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学类高频被引文献的浅析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
王树森 李 钢
摘 要： 改革开放40年是中国经济学快速发展的黄金时期。中国经济学不仅从萌芽逐渐走向成熟，而且形成了一系列权威性和引领性的经济学期刊和经济学研究阵地。本文从发表量和被引量的视角，对390篇高频被引文献的来源机构、来源期刊、第一作者、文献研究内容进行了系统分析和总结。结果表明，1979～2017年经济学文献发表量年均增长速度为19%；形成了一系列权威性的学术期刊，如《经济研究》《会计研究》《中国工业经济》等；于光远、蔡昉、林毅夫、杨瑞龙等一大批经济学学者在中国经济学发展进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科研院所和高校成为中国经济学发展的前沿阵地。
关键词 ：发表量 被引量 来源机构 来源期刊 第一作者
中国经济学的快速成长很大部分是基于改革开放的成功。改革开放的实践活动不仅为中国经济学的研究提供了丰富的现实案例，也促进了中国经济学与世界经济学的交流与借鉴，激励国内外经济学者提出新的问题、展开新的思考，并涌现出大量优秀的研究成果，为改革开放的经济实践提供指导、增加助力。改革开放的成功不仅使中国经济获得更好、更快、更高质量的发展，而且使中国经济学逐渐走向成熟，在世界经济学领域发挥着独特的作用。
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经济实现了腾飞，并进入了一个黄金发展时期。从量的指标来看，国内生产总值由3679亿元增长到2017年的82.7万亿元，年均实际增长9.5%，远高于同期世界经济2.9%左右的年均增速；[注] 习近平：《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新华网，2018年12月18日。 从质的指标来看，中国的工业所有制结构实现了单一公有制经济到多种所有制经济并存的跨越。与此同时，中国经济学也进入一个快速发展的黄金时期，从总量上看，经济学类文献年发表量从1979年4000余篇增长到2017年57万余篇，年均增长速度为16.9%：1979～1994年间，经济学类文献年均增长速度达到34.2%；1995～2013年间，经济学类文献年均增长速度有所下降，为7.9%；2013年之后年文献发表量呈下降趋势，年均增长速度为-5.2%。[注] 本文数据来源于中国知网19个经济子专辑1979～2017年经济学类文献年发表量，起始时间为1979年1月1日，截至时间为2017年12月31日。 从经济学文献研究内容来看，改革开放40年来，微观经济学和中观经济学一直是中国经济学研究的重要领域，宏观经济学的文献比重较低；近十年来，我们发现高频被引文献的研究内容偏向于更加微观和更加中观的问题，宏观经济学由于供给侧改革等研究热点的兴起而比重有所上升。
被引频次客观地测度了文献的价值。发表文献被引用体现该文献内容具有价值，被引频次越高，说明该文献价值越大，影响范围越广。每年发表的经济学类文献数量众多，但被引用的只是其中一部分，能被多次引用的更是少数，被引频次较高的经济学类文献在一定程度上能代表该学科在其发表年份或被引用年份的研究方向，研究其被引用量的变化、来源期刊的分布以及内容结构的分布，均能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中国经济学在改革开放期间的研究走向与变化轨迹。
一、高频被引文献在发表量视角下的统计与分析
(一)高频被引文献学科构成的分析
以中国知网为数据来源，选取19个经济子专辑为范围进行高级检索，对1979～2017年间每年发表的经济类文献按照被引频次进行降序排名，选取前十名进行统计分析。由于样本对象是每一年发表的论文，因此，在分析中也是以时间为线索探究改革开放40年来经济学类文献的发表状况。我们对1979～2017年每年发表的经济学类文献进行统计，被列入统计范围的经济类文献有390篇，内容包括宏观经济管理与可持续发展、经济理论及经济思想史、经济体制改革、经济统计、农业经济、工业经济、交通运输经济、企业经济、文化经济、信息经济与邮政经济、服务业经济、贸易经济、财政与税收、金融、证券、保险、投资、会计、审计19个经济子专辑。[注] 选定19个经济子专辑后，截取1979～2017年间每年被引频次最高的十篇文章构成本文的文献数据库，39×10=390，共390篇高频被引文献。390篇文献信息针对中国社科院经济学部委员发表文章情况进行了部分调整。
(二)高频被引文献来源期刊和报纸的分析——基于发表量
经统计，1979～2017年发表的高频被引文献共390篇，来源期刊和报纸共104种。[注] 本文高频被引文献均指每年被引频次排名前十的文献。 其中，来自《经济研究》的文献有139篇，来自《会计研究》和《地理学报》的文献各有31篇和21篇。高频被引文献发表量达到2篇及以上的期刊和报纸有34种，其名称及篇数如表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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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文献篇数为2篇及以上的来源期刊和报纸
续表
390篇文献中，来自《经济研究》的文献比重超过35%，年均篇数为3.56篇；而居于第二位的《会计研究》只占到了8%，年均篇数为0.79篇，远小于《经济研究》高频被引文献所占的比重。这表明《经济研究》在整个中国经济学的发展过程中起到极其重要的作用。下面通过年度数据统计分析《经济研究》高频被引文献在1979～2017年数量分布的变化。
我们对1979～2017年发表的前十篇高频被引文献中来源于《经济研究》的文献数量进行统计并绘制出折线图(见图1)。由图1可知，1979年、1980年和1981年，发表在《经济研究》上的高频被引文献的数量还比较多，年均4篇；1982～1991年，每年发表在《经济研究》上的高频被引文献的数量较少，年均1.4篇；1992～2010年发表在《经济研究》上的高频被引文献数量有所波动但总体较多，年均5.7篇；2011年和2012年有所下降，年均2篇；2013年以后，每年发表的高频被引文献中没有来自《经济研究》的。
图1 1979～2017年发表在《经济研究》上的高频被引文献数量
我们基于被引量来分析高频被引文献的来源机构排名(见图8和图9)。
图2 1979～2017年高频被引文献来源期刊种类
由图2可知，改革开放初期，经济学类文献逐渐增多并发表在各类期刊中，逐步形成具有权威性的经济学期刊。1979～1991年，高频被引文献年均来源期刊为7.7种，除《经济研究》外，《会计研究》《经济管理》《地理学报》《地理研究》《城市规划》《经济地理》《中国经济史研究》《经济社会体制比较》等期刊都具有较大的影响力；1992年之后，改革开放进程逐步加快，中共中央正式确立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与此同时，经济学类文献发表数量逐年递增，《经济研究》《会计研究》《中国工业经济》《改革》《管理世界》《金融研究》等期刊逐渐成为经济学领域具有权威性与代表性的期刊；1996～2007年，《中国工业经济》等6种期刊的年均被引篇数为9.3篇，2003年、2004年和2007年的高频被引文献来源期刊只有这6种；2008年之后，中国经济学的发展出现了新气象，经济学类高频被引文献的来源期刊不再局限于《经济研究》《会计研究》《管理世界》等权威性期刊，而是来源于各种优质经济学期刊，如《世界经济》《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南方金融》《经济学(季刊)》《审计研究》等，甚至2011年之后，来自《经济研究》的高频被引文献寥寥无几。2013～2017年的高频被引期刊和报纸如表2所示。
表2 2013 ～2017年高频被引期刊和报纸名称及篇数
续表
如表2所示，2013～2017年，高频被引期刊和报纸年均种类是8种。来自《中国工业经济》《改革》的高频被引文献各有3篇，来自《会计研究》的高频被引文献有1篇，这五年的高频被引文献中没有来自《经济研究》《管理世界》《金融研究》的。随着中国经济学的发展，经济学界涌现出更多具有文献价值的优质期刊，高频来源期刊的种类也越来越多，这也表明中国经济学正在走向成熟，中国经济学的前沿阵地越来越多、越来越广(见表3)。
表3 高频被引文献的来源期刊和报纸专辑分类
欧美政治取向的变化从制度层面上并没有改变布雷顿森林体系的总体特征，因为在1945年之后，布雷顿森林协议基本上在西方各国的议会得到了通过，因此，以美国为代表的国际金融资本很难在制度上根本改变国际经济秩序的制度特征。但是，它们还是利用第二次世界大战初期布雷顿森林体系运行中的困难，尝试着对国际经济秩序进行某些修正，其中最为重要的有两次:
(三)高频被引文献来源机构的分析——基于发表量
madhyama‹ka›mañjari samāptā || kti (sic!) paita abhayākaraguptapādānām || ||[47v7]
图3 高频被引文献第一作者来源机构篇数排名
图4 高频被引文献第一作者来源机构篇数排名
注：不细分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科学院等具体的研究院所。
再者，美国对伊朗的制裁规则较一般法律文件具有更强的灵活性。这主要是考虑到制裁涉及的外交和政治复杂性，要为美国政府留下操作空间。例如，在判断构成受到制裁的“重大交易”问题上，制裁规则要求财政部综合考虑交易的数量、金额、频率等因素做出判断，并没有规定明确的判断标准③Iranian Financial Sanctions Regulations, 31 C.F.R. §561.404.。同时，其制裁方式也具有多样性。例如，在违反“次级制裁”的情况下，国务卿和财政部有从12项惩罚措施中任意选择5项对相关主体进行制裁的权力。
(四)高频被引文献第一作者的分析——基于发表量
通过分析高频被引文献的第一作者(见表4)，我们可以了解到哪些学者的研究在中国经济学发展过程中起着重要的作用，这些作者也处在中国经济学研究的前沿位置。
如表3所示，在经济学类高频被引文献中，我们发现其文献不仅来自《经济研究》《会计研究》《中国工业经济》等经济与管理科学类期刊，也有大量文献来自《地理学报》《社会学研究》《人民日报》《上海交通大学学报》等非经济类学术刊物和报纸，共94篇，占比24%。[注] 非经济类期刊和报纸：《地理科学》《地理科学进展》《地理学报》《地理研究》《国家行政学院学报》《行政管理改革》《机械工程学报》《科技导报》《科学通报》《农业考古》《热带地理》《瞭望周刊》《人民日报》《上海交通大学学报》《社会学研究》《社会科学》《生态学报》《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心理学报》《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新闻与写作》《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等。 由此可以看出，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学科之间的界限逐渐模糊，作为致用科学的经济学广泛吸收来自不同学科的方法和理论来发展自己，顺应发展潮流；而其他学科在本学科理论和方法的基础上，使用经济学知识，使自身更好地拟合问题并解决问题。
式中,Dn为电子的扩散系数,n(x)为少数载流子(电子)的浓度,g(x)为光电子产生函数,LD为电子扩散长度,在透射式GaN光电阴极中,g(x)的表达式为[17]
表4 改革开放40年高频被引文献发表篇数达到2篇及以上的第一作者及来源机构
续表
由表4可知，高频被引文献发表篇数最多的两位学者都来自北京大学，分别是林毅夫和周一星。在高频被引文献发表篇数达到3篇及以上的学者中，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学者有三位，分别是于光远、魏后凯和樊纲，另外是来自北京大学的三位学者林毅夫、周一星和张维迎。在这44位学者中，有25位学者来自高校，15位学者来自科研院所，3位学者来自政府机关，1位学者来自企业，这表明来自高校的学者在高频被引文献发表量上仍占据优势，也体现了高校作为中国经济学发展前沿阵地的重要作用。
二、高频被引文献在被引量视角下的统计与分析
(一)高频被引文献被引总量的历年分布
我们对每年排名前十的高频被引文献的被引用量进行加总，统计得到每年高频被引文献的被引用总量并绘制在折线图中(见图5)，观察每年被引量的变化。
图5 1979～2017年高频被引文献总被引量
由图5可知，1979～1995年，每年高频文献的被引用量呈逐年增长趋势且普遍较低，其中1984年被引量明显高于其他年份。据统计，1984年马世骏和王如松发表在《生态学报》的论文《社会—经济—自然复合生态系统》被引量达到2494次，占当年高频被引文献被引总量的77.8%，超过第二名被引总量的841%。1986～2001年，高频被引文献被引总量迅速增长并在2001年达到顶峰，年均被引量增长率为55.43%。1996年被引总量出现了小高峰，原因是1996年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的周其仁和张维迎各自在《经济研究》上发表论文《市场里的企业:一个人力资本与非人力资本的特别合约》和《所有制、治理结构及委托—代理关系——兼评崔之元和周其仁的一些观点》具有很高的被引量，分别为4744次和4014次，两篇文章的被引总量占当年高频被引文献被引总量的58.8%。2001年是高频被引文献被引总量的最高峰，该年被引总量最高的文献是由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的林毅夫和李永军发表在《经济研究》上的论文《中小金融机构发展与中小企业融资》，被引频次为5858次，占当年高频被引文献被引总量的22%。2002年之后，高频被引文献被引总量总体呈下降趋势，但在2004年出现小高峰，该年被引总量最高的文献是《中国省际物质资本存量估算:1952～2000》，由复旦大学的张军、吴桂英和张吉鹏撰写，发表在《经济研究》上，被引总量为4896次，比第二名高出1800次左右。总体来看，1994～2013年这20年的高频被引文献的被引总量要远远超过剩余年份，占总体被引总量的89%。
(二)高频被引文献被引频次平均值和最小值的历年分布
通过统计高频被引文献被引频次的平均值和最小值，可以分析出当年整体发表文献的被引情况。平均值和最小值均高的年份，表明全年整体的被引情况较高，当年发表文献的价值越高；平均值较高而最小值却很低的年份，说明一定出现一篇或几篇文献的被引频次很高，文献价值也很高的情况。1979～2017年高频被引文献的被引频次的平均值和最小值如图6所示。
由图3可知，按照高频被引文献第一作者的来源机构进行排名时，发现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和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的高频被引文献篇数最多，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三所科研院所分别排在第三位、第八位和第十位。由图4可知，依旧按照高频被引文献第一作者的来源机构进行排名，但是不细分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科学院和中国人民银行的各院所机构，我们发现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文献篇数最多，其次为北京大学、中国科学院、中国人民大学、厦门大学等科研院所和高校。总体而言，针对高频被引文献的发表量而言，除中国社会科学院和中国科学院两所科研院所外，高校是中国经济学发展的重要阵地。
图6 1979～2017年被引频次平均值与最小值分布
由图6可知，1979～2017年高频被引文献被引频次最小值的总体趋势与平均值的总体趋势相一致，但最小值的波动明显小于平均值的波动情况。1979～2001年，被引频次的最小值一直处于上升趋势，表明文献内容的价值越来越高。2001年之后，被引频次的最小值处于下降趋势，一种原因是距离统计时间较近，文献价值还没有完全表现出来，另一种原因是每年具有价值的文献不再只集中于前十篇或几十篇文献而是几百上千篇被引频次差距较小的文章，分布比较平缓，这也间接表明了中国经济学的逐渐成熟，越来越多具有价值的文献出现。除此之外，2001～2017年，出现了三个小低谷，分别是2002年、2006年和2012年，但总体呈下降趋势。
通过分析高频被引文献作者的来源机构，我们来研究何处是中国经济学发展的重要阵地，何处在历史上引领中国经济学发展的方向。下面从高频被引文献第一作者的来源机构的角度进行统计分析，如图3和图4所示。
本研究结果提示，观察组临床总有效率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观察组胃黏膜病变程度评分低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观察组治疗后症状积分低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观察组不良反应发生率低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由此说明，替普瑞酮治疗Hp阴性萎缩性胃炎的效果十分确切，能够有效减轻胃黏膜病变程度与临床症状，降低不良反应发生率，临床应用价值非常高，与相关文献报道[10-12]基本一致。
(三)高频被引文献来源期刊的分布——基于被引量
我们以期刊为类别分析高频被引文献来源期刊的被引总量，分析结果如图7所示。
每个诗节充满了跨诗行连续的句子，这也是诗人精心的编排。这种跨诗行连续句的使用，能够产生驱动效果。不完整句子的诗行自然吸引读者去补全缺失，寻找完整的句子和意义，读者在驱动下顺着诗人的指引去找回消逝的童年和童年记忆中的美好生活。另外，跨行的连续句在诗歌中占有一定的比重，有助于营造一幅连续动态伊甸园般的田园景象，如同在读者面前缓缓展开画卷——那里有屋旁的苹果树，幽谷上的星空，成群的马车，田野里的雏菊大麦和闪耀着苹果光辉的小河……这种连续的句子把大自然的美一一展现，带给读者无尽的遐想。
图7 被引总量前十名的期刊
由图7可知，按照高频被引文献被引总量对期刊进行排序，《经济研究》的被引总量稳居第一，被引频次总量接近16万次并且远远超过了《会计研究》《管理世界》《中国工业经济》《地理学报》等期刊，进一步表明《经济研究》上发表的文献价值高、被引用次数多，在中国经济学发展过程中起着极其重要的引领作用。
(四)高频被引文献来源机构的分析——基于被引量
如果一个学科的高频被引文献都是来自一种或几种期刊的话，说明这个学科的前沿和导向都由这几种期刊所引导。中国现代经济学的发展仅仅经历了几十年，整个学科的发展并没有完全成熟，通过统计分析每年高频被引文献来源期刊种类的年度分布，与《经济研究》的年度分布比对来进一步确定中国经济学的发展情况(见图2)。
图8 文献来源机构的被引总量排名
图9 文献来源机构的被引总量排名
注：不细分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科学院等具体的研究院所。
由图8可知，来自北京大学、上海财经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厦门大学和复旦大学学者的文献被引频次总量最高；另外，除高校外，科研院所中只有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的学者发表文献被引频次总量进入前十二名。图9中我们将统称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人民银行和中国科学院，不区分其具体各院所机构，发现中国社会科学院和中国科学院分别排在第三名和第八名，除此之外，剩余八所来源机构均为高校。通过图8和图9的分析可知，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经济学发展的重地除了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科学院、中国人民银行等科研院所外，主要集中于北京大学、上海财经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厦门大学、复旦大学等高校。
(五)高频被引文献第一作者的分析——基于被引量
我们对第一作者所发表的被引频次总量进行统计，如表5所示。
表5 第一作者被引频次总量排名
由表5可知，在高频被引文献第一作者的被引频次总量排名中，林毅夫、张军和李增泉居于前三名，这三位分别来自北京大学、复旦大学和上海财经大学。前十二名中，来自北京大学的学者最多，有四位，分别是林毅夫、张维迎、周其仁和陆正飞；来自上海财经大学的学者有两位，分别为李增泉和魏刚；还有一名来自中国投资有限责任公司的学者谢平。总体而言，被引频次总量较高的学者大多来自高校。
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 以多重耐药菌感染为应变量，将单因素分析有统计学差异因素为自变量赋值后带入Logistic回归模型进行危险因素回归分析，调整其他因素后，显示联合使用抗菌药物(≥3种)、出现急性感染期频次(≥3次/年)、反复上呼吸道感染(>3次/年)、吸烟史、变态反应性鼻炎、引流不畅、抗菌药物使用频次(≥3次/年)等仍是慢性鼻窦炎患者多重耐药菌感染的危险因素(表2)。
根据以上数据分析，改革开放初期，我国经济正处在起步阶段，所发表经济学类文献数量较少且尚不成熟，引用价值不高，这期间经济学者大多引用已经较为成熟的外国经济学类文献，因而早年间经济学类文献的被引用量普遍较低并呈逐年增长的趋势。随着改革开放进程的深入，中国经济不断发展，中国对经济学的研究也逐渐走向成熟，开始引用本国的经济学类文献，使得期间高频被引文献被引总量呈迅速增长趋势；2002年之后的文献由于发表年份距离现在较近，高频被引文献总量有所下降，并且距离现在越近，被引量越低，不具有分析价值。
三、高频被引文献内容结构的统计与分析
(一)经济学与非经济学学科边界的融合
由前文可知，有76%的文献是来自经济与管理科学类学术期刊，而剩余24%的文献都是来自非经济类期刊和报纸，这就表明，随着经济学的发展，经济学与哲学、政治学、地理学等各个学科的界限将变得越来越模糊，经济学是无法仅仅依靠自身的理论和方法独立地去解决问题的。
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城市化刚刚起步不久，仅仅依靠当时的中国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是很难去建设和推进中国城市化的，要参考的不仅仅是来自地理学、资源科学、建筑工学等领域的知识，也有来自国外经济学界探索建设城市化的经验和知识。1979年吴友仁的《关于我国社会主义城市化问题》、1980年宋家泰的《城市—区域与城市区域调查研究——城市发展的区域经济基础调查研究》、1981年马清裕和孙俊杰的《关于矿区城镇合理布局问题的探讨》、1983年张庭伟的《对城市化发展动力的探讨》、1984年周一星的《城市发展战略要有阶段论观点》、1985年刘再兴的《综合经济区划的若干问题》、1986年胡兆量的《大城市的超前发展及其对策》、1990年崔功豪和武进的《中国城市边缘区空间结构特征及其发展——以南京等城市为例》等文章体现了地理学与经济学的借鉴与融合，这也是中国区域经济学的萌芽。除此之外，早期的经济学家还借鉴并引入国外城市化建设的具体经验，如1981年李龙云的《日本的国土利用和地域开发》、1987年傅伯杰的《美国土地适宜性评价的新进展》和焦秀琦的《世界城市化发展的S型曲线》、1991年宁越敏的《新的国际劳动分工世界城市和我国中心城市的发展》等文章。
(二)经济学各分支的涌现
20世纪80年代也是中国会计学发展的萌芽时期，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开始重视会计准则的研究，《会计研究》也逐渐成为会计学领域具有权威性的学术期刊。1980年杨纪琬和阎达五的《开展我国会计理论研究的几点意见——兼论会计学的科学属性》、李宝震的《论社会主义会计的原则》和杨纪琬的《当前成本管理工作中的几个问题——在中国成本研究会成立大会上的发言》，1981年葛家澍的《论会计理论的继承性》，1982年杨纪琬和阎达五的《论“会计管理”》，1983年葛家澍和唐予华的《关于会计定义的探讨》等文献的发表，无不表明中国会计学的快速发展与进步。
计算逼近均方根误差(Root Mean Square Error or Approximation, RMSEA)[12]和卡方(卡方/自由度，Chi-Square/Degree of Freedom)[13]用于验证所建立的结构化模型的适用性。RMSEA≤0.05则表明模型适用，而当其值近似为0.08或更少仍然意味着合理的逼近误差。相应的CMIN/DF值<3表示模型适用。
生态经济学20世纪80年代在我国开始兴起。1980年许涤新在《经济研究》上发表论文《实现四化与生态经济学》；1984年2月在北京召开了全国经济生态科学讨论会，成立了中国生态经济学会，会议强调了生态经济学在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重要作用；1984年4月马世骏和王如松在《生态学报》上发表的《社会—经济—自然复合生态系统》一文顺势而出，在之后的年份具有较高的引用指导地位。
(三)微观、中观和宏观经济学的发展
高频被引文献根据内容性质，可分为微观、中观和宏观经济学。其中，研究内容属于微观经济学的高频被引文献190篇，占比48.7%；属于中观经济学的高频被引文献134篇，占比34.4%；属于宏观经济学的高频被引文献43篇，占比11%。[注] 鉴于笔者无法判断部分文献是否属于微观、中观和宏观领域，故这里研究的文献数量总和并非390篇，且占比加总并非100%。 从总发表量上看，研究内容为微观和中观经济学的文献的比重较高，超过80%的比例，宏观经济学的比重明显偏低，微观经济学的比重最高，接近半数。从总被引量上看，研究内容为微观经济学的文献的总被引量为193435次，中观经济学为66818次，宏观经济学为31017次，微观经济学的被引总量远远超过中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的被引总量之和。从趋势上看，改革初期，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波动较大、比重较小，中观经济学的比重明显较高，1979～1993年，微观经济学年均文献量为3篇，宏观经济学年均文献量为0.86篇，中观经济学年均文献量为5.1篇。在中共中央确定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后，微观经济学和中观经济学逐渐成为中国经济学界研究的重要领域。其中，微观经济学一直是中国经济学研究的重点领域，年均文献量为5.92篇；中观经济学波动较大，年均文献量为2.52篇。1993～2004年，宏观经济学的比重明显偏低，年均文献量为0.58篇；2004年之后宏观经济学受到了中国政府和中国经济学界的重视，年均文献量为1.77篇。2004年后波动较大的两个时期为2008年和2016年。2008年关于低碳经济和企业经济等非中观的研究内容广受重视，所以微观和宏观的文献较多，中观的文献较少；2016年，关于供给侧的高频被引文献数量超过半数，因此，2016年宏观经济学的文献数量明显超过微观经济学和中观经济学，见图10。
图10 高频被引文献内容性质
(四)西方经济学与政治经济学的发展
接下来基于高频被引文献的研究内容、理论和方法是否属于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进行分类讨论。由图11可知，在改革开放初期，政治经济学在中国经济学界占据统治地位，只有零星几篇是关于西方经济学的文献。1987年之后，参考和借鉴西方经济学理论和方法的文献逐渐增多，而研究内容属于政治经济学的文献比重较小。1987～2013年，研究理论和方法属于西方经济学的高频被引文献的年均文献数为8.7篇，政治经济学的年均文献数为0.11篇。2013年之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开始在中国经济学界兴起，西方经济学的文献数有所下降，年均7篇，而政治经济学的文献有所上升，年均1.25篇。
图11 高频被引文献内容分析
总体而言，随着改革开放进程的不断推进和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中国经济学也迸发出蓬勃的生命力。改革开放40年是中国经济学发展的黄金时期。改革开放初期，中国经济学承担着前所未有的重要任务，中国经济学要去探索、解决历史上从未出现过的社会经济问题，中国经济学开始广泛接触世界经济学，并以改革开放为试验田，探索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发展道路。自1979年开始，经济学的各种分支开始涌现，我们开始引进国外先进的经济学思想和方法，如篠原三代平的产业结构理论、哈罗德·德姆塞茨的产权理论、诺思的制度变迁理论等。除此之外，早期的经济学家们还总结了当时中国社会上出现的现实问题，如1987年卢建的《我国经济周期的特点、原因及发生机制分析》、1988年吴敬琏的《“寻租”理论与我国经济中的某些消极现象》、1990年高汝熹和阮红的《论中国的圈域经济》、1991年李克强的《论我国经济的三元结构》等文章都表明了当时中国的现实问题。改革开放中期，中国的经济学家开始在新的制度背景下总结并探讨中国的现实问题，将之与国外的经济学思想和方法相结合，如1993年樊纲的《两种改革成本与两种改革方式》、卢中原和胡鞍钢的《市场化改革对我国经济运行的影响》，1994年俞乔的《市场有效、周期异常与股价波动——对上海、深圳股票市场的实证分析》，1996年周其仁的《市场里的企业:一个人力资本与非人力资本的特别合约》、金碚的《产业国际竞争力研究》等文章。除此之外，国外的先进方法也被早期的经济学家引进到国内，如1994年朱乔的《数据包络分析(DEA)方法综述与展望》、1997年郑文通的《金融风险管理的VAR方法及其应用》和1998年郭显光的《改进的熵值法及其在经济效益评价中的应用》。2002年之后，高频被引文献中专门引入西方经济学思想和方法的文章寥寥无几，中国经济学更加偏向于问题导向型，经济学家们总结当时的社会经济问题并探讨解决的方法。近十年来，高频被引文献中出现了很多前沿的热点问题，如2008年鲍健强、苗阳和陈锋的《低碳经济:人类经济发展方式的新变革》，2011年吴晓光和曹一的《论加强P2P网络借贷平台的监管》，2012年谢平和邹传伟的《互联网金融模式研究》，2016年郑志来的《共享经济的成因、内涵与商业模式研究》，2017年杜睿云和蒋侃的《新零售:内涵、发展动因与关键问题》等文献都提出了新的热点问题：低碳经济、P2P、互联网金融、共享经济、新零售等。
四、结论
改革开放40年是中国经济学由萌芽逐渐走向成熟的黄金发展时期，它不仅为中国经济学的发展提供了丰富的研究案例，也为中国经济学与世界经济学的交流与借鉴打开了对话的窗口，推动经济学界探索出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发展道路。除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科学院、中国人民银行等科研院所外，北京大学、上海财经大学、复旦大学、厦门大学等高校是中国经济学发展的重要阵地；《经济研究》《会计研究》《中国工业经济》《管理世界》《金融研究》等经济学期刊逐渐成长为中国经济学界的权威性核心期刊，并在一定时期引领整个中国经济学界的发展。另外，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和改革开放进程的推进，学科的界限将变得越来越模糊。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学不仅广泛吸取地理学、建筑科学、资源科学等各个学科和领域的经验知识，还努力借鉴国外经济学的先进理论和方法，以期实现更好地拟合现实问题和探索解决办法的目的。
中图分类号 ：F01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5-3151(2019)01-011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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