中一切有价值的成果，显然，这是非常有害的。随着改革开放的进展和对外交往的日益频繁，大量西方国家的人口理论、方法、模型，被介绍到中国来，这对于中国人口科学的发展，无疑是一个很大的促进。但是，我们也不能对西方人口理论抱着兼收并蓄，盲目崇拜的态度，更不能用西方的人口理论来排斥、否定“两种生产”理论。长期以来，在我们理论界形成一种不好的风气，对于不同的理论、学说和观点，往往强调其差异性，并由差异性进而引伸出彼此的对立性。尤其是马克思主义的人口理论与西方的人口理论似乎是水火不相容的。其实这是一种误解。人口理论之间的确存在着一定的差异性。这种差异性产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有的是由于适用的范围不同，有的是由于观察的着眼点不同等等。但是，尽管存在这样或那样的差异，凡是具有科学性的人口理论，都会具有某种程度的“兼容性”和“互补性”，而不是互相排斥和绝对对立。一切有科学价值的人口理论、学说和观点，就绝不会与其它理论绝对排斥。
有一种观点认为，“两种生产”理论似乎并不是一种人口理论，只是一种“最一般的社会理论”。这种看法似是而非。人口理论的目的是要指导人口发展、促进社会进步、增进人类幸福。与这一目的直接相关的就是人口政策。科学有效的人口政策必须有科学的理论指导，而且尤其需要人口科学基础理论的指导。就象没有高能物理等基础理论为后盾，就不可能制造出原子弹一样，没有对人口科学基础理论的深入研究，就不能提出科学有效的人口政策。“两种生产”理论就是人口研究中的一种基础理论，是我国控制人口增长，实行计划生育，坚持“两种生产一起抓”的理论基础。“两种生产”理论应该在实践中不断充实、丰富、发展和完善。但是，我们决不能认为中国计划生育已经取得了巨大的成绩，“两种生产”理论已经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更不能认为它已经过时，主张用其它的理论来指导我国人口的发展。当然，我们说“两种生产”理论是人口研究中的一种基础理论，决不是说它可以指导我们解决一切人口问题。我国是一个拥有12亿人口的大国，有最复杂、最多样的人口问题。在我国存在着人口数量增长过快与经济、社会发展不相适应，与资源、环境不相协调的人口问题，有人口素质低下与现代化建设的要求相矛盾的人口问题，有人口城市化发展出现的城市人口问题，有农村人口问题、贫困地区人口问题、流动人口问题、女性人口问题、青少年人口问题、民族人口问题等等。象我们这样一个拥有复杂、多样人口问题的国家，我们需要总结自身的经验，参考、借鉴其他国家的经验，利用、吸收一切有科学价值的理论成果，建立起内容丰富、包含各种具体人口理论，适合我国国情的具有中国特色的人口理论体系，才能对解决我国的人口问题有所补益，才能为解决我国人口问题作出战略研究和政策分析。
人口理论研究的任务，并不是要证明某些理论如何绝对错误，某些理论又如何绝对正确，从而证明它们之间的绝对对立和相互排斥。而是应该在正确认识和评价各种人口理论的基础上，加以综合利用，通过利用、吸收各种科学因素和有价值的成分，使人口理论向更高的水平的发展。这是一种在正确理论指导下的再创造，一种理论体系的创新。从这个观点出发，我们应该在正确认识“两种生产”理论与西方人口理论各种派别和观点的区别和联系的基础上，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将它们有机地综合起来，形成统一而完整的、适合我国国情、具有中国特色的人口理论体系，从而更加全面而科学地解释人口运动过程，把握人口变量，说明人口现象，阐明人口规律。
两种生产理论与实践的发展 张凡（中国人民大学人口所）
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我国人口学界开展了一场关于马克思主义两种生产理论的大讨论。在有关人口的会议和报刊上，大家畅所欲言，见仁见智，各抒己见，气氛非常热烈。仅据《人口研究》杂志所载“报刊人口资料篇名索引”粗略统计，1980～1983年间，全国报刊刊登有关两种生产理论的各种观点的文章就达百篇以上。讨论内容涉及面很广，其中包括是否存在两种生产理论，两种生产在社会历史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两种生产的相互关系，两种生产的比例关系，两种生产相适应是不是一切社会形态共有的人口规律，衡量两种生产是否适应的客观标准和量化指标是什么，两种生产原理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等等。
回顾这场讨论及其成果，可以肯定地说，这是我国人口理论发展的一个突破，同时，对我国计划生育事业的发展起到重要的理论指导作用。
首先，它充实了两种生产理论的内涵，使两种生产原理成为马克思主义人口理论的基石。由马克思、恩格斯首创的关于两种生产的论述是精辟的、深刻的、一贯的，但限于当时的客观历史条件，只能指明其理论原则和方向。50年代，我国理论界也有人接触到这个问题，例如《教学与研究》杂志1957年第3期上刊载赵承信教授的文章， 题目就是“我国过渡时期人口再生产和国民经济再生产相适应的问题”，可惜的是受当时政治环境影响，未能继续深入探讨，成为“昙花一现”。80年代情况不同了，一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重申党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解除了人口研究的“禁区”，使广大人口研究工作者受到鼓舞，敢于直言。二是中国日益严重的人口问题迫切需要理论指导。于是，两种生产理论的探讨应运而生，蓬勃开展。由于理论与实践紧密结合，这场讨论成果斐然，不仅充实和丰富了两种生产理论的内涵，而且使这一理论更加系统化、具体化，成为多数学者共识的马克思主义人口理论的基石。两种生产原理之所以如此重要，是因为它正确地指出了人口发展与经济发展的内在联系，而人口与经济的关系是制约人口与其他社会现象和生态环境的基础，抓住了两种生产的相互关系，也就抓住了人口与其他社会现象和自然环境相互关系的根本。
第二，两种生产理论成为我国实行计划生育，控制人口增长，提高人口素质这一基本国策的无可争辩的理论基础。“两种生产一起抓”成为80年代推动计划生育工作最强有力的口号和方针之一，大大提高了各级党委和政府抓计划生育工作的自觉性和积极性。广大计划生育工作者和宣传员通过学习以两种生产原理为核心的人口理论，提高了政治理论水平和业务素质，掌握了开展工作的有力思想武器，推动了计划生育事业的深入发展。亿万人民群众在两种生产理论指导下，深化对我国基本国情的认识，进行了以人口、耕地、粮食为主要内容的算帐对比活动，提高了人口意识和人均观念，增强了拥护和支持计划生育这一基本国策的自觉性，使我国的人口出生率和育龄妇女生育率有了明显下降，取得了控制人口增长的丰硕成果。理论一旦掌握了群众，就会变成巨大的物质力量这句名言在我国计划生育领域得到了光辉的体现。
第三，以两种生产理论的研究讨论为契机，带动了人口其他相关领域研究工作的广泛开展。实践证明，两种生产理论的确立，并没有排斥和阻碍其他人口学领域的理论研讨。恰恰相反，在它的启发和带动下，我国人口研究工作者开阔了思路，向着人口学各个领域研究的广度和深度进军。尤其是在同人口与经济关系密切的领域，如人口与教育、人口与婚姻家庭、人口与生态环境、人口数量与人口素质、人口迁移流动、劳动力就业等等方面都取得了可喜的研究进展。它们与两种生产理论互为补充，相辅相成，共同提高，促进了我国人口科学研究整体水平的上升。
90年代以来，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我国社会面貌发生了巨大变化。人口与计划生育事业由于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而跃上了新台阶，两种生产一起抓在实践上有了新的发展。
首先，党和政府切实加强了对计划生育工作的领导。中共中央、国务院于1991年5 月发布了《关于加强计划生育工作严格控制人口增长的决定》，要求各级党委和政府把计划生育工作摆到与经济建设同等重要的位置上来，党政第一把手必须亲自抓，负总责，实行人口与计划生育目标管理责任制。党中央、国务院从1991年起，每年在全国人大开会期间，都要召开全国计划生育工作座谈会，亲自抓计划生育工作。各省、区、市也都成立了在计划生育职能部门之上的由主要领导人担任领导的人口与计划生育领导小组，组织协调有关部门和方面共同做好计划生育工作。这一新的重大举措已经开花结果。在第三次出生高峰处于峰顶的90年代前期，取得了人口出生率和人口自然增长率逐年下降的惊人成就。
第二，计划生育部门与有关部门通力协作，齐抓共管。农村是我国计划生育工作的重点和难点所在。90年代以来，在各部门共同抓好农村计划生育工作方面逐步有了新的突破。1995年9月， 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与国家科委、水利部、农业部、林业部、卫生部、国务院扶贫办公室、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中国农业银行和全国妇联等涉农部门和单位联合发出通知，明确各自部门的职责，积极扶植计划生育家庭户，共同协调抓好农村计划生育工作，使两种生产一起抓真正落到实处。
第三，90年代以来，计划生育工作思路和工作方法逐步实现新的转变。由以往孤立地就计划生育抓计划生育向与经济社会发展紧密结合，采取综合措施解决人口问题转变，由以社会制约为主向逐步建立利益导向与社会制约相结合，宣传教育、综合服务、科学管理相统一的机制转变，使计划生育工作逐步进入良性循环的新阶段。近几年来，吉林、辽宁、四川、江苏等省顺应改革开放和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新形势，在总结群众实践和借鉴国外有益经验的基础上，把农村计划生育工作与发展经济相结合，与帮助农民勤劳致富奔小康相结合，与建设文明幸福家庭相结合，受到广大群众的普遍欢迎，并取得了良好效果，探索了一条在新形势下抓计划生育工作，综合治理人口问题，促进我国人口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路子。计划生育“三结合”工作经验赋予两种生产一起抓以新的含义，也证明了两种生产理论具有强大的生命力。
从“两种生产”到“可持续发展” 陈剑（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研究所）
中国的人口控制工作自70年代初在全国范围内实施，至今已有20多年历史。20多年来，中国人口控制工作所取得的巨大成就为世人瞩目。这其中，作为中国人口控制工作的重要理论支撑的两种生产相适应理论起到了重要作用。70年代初期，“文革”尚未结束，理论上禁区很多，马寅初的人口观已被批判，马尔萨斯的人口理论则声名狼藉，面对迅猛增长的人口，要进行有效控制，就需有理论上的支撑。为了避免“二马”之嫌，只有到马、恩经典作家中寻找根据。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为了构造唯物史观大厦而提出的两种生产原理，这本身是一哲学原理，被后人引申出“两种生产相适应理论”，并把这一理论作为推行计划生育的理论基础。当时的主要解释是，按照社会主义有计划按比例增长规律，国民经济要有计划按比例增长，人口也要有计划地增长。两种生产要相互适应，必须一起抓。由于有了这一重要的理论支撑，计划生育工作得以在全国广泛开展起来。可以说，由哲学原理——两种生产原理，引申而成的“两种生产相适应理论”，对于冲破当时“左”的理论禁区，坚定人们实行计划生育的信心，对于计划生育工作在全国广泛开展起到了巨大作用。
但这种理论毕竟空泛、笼统。再加上这种理论存在的其它一些缺陷，如把人口生产混同于物的生产，把人口生产的计划性混同于物的生产的计划性，以及用这种理论解释中国之所以要实行计划生育的前提条件发生了变化（中国已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继续用这种理论指导实践就显得勉强，就需要对这种理论进行发展和完善。目前在全国广泛开展的“三结合”活动，即把计划生育与发展农村商品经济相结合，与农民勤劳致富奔小康相结合，与建设文明幸福家庭相结合，就是对两种生产相适应的理论的发展和完善，是这一理论在新时期的具体化。因为“三结合”的实质，就是把计划生育与发展经济结合起来，把人口生产与物的生产结合起来。
可持续发展在我国当前已是热门话题。其含义是，在不损害未来世代生存所依赖的自然资源基础前提下的发展。可持续发展本质上属经济问题。由于其内容十分广泛，人们对可持续发展理解有着显著的差异。计划生育部门以及一些人口学者对其含义的理解是，在经济增长的同时，控制人口和保护资源环境就是可持续发展。这实际上是用“两种生产相适应理论”来理解可持续发展。这一理解似乎没有错，但如果仅限于此，这种理解还只限于表面，对实现可持续发展并无多少帮助。
可持续发展实际上是对传统发展模式的系统变革，是一种全新的经济发展模式。为有助于对问题的理解，有必要就世界银行近期提出的国民财富计量模式作一分析。
与传统的以产值—收入为中心的发展评价方法不同，新国民财富计量方法是根据下述几方面情况来综合评定的。人力资源，人们的生产能力，如教育、营养所代表的价值；创造的资产，机器、工厂、基础设施、水利系统、公路和铁路等；自然资本，土地、水源、木材以及地下资产，即石油、黄金和铁等的经济价值；社会资本，不是以个人为代表，而是以集体形式出现的家庭和社区之类的人员组织机构的生产价值。
新的国民财富计量模式通过对世界各国的国民财富评定显示，人力资源在实际财富中所占的比率要大得多，而创造的资产在大多数国家的实际财富中只占20%的比率，而以往大多数国家都把创造的资产作为财富积累的主要指标。
新方法对发展的评价重大革新在于，它首次提出了关于国民财富真正积累和负向消耗的概念（Dissaving）。 如果一个国家通过消耗自然资源——出售石油、煤或森林来增加收入，而且把收入用于消费而不是用于投资，那么新统计方法所显示出来的就是财富的负向消耗。而传统的方法则无法指出这种短期行为所带来的问题。
可持续发展，不允许通过消耗性地利用自然资本来创造增加财富，只能靠人力资源的增加。这要求，对任何消耗环境的经济行为，企业都应为其支付成本，而不是由社会承担，对紧缺资源的利用，其价格也将变得昂贵；这要求在全社会树立资源价值观，任何资源都是有价值的；这需要对传统的价格体系进行变革，形成一套完整的环境与自然资源的价格体系，对环境和自然资源的任何使用都应是有偿的，这样才能有效地遏制滥用，使开发行为更加合理；通过建立合理的补偿机制，使发展中受到损耗的资源、环境能得到充分恢复，以达到平衡眼前利益与长远利益。
要实现可持续发展，就需要改变传统的以GNP 为中心的发展的评价标准，包括统计方法、区域发展、企业行为、干部管理业绩、职员升迁等方面的评价，这必然会对人们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产生影响。社会应引导人们关注和赞许那些同时考虑经济社会环境的长远发展行为。
要实现可持续发展，必须有强大的制度力量。可持续发展要求在当前与未来，这一代人和下一代人之间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这是市场机制无能为力的。而这只能通过完善的法制和拥有强有力调控手段的政府才能实现。
有效地控制中国人口，有利于可持续发展的实现。但要实现可持续发展，是需要通过一系列的运作性环节，通过建立相应的“社会技术”，要有深刻的社会变革才能达到。试图通过政府行为，对人口进行控制和对资源环境进行保护就能达到可持续发展未免过于简单。
可持续发展作为一种全新的经济发展模式，给我们指出了今后努力的方向，同时也给出了富于启发性的思路。《中共中央关于制订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的建议》中提出的两个转变，实际上提出了一个如何实现持续发展的问题。过多的人口是影响持续发展的一个因素，但要实现可持续发展，更重要的则是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经济体制的转变以及评价模式的转变等一系列问题。
谈“两种生产理论”同中国人口学的关系 刘庚常 许彦彬（国家计生委泰安人口学校）
“两种生产理论”一直被我国人口学界认为是人口学的基本理论。但是，在人口学研究领域和视野日益广阔的今天，需要重新认识二者的关系，恢复“两种生产理论”的真面目，以利中国人口学更好地发展。认识二者的关系，需考虑下列问题。一、“两种生产理论”的本来含义是什么？二、中国人口学同“两种生产理论”的关系是怎样的？三、在当前人口学研究中对“两种生产理论”应采取什么样的态度？
“两种生产理论”在经典作家的《1848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德意志意识形态》、《经济学手稿》、《资本论》中都有所体现。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有完整的表述，“根据唯物主义观点，历史中的决定因素，归根结底是直接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但是，生产本身又有两种。一方面是生产资料即食物、衣服、住房以及为此所必需的工具的生产；另一方面是人类自身生产，即种的繁衍。”很明显，“两种生产理论”的本来意义在于阐明历史发展的决定因素只能是物质资料生产。换言之，在经典作家那里，“两种生产原理”所阐明的是两种生产同历史的关系，而我们通常所理解的是两种生产之间的关系。因此，从人口学的角度论述的两种生产相适应理论不能取代本来意义的两种生产原理。
从人口学的发展历史来看，人口学并不是以“两种生产理论”为基础产生的。1662年，格兰特出版了《关于死亡的、自然的和政治的观察》，1798年，马尔萨斯出版了《人口论》。人口学的生命力和价值来自它实证的研究方法。从统计资料开始研究人口问题，从人口变量同其他社会变量的矛盾关系中寻找研究领域，以实现社会的协调发展和个人健康自由地发展。正是这种实证研究方法才使人口学不断发展和完善。“两种生产理论”从其本来意义上说，可以为人口学研究提供世界观上的指导；从我们现在所理解的两种生产相适应的意义上看，可以为人口问题提供一种思维方向。但是，人口学从产生到现在，并不是沿着“两种生产理论”所确定的轨道前进。人口学家们关注的方向体现在下面几个方面：人口变量之间的关系，人口因素同其他社会因素的关系，人口问题的成因及其社会影响。“两种生产理论”仅仅在于描述人口同经济的关系。因此，我们可以这样归结人口学同该理论的关系。1.从时间上看，人口学不是在“两种生产理论”基础上产生的。2.从涉及领域看，人口学的研究领域突破了该理论所提供的理论空间。3.从方法上看，人口学研究的思维是多角度的，人口和经济的关系，只是它众多向度中的一个方面。
中国人口学从50年代始，经历了三个阶段。50年代中期，以马寅初为代表的一些学者就人口与工业化问题，节制生育问题展开讨论。70年代初，中国人口学得以恢复和发展。这一时期人口研究的主要工作是为计划生育控制人口增长奠定基础。80年代以来，是中国人口大发展的年代。这一时期，有了一大批结合中国实际的，反映中国国情与计划生育工作实践的调查结果及研究成果。人口学研究向纵深发展，扩展到人口与社会、经济、生态各方面相互关系的研究。
从中国人口学的发展实际状况而言，50年代，70年代的人口学研究实际就是在“两种生产理论”的指导下开展的。这是因为我国的人口问题主要是人口过多，对经济压力太大。实际情况决定了人口学工作者在解决中国人口问题时以“两种生产理论”作为基础。这两个时期，中国人口学工作者从“两种生产理论”出发，解决了很多问题。1977年12月，全国人口理论座谈会研讨班揭开了对“两种生产理论”大讨论的序幕。80年代的教科书明确提出“两种生产理论”是人口学的基础理论。但是，80年代以来，中国人口学向纵深发展，已经突破了“两种生产理论”的范围。可以这样归结：中国人口学初创和发展过程中，因国家的实际情况，“两种生产理论”提供了基本的研究方向和比较合适的理论空间。随着人口学向纵深发展，“两种生产理论”将逐步失去它原来的基础理论地位。
当前，对两种生产理论采取什么态度，对中国人口学发展意义重大。人口学作为一门实证学科，它的研究领域应由社会问题来确定，它的基本方法不能由某一条哲学理论来演绎，否则它将失去生命力。当前我国人口学研究所关注的主要是人口、资源、环境的协调关系即可持续发展问题，以及个人全面自由的发展即生殖健康问题。如果以“两种生产理论”作为基础理论，将限制人口学的发展和人口学工作者的视野。如果中国人口学仍保持在“两种生产相互适应的水平，只能导致中国人口学研究停滞不前。因此，恢复“两种生产理论”历史唯物主义原理的面目是必要的。这并不是降低该理论的价值，而是尊重它应有的地位。人口学研究当然要接受“两种生产理论”的指导，但这只是一般哲学理论在世界观上的指导，而不是作为人口学的基础理论上的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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