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妇女的日常沟通研究——以广东农村为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为例论文,广东论文,农村妇女论文,日常论文,农村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DOI编码：10.3969/j.issn.1007-3698.2013.04.010
中图分类号：C913.6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3698(2013)04-0059-06
一、引言
日常生活对于整个社会具有奠基性，学界对日常生活的研究实质就是以此为视角展开对社会总体的研究[1]，而日常交往活动在日常生活中占据着重要地位。[2]但从掌握的文献看，中外学界围绕沟通进行的研究主要有以下几方面：一是沟通技巧研究，主要是就人际交往学如何进行有效的沟通、沟通的场所、技巧和艺术进行探讨；二是沟通对话研究，主要是哈贝马斯的沟通交往理论，涉及公共领域的沟通互动；三是沟通支持研究，主要是从社会支持系统来分析行动者在物质和情感等方面需要和实质获得的支持情况；四是沟通符号研究，主要是从话语分析和符号互动的角度展开讨论。日常沟通研究有待深入。笔者认为，日常沟通是一个综合测度概念，既体现了人们生活的中心，也反映了情感的重点。日常沟通作为日常生活交往的形式之一，是焦点行动者对客观生活的一种主观自觉，行动者在日常生活交往中，选择性地基于生活事件和既有社会关系网络进行着实质社会关系的维持与再生产，反思性地再建构自我生活状态。
女性作为孔德“人性”上的象征意义者[3]43-49，在与男性经历的事情相似的前提下，与男性的自我表达是不同的。男性通常描述外部环境发生的外部化行为(如身体攻击、表型变异、冒险)，而女性则更多集中于描述个体的内部化行为(如担心、难过和自责)；[4]女性因关心家庭中的其他人更具情感化，男性因置身家庭之外而呈现出非情感化。[5]也许，随着女性逐渐融入社会职业领域，男女表达的性别差异会逐渐模糊。①
农村妇女主要作为日常生活领域行动者而存在，日常沟通也主要围绕生活领域展开。研究其日常沟通，对具体了解女性表达特征具有实践价值。为此，本研究以农村妇女为分析对象，于2011年7月10日至8月底，采用非随机抽样法获得了广东省52个村庄452名妇女的调查数据②，试图探析农村妇女在既有的生活事件和社会关系前提下“向谁讲述何事”和“何事向谁讲”的问题，并具体从日常生活沟通需要、沟通主题、沟通对象的类属性与规模等方面予以回答。③
二、多数农村妇女需要日常沟通
调查的452名农村妇女中，80.8％赞同女性需要沟通，78.3％赞同女性易受生活细节影响，62.2％认为自己沟通对象少，84.3％认为沟通有利于身体健康(见表1)。从教育程度来看，农村妇女是否接受过高中及以上的教育，在这四个指标上的分布比例相差不大。从出生年代来看，上世纪70年代前和70年代后出生的农村妇女，对这四个指标的认同比例相差显著：④70年代后出生的农村妇女，85.9％认为女性需要沟通，比70年代前出生的妇女高10％；86.8％认为生活细节易影响情感，比70年代前出生的妇女高18％；66.7％认为自己情感沟通对象少，比70年代前出生的妇女高9.2％；88.7％认为沟通有利于健康，比70年代前出生的妇女高7.3％。这说明随着时代的进步，越来越多的农村妇女对日常沟通表示认同，并对沟通对象有更高的需求，这与马丽娜在《农村女性产期抑郁的社会学分析》一文中的发现具有一致性，即认为有必要与丈夫进行情感交流的农村女性，其比例从30年代出生的20％上升到80年代出生的100％。[6]
但有少部分的农村妇女明确表示：“讲也没用，丈夫平时很少在家，自己靠自己”；“有心里话就自己放在心里”；“多数自己解决，不需与其他人沟通，自己知道就好”；“和丈夫很少交流，和叔嫂关系平淡，和邻居不走动”；“以前自己情绪容易受细节影响，丈夫不太会表达，总体上对生活持开朗心情”；“年轻时丈夫离家出走没回，很少跟人聊天”；“不需讲，儿子瘫痪要每天喂饭和照顾”等等。这些回答关涉农村妇女是否与他人沟通的相关因素：一是从沟通效应来判断是否需要沟通；二是将沟通等同于“诉苦”，而不是一种日常交流；三是沟通受制于个体的生活经历和已有人际关系状态；四是沟通涉及“自己与他人”和“自己的事”的边界划分。
三、农村妇女的日常沟通现状
(一)事件沟通的对象相对单一一方面，农村妇女围绕7类生活事件进行沟通的对象种类数相对单一和偏少，且因事件不同而存在较大差异。452名农村妇女中，超过50％的沟通对象种类数在1类及以下，沟通对象平均种类数在[1.59，2.24]间分布(见表2)，其中关于生育遭遇的沟通对象种类数最多；超过10％的农村妇女在邻里关系、婆媳关系、夫妻关系和生育遭遇方面的沟通对象种类数为0，分别为18.4％、17.7％、15.3％和10.6％；超过10％的妇女在生育遭遇、抚育子女和身体健康方面的沟通对象种类数在5类及以上，分别为14.0％、13.3％和10.4％；而关于家庭经济的沟通对象种类数平均值为1.87，8.8％的妇女不向任何人讲这个话题，7.9％的妇女与5类及以上的人沟通。
另一方面，不同妇女群体之间的沟通对象种类数存在较大差异。从出生年代来看，上世纪70年代前后出生的农村妇女，除了邻里关系(P=0.034)和家庭经济(P=0.013)主题的沟通对象种类数平均值存在显著差异外，其余各项都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从对沟通需要赞同与否来看，除了身体健康主题之外(P=0.104)，需要沟通的农村妇女的沟通对象种类数平均值比不需要沟通的平均值显著偏高0.5以上(P≤0.042)。从沟通是否有利于健康来看，认为有益健康的农村妇女基于7类事件的沟通对象种类数平均值比认为无益健康的平均值都显著高0.5以上(P≤0.042)。
(二)沟通对象的事件相对集中
从不同事件角度出发，发现农村妇女的沟通网络普遍偏小，但是在既有的偏小网络中，不同沟通对象接受到的事件数如何，则属于亲密性问题。研究发现农村妇女因为沟通对象不同，与之沟通的事件信息量存在较大不同，她们并不是将所有事情都向对象全部倾诉，而是因不同对象选择性地讲述有关事件。丈夫在农村妇女的日常沟通中处于最核心的位置，其接受农村妇女讲述的事件数平均值为3.99，超过50％的妇女向丈夫讲述4件及以上的生活事件(见表3)。从什么事情都不讲的分布比例来看，有15.3％的妇女不向丈夫讲，比夫家父母/兄弟姐妹和亲戚、一般交往者的比例低近60％，比娘家父母/兄弟姐妹低20％左右。从所有事情都讲的分布比例看，23％的妇女与丈夫无事不谈，比其他沟通对象的比例高10—20个百分点。除了丈夫外，娘家父母/兄弟姐妹是农村妇女日常沟通的第二重要对象，他们平均分别接受2.36件和1.98件信息，且10％左右的农村妇女向娘家人讲述所有事情。再次的沟通对象是邻居和子女，子女并没有成为农村妇女日常沟通的主要对象，有70.1％的妇女什么都不与子女讲，调查女性多表示如果讲太多会影响子女生活。排序最后的是夫家父母/兄弟姐妹、亲戚与一般交往对象，他们接受的事件数非常少。
此外，不同群体的农村妇女向沟通对象讲述的事件数存在差异。从出生年代看，上世纪70年代后出生的农村妇女向娘家父母讲述的事件数平均值为2.632，比70年代前出生的妇女显著高0.617(P=0.007)；向子女和邻居讲述的事件数分别为0.404和0.760，比70年代前出生的妇女分别显著偏低1.348和1.042(P=0.000)。这说明，年龄越小的农村妇女越可能向娘家父母倾诉，年龄越大的农村妇女越可能向子女和邻居倾诉。从沟通是否有利于健康来看，认为有利的农村妇女向丈夫、娘家父母和娘家兄弟姐妹讲述的事件数量显著比认为无益的要高0.88以上(P≤0.006)，而其他对象沟通事件数则无显著差异。
如果将不同沟通对象接受的沟通事件数整合为一个对象沟通内容度变量⑤，结果发现，调查妇女中3.5％不向任何人讲述任何事情；60.8％向9类沟通对象讲述部分事件；21.7％(即98人)仅对1类沟通对象讲述所有事件，而其中62.2％把丈夫作为单一沟通对象；6.9％向2类沟通对象讲述所有事件，且沟通对象主要是丈夫和娘家人；3.1％向3类以上对象沟通所有事件。这再次说明，农村妇女的日常沟通对象具有层次性，以丈夫为核心，按照娘家人→邻居和子女→夫家人和一般交往者的顺序建构实质社会关系。
(三)沟通事件—对象的具体结合性
以上论述了由于生活事件类型差异，农村妇女沟通的对象网络也就不同，且普遍偏小；同时，因为沟通对象亲密关系不同，农村妇女与之讲述的事件信息量也不同，且呈现出丈夫、娘家人和邻居的对象集中性。但这些仅为量的描述，农村妇女究竟将哪些具体事件向谁讲还有待继续分析。结果发现：农村妇女与丈夫主要沟通家庭经济、身体健康、抚育子女和生育遭遇话题；与娘家父母和兄弟姐妹主要沟通生育遭遇、夫妻关系和婆媳关系话题；与邻居主要讲述抚育子女和生育遭遇话题；与子女主要讲述身体健康话题；与丈夫父母、夫家兄弟姐妹、亲戚及一般交往的人主要讲述抚育子女和生育遭遇话题；与朋友则多涉及夫妻关系和婆媳关系这些敏感话题(见表4)。研究正好回应如下观点，即“大量围绕社会发展的文献研究描述了男性和女性的社会关系网络和关系形态的相关区别。这些研究显示女孩和妇女与她们的同性群体的关系形式相对更少，但更亲密。”[4]
为什么农村妇女更愿意对丈夫和娘家人沟通各种生活事件?因为丈夫和娘家是女性生命环境的不同部分，娘家是女性的出生和成长环境，丈夫是女性繁衍和培育新生命的环境，娘家为女性自己提供了生命环境，丈夫为女性的子女提供了生命环境。娘家和丈夫实现了女性作为生命有机体在不同阶段的生理性与社会性的延续。丈夫除了使生育成为可能，更作为女性日常生活伴侣而存在。娘家人的意义，正如朱爱岚所说：“有关人士将已婚妇女同其生育家庭的关系称之为妇女同其娘家的关系。这种关系在正式论述世系问题时往往上不了桌面，但在日常生活中却被视为非同小可。”[7]娘家人是女性在婚姻家庭中的强大精神后盾。妇女在因婚姻形成的亲属网络中的地位和精神健康状况，既取决于其生育孩子的状况，也仰赖于沃尔夫称之为“子宫家庭”(Uterine Family)的情感网络的建立。[8]
与此同时，调查发现农村妇女与丈夫和娘家人的沟通事件存在差异分布。农村妇女与丈夫讲述的主要是现在家庭的生活质量和子女问题，关系话题尤其是夫妻关系和婆媳关系较少谈论，而这两种关系都是以丈夫为中心建构的；与娘家人讲述的主要是现在家庭的相关关系问题，而生活质量较少谈论。至于为何只有38.1％的妇女会与丈夫沟通夫妻关系，相对其他事件而言，所占比例最少，本调查并没有相关论据可以解释。不过沟通夫妻关系和婆媳关系时最容易诱发农村妇女的情感外显(如进行夫妻关系沟通时，调查中32.5％的妇女会情绪激动，14.2％出现哭泣，11.3％认为自己命不好)，似乎蕴含了如下意涵：农村妇女作为姻亲关系网络中的外来介入者的事实不容忽视。研究还发现，夫妻关系融洽是农村妇女评价生活是否幸福的最主要标准，农村妇女一方面非常重视夫妻关系，另一方面却与丈夫较少谈论夫妻关系话题，如何能够将二者协调一致还有待进一步调查研究。
为什么农村妇女很难将丈夫出生家庭作为日常沟通核心?本文发现，虽然与丈夫出生家庭多数存在居住空间距离较近的情况，但是农村妇女更倾向于认为其最终归宿是由丈夫、孩子和自己构成的家，与刁统菊认为“从已婚女人的角度来说，尽管她与娘家终生保持非常密切的关系，但是毕竟婆家才是最终的归宿”[9]有所不同。由于姻亲女性与夫家的父母和兄弟姐妹之间的关系主要在于生育后代，因此生育遭遇和子女抚养是农村妇女与之沟通的主要话题。当将“认为婆媳关系好”、“认为与夫家兄弟姐妹关系好”和是否与丈夫父母、夫家兄弟姐妹沟通7类生活事件进行多变量的两两相关分析时，结果发现认为与婆媳关系好、夫家兄弟姐妹关系好的农村妇女更可能向丈夫父母、夫家兄弟姐妹讲述生育遭遇，斯皮尔曼系数分别为+0.105和+0.113，且通过了显著性检验。邻居虽然是排在丈夫、娘家人之后的第三类主要沟通对象，但他们并不是对当地群体内其他成员的情况都谙熟于胸，也并不能够共享到具体家庭中某些私密性的信息。那种认为乡村群体成员彼此愿意开诚布公地分享信息的认识只是一种假说，而事实上农村妇女愿意与邻居进行沟通的比例并不高。
四、日常沟通：基于事件—关系的选择性
本研究按照关系——事件——关系的分析逻辑，发现多数农村妇女认同日常沟通，其日常沟通存在沟通对象相对单一和沟通事件相对集中的特征，且在既定的社会关系网络中，农村妇女并不是什么事情都与别人沟通，而是以事件的可诉性和关系的紧密性为基础，共同来决定最终向谁讲什么事。也就是说，农村妇女基于日常生活事件的不同，在已有的社会关系网络中，再建构出不同亲疏关系的差序格局，其日常沟通是一种基于事件—关系的选择性沟通，是“因事及人”和“因人论事”的综合性结果，是其在现有社会关系网络的基础上进行自我角色、地位和关系的再界定、再建构的过程。这暗示了关系的再建构是基于事件特性的选择理性结果。对此有人质疑：如果可以选择，那么可供选择的关系究竟有哪些?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关系形式无论是先赋的还是后天的，它们都以显性的或潜在的状态存在着，而作为日常生活事件的行动者可以选择的只是与之合作、分离、并存、竞争的实质关系。“貌合神离”、“同床异梦”、“形影不离”都说明了某种形式关系的存在，但是实质关系却并不一定与之相一致。
日常沟通网络不是一种形式互动，而是一种实质互动。也就是说，形式沟通体现了关系的形式性和功利性，实质沟通则真正体现了关系的情感性和价值性。当然，形式关系本身也存在再生产性的程度差异，与行动者具有直接血缘关系的再生产性最低，并伴随稳定性最强的亲密关系，而其他非血缘关系则可能向强弱不定方向进行再发展。对于农村妇女来说，她们的社会生活空间相对比较稳定，因此在其间展开的日常生活沟通同时具备个体再生产和社会再生产的特性。我们发现，通过日常沟通，农村妇女形成了以自身为中心的实质性情感关系网络，这一关系网络与形式关系网络之间有一定的差异，实质情感关系网络需要在形式关系网络基础上进行情感激活。
注释：
①笔者日后将继续深入探究纯职业妇女、职业和家庭双重兼顾妇女、纯家庭妇女与男性在表达沟通上是否存在差异的问题。笔者关注该话题还基于此现实因素：在与双边父母、同事、学生和一般交往者进行交谈时，妇女对日常沟通的态度、表达主题和情感流露存在差异，有的甚至影响了其日常生活。
②本研究将沟通对象分为丈夫、娘家父母、娘家兄弟姐妹、夫家父母、夫家兄弟姐妹、子女、亲戚、邻居、一般交往者、其他等10类。沟通主题与日常生活密切相关，主要分为生育、夫妻关系、婆媳关系、邻里关系、家庭经济、身体健康和子女抚育等7类。由于极少数农村妇女在沟通对象上选择了其他，且标注为闺蜜或朋友，因此在对各类事件的沟通对象种数进行个案计数统计时，将其他排除。表1中的沟通对象种数值域为[0，9]，值越大则说明沟通对象范畴越广。对沟通事件进行个案计数统计时的值域为[0，7]，值越大说明沟通信息量越多。
③本研究从需要、主题和网络三方面进行分析，主要借鉴了社会支持网、社会距离和情感社会学的研究理论。
④对四个指标按照是否20世纪70年代后出生(1=是)进行非参数的Mann-Whitney U检验，其显著性水平P都小于0.05。
⑤以农村妇女是否对每一类对象沟通7类事件为标准进行个案计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