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期中国图书馆学的发展与变革（二），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图书馆学论文,新时期论文,中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2 图书馆学的新兴研究领域和新兴学科
70年代末以来，以图书馆工作流程为主线索的图书馆学受到了很大冲击，研究重点发生了一些变化，传统学科也出现了分化和重组，使得一批新兴学科和研究领域异军突起，大大地丰富了图书馆学的体系和内容。
2.1 图书馆哲学研究
正如P·巴特勒在《图书馆的参考作用》一书中所说的：“有的馆员不喜欢，也不相信理论。……他们担心——并非没有原因的——我们追求职业的哲学会导致对实践价值的忽视”[43]。事实正是这样，在中国，关于图书馆哲学的研究是在80年代以后才开始引起学界的注意的。当时有人翻译了美国著名图书馆学家谢拉的著作，并以“图书馆哲学”为题在国内发表[44]。90年代后，图书馆哲学研究在我国有了一定的发展。据笔者调查，迄今我国发表的关于图书馆哲学的论文已达12篇以上。
90年代图书馆哲学研究在我国的兴起，有着深刻的学术背景。从宏观上看，世纪之交的社会科学在新的坐标空间展开，分析和综合不断走向系统化。这种趋势不仅表现为各学科间的高速渗透和融合。从微观上看，它与我国图书馆学理论面临发展困境、图书馆事业面临的生存和发展危机有密切的关系。正如周文骏教授所指出的，我国“图书馆事业建设上出现的种种问题，重要原因之一是对客观事物的本质属性和规律没有正确的把握，而这种正确把握正是图书馆哲学的任务”[45]。可见，图书馆哲学作为一种新的构建，它的任务就是通过图书馆学与哲学的结合，开展对图书馆理论和事业的哲学研究，揭示出对图书馆发展规律性的认识。它的出现是时代的需要。
考察我国的图书馆哲学研究，可以看出，目前的研究工作主要集中于对图书馆哲学的内涵的探讨，也有的是对图书馆学做一些哲学性的思考。关于图书馆哲学的含义，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
——认为图书馆哲学是关于图书馆本质规律和方法论的学科。它一方面是图书馆实践和图书馆学理论研究的总结，另一方面也是哲学原理在图书馆学领域的应用[46]。
——认为图书馆哲学就是图书馆学基础理论，主要研究图书馆领域的有关原理、理论、原则、规律、方法等问题，解释图书馆领域的各种现象，说明图书馆领域的某些问题[47]。
——认为图书馆哲学就是图书馆学的理论基础[48]。
——认为图书馆哲学有多层含义，一是图书馆事业的宗旨和目标，二是图书馆学领域的基本理论问题，三是图书馆和图书馆学涉及到的哲学问题[49]。
——认为“图书馆哲学就是图书馆人……深思图书馆现象时获得的一种思维深处的感悟与理解”[50]。
——认为“图书馆哲学就是关于图书馆的哲学理论，……它研究图书馆领域提出的各种哲学问题[51]，等等。
不难看出，我国图书馆学术界对图书馆哲学的理解还是肤浅而不系统的，且尚未取得共识，距建成图书馆哲学的内容体系还显得十分遥远。因此，加强图书馆哲学研究，努力建立我国的图书馆哲学体系仍是摆在我国图书馆人面前的重要任务和艰巨使命。
2.2 图书馆信息化研究
图书馆信息化就是应用现代信息技术，使图书馆的自动化、网络化、数字化水平逐步提高，向适应信息社会的现代化图书馆转化。以计算机为核心的信息技术的进步，带动着图书馆自动化的发展，使图书馆信息化成为可能。多媒体、光盘技术的应用以及数字化电子出版物的出现，改变了图书馆的信息存贮、传递和检索方式；计算机网络技术的应用打破了图书馆的封闭管理模式，图书馆自动化系统向着开放式的社会化服务方式转变；尤其是全球信息高速公路的建设和发展，使得信息资源以数字化的电子信息形式在网络上提供服务，形成数字图书馆或虚拟图书馆，极大地改善了信息服务的质量，实现了信息资源的共享和互补。图书馆信息化研究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的内容：
2.2.1 图书馆自动化建设与研究 我国图书馆自动化建设大致经历了3个阶段：①试验阶段（1978～1982年）：1978年，南京大学开始“南京大学图书馆系统”(NDTS-78)的研制；1980年，清华大学图书馆在DJS-130机上进行了图书流通管理、多用户联机书目检索等项目的试验；1981年，北京西文图书机读目录协作组研制成功利用LCMARC磁带编制西文图书目录的模拟系统。②单项业务系统阶段（1983～1987年）：随着试验系统的成功与PC的发展，有条件的图书馆开始购进PC用于图书馆的业务管理。据统计，截至1987年底，已有234所高校图书馆在不同程度上应用了计算机[52]。但此阶段开发的系统大多为单业务系统，且大部分只能处理西文图书和期刊。③集成系统阶段（1988年后）：由于微机性能成倍提高和中文信息处理技术的发展以及各种中文系统平台和软件开发工具纷纷面世，图书馆界在成熟的单业务系统基础上开始将高档微机和中小型机用于集成系统的开发。在随后的几年里，共有数十种集成管理系统研制成功并通过鉴定。90年代，一些系统得到推广应用并实现了商品化，如文化部的“ILAS”系统，国家图书馆的“文津图书管理系统”等等。上海图书馆、清华大学、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等则引进国外先进软件，经汉化、改造后使用。全国一大批图书馆实现了自动化管理。图书馆界对图书馆自动化的作用、地位、如何发展、建设方法等问题也进行了比较深入的探讨和研究，并基本达成共识。
2.2.2 图书馆网络化建设与研究[53-54]图书馆网络化是把区域、跨区域和跨国的图书馆自动化系统，通过通讯线路连接，形成图书馆的广域网。这种广域网是开放性的，不仅各子系统间可以互访，还可同其它网络互联，因此，网络化是图书馆自动化进一步发展的突破口和关键。通过网络，可实现图书馆之间、图书馆与其它网络间的信息资源共享、传递和利用，并使图书馆和其它信息行业融为一体。
近年来，我国图书馆网络建设取得了显著进展。1991年，以中山图书馆为中心的珠江三角洲公共图书馆自动化网络(ZSLAIS)计划开始实施，至1994年5月，已建成三级结构的地区图书馆网。1994年，云南省大学图书馆计算机管理系统(YULCS)一期工程进入测试阶段，该网络将联结整个云南地区高校图书馆。中科院、北大、清华文献信息共享网络(APTLIN)建设工程已经起动，其近期目标是实现公共书目检索、联机编目和馆际互借管理。广东省高教厅和江苏省高教系统正在抓紧区域性高校图书馆文献信息网络的建设，并取得了阶段性成果。以CERNET.为依托的高校文献信息服务系统建设已经起动，其目标是通过建立文献信息资源子网，以全国性和地区性文献信息中心为节点，连接“211工程”高校，并与国外文献信息系统广泛联网，形成中国高校教学与科研的文献保障体系。但是，目前我国图书馆信息网络建设的理论研究还很滞后，缺乏有组织地对事关全局的理论、方法和应用进行研究，理论引导不力。图书情报事业的领导部门也很少拿出统摄全局、切实可行的方针政策和办法，对图书馆和信息工作人员的思想、工作指导乏力。
2.2.3 电子图书馆、数字图书馆研究 我国对电子图书馆的研究始于80年代中后期，主要是译介国外论著[55-56]。进入90年代后，研究电子图书馆的论著日益增多，至1999年已达120余篇[57]。早期卓有成效的研究者当推杨宗英教授。1993年，他在《大学图书馆学报》连续发表了数篇电子图书馆的力作[58-61]，为后期的学术研究和建设奠定了基础。近年来，人们对电子图书馆的发展和实践作了较为现实的分析和研究，提出了一些令人信服的观点和未来发展模式思路[62-64]。尤其是汪冰博士的《电子图书馆理论与实践研究》[65]，内容涉及广泛，对电子图书馆的概念和定义、电子图书馆产生的思想基础和现实背景，电子图书馆实验及其经验分析，理论模型和技术基础，电子图书馆对传统图书馆的影响以及尚待解决的电子图书馆课题等，作了精辟入微的研究。在实践方面，1993年清华大学等高校即开始建设电子阅览室[66]；近几年，电子图书馆已如雨后春笋般地发展起来。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一个由文化部牵头，中国国家图书馆等众多单位联手合作，诸多专家学者共同参与的宏大文化工程——中国数字图书馆工程已在积极筹备之中[67]。
此外，关于信息资源的数字化、网络信息资源的组织与管理等也作了一定的研究和探讨。
2.3 标准化建设与研究
在图书馆走向资源共享、自动化、网络化和数字化的过程中，标准化问题日益成为图书馆界关心的焦点问题之一。标准化最重要的一点是数据的标准化和规范化。没有数据的标准化，资源共享将成为一句空话，自动化、网络化的优势也无从发挥。
20余年来，图书情报界在情报语言使用上的一个可喜现象是走向统一。目前，全国图书馆使用《中国图书馆图书分类法》的已占95%[68]，该法事实上起了国家标准分类法的作用。在主题标引方面，《汉语主题词表》于1979～1980年编成出版，其在图书馆界的使用率也相当高。此外，融分类和主题为一体的《中国分类主题词表》也已于1994年出版，进一步完善了我国检索与标引体系。
在图书馆工作自动化形势的推动下，特别是在1979年“全国文献工作标准化委员会”成立后，我国的著录标准化工作也很快进入了全面发展时期。不仅对AACR2和ISBD[,s]系列规则进行了系统的介绍和研究，还在ISBD[,s]的基础上，结合中文的特点制订了适用于各类型文献著录的GB3792系列文献著录国家标准[69]。此外，自1982年颁布国家标准《文献目录信息交换用磁带格式》(GB2901-82)和1986年发表《中国机读目录通讯格式》（初稿）以来，国内机读目录的格式已基本趋于一致，已经运行的自动化系统都采用了CNMARC和LCMARC作为中文和西文文献的书目数据格式。
针对中文数据处理的规范化，国家图书馆建立了电子汉字属性字典系统。字典收录近7万个汉字。系统不仅提供规范化的排序、字音转换、代码转换、异体字连接等功能，还能提供汉字的各种属性信息[70]。
近年来，图书馆系统的硬件和软件，尤其是软件的标准化开始受到人们的重视，如OPAC检索命令与人机界面等，这关系到图书馆自动化的进一步发展。
在网络技术的推动下，以集中式联合目录、馆际互借系统和种类文献传递系统为代表的信息资源共享体系迅速发展。与这类体系有关的协议和标准，如网络服务与协议ANSI/NISO Z39.50标准[71]、开放系统互联环境下馆际互借协议ISO10160/10161国际标准[72]以及数字收藏的著录格式[73-74]等，我国学界都已有专门介绍。
10余年来，为适应图书情报工作现代化的需要，学界制订的国家标准已达50多个。成绩虽然不小，但仍存在着不少问题。其中最为突出的是一直未能把标准化的理论研究提到议事日程上来。缺少指导标准化实践的理论，必然会影响到标准化整体水平的提高。为解决这一问题，近年来图书情报界发表了一些理论性的文章，但这些文章提出的问题还比较分散，尚未形成系统的理论。从目前的情况看，标准化理论方面应加强以下几个方面的研究[75]：
——标准化对象特性的研究；
——语言文字对标准化的影响研究；
——标准化学科体系的研究；
——尽快建立指导情报文献工作标准化的基础理论，等等。
2.4 发展战略研究
80年代中期，基础理论研究开始进入低谷。理论与实践的脱节也导致了对图书馆学理论研究的普遍责难。图书馆学研究者们逐渐认识到理论研究不能脱离中国图书馆事业的实践和现实，因而代之以图书馆事业发展战略的研究。1986年，黄纯元发表《我国图书馆事业战略的若干思考》一文[76]，认为要改变我国图书馆学研究的现状，一方面应降低图书馆学研究中的某些研究层次，把更多的力量放在那些富有生命力和现实意义的课题上，另一方面要加强图书馆学理论的“中介化”和“操作化”，并重视对宏观现实问题的研究。该文的发表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加之《国书馆》杂志征文活动的推动，迅速掀起了图书馆事业发展战略研究的热潮。
该时期发展战略研究主要从3个方面展开[77]：①战略研究的基础理论，主要研究图书馆与社会的关系；②战略研究本身的基本理论问题，包括战略思想、战略道路、战略发展原则等；③战略发展方案，如目标、途径、手段、措施等。由于发展战略研究是对以前理论研究的批判和反思，所以研究者们理应将发展战略研究的重点放在战略方案方面。但事与愿违，研究者们把研究重点放在了前两个方面。90年代后，中国图书馆界又面临经费短缺、效益降低的困境。人们在寻求理论与实践最佳结合点的过程中，更加关注对于宏观现实问题的研究，包括图书馆事业发展战略、管理体制、有偿服务、文献资源合理布局、协调开发等方面。由于研究方向选择的错误，发展战略研究在批判理论脱离实际的同时，自己最终也在一定程度上陷入了“脱离实际”的泥潭。但是，发展战略研究还是在一定程度上扭转了我国图书馆学研究中存在的理论脱离实际的倾向，并吸引了众多的研究者以强烈的社会责任感来关心图书馆事业的建设与发展，为图书馆事业发展的宏观决策提供了思想依据。此后，战略研究一直是中国图书馆界的研究热点之一。
2.5 图书馆改革研究
图书馆改革研究主要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是宏观上的图书馆事业管理体制改革的研究，二是微观上的图书馆运行机制改革的研究。
图书馆事业管理体制改革是我国图书馆事业改革的重要方面，也是其它方面改革的基础。十余年来，针对我国图书馆事业条块分割、各自为政、行业整体管理涣散的弊端，图书馆界同仁在加强集中指导与管理的必要性上已达成了共识。但对于集中管理的内涵与职能则存在两种不同的理解。一种观点是主张加强集中管理，呼吁建立一个隶属于国务院的国家行政机构来统管全国的图书馆事业。随着我国社会体制改革的逐步深化，这种把行业管理的希望寄托在政府行为之上的观点似乎已越来越脱离实际。另一种观点是主张实行集中指导下的分散管理体制。持这种观点的文章大多具有雄辩的说服力，因而日益引起了人们的注意[78]。
图书馆经营机制改革是80年代末期开始的，当时各种不利于图书馆事业发展的因素纷纷出现，中国图书馆事业与前几年的图书馆事业发展比较，明显显得不景气。如何走出这种境况，是改革的主要目标。我国图书馆学理论界与实践界，从各自的角度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和做法。理论界以“经济实体论”和“一馆两业论”为最有影响。经济实体论的核心有两点：①市场经济体制是图书馆由文化事业单位转变为经营性的经济实体的主要依据；②图书馆具有产业属性，开发信息资源，形成信息商品，并以此为依托，将图书馆办成经济实体。“一馆两业论”的主要内容是“一个图书馆下属有两种不同性质的单位——事业单位和企业单位”，“以事业为主，企业为辅，以企业补事业”，一个班子，两套人马，两线作战。一部分人是公益服务型，另一部分是事业经营型。抓好主业，开拓副业，发展产业[79]。
2.6 图书馆学的新兴学科群
图书馆学是一个不断发展的学科。发展不但表现为论著数量的增长，也表现为各分支学科的不断变化和新兴学科的不断涌现。进入80年代，鉴于我国图书馆学理论方法的贫困状况，许多图书馆学研究者出于发展图书馆学、完善图书馆学理论体系的良好愿望，创立了一批以“学”命名的新学科。据文献[78]报道，“至今共形成了60门图书馆学新学科分支。”赵春旻先生通过广泛采样统计发现，“在图书馆学的研究范畴中，被研究者涉猎的已近300门学科，仅心理学在图书馆学中的移植渗透、嫁接组拼就有几十种，……各种专业图书馆学和应用图书馆学几乎已渗透到社会上所有的行业和社会团体”[80]。笔者对图书馆学学术论著和国家图书馆MARC数据进行了调查，并按调查结果的学科形成方式，把它们概括为以下3种类型（见表1）：
经过时间的洗礼，上述学科中有的今天已经不存在，有的学科则得到了发展。这些学科从一个侧面反映了80年代以来我国图书馆学的研究状况。综合考察上述学科，可以得出如下粗浅认识：
表1 图书馆学新兴学科的3种类型及示例
因研究领域深化或因引入其他学科理论或
其他学科
扩展而形成的新学科
方法而形成的新学科
理论图书馆学
图书馆社会学
知识学
发展图书馆学
图书馆经济学
文献知识科学
未来图书馆学
图书馆社会教育学文献交流学
古代图书馆学
读者心理学
文献信息学
情报语言学
图书馆数学
文献利用学
图书采访学
图书馆统计学
文献工程学
医学图书分类学 比较图书馆学
文献信息管理学
藏书组织学
比较目录学
信息资源学
读者咨询学
文献计量学
信息管理学
电脑管理图书馆学图书馆工效学
信息资源管理学
图书馆读者学
图书馆卫生学
信息系统管理学
图书保护学
图书馆环境学
知识信息管理学
期刊学 图书馆公共关系学……
医学、生物文献方法学
图书馆心理学
医学文献检索学 咨询心理学
宏观图书馆学
图书馆评价学
各种专门图书馆学（军队 图书馆建筑学
图书馆学，科学图书馆学 ……
等十余种）
——我国图书馆学研究中存在着严重的泛化现象。这种泛化一方面表现为盲目地扩大学科的研究范围，另一方面表现为一些研究者随意性地把某一学科与图书馆学加以组拼和嫁接，以建立各种所谓的“新学科”，如“图书馆卫生学”、“图书馆环境学”等。因泛化而生成的新学科由于不是以社会需要为动力，往往仅有学科名目而无科学内涵，因而不为图书馆工作实践所接纳，也不为图书馆学家所认可，便自生自灭了。
——图书馆学已深化和开拓出一些独立的分支学科，如“理论图书馆学”、“情报语言学”、“宏观图书馆学”等，进一步完善了图书馆学的理论体系，丰富了图书馆学的内涵。
——通过引进其他学科的理论或方法，产生了一些新兴学科，如“比较图书馆学”、“图书馆统计学”、“图书馆经济学”等，这一方面丰富了我国图书馆学的体系和内容，另一方面也说明我国图书馆学已走出封闭状况，跟上了当代科学发展的潮流。
——些尚未成为独立学科的图书馆学研究领域被冠之以“学”，如“图书馆读者学”只不过是“图书馆读者工作”的现代翻版，“医学、生物文献方法学”等论述的不过是这些专业领域的文献检索方法，等等。把未成“学”的研究领域冠之以“学”，反映了研究者们试图追求图书馆学理论体系完整的心态。
——有的学科只是图书馆学的一个流派，如“知识学”、“文献知识科学”、“文献交流学”。而另一些学科则是科学集成化、整体化的产物，如“文献信息学”、“文献信息管理学”、“文献利用学”就是从不同的角度对图书馆学、情报学、档案学和出版发行学进行集成而产生的，它们实际上是图书馆学的上位学科。“信息资源管理学”则是在信息交流与传播理论（包括图书馆学、情报学、档案学、传播学、经济信息管理等）基础上，把信息系统管理、记录管理等纳入自己的理论体系，是在更高层次上的集成，已远远超出了图书馆学的范围。
新兴学科的大量涌现在一定程度上活跃了我国图书馆界的学术气氛，也给图书馆学研究增添了一抹亮色，但却并未因此而得到学术界的齐声喝采。特别是在90年代以后，批判已多于颂扬。人们批评80年代的图书馆学研究“从总体上讲是激情浪漫多于理智深思”，“突出的误区表现莫过于我们以极大的热情和精力构建‘××图书馆学’和‘图书馆××学’。结果是似乎什么都可以说明，但面对图书馆工作实际又什么都说明不了”[81]。客观地说，我国图书馆学研究在一定程度上的确存在着“追风赶潮”、“浅尝辄止”等不良现象，但这种批评却又完全忽视了我国图书馆学研究所取得的成就，是有失公正的。我们认为，考察新时期我国图书馆学的新兴学科应注意两点：①要看到创立新学科的探索性。正如爱因斯坦所言，“科学家在创立科学理论时，免不了要自由发明科学概念，这些新的科学概念能否被逻辑所证实，所产生的新理论是否具有实践价值，这在研究者提出新学科时是无法通晓的，只有在以后的实践中加以证实，这是研究的一种探索行为”[82]。可见，在科学探索中，有的新学科提出时由于缺乏严密的逻辑和内容体系而未能成立或被承认，完全是一种正常现象。②要注意新学科产生的时代背景。正如范并思先生所说的，我国的图书馆学“理论家们面对陈旧泛力的理论和大片的理论处女地，在急行匆匆的开拓过程中，表现得确有些焦燥。但后来的批评者们似乎不能体会大变革时期人们创建新学科的真实冲动，批评时忽视了新学科产生的理论环境”[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