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期第一份当代文学研究期刊，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当代文学论文,新时期论文,第一份论文,期刊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看着三十多年前出版的新时期第一份当代文学研究期刊——《中国当代文学研究》，它的封面和内页已然泛黄，时间确实是记忆最好的销蚀剂啊，这本由茅盾题名、承载了众多学者复兴文学期望的杂志，被学界遗忘已经很久了。 一 《中国当代文学研究》的创办情况 1976年，文学艺术界开始出现复苏的迹象。一月，《诗刊》《人民文学》复刊；三月，《人民戏剧》《人民电影》《人民音乐》《美术》《舞蹈》复刊；四月，“天安门诗歌运动”爆发；八月，《儿童文学》复刊。在“四人帮”粉碎后的1977年，《世界文学》复刊，《上海文艺》创刊。到1978年，复刊的有《文学评论》《儿童时代》《文艺报》，创刊的有《钟山》《十月》《新文学史料》。1979年，复刊的有《大众电影》《收获》《民间文学》《电影艺术》《电影创作》《儿童文学研究》《剧本》《上海戏剧》《电影文学》《星星》，创刊的有《文艺研究》、《春风》、《当代》、《清明》、《文艺百家》(只出一期)、《百花洲》、《榕树》、《红岩》、《译林》、《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从上述期刊的复、创刊情况来看，到1979年，文学艺术界已成鲜花绽放的局势，《中国当代文学研究》正是乘了这次东风而发起创办的。 据阜阳师范学院原中文系副主任朱家信先生回忆，《中国当代文学研究》是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当时设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的刊物，酝酿筹备于1979年，1980年出刊。仅出一辑(第一辑，一九八○年四月)，因资金匮乏，未能续出。 《编后记》谈到刊物创办情况和目的时说：“《中国当代文学研究》，是全国各省市二十四所高等院校和单位共同筹办的理论刊物。自一九七九年春开始，在协作编写《中国当代文学史》和协作编辑《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资料》的基础上，由部分兄弟院校先行联系、磋商，筹备出版这一刊物，以便交流中国当代文学的研究成果，为推动中国当代文学的研究工作贡献一份力量。” 从1976-1979年的刊物统计中可以看出，大部分为文艺创作类刊物，学术研究类刊物较少，专门的当代文学研究性刊物尚付诸阙如。没有交流当代文学研究成果的园地，是难以促成文学研究繁荣的。于是，一些热心人士创办了新时期第一份当代文学研究刊物——《中国当代文学研究》。 刊物由当时的复旦大学、杭州师范学院、苏州大学、南京师范大学、南京大学、华东师范大学等院校筹办，委托阜阳师范学院编辑、印刷。刊物的负责人有唐金海、陆士清、何寅泰、卜仲康、朱家信、吴开晋等，审稿人是唐金海、何寅泰、卜仲康，统稿人为唐金海。朱家信任责任编辑，工作为校对、审核、付印、筹款、发放稿费等具体事务。刊物印刷一千册，标有“内部发行”字样，寄予作者和各院校，以便于交流。 朱家信先生谈到刊物性质的时候说，“这是架设当代文学研究的桥梁”，与《中国当代文学史》的编写、《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资料》(系列)的编辑一起，共同架构起新兴的当代文学学科。从高校当代文学的教学和研究需要出发，这三项工作：史论、资料、刊物如鼎之三足，把当代文学学科从大文学学科中托举出来。对于中国当代文学学科的发展来说，刊物创办的意义无疑是巨大的。 在刊物停办问题上需要说一下阜阳师范学院的情况，学校原为安徽师范大学阜阳分校，1978年12月经国务院批准改建为阜阳师范学院。刊物创办之际，也是阜阳师范学院刚刚起步的时候，校史中说：“建院之初，学院面临着师资不足、资金短缺、设备简陋等诸多问题。”尽管如此，当时的学校党委、中文系和印刷厂，还是以饱满的热情支持着这项意义深远的工作，把第一辑印刷出来。按当年编委的打算，是要把《中国当代文学研究》办为不定期刊物，在实际运作中，由于刊物的非营利性质，以及印刷费、稿费等相关费用的支出，使得刊物出版一辑后便因资金短缺而难以为继。尽管如此，当时作为一个名不见经传的院校，做出这样一件挑大梁的事来，不能不说是对学术的敬重。 二 《中国当代文学研究》的编辑体例 限于出版印刷条件，《中国当代文学研究》封面采用的是比较简单的套色木刻，天地为白色，中间为绿色，左下角套一白色的华灯木刻，右手竖排茅盾写的题名，左上角是绿色的汉语拼音题名。整个封面看起来端庄大方、洋溢着葱茏的生命力。封底为未套色的白皮，左上角印有“总编第一辑”字样，右下角为刊物版权标注处，字样为“编辑者：《中国当代文学研究》编辑部；出版发行者：安徽阜阳师范学院中文系；印刷者：阜阳师范学院印刷厂”。最下方标明“内部发行”。刊物的目录页为一页两面，内文为83页166面。 刊物目录顺次如下(文章作者如有多人，则取第一位加“等”，笔者注)： 关于编写中国当代文学史问题的谈话……………………胡乔木 序……………………………………………………………茅盾 作家访问记 恨的大纛 爱的丰碑——三访巴金…………………………唐金海等 要为后代造福——曹禺访问记……………………………陆文璧 著作等身言未尽——胡潔清谈老舍………………………高进贤 诗心仍似火烈——访诗人艾青……………………………杨匡汉 朝气蓬勃愤发有为——访问北京四位中年小说家………竹冰 作家谈生活和创作 平凡的道路…………………………………………………杜鹏程口述 生活和诗……………………………………………………臧克家 生活、创作和风格…………………………………………茹志鹃 文艺理论研究 关于“写中间人物”的理论和实践………………………徐俊西 艺术断想(三题)……………………………………………潘旭澜 作家作品评论 诗人兴会更无前——试论叶剑英同志的诗词……………丁茂远 新中国十七年诗歌述评……………………………………何寅泰 李达三 叙事诗创作简论……………………………………………吴开晋 略论贺敬之诗的艺术风格…………………………………周仲器 论《红岩》塑造英雄形象的艺术成就……………………林木 海云 马烽短篇小说的人物塑造…………………………………刘普林 谈超克图纳仁的戏剧创作…………………………………丁尔纲 诗的戏剧戏剧的诗…………………………………………朱栋霖 “狮子骢”与“匕首”——读《武则天》札记…………方念仁 一九七九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得奖作者小传(一) 於梨华和她的《又见棕榈·又见棕榈》——写在《又见棕榈》出版的时候……………………………………………………………………陆士清 编辑《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资料》丛书的一些情况………海棠 刊物还刊登两篇补白：(一)署名一泉的《赵树理的“别扭劲儿”》；(二)署名一粟的《作家——扮演多种角色的演员》。一篇《编后记》，署名为“本刊编辑组”。 从目录看，涵盖了文学创作谈、文学理论研究、作家作品解读、作家访谈和史料编撰等当代文学各方面的情况，一编在手，确实把当时当代文学界的情况给敞开了。 三 《中国当代文学研究》刊布内容 翻读刊发的文章，让人仿佛回到那个拨乱反正、百废待兴的年代，感受到了一个时代对文学的眷顾。首篇胡乔木的讲话原已发表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编印的《文学研究动态》上，这次是重发。胡乔木对文学史的编撰问题做出了达到那个时代高度的阐释，重点解释了文学史与政治的关系。他说：“我认为文学史研究的对象是文学创作的有重要意义的成果，而不是成果形成过程中这样那样的临时性的政治事件。”自然，在衡量文学家的文学史地位的时候，也“必须与他的文学著作成果(包括量与质)成比例，不能与别的任何东西成比例”。这是要把文学还给文学，重视文学自身发展变化的文学史观。但重视艺术规律并不是说就否认政治对文学的作用，胡乔木认为：“政治必然影响文学，但如认为政治能够或应当决定文学的发展，那就是政治史观而不是唯物史观了。”在文学曾经沦为极“左”政治的婢女的惨痛教训之后，更应该警惕“文学史淹没在政治史中的危险”。 胡乔木对当时正在编撰的《中国当代文学史》做出了如下希求：“不必匆匆忙忙地写出充满各种政治事件、口号的文学史，充满社会政治分析和作家作品政治鉴定的文学史。过去的经验教训需要研究清理，但更重要的是向前看，要写出一部真正有科学水平和文学水平的当代文学史来，这样编写的文学史会使读者得到长久的深刻的教育。”长期以来，文学史的政治化使得文学成为政治斗争的工具，严重偏离了文学的历史事实，对作家作品的评价更是上纲上线，这是对文学极大的摧残。在这样的语境下解读胡乔木的讲话，就会明白其意义是深远的。在文学与极“左”政治艰难分离的途程中，终于迈出了可喜的第一步。 与学科建构有关的第二件事情是《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资料》的编辑，茅盾认为“这是一桩很重要、很有意义的工作”，“填补了解放以来文学研究工作中的一个空缺”。学科史料的整理是一个学科的基本工程，就当代文学的资料编辑来说，确实是一个庞大的工程。“它编辑了中国当代作家或作品的研究资料近百本，总共约两千五字左右。这是我国第一套较为完整、系统的中国当代作家作品的研究资料，是新中国三十年教育史和文学史上罕见的。”资料预计编辑作家专集有丁玲、马烽、巴金等四十九人，作品研究专集四十本左右。还要出多卷本《中国当代作家作品总目索引》和《中国当代作家作品评论总目索引》。 朱家信先生说，资料的整理，是“体现当代文学研究兴起、繁荣的标志”。而正是在资料的整理和文学史的编撰中，学者们有了很多新的发现和看法，因为当时没有专门刊物，就意识到创办一个刊物的重要性，于是有了《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这本期刊。 两篇文艺理论文章放在目录中间，就阐述的内容来说在当时是需要拿出极大勇气的。徐俊西的文章有为“写中间人物”这一文学创作方法正名的意思。邵荃麟1962年提出“应该注意写中间状态的人物”这一观点，在当时就是放在今天也是极有见地的。但两年后即遭批判，“文革”期间被列为“黑八论”之一，无人再敢提倡。徐俊西的这篇文章写于1979年初，当时人们还是“心有余悸”。因此文章说：“如何实事求是地从创作的实践上和理论上弄清楚这个问题，对于进一步肃清林彪、‘四人帮’在文艺领域的流毒，正确总结建国以来文艺战线的经验教训，更好地解放思想和繁荣文艺创作，都是十分必要的。”文章在驳斥了强加在“写中间人物”身上的种种谬论后，还意味深长地指出，在人物塑造上，必须破除英雄形象塑造中的唯心主义的东西，使人物真正地多样化起来。 潘旭澜的三则“艺术断想”都是谈艺术自身的规律问题。关于文艺的标准，他的观点是：“政治不能决定文艺的发展，整个社会生活和文艺自身的内部规律才能决定文艺的发展。”“人民大众既要求具有直接的政治内容的文艺，也要求虽然没有直接政治内容，但能帮助人们认识生活，提供美感享受，陶冶性情的文艺。”把文艺标准从政治标准的覆盖下提升出来，呼吁人们关注艺术规律，才有利于文艺的正常发展。潘旭澜就艺术规律谈了两个事情，一是创作和知识的关系，一是文艺创作的技巧问题。认为文艺家需要有广博的知识和创作技巧才能出好作品，他的针对性也是一目了然的。 极“左”思潮给文艺带来的灾难是深重的，文艺界一片荒芜，作家艺术家大多因言或因作品而获罪，失去创作的权利。拨乱反正，就是还人们以清白，重新赋予作家创作的权利，使文艺真正复兴起来。刊物用了三分之一的篇幅发表作家访谈和传记类的文章，告知人们文艺界的春天来了，作家们集体复归了，文艺新苗在暖风的吹拂下也开始抽芽了。 老作家如巴金，曾以种种名目而罹难，在文坛上消失了那么久，他的近况如何人们已不得而知了。在访谈中，我们既了解了巴金遭遇的苦难，更知道了巴金重新焕发的创作热情，要“写到八十岁!”“把时间夺回来!”巴金给自己定下了写作计划：“每年写一本回忆录式的散文集，就是现在在香港《大公报》发表的那一些，写一本短篇小说集，把赫尔岑的《往事与随想》翻译完，再写二部反映文化大革命中知识分子命运的长篇小说，其中一部的题目叫做《一双美丽的眼睛》，已写了几章手稿了。”这在当时确实是振奋人心的消息，也会鼓励更多的人投入到文学创作中去。 被访问的中年作家是邓友梅、王蒙、从维熙、刘绍棠这几个“五七战士”，他们于“百花时代”在文坛初露面便被赶下文坛，遭受到创伤，如今重归文坛，他们互相支持着，一时人们称誉他们为“四小天鹅”。“他们没有被二十多年的曲折吓得谨小慎微，而是英雄不减当年，敢想敢干，敢说敢闯，以少有的多产作家的面貌重新活跃在当今文坛。” 文学创作更年轻的一代人也受到了关注，1978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的获得者王亚平、莫伸、成一、卢新华、张洁，都是文学新人，刊物及时发布了他们的信息，让人们去关注新苗。如果以代际来划分文坛的局势，那么，我们就很欣喜地看到文学创作的老、中、青三代，在新时期的文坛上济济一堂，共同营造文学界的繁荣。 刊物还登载了一些作家作品的评论和评介文章，其中对旅美作家於梨华的介绍最值得一提。陆士清对於梨华的创作和生平做了简要的勾勒，就《又见棕榈·又见棕榈》的内容和艺术特色进行了较深入的解析，这算是较早的海外华文文学研究吧。由此可见，新建构的当代文学学科，对海外华文文学也是敞开的。 岁月荏苒，这本参与了中国当代文学学科建构的刊物虽然早已淡出人们的视野，但它的价值却是时光所冲不走的，特为此记述之。若有不周或错讹，还请方家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