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时期与社会主义现代化新时期的比较研究_邓小平理论论文

延安时期与社会主义现代化新时期的比较研究_邓小平理论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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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共产党77年的奋斗历程中,有两个使中国革命和建设发生重大转折,出现历史性大发展的时期:一个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延安时期,一个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正在经历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

这两个历史时期所处的社会性质、主要矛盾、历史任务各不相同。本文之所以要把它们放在一起加以比较研究,是因为当年各抗日根据地以陕甘宁地区为代表,是抗日民主的模范根据地,是新中国的雏形。边区作为相对独立的特区,其政府内部的机构设置及其职能皆具有国家政权的性质,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等方面积累了一定的执政的经验,这个新民主主义制度的社会中生长着许多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因素。还因为,两个历史时期在历史地位、社会运动基本规律、形成的经验教训和许多具体做法上有着许多的共性特征与联系。将两个历史时期进行比较研究,有助于我们从中探索中国革命和建设的一般规律,以使在今后的现代化建设中更为能动地把握历史规律,正确制定大政方针,确定政策和策略,使我们的事业做得更好。

一、两个历史时期之共性

人类社会历史往往有惊人的相似之处。一般讲,这种相似并非简单的重复,而是在原有基础上的发展,或称“螺旋式上升”。从廷安时期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正是这种发展运动。在此,从两个时期宏观和微观的直观比较上,分析它们之间所存在的共性。

1.两个时期的出现,都是历史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

中共中央长征初到陕北时,中国革命处于一个非常困难的低潮时期。这是由于此前中国共产党在理论上还比较幼稚,党内“左”倾教条主义的影响严重。就全党而言,对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的发展规律了解得很肤浅,还不善于把马列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从而导致了1927年和1934年两次重大失败,革命陷于低潮。惨痛的教训,说明了客观地认识国情和寻找中国革命规律的重要性。遵义会议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在中央的领导地位,保证党能够从我国的实际情况出发,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指导下,创造性地解决中国革命的发展道路和战略战术问题,挽救了党、红军和中国革命,为延安时期的大发展奠定了组织保证。遵义会议是民主革命时期中国革命生死攸关的转折点。

与上述历史进程相类似,在进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之前的29年间,我们党也犯了“大跃进”和“文革”两次大的错误,都使社会主义事业遭到大的挫折。这也是由于党在独立地寻找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道路的过程中发生“左”的严重偏差而造成的,是在错误理论指导下的错误实践。现实呼唤从理论思想上彻底清理“文革”时期和多年来党内“左”的错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从思想上解除了“两个凡是”的束缚,重新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指导方针,拨乱反正,果断地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作出了把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全会为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创造了最基本的前提条件,成为社会主义时期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点。

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在党的历史上,由于马克思主义的教条理解或曲解,对中国国情不能准确把握,从而导致了重大错误和挫折,而后通过对历史的深刻反思,才实现了对马克思主义的正确理解和对国情的准确把握,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走上了正确的革命和建设的道路,并取得胜利。这是两个历史时期形成的共同轨迹。

2.两个时期历史进程的基本规律,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

第一,从思想理论上看,两个历史时期都经历了思想解放运动;都对过去导致失败的“左”的倾向和对马克思主义的曲解进行了彻底澄清;对过去的历史重新作了客观的公正的评价,认真总结经验教训,分别形成了统一全党思想认识的关于历史的决议,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的思想方法得到了重新回归。在正确理论指导下,重新正确认识国情、社会性质,由此确定革命和建设的任务、实现的途径与方法,不断创新改革,并在不断实践中形成正确的思想和理论,即毛泽东思想与邓小平理论,它们都是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实现的重大飞跃,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不同历史时期的新发展,分别被作为党的指导思想而写入各时期的党章之中。

第二,在组织上,形成了坚强的以无产阶级优秀人物为核心的领导集体和一大批优秀的干部党员队伍,这是事业取得胜利的组织保证。遵义会议在事实上确立了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党的七大选举毛泽东为中央委员会主席,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为书记处书记,形成中共第一代坚强的中央领导集体,使全党在组织上达到空前团结,为夺取战争的最后胜利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全国胜利而奋斗。在这期间,加强了党的思想、作风、组织建设,大力培养了懂理论会实践的各类各级人才。七大时,全国已有121万党员, 比中央初到延安时的4万党员扩大了30多倍。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 就党的指导思想和实际工作而言,邓小平已经成为党中央领导的核心。在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领导下,中国进行全面的改革开放。在干部问题上,大规模平反冤假错案,使300 多万名干部重新走上工作岗位;调整和充实领导班子,废除干部终身制,有步骤地实现了新老干部的交替。十三届四中全会上,江泽民成为中共中央总书记,形成了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这代领导集体保持了路线、方针、政策的连续性和全国社会政治稳定的局面,把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推进到历史新阶段,并在各个领域取得巨大的成就。党的十五大确立了向新世纪胜利迈进的行动纲领,产生了以江泽民为核心的跨世纪的新的中央领导机构,带领全党和全国人民正在迈向新世纪。

3.两个时期革命和建设的实践,在许多基本方法上也非常相似。

第一,改革创新伴随历史时期的全过程。延安时期,实行的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经济、文化,本身就是开创性的事业。中国共产党人朝气蓬勃,勇于开拓创新,积极探索新民主主义革命和建设的规律,创造性地实行了共产党领导下的“三三制”新型政权形式,并与当时广大国统区实行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政治体制共存共处,这是我国现代较早出现的“一国两制”的形式,是中共在延安时期开放创新的尝试和成果。边区实行了一系列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经济政策和经济组织,吸引外援外资,保护工商业,发展自由贸易,多种经济成份与多种分配方式共存,不断解放生产力。边区废除封建的腐朽的旧文化,而代之以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新文化。在社会发展上,兴利除弊,革除陋习陈规,代之以文明进步的生活方式,社会风气健康文明向上。而社会主义现代化时期则更充满了改革创新。从包括农业经济、宏观经济调控、金融外汇、财政税收、计划、工商管理、市场流通、价格、企业制度、所有制结构、住房制度、社会保障等等在内的经济体制,到包括政府机构、组织人事制度、用人制度、党政职能分开等等在内的政治体制,以及科教文卫体等各方面,都经历着彻底而深入的改革。

第二,出台新政策时,先试点,总结经验而后推广。延安时期进行的土改、双拥、整风、大生产、劳模、合作社等运动,以及三三制政权、精兵简政等等,都是先试点,抓典型,总结经验,然后全面推行。在现代化建设新时期,搞开放,也是首先开放深圳、厦门几个沿海城市,在取得成效和经验后,才逐步开放其它沿海港口城市和沿江沿边等省会城市。农村经济体制、国有企业、养老、医疗、住房等各项改革,都是先试点,再由点到面逐步铺开。

第三,抓住经济建设不放松。延安时期,边区在财政经济上曾遇到极大困难。党中央确定边区的中心工作是以生产为第一,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减税让利,发展农业,发展公营经济以促进工业发展,发展商业流通,搞活经济。大生产带来显著成效,为抗战和解放战争的胜利准备了必要的物质基础。在新时期,党中央抓住主要矛盾,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各项工作服从并服务于经济建设,使国民经济稳步增长,综合国力大大加强,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

第四,多种经济成份共存,多种分配方式并行。陕甘宁边区适应经济发展水平,公营经济,合作社经济(股份合作),个体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和机关、学校、军队所有的自给经济等,多种经济成份共同发展。边区政府掌握着金融、外贸等国民经济命脉。公营经济在整个国民经济中居于主导地位,是国民经济的领导力量,引导和帮助其他经济在新民主主义的范围内充分发展,它们互为依存,相互辅助,共同发展,是新型的国家经济模型。由这种混合的经济结构所决定,自给自足、按劳分配、按资分红、工资制、供给制、津贴制等多种分配方式并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国有、集体、个体、私营、外资等多种所有制经济得到了共同发展,这就必然形成了按劳分配为主,多种分配方式并存,按劳分配与按生产要素分配相结合的分配制度,这是适应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分配制度。

第五,大力发展教育、科技事业。中共中央到陕北后,十分重视发展文教科技事业,把教育列为边区的两大中心任务之一,以干部教育和社会教育的各种形式发展教育事业,提高干部、群众的文化水平;边区建立有自然科学研究会,其下有农学、化学、生物、航空、气象、机械等10多个学会;有自然科学院、农业试验场,开展科研工作,普及科学知识,在促进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边区重视知识分子,吸引了大批知识分子来到边区,在各条战线上发挥了重要作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党中央特别重视教育和科技工作,强调“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四个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的现代化。各类科研机构、科研事业大力发展。在经济增长中,科技因素的贡献率在逐步提高,在变粗放经营为集约经营中,科技因素占了很大比重。

4.两个历史时期皆取得了辉煌成就

中国革命经过延安时期13年的发展,取得了巨大成就,概括地讲,中国共产党推动中国革命实现了两次重大的历史性转变;中国革命力量实现了由小到大的飞跃发展;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走向成熟,形成了自己的科学理论体系和指导思想——毛泽东思想;确立了毛泽东在全党的领袖地位,形成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形成了一整套优良的传统和作风;中国共产党积累了领导新民主主义国家政权的初步经验,培养了一大批懂经济、善管理的优秀人才。中共中央初到陕北时,中国革命处于一个非常困难的低潮时期,但13年之后当中共中央离开陕北时,形势已发生了根本性的转折,人民解放战争已取得决定性的胜利,为新中国的建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之后仅一年多时间,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以势如破竹之势,推翻了国民党在中国大陆的反动统治,社会主义的新中国巍然屹立于世界东方。

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实现了党的工作重心的转移,结束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左”的错误。全党全国人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锐意改革开放,逐步找到了一条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按照这条道路,20年来我国的经济建设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伟大成就,人民生活基本达到小康水平。党的十四大以来,我国的经济发展和改革开放步伐明显加快,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到十五大召开时,我国工业产值新增30多万亿元,钢产量突破亿吨大关,粮食年产量接近万亿斤大关,大中型电厂发电量连续5年每年增长1000万千瓦小时以上,居世界前列, 我国综合国力迅速增强,从80年代的世界第11位进入世界6强。现在, 我们又按照“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规划的蓝图,向着新的目标前进。

二、两个历史时期之联系

两个历史时期不但存在着许多共性,而且在历史发展的长河中又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延安时期所形成的延安精神, 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巨大精神宝藏。

延安精神是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继承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而逐步形成发展起来的一整套优良传统和作风。其主要内容是:实事求是,解放思想,理论联系实际,一切从实际出发;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同群众保持最密切的联系,相信和依靠群众;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独立自主,锐意创新;批评和自我批评,勇于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维护团结与统一,坚持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等等。延安精神体现了时代的本质特征,符合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方法论和认识论,符合中国共产党人的思维方式、价值取向、行为规范、理论基础。因此,它的历史价值绝不因时代的更新而逊色,在今天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仍然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前无古人,极其复杂而艰巨的伟大事业,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崭新课题。这就要求必须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解放思想,改革开放的延安精神;始终相信和紧紧依靠广大人民群众;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争取外援而不依赖外援;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培养社会主义“四有”新人,提高整个中华民族的思想和科学文化素质,教育广大党员干部和群众,发扬延安时期的优良传统和作风。改革开放20年,我们取得的每一成就,都离不开延安精神的继承与发扬。

2.延安时期产生形成的毛泽东思想,是邓小平理论发展的基础。

任何一个科学的理论,都是在先前理论和实践的基点上进行总结、升华、发展的结果。马克思主义既继承前人又不断发展,马克思主义在其发展中是连续性与阶段性、过程性与前进性的有机统一。毛泽东思想是在党领导的把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变成社会主义新中国的革命过程中形成的,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继承和发展;邓小平理论是在中国由不发达的社会主义国家变成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实践过程中形成的,是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两大理论产生的时代和所要回答的问题不同,但二者有着必然的继承与联系。具体地讲,它们都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过程中形成或创立的,都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发展成果。其思想精髓是一致的,即实事求是,解放思想。其基本立场也是一致的。都把关心群众切身利益,满足人民实际需要,视为自己的历史使命。

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不仅在指导原则、性质方向、根本方法上保持了一致性,而且在很多基本原理和重要思想内容上也保持了连贯性。没有中国革命的胜利,就谈不上社会主义建设问题;没有毛泽东等老一代革命家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艰苦探索和经验的积累,也难以形成今天的邓小平理论。邓小平坚持恢复、丰富发展了毛泽东在探索中国式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中形成的一系列重要思想,在新的实践基础上对毛泽东思想有关社会主义建设等重要思想有了重大升华提高,进行新的理论创造,从经济、政治、科技、教育、文化、军事、外交等各个方面全方位地整体推进,开拓了马克思主义的新境界。总之,毛泽东思想为邓小平理论提供了必要的基础,邓小平理论是对毛泽东思想的继承与发展。

3.延安时期许多具体的经验为当代提供了借鉴。

延安时期在根据地建设上,有许多被实践证明是行之有效的做法,在当代仍然值得借鉴。如在经济基础方面,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存,多种分配方式并行;发现、树立典型,发挥劳模、先进工作者的示范带动作用;凡重大政策出台前,先试点,总结经验教训,然后逐步推广;不拘一格引进资金、吸引人才;政策灵活,因地制宜,不同地区实行不同政策;实行利于经济发展的财政金融政策、工商税收政策;加强农业基础地位,增加农业投资;加强道路等基础设施建设,等等。在上层建筑方面,巩固和发展统一战线,保证民主人士参政议政;加强民主法制建设;精兵简政,加强公务员队伍制度建设;开展拥军优属与拥政爱民运动;普及国民教育,以公办、民办多途径发展教育,提高国民文化素质;文艺工作者深入农村、工厂、部队广大群众之中,为人民大众服务,教育鼓舞广大人民更加积极地为抗战和建设事业的胜利而斗争;在广大城乡普及科学知识,革除陋习,破除迷信,净化社会风气,提高人民大众的觉悟和文化水准,坚持两个文明一齐抓,培养文明健康积极向上的生活方式,等等。

凡此种种,在现代化建设中也都继续沿用,只是在新的时期时代,在具体形式、范围、规模上有很大不同,许多具体的做法更为成熟,更富有时代特征。应该承认,延安时期在各方面许多具体的实践经验,也是发展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宝贵精神财富。

三、几点启示

纵观延安时期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的光辉历程,研究党的事业运动规律,必然得到如下启示。

1.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把马列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是党的事业成功兴旺的法宝。党的历史说明,什么时候把马列主义同中国革命实际结合得好,从国情出发,革命和建设事业就兴旺发展;什么时候党内教条主义、主观主义盛行,革命和建设事业就必遭失败或挫折。党的历史还说明,思想解放不能一劳永逸,要不断解放思想,永远坚持实事求是。目前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国仍然是一个生产力还很落后,市场经济体系还正在建立中的不发达的农业大国,在这样的国度进行开创性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新课题,任重而道远,必须从国情出发,增强和提高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坚定性和自觉性,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去观察、认识和处理国内各条战线的问题和各种国际事务,不断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

2.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唯一能够带领人民走向独立、统一、民主、富强的领导核心,必须坚定坚持共产党领导的信念。建党77年特别是十一届三中全会20年来,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辉煌成就有力证明,中国这个人口众多、经济文化落后的大国,没有党的领导就不可能有全民族坚强统一的领导核心,就不可能动员和组织全国人民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共同目标而奋斗,也不可能形成一个有利于改革和建设的长期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和社会环境。现代化建设、人民的团结、社会的安定、民主的发展、国家的统一,都要靠党的领导。尽管前进道路坎坷不平,党也犯过一些错误,但中国共产党有能力领导全国人民将一个充满生机与活力的中国带入21世纪。中国共产党是中国人民当之无愧的领导核心。我们必须坚定这个信念。

3.坚持不断改革、创新、开放。改革创新,是一个社会充满活力,不断发展的动力。延安时期的各项事业都是创新的事业,顺应了人民的愿望和时代潮流,因而最终取得了革命的胜利。新时期的改革开放使中国走向世界,完全改变了过去封闭性地域性的弊端,现代化事业飞速发展。当前,正进行一场深化改革的攻坚战,我们必须从初级阶段的实际出发,积极探索,大胆试验,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努力寻找能促进生产力快速发展的生产关系的具体形式。扩大开放,吸收和借鉴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使改革开放的成果不断深化与扩大。

4.在实践中不断丰富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马克思主义是正确揭示客观世界特别是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科学,它始终严格地以客观事实和人民群众的社会实践为依据。而实际生活总是在不停地变动中,因此马克思主义也必定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展。在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践是一个逐渐深化,全面推进的历史进程,是不断创造新经验、新成果的过程,这是当代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邓小平理论取之不竭的源泉。邓小平理论在今后的实践中还会继续得到丰富和发展,党的十五大在这方面已作出了突出贡献。我们要高举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旗帜,以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际问题为中心,着眼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运用,深化对实际问题的理论思考,着眼于新的客观事实和新的发展,形成有科学根据的新观念、新理论,真正不断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

5.抓住机遇,发展自己,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动摇。这是两个历史时期顺利发展的关键所在。今后,仍然要抓住有利时机,集中精力把国民经济搞上去,以实现现代化的宏伟目标。

6.加强党的自身建设,永远保持与人民群众的密切联系并自觉接受人民群众的监督。人民群众是党的力量源泉和胜利之本,能否与人民群众保持密切的血肉联系,直接关系到党的兴衰和事业的成败。在党的十五大上,江泽民进一步提出党要管党,从严治党,不断提高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的任务,这是坚持党的领导,密切党和人民群众关系的必要前提。只有不断加强和改进党的自身建设包括廉政建设,才能把党建设成为带领广大群众实现现代化的坚强的领导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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