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说《法经》
文／韩巍巍
说到李悝和《法经》，可能很多人不太熟悉，但若说到秦国的商鞅变法，相信大多数人都耳熟能详。商鞅辅佐秦孝公“改法为律”，并颁布了各种有关变法革新的法令，后来又屡有增修，为秦始皇统一中国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商鞅进行法制改革、制定秦律的蓝本，就是李悝编订的《法经》。
永磁体周围磁场仿真采用的数学模型为等效电流模型。由于永磁体内部磁化方向统一且大小均匀,分子排列整齐,分子间电流的作用相互抵消,所以从宏观上只有永磁体的侧表面电流对外产生磁场。根据毕奥-萨伐尔定律,电流元对空间某点磁场强的计算,通过对柱面侧表面的积分,可以求得柱状永磁体外任意一点磁感应强度[14]:
中国历史上第一部比较系统的成文法典
李悝（前455—前395），嬴姓，李氏，魏都安邑（今山西夏县）人。早年师从孔子的弟子子夏，魏文侯拜他为相，主持变法事宜。经济上，李悝推行“尽地力”和“善平籴”的政策，鼓励农民精耕细作，提高产量；国家在丰年以平价购买余粮，荒年以平价售出，以平粮价；主张同时播种多种粮食作物，以防灾荒。政治上，实行法治，废除维护贵族特权的世卿世禄制，奖励于国家有功的人，使魏国成为战国初期的强国。作为法家重要的代表人物，李悝“重农”与“法治”结合的思想对商鞅、韩非影响极大。
李悝的重要贡献之一就是编订了《法经》。在各种人类文化成果中，法律制度可谓是一种最为奇特的精神创造，法律往往以一种最强烈的方式，集中而突出地表达一种体制，体现一种观念，作出种种要求。在夏、商、西周三代，不成文的习惯法居于主导地位。春秋末年，晋、郑诸国作刑鼎或刑书，公布法律条文，公开、成文的制定法破茧而出。到战国时，随着历史条件的改变，出现了更多的成文法典。为了进一步实行变法，巩固变法成果，李悝汇集各国刑典，著成中国历史上第一部比较系统的成文法典——《法经》，通过魏文侯予以公布，以法律的形式肯定和保护变法，固定封建法权。编订《法经》，是李悝作出的重大贡献，将中国的法律制度推向了新的高度。
《法经》早已失传，今人只能凭借古代典籍中的转述或概括窥豹一斑。据载，《法经》共分六篇，即盗、贼、网（或囚）、捕、杂、具。前四篇为“正律”，主要内容是治“盗”“贼”。“盗”是指窃取财货，“贼”是指对人身的侵犯，也包括犯上作乱。有财货怕被人窃取，当然是地主阶级为多；侵犯人身，甚至犯上作乱，是对社会秩序的扰乱。这都是统治阶级所大防的。“网”法即囚法，是为了囚捕盗贼而设的，即“盗贼需刻捕，故著《网》《捕》二篇”。据《唐律疏议》说，“囚”法讲的是“断狱”，即审断罪案的法律；“捕”法是有关“捕亡”，即追捕罪犯的法律。“杂”法据《晋书·刑法志》记载，包括对“轻狡、越城、博戏、借假、不廉、淫侈、逾制”等七种违法行为的惩罚。“轻狡”是指轻狂狡诈的行为；“越城”是指翻越城墙出入；“博戏”即聚众赌博；“借假”指男子寄宿于女子家；“不廉”指贪财受贿；“淫侈”指荒淫奢侈的行为；“逾制”指器用超过了规定的封建等级制度。这些规定，是为维护封建秩序而设立的。“具”法是“以其律具为加减”，即根据犯罪情节和年龄情况，对判罪定刑加重或减轻的规定。
历代封建法典之祖
《法经》作为中国历史上第一部比较系统、完整的封建成文法典，在中国封建立法史上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在中国法制史发展上也具有重要的意义。首先，《法经》是战国时期政治变革的重要成果，也是这一时期封建立法的典型代表和全面总结。《法经》作为李悝变法的重要内容，也是对这一时期社会变革的肯定。其次，《法经》的体例和内容，为后世成文法典的编纂奠定了重要基础。从体例上看，《法经》六篇为秦、汉直接继承，成为秦、汉律的主要篇目，魏、晋以后在此基础上又进一步发展，最终形成了以《名例》为统率，以各篇为分则的完善的法典体例。在内容上，《法经》中“盗”“贼”“囚”“捕”“杂”“具”各篇的主要内容也大都为后世法典所继承与发展。第三，《法经》是维护封建国家的统治秩序，保护封建地主阶级利益的第一部成文法典。后来商鞅在秦国的变法，以及汉代的法律，都受到它的极大影响，为历代封建法典所宗。
历史和现实都告诉我们，法治兴则国兴，法治强则国强。从我国古代看，凡属盛世都是法制相对健全的时期。商鞅“立木建信”，强调“法必明、令必行”，使秦国迅速跻身强国之列；汉高祖刘邦同关中百姓“约法三章”，为其一统天下发挥了重要作用，汉武帝时形成的汉律60篇，两汉沿用近400年；唐太宗以奉法为治国之重，一部《贞观律》成就了“贞观之治”，在《贞观律》基础上修订而成的《唐律疏议》，为大唐盛世奠定了法律基石……
目前，高校优质实验室资源相对紧张，资源的紧缺与需求日益提升之间的矛盾愈大，因此，提高实验室的服务功能也愈加重要。近年来，诸多高校围绕优化实验室资源配置、提高实验室运转效率、提升实验教学的目的优化实验室资源[2-3]。与一般实验室相比较，专业实验室因其自身特色，服务功能本来就更弱，因此，探索其开放导向模式尤其关键与重要[4]。
《法经》在总结前人经验的基础上，在立法精神、法典体例、立法技术等方面开中华法系之先河，可谓成就斐然。但是由于法典的制定尚处于中华法系的启蒙时期，所以不可避免地具有一些人类早期法律文化的共同特点。
李悝画像
《法经》规定了各种主要罪名、刑罚及相关的法律适用原则，涉及的内容比较广泛，其基本特征在于：维护封建专制政权，保护地主的私有财产和奴隶制残余，并且贯彻了法家“轻罪重刑”的法治理论。《法经》的内容及特点充分反映了新兴地主阶级的意志与利益。
根据内容和篇幅，《法经》形成了以下体系：“具”法是规定定罪量刑的通例与原则的法律，相当于现代刑法典的总则部分；其他五篇为“罪名之制”，相当于现代刑法典的分则部分。“盗”法是涉及公私财产受到侵犯的法律；“贼”法是有关危及政权稳定和人身安全的法律；“囚”法是有关审判、断狱的法律；“捕”法是有关追捕罪犯的法律；“杂”法是有关处罚狡诈、越城、赌博、贪污、淫乱等行为的法律。
治国理政须臾离不开法治
我一想，再纠缠下去也没必要。于是告诉家长，极个别的情况下，游泳池里游泳也会怀孕的，我们腹腔镜探查一下，治病先。
1.3 观察指标 ①孕妇指标：观察两组孕妇孕期体质量增长(GWG)，妊娠期糖尿病(GDM)；②妊娠结局：剖宫产率，早产率，产后出血率，胎膜早破率；③新生儿指标：出生体质量，巨大儿，新生儿窒息。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自戊戌变法和清末修律起，中国人一直在呼吁法制，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和政治条件下，仅仅靠法制是不能改变旧中国社会性质和中国人民悲惨命运的。我们党执政60多年来，虽历经坎坷但对法治矢志不渝，从‘五四宪法’到前不久新修订的宪法；从‘社会主义法制’到‘社会主义法治’；从‘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到‘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我们党越来越深刻认识到，治国理政须臾离不开法治。”
2014年10月，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同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江苏调研时首次提出“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指出：要“协调推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推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迈上新台阶”。 无论是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还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全面依法治国既是重要内容，又是重要保障。把全面依法治国纳入“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就是要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从严治党提供长期稳定的法治保障。在“四个全面”中，全面依法治国具有基础性、保障性作用。在统筹推进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我们要更好发挥法治固根本、稳预期、利长远的保障作用。
全面依法治国是一个系统工程，必须统筹兼顾、把握重点、整体谋划，更加注重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中国的法制体系建设有着辉煌的历史，李悝和他编订的《法经》为我们提供了很好的示范。未来，我们要坚持在法治轨道上统筹社会力量、平衡社会利益、调节社会关系、规范社会行为、化解社会矛盾，以良法促发展、保善治，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使尊法学法守法用法成为广大人民群众共同追求，确保社会在深刻变革中既生机勃勃又井然有序。
本栏编辑／牛泽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