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农民职业教育评价与区域差异分析_农民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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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回日期:2008-01-22

中图分类号:G725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9753(2008)02-0076-06

农民是新农村建设的主体,农民素质状况直接决定新农村的建设与发展。开展农民职业教育与培训,培养新型农民是把农村巨大人口压力转化为人力资源优势的根本途径,是持续推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根本力量,是建设现代农业的迫切需要,也是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开展农民职业教育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对农民职业教育的发展状况进行评价是衡量农民职业教育活动成功与否的关键所在,是政府和有关部门对农民职业教育活动进行宏观决策和微观管理的重要依据。因此,研究和评价我国农民职业教育发展状况,探索发展的内在规律,找出显著特征和发展差异,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和理论价值。

一、我国农民职业教育的内涵与发展现状

(一)内涵分析

农民职业教育是对具备一定文化基础的农民施行的以农业生产为基础的各类相关职业需要的专门知识、技能以及相应的职业道德教育。具体包含以下几个方面[1]:

1.“以农业生产为基础的各类相关职业”,反映了农民职业类型的广泛性和复杂性特点,即现代农民职业的兼业性、从业结构的多样性以及职业变动性,决定了农民所从事的职业是一个以农业为基础的广泛性的职业类型。

2.职业教育不是普通文化教育,专门知识和技能的培养必须建立在一定的文化知识基础上,这是由教育的基本规律所决定的。农民职业教育也应满足这一基本要求,以实现其职业教育的目标。

3.从教育的内容上,要明确农业职业教育是基础,但不是全部。农民职业教育内容包含了各类适合农民生产、生活需要的相关的职业技能、专门知识,是一种全面的大职业教育。

(二)发展现状与特点

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十五”期间,我国农民职业教育工作得到迅速发展,有关部门围绕粮食增产、农业增效、农民增收的目标,多形式、多层次、多渠道,大力开展农民职业教育工作。在大规模开展农民实用技术培训的基础上,1990年以来,全国31个省区市的2000多个县组织开展了绿色证书培训,培养农民技术骨干超过2000万人,1000多万农民获得了绿色证书;1999-2005年在全国1256个县实施了“跨世纪青年农民科技培训工程”,培训农村青年骨干350万人,为促进农业科技进步,提高农民素质发挥了积极作用。通过中高等农业职业教育和农业广播电视教育,累计培养500多万留得住、用得上的农业专业技术和管理人才,为我国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

总体上看,目前我国农民职业教育具有以下几个特点[2]:(1)以中央有关部门为主导的农民教育培训工作迅速推进,政府上下联动推动农民培训的格局初步形成;(2)适应推进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的要求,龙头企业、农产品行业协会和农民专业合作社日益成为开展农民职业教育的重要力量;(3)农民职业教育的需求瞄准和竞争择优机制不断强化,重点日趋突出,其效果也逐步显现;(4)农民职业教育模式日趋多样化,教育体系和能力建设开始受到重视;(5)农民职业教育供不应求和供求错位的问题在总体上仍然比较严重,农民职业教育的机制创新和体系建设仍处于起步阶段。

二、我国农民职业教育评价指标体系

农民职业教育评价指标的选取主要坚持以下原则:一是可操作性。可操作性是保证指标体系可行性的首要条件。它要求在选择我国农民职业教育评价指标时,首先应考虑数据取得的难易程度,其次要保证数据的可靠性,最后还要保证可以对其进行量化处理。二是科学性。即农民职业教育评价指标体系的建立要具有一定的理论基础,应尽量全面、完善。既要符合农业生产和农村发展的要求,又要符合我国农民的基本情况与素质。三是层次性。农民职业教育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应将它分解成若干个子系统进行全面的研究,即在不同层次上采用不同的指标体系。四是可比性。评价指标体系的建立应符合纵向可比和横向可比的原则。前者是指评价指标要符合某类评价客体的发展过程,后者意味着指标可用于不同客体之间的横向比较。只有同时满足两种可比性,评价指标体系才具有较强的普遍适用性[3]。

(一)具体评价指标的确定

我国农民职业教育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建立的过程,是从纯经济性向社会经济环境综合性转变的过程,是从某一阶段的社会目标出发,对子目标逐级筛分,继而确定影响子目标的各因素。为了全面考察我国农民职业教育的发展水平,首先在诸多复杂的影响因素中,找出影响大、关联度强的主要因素,其中包括3大类共计13项指标共同构成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如表1所示)[4]。

(二)我国农民职业教育发展状况评价模型

由于各个指标的量纲不同,必须对具有不同量纲的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这里主要采用极值处理法对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则有:

对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后,采用层次分析法来确定各指标权重。最后,运用线性加权综合法来计算农民职业教育的综合评价指数,即:

(三)样本和数据的选取

为了科学、系统、客观、全面地反映我国农民职业教育发展状况,本文选取我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作为样本,地域单元主要按照三大地区的划分,即东部地区、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其中,东部地区包括北京、天津、上海、河北、辽宁、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广东、海南等11个省区市;中部地区包括山西、吉林、黑龙江、安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8个省区市;西部地区包括内蒙古、重庆、四川、贵州、广西、云南、西藏、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12个省区市。时间点主要选取2005年的国家统计数据,使用的指标数据主要从《中国统计年鉴》、《中国教育经费统计年鉴》、《中国教育年鉴》、《中国农村统计年鉴》、《中国人口统计年鉴》和《中国劳动统计年鉴》等资料中收集整理而得。

三、我国农民职业教育综合评价及区域差异分析

(一)我国农民职业教育发展状况综合评价

我国农民职业教育综合评价排名第一位的是上海,排名最末的是西藏,上海农民职业教育综合评价指数是西藏的5.54倍。全国农民职业教育综合评价指数平均水平为0.2992,其中有18个省份低于全国平均水平。总体来看,我国农民职业教育综合指数在省际之间存在一定差异,并且教育效果差异最大,教育对象次之,教育条件差异最小。就各地区来看,农民职业教育综合评价与教育对象、教育条件、教育效果之间存在不协调性,例如排在首位的上海,在教育对象和教育效果类指标评价中具有较强的优势,其中农民人均纯收入指标排在全国首位,劳动产出率、农机产出率、化肥产出率等也都排在全国前列,而在教育条件类指标评价中,就不具备较强优势,其中学校数、专职教师数等指标排名都较为靠后。其他各省也呈现类似情况[5]。

图1 各地区农民职业教育综合评价指数

(二)典型区域农民职业教育发展状况评价

从三大地区之间农民职业教育发展情况来看[6],东部地区的综合评价指数相对较高,其次为中部地区,最后是西部地区,这说明我国农民职业教育在东部地区发展较好,具有较高的农民职业教育水平。这些地区多处在沿海经济发达地区,地域、历史的原因和国家给予政策优惠等都促使该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居全国前列,期间,广大农村和农民也参与经济增长,分享经济增长带来的成果。相对而言,中西部地区农民职业教育发展水平偏低,这些地区也是我国经济欠发达地区和不发达地区,农业人口比例较大,并且集中了我国大量的农村贫困人口,农民自身对职业教育的需求不高,这些都影响农民职业教育的发展。从各类指数来看,三大地区之间教育对象类指数彼此差异较大,而教育条件和教育效果类指数彼此差异相对较小,这说明东、中、西部地区在人均受教育程度和农民人均收入水平等方面存在一定的差距,而在学校条件和劳动产出等方面差距相对小些,各地区农民职业教育的发展也存在不协调的特征。

(三)我国农民职业教育发展的特征分析

1.农民职业教育还处于起步阶段,整体发展水平较低。我国农民职业教育虽然近年来发展较快,但与欧美等发达国家相比还有很大差距。例如在教育效果类指标上,我国的劳动产出率、土地产出率、农机产出率等指标远远落后于欧美发达国家,其原因主要在于我国农业生产严重依赖于自然环境、简单的农业劳动和较少的资金投入,农民职业教育机制不完善,致使农民职业教育的总体发展水平比较落后[7]。

2.各地区农民职业教育发展与经济发展关系密切。从农民职业教育评价综合指数来看,农民职业教育综合指数与当地的经济发展水平密切相关。一般而言,经济较为发达的地区,对应着较高的农民收入和农民素质,就拥有较高的农民职业教育综合指数,例如上海、北京、江苏等地。相反,西藏、新疆、贵州等地农民职业教育综合指数较低,对应的经济发展水平也比较落后。并且经过运用对数线性经济模型进行测算,可以得出:经济发展因子的单位变动所引起的农民职业教育发展水平变动很大,呈现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这也再次证明省际间农民职业教育发展水平差异产生的根源在于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并且随着相关系数的不断增大,如果不能尽快解决国内地域间经济发展不均衡的现状,那么农民职业教育水平的差异将有进一步扩大的趋势。

3.地区间农民职业教育发展水平差异显著。受各种因素的制约与影响,我国目前的农民职业教育发展水平表现出明显的不平衡性,主要表现在:

(1)区域发展不平衡

从总体来看,农民职业教育综合指数在省际之间和区域之间均存在一定差异,省际间上海、江苏、北京等经济发展较好的省份,农民职业教育的发展水平也比较高,而西藏、新疆、宁夏等老、少、边、穷地区,农民职业教育的发展水平也较为落后;区域间东部地区的发展水平明显好于中部和西部地区,并且差异较大。

(2)教育投入存在差异

从教育条件类指标可以看出,各地区对农民职业教育的投入存在明显差异。由于各地区自然资源和经济发展水平不同,省级财政对农民职业教育的投入差异很大。例如内蒙古、西藏等省(区)地域辽阔,自然条件差,组织农民接受职业教育的难度很大,并且受农民自身文化程度的影响,表现出对教育的支付意愿也比较低,导致农民职业教育在这些地区的发展较为困难。

(3)影响农民接受职业教育的因素存在差异

在影响农民接受教育培训的因素方面,尽管各地区的主要因素都是缺乏资金和当地缺少学校,但它们在不同地区的影响程度还是有差别的。西部地区的最大制约因素是缺乏资金投入,东部地区的主要因素则是当地缺少学校,培训机构难以满足农民需求,而中部地区的主要影响因素是既缺资金,又没有学校。这主要与地区经济发达程度和农民的生活观念有关。

四、政策建议及未来展望

第一,加大对农民职业教育的投入力度。加大对农民职业教育的投入,符合WTO“绿箱”政策,是今后公共财政的扶持方向。要认真落实中央一号文件要求,将农民职业教育经费纳入公共财政预算,建立多元化的经费投入机制,不断扩大培训规模及资金支持,满足农民对培训的需求。多年来,农业职业学校享受不到国家的职业教育基本建设扶持,基本建设投入严重不足,教学和培训条件落后,已影响到农业职业教育的发展。建议国家在安排职业教育基本建设项目时,把农业职业教育纳入其中,改善基层农业职业教育的落后状况,提高基层农业职业教育的培训能力。

第二,提高农民的参与程度。建立农民职业教育的需求动态管理模式,有针对性地为农民提供培训。在培训项目的规划、实施、监测和评估的各个阶段保证农民的参与。同时农民教育培训项目的设计、实施要根据区域的不同体现出特色。如培训资金重点向西部地区倾斜,提高培训的补助标准;在东部、中部地区多制定完善配套的扶持政策,如信贷、补贴、优先承包等惠民政策。

第三,不断完善教育培训机制,提高培训效果。要进一步创新农民科技培训项目管理机制,在充分发挥政府公共部门培训机构作用的基础上,通过市场机制,充分发挥龙头企业、农村合作组织、农民技术协会等的作用。在项目管理上,建立目标责任制,调动各级政府和相关部门的积极性,形成工作合力。按照市场机制,以招标方式,确定培训机构。建立培训卡制度,凭培训记录进行检查验收和资金拨付。建立培训直补制度,财政补助资金采用培训券方式直接补助给受训农民。建立严格的检查验收制度,深入到田间地头和农民家中,了解培训工作落实情况和实际效果。引入竞争机制,农民可以持培训券,跨区域自主选择培训机构,形成竞争,提高培训质量。在竞争的基础上,引入淘汰机制,对于培训合格率低的培训机构,取消其参与农民培训的资格。项目运作实行决策、执行、监督全面分开的管理模式,引入社会中介机构负责项目监督考核,提高财政资金支持农民培训的效果。培训内容上,要按照“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要求,全面开展农民培训工作,注重全体农民的素质提高和能力增强。

第四,出台和完善农民教育培训的扶持政策。在财政政策方面,应建立以政府投资为主、民间投资为辅的投入体制。在土地流转政策方面,深化土地制度改革,完善土地流转政策,使农民拥有土地使用、转让、处置、收益等权利,加快土地流转,形成一批规模农户,加强农民参加培训的经济动因。在税收政策方面,参加农民培训的企业应给予税收减免方面的政策,调动企业参加农民培训的积极性。在农民创业资金扶持政策方面,对于参加培训的骨干农民,可优先提供贷款和政府贴息。

第五,全面开发农村人力资源。开展农民职业教育是提高农民科技文化素质、加强农村人力资源开发的重要途径。但是农民素质的提高需要各有关部门的积极配合,需要开展不同层次和类型的培训,需要提高农民的思想道德、科技文化、经营管理等多方面的素质,需要动员全社会的力量来做好农民培训工作。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要进一步普及巩固农村义务教育,夯实农民教育的文化基础,继续做好农民培训项目,整合农村各类教育资源,提高教育培训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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