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军长征的历史启示和现实意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现实意义论文,启示论文,红军长征论文,历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今年10月下旬，是红军长征胜利60周年。60年前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那场震惊中外的工农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是中国革命史上的伟大丰碑。中国工农红军的远征及其最后的胜利，不仅是军事史上的奇迹，更重要的是红军长征所蕴含的深刻的历史启示。充分认识红军长征蕴含的历史启示，对于我们党正在领导的伟大事业——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一、要特别注意防止“左”的错误
红军长征是在党的“左”倾错误导致革命遭受重大挫折的背景下进行的。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王明“左”倾路线在中国革命性质、阶级关系、革命形势和中国革命道路等一系列问题上犯了教条主义和冒险主义错误。王明“左”倾错误使革命根据地和白区的革命力量受到极大损失，直接导致红军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使红军不得不进行战略大转移，开始长征。王明“左”倾错误时间长、危害大。王明“左”倾错误之前，党内就出现过瞿秋白“左”倾盲目主义和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这两次“左”倾错误时间不长，很快得到纠正。而王明“左”倾错误，继续和发展了立三路线和其他“左”倾思想、“左”倾政策，时间长达四年之久，使红军从30万人减到3万人左右，共产党员从30万人减到4万人左右。
王明“左”倾错误还有一个突出特点，即在主次矛盾的转化问题上犯了严重错误。1931年“九一八”事变以后，中日民族矛盾开始上升为主要矛盾，客观形势要求全国各族人民联合起来，开展抗日救亡运动。但是，王明“左”倾路线却忽视或否认这个变化，没有着重提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而是反对一切帝国主义；没有突出民族矛盾，而是把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并列，强调解决国内阶级矛盾是胜利进行民族斗争的先决条件；排斥中间力量，把同国民党反动统治有矛盾的中间派别断定为所谓“最危险的敌人”，否认中间阶层和一部分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地方集团可以成为抗日同盟者的变化，从而形成严重的关门主义。因此，红军长征，直接原因是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但根源是在党内的“左”倾路线。
在我们党的历史上，犯“左”的错误时间比较长，造成的损失也最大。建国后，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国内主要矛盾已经不再是工人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而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党的工作重点应该由阶级斗争转移到发展生产力上来，由革命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对此，党的八大制定了正确的路线。但是，党内的“左”倾思想，导致阶级斗争扩大化，偏离了八大开辟的正确方向。“文化大革命”提出了一个以阶级斗争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为突出内容的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最后使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误发展到极端。
“文化大革命”的“左”倾错误，是对在十年全国建设社会主义时期以阶级斗争扩大化为主要特征的“左”倾思想的继续和发展。“文化大革命”前的“左”的偏差还没有达到支配全局的程度。“文化大革命”这一全局性的、长时间的“左”倾严重错误，使党、国家和各族人民遭到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文化大革命”长达10年之久，10年间国民收入损失约5000亿元，人民生活水平下降，科学文教事业受到摧残，科学技术水平同世界先进国家的差距拉得更大。
总之，我们党的历史证明，无论是新民主主义革命，还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既要注意反右，也要注意反“左”，但特别要注意反“左”。红军长征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长征，都是在纠正了党的“左”倾错误之后，才真正走上了健康发展的道路。
二、历史性转折的根本是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确立
长征中，党在关键时刻召开了著名的遵义会议。遵义会议着重批评和纠正了“左”倾错误，结束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党中央的统治，事实上确立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的领导。遵义会议在极其危急的情况下，挽救了党和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成为党的历史上的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
对于遵义会议，陆定一同志在建党七十年回顾时作了精辟的论述。他说：“‘遵义会议’，在党的历史上清楚地划了一道界限。以前，党对于中国革命的认识还是幼稚的，可以说是党的幼年时期。以后，党在中国革命的问题上是成熟了，可以说是成熟期。从1935年1月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共15年，经历了长征的胜利结束，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成，抗日战争，反对顽固派的斗争，重庆谈判，人民解放战争，到全国解放的胜利，这样一个非常曲折的过程。每一个关键时节，全党都得到党中央的及时的正确的指示，因而能够不受挫折，一步一步地向胜利前进。如果说‘世界奇迹’，这15年才真正足以当之无愧。”[①]不难看出，遵义会议不但决定了红军长征的胜利，而且决定了整个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
遵义会议的作用和意义如此重大，最根本的是由于我们党从此有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王明“左”倾错误，特别突出地表现为教条主义。教条主义的特点，是不从实际情况出发，而是把马克思主义书本上的若干个别词句搬到中国来当作教条，毫不研究这些词句是否合乎中国的实际情况。因此，遵义会议集中解决的当时具有决定意义的军事和组织问题，都离不开实事求是。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是要有组织保证的。遵义会议结束了王明“左”倾教条主义在党中央的统治，在事实上确立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这对于确立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至关重要。毛泽东一贯注重于应用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以从事对于中国社会实际情况的调查研究。他一再地强调“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一再地反对教条主义和主观主义。毛泽东在遵义会议上，被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进入中央政治局的领导核心，在组织上保证了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在党中央的确立。遵义会议后，在毛泽东等指挥下，红军根据实际情况的变化，灵活机动地变换作战方向，迂回曲折地穿插于敌方重兵之间，处处主动。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使红军转危为安，最终取得长征的伟大胜利。红军长征胜利结束后，毛泽东对党的思想路线进行了全面系统的总结，写下了《实践论》、《矛盾论》等一系列光辉著作，在全党普及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出现的曲折和挫折，从根本上说，也是由于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受到破坏而造成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解决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一系列重大的理论和实际问题，所制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行之有效。搞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要从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实际出发。改革开放，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也要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改革从农村开始，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一国两制”的构想，经济建设“三步走”的发展战略，都是根据中国自己的情况提出的。正如邓小平所说：“这些方针政策，归根到底就是恢复和坚持毛泽东同志提出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根据这条思想路线来探索中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②]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重新确立，保证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顺利发展。
三、善于总结经验是党成熟的表现
遵义会议前，党领导的中国革命事业经历了两次胜利、两次失败，积累了正反两方面经验和教训。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第一个时期中，特别是1924年至1927年，中国人民的反帝反封建的大革命，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和伟大的胜利，在中国革命史上写下了极其光辉的一章。但是，由于蒋介石集团的叛变，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势力联合，特别是党内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投降主义路线，使这次革命终于失败了。大革命失败后到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新民主主义革命进入第二时期。在这十年间，中国共产党在反革命的极端恐怖的统治下，团结全党，高举反帝反封建的大旗，创建了红军，建立了革命根据地，进行了土地革命，抗击了国民党反动政府的进攻和“九一八”以来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取得了伟大的成绩。特别是毛泽东从中国实际出发，反对“本本主义”，探索出了以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正确道路。当时，整个革命形势是比较好的，各地红军、游击队和革命根据地欣欣向荣，在斗争中取得了许多胜利。但是，这期间党内出现了三次“左”倾错误，特别是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冒险主义在党内的统治，完全否定毛泽东的正确思想和路线，排除了毛泽东对党和红军的领导。结果，短短几年，错误路线把一个好端端的革命局面破坏掉了，造成红军被迫退出南方革命根据地。正反两方的经验教育了党和红军中的大多数高级干部，使大家觉悟和团结起来，坚决要求纠正“左”倾错误。遵义会议就是正反经验的总结。毛泽东多次谈到红军长征和遵义会议时说，挫折、失败也有好的一面，教育了我们总结历史经验[③]；没有成功和失败的经验，是不能取得真正的经验的[④]。我们取得了经验教训，我们的路线就比较正确了。当然，遵义会议是党对历史经验总结的开始。遵义会议后，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在总结经验、制定政策的过程中，特别注意既反“左”又后右。比如，1935年12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的瓦窑堡会议，制定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既批判了“左”倾关门主义的错误，强调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必要性，又提醒全党注意吸取1927年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放弃无产阶级革命领导权而导致大革命失败的历史教训。后来，毛泽东在延安对中国共产党的历史经验进行了全面系统的总结，从而使党更加成熟，保证了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的正确性。
正面和反面的经验，都是我们党的宝贵财富。一个党不可能不犯错误，不可能没有失误，重要的是要不断总结，要善于总结；不但要总结历史的经验，还要总结现实的新鲜经验。中国共产党从遵义会议开始，不断总结正反经验，经过延安整风运动，使党达到成熟，产生了毛泽东思想，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正确路线，也是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集体经过对几十年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进行深刻总结，大胆试验和探索，逐步提出和不断完善而形成的。通过总结经验教训，我们党继承了1956年以后党在探索建设社会主义道路过程中所创造积累的一切积极的思想理论成果，同时纠正了过去二十年探索中的失误，从而制定新的路线、方针和政策。邓小平多次讲到新的路线、方针和政策与总结经验的关系。他说：“二十年的经验尤其是‘文化大革命’的教训告诉我们，不改革不行，不制定新的政治的、经济的、社会的政策不行。十一届三中全会制定了这样的一系列方针政策，走上了新的道路。”[⑤]他还说：“我们现在的路线、方针、政策是在总结了成功时期的经验、失败时期的经验和遭受挫折时期的经验后制定的。”[⑥]没有正反经验的总结，就没有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和政策。
正是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中，在总结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历史经验和新鲜经验的基础上，产生了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第二次历史性飞跃。
四、长征精神是我们的真正优势
红军长征中所遇到的艰难困苦是世界上罕见的，天上每日几十架飞机侦察轰炸，地下几十万大军围追堵截，路上遇到了说不尽的艰难险阻。然而，正如斯诺描写的那样：“在漫长艰苦的征途上，有成千上万的人倒下了，可是另外又有成千上万的人——农民、学生、奴隶、国民党逃兵、工人、一切赤贫如洗的人们——参加进来补充了行列。”[⑦]是什么力量在推动他们？是精神力量在推动他们奋斗、前进。长征中，红军将士怀着共产主义事业必胜的信念和为工农大众谋解放的崇高理想，艰苦奋斗，勇于牺牲，英勇作战，使红军立于不败之地。这就是长征精神。
红军长征的胜利，这种精神动力是重要的原因之一。首先，红军有对马克思主义的忠实，有对革命必胜的信念。毛泽东谈到红军长征时说：“中国共产党过去、现在、将来都忠于马列主义，并将继续进行斗争反对一切机会主义倾向。它之所以不可战胜，所以一定取得最后胜利，其原因之一就在于这种决心。”[⑧]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是中国革命胜利的一种精神动力。其次，红军有共同的目标——抗日。红军长征初期，无疑是战略撤退。但是遵义会议后，红军长征的战略方针逐步明确，向抗日前线进军，到战略要地西北去。由于抗日成为当时全国政治的主流，是全民族的愿望，因此，抗日也就成为红军长征的重要信念。有革命必胜的信心，有抗日的共同目标，所以才能团结一致，为理想、信念去奋斗。邓小平说：“光靠物质条件，我们的革命和建设都不可能胜利。过去我们党无论怎样弱小，无论遇到什么困难，一直有强大的战斗力，因为我们有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念。有了共同的理想，也就有了铁的纪律。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这都是我们的真正优势。”[⑨]
今天，时代不同了，条件变了，但是，我们仍然需要长征精神，长征精神永远是我们的精神财富。搞社会主义建设，实现四个现代化，同样需要发扬长征精神。首先，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用坚定的信念把人民团结起来，为之奋斗。共产党人的最高理想是实现共产主义，但在不同历史阶段又有代表人民利益的不同阶段的奋斗纲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就是我国在本世纪末和下世纪中叶的奋斗目标。有了这个目标和信念，就有了凝聚力，就会动员和团结广大的人民群众为之奋斗。没有理想和信念，就没有团结和纪律。其次，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同样需要艰苦奋斗。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各项任务都是要依靠广大人民的艰苦奋斗来完成的。要实现我们的目标，讲大话、空话都不行，要埋头苦干、艰苦奋斗。虽然我们现在的条件比红军长征时好多了，但是，我国人口多，耕地少，底子薄，教育、科学、文化还比较落后，要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必须有一个艰苦奋斗的过程。我们还应该认识到，提倡艰苦奋斗，有助于反对干部特殊化，有助于克服腐败现象。邓小平在总结经验教训时说：“最重要的一条是，在经济得到可喜发展、人民生活水平得到改善的情况下，没有告诉人民，包括共产党员在内，应该保持艰苦奋斗的传统。坚持这个传统，才能抗住腐败现象。”[⑩]因此，他强调艰苦奋斗的教育要抓紧，一直要抓六十至七十年[(11)]。由此可见，长征精神没有过时，共产主义理想、信念，铁的纪律，艰苦奋斗的作风，永远是我们党的好传统，是我们的真正优势。长征精神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强大精神动力。
综上所述，红军长征蕴含的历史启示，所反映的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一些带规律性的东西。新民主主义革命，必然有一个探索过程，其间经历了曲折和挫折，党犯过右的和“左”的错误。“左”的错误走向极端，物极必反，革命发生历史性转变。转变是通过党的重要会议，自觉实现的。党纠正了自己的错误，党开始成熟。党的成熟，一要确立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二要对正反经验进行系统总结。在此基础上，实现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历史性飞跃，形成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在这个过程中，长征起着巨大的推动作用。长征中实现了党的历史性转折，长征开创了中国革命的新局面；长征焕发出伟大的精神，伟大的精神又成为推动革命事业发展的巨大动力。
在民主革命阶段，因为有了红军长征，有了遵义会议，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成熟的中央领导开始逐步形成，中国革命事业逐步打开了全新的局面，得到了比较顺利的发展，最后取得了民主革命的伟大胜利。毛泽东指出：“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中国的革命是伟大的，但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12)]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是在过去革命胜利的基础上进行的，是对过去革命的继续和发展。社会主义时期，党在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过程中也经历了曲折和反复，犯了“左”的错误，十一届三中全会才实现了党的又一次历史性转折。历史是一面镜子。以史为鉴，红军长征的历史启示对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有着重大的现实意义。
现在，以江泽民为核心的新的中央领导正在领导全国人民，以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把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这场新的革命、新的长征继续推向前进。如果说，红军长征把中国第一次革命引上社会主义道路，使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变成了社会主义的新中国，那么，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长征必将使中国第二次革命取得伟大胜利，使中国在社会主义基础上振兴起来，把中国从一个不发达的国家变成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
注释：
①③④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综合研究组编：《老一代革命家论党史与党史研究》第665页，68页，71页。陕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12月版。
②⑤⑥⑨⑩ (11)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54页，266页，234页，144页，290页，306页。
⑦⑧ 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第181页，157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9年12月版。
(12) 《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438页，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
标签：遵义会议论文; 王明论文; 红军长征论文; 中国近代史论文; 红军长征路线论文; 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论文; 社会主义革命论文; 历史主义论文; 文革论文; 毛泽东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