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百年的国外裕固族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裕固族论文,国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裕固族是我国人口较少的民族之一，也是我国特有的民族，可是关于裕固族方面的研究早在100年前就在西方有些国家开始了。19 世纪末，西方的一些“探险家”、“旅行家”和人类学家抱着各种目的到我国的内蒙古、西藏、新疆、甘肃、青海等地考察探访，他们搜集了大量关于该地区政治、经济、历史、地理、语言、文化（包括宗教、民俗、文学、艺术等）方面的资料和珍贵文物。此后，他们发表了大量的游记、调查报告和学术论著，其中不少涉及到裕固族和裕固地区。这些资料后来成为欧洲学者研究裕固族的重要依据，由此也揭开了国外裕固族研究的序幕。100年来，西方学者在这方面的研究取得了不少成果， 尤其在语言研究方面成果突出，出版了多部著作，发表了不少颇有见地的学术论文，当然其中也存在一些不足和缺陷，批判地吸收借鉴这些成果资料对于我国的学术研究无疑是具有重要意义的。由此笔者利用访学机会在友人的帮助下，较全面地搜集了这方面的资料。〔1 〕在整理中统观所得资料，我认为近百年的国外裕固族研究大致可以分为四种类型。
一、19世纪末20世纪初以调查裕固族文化为重点的民族学
研究
这一时期的特点是国外学者多由于偶然原因进入裕固族地区，由此对裕固族文化产生兴趣进行了一系列调查，调查的重点是人种学和民族学资料。代表人物有波塔宁、曼内海姆和海尔曼斯。
俄国生物学家戈·尼·波塔宁（Potanin,G.N） 可能是最早涉足裕固族地区的欧洲人。他生于1835年，1920年卒。1863年他开始进行亚洲考察活动，曾先后进行过8次旅行，1899年考察活动结束。 他在亚洲各地收集了大量的民族学资料， 曾编写成《西北蒙古概略》4 大卷， 其中1884—1886年，他游历了中国西藏东部地区和蒙古中部，在此次考察中他到达今甘肃张掖梨园堡，在返回俄国时经过了裕固族地区。他在后来的宏篇巨著《中国的唐古特——西藏边区和蒙古中部》（1893. Ta ηutsko——tibetskaja okrain kitaja i central' naja Mongolija.St.Petersburg）一书中设专题介绍了裕固族。他写道，他到达由7 个部落组成的裕固族的村庄和牧场，发现当地被汉人统称为黄番的裕固族共有两个部分：一部分为操蒙古语的锡喇尧乎尔；另一部分为操突厥语的撒里尧乎尔，锡喇尧乎尔由5 个东部的部落（汉文称“家”）组成，属甘州府管辖。其名称为8个马家、5个马家、4个马家、11 个马家和15个马家。锡喇尧乎尔分布在南山河谷及山坡，操蒙古语的一种方言。撒里尧乎尔由肃州府管辖，居住在平原，操突厥语的一种方言，包括两个部落——亚拉格家及贺郎格家。所有的尧乎尔都由“骨头”组成，即“族”或“氏族”。传说他们从西至——哈至的地方迁移来的，汉人称那个地方为失喇国。（这本书配有4幅裕固族成年男子照片，分正、 侧两种。）在这次考察中他还用斯拉夫字母记录了部分裕固语话语材料，在本书末刊布了一份约200左右的俄语——裕固语词汇、 基数词和简单语句的对照表，并记录了裕固族人的12生肖。俄国学者奥布鲁切夫曾评价波塔宁的中亚考察成就时说：“在他的旅行的报告中，我们见到了，有关突厥语系部落的情报，还有关于唐古特人、准噶尔人和中国人的情况。在这些报告中载有300多个传说、故事和民间创作， 而且还有居住于西藏边界的中国和唐古特居民中间的一些蒙古部落的方言。”由此可知，波塔宁是首次向国外介绍裕固族的西方学者。1886年，波塔宁由于在西藏东部边区的考察活动取得巨大成就——《中国的唐古特——西藏边区和蒙古中部》一书而获得俄国地理协会大奖——康斯坦丁诺夫奖章。
曼内海姆（Mannerheim,C.G.E.） 是继波塔宁之后又一位途经裕固族地区的俄国考察家。他祖籍瑞典，1867年生，1889年参加俄国陆军，长期在俄军队任职，在服役期间，受俄国总参谋长帕里琴（Palitsyn）将军指派，以探险旅行为名，于1906年—1908年对我国新疆、甘肃及内地进行政治、军事、少数民族及自然地理等诸方面的考察。由于当时俄国人在中国西北部从事军事地志考察活动是一个很敏感的政治问题，它关系到英国人在印度的利益，因此为了避免政治纠纷，曼内海姆参加了法国考古学家伯希和率队的亚洲探险活动。在这次长途旅行中，他沿途作了详细的考察记录，拍摄了大量照片。考察结束后，因许多资料属于军事情报未能公开。但是由于他本人受家庭影响（他姑父阿道尔夫·埃·诺登舍尔德曾从挪威穿过北冰洋航行到太平洋，成功地进行了第一次东北航路的航行，由此成为著名的地质学家、地理学家和探险家），对探险考察很感兴趣，很快将纯属民族学范畴的资料整理出来，于1911年在《芬兰——乌戈尔协会杂志》（ Journal de la Societe Finno——Ougrienne ⅩⅩⅤⅠⅠ,Helsinki）上发表了。 这份著名的长篇调查报告就是《裕固地区访问记》（A visit to Saro and Shera Yügu-rs）。
曼内海姆1907年12月13日离开甘肃北部的金塔镇进入裕固族地区。他在该报告的第一部分，即《撒里尧乎尔访问记》中写道：我们到了撒里尧乎尔人的一个牧业点——马庄子。3 个撒里尧乎尔妇女正在忙碌着，她们穿着我从未见过的奇特的服装。她们告诉我，她们是撒里尧乎尔人，并把“撒里尧乎尔”一词向我们说了好几遍，马庄子约有40户人，汉族人称他们为黄番。这主要是和唐古特人相区别。据他们的传说讲，他们大约是1000多年前从西面迁来的，他们住在一个名叫西至哈至的地方，汉人叫千佛洞。他们说，西至哈至位于现在的西南方向，约走45天，在一条河边，那儿也有一座寺庙，是在山上挖了许多洞修建的，而且被高山环绕着。又传说他们是康熙年间迁徙到目前居住地的，主要是为了逃避一种传染病。马庄子东面40公里的地方叫东海子，也有40—50户人家。大约在高台镇以南30公里处，还有一个叫榆木山的黄番族，那里的人也说与东海子人一样的语言。曼内海姆在马庄子一带对操突厥语的裕固族人寺庙的规模、使用情况及内外装饰做了调查，参观了他们的庭院布置，他认为这些房屋的建筑风格和汉族相似，庭院十分干净，屋内摆设风格既有汉族特点也有蒙古族特点。所穿衣服按汉族风格剪裁，用家织的布制作，女人的头面很特别，并对它做了描述。他还了解了他们的生产和手工业，其特点是男人在家，女人在外干活，基本没有手工业，只有织布、编袜子和编篮筐。同时，他对裕固人的饮食结构、食品制作方法、节日娱乐、接物待客、婚丧嫁娶、生儿育女等方面也做了很多调查。
由于曼氏在马庄子得知尧乎尔（裕固）人的部落头目在甘州南山里边，因此他离开马庄子后经高台、临泽进入甘州城，想访问甘州南山里的锡喇尧乎尔（操蒙古语族语言的裕固族人）。12月26日，他历经重重困难进入了甘州南山。该报告第2 部分《锡喇尧乎尔访问记》记述的正是这部分内容。在报告中他首先对锡喇尧乎尔人的主要寺院——康隆寺做了较详的描述，其包括寺院的地理位置、建筑规模、装饰风格、佛坛的设置以及喇嘛们的生活状况。离开康隆寺后，他又访问了锡喇尧乎尔人世袭大头目的冬季牧场，并对大头目的住所、职权使用情况进行了调查。曼氏认为，大头目对他的辖区了解十分有限，大头目说他的属民的居住范围是：向东或向西骑马各走3天，向南走3、4 天， 认为有近300户属民居住在康隆寺周围5、6里地，由10个头目统治着（5 个正头目和5个副头目），且都从属于他。 曼氏对头目和喇嘛们关于他们的族源的种种介绍也做了记录，并参考相关文献进行了一些分析。他在此还获得了一份重要文物，即由甘州提督于康熙35年用大字书写在白色丝绸上的允许锡喇尧乎尔人在此放牧的牌令。曼氏一直心存疑虑的是“这个山地部落不仅自己认为他们毫无疑问是蒙古人，而且说，尽管语言不同，但他们与撒里尧乎尔人属于同一部落。他们相信，很多年前，他们都居住在唐古特，而且同时离开了该地区。”报告的这一部分还列有汉语拼音和裕固语对照的锡喇尧乎尔氏族（骨头）组成和行政区划表。同报告第1 部分一样，曼氏对锡喇尧乎尔人的风俗习惯也进行了分门别类的描述。〔2〕
这份报告还有四大附件：一是对4位牧民、8位僧人所进行的人种学测试统计表，共13张，测试项目主要有职业、性别、综合条件、所属部落、部落位置、语言特征等；二是裕固语词汇表，其特点是将西部裕固语、东部裕固语与古代（或标准）蒙古语并列制表，具有比较词汇学意义。各300左右，共计约1000个词语； 三是关于裕固族传统生产生活物品方面的绘图，有男女服装、鞋帽、刺绣荷包、装饰带、织褐机、寺院法号、妇女头面、捻线杆、奶刷、酥油灯、马鞍、红柳编织品、螺号等；四是中国地图。
曼内海姆1908年1月2日离开甘州南山，经梨园堡和甘州继续他的长途旅行。他的更多的包罗万象的日记和照片以及他给父亲的信件等，多年之后在芬兰——乌戈尔协会的帮助下编辑成书，英文版于1940年出版，名为《由西至东穿越亚洲》（Across Asia from West to East in1906,1908.1—2,Helsinki）。在芬兰还专门出版了他的亚洲考察日记。在这些著作中均有专门介绍他在裕固族地区的考察情况，并配有多幅图片。虽然曼内海姆在裕固族地区只停留了半个多月，考察的形式也是走马观花不够深入，但是他毕竟为我们展示了一幅100 年前的裕固族社会、历史、语言、风俗、经济及自然环境的全景图。这篇调查报告当时在国外产生了重大影响，由此也吸引了更多的西方学者到裕固族地区探险、考察，俄国著名突厥学家马洛夫（Malov） 可以说就是这篇报告的追随者之一。
曼内海姆穿越亚洲的长途旅行结束后，重返俄国陆军。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升为中将，任军团司令。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爆发后返回芬兰。1918年率领芬兰白军镇压芬兰革命。1931年任国防委员会主席，并在芬兰边界上建立了长达10公里的“曼内海姆防线”。在1939 —1940 年和1941—1944年两次苏芬战争中，任芬军总司令。1942 年晋升为元帅， 1944年当选为芬兰共和国总统，1951年病逝于瑞士。
海尔曼斯（Hermanns.M）是一位传教士。1899年生，德国人，最早是基督教红衣派教士。他1930年经印度进入我国藏族地区，从事传教活动。1935年在甘青地区调查安多藏语时，在甘州南山对裕固族进行了专门调查。1940年在德国《人类学》（Anthropos.ⅩⅩⅩⅤ—ⅩⅩⅩⅤⅠ,1940—41,P78—89） 杂志上发表了题为《回鹘及其最近发现的后裔》（Uiguren Und ihre neuentadeckten Nachkommen）的长篇调查研究报告。该文分两大部分，第一部分是对回鹘历史的概述，主要叙述回鹘与中国唐朝的关系，第二部分是该文的重点，专门记述裕固族的族称、传统文化、风俗习惯、宗教等。在族称一节中，他叙述了操东、西裕固语的裕固族的自称、他称、互称，并剖析了其中透露的族源问题以及各部落之间的隶属关系，还公布了各部落下属的帐篷数目。在传统文化一节中，他说，裕固族人回忆他们是600年前从新疆迁徙而来的， 原因是原居住地被沙漠侵吞。同时，汗天格尔预言，他们在东方还有一片草原。天神在祭祀时坚决反对喇嘛教（应该是伊斯兰教，笔者注）的侵入，他们不能忍受异教仪式的出现。另外，安多地区的格萨尔传说中说，大英雄格萨尔曾和裕固人打过仗，马蹄寺中的蹄印便是战争的遗物。但他又考证分析认为，格萨尔是松赞干布之前的人物，因此，格萨尔的敌人——霍尔，并不是裕固人。在风俗习惯一节中，他刊布了4 幅男女服饰照片，并重点介绍了裕固族妇女的头面。（其他方面的记述和曼内海姆的调查内容差不多，在此略而不谈）最后一节是关于宗教方面的调查。由于海尔曼斯本人是一位传教士，因此他在这方面的调查便仔细。他说，裕固人已经改信了藏传佛教的黄派。喇嘛可娶妻生子，但藏传佛教与萨满教仍有一些对抗现象。原始信仰是汗天格尔，最高统治者为玉皇大帝，最大神为拉依尔昂迦神，他拥有左右翼两位可汗。最大的数字是9。 裕固族专职祭祀人员1935年前已经死了，现在从事祭祀活动的人并没有经过正规的“神授”仪式，因此，诵读的萨满教神歌并不全面。海尔曼斯对裕固族供奉汗天格尔活动所用的祭坛、神器等绘制了平面示意图，并标明每一种神器的形态、色彩、原料特色等，尤其米字格形的祭坛示意图，充分展示了裕固族人原始信仰的主要功能。祭坛上所用的每一样祭品都标有明确的位置。另外，他还记录了祭祀时使用的各种诵词，并说，祭汗天格尔后还要举行送神仪式。汗天格尔不能在帐蓬过夜，要在帐篷外面烧柏枝、面粉和酥油，表示送神。他还用藏语记录了裕固族东部地区的喇嘛介绍的关于祭祀汗天格尔活动的内容。全文最后附有一段青海西宁以北120 里的术布赞（音译）寺的一位喇嘛提供的祭祀汗天格尔方面的诵词。
1951年，海尔曼斯在印度孟买的《皇家亚洲学会孟买杂志》（Jou-rnal of the Bombay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26.pp.192—213.Bombay）发表了《中国甘肃的尧乎尔语和恩格尔语》（The uigur and Angar Language in kan Su,China）， 在这篇论文中他比较了裕固族东、西部两种语言的异同关系。这是国外最早发表的关于裕固族两种语言方面的比较研究文章。该文不足之处是标音不够准确，时有把两种语言弄混的现象。海尔曼斯结束在东方的传教、社会调查后，曾在德国波恩的华裔学志图书馆从事安多藏语的研究工作。该馆专门收藏西方传教士在东方搜罗的各类资料，海尔曼斯的很多调查资料也珍藏在这里。
二、从20世纪开始的以调查和刊布裕固族两种语言为重点的语言学研究
虽然波塔宁、曼内海姆等人在裕固地区调查访问时也搜集了一些语言资料，但是他们并没有对它们进行系统整理和科学研究。深入裕固地区对裕固语言进行专门调查并进行科学刊布研究的西方第一位学者是马洛夫。
马洛夫（Malov,C.E），1880年生，1957年卒。 是原苏联著名突厥学家。他在大学时代， 就参加了由俄国著名突厥学家拉德洛夫（Rodl-off,B.B.W）院士领导的俄国科学院突厥语研究小组的活动， 而且对古代突厥语和当时鲜为人知的中国新疆维吾尔语及甘肃裕固语产生了兴趣。1909年—1911年他受俄国中亚东亚研究委员会派遣，到中国新疆、甘肃一带调查研究维吾尔语和裕固语。1913—1915年他又第二次来中国西北地区进行语言调查。1916年获突厥语文学硕士学位。1917年起先后在喀山、彼得堡、塔什干等地的高等院校从事突厥语教学工作。1939年当选为俄罗斯科学院通讯院士。马洛夫一生共发表150余种论著， 其中对古代突厥语和西部裕固语研究有重要贡献。他第一次（1909—1911年）到中国调查时，在甘肃酒泉文殊沟的一座寺庙里获得了一份裕固族珍贵的文化遗产——回鹘文《金光明最胜王经》（altun nglüg yarukyaltrqlarqopda ktrü nom ilig rtlr nom bitig），简称《金光明经》。此写本由俄国突厥学家拉德洛夫和马洛夫1913—1917年用回鹘文铅字排版刊布，由于此书的重要学术价值，长期以来一直成为世界突厥学家们研究的对象。
马洛夫根据自己两次在裕固地区所调查的资料编写发表的文章有以下几种：《裕固地区和撒拉地区旅行总结》（1912.Otet O Puteseststvii K Ujguran i salaram）和《裕固地区再次旅行总结》（1914.Otet O vtorom Putesestvii k ujguram） 两文刊载于《俄国中东和远东问题委员会学报》（Izvestija russkogo komiteta dljaizuennija sredneii vostonoj Azii.Series2,Sint——Petersburg №1,PP.P94-99.№3,PP.85-88）；《裕固族民间故事》（1914a,Skazkizeltych Ujgurov）、 《裕固族故事、 歌谣、谚语和谜语》（1914 —1915.Rosskazy,Pesni,Poslovicyi zagadki zeltych ujgurov）、《裕固人的萨满遗迹》（1912a.Ostatki amanstva U zeltych ujgurov），这3篇文章刊登在《活化石》（ivaja Starina（21）.Sint—Pe-tersburg,PP.467— 476（23）.PP.305—316.（21）PP.61—74）。 马洛夫介绍裕固人的萨满遗迹时说，裕固人称祀公子为“喀木”（qham），这是一个比较严肃的正式称呼，通常则称“艾勒者”（ehltsi）。据名叫桑尼什喀普的祀公子介绍说，最初天神（汗天格尔）附魂于一个正在打酥油的老奶奶，她就跳起神来了，人们向她叩头，她成了艾勒者，但后来有些男人说：“我们不能给女人叩头”，以后就有男人当艾勒者了。萨满不是世袭的，谁当萨满都是“神的旨意”，最后神附魂于他。被确定为培养对象的青年，要学习一两年，最后召集群众在一起，举行交替仪式，老萨满把神灯传给他，他才能拿祭品勺主持祭祀。青年萨满要给老萨满一笔报酬（若干吊钱），有钱人家甚至给一匹马。他还介绍说，裕固地区也有一些土石敖包或木敖包，也有祭敖包的活动。但是艾勒者早已不出席祭敖包仪式了，完全让位于喇嘛，祭敖包完全变成了以喇嘛为主的活动。另一方面，在艾勒者的祭天、治病、求子祈祷词中常出现以藏传佛教圣地、寺院名义祈祷的词句，有的甚至劝人们信奉喇嘛教的佛爷，请喇嘛诵经、做道场等。
从1934年起，马洛夫在俄罗斯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工作，并担任原列宁格勒大学教授。此间他编写了两本关于西部裕固族语言方面的著作。
第一本书名为《裕固语词与语法》（ Jazyk eltyx
ujgurov.Slovar'i grammatika），阿拉木图1957年出版。 作者在绪论部分说，裕固语中的行政词汇完全为汉语，没有被裕固语词汇取代，尽管自己有表示数目、各种度量和其他方面的词汇，汉语却仍延用着。裕固语中吸收大量的汉语词汇是依靠裕固语语法规则构成的，所以并不把它们视为异族成分。例如，居住在平地的裕固人记得“alma”这一名称，但居住在酒泉附近的裕固人已用汉语的“sagoza”（沙果子）来代替突厥语的“alma”，草原上的裕固人在alma前面加上了“Su ”（水）这个词， “sualma”已经是“梨”的意思了。由于他们把动词构词法的小词“a ”和“La”添加在汉语词上，因而就产生了许多新的裕固语词。由于异族语言的包围及裕固人脱离了新疆的维吾尔族，这便严重地影响了裕固语的语音，即元音和谐律。裕固语的元音和谐律完全被破坏了，同一个人开始时可以把“笑”这个词说成“kuludro ”， 而另一次则说成“kyludro”（都是“正在笑”的意思）。 马洛夫还认为裕固语是较古老的突厥语之一。语言中最主要的特点是，某些前缀中，甚至元音后出现清音；有带双辅音的综合音——Lt——，——nr——，——rt——和名词的双重变格法等。裕固语是突厥语族语言中唯一没有动词人称变化的语言。而在蒙古语里，恰恰相反，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动词没有人称变化。裕固语中的“无人称”变位是一种非常古老的现象，是发生在人称变位之前的现象。该书俄文版共196页。
第二本书名为《裕固语长篇话语材料及其译文》（ Jazyk eltyxUjgurov.Tekεty i Perevody），莫斯科1967年出版。全书分8个单元，可以说是西部裕固语资料的集大成之一。第一部分作者概括为“正文”，实际内容是一些裕固人用裕固语叙述日常生活内容的话语材料（或称情景材料）。第二部分为“风俗习惯”，内容包括日常用语、民间故事、婚丧嫁娶等。第三部分是婚礼诵词、出嫁歌、送亲歌等。第四部分是55个民间故事，其中包括形式短小、具有讽刺意义的寓言故事，如《盗贼的下场》、《喇嘛和女人》、《三个傻女婿》等。第五部分为关于萨满教的介绍及其神歌。第六部分为谜语和谚语。第七部分为民歌，其中有至今仍在裕固地区广为流传的如《黄黛琛》、《萨里玛珂》、《赛赛成》等40首民歌。第八部分为历史传说。全书结构严谨，内容搭配得当，不足之处是由于用斯拉夫字母记音，西部裕固语特有的语音特征没有充分体现出来。尤为可贵之处是每一内容标题之下均有发音人姓名、记录时间、地点等，具有较强的科学性。该书俄文版219页。
马洛夫在其他一些著作中也对裕固族及其语言进行了综合性研究，如1948年阿拉木图出版的《语言文字与历史问题》，1927年列宁格勒出版的《对中国西部活的突厥诸方言之研究》、《新疆维吾尔诸方言资料》等。1951年出版的《古代突厥文献》中还收录了《金光明经》写本第1卷中不见于汉文本的两个故事。同年， 马洛夫依据历史标准对突厥语进行分类。他将某一种语言与古代的鄂尔浑——叶尼塞碑铭语言和回鹘文献语言作比较，根据该语言中保留的古代语言成分的多寡而将突厥语分为四组，即最古语言、古代语言、新语言和最新语言。按照马洛夫的划分法，西部裕固语属最古突厥语。
埃·捷尼舍夫（Tenishev,E.R）是马洛夫的学生，也是他的重要学术继承人。他1921年生，塔塔尔族，1956年受前苏联科学主席团的委派来我国协助调查中国境内的突厥语族语言并授课培训突厥语科研人员。此间他曾3次到我国西部地区调查和搜集维吾尔（1956年）、 撒拉（1957年）和裕固（1958年）等民族的语言、民俗、民间文学和历史资料。1960年回国后发表了关于裕固族及其语言方面的以下文章：（1 ）《追忆马洛夫在裕固地区》（1960.Vospominanija Zeltych ujgurovo S.E.Malove.Izvestija ANKaz SSR 1 ＜14＞,Alma Ata.PP.63—65）。 （2）《关于维吾尔、撒拉和裕固人的报告》（1961.otcet o poezdkek ujguram,Salaram i Saryg— juguram.Izvestija ANSSSR OLJa<20>,PP.180—184）。（3）《关于裕固人的部落名称》（1962.Etnieskij i rodoplemennoj sostav narodnosti Jujgu.Sovetskaja Etnogr-afija<1>,PP.59— 66.Moscow）。（4 ）《裕固族》，载《苏联百科全书》（1965.Jujgu.Narody Vostonoj;Azii.Moscow,ANSSR.PP.647—651）。（5）《西部裕固语中的蒙古语借词》（1976.Mongolische En-tlehnungen in den Sprach der ir—a Ujghuren'.Tractata Al-taica. Denis Sinor senagenarioOptime de rebus Altaicis me-rito dedicata.PP.633—640,Wiesbaden）。另外， 捷尼舍夫还出版了两本关于裕固语方面的专著。1966 年与托达耶娃（Todaeva,B.X.）合著出版了《裕固族语言》（ Jazyk zeltyxUjgurov.Moscow），1976年出版了《西部裕固语结构》（Stroj saryg—jugurskogo jazyka.M-oscow），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还出版了他在我国（1956 —1959）讲学时编写的讲义的修订本——《突厥语言研究导论》。该书介绍了包括西部裕固语在内的19种突厥语。
《西部裕固语结构》是捷尼舍夫在西部裕固语研究方面的代表作。他在继承马洛夫对西部裕固语的调查刊布以及对语音、词法研究的基础上，又进行了进一步的归纳和探讨。他指出，西部裕固语的主要语音特点是元音音位系统由两组性质不同的音构成，即普通元音和紧喉元音。紧喉元音是西部裕固语的一个鲜明特点，它的来源与西部裕固语现有的送气软音有关。马洛夫是第一个发现和描写西部裕固语这类元音的人，同时他也注意到元音紧喉的不同程度。送气辅音是构成紧喉元音的一个成分，属于这类音位的是带有强烈送气成分的清辅音，它们与相应的噪辅音构成成对的音位，如per（打）—pher（打）。 西部裕固语的送气辅音是在汉语影响下发展起来的，在词法方面的特点是名词加在元音结尾的词干上的单复数第一人称和第二人称的词缀相同，辅音后面的词缀则已消失。受汉语影响名词领属性系统被破坏。数词11到29的构成方法与古代突厥语一样。西部裕固语词汇的核心是突厥语共有词和西部裕固语固有词，但吸收了很多汉语词。捷尼舍夫在本书中对西部裕固语的句法结构也进行了一定的研究，这是国外前所未有的。全书由语音、词汇、句法结构、词汇、民间故事及译文等7大部分组成，俄文版共306页。捷尼舍夫曾任前苏联科学院语言研究所突厥——蒙古语研究室主任，国立莫斯科大学亚洲学院突厥语文学教研室教授，原苏联突厥学家委员会主席。从捷尼舍夫的研究年表可知，他在从事浩繁的突厥语比较综合研究的同时，一直兼顾西部裕固语的专题研究。
托达耶娃（Todaeva,B.X.）是和捷尼舍夫同时代的原苏联蒙古语言学家。1915年生，卡尔梅克蒙古人。1938年毕业于阿斯特拉罕师范学院。1946年起为原苏联科学院科研人员。1954—1957年在我国中央民族学院（现中央民族大学）和北京大学任蒙古语顾问。1956年她参加了以清格尔泰为队长的中国科学院少数民族语言调查第五工作队对东部裕固语进行过调查。1957年她在《中国语文》（第九期）发表的《达斡尔语、蒙古尔语、东乡语和保安语研究的初步总结》一文中对东部裕固语进行了初次描述。1960年她在莫斯科东方文献出版社出版的《中国的蒙古诸语和方言》一书中也公布了一些关于东部裕固语的研究资料。1966年她和捷尼舍夫合著在莫斯科出版了《裕固语》（Jazyk zheltyx ujgurov）一书。其中东部裕固语《锡喇尧乎尔语》部分是她根据自己在中国搜集的材料撰写的。她在此书中初步描写了东部裕固语的语音、词法、句法和词汇，并阐述了东部裕固语在蒙古语族语言中的地位。她认为，按其语音构造和语法结构，东部裕固语无疑属于蒙古语系统。东部裕固语散布的地区和它所产生的与其他蒙古语共有的特征，确定了它在蒙古语族语言中的地位。东部裕固语是一种混杂的语言，在其语音和语法中都不难辨出，一方面有长期与操东部裕固语的人为邻的甘肃、青海和新疆的蒙古人的语言所持有的一些特征，另一方面又有像蒙古尔（土族）语、东乡语和保安语这样一些语言所特有的特点。她还认为，操东部裕固语的人在原来的突厥语的基础上，在某个时候逐渐加上了一层蒙古语的两种不同的语言成分。由此在蒙古语族语言中形成了一个新的语音和语法系统，代替了早期的一些突厥语的特点。这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有机地把蒙古语和其他蒙古语族的语言集于一身的一种新的语言结构，大概在数百年前就形成了，并且在今天还保存着，这证明了在蒙古语族语言中存在着一个独一无二的经历过伟大的历史生活的混合型语言。由此可见，托达耶娃对操东部裕固语人的族源认识仍沿袭前人观点。
三、本世纪30年代开始的根据前人调查资料进行的研究
本世纪30年代以来国外的部分蒙古学家和突厥学家利用波塔宁、曼内海姆和马洛夫等人刊布的调查资料对裕固族的两种语言及历史等进行了更加深入的或专题、或比较方面的研究。
波兰著名蒙古语语言学家科特维奇（Kotwicz,W.）是最早进行这方面工作的。他1872年生，1944年卒。在俄国彼得堡大学上学时，和马洛夫一样参加过俄国突厥学家拉德洛夫领导的俄国科学院语言研究小组的活动，后又受到世界著名阿尔泰学家兰司铁（Ramstedt）的学术指导，他精通汉、满、蒙等语言。1939年他用法文发表了国外第一篇描写东部裕固语的文章：《甘州附近的黄维吾尔人所说的蒙古语》（La languemongole,parlēe par les Ouigours Jaunes Prēs de kan— tcheou）。此文主要以马洛夫1913年记录的词汇为依据，他总结了过去对东部裕固语所做的一切工作，并提供了一份马洛夫等前人所记的全部词汇表。但他对东部裕固语的语音和词汇评述不多，只列举了个别格（属格、宾格、与格）和动词、形动词、副动词的附加成分，其中最有价值的是关于某些语音现象的发展，即关于元音和谐的变化，词首h的存在， 浊辅音的清化和重音的位置等。科特维奇认为，操东部裕固语的人在某个时候是说突厥语的，把重音放在词末，后来才渐渐地改用了蒙古语。由于资料所限，科特维奇在该文中并没有很好地勾勒出东部裕固语的整体概念。科特维奇的学生，当代著名的阿尔泰语言学家尼古拉斯·波普（Nicholas Poppe）1955年在《芬兰——乌戈尔学会论丛》（ Mē moires de la Sociēte Finno——Ougrienne.Helsinki） 发表了《蒙古语比较研究导论》（Introduction to Mongolian Comparative Stu-dies）。该书中他利用科特维奇整理的语言材料，对东部裕固语进行了比较研究，但是他在研究中并没有承认东部裕固语在蒙古语族语言中的独立地位，而认为它是“蒙古尔（土族，笔者注）部落的方言”。由此可见，在托达耶娃的《裕固语》出版以前，国外蒙古语言学界对东部裕固语的认识一直是比较模糊的。
罗纳—塔司（Rona—Tas）是著名学者李盖提（Ligeti）的学生，也是匈牙利著名的阿尔泰学家。1962年他在匈牙利的《东方学报》 （Acta Orientalia Hungarica.15.PP.249—271.Budapest）发表了 《东部裕固语中的藏语借词》（Tibetan Loan—words in the Shera —Ygur Language）。他在这篇文章中说，李盖提认为裕固人的住地在肃州附近，而且族源和藏族有关。李盖提强调指出，在对藏族进行研究时，尤其要注重古老的藏语文献中的提及的那些裕固人与藏族人的密切联系。在邻近语言的外来词中保留着重要的藏语方言史资料，尤其与藏语具有1000多年密切联系的裕固语。一些明显的特点已经引起大家对藏语和裕固语关系的注意。罗纳—塔司根据波塔宁、曼内海姆、马洛夫和海尔曼斯的调查报告介绍了裕固族的部落形式、居住地域和族称族源。又根据科特难奇整理的东部裕固语词汇表，对其中的藏语借词进行了研究。他共列出33个单词，并对它们进行了语音学和词源学方面的诠释分析。这些词大部分是佛教用语或喇嘛名字，其中他把有些汉语和突厥语借词也错误地划入了藏语借词中。他认为东部裕固语中的藏语借词是从其东北部的藏语方言中吸收而来的。他希望通过借词的研究来解释藏语和裕固语的一些语言变化规律。
巴斯卡阔夫（Baskakov,H.A.）是60—70 年代国际突厥语言学界最有影响的学者之一，他的著作和论文多达300多种。 他非常深入地对突厥语族语言的语音、语法进行了比较研究，并对突厥语言的分类有独到的见解。他集突厥语言的历史和现状以及民族的构成和历史等诸方面的内容为一体进行分类，很多学者认为他的分类切合实际，具有较强的科学性。他的分类对深入研究和探讨突厥语族语言的现状和历史演变有重要价值。但也有不足的一面，其中他在分类法中只字未提到汉语对中国突厥语的影响。他根据前人提供的语言资料，把西部裕固语划入东匈语支回鹘——乌古斯语组哈卡斯次语组。巴斯卡阔夫依据自己的研究成果，1976年在原苏联《突厥学研究》（Jjurkologicheskie issledovan-ija.PP.41—44.Moscow）发表了《关于西部裕固语谓语结构的一种古代类型》（Ob odnom drevnem tipe struktury skazyemogo v saryg—jugurskom jazyke）的论文。他在此文中写道，他在研究突厥语句子的谓语结构和搜集有关谓语结构的类型分析材料时，注意到了西部裕固语动词的一些人称形式，在这些形式中保留了觉得是古代的和语音比较完整的音位结构的痕迹，这些音位是合成的独立成分——词的语法化的结果，并构成谓语的古代结构。他认为，在西部裕固语里单、复数所有的三个人称中均保留了以—ur/ür、—r 结尾的形动词和体词性成分——古代的指示人称代词OL（那个／他）组成的很古老的系动词结构，似乎是很可能的。谓语结构中的体词性成分OL不仅在西部裕固语和古突厥语里有，而且作为残存现象也存在于现代语言的某些谓语结构之中。例证有马赫穆德·喀什噶尔《词典》中的语句、黑汗王朝的卡尔鲁克语和现代突厥语中的图瓦语和哈卡斯语，所有这些材料使我们有可能作出关于突厥语句子谓语结构的古代形式的总的结论。
同一年（1976年）原苏联土瓦共和国科学院语言文学历史研究所的土瓦族博士M.N.博尔戈雅阔夫在《苏联突厥学》杂志发表了《西伯利亚南部的突厥语族语言与裕固语的关系》一文。该文中他根据马洛夫和捷尼舍夫关于裕固语的语言材料及学术观点，将西部裕固语和西伯利亚南部的绍尔语、楚雷姆语以及哈卡斯的卡钦方言、萨盖依方言、克孜勒方言在语音、语法上进行了比较研究。他认为，西部裕固语和西伯利亚南部诸突厥语言或方言中，某些后置词有语音和语义上的相似现象，其中语音上的共同特点是单词都以清辅音开头。他说，据米勒等收集的词汇资料表明，在18世纪的某些哈卡斯的方言中，以浊辅音开头的词占优势。但是，在现代哈卡斯语里则是有着以清辅音开头的词占优势。捷尼舍夫认为，在古代，西部裕固语像回鹘书面语一样都是d语言， 然而由于裕固族与古柯尔柯孜族z语言民间口语的使用者有紧密的联系， 这种民间语言与现代哈卡斯语、绍尔语和楚雷姆语比较接近，所以，西部裕固语到8、9世纪时获得了与上述语言相同的特征——Z（azaq代替 adaq）。在西部裕固语里前列和后列元音的界限被破坏了，在18世纪的哈卡斯方言中也有相同的现象。在被比较的语言里，由于受到不同原因的影响，自然会出现地区性的相同现象，并且彼此独立存在，但也不排除某些相同语音现象是受起源因素制约的，由于在中亚和萨彦岭——阿尔泰地区古代居民迁移的影响而形成的。经过比较，他认为裕固族人的祖先是一种在某个时代离开了说一种词腰有“z”特征突厥语的人。
佐口透（Toru Saguchi）是日本研究中亚史、突厥史卓有成就的著名学者，也是对裕固族历史进行专题研究的外国学者。1972年他在日本《山本博士还历纪念东洋史论丛》发表了《撒里畏兀儿族源考》一文。他在该文中写道，自13世纪分布在甘肃西部的撒里畏兀族，起源于11世纪末宋代史料所记述的黄头回纥。14—15世纪，他们依然住在甘肃一带。明朝初年在甘肃西部设安定卫、罕东卫、阿端卫和曲先卫4 个军事性卫所，特别是安定卫的所在地，原来称作撒里畏兀儿。他认为，弄清安定卫等4卫的位置，就为了解撒里畏兀儿的住地提供了线索。 佐口透在论文第二、第三部分通过对前人调查报告和资料的分析研究认为，撒里畏兀尔（裕固族）分为突厥语集团和蒙古语集团两大部分，前者为历史上13、14世纪的撒里畏兀儿的后裔，后者为16、17世纪的蒙古化集团。1986年他又在《东洋文库研究部论文》发表了《撒里畏兀儿的历史发展》一文。该文分三大部分，第一部分作者记述了中外史籍中关于撒里畏兀儿的记载。第二部分是本文的重点，作者不仅概述了波塔宁等人的调查资料，而且首次引用了中国学者的调查研究成果，如《裕固族简史》、《裕固族族源初探》等。第三部分结论与《撒里畏兀儿族源考》基本一致。同年佐口透的《新疆民族史研究》一书由日本吉川弘文馆出版（1993年新疆人民出版社出版有中译本）。该书实际是作者的论文集，其中第一部第一章为裕固族的历史和社会，具体分裕固族发展、集团组织——鄂托克制和移居传说三部分。
日本其他学者对裕固族历史方面的研究有：桑田六郎的《回纥衰亡考》（《东洋学报》，1928年），付吾康的《关于明代早期撒里畏兀儿的安定、阿端、曲先和罕东四镇的状况》（1954年）。另外日本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25周年纪念刊（1954年）还刊载了W ·法兰克的《明初安定、阿瑞、曲先和罕东撒里畏兀儿四卫位置考》。
四、本世纪80年代开始的国内外资料相结合兼顾实地调查的新时期研究
我国政府从本世纪50年代开始就组织了大规模的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和民族语言调查，而且获得了许多宝贵的第一手资料，但是由于种种原因，关于裕固族历史、语言、社会情况的论著一直到80年代才陆续出版。因此，在此之前，国外裕固族研究基本处于一种以本世纪初外国学者的调查资料为主，对裕固族的发展和之甚少的封闭式状态。随着我国的改革开放，国际学术交流的日益繁荣，国外裕固族研究出现了一个新的转机，其主要特点是我国学者的调查资料和研究成果越来越受到重视，而且在语言学界出现了新时期的田野调查和资料刊布的高潮。
玛蒂茹斯（Marti Roos）是荷兰莱顿（Leiden）大学比较语言学系突厥语研究室的科研人员。1986年她从该校土耳其语专业毕业后开始学习西部裕固语，并攻读西部裕固与哈卡斯、土瓦等语言比较研究方向的博士学位。经过多年的学习研究，1994年她向德国梅茵茨（Manzi ）召开的第7届国际突厥语学术讨论会提交了题为《西部裕固语的前送气音 》（preapiration in Western Yugur）的论文。她说， 第一个观察到西部裕固语前送气音的是马洛夫，他指出了西部裕固语中的前送气音与雅库特语的短元音相一致，而没有前送气音的则与雅库特语的长元音属同一情形。把它分析为辅音体系的是俄罗斯学者捷尼舍夫，分析为元音体系的是中国学者陈宗振。而玛蒂茹斯把西部裕固语中的前送气音词同土瓦、土夫拉、雅库特以及古突厥语相对应词进行比较研究后认为，这是语言的一种韵律现象，是送气位置的每一个要素保持并决定的。该文主要内容刊载在荷兰莱顿大学主办的《非西方研究中心信息》（Centreof Non— Western Studies Newslerrer.1994）。内和泰仁·汉斯（Nugteren·Hans）也是荷兰莱顿大学比较语言学系的科研人员，主要从事东部裕固语及蒙古语族语言的比较研究。他在第7届（1994 年）国际突厥语学术讨论会上宣读了题为《蒙古尔、保安和东乡语中的突厥语借词》（On some Turkic loanwords in Monguor,Baoan and Dongxi-ang） 的论文。他在该文中主要探讨了与东部裕固语邻近的蒙古语族语言在发展过程中受突厥语（即西部裕固语和撒拉语）影响的问题。他从语义学、借词分布等方面探讨了借词产生的原因。汉斯和玛蒂孜孜不倦地学习裕固族的两种语言，并经过多年的潜心研究共同完成了《东、西部裕固语共同词研究》（Common Vocabulary of the Western and Eastern Yugur Language）的长篇论文（该文即将在匈牙利《东方学报》出版）。他们在此文中研究了东、西部裕固语共有的368个词， 其中既有突厥语词，也有蒙古语词，还有藏语及来源不明的词。他们力争对每个词都进行词源诠释，描述其语音演变、词首脱落和语音交替等变异现象。此后玛蒂和汉斯还同中国的裕固族学者钟进文合作研究了裕固族谚语文化，并在匈牙利共同发表了《东、 西部裕固语中的谚语》（Onsome proverbs of the Western and Eastern Yugur Languages）。该文主要以外国学者马洛夫、捷尼舍夫和中国学者雷选春、保朝鲁等人刊布的裕固族语言资料中的谚语内容以及钟进文在裕固地区搜集的谚语为研究对象，采用语义学、比较学的方法进行了系统研究。另外，玛蒂茹斯1994年在《突厥学杂志》（Journal of Turkology）发表了评介中国学者雷选春、陈宗振编著的《西部裕固——汉词典》的文章。该文既对《词典》所用的音标特点进行了介绍，也对其中的一些遗漏问题作了说明，由此使该词典在国外广受重视。
玛蒂茹斯1995年8月赴我国进行了为期3个月的学术访问，此间她在北京、兰州、张掖等地访问了很多操西部裕固语的人，并记录了丰富的口语资料和长篇话语材料，据笔者所知，她的关于西部裕固语研究方面的专著即将在荷兰出版。1996年6月她参加了在匈牙利召开的第39 届国际阿尔泰学大会，该大会由国际常设阿尔泰学会（Permanet Internat-ional Altaistic Conference，简称PIAC）主办，每年举行一次国际性会议。在该书上，玛蒂茹斯宣读了她在中国亲自记录并用欧洲传统的文献刊布方法研究整理的一份西部裕固语资料——《老妇和母牛》（Theold Woman and Cow）。她以这篇资料为依据， 对西部裕固语在突厥语中的特殊地位从语音、词汇及现代发展趋势进行了阐述，该文在本届阿尔泰学大会上受到好评。
莱瑞柯拉克（Larry Clark） 是美国印第安那大学中欧中亚学系（原乌拉尔——阿尔泰学系）教授。他早年师从匈牙利著名阿尔泰学家罗纳——塔司教授研究阿尔泰语。1991年他和我国中央民族大学的耿世民教授在美国印第安那大学共同研究回鹘文献及西部裕固语。1992年俩人在《匈牙利科学院东方学报》（Actaorientalia Academiae Scienti-arumHung.Tomus XLⅤⅠ〈2-3〉，189—224.1992/1993）发表了《西部裕固语资料》的长篇论著。该文首先指出，西部裕固语形成的历史、发展及现状中仍有许多无法解决的问题，它在突厥语族语言中是一个饶有趣味的语言。有些专家已经指出西部裕固语在保存古突厥语“古体”成分和早期突厥语碑铭文献的“古老”成分方面像一座“文物博物馆”，也有人把西部裕固语和西伯利亚诸突厥语进行大胆比较，把它们看作具有共同早期特征的语言。莱瑞柯拉克认为，关于西部裕固语的这些历史方面和比较方面的研究还没有得出确信的结论。100年来， 诸学者的研究重点集中在这个语言的“古代特征”或保存的“体”方面，而忽略了它们的重要变化。他回顾了西部裕固语的研究历史后指出，该语言的每一次记录都是宝贵的，它为突厥学界提供了新的原始材料。从操西部裕固语的个体语言观察，它基本上是汉语和残存的突厥语的组合。《西部裕固语资料》一文的重点是刊布了耿世民教授1990年赴裕固族地区亲自记录的7篇话语材料和1篇民间传说。莱瑞柯拉克先对这些新刊布的资料中的文化词及背景知识进行了注释，然后以这些资料为依据，从音位学、形态音位学、句法学方面进行了研究，并例举出与汉语借词有密切关系的所谓“特殊词汇”，最后附有简明词汇表。1994年，莱瑞柯拉克向第7 届国际突厥语研究学术讨论会提交了题为《裕固族古代语言及早期突厥语计数体系》（Sarig Yugur historical Linguistics andearly Turkic Counting system）的论文。他在文中指出，早期突厥文证明着一个难以理解的计数系统，在组合基数词中，低位数总在一个以10为单位的高位数前面。这种结构可概括为“楼梯”计数结构，而且这种结构不仅在古代突厥语碑文中发现，而且在现代一个独一无二的语言中也能找到，这个语言就是中国甘肃的西部裕固语。在该语言中这种计数体系已经保留了一个多世纪。他对二者的渊源进行探讨分析认为，把西部裕固语的这种计数方式看作是从古代突厥碑文语言继承而来的传统看法是错误的。由于西部裕固语中的这种计数方式只局限在11—29之间，因此，它们的主要功能是计算每月的30天，这种传统的回纥历法被信仰佛教的回鹘人一直使用到近代。
五、简单总结
综上所述，从1886年波塔宁进入裕固族地区并于1893年发表宏篇巨著《中国的唐古特——西藏边区和蒙古中部》到今天已经整整一个世纪了。在这漫长的岁月里，国外裕固族研究从无到有、从最初的“发现”报告到今天的科学研究，已经发生了质的变化，而且也取得了一系列重要成果，对此可做这样一些总结。
1.基本的量化统计 从研究的国家而言，由最初的俄国逐渐扩展到德国、荷兰、美国、日本、芬兰、土耳其等。从发表论著的文种而言，有俄文、英文、德文、日文、法文、土耳其文、荷兰文、芬兰文、瑞典文、匈牙利文、世界语等，从成果的数量而言，除本世纪初波塔宁、曼内海姆、海尔曼斯等人的调查报告外，已出版了5部学术专著， 几十篇学术论文和专题文章。从研究队伍而言，近一个世纪国际上较有影响的突厥学家和蒙古学家很多涉足于裕固语的研究领域，有的从事过比较研究，有的从语言史角度进行研究，还有不少著名学者进行专门研究，其中有些人通过研究获得了博士学位或成为这一领域的专家。
2.重要意义 从裕固族自身发展而言，由于天灾人祸和历代统治阶级的残酷剥削，新中国成立前裕固族总人口只剩下3000多人，而国内对裕固族的调查研究又几乎为空白。因此，新中国成立前的国外裕固族研究在保存裕固族口传资料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也具有重要意义。当然我们也不否认，虽然他们亲临现场进行实地调查获得了大量资料，但由于客观条件和其他因素所限，他们的分析和学术见解有时是可疑的或值得商榷的。尤其本世纪初的几篇调查报告多少带有一定的猎奇色彩，这在当时环境下是无法克服的。另一方面从整个学术界而言，由于裕固族语言文化自身是具有很多独特之处，因此对它的研究无疑给突厥学界和蒙古学界注入了新的活力。尤其对西部裕固语的研究解决了突厥语言史中许多过去无法解决的问题，也对该语言有了新的认识。如马洛夫所说，很难把西部裕固语看作是回鹘语，这种语言或者是很久以前就黠戛斯化了的某种回鹘语，或者完全是一种别的语言。〔3 〕捷尼舍夫也得出类似的结论，他认为，9 世纪裕固族和古回鹘部落一起迁到了中国境内和中亚。无论是察合台语，还是新维吾尔语在裕固族中部都没有通行过……这是完全独立的语言。〔4〕莱瑞柯拉克也认为，无论怎样， 西部裕固语体现的是突厥语的一种古代特征，或者说，它反映了古代回鹘语的一种延续。〔5〕由于这些特殊原因， 对西部裕固语的研究也就具有了国际意义。前苏联著名突厥学家巴斯卡阔夫，1979年在阿拉木图召开的科学讨论会上评价马洛夫时说：“马洛夫关于罗布语和（西部）裕固语的研究工作是独一无二的，因为它们是当时未被科学界了解的，是对突厥语史研究具有极重要意义的语言的首次研究。特别令人感兴趣的是马洛夫那些将古代和现代语言做了大量比较的方言词典以及裕固语语法纲要。马洛夫关于裕固语动词变位系统和一些语法形式的分析，对突厥语动词系统作出了崭新的解释，并且使确定其他突厥语动词时间形式的意义成为可能。”〔6〕A.谢列布连尼科夫和A·A 切切诺夫在介绍捷尼舍夫的学术成就时也指出，“他的《西部裕固语的结构》是关于很少为人所知而且还在逐渐消失的中国西部诸突厥语言和突厥民族的真正有价值的文献。”〔7〕
3.存在的问题 从本文内容也可以看出，国外裕固族研究一直以研究语言为主，其他方面都比较薄弱，历史方面只有佐口透的两篇论文，宗教方面有马洛夫和海尔曼斯关于萨满教方面的一点专题调查，其他领域仍为空白，这就形成了研究领域的不平衡和偏重语言研究的局面。其实马洛夫等人刊布的语言资料具有丰富的文学内容，包括民间故事、谚语、歌谣等，完全可以从文学的角度进行研究。另外在研究语言时对语言的使用者缺乏了解，换句话说，就是对民族历史研究不够。例如关于操东部裕固语人的来源问题，马洛夫认为“这是一群完全蒙古化了的突厥人”。科特维奇认为，他们是“在某个时候说突厥语的，把重音放在词末，后来才渐渐地改用了蒙古语”。托达耶娃虽然进行过一些实地调查并出版了专著，但关于这一问题的认识一直很模糊——“东部裕固语，过去和现在都只有黄维吾尔人的一部分使用”。由于族源问题没有解决，该语言的地位就受影响，著名阿尔泰语言学家波普错误地认为“可以看作是蒙古尔（土族）部落的方言。”〔8 〕这种观点一直沿袭至最近。〔9〕由此可见， 国外学者一直没有认识到东部裕固语在蒙古语族语言中的独立地位。其实早在本世纪初曼内海姆的调查报告中就已透露出：“这个山地部落不仅自己认为他们毫无疑问是蒙古人，而且说，尽管语言不同，但他们与撒里尧乎尔人（操突厥语的裕固人）属同一部落。”〔10〕国内研究表明，“东部裕固语既有和安多地区的蒙古人，即甘青地区的蒙古人的方言土语相似的地方，也有和内蒙古方言相似的地方，更多的还是其本身特有的语音、语法、词汇方面的特点。〔11〕关于操西部裕固语人的来源问题也有类似的模糊认识。由于缺乏历史研究，语言比较研究所得结论往往与历史事实有不符的地方。其次是刊布的资料不够准确。他们亲临现场实地调查时往往用自己最熟悉的语言符号去记录另一种语言，例如，波塔宁、马洛夫等用斯拉夫字母记音，海尔曼斯用德文字母或其他经文符号记音，这样，裕固语中的一些特殊音值无法描述出来，刊布后的资料也就不能很好地反映语言的真实面貌。最近10多年来这一问题得到了很大改观，各国学者无论是刊布资料还是进行专题研究都统一使用突厥字母或国际音标，由此语言资料也更加科学真实。
4.展望未来 本世纪80年代以来，国内出版发表了一批关于裕固族历史、语言、文化方面的重要资料和学术成果，这一新气象极大地促进了国外裕固族研究的发展。近10多年来欧美学界对裕固族研究也表现出浓厚的兴趣。例如，1994年在德国召开的第7 届国际突厥语学术讨论会收到3篇关于裕固语方面的论文，这是前所未有的， 而且很多学者在论著中把我国学者刊布的资料或学术成果作为首要参考资料。另外和过去相比，研究的领域也在不断扩展。〔12〕随着国际学术交流的日益加强，西方学者更加重视与我国学者的合作研究，尤其注重与本民族学者的合作。同时，我国的裕固族研究也迈上了一个新台阶。相继出版了《裕固族简史》、《东部裕固语简志》、《西部裕固语简志》、《西部裕固——汉词典》、《东部裕固语词汇》、《东部裕固语话语材料》、《东部裕固语与蒙古语》、《裕固族研究论文集》等著作，本民族学者也出版了学术专著《裕固族文化研究》，本民族的硕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也在茁壮成长……，这一切都为我国和国外裕固族研究接轨奠定了基础，相信在此基础上裕固族研究将会掀起一个新的高潮，也必将取得更加丰硕的成果。
注释：
〔1〕1994年笔者在有关人士的邀请下， 赴德国波恩大学和荷兰莱顿大学进行学术访问。在搜集与本文有关资料时，得到玛蒂博士、汉斯博士和萨碧兰博士的帮助，在此表示感谢。
〔2〕中译文全文见贺卫光译，申文安校《裕固地区访问记》， 载《西北民族研究》1995年第2期。或钟进文著《裕固族文化研究》， 中国民航出版社1995年版。
〔3〕C.E.马洛夫：《裕固语》，阿拉木图，1957年。
〔4〕捷尼舍夫、托达耶娃：《裕固语》，莫斯科，1966年。
〔5〕莱瑞柯拉克、耿世民：《西部裕固语资料》， 载《东方学报》，布达佩斯，1992—1993年。
〔6〕巴斯卡阔夫：《苏联维吾尔学发展的重要阶段》， 陈宗振译，载《阿尔泰语文学论文选译》，北京，1980年。
〔7〕A.谢列布连尼科夫、A.A.切切诺夫《捷尼舍夫》， 陈宗振译，载《突厥语研究通讯》，北京，1983年。
〔8〕波普：《蒙古语比较研究导论》， 载《芬兰——乌戈尔协会论丛》，赫尔辛吉，1955年。
〔9〕汉斯在第7届国际突厥语学术讨论会上宣读的《蒙古尔、保安和东乡语中的突厥语借词》一文中，虽然对东部裕固语受西部裕固语的影响进行了较好的研究，但没有阐明东部裕固语的独立地位，仍认为是蒙古尔（土族）语的一部分。
〔10〕同〔2〕。
〔11〕保朝鲁、贾拉森：《东部裕固语和蒙古语》，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12〕据笔者所知日本名古屋学院大学的西脇隆夫教授，近年来从事有关裕固族等突厥语民族民间文学的比较研究；美籍匈牙利民俗学家霍乐瓦特·伊沙贝拉从事裕固族与匈牙利民俗、民间文学的比较研究；德国波恩大学中亚系博士生萨碧兰也从事裕固族宗教、经济、文化方面的研究，并于1993年赴甘肃张掖、酒泉等地进行过实地调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