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东南亚华人文化形成时间的思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东南亚论文,时间论文,华人论文,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634.33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002-3925(2001)02-0051-04
“文化”是人类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总和，同时又被理解为一种信仰、生活方式、价值观和习俗，以及他们的外在表现，如宗教、教育、语言、艺术、文学、居住建筑、服饰和饮食等，即文化的“内隐”和“外显”两重特性[1]。本文所要探讨的华人文化仅特指东南亚华人的文化。历史上，由于华人经历过从华侨到华人的重大政治认同的身份转变过程，所以严格来说，华人文化也应经历过从华侨文化到华人文化的转变过程[2]。本文为了研究方便的起见，也顺应当前学术研究的习惯，将这两个过程统称为华人文化，一则表明华人与当地原居民之间的文化差异，同时也表明华人文化对华侨文化的继承性。由此，本文也把华侨统称为华人。
就目前国内外学术界来说，人们对东南亚的华人文化研究表现出了越来越重视的态势，且出版了不少的相关书籍和论文，这是令人鼓舞的。但另一方面，笔者认为这些研究还存在一个明显的疏忽和不足。那就是人们对东南亚华人文化的形成时间并没有给予足够的关注，所有文章在此问题上只是一笔带过、或根本不提、或笼统而说1945年二战结束以前是东南亚华人文化形成和发展的阶段[3]，东南亚华人文化形成和发展两阶段的断层究竟在何时便不得而知。故人们在表述和论析东南亚华人文化的形成和发展时，大多和稀泥且主次难辨。笔者认为，这一问题的存在对当代东南亚华人文化研究、对整个华侨华人问题研究都是不利的。
文化是人类社会历史生活的反映和再现，一种文化总与其不可分离的相应民族相生相成。从这一角度来说，一种文化总是其依附民族历史生活的产物。故文化虽说是一个民族存在的特有标志，但民族乃文化的载体，民族的存在是文化形成的前提，在民族与文化的统一体中，民族是主体，文化是客体，它们统一于人类社会历史生活之中。基于以上认识，我们认为早期的东南亚华人文化（或称之为东南亚华侨的中华文化）是建立在早期华人（即华侨）作为一个民族存在的基础之上的，其形成与华人民族形成的时间相一致。
说到这里，我们又面临一个必须正视的问题，即早期的华侨是否是一个民族的问题。国内学术界在这一问题上存在两种分歧。一派认为，早期的华人（即华侨）不能看作一个民族，其主要的论点有三：一是早期的华人文化水平很低，中华文化在异国的影响不大；二是早期的华人落叶归根思想强烈，是一个侨居群体；三是早期的华人政治认同于中华。由此，他们认为华人作为一个民族存在的时间始于1945年以后[4]。另一派认为，早期的华人即华侨问题的实质是一个民族问题，其主要的论点是早期的华人有强烈的共同心理。因此，他们认为华人作为一个民族存在的时间始于1945年以前，具体时间未说明[5]。笔者比较赞成第二种观点，即早期华人问题的实质是民族问题，因为它符合华人民族发展的历史。
笔者认为，“否定论”的立论是站不住脚的。其一，文化水平的高低并不是一个民族形成的必要条件，而且过分强调文化水平的程度是带有民族优劣论之嫌的，因为当代国际社会里依然存在许多文化水平不高的民族。其二，过于强调早期华人的侨居性一面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其实自1840年以后，东南亚的华人便以定居为主了。主要的原因有：在政治上，明、清政府一直不承认华人的身份，1877年清政府向英国海峡殖民地派遣领事也是出于英国要求的需要；经济上，华人已经有了一定的经济基础和资产；社会方面，华人已经与当地的西方势力和原居民之间形成了一种历史关系，这一关系的存在让华人无法脱离当地社会；另外，华人家庭的纯中国化也减少了他们对母籍地的恋情，故1903年清政府颁布国籍法以后，并未对华人社会产生多大影响。以上观点可用两组数字加以证实，一方面自1840年以后，华侨人数大量增加，且以当地的自然繁殖为主。据统计，19世纪中叶时的海外华人为50万人左右，而到1902年时达到700万人左右。另据统计，1876-1901年间，从中国南部沿海地区出国的华侨大约有480万人左右，而同期有约400万人回国[6]。另一方面，由于华侨经济地位有所改善，也由于中国国内战争的压力，华人妇女出国人数不断增加。据英国殖民地政府的统计，1900年时，新加坡的华人男女比例为12:1，槟榔屿为4:1，马六甲为3:1；1911年时，新加坡的华人男女比例为3:1，槟榔屿为2.5:1，马六甲为3:1。华人妇女出国的增加使中华传统文化和生活方式得以保持，使华人与它族之间的共同融合进程逐渐趋于缓慢[7]。其三，1945年以前的华人政治认同是模糊的，它主要停留在对中华文化和其地方特色的祖先崇拜这一层面上，再者在1912年以前，中国和东南亚地区都处于西方殖民统治之下，无任何现代国家之事实，故在1912年以前这一时期，在中国和东南亚之间，奢谈现代民族国家的政治认同是无法想象的。再者，国家的政治认同也不应成为民族形成的一个障碍，否则，我们对历史上的犹太民族就无法论断。
笔者认为，判断一个民族形成的标准既有民族形成的一般性特征，也同时具有具体民族形成的特殊性的一面。所以，在对历史上华人民族形成的研究中，我们既要看到华人自身的发展和演变历程，同时也要关注到具体时期的特殊历史环境和国际背景的影响。笔者认为，历史上的东南亚华人作为一个特殊的民族群体，其形成的时间应以1912年为段，因为到这时，东南亚的华人社会已经相当成熟，且华人的民族意识也相当强烈，其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华人居住区已遍布东南亚各地。东南亚华人文化的形成与华人在这一地区的商业贸易活动和居住历史有着紧密的联系。华人与东南亚国家之间进行商贸活动最早始于公元前2世纪，但直到公元7世纪时这种贸易活动才得到长足发展。在中国历经宋、元、明、清四个时期中，这一贸易活动又得到了持续不断的发展和扩大。据记载，华人最早在公元10世纪时就开始在东南亚沿海地区的苏门答腊岛上定居了。在公元13世纪宋朝灭亡后，许多誓死不向蒙古人低头的宋朝后裔便带着家眷和仆人，移居到东南亚沿海各岛屿上，而特别又集中定居在安南（即越南）和香槟两地[8]。随着时间的推移，华人在东南亚地区定居的人数不断增多，分布的地区也越来越广。特别在公元1644年明朝灭亡后，大批华人由于政治避难原因而涌向东南亚地区定居。而几乎与此同时，作为伴随西方势力对东南亚地区进行渗透和侵占所带来的新经济机会的反应，特别是西欧经济的侵入有效地把东南亚地区和国际市场紧密地联系起来，为东南亚的农业和矿业产品创造了新的有效需求，大批华人也因此向东南亚地区移民。另外，西方殖民者为解决因开发东南亚地区的殖民地所出现的劳动力严重不足的现实问题，他们便采用欺骗手段，从中国拐骗大批成年劳动力或“契约劳工”以补充，并对这些华人进行残暴的剥削。例如，因黄金的大量需求，诱使大批华人矿工移民东南亚，结果在18世纪时，婆罗洲（即加里曼丹）和曼谷的华人定居区也出现了[9]。18世纪后期英国在东南亚地区的渗入和占领及它的自由贸易政策更吸引了大批华人经济的投入和华人的移民定居。总之，在以上条件的刺激下，到20世纪初期，许多当代华人居住区便散布在东南亚不同地方。
第二，华人社团的性质发生了新的变化。伴随华人移民和定居的发展，华人社团便不断成立。华人社团的设立，有文字可考的始于明末，然而多数华社则建立于19世纪中叶。早期的华社一般以狭隘的宗派组织为主，如会馆之类的。自1903年清政府颁布《商会简明章程》以后，东南亚各地的华人便成立了超越宗族界限的行业统一组织，如“中华商务总会”或“中华总商会”等华人社团。另外，在1911年以前，以天地会、三合会为中心的华人秘密组织在东南亚各地的华人社区内活动非凡，影响也较大。这些组织之间的矛盾和斗争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华人社会的健康发展，但在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它们在团结广大华人、反对外来压迫、保护自身利益上，却显示了强大的生命力和战斗力。这比起早期主要依靠松懈的乡土宗族关系进行联系，应该说是前进了一大步。最重要的一点是，当这些组织不自觉地日益融入到孙中山领导下的民族主义运动中去时，它们便完全偏向“中华”这面旗帜之下了。
第三，东南亚各地的华文教育体系已初步形成。早期移居东南亚各地的华人大多所受的教育程度不高，且多为文盲，这就影响了早期华人地区的华文教育的形成和发展。但随着华人社区的日益成熟，以及在新大陆成长起来的年轻一代华裔的数量不断增多，由此对年轻一代的教育需要也就日益迫切起来。1729年印尼华侨在巴达维亚创办了明诚书院，人们一般把这所私塾的创办看成是华侨教育的开端[10]。在20世纪初现代华文教育引进之前，在东南亚地区存在三类华文学校，即象私塾一样的传统私立学校、由地方集团或宗派经营的公立学校以及教会学校。这其中以传统的私塾学校占主导。这类早期的华文学校大多建在东南亚的各大港口和城市，除一小部分建在乡村以外。例如，在1885年，据估计在海峡殖民地共有115所华文学校，其中槟榔屿有52所，新加坡有5所，马六甲有12所。学生入学人数少、教学方式比较保守和落后是这些传统华文学校的主要特征。所以，当时多数的华文学校学生数不足20人，最少的只有2人[11]。私塾的教学设施通常都很差，教师的能力也很低，所以教学标准也就低下。但另一方面，由地方或宗派经营的华文学校教学设备好，师资力量强，所以教学标准也就要高出。早期的东南亚华人传统华文教育有两个目的。一是加强做人的道德教育，二是获得文化知识和技能，这从早期华文学校的课程设置中可以得到反映。它们包括三字经、四书、朱熹的理学、宋儒和五经，这些都是公私学校为学生开设的主要课程。早期的华人移民虽说大多都是文盲，但文化的引入为他们的后代打开了一个全新的世界，而且使他们在未来的商业贸易活动中大受裨益。
20世纪初现代教育在中国的兴起改变了东南亚地区华文教育的发展方向。作为清政府政治和社会改革的一部分，深受日本模式影响的现代教育体系取代了传统的科学考试体系。于是，现代华文学校也在东南亚的华人社区内兴起，东南亚地区的第一所现代华文学校叫中华学堂，它由一群富有和有名望的华侨商人和企业家捐资，于1904年在马来西亚的槟榔屿建成。这所学校的兴建不仅促进了华人社区儒家道德的发扬，也适应了当地华人社区的需要。在随后的几年里，为着同样的目的，许多现代华文学校在东南亚各重要港口和城市建立起来。与传统华文学校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华人社区的现代华文学校面积更大，财力更雄厚，教学设施和师资水平更好，教育的标准也就更高，所设的课程也更具多样性，强调用现代知识教育学生，除了儒家道德以外，还向学生传授历史、地理、外语和数学等新知识。
与此同时，华文报刊也有了初步的发展，并逐渐成为华文教育的延续和华人社会的重要支柱之一。1815年英国传教士在马来西亚创办了第一份华文月刊《察世俗每月统记传》[12]。1815年到19世纪晚期的东南亚地区以洋人办中文报刊为主，后随着梁启超的“保皇派”和孙中山的“革命派”在这一地区的斗争发展，华人自办的中文报刊便不断涌现。
第四，华人经济资本初步形成。经济是每一个民族社会和文化形成之基础。东南亚华人资本的形成是在漫长历史中商贸活动不断扩大和华人广泛定居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当19世纪的东南亚已完全成为西方势力的殖民地之后，特别是在世界市场形成的大背景之下，华人经济作为居住地民族经济的一部分被纳入殖民地经济体系之中。在此发展的刺激下，逐步形成了真正意义上的华人资本。随着华人商业和产业资本活动的日益发展，到20世纪初期，东南亚地区便出现了最早的一批华人银行，如新加坡，1903年就有“广益隐含”，1906年有“四海通银行”；在印尼，1906年有“黄仲涵银行”；泰国在20世纪的最初10年里，也建立了3家华人银行。华人银行的兴起，说明到20世纪初华人资本的发展已达到一定的规模[13]。
第五，华人社会已形成了强烈的民族意识。应该说，华人的民族意识始于康有为的“维新变法”运动的影响，发展于“革命派”和“保皇派”在东南亚华人社会的争夺，形成于20世纪初孙中山领导的革命运动之中。在19世纪最后的十年内，中国国内的改革与革命运动的兴起对东南亚华人社会的改变产生了重要的影响。由林文镜领导的儒教复兴运动就是在这些运动的影响下而产生的。这一运动起初产生于新加坡和马来西亚，而后广泛传入荷兰、东印度群岛、泰国和缅甸。该运动的目标在于使儒家思想能成为中国现代化和统一的现代宗教，并使海外华人儒教化[14]。东南亚的华人社会对孙中山领导的革命运动兴起的反应力是强大的，也是更有渗透性的。20世纪之交，中国大批政治避难的革命人士抵达东南亚，他们带来的革命思想对华人社会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大批华人因受革命宣传的强烈影响而被组织起来以支持中国南方和西南方的革命行动。东南亚华人对1911年的中国革命运动的反应更是无孔不入，它打破了宗派和阶级的界线，许多华人被直接或间接地卷入支持这一伟大的运动。所有华人社会都倒向中国，并形成一种以中国为中心的文化，宗派障碍得以削弱，一个共同的华人认同诞生了。
除以上五点以外，华人文化形成的主要“外显”则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传统的中华文化基本上被保留下来。无论经济的还是政治的原因，华人移民时总是带着他们自己传统的中华信仰、价值观、习俗来到新的定居地，并以不同的文化形式来表达这些信仰、价值观和习俗。例如，中国式的庙宇、房屋建筑和商铺、中国式的服装、饮食、音乐和节日等。虽说这些文化价值观和形式并不属于中国的高层文化，但它们仍然保留着中国传统的核心内容，并由此构成了东南亚华人文化的主要内容。第二，华人的宗教也被移植和得到发展。东南亚的早期华人移民就意识到在新的生活土地上坚持他们的宗教信仰是十分必要的，加上不可预测的未来和危险的航海生活，使宗教成为他们精神生活中的一个重要部分。
总之，在分析东南亚华人文化形成的成因时，我们既要注意到一个民族文化形成的一般规律和特性，同时也要考虑到这一民族文化形成的独特性。东南亚华人文化的形成是一个综合合力的结果，它既是华人历史生活的反应，同时也是西方势力在东南亚殖民地地区所推行的统治方式和实行种族歧视政策，以及华人与当地土著民族之间相互摩擦和冲突的结果。
标签：华侨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