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潘明石散文(上)_杂文论文

论潘明石散文(上)_杂文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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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在香港写杂文和发表杂文,犹如长跑运动员奔驰在旷野,而游泳健儿纵横于大江,天广地阔不说,既没有红绿灯,也没有可怖的鲨鱼,其自由、潇洒、无拘无束、风雨雷电和大浪激流,陶冶了不少大胆、大气、大学问的杂文家。潘铭燊,也是其中的一位佼佼者。

潘铭燊为广东中山人,一九四五年生于香港。 去年有幸在港九识荆,其沉静大方,谦恭儒雅的风范至今令我难忘。他是一个学人,六十年代中期就读于香港中文大学,毕业后一年即获得美国柏克莱加州大学图书馆学硕士。七十年代相继获得芝加哥大学高级研究证书和图书馆学博士学位。自此一直跟大学和图书馆打交道,曾任芝加歌大学图书馆员,七三年秋季执教于香港中文大学中文系,一直到八九年一月止。移民温歌华后担任过“加拿大中国文化图书馆”馆长。现再度返港执教鞭,做香港城市大学人文及社会科学部高级讲师,从事授业解惑的崇高天职。与一些大陆学者一辈子“从一而终”的优良传统比起来,他颇有些朝三暮四的精神。潘氏上过的课程穿越古今中外,它们包括大学国文、东西汉学比较、读书指导、传统文化概论、韩非子、翻译研讨、目录学、古典小说、《红楼梦》研究及修辞学等。此外,由于专业的关系,他还研究过僻而又僻的中国印书史,并苦心搜集资料,沉醉于大规模的个人藏书与考索勾沉,先后问世的有关学术著作有《Books and Printing in Sung China (960—1279)》〔1〕、《红楼梦人物索引》〔2〕、《中国古典小说论文目》〔3〕、《广东妇女殉夫考》〔4〕、《三言两拍提要》〔5〕、《石头记年日考》〔6〕、《广东地方志传记索引》〔7〕等。并有《学书篇》、《闲书集》等论文集在付印中。 据作者闲聊中透露,他还有几十部提要与考订的书稿压在箱中,由于没人愿意出版,暂且沉默着。潘氏数十年来读书、买书、藏书、管书、教书、役于书又乐于书、还写书和出书,真个是地道的“书奴”,〔8〕却实在也是个天道的书仙,悠游而沉溺在书的银河之中。与他比起来,如我之陋于书拙于书者,简直形同书丐了。

七十年代始,潘铭燊在传道做学问的间隙偶尔跟散文碰碰头,约约会,以至于他的朋友“一直都不知道他有创作之兴。〔9〕一九八八年始,他须臾不离他可爱的杂文,简直就跟杂文做了热恋的情侣。他之倾心创作,有诸多因素促成,笔者揣测不外如下几个主要的:一是《断鸿篇》的出版激起他的文学独创热忱。这是他的第一部散文集,囊括了近二十年的章文精华,《自序》里他说道:“正是这些不自爱惜的杂文,却包含个人的喜怒哀乐、性情、愿望、执着和偏见。重读之下,比学术论文更能引起一己的激动和低回。”〔10〕加之学术著作的大量积存,不易与读者沟通,他因之对自己的策略来了个重新选择:注书、研究书不如著书、创作书;二是恰在八八年底,《星岛日报》副刊的何锦玲女士,邀他和梁锡华、黄维梁三支学者健笔在“星辰”版上开“三思篇”专栏(此栏开了七年,至今仍在“后行”着),这个恰逢其时的机缘,无疑推了他关键的一把。无数事实证明,有人约稿,有人催着写作,这是一个多么重要的动力。三是,八九年二月他离港赴加拿大定居,他能随身携带的书只是很小的一部份,做学问恐怕没有在香港方便。加之新的环境和心境不断刺激着他,这对于创作更是难得的机遇。四是他在中文大学的朋友余光中、蔡思果、梁锡华、黄维梁、黄国彬等一手做学问,一手创作的生活方式给予他深刻的吸引也说不定。五是,实际上在他的心中很久就埋藏着一种理想,要发出一种乃至许多种心灵的声音,以回响于社会与人群,而这种音响只有在他的杂文创作中才能铸造出来。还有什么其它外部和心理的动因我就不得而知了,不过他一发而不可收,从此香港文坛多了一个有份量的杂文家,世界华文界又多树立了一株学者散文的大笔,这是不成疑问的。目前为止,潘铭燊已出版的散文集有《断鸿篇》〔11〕、《三随篇》〔12〕、《车喧斋随笔》〔13〕、《温哥华书简》〔14〕、《廉政论》〔16〕、《人生边上补白》〔17〕等七种,本文所论都在这个范围之内。这些作品,是一个纯正而深厚的学者用另一种心情、另一种话语构造的性格;是一个严肃而有胆略的文化人为中文文学沉积的化石,它们“融合情趣、智慧和学问”,〔18〕又渗满了民胞物与的襟怀和社会的良心,还闪耀着久违的中外文化传统和独具魅力的艺术光泽。敲打和剖析它们,我们也许会有不少新的发现。

上篇

潘氏的三百余篇作品,除早期少数几篇可划入叙事抒怀的散文外,绝大部分都是正经八百的杂文。杂文为散文之一型,是一种文艺性的议理小品,作者往往站在个人与公众的共同立场,饱含激情去观察、评价社会与时代、笔头所触都是大家关心的话题,因此带着强烈的社会性与时评性。余光中说:“杂文重知性,长于达意,凡知识分子都可以执笔”。〔19〕写不是难事,不过应有高低层次的不同。杂文家写什么,他的兴趣投射在哪些题材上,他如何挖掘作品的意义,并让其有力的影响读者,在在都检验着杂文家的性情、格调、学殖、好恶、以及他怎样对待个人、大众、时代、社会、历史与世界等等,这里面藏着很重要的价值观。

潘铭燊笔所触及之处,很大一部份是我们不可逃避的人与人形成的社会,以及由此带来的平常又平常、复杂又复杂的社会生活。这是作为社会之一员、一个踏实而正直的知识分子作家乐于表现的题材。从空间上看,潘氏散文展开最多的无疑是他身历其中的香港和温哥华社会。同时,由于他的经历和阅历,又遍涉大陆、澳门、台湾以及不同文化背景的欧美社会。譬如香港交通的阻塞;店员不同的脸孔、态度与类型;盂兰节烧衣的迷信活动;吸烟的环境及其危害;学生与老师的隔膜;交通警维护法律的举动;国内大学图书馆的现状;教授的寡闻及待遇的低微;文人的官司及版权法的建立;澳门的暴力现象、台湾的议价之风和扎纸冥器;美国枪械泛滥、连学生读书还要冒着生命危险;以及精美的却在风沙之中忍受着富商巨贾的俗眼;还有超越地域性质的婚姻问题、“手巧”比之“心灵”是否就不重要的问题、社会是否该绝对公平的问题等等,大凡有意义的事件、人物、见闻及各种现象,他都放在自己理性的天平上称过,眼界开阔、态度恳切,当褒则褒,当贬则贬,甚或连家人也逃不过他的微词,有着非常鲜明的是非观。况且,潘氏对繁杂微妙的生活现象决不作简单的判断,也不会批一通就了事。在《一声得人方恐》〔20〕中,他说明七年前《烧衣》〔21〕一文的末尾,“倡议禁绝的只是烧衣那个习俗。至于开坛建醮、迎神赛会、营斋供僧、念咒唱呗……种种庸人自扰的活动,却不在我反对之列。我更不会反对盂兰胜会背后的孝道,虽然孝道其实有更好的表达方式。”在巧妙的是非中,我们读到了他顺乎习俗的主张。最后他写道:“烧炮仗不是被香港政府禁了而至今相安无事吗?由此可见,风俗并非不可移易的。”随着时代的更移,革除陋俗势在必然,且对于现代化的大都市尤为必要。一个方面,潘氏关注着“理想的社会”“最好的制度”〔22〕应该是怎样的:“用人不以材,政治如何可以搅好?”〔23〕这些且高且大的问题,另一方面潘氏关心日常生活甚至到了无微不至的程度。《生活的秩序》(之一),《生活的秩序》(之二)、《衣着》〔24〕等篇;涉及到百姓起居穿着的细枝末节,以至于我看了他的文章,不得不下决心动手整理我的书房和书桌,因为我担心会导致“严重的”“后果”,或跑掉了本来属于我创造的“一首传久行远的新诗”,可见潘铭燊有关社会生活的杂文展开得多么细微而丰富。

在七本书中,引人注目的是,竟有两本集中叙议加拿大温哥华的移民生活。从日常琐事到文化冲突,从风景到广告,从现实到历史,几乎牵涉到移民经验的方方面面。从总体观之,我以为“书简”和“杂碎”较其它五本,艺术性是要逊色不少的,这个作者有着清醒的意识。他说:“过着‘平淡细碎’的生活,遵依‘想到就写’的习惯,还能够有什么可观的东西呢!”因此,“文化界的美食家们,幸勿以鲍参翅肚的要求看这部涂鸦的作品。”〔25〕勿庸置疑,作者有自谦,但他又的确知道自己在牺牲某种东西(大约就是艺术性吧),因为,换来的将更富有意义和价值,甚而可说是他不能推卸的责任,因为香港居民大量涌进温哥华,何况还有不少故人企盼远方的消息,“能够为温哥华这个美丽的城市留一点历史侧影,那么这部小书的意义就超出个人的层面了。”〔26〕事实上,这是一个知识分子、一个学者杂文家最可宝贵的品质。生活是由时间和空间更替积累而成的,时间和空间又不断创造新的生活,怎样使公众的日常生活更合理、高质量,有益于个人又有益于社会,合乎最美好的秩序,这似乎是潘铭燊始终在考虑的平凡而又重大的课题。

如果说,琐碎的题材常常埋没了杂文家宏大的抱负,不管藏在背后的用心多么良苦,也往往容易引起那些所谓纯而又纯的文学家误解和轻视,〔27〕那么,山河春秋、日月圆缺、国家兴亡的大气魄、大风度,则是中华士人千古不移的坚贞,也是文学中震撼人心的传统主题。一般而言,平头布衣只看眼前与脚下,有知识者可看到社区或国家,而学人或作家可看通古今与未来,地球和宇宙。其中更有极少数学者兼作家的人,可以比别人更强烈、更通透、更苍凉也更悲壮,因而他们的作品更倔强也更动人。潘铭燊的杂文,对于国家之难、社稷之忧, 可以说正执着地表明了一个学者作家“舍我其谁”的勇敢承担精神。

就作品来分析,潘氏的家国情怀可以划为四个层次:第一是爱香港、爱自己生活的故园。《由两具电器想起》〔28〕中,写住美国加州进修,随身带一干发吹风器,不料却“判若两机”,险些出事。一年后,回香港再用,竟“回复祥和温驯”。作者由是感慨:“不论人和物,发挥最大的功率要在原产地”,“假如有一天我要离开香港,恐怕是很不得已的事。”此足见他后来加入加拿大籍,心灵经过了什么程度的博斗与挣扎。《救救城门河》〔29〕则为爱香港的另一方面:痛惜香港的环境污染,以一腔真情盼望港人出而治河,“希望将来城门是海藻的家乡,而不是乌贼的故园”(乌贼是作者虚构的一种临死前排出墨汁的鱼)。第二是爱中国,这是更大的故乡,一个不可逃避的现实。潘铭燊特别动人之处是,他一点也不把自己作为游子、作为浪人、作为若即若离的旁观者,而是活生生、笃实实的中国之子。“二分法带给中华民族深重的灾难……历史的教训,还不值得我们深思吗”;〔30〕“百多年来,我们内忧外患,无力振兴教育”;〔31〕“我们中国为了领袖崇拜,付出了何等沉重的代价”!〔32〕这些热气腾腾,又痛又沉的话,虽然有着恨,然而不都是爱得太深吗?而反复强调的“我们”二字,真读得我热血奔涌,作者无意识地把第一人称的自我切进“中国”,切进“我们”之中,丝毫也没有装模作样,他比许多华夏子民更真切地懂得如何爱惜祖国。当谈到香港的才与财,正为温哥华和三藩市发挥巨大影响时,作者写道:“在太平洋彼岸的中国,贫穷落后的面貌更加需要改变,四个现代化的推动更加需要香港的人才物力,可是……”〔33〕,可是什么呢,他带着无限的痛惜,“我为我心爱的人儿/ 燃到了这般模样! ”〔34〕他像许多人一般,爱祖国有时候也是有苦难言的。 第三是笃爱中国的文化。如果说喜欢自己的国家还带着血统因缘和情绪因素的话,那爱自己漫长而珍贵的文化的确应是一个知识分子清醒的识见。两篇文章可为代表:《改字水的联想》〔35〕中,引《颜氏家训》文,证明改字水一类的涂改物“也是中国的发明”。’中国本来是众多科技发明的渊薮,可惜后人不肖,淹没失传,驯至‘礼失而求诸野’”。《尽信师不如无师》〔36〕中,指出“中国古代只用火药于和平用途这种说法是大谬不然的”,唐代火药已用于战争,有宋一朝,已有各种火器与火枪,“九百年前的军备竞赛,中国遥遥领先世界诸国。”这不是凡中国传统的就好,而是言之凿凿的文化史实,不出诚挚之心,可有纠谬之文乎?第四,爱人类和宇宙。潘氏下笔多有山河涵气,日月辉光,全在于有人类和环宇滔滔之襟怀。这是更大的国,也是更大的家,舍此而小国小家必动荡、衰败以至破灭不存也。环保的题材在潘氏杂文中用力不小,但并非只是香港本位,更多的时候他站在香港之外也站在中国之外。《解救众生》、《动物权利》、《孤雁传》〔37〕、《污染》〔38〕、《魔鬼夜访潘铭燊先生》、《宁静的毁坏》〔39〕等都是。《解救众生》说上至大气,下至海洋,都被所谓“文明”破坏无遗,但人类仍在极端残酷地虐杀动物友伴,“先要解救众生,方能解救自己”,不然,“这个星球人满为患,动物绝踪,人类只好自相残杀”了。由此可见,他用的镜头既有仰角,也有俯角。《走出唐人街》〔40〕一文,解释“华裔居民越来越多,唐人街行人越来越少”的现象不同凡响:“唐人街渐渐退出历史舞台未始不是好事。长远的展望,世界各民族始终是要走向大同的”,这种眼光不仅能消除狭隘的民族观和特定环境中的种族隔膜,也无疑推动着世界的和睦与进步。以上四个层次,一个更比一个高,但又互相联系,每一个都真实而宝贵,它们构成潘氏杂文家国情怀的全部内容,并证明作者的爱不是封闭的,而是开放的;不是肤浅的,而是隽永邃长的。

说到他的杂文更倔强更动人,不得不再补上重要的一笔:潘铭燊热爱祖国及其文化,表露在他更关心国家目前的命运和进步,及与此相关的精神现象和政治举措等。一九八九年五月,他批评冰心的散文《埋在记忆最底层的一本书》〔41〕是“制造神话”时写道:“‘文章合为时而著’,作家宝贵的精力,应该拿来写些有益的、开启民智的作品,尤其在中国正当国步维艰的时候。”〔42〕杂文集《廉政论》,可谓正是一部合为时著,开启民智,推动进步的好作品。《廉政论》放在包括大陆在内的整个现代中文文学来说,也是一部奇书。奇之一,从未有人写这个题材的专书,即便是学问相当的大陆老作家也未敢问津。此书以“倡廉”为主题,以史为鉴,用以“证明‘清官’也是中国一个悠久而强大的传统。”〔43〕从意识到行动,内容广及到古代廉政的各个侧面,诸如守廉动机、禄以养廉、清官受贿的态度、“俭”与的关系、贪官与子孙承传、清官与“齐家”、官不争民利,不示人以“爱好”、清官的行为准则,直至举荐人才的公平与否等,其识见无不恳切而力达千钧,请看这么两段:“贪赃在任何都是违反国法的,所以,政治斗争败下来的一方,保护伞撤去了,就很容易检出一些贪污事件治之以罪。至于政事胜利的一方,有无贪赃,自然无人追究。这就是古代政坛运作常规。”〔44〕“清廉不能成为一种制度……这不能不说是古代政治的悲哀。”〔45〕类似这般议论可以说是灼照全书,句句写历史,又字字写现实,令人有洞彻肺腑之感。潘氏从小目睹家庭受贪官所害,“咬牙切齿痛恨这些为害群黎的吸血鬼”,〔46〕《廉政论》的写作动机可说由业已久矣,“它是笔者青少年时代的梦想”,并期待以此给出一条“治本之道”〔47〕。该书肇起于香港,写在加拿大,出版却在北京,其良苦用心惟有识者可知,此又为一奇。这本经世致用的好杂文可说尤其能让大陆读者尽享眼福和心福,在贪风滚滚的中国,说一句极端的话,中国人什么书都可以不读,唯《廉政论》大可掏掏公费,不妨人手一册也!

什么是人生?按笔者肤浅的理解,人生即是生命的过程。是不可改变的过去,可以行动的现在,无法预知的未来。是每个人有在限的时间里拥有的全部喜怒哀乐和酸甜苦辣。在万千个不同的人生里,自古至今,我们却可以发现共同的人性,亦即生命的品质:或善或恶;亦善亦恶;以善为主兼有其恶;以恶为主兼有其善;或既不善也不恶;或小恶小善;大善大恶。总之,形态殊异,而品质离上面所述总不会太远。本然而高明的文艺家,总能从人生里看出人性,又从人性里看出人生。还能从不同时空人性的状况,察觉不同时空的时代与社会。他们不仅注意自己生命的质量,且深明人性人生内容对于作品宝贵的流传价值,潘铭燊正是抱持了这种态度。他在论到《红楼梦》并不“旧”时说:“透过表面的‘故’事,可以发掘蕴藏的‘新’义;其中有普遍的真理,和永恒的人性”。〔48〕在谈到司马迁有感于“人情冷酷”,怨愤而作《史记》时又写道:“伟大的文学作品往往出于对人生的睿识。”〔49〕普遍也好,永恒也好,伟大也好,都建立在对人生人性的“睿识”之上,而潘氏确实在他的杂文里有自觉、系统而独到的表现,其中尤以《人生边上补白》和《车喧齐随笔》为最。可以这么说,就被世界读者可接受性而言,上述两书会有不衰的人生内容和文学价值,二书之中,又以前者更高一筹。

纵观潘氏目前专写人生人性内容的杂文,论者不揣冒昧,加以综合,以试图寻找潘氏种植在字里行间的人的哲学观。潘氏总体上反复强调“人生是苦多乐少的”。〔50〕,为什么呢?包括自身与身外两个方面的苦难之源:“古往今来,有多少天灾人祸?水灾、地震、环境污染、疫病流行”;“放眼人间社会:国与国争、人和人斗、又有种族仇恨、贫富悬殊……数之不尽的问题”,这是自然与社会之苦不在话下。“回顾自身:有生老病死、爱怨别离、欲求不得……诸般苦楚。……如果一个人还有点先天下之忧而忧的怀抱,对家国事、天下事稍为有点思考,那么他必不免愁欢悲戚”〔51〕,这就是人类自我生死大限及无数欲求所造成。这一切之中,除了自然苦难不可逃避,其余皆为人性所致。汉朝时就有“人情冷酷”当然是人性不好了,但《诗经》、《楚辞》中,人性不早就出了问题吗?越到现代,“人类文明已经进展到一个地步,累积的成果带给人类祸害多于福祉。”〔52〕所以历史迫我们越近,人性就越来越坏,世界就越来越槽,人生就越来越苦。“‘做人’也等如‘做病人’”,而“人生就是一场大病”。〔53〕,这真乃惊世骇俗之言!他列出的人性之种种丑态与病态,因此也就够怵目惊心了:宁死不屈,舍生取妬;〔54〕进时人捧,退时人凉甚至人棒”;〔55〕现场生吃猴脑的残酷兽性;〔56〕落井下石,不曾有人问问井中人跌得痛不痛;〔57〕世人作坏事事先绝不会解释一番,就象强盗做案,政府加税从来不给借口;〔58〕人生的真貌,表面和谐,暗地里却“可以用‘吃’和‘被吃’来概括”,〔59〕,还有冷水朝寒士泼,热气向暖处吹,雪中送冰,锦上添花的“有作为的益友”;〔60〕更甚者是,“歧视我的是在温哥华住久了的旧同学、远房亲戚”;〔61〕至于说,“杀身之祸并不来自你畏惧的敌人,而来自你亲善的朋友。熟识减少人的戒备,让对方有机可乘”,〔62〕则就在令人恐怖了。如果说人性可分为三个层面,就坏的一端讲:生理的,如不可抗拗的生死命运;精神的,如追逐欲望的永无止境;行动的,如各种丑陋品质的实践化。那么,前二层作者采取了点化式,后者则用了大量铺张手法了。这么说来,人性是太险恶了?人生是太乏味而暗淡了?活着已经毫无意义了?也不的。潘氏在他的杂文中同时做着另外两件工作:一是面对真实的人生,肯定常见的人生遭遇和不可回避的人性。譬如说,“无论男女、贵贱,都有念旧之情”;〔63〕“大凡人总有或多或少的侵略性”,与其郁结有碍健康,不如让其在下棋等活动中渲泄出来;〔64〕“自己的快乐往往是建筑在别人的痛苦之上的”;〔65〕“一个走下坡的人、家族、国家,其昔日的光辉越璀烂,则没落的日子越灰暗”;〔66〕“要风得风,要雨得雨。快乐就容易走到尽头”;〔67〕吃饭并非人类生存的唯一意义,“然而没有吃喝之乐人生的意义当会减色”,〔68〕在饥饿的情况下,“民众往往不惜牺牲一切——包括原则”,〔69〕而没有“胃部包抄”,“所谓精神恋爱,只是假大空话”〔70〕等等。观上所述,潘氏着力毫不轻松,目的在让人认识,让人应对,让人承认。二是他仍然认为人生还是有意义的,但“人生的意义不在于欢笑,也不在于眼泪。人生的意义在欢笑与眼泪之间。”〔71〕这实际上是指出了意义在于生命的过程,在于生命本身,尽管命运艰难和莫测,但“有为”的观念,“尽人事”〔72〕的自我奋斗精神还是作者所肯定和赞赏的。因此,潘氏一面顽强地树立象林思齐一样具有“崇高的风格和理想”〔73〕的正面人生及其优美人性,一面当然是极尽讽刺与鞭笞,以恢复人性从善如流。还有一面,潘氏主张大家保持乐观并极享人生之快乐,〔74〕尽管“仅有的快乐也稍纵即逝”。〔75〕不然,我们的人生也太枯燥太沉闷了(他认为真正的幽默,就是“替沉闷的人生透一口气”。下篇将讨论他的“幽默”)。这样醒着的笑,无疑是调剂我们人生的一支精神兴奋剂。但这里千万别忽略了潘铭燊的一个转折,他写道,如果真象加拿大人爱华斯(Bob Edwards)所说“要快乐易如反掌,你只需要保持愚昧”更接近人生真相的话,那么,“在不快乐和愚昧之间,我宁可选择前者”,这也正是他在同篇文章里所说的“蒿目而忧世之患,令人焦心虑首。”〔76〕这都是一个有良知、有智性、有勇气的知识分子敢于承提人生苦难,并情愿有所牺牲有所贡献的人生哲学观。不管时代多么不人性,不人道,我们还是不难发现这种高贵的灵魂。潘铭燊只是知识社会的一个代表,是学者作家的一个冷静的发言人,他的杂文表现或隐藏着他全部人生的真实性。

(待续)

注释:

〔1〕 Thesis(PbD).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June 1979.

〔2〕 香港,龙门书店,一九八三年五月版。

〔3〕 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一九八四年版。

〔4〕 香港,中国学社,一九八八年版。

〔5〕 香港,中国学社,一九八八年八月版。

〔6〕 香港,中国学社,一九八八年十月版。

〔7〕 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一九八八年版。

〔8〕 潘铭燊《断鸿篇·书奴搬家记》,香港,中国学社,一九八八年十一月版,页五七。言“至于称为‘书奴’,颇有舍我其谁之概。”

〔9〕 梁锡华《潘子与潘书(代序)》、见《断鸿篇》。

〔10〕 《断鸿篇·自序》。

〔11〕 同注〔8〕。

〔12〕 香港,中国学社,一九八九年三月版。

〔13〕 香港,中国学社,一九八九年十二月版。

〔14〕 香港,中国学社,一九八九年十二月版。

〔15〕 温哥华,枫桥出版社,一九九一年一月版。

〔16〕 北京,中国工人出版社,一九九一年一月版。

〔17〕 温哥华,枫桥出版社,一九九二年七月版。

〔18〕 余光中《逍遥游·剪掉散文的辫子》,台北,大林出版社,一九七七年再版,页三○。

〔19〕 余光中《美文与杂文》,见香港《文艺》第十三期,一九八五年三月,页三五。余氏在同一段里说:“带有实用目的之写作,例如新闻、公文、论述之类,或可笼统称为杂文”。这个关于“杂文”的阐释,可以商榷。杂文有功利性,但并非都实用,幽默的感动或俏皮的调侃也是它拿手的;新闻是纯客观的报道,根本就不容有作者主观的情绪与“一偏之见”;至于公文,在古代是有好杂文好散文的例子。现代的公文越来越模式化,实用化和简单化,离文学的品味恐怕很遥远了。但余氏在这篇短文中有不少精彩的见解。

〔20〕 《三随篇》,页三二。

〔21〕 《断鸿篇》,页四三。

〔22〕 《有种无种》,见《车喧斋随笔》,页二七。

〔23〕 《阀阅子弟》,见《车喧斋随笔》,页二九。

〔24〕 《三随篇》,页十二、十四、十八。

〔25〕 《温哥华杂碎·自序》。

〔26〕 《温哥华书简·自序》。

〔27〕 林希隽在《杂文和杂文家》(《现代》第五卷第五期,一九三四年九月)中说:“与其每日写十篇八篇不三不四的杂文之类,纵不问写得怎样的精彩杰出,宁不如将同样的工夫制作一篇完整的创作”,“真正有为的文艺作家是不当如此的,是应有远长的抱负的。舍本图末贪求小成,无异灭绝了自己的前途。”鲁迅作(做“杂文”也不易)(《文学》第三卷第四号,一九三四年十月)给予反驳,谓写杂文“却也是一种‘严肃的工作’,和人生有关,并且也不十分容易做。”但轻视杂文的观念,一个世纪以来并没有完全消除。

〔28〕 《断鸿篇》,页七二。

〔29〕 《三随篇》,页二八。

〔30〕 《二分法》,见《三随篇》,页七○。

〔31〕 《教会和中国大学》,见《三随篇》,页八一。

〔32〕 《我们不需要神话》,见《车喧斋随笔》,页四九。

〔33〕 《双城记》,见《温哥华书简》,页三三。

〔34〕 郭沫若《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一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九八二年十月版,页五八。

〔35〕 《断鸿篇》,页六三。

〔36〕 《三随篇》,页七九。

〔37〕 《车喧斋随笔》,页七四、七六、八○。

〔38〕 《温哥华杂碎》,页三八。

〔39〕 《人生边上补白》,页一,八○。

〔40〕 《温哥华杂碎》,页一○八。

〔41〕 《香港文学》第五二期,一九八九年四月。

〔42〕 《我们不需要神话》,见《车喧齐随笔》,页四九。

〔43〕 《说廉政》,见《车喧斋随笔》,页一七。

〔44〕 《嫁女和做官》,见《廉政论》,页二四。

〔45〕 《清官与皇帝》,见《廉政论》,页九五。

〔46〕 《说廉政》,见《车喧斋随笔》,页一六。

〔47〕 《廉政论·自序》,页八。

〔48〕 《旧书不旧》,见《三随篇》,页六一。

〔49〕 《炎凉》,见《车喧斋随笔》,页三一。

〔50〕 《好钟点》,见《人生边上补白》,页一九。在同书《智者乐不如愚者乐》中,写道:“一个人倘若聪明,他怎会看不出人生苦多乐少呢?”《尘世难逢开口笑》则以坚定的语气认为“人生的确苦多乐少”。又同书《病得快乐》中说:“人生的所谓快乐,不过是连串发病中较不痛苦的间歇”,也是同一个意思。

〔51〕 《尘世难逢开口笑》,见《人生边上补白》页三七、三八。

〔52〕 《智者乐不如愚者乐》,见《人生边上补白》,页二五。同书《重读〈伊索寓言〉》所说的“现代智慧”中的“现代”,是个奇妙的时间反讽词,尤值得玩味。

〔53〕 《病得快乐》,见《人生边上补白》。页二一。

〔54〕 《疗妬》,见《三随篇》,页八八。

〔55〕 《炎凉》,见《车喧斋随笔》,页三○。

〔56〕 《酷杀》,见《车喧斋随笔》,页四四。

〔57〕 《昏婚·婚分》,见《车喧齐随笔》页五四。

〔58〕 《重读〈伊索寓言〉》,见《人生边上补白》,页七五。

〔59〕 《切切割割》,见《人生边上补白》,页五六。

〔60〕 《重读〈伊索寓言〉》,见《人生边上补白》页七三。

〔61〕 《但见旧人怨》,见《温哥华书简》,页三四。为潘氏一个“有共同语言”的朋友对他讲的话。

〔62〕 《重读〈伊索寓言〉》,见《人生边上补白》页七二。

〔63〕 《故旧》,见《车喧斋随笔》,页三二。

〔64〕 《杀机》(博弈四章之一),见《车喧齐随笔》,页一一四。

〔65〕 《快乐的定义》,见《人生边上补白》,页二二。

〔66〕 《夜深莫梦少年事》,见《人生边上补白》,页二六

〔67〕 《快乐十决》,见《人生边上补白》,页二九。

〔68〕 《吃喝人生观》,见《人生边上补白》页五○。

〔69〕 《吃饭和政治》,见《人生边上补白》页六○。

〔70〕 《吃饭和爱情》,见《人生边上补白》页六四。

〔71〕 《再说命运》,见《三随篇》,页五一。

〔72〕 《知音》,见《车喧斋随笔》,页三五。

〔73〕 《林思齐印象》,见《温哥华书简》页九九。

〔74〕 在《病得快乐》中潘氏说:人生是一场大病,“既病之,则安之,请减少有病呻吟,多作病枕上的欢笑。不然的话,你就白白病了一场”(《人生边上补白》页二一);引美国诗人佛洛斯特的话“快乐在长度方面的短缺,它用高度来补足”(同前书页一九)正是“极享”之谓;并主张笑是主观的,人类齐欢笑(以和为贵),才是真正欢乐的人生(参看上书《众生皆笑》《独笑未为欣》等篇)。

〔75〕 《好钟点》,见《人生边上补白》,页一九。

〔76〕 《智者乐不如愚者乐》,见《人生边上补白》,页二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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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潘明石散文(上)_杂文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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