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罗马条约40周年专栏 欧盟未来全球战略地位的三项决定因素，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罗马论文,条约论文,三项论文,欧盟论文,战略地位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本文给某国（或某集团，或某区域）全球战略地位下的定义包含两个方面，即主体战略地位和客体战略地位。主体战略地位是指，某国在特定时期内，在全球生活中，在政治、军事、经济和文化诸方面所分别占有的统治、控制、垄断、优势或一定份量地位，并且作为主体，运用这些力量和影响，以达到自己的目标的能力；客体战略地位是指，某国在他国心目中所拥有的份量，并被他国用来达到他国的目标。按照上述定义，欧洲共同体（现称欧洲联盟）在1957年3月25日根据《罗马条约》建立时，它的主体战略地位是相对薄弱的，而其客体战略地位却显得份量很重，乃是美苏争夺全球霸权的重点对象；时隔40年后的今天，形势出现了相反方面的变换，目前欧盟作为客体的战略地位虽然依旧十分重要，但毕竟已经相对有所减弱，而它的主体战略地位则相对有所上升。至于欧盟未来的全球战略地位如何变化，这正是本文所要讨论的问题。笔者把问题基本限定在主体战略地位上，认为欧盟未来的全球战略地位主要取决于下述三项因素，即第一，西方在今后全球发展进程中的地位和作用；第二，西方世界三个力量中心（北美、西欧、日本）的力量对比关系演变；第三，“第一欧洲”、“第二欧洲”、“第三欧洲”三个欧洲的发展前景及其相互关系。
一、西方在今后全球发展进程中的地位和作用
（一）在经济方面，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国家的作用”的改善。
1.自18世纪初开始已经持续发展了整整三个世纪的现代经济，主要同西方资本主义相联系，成就巨大，特别是在20世纪，发展很快。从世界经济年均增长速度来看，18世纪为0.5%，19世纪为1%，20世纪前半期为2%，1950—1985年间则为4.5%。当代人类社会文明的进步，受到在19世纪末、20世纪中被发现或发明的一系列重大科技成果的有力推动，包括电话、电气化、飞机、汽车、与疟疾作斗争的新药、脱氧核糖核酸的发现、核能、高速计算机、人类登上月球、个人电脑、染色体工程等等。与经济增长一样，在这些科技发展及其随后的应用过程中，西方国家一直处于主导的领先地位。现在的问题是，西方在未来的世界现代经济发展中还能继续起过去那大的作用吗？
2.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199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R.W.福格尔似乎对此作了比较乐观的回答。他在1995年温特图尔国际研讨会（WinconferenGG）上发表的一篇题为《世界经济走向何方》的演讲中，首先回顾了人类社会的经济发展史，认为自从二十多万年前人类（智人）最初出现以来，进展一直十分绥慢，直到一万一千年前，人类的状况几乎还没有什么变化。在其所存在的大部分时间里，人类居住在分布极广的各个群体中。每个群体都很小，几乎无法应付周围的环境，当时人口寿命仅为25岁。在公元前9000年时，世界人口大约只有七百万；那时英国的总人口只有一万。即使人类在大约一万一千年前发现了农业之后，发展进程依然是很缓慢的，例如，农业取代狩猎—采集，成为粮食的主要来源，用了大约六千年时间；第一批城市的出现用了五千年时间；文字的出现用了六千年时间；数字的发明用了七千年时间。只是在1700年第二次农业革命之后，不仅人口直线上升，而且在制造业、交通、贸易、通讯和能源生产领域等方面都出现了比农业更为突出的新的技术突破。因此，18世纪可以作为现代经济增长时代开始的标志。在此之前，人口几乎与收入同步增长，因而平均生活水平几乎长期没有多少改善。而在300年的现代经济增长时代，国民收入的持续增长已远远超过了人口的增长，其结果是整个人类的生活水平有了极大的改善。考虑到现代经济的质量在进一步迅速提高，范围在继续明显扩大，福格尔的结论是：“20世纪的经济发展和技术生理进步在下个世纪会继续下去，甚至加快步伐吗？我相信回答是肯定的。”[①a]
3.然而笔者认为，西方在未来世界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就西方世界内部因素而言，在很大程度上将取决于它今后能不能做好“强大有效的国家”和“发达健康的市场”二者的结合。过去人们往往强调必须要有“强大的国家”，但是历史和现实已经一再表明，国家管得多、管得细、管得严，看起来好象很“强大”，其实并不一定有效；过去人们同时强调必须要有“发达的市场”，但是仅仅到处市场兴隆，人头簇拥，投机盛行，其实并不一定健康。而从最近十七、八年的经验来看，自从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上台执政以来，西方国家的经济政策方针主流是倾向于强调市场，有利于企业主，包括减轻税收，简化规章制度，裁减雇员人数，消弱工会权力，鼓励创新企业等等，结果仍不足以使西方经济起色。因此，笔者认为，今后在继续重视市场的同时，恐怕更需改善国家的作用，包括一国内部的，和各国之间的。
4.人们自然会问：为什么改善国家的作用如此重要？我们不妨以美国为例来加以说明。美国哈佛大学教授、现任克林顿政府劳工部长罗伯特·赖克1991年发表了一部著作，书名与副标题结合在一起很有意思，书名全称是《国家的作用——21世纪的资本主义前景》（《The Work of Nations——Preparing Oursdres for 21st-Century Capitalism》）。赖克在书中深入分析了必须改善国家的作用的理由。他首先指出，美国经济正在转型，即从“高产量”到“高价值”的转换。本世纪初迅速发展的大规模机械化生产曾经是最佳的经济模式，规模的效益超过零散小量的效益，机械的效益胜过人力手工的效益。但是，科学技术带来的自动化、电脑化和信息化，以及随之而来社会生活的相应提高，使人们得以从数量转向质量，一般使用价值的质量转到省时省力的高附加值的质量；从千篇一律的统一规格转到因人而异的多样化乃至个性化。换言之，就是从商品的有没有和够不够，发展到是否结实耐用，再发展到顾客或使用者喜欢不喜欢。当然这并不是说数量和使用质量可以不要了。但是主要着眼点已经很大转移了[①b]。其次，赖克指出，世界经济正在全球化，它与上述趋势结合在一起，使美国经济和美国社会中的三类人（即常规生产人员、直接服务人员、符号分析人员）的作用、地位和关系发生变化。在国际化导致的高度竞争的全球经济中，信息是神经传递的讯号，金融资本是全身流动的血液，交通和通讯是连结各部分的管道。但真正的动力却是具有知识技能的人，以知识和技能取胜的人。符号分析人员是经济全球化的催生者，又是它的产物和受益者。他们在通讯、系统、金融、创意、项目、企业、资源、产品等领域，掌握着管理、规划、处理、开发、战略、方针、应用、研究等职能，头项着工程师、主任、设计师、协调者、顾问、经理、咨询者、计划者等头衔。在传统的民族国家中，这三类人相互依赖，容易在社区和民族国家的范围内找到共同的利益平衡。而现在符号分析人员日益溶入全球性国际化的经济网络，并无必要同民族国家利益始终一致，有时反而会有利益冲突。根据罗伯特·赖克的分析，符号分析人员虽然只占全美人口的五分之一，然而在经济上和政治上都处于优势的地位。其他五分之四的美国人主要由常规生产人员和直接服务人员组成，他们的状况日益相对恶化。这样便造成了美国社会的分裂。
5.在上述两大趋势的作用下，美国经济的核心和美国国家的作用都在发生变化。过去，美国经济的核心——500家工业大公司之类，它们始终是美国经济的象征，似乎是它们代表着美国经济的利益、美国国家的利益、美国人福利的来源，国家的经济政策首先旨在保卫这些大公司，美国劳工也采取合作的态度。而今，严格意义上的“美国经济”正在消失。××公司、××产品，究竟是“我们的”，还是“他们的”，或是“大家的”，越来越难以辨认了。剩下的只有美国社会，而它又是由分裂为上述三部分的人组成的。在这种背景下，国家的作用也必定会发生变化。赖克认为，将来美国对世界经济的贡献，主要取决于美国人具有创造高的新价值的知识和技能。而在对外经济关系方面，他主张推行“积极的经济民族主义”，即“各国公民负有基本的责任以提高自己国民的能力使生活变得充实和丰富，但也和其他国家合作以保证自己国家的改善不以牺牲他国为代价”[②b]。这就要求国家或者说政府拿出更多的钱来进行广义的公共投资，投资重点一是“流不走的”，二是“搬不动的”。所谓“流不走的”是指人才方面的投资；所谓“搬不动的”是指经济和社会基础设施方面的投资。而对于美国来说，国家债台已经高筑，那五分之四的美国人也不富裕，这就要求占五分之一的符号分析人员以多纳税等方式作出贡献。
美国和西方其他国家能做到这些吗？或者说它们到底能做到什么程度？西方近些年来在这方面的令人不容赞许的实绩（增长缓慢、财政困难、金融混乱、失业严重、改革受阻、西方国家之间矛盾加剧等等），也许多少已经给了人们一点启示。
（二）在社会文化方面，取决于西方社会道德堕落能否得到一定程度的抑制。
1.苏联解体和中欧东欧剧变，这一“共产主义失败”本应引起西方许多人士弹冠相庆。但是，事实上那里有不少人却显得相当冷静甚至悲观。美国前国家安全顾问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就是其中一位。他的这种情绪在其1993年出版的《失去控制：21世纪前夕的全球混乱》（《Out of Control:Grobal tormoil on the eve of the 21st Century》）一书中得到了充分的流露。人们为什么悲观？除了他们认识到“共产党的乌托邦的失败”并不是西方自由民主理想胜利的结果这一点之外，还清楚地看到，西方的“自由民主”社会正在失去吸引力，其重要原因之一是西方社会道德的堕落。
2.这种道德堕落集中表现在纵欲无度上。布热津斯基写道：“在先进、富裕和政治上民主的社会里，物质享受上的纵欲无度越来越主宰和界定着个人生存的内容和目标；对这个问题表示认真和正当的关注是不无道理的。‘丰饶中的纵欲无度’的概念基本上指的是，一个道德准则的中心地位日益下降而相应地追求物欲上自我满足之风益发炽烈的社会。与强制的乌托邦（指共产主义——笔者）不同，丰饶中的纵欲无度并不设想对被解救者创设一种永恒的社会天堂境界，而是在个人和集体享乐主义成为行事主要动机的背景下，主要着重于立即满足个人的私欲。界定个人行为的道德的下降和对物质商品的强调，两者相互结合就产生了行为方面自由放纵和动机方面的物质贪婪。‘贪婪就是好’……对于丰饶中的纵欲无度来说是恰如其份的座名铭”[①c]。这种纵欲无度的直接后果是，第一，失去了道德判断标准。人们认为，一个丰饶中的纵欲无度的社会，是无需强制的，也没有必要进行自我克制。但是，一个以自我满足为行事准则的社会也会成为一个不再有任何道德判断标准的社会。人人都认为有权得到他所要的东西，不论他应不应得到。这样一来道德判断就成为可有可无的了。而一个正常运转的社会，人们不仅必须要以“合法”与“非法”来判断自己的行为，而且还必须要以“正确”与“错误”来规范自己的行为。前者来自外部的强制，是外在规则，这是维护社会秩序所必需的；后者则是来自内心的道德观念，人们据此进行自我克制，这同样是维护社会秩序所必需的。在一个纵欲无度的社会里，而今人们只遵从强制，来自外部强加的强制，而不再注重来自内心的道德良知。对于这样的社会，有识之士不可能不为它的前途担忧。第二，把自由与责任分开了，权利与义务分开了。从传统上讲，自从法国革命和美国革命以来，自由的概念是在公民权利和义务范围内界定的，即在一种社会政治背景下对个人权利下定义，它也包含着对该背景应负的某些责任。然而，要自愿承担这些责任，就需要出于真诚的动机。有这种动机则需要具备甘心自愿服务、牺牲和进行自我约束的内在精神。爱国的公民权利义务乃是民主社会中对公民自由下定义的框架。而今天，这一定义已处于岌岌可危的境地[①d]。在一个放纵无度的社会里，对社会作出自愿承担或从事社会所期望的服务思想已经不吃香了。个人自由变成了毫无约束，只有在法律上界定为威胁到其他人实际的或物质的安全情况下除外。
3.然而，西方人士对西方社会道德堕落的担忧，更主要的还不在于上述两方面。而在于担心对西方社会失去控制，以及对西方（特别是美国）在全球的政治影响和“榜样力量”造成不利印象。英国《经济学家》周刊在1993年7月13日的一篇书评中写道：“（布热津斯基这本书）它的中心主题是深深地哀痛其同胞们的贪婪和自私，并对西方缺乏自我克制而无限悲伤。”这种道德败坏和堕落，其结果不仅是对社会行为失去了控制，而且可能会使西方政治观点的全球重要性丧失殆尽，因为“它们所展示美国价值观念的形象不大可能加强美国的全球声望”，“这类美国的形象所显示的极端庸俗和精神空虚，却使人们更加怀疑美国还能不能向当代世界提供更深刻的启示”[②d]。不仅如此，它还意味着，对美国特别的全球角色的真正挑战，越来越多地来自内部而不是外部。实际上，美国的主要薄弱部位可能不是被其对手的有形挑战所突破，而是被它自己文化形成的无形威胁所突破。因为这种文化在国内日益削弱、涣散、分化美国的力量乃至使其瘫痪，同时又引诱和腐蚀外部世界乃至使其异化和革命化[③d]。对于最后一点，布热津斯基进一步写道：“在共产主义后世界里，转向资本主义历程中的苦难很可能有损于民主伦理的吸引力。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就可能会纷纷向更加朴实和更具有严密约束力的信念（诸如突出种族地位、排外主义和宗教）中寻找寄托，而且由于对‘腐败和自私的西方’的失望和蔑视，热衷于这些信念的情绪更为炽烈”[④d]。除此之外，如果西方的这种纵欲无度和摆弄自身的欲望的势头得不到一点控制，而相比之下，在西方外面，亿万人口仍在为生存而苦斗，那将加剧日益深化的全球分裂中所固有的危险。
所有这一切，目的是在提醒西方的人们，“值此从未有过的大好时机，不使西方——特点是美国——精神危机来损害和毁掉西方对世界事务发挥积极影响之潜能，乃是十分重要的事”[⑤d]。然而，人们真的会这样行事吗？
（三）在政治方面，除了受到上述两方面源自西方内部因素的影响之外，还取决于西方外部力量兴起的情况。
在近代和现代史上，西方之所以能够统治世界达数百年之久，就是因为没有外部力量能在地球上与西方相抗衡。进入20世纪，由于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革命斗争的胜利，以及随后现代经济范围日益加速地扩展到超出西方的地域，并取得巨大成就，世界力量格局开始发生重大变动。近些年来，最引人注目的是东亚的崛起。对此，世人已经作了大量的分析，褒者有之，贬者有之，过高评价者亦有之。美国未来学家约翰·奈斯比特在其1996年新著《亚洲大趋势》（Megatrends Asia》）一书中提出了他自己的观点。
1.奈斯比特正确地看到了当今世界大趋势中一个新现象及其本质和影响。
这一新现象就是亚洲在崛起，而西方在相对衰落。“亚洲巨变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发展进程。不论对亚洲还是全球而言，它正一天天逼近。当我们迈向下一世纪之时，亚洲的现代化进程必将更新这个世界”[①e]。奈斯比特所得出的上述结论，是基于他对亚洲政治、经济、市场和竞争力等方面的分析。在政治上，亚洲已从西方统治中获得独立。当本世纪末澳门回归中国（1999年。在此之前，香港于1997年回归中国——笔者），西方在亚洲的优势将画上一个句号。在渡过了漫长的四个世纪之后，亚洲再次回到了亚洲人民手中。在经济上，35年前，东亚经济，包括日本，还只占世界总产值的4%，而如今已占到24%，等于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的总和，也与欧洲联盟相当。到本世纪末，如果发展趋势不变，亚洲经济将占到整个世界的三分之一。世界银行预测，亚洲将占到世界贸易发展总额的一半。这一预测也得到了英国《经济学家》周刊的印证：它计算出1974—1993年间发达国家的年均GDP增长率为2.9%，而东亚为7.5%；并预测1994—2003年间，这两个数字相应为2.7%和7.6%。其实，亚洲的崛起首先指的就是经济实力的增长，随之而来的在政治和文化上影响自然也会有所扩大。在市场吸收能力方面，亚洲有30亿人口，占世界人口一半以上，而据西方的概念计算，其中将有5亿人口属于“中产阶级”，倘若如此，亚洲的市场规模将是欧美的总和。在竞争力方面，亚洲在某些部门的产品方面目前已占优势。与此相对应的是西方的相对衰落，表现在它昔日的统治、控制、垄断、优势和份量地位的相对下降，在本世纪90年代以前，西方还在主宰一切，他们制定了“游戏规则”，而现在，西方阵营正在失去其原有的权力体系[②e]。
奈斯比特论述亚洲崛起的一些观点，与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教授、国际经济学家金德尔伯格最近出版的一本新著《世界经济大事：1500年至1990年》中的一个观点不谋而合。金德尔伯格在书中引用了荷兰一位历史学家的见解，这位历史学家提出了一条名为“被打断了的进步的法则”，即认为“任何创立一个高度发达的文明新阶段的国家都会遇到门槛或障碍，越过它前进是十分困难的，结果是，人类朝前行进的下一步不得不在世界的另外一个地方迈出”[③e]，而亚洲有可能成为这里所说的“另外一个地方”。
这一新现象的本质是什么？奈斯比特也作了中肯的分析。他写道：“亚洲的现代化不能被看作它的西方化过程，而应是它自己的‘亚洲方式’的现代化”[④e]；亚洲的崛起，还给世界展示出一种现代化的新型模式，当前亚洲发展的八在趋势，使奈斯比特得出了上述结论。这八大趋势是：从单一国家经济走向网络集团经济；从传统模式走向多种模式；从出口导向走向消费导向；从政府控制走向市场驱动；从乡村走向大都市；从劳动力密集走向高科技密集；从男权统治走向妇性崛起；从西方走向东方。
这一新现象的上述表现及其本质，影响巨大。除了已经提到的战略性因素之外，笔者在这里只想强调两点：第一，它将推动西方国家和人民与亚洲国家和人民的相互理解、尊重和合作，包括政治、经济和文化，离开亚洲的崛起，西方大概是不会这样做的；第二，它将推动西方国家的企业与亚洲国家的企业之间的交流和合作，看来这是作者写这本书的重要动机之一。
2.然而，奈斯比特在书中的有些观点还是值得讨论的。首先，作者是否有些高估亚洲的崛起。正当西方有人蓄意贬抑亚洲崛起的历史意义时，作者赞扬亚洲的发展有其积极意义。但是过高估计这一发展也是欠妥的。“当进入2000年时，在经济、政治和文化上，亚洲将跃居世界领先地位”；“许多亚洲人对我说，在与西方的经济马拉松竞赛中，他们终将会击败西方”；“‘世界’一词过去曾意味着‘西方世界’。今天，全球大趋势迫使西方人接受一个事实：东方在崛起。东方人和一些西方人已开始明白，我们正迈向一个亚洲化的新世界。操纵世界的轴心已从西方转入东方。亚洲曾经是世界的中心，现在它将重振昔日风采”[①f]。这里所作的“世界领先地位”、“击败西方”和“正迈向一个亚洲化的新世界”等断语，既不会成为事实，也不符合当代世界发展潮流。其次，作者强调中国强大会引起亚洲国家的畏惧和忧愿，以及下面的这样一些话是不能被接受的：“亚洲国家只有认识到与中国在政治、经济上的共同利益，并且承认它的至高权威，才能够与中国的崛起及领导地位协调发展。也只有这样才能减少这一地区间的冲突与不稳定因素”[②f]。中国从不追求“至高权威”，也不觊觎“领导地位”；中国今天和将来都是维护亚洲和世界和平与发展的一个积极因素。最后，对（海外）华人在世界各地力量的过高估计似也欠妥。诚然，华人资本对最近十几年中国大陆的经济发展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他们在东亚若干国家的经济生活中拥有一定的影响，但同欧美大公司集团力量与影响相比，显然是不能同日而语的。即使在亚洲，“海外华人集团势力”既不可能取代日本经济的地位与作用，更不可能将“开始控制该地区的种种决策”[③f]。
显然，奈斯比特的上述种种观点，无论是中肯的，还是不中肯的，其用意可能都是为了使西方清醒，并极早采取相应的有效对策。
总之，对西方在今后全球发展进程中地位与作用问题的判断，包含着一系列不确定的和确定的因素。笔者认为，在世纪之交时，从总的发展趋势看，西方的地位将会相对有所下降；而欧盟在上述各方面的处境并不比整个西方世界好些。
二、西方世界三个力量中心对比关系演变
（一）对现状的估计。
对当前西方世界的三个力量中心（北美、西欧、日本）的力量对比的估计，一百个研究者也许会提出数十种观点和论证。然而，笔者以为，至少有两个重要方面，论者的看法大体上是一致的：
1.正象有的西方学者所指出的，“20世纪是欧洲的最后一个世纪，在这个世纪里，世界事务基本上取决于欧洲的利害关系和被源出于欧洲的事件所左右。”[④f]确切地说，从稍长一点历史角度来看，欧洲的主体战略地位在20世纪头十年越过了它的顶峰之后，就开始并一直走下坡路；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欧洲大国”，包括英、德、法、意等，无一不论落成为世界权力结构中的二等甚至是三等国，即使在建立欧洲共同体（欧盟）之后，也无力从根本上扭转和改善这种局面——尽管在21世纪有希望稍作回升。
2.欧盟在西方世界三个力量中心的力量对比中的现状以及由此决定的全球战略地位方面，处境并不有利。1989—1991年世界形势巨变之后，整个欧洲（包括原苏联）在全球的战略地位至少是暂时地下降了；虽然欧盟在欧洲的地位明显上升了，但是欧盟在全球的战略地位，并无多少长进。这集中地表现在欧盟对当今世界存在的6个国家组群的影响力相当有限（除欧洲之外）。在对欧洲之外的北美、东亚、南亚、穆斯林新月形地区以及欧亚国家五个组群的影响力方面，欧洲的作用整个说来相对不强。以最强大的北美国家组群为例（包括西半球的其他地区），尽管美国的外来直接投资约有一半来自欧盟，进口的10%左右来自欧盟，但在政治、军事、经济和文化等方面，欧盟根本没有力量对这一地区发生重大影响，只是在南美几个国家影响稍为大些；再以最具活力的东亚地区为例，欧盟由于判断错误和其他一系列原因，长期轻视东亚的发展潜力，只是从1993年开始才主动采取措施，以弥补欧盟在东亚的“存在”严重不足。经过几年的努力，欧盟目前对亚洲的出口已占其出口总额的12—15%，对亚洲的投资也已占到其对外直接投资总额的3—5%（这里指的是累积数，就近年来个别年份而言，份额要略高一些，可达6—8%）。至于欧洲对亚洲的政治影响，主要由于欧洲自身力量的不足，迄今还是相当薄弱的。欧洲的这种地位，与美国，甚至与日本相比，显然都有一定的差距。美国是美洲的第一强国，又是世界第一强国，它的地位与作用勿庸赘述；日本是亚洲的遥遥领先的第一经济强国，至少在经济方面，它在东亚所起的作用不容低估；欧洲则不同，它目前没有一个国家具有这样的明显优势，“几个兄弟”各自逞能，如果拧不成一股力量，它们之中哪一国也起不了全球作用。
（二）未来可能的变化问题。
对欧洲目前全球战略地位所作的上述不甚乐观的估计，根据是什么？从政治方面来看，欧洲缺乏统一的政治意志（更谈不上政治联盟），甚至连一项共同的外交政策和安全政策都没有，军事力量方面也没有重大的独自行事的能力；在经济方面，70年代以后一直处于“落后”状态：年均增长率只有2%（日本4%，美国3%），科技综合评分大约只及日本的一半，而日本又只及美国的一半；职工的平均生产率以美国为100计，日本为53%，德国为90%（但德国职工的平均工资要比美国高得多），而根据美国麦金西国际研究所对德、日、美9个行业（汽车、汽车配件、金属加工、钢铁、电脑、家用电器、肥皂洗涤剂、啤酒、食品加工）的生产率差异所作的分析研究，结果是三国工人的生产率加权平均数为：美国100，日本83，德国79[①g]；在竞争能力方面，西方有人列出5项指标作为计分项目（自然具有局限性——笔者），结果是欧洲国家总体处于劣势（参见表1）；在就业人数方面，1970年以来美国新增加了4700万人，而欧盟总共只增加了900万人，结果是美国失业率降为6%左右，而欧盟则上升到超过10%。
表1. 西方主要国家竞争力比较
资料来源：〔英国〕《经济学家》周刊，1994年10月1日。
那么，欧盟今后究竟应该怎么做，才能使力量对比关系变得对自己有利，进而也有助于提高自己未来全球战略地位呢？笔者认为，欧盟，或者说“旧大陆”欧洲，需要有新方向。具体说来包括四个方面：
1.欧洲必须有新的“王牌”。这“王牌”主要指的是推进实现欧洲一体化，当务之急是按时、按质、按量实现欧洲货币联盟。美国有自己的王牌：军事实力，经济、科技与货币力量，以及国际影响。日本有自己的王牌：技术力量、经济和金融力量。欧盟自然也有若干王牌：经济实力（北美、西欧、东亚目前大约各占世界GNP的24%），集团依托，然而这些王牌显然不够强劲有力。欧盟改善自己处境的唯一途径是，在成员国政治稳定和经济繁荣基础之上，大力推进欧洲全面一体化。全面推进一体化，其好处在理论上是不言而喻的：在经济方面，按照切克奇尼的评价，欧盟统一市场会给欧盟经济“多增长”GDP5—7%，而按照鲍德温的估计，认为其效益可达切克奇尼预计的5倍[①h]；统一的欧洲货币带来的积极影响也许更大，它不仅是经济问题，而且显然已成为政治问题，可以说，如果欧洲统一货币失败，将意味着欧洲联盟的失败。欧洲经不起这种打击。实际上，欧洲一体化即使取得可观进展，欧洲依然离不开美国在欧洲的“存在”；倘使欧洲一体化成就廖廖，那么迫于人们对俄国和德国的担心，欧洲将继续不得不处于某种形式的美国“领导”之下。
2.欧洲需要有新的思想。这里主要指的是进行切实有效的改革。不进行革新，欧洲就没有前途。在未来一段时间里，革新的方向主要包含国家与市场的关系、国家与企业的关系以及国家与公民的关系；此外还有国家机构内部的改革，公司企业内部的革新等。为此，欧洲迫切需要统一的政治意志、国家意志和公民意志。改革的目的是，大力改善国家的作用，更好地发挥市场的作用，提高企业的创业主动性，振奋公民的自我负责精神，以及进一步提高对外开放程度以加大竞争压力与动力。从表面上来看，欧盟占了世界贸易的40%，地位似乎很高，其实，这其中70%是“内向”的（即欧盟、西欧内部的）贸易，对欧盟的改革压力并不大。从科技发展来看，欧洲的科技水平不低，理论研究力量相当强，实际研究成果也确实不少，但商业性应用推广上市较差，原因就在于欧洲的科技革命与机构机制改革并没有同步进行，而只有后者紧随跟上，才能达到提高生产率的目的[②h]。至于欧洲社会福利制度迫切需要改革，这已是一个不争的问题。人们过去在这方面看到积极因素较多，没有预见到其长期不加节制的发展的严重消极影响。以上所说的，笔者认为可以归结为两句话：过去人们只强调需要有“强大的国家和发达的市场”；现在看来应当是“强大有效的国家和发达健康的市场”，因为“强大”未必有效，“发达”未必健康。
3.欧洲需要发展新的领域。欧洲的经济与工业结构，极而言之，受19世纪的影响至今依然很大，因此欧洲目前在世界经济中，主要是在中高技术产品的某些领域占有优势。而在劳动密集型产品方面，欧洲竞争不过东亚和其他地区国家；在高新技术产品方面，欧洲敌不过美国和日本。例如，1994年在向德国专利局申请的微电子专利中，美国占517项，日本831项，而德国本国只有279项；在办公技术设备方面，德国申报70项，美国401项，日本7069项[①i]。应当说，欧洲的有识之士对此的含义是有清楚的认识的。
4.欧洲需要开拓新的市场。如上所述，迄今为止，欧洲的对外经济关系特别是对外贸易主要仍囿于欧洲地区内部，而这个地区又是一个经济发展缓慢的地区；世界生产总值的三分之二以上是在欧洲地区之外完成的。这种局面，不仅严重地影响了欧洲在世界其他地区的经济存在，而且也不利于扩大欧洲的国际政治影响。而欧洲未来全球战略地位在很大程度上恰恰取决于欧洲在外部世界的存在。要想改善这种现状，欧洲应当找出造成这种现状的原因和改进办法。例如，欧盟长期忽视东亚的原因很复杂，包括：欧洲人总是低估亚洲人的能力及其经济发展潜力；在一段时间里，欧洲企业忙于在欧洲统一大市场内站稳脚跟、扩大地盘；寄希望于原苏联地区和中、东欧国家的迅速复兴；德国则致力于解决被统一过来的东部地区问题；缺乏信息沟通；对日本在亚洲所占有的优势估计过高；对进入亚太市场的难度估计过重。自1993年以来，局面正在改善，但欧洲尚须进一步作出巨大努力。
关于欧盟必须作出努力，以提高欧洲未来地位的问题，莱斯特·瑟罗在其1992年出版的《21世纪的角逐》一书中作了简明的概括[②i]。瑟罗主要从经济角度出发，认为19世纪是英国称霸的世纪，20世纪是美国领头衔的世纪，而21世纪虽不是一个由一国雄居于他国之上的世纪，但仍会有一个世界经济的领袖。欧盟完全有希望承当这一角色，不过它必须履行两项条件：一是西欧经济应事实上实现一体化，同时一体化应迅速延伸到中欧和东欧；二是中欧和东欧的前共产主义经济须成功地转变为市场经济。这两方面的任务都不轻松。欧洲人能做好这两件事吗？
三、三个欧洲的发展前景及其相互关系
欧盟未来全球战略地位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第一欧洲”（西欧，本文实际上说的是欧盟）、“第二欧洲”（中欧和一些东欧国家）、“第三欧洲”（前苏联地区和另一些东欧国家）三个欧洲的发展前景及其相互关系。这一论点听起来似乎是不待多言的，然而实际上内中情节却相当复杂。
（一）三种可能设想的“第一欧洲”，究竟实际会是哪一种，或者什么都不是？
1.第一种可以设想的未来的“第一欧洲”，是指欧盟一体化进展顺利，包括在改革现存的机构和体制方面，在建立欧洲货币联盟方面，在为达到政治联盟，至少是共同的外交与安全政策所作的努力方面，以及在欧盟的“东扩”和“南进”方面，都取得巨大显著的成就；与此同时，欧盟继续保持甚至加固大西洋联盟的纽带，真正形成平等伙伴关系，包括美国在欧洲的军事存在，在美国大力推动和欧盟自身也需要的背景下吸收波兰、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斯洛文尼亚等国加入北约和欧盟，北约未来的“作用”范围扩大，以及欧美之间缔结一项贸易合作计划甚至联盟。这样一项计划甚至联盟，其矛头所向，既可能是为了进一步扩大美欧相互间业已存在的巨大经济利益和减少在美欧经贸关系之间迄今尚存的矛盾和壁垒，又可能是有利于加强美国在欧洲的地位和影响，也可能是为了欧美联手对付正在迅速崛起的东亚。第二种可以设想的未来的“第一欧洲”，是指欧洲在一体化各方面都取得巨大成就，力量明显增强，与此同时，大西洋联盟的纽带却进一步松懈，与美国闹独立性的姿态与行动强化。第三种可以设想的未来的“第一欧洲”，是指欧洲一体化进展迟缓，形不成一股统一强大的政治和经济力量，在这种情况下，欧洲要么充当美国的“小”伙伴，要么受到欧洲本地区某一大国（这里首先想到的是德国）或几国的极大影响，但是至少在5—10年内，谈不上出现“德国的欧洲”或其他什么国家的欧洲。笔者认为，上述三种可能都不会成为现实。未来的欧洲将是这样一幅画面：一体化逐步取得进展，个别方面还不排除取得较大成就；与美国继续保持联盟关系，但经常会显得若即若离，利益一致时“即”，矛盾纠纷时“离”；一、两个“欧洲大国”仍将在旧大陆起最重要的作用，有时候带头作用甚至扮演领导角色。显然，对于欧盟未来全球战略地位而言，最有利的是出现第一种状况，第二种次之，第三种再次。未来究竟会如何发展，人们尚须试目以待。
2.笔者之所以作出上述判断，是根据对“欧洲建设”目前所面临的任务以及为了达到这些目标所具有的动力和阻力所作的研究分析。
1）目前“欧洲建设”所面临的任务，归结起来，主要是以下三项：第一，使“欧洲构想”具体化，这里包括推进经济与政治一体化，特别是政治联合进程，没有政治联合方面的重大进展，欧盟未来的地位也难以显著提高；改革旧的体制和机构，创建新的合乎时宜的体制和机构；第二，处理好“东扩”和“南进”问题，首先是向一部分中欧和东欧国家开放；第三，对瞬息万变的外部世界的重大新发展作出恰当反应，这里主要是指：亚洲、拉丁美洲若干“新地区”的兴起，多边贸易自由化的下一步发展，资本和技术知识极大增长的流动性。欧洲未来全球战略地位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它在欧洲之外的外部世界的存在程度，为此，离开了对外部世界，特别是东亚、拉美某些地区国家迅速崛起事实的正确认识，并采取恰当的相应行动，是不可能的。而要做到这一点，不仅需要欧盟成员国的各自努力，还需要欧盟作为一个整体的积极奋进。多边贸易自由化能否进一步发展，欧洲内部统一市场肩负着重大责任，毕竟它占着国际贸易的40%，欧盟为此所作的努力，与其说为了别人，不如说首先有利于它自己。同时，也许更为重要的是，只有这样，欧盟才有资格继续参与制订世界贸易规则。依莱斯特·瑟罗在《21世纪的角逐》一书中所说的，似乎欧洲统一市场的建立已为国际贸易制定了规则[①j]，这是言过其实的。为了争取更大的发言权，欧洲尚须努力。至于资本和技术知识极大增长的流动性，实际上是当今世界政治经济生活中面临的一场变革，各国能否经得起考验，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各自的竞争能力，而在这方面，欧盟并不总是处于有利地位。在所有这些方面，欧盟既会同美国发生矛盾，同时又离不开与美国的合作。
2）面对上述任务，欧盟必须拥有足够的推动力量才可能实现。这些动力主要来自“压力”和“利益”两个方向。在1957年签订《罗马条约》时，所谓“压力”既来自“斯大林帝国主义”和“阻挡共产主义意识形态”[②j]，也来自为了抵制美国的霸权主义；然而，至少同等重要的还有来自战后欧洲的内部压力，特别是在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的深重灾难以后，欧洲的政治文化已经发生了重大的变化，“欧洲国家之间不要再打仗”成了政治家们甚至是公民的共识。所谓“利益”主要是指经济利益，它既来自当时各国已经取得的经济成就，借此可以互补，又来自实现一体化所可能带来和实际已经得到的重要好处，这是欧盟一再吸引其它欧洲国家加入的基本因素。
经过40年之后，今天推动欧洲一体化的力量，依然是“压力”和“利益”，但是具体内容已经变化了。在“压力”方面，首先是为了欧洲的未来全球战略地位。德国前总理施密特一再疾呼，“要知道，由于重量级的世界大国明晰可见地形成四角，即使较大的欧洲国家也被挤到边缘。同美国、俄国、中国或日本（主要由于它的储蓄率和资本输出）的份量相比，英国、法国、意大利或德国不过是中等强国。在全球舞台上演独角戏，这些国家没有一个能够成功地代表自己的政治—战略利益，无论是经济利益还是其他切身重要利益。”“因此，为了成长起来进入第五个世界大国的角色，它们要么需要密切地依靠美国，要么在欧洲联盟内部进行充分密切的合作。”[①k]人们可以对施密特把欧盟排行为老五提出异议，但他的观点是一清二楚的。第二方面的“压力”是为了欧盟的新的安全利益。考虑到中欧、东欧，特别是俄罗斯的现状，人们提出今后几年欧盟最大的对外政策和安全政策任务是稳定中欧和东欧的转型国家，看来也不算言之为过。说到底，为欧盟国家安全利益计，它们周围的邻国自然最好与西欧国家是同一种政治经济社会制度。最后第三方面的“压力”来自欧洲必须对外部世界的变化和进步作出正确有力的反应。所有这些，都是难题。
至于“利益”，无论是经济成就和经济利益两方面都呈现出比过去更为复杂的情况。欧共体40年历史发展表明，显著的经济成就和良好的经济形势总是一体化进展的重要动力，或者说是一项重要的前提条件。经济成就往往同时带来政治稳定。欧共体过去几十年在一体化方面之所以能取得可观的成绩，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欧共体及其成员国在经济增长、社会进步和政治稳定诸方面表现得比较良好；而政治稳定又同当年冷战背景下，过着安逸生活的公民们乐于采取平稳的中右政治立场态度有关。所有这一切，虽然决不能说已经成为历史陈迹，但毕竟目前的经济成就和经济形势对欧洲一体化的继续发展并不十分有利。仅就为实现欧洲货币联盟的长远利益，各成员国不得不暂时推行的紧缩政策而言，对欧洲经济的不利影响已经明显可见。据法国经济形势观察所最近公布的一份报告称，由于实行包括提高税率、削减开支等项内容的紧缩政策，1996年欧盟的经济增长要比不实行这些政策低1.2个百分点，1997年还将低0.8个百分点，其中法国两年总共下降2个百分点，德国跌落1.9个百分点，意大利减少2.7个百分点；而失业率则上升了1.1个百分点[②k]。人们现在期望形势会逐渐有所改善，特别在欧洲货币联盟一步步取得进展之后。
在经济利益方面，显然欧洲内部统一市场确实已给成员带来一些实际利益，但并没有象预期的那么多；建立欧洲内部统一市场和欧洲货币联盟的声浪，也曾引起了一个不大不小的投资热潮，但它也并未能有力地扭转欧洲经济不振的局面。而今，人们又在到处谈论建立欧洲货币联盟可能会带来的种种“实实在在”的好处：欧元能提高工商企业投资和经营规划的可靠度，因为在货币联盟中不再存在汇率风险；通过这种方式，欧元在那些面对开放的外汇市场的企业以及那些无力支付昂贵币值保证金以防汇率波动的企业间创造了均等的机会；欧元将有助于欧洲内部统一市场实现公平的竞争，由此在该市场起决定作用的是经营业绩而不是货币优势；欧元将使欧洲更加稳定，因为货币联盟对其成员国以及想加入货币联盟的国家的财政政策不断施加压力；欧元将发挥对其他货币的吸收作用，可以比马克更好地担负起稳定的基础货币的作用；欧元作为欧洲统一过程的核心，有助于防止欧洲向民族国家利已主义倒退；欧元有利于改善欧盟向中欧与东欧申请加盟的国家开放的先决条件，工业界将能从这一开放中获益[①l]。除了这些具体的利益之外，实现欧洲货币联盟自然还有更为重要的政治战略利益：它是对欧洲内部统一市场的必要的补充，是欧洲国家本世纪末的一项重大政治行为，也是同美国竞争的一个因素。欧元将是世界需要的另一种重要货币，这样，目前美元从中获益的某些不负责任的做法今后将难以实行。尽管有那么多的经济利益，但是，要想得到它们显然是要具备一系列条件和付出相当代价的。
3）“欧洲建设”一直是在动力克服阻力，阻力抑制动力的过程中逐步推行的。值得注意的是，有些因素时而是动力，时而又是阻力。下述的各项“阻力”几乎都是如此，例如法德轴心，“不等速”，个别国家反对，各国间利益争吵等。近年来，人们不时听到“法德轴心是否依然有效”的怀疑，认为在欧盟东扩、欧盟的联邦制结构、欧盟的“核心”等问题上法国都担心让德国占了上风。其实，法德轴心无论过去和现在都是欧洲一体化进程的带头者和发动机，特别是法国，舍此别无选择；德国至少在目前也没有更好的替代办法。一位法国外交官讲的一段话生动一描述了这一点：“法德关系的基本原则不会改变，这是一种基于利益关系上的联姻，而不是热恋的结果，它符合法德两国的共同利益。”[②l]“不等速”也是近些年人们重新搬出来的老话题，客观地说这是久已存在的现实，欧洲货币体系、申根协议等等都反映了在欧盟内部的确存在着“不等速”的发展。人们既可以把它看成是阻滞欧洲一体化的阻力，如果人们认为欧洲一体化必须所有成员国都“齐步走”才算是成功的话；也可以把它看成是推进欧洲一体化的动力，如果人们把欧洲一体化工程看成是一个逐步发展的过程，有能力者先行，相对落伍者随后跟上，最后达到成功的话。自然这里确实有个别国家在基本立场和一系列重大问题上总是持反对态度，英国表现最为突出。据《欧洲政策论坛》说，英国政府对提交1997年7月举行的政府间会议讨论的148项建议中，持反对的有98项。而德国只拒绝接受其中的29项建议，法国39项，丹麦35项，芬兰40项，瑞典42项[③l]。这些数字表明，在欧洲一体化进程中，始终存在成员国之间的利益差异以及由此引起的矛盾。值得注意的是，自1989—1991年世界局势大变动之后，这些矛盾又具有一些新的特点，主要是：冷战在欧洲基本消逝后，西方国家之间的内聚力相对下降，各国比以前更为自己的利益而争斗；随着欧洲一体化的进展，其内容日益深化，有些涉及到主权问题，达成妥协的难度增大，例如欧盟拖延已久的体制改革和机构革新问题、建立欧洲货币联盟问题等；前苏联解体、中欧东欧剧变、华约消亡、北约变化，引起了一系列新问题，对此，有关各方利益不同，态度各异，协调更加困难，其中包括北约和欧盟东扩问题，德国、英国、荷兰倾向于欧盟东扩，但南欧人另有想法，希望同时“南进”，他们担心东欧廉价产品进入、担心欧盟的各种补贴被人分享、怕德国影响扩大，但是无论如何，东扩是不可避免的，只是时间先后问题。
综上所述，面对“欧洲建设”目前所面临的重大任务，阻力不少，但动力依然强过阻力；然而这些动力不足以保证充分实现“第一欧洲”理想的短期和中期目标，欧盟暂时还改变不了它过去40年的历史轨迹，仍将象一艘航船，在大小风浪中颠簸行进。
（二）“第二欧洲”和“第三欧洲”的发展前景及其与“第一欧洲”的相互关系，对欧盟未来全球战略地位关系重大。
1.“第二欧洲”（下面主要指中欧）和“第三欧洲”（下面主要指俄罗斯）的政治稳定和经济繁荣符合“第一欧洲”的利益。
目前，“第二欧洲”正走在西方愿意看到的“政治民主化”和“经济自由化”的道路上。从历史角度来考察，“第二欧洲”的西化是可能的。这一地区国家与欧盟国家鉴于同一社会制度结成联盟的进程正在步步进展。这就是为什么欧盟已同波兰、匈牙利、斯洛伐克、罗马尼亚、保加利亚等国签订了联系国协议，并热情欢迎它们加入欧洲联盟的原因。这不仅是为了经济利益，更是为了政治安全的需要。
至于俄罗斯，至少从目前状况来看，离政治稳定和经济繁荣还有相当一段距离。历史经验表明，要把俄罗斯“西化”是相当困难的；而在经历了七十多年的社会主义事业之后，难度就更大了。因此，西方对俄罗斯的态度是，既怕它变得明显强大，也担心它过于孱弱。使俄罗斯处于一种不强不弱、不稳不乱、不团不散的状态，并同它建立“友好伙伴关系”之为的不冷不热的关系，以确保西方，特别是欧盟国家的安全需要和地缘政治利益，是西方追求的目标。
2.“第二欧洲”和“第三欧洲”与“第一欧洲”经贸合作潜力不容低估，这有利于欧洲经济发展前途。
众所周知，在1989—1991年世界局势巨变后的头几年，“第二欧洲”和“第三欧洲”的经济都处于相当困难的境地。即使如此，到1995年，俄罗斯、波罗的海三国、乌克兰、白俄罗斯、乌兹别克斯坦和哈萨克斯坦同德国西部的进出口贸易（分别为126亿马克和139亿马克[①m]），已经接近或超过中国同德国的相应数字（106亿马克和159亿马克[②m]）。至于德国同中欧东欧（19个国家，3.5亿人口）的贸易在1996年中总额将达到约1200亿马克，分别占德国总出口的8.2%（中国占1.5%）和总进口的9%（中国占2.5%）[③m]。在吸引外国投资方面，“第二欧洲”和“第三欧洲”起步较晚，但发展不慢，1991—1995年间中欧东欧国家已吸收外资300亿美元，其中波、匈、捷三国占了220亿美元[④m]。
“第二欧洲”和“第三欧洲”与“第一欧洲”经贸合作潜力之所以不可小视，是因为它们不仅拥有强大的经济力量及其互补性质，而且还因为它们之间已经建立了一系列有效的联系渠道，包括“联系国”资格、自由贸易协定、专门的机构和各项计划等。中欧6个联系国（波、匈、捷、斯洛伐克、罗、保）的几乎所有工业品从1995年1月起进入欧盟市场，可以享受免税待遇和不受配额限制。只有钢铁产品除外，对钢铁产品在1995年末之前还实行非常低的关税。目前，实行极低关税和放松配额限制的还有纺织品和服装，这种情况最晚持续到1997年末。实际上，欧盟市场对绝大部分纺织品和服装的进口已经放开；而农产品、食品和渔业贸易则享受优惠待遇。波罗的海国家根据1995年1月1日生效的自由贸易协定也享受同样待遇。欧盟对中欧联系国实行的“经济援助改造计划”将财力集中用于有限的几项符合受益国要求的计划上，1990—1994年间该计划预算总额达到42亿欧洲货币单位。欧洲投资银行到1994年12月为止，已批准57项投资申请，总值为27亿欧洲货币单位，主要用于基础设施项目并向中小企业和工业项目提供资金。欧洲复兴开发银向中欧东欧国家提供资金，支持宏观经济政策，尤其用于恢复支付平衡。到1994年未为止，欧盟共提供14笔这类货款，总额为28亿欧洲货币单位。欧洲煤钢联营也提供了2亿欧洲货币单位货款。此外，科研合作专项计划每年预算亦达数千万欧洲货币单位[①n]。
欧盟未来全球战略地位取决于上述的许多确定的和不确定的因素。在世纪之交，既不能排除欧盟的世界地位有上升的可能，更不能排除有继续下降的可能。然而，即使是出现后一种局面，也是相对的。自资本主义制度在西欧北美确立以来，它们之间的国家力量对比经常发生变动，但没有一个国家是绝对衰落的。欧盟在政治、经济、科技技甚至军事等领域，它的绝对份量都将会进一步增长。
注释：
①a 福格尔：《世界经济走向何方？》，1995年版，第33—35页。
①b 参见罗伯特·赖克：《国家的作用——21世纪的资本主义前景》，1994年中译本译者序，第Ⅱ—Ⅵ页。
②b 罗伯特·赖克：前引书，第315—316页。
①c 布热津斯基：《失去控制：21世纪前夕的全球混乱》，1995年中文版，第75—76页。
①d 同上书，第79—80页。
②d 同上书，第82页。
③d 同上书，第159页。
④d 同上书，第94页。
⑤d 同上书，第241页。
①e 奈斯比特：《亚洲大趋势》，1996年中文版，第2页。
②e 同上书，第2—6、246页。
③e 转引自〔美〕《波士顿环球报》1996年4月21日。
④e 奈斯比特：前引书，第264页。
①f 奈斯比特：前引书，第2、5、8页。
②f 同上书，第249页。
③f 同上书，第6—7页。
④f 布热津斯基：前引书，第57页。
①g 转引自〔美〕《交流》季刊，1994年第3期，第56—57页。
①h 转引自周新民主编：《欧洲统一大市场的建设及其影响》，1992年版，第45—47页。
②h 参见〔美〕《幸福》杂志，1994年6月27日。
①i 〔德〕《时代》周报，1995年12月1日。
②i 莱斯特·瑟罗：《21世纪的角逐》（Head to Head），1992年中文版，第214—215页。
①j 莱斯特·瑟罗：前引书，第57页。
②j 参见〔德〕《时代》周报，1994年9月30日。
①k 〔德〕《时代》周报，1995年1月13日。
②k 〔法〕《世界报》，1996年8月10日。
①l 〔德〕《商报》，1996年7月4日。
②l 〔美〕《时代》周刊，1995年1月16日。
③l 〔英〕《卫报》，1996年8月5日。
①m 〔德〕《世界报》，1996年7月13—14日。
②m 〔德〕《商报》，1996年6月25日。
③m 〔德〕《商报》，1996年7月20日。
④m 〔保加利亚〕《资本报》周报，1996年8月5—11日。
①n 〔罗马尼亚〕《经济论坛》周刊，1996年3月21—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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