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动分离原因综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名动论文,原因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根据Gainotti(1998)介绍，意大利哲学家Giovanni Battista Vico(1688-1744)最早报道了对一名严重中风患者的观察，这位患者能记住名词但忘记了动词。Vico将患者的特异性损伤归因于动词较大的易碎性(fragility)，既然“名词会在头脑中诱发持久的痕迹，而动词指示运动，运动意味着时间和空间上转瞬即逝的片断”（转引自Gainotti 1998∶4）。迄今为止，名动分离在不同的研究范式和研究人群中不断被发现，但分离原因仍无定论。Bates等(1991)总结了过去30年左右对名动分离现象有代表性的三种解释，即语义—概念观、语法观和词库观，近年来，不但以上各观点得到推进，连以前被忽略的语音层面也被纳入解释范围。
1.语音观
早期有过相当多的争论，集中在名动差异由语义因素还是语法因素所致，语音层面从未被考虑。Kelly(1992)提出英语动词比名词具有更难加工的语音特征，具体表现在重音模式、停延和音节结构等几个方面。有人据此从语音层面解释了SLI（specific language impairment，特异性语言损伤）儿童在动词及其他功能语素上的困难。Evelyn(1996)调查了一位名叫Travis的6岁特异性语言损伤儿童，Travis在理解和生成语言中，在动词方面均表现出更大的困难。他不仅描述事件上存在困难，而且复述表达简单事件的句子时也存在困难：复述反应只有20%的正确率。他的错误特别表现在位于句子中间的相关项目的发音上，典型的就是动词出现的位置，这样的位置使动词语音不够突显（转引自Black and Chiat 2003∶238）：
Target:The pig chases the sheepTarget:The cow gives the banana to the horse
也有研究从语音层面说明成人失语症患者的障碍：Black和Byng(1986)调查了6个重度失读症患者后发现，与重音在第一个音节的词（如bargain）相比，他们更倾向于在重音第二个音节的词上（如canteen）更易犯错误。Nickels和Howard(1999)运用词语生成任务，发现12个患者中，有6个表现出词重音效应。在复述重音末位的双音节词时所有患者，都明显更差，并且依赖词重音模式的患者中，有5个错误模式存在差异(Nickels 1997)。
Black和Chiat(2000)还指出，Berndt和Mitchum等(1997)发现被试朗读抽象名词和动词有明显差异，但其所用的12个动词中，有7个重音在第二个音节上，而12个名词只有3个重音在第二个音节上。因此，其实验结果可从语音层面重新解释。
语音观的提出打开了解释名动问题的新窗口，但是，首先其普遍性很难得到保证，根据语音观，既然汉语动词可以出现在句首和句尾，也可单独成句，那么动词损伤就不应成为汉语失语症患者的典型症状，但这并非事实。其次，语音观支持习得的匹配理论(Chiat 2001)，这种理论认为，习得某种语言就蕴含了要学会匹配这种特定语言的形式和意义。所以，深入的语音观必定要考虑意义问题，单纯的语音解释不可能走得太远。
2.语义—概念观
语义—概念观就是用物体—动作之间的区别来说明语法类别障碍。通过对患者的观察发现：动词障碍似乎是与运动激活相邻的脑区受损所致，而名词障碍则是与感觉加工和物体其他语义特征加工联系的脑区受损所致。换言之，运动皮层参与了动作激活，而感觉皮层在物体意义加工中扮演了更重要的角色。Druks和Shallice(1996)报道了一名患者，当动作在他跟前做出来，或动作由他自己做出来而非呈现图片时，其动作命名有相当的改善。Pulvermiiller等(1999)采用词汇判断任务发现，名动在广泛的皮层区域上存在ERP差异，名词加工更多涉及视觉皮层，而动作动词更多涉及运动皮层、前运动皮层和前额区。
在可能形成物体和动作不同神经表征的具体语义维度中，讨论较多的是可想像性和感觉／功能特征。
2.1可想像性解释
Bird和Howard等(2000∶304)提到：“……当考虑动词和名词之间可想像性(imageability)方面的差异时，真正的‘动词障碍’就不存在了。”可想像性指词产生心理形象的难易度，它和具体性直接相关，但不完全一样。可想像性高的项目往往更具体，可想像性低的项目往往更加抽象。
Bird等的系列研究强有力地证明了可想像性解释。Bird和Lambon等(2000)利用同形近义的名词和动词，如the crack-to crack，证明动词的可想像性比名词的可想像性低。Bird、Howard等(2000)将6个失语症患者分成两组，一组动词损伤，他们在图片命名任务中表现出动词产生上的更大困难，但在其他任务，如定义任务中没有表现出动词的特殊障碍；另一组动词保留，其中的三个患者要么具有动词优势，要么没有显示词类效应。结果表明，当可想像性匹配后，两组患者在命名实验中并未表现出名动类别效应，这说明，此前的名动差异是可想像性作用的结果。Bird等(2003)再次证明了这一假设。
类似地，Luzzatti等(2002)考察了58个失语症患者的名动命名，结果证明：与名词相比，患者动词损伤更为严重，但去除词频和可想像性的影响后，很多被试之前表现出的名动选择性损伤效应消失了。Bogka等(2003)发现在快速图片命名测验中，正常被试的动作命名慢于物体命名，但当可想像性比率计入延迟分析后，语法类别差异就消失了。
可想像性解释也被质疑。Berndt和Mitchum等(1997)用视频呈现动词和名词，结果显示虽然可想像性等变量被控制，但被试名动命名的选择性损伤并无改善。Shapiro等(2000)报告了一名命名性失语症患者，其动词虽相对保留，但在物体命名时，并未显示出任何具体性效应或可想像性效应。Shapiro等(2001)认为，可想像性和语法类别是独立的，并可能产生不同影响。
2.2 感觉／功能特征解释
Warrington和Shallice(1984)、Warrington和McCarthy(1987)曾提出了这一解释，认为语义系统的基本组织原则是感觉／功能维度的信息，而名动拥有或依赖的主要语义表征不同，名词拥有更多的感觉信息，动词则拥有更多的功能运动信息。感觉或功能信息的损伤会造成名动选择性损伤。Gainotti等(1995)显示，名词受损者大脑损伤部位，位于延伸至后部相联脑区的左颞叶侧部和下部，这些区域正是存储感觉语义信息的脑区；动词受损者大脑损伤部位，位于左颞叶的前上部和左额叶的后下部，这些区域正是存储运动和功能信息的脑区。
感觉／功能解释可以用来说明经常被发现的生命性效应。生命性项目与名词相似，更多体现与感觉信息相关的特征；非生命性项目与动词相似，更多体现与运动／功能信息相联系的特征。因此，在产生生命性事物时，名词障碍患者往往表现出更大困难，动词障碍患者则在产生非生命事物时表现出更大困难。Nickels和Howard(1995)发现，在控制了几乎所有心理变量后，被试命名时仍表现出生命性和非生命性的特殊类别效应。Zanino等(2006)的被试LI，在图片命名和词图匹配任务中表现出生命项的显著损伤，非生命项则相对完好。
感觉／功能说也存在明显不足。依据感觉／功能说，生命类选择性损伤患者，在刺激项视觉属性上的损伤应该比在功能属性上的损伤更严重，非生命类选择性损伤患者则应相反。但Renzi和Lucchelli(1994)显示，虽然被试生命类的表现支持此观点，但在非生命类上并无类似差异。Hart和Gordon(1992)的被试KR只在处理动物类的视觉属性时有损伤，但损伤未体现在其他生命类别上。Caramazza和Shehon(1998)指出，特殊语义范畴障碍是模块性的，与处理物体视觉或功能属性时不对称的困难没有关系。
3.语法观
3.1 形态解释
这种解释主张动词的特殊障碍与动词具有较多的形态变化有关，如英语动词承载了大量的语法标记，因此对失语症患者来说，要在众多的动词形态变化式中进行选择会特别困难。
Caramazza和Berndt(1985)发现失语症患者在动词的形态变化上存在规律性损伤，而名词没有：英语动词的过去时标记-ed经常被省略，但现在分词标记-ing和名词复数标记—s则经常保留；荷兰语患者会频繁省略动词的屈折形式，却不会省略名词的屈折形式。
Tyler等(2001,2003)的系列研究揭示了形态因素在名动分离中的重要作用。他们(2001,2003)使用成套测试法，测查了名动在语言系统不同层面的加工。结果在单个词复述、词汇判断和同义词判断等任务中，失语症患者和正常控制组的名动表现均无差异。但Tyler等(2004)在fMRI实验中却发现，当名动发生屈折变化时，较之规则变化的名词，在加工规则变化的动词时，左额下回更易激活，且左额下回被更强激活的区域，部分地重叠于动词形态有特殊障碍患者的损伤脑区。Tyler等的上述研究提示，名动词根表征可无差异，但发生复杂形态变化的名动，会有差别地参与那些包含于形态—音位和句法加工的神经系统。Davis等(2004)运用fMRI对形态复杂性效应的研究支持上述观点。
形态说的不足在于，首先，它不能很好地说明流利型失语症患者的名词损伤模式。临床观察表明，流利型失语症患者对动作命名比对物体命名容易得多，自发性言语中动词的输出也比名词容易得多(Heeschen 1985)。其次，形态说无法解释形态变化不丰富语言中的名动分离现象，如Bates等(1991)、Chen和Bates(1998)发现汉语失语症患者存在名动的特殊障碍，Osmán-Sági(1987)研究匈牙利语的失语症发现，在这种名词与动词形态变化相当的语言中，也存在物体和动作命名的双重分离现象。最后，形态说只考虑了屈折变化形态却未考虑派生形态，Marangolo等(2003)的损伤研究和Marangolo等(2006)、Marangolo和Piras(2008)的fMRI研究均显示：派生形态和屈折形态的加工机制并不相同。
此外，近几年以正常被试为对象的汉语名动系列研究也对形态解释提出了挑战。如前所述，形态说不能解释汉语中的名动分离现象，心理学界的研究多将汉语名动分离归于语义因素（Bates,etd.1991; Chen and Bates 1998；张钦等2003; Li,et al.2004），而忽略了一个理论问题，即形态只是语法功能的外在表现，缺乏形态变化不代表语法功能相同，排除形态说不等于排除了所有的语法解释。汉语名动词的语法功能要在组合条件下才可能观察到，为此，杨亦鸣等(2002)基于词语组合能力，运用ERP和fMRI实验，发现了名动不同的神经加工机制，表明语法特征可以导致名动分离。梁丹丹等(2006)在搭配判断的fMRI实验中，调查了名词、动词、形容词分别充当名词修饰语时的脑激活情况，发现三类词激活的脑区显著不同，表明根据语法功能得到的名、动、形三类词各有其神经基础支持。刘涛等(2008)在同样运用搭配判断任务的ERP实验中，发现了名词、动词及名动兼类词在P200、N400和P600成分上的差异，认为语法功能在汉语名动分离中起重要作用。
3.2 句法解释
句法解释认为动词特殊障碍与其承担的重要造句角色有关。动词比名词更具内在复杂性，不但因为形态复杂，而且因为它们在句内的统领地位。动词不仅要决定可选论元和强制论元的数量和范围，还要进一步决定说话人可选的形式完好的句子框架，正是这种因果联系导致了句法障碍和动词提取问题的直接关联(Bates,et al.1991)。更明确地说，是句法障碍使动词加工困难。Lapointe(1985)认为，失语症患者主要动词问题的根源在于动词的句法复杂性，动词要决定句内论元的数量，而名词只用于填充而非指派这些论元。句法解释的另一版本出自Joanette和Brownell(1990)，他们提出失语症患者的主要动词障碍，可能只是更普遍的述谓关系问题的一个表现。Zingeser和Berndt(1988)也将Broca失语症患者的动词障碍看作是底层句法障碍的产物，他们认为，很多Broca失语症患者动词贫乏的原因在于句子构建困难。
借助动词的“及物性特征”实验，Jonkers(1996)发现，有的Broea患者试图处理全部的句法信息，以便讲出完整的句子（如带补足语），结果却导致动词输出受阻，而有的患者试图讲出简单的句子（如不带补足语），而不用全部的句法信息，结果减少了动词的输出障碍。完整句需指派的论元多，简单句需指派的论元少，这说明动词承载句法信息越多越易受损。
也有研究涉及与论元指派相关的动词小类。Byng(1988)对照了可逆动词和意义相反动词，可逆动词有共同的核心意义，所指派论元角色的数量和类型也相同，但实现形式不同，如buy和sell；意义相反动词的核心意义不同，但在论元安排上却没有差异。实验发现患者可逆动词的损伤最严重，暗示论元指派方式是动词受损的重要因素。Breedin和Martin(1996)利用句子产生任务，研究了患者动词缺陷与论元角色指派之间的关系，结果支持并拓展了Byng(1988)的结论，认为在造成动词损伤和句子产生困难上，论元指派缺陷虽不是唯一因素，但的确是重要因素。
通过不同次类的动词与名词搭配成句的对比实验，Jones(1984)发现，失语法症患者理解含“方向性运动动词”（如follow,push,pull）的句子，比理解含“非方向性运动动词”的句子困难得多。原因是“方向性运动动词”蕴含“内嵌命题”，该命题规定了论元间的方位关系，如follow蕴含命题［运动，
位于
之前］。换言之，“方向性运动动词”增加了论元指派的限制性条件，使之与“非方向性运动动词”相比存在更大的句法复杂性，因此更易受损。
与形态说一样，句法说也不能很好地解释流利型失语症患者的名词困难，此外句法说的困难还在于：首先，不能很好地解释失语法症患者倾向于保留规范语序的现象。有研究(Tzengand Chen 1988)发现Broca患者虽然动词受损，但产生的句子倾向于保留规范语序。这意味着他们能填充论元，并在表层结构中指派论元位置。其次，主张论元角色指派缺陷造成动词特异性损伤的证据尚不充分。比如，迄今并没有发现在意义相反动词和可逆动词上表现出明显双重分离的患者，而且由于能够获得的刺激项数量少，因而不可能完全匹配这些动词的心理变量，因此，认为动词障碍源于其复杂句法信息的观点还有待于进一步的证据(Druks 2002)。最后，对论元结构是否是纯句法问题存在不同看法，Shapiro和Caramazza(2002)就认为题元／论元信息存储于语义层，Black和Chiat(2003)明确将论元结构视为一种概念范畴，认为名词表达单个的实体概念，但联系三个或四个单个实体的关系概念，则主要由动词表达，所以概念类型可部分地约束句法范畴。
4.词库观
词库观的早期代表是Miceli。Miceli等(1984,1988)认为名动分离反映的只是词库内部本身的障碍。针对语义—概念观，Meceli等强调：概念组织和词语组织是有差别的，前者属于非语言领域，后者则是语言加工的自动成分。Miceli等(1984)提到以下事实：与名词提取困难的患者相比，动词提取困难的患者在描写同样的图画事件时，往往会用名词形式代替动词形式，比如用tears代替cry。这表明患者能够看懂、并解释和指向场景所描写的动作，显然这不是概念—语义观所能解释的。Meceli等(1988)认为失语法症患者的动词障碍是独立的词语障碍，不是其他语法障碍的一部分。为了说明一些患者只在产生任务、而另一些患者只在理解任务中表现出名动分离的事实，Meceli等(1988)提出了四个独立的词库：名词输入库、动词输入库、名词输出库、动词输出库。
词库观内部最具代表性的模型，是Bock和Levelt的两阶段加工模型和Caramazza的独立网络加工模型。Caramazza参与过早期Miceli的研究，独立网络加工模型可看作是Miceli词库观的推进。词库观以词汇的语法、语义和词形信息为核心考虑因素，在1990年代后获得了大发展，主要因为，模型解释可以在一个框架下统一原本支持不同观点的证据，使其获得内部的理论一致。比如词汇通达模型认为，语义因素与语法因素都可能引起名动分离，差别在于二者在语言加工中所处的层面不同，语义因素处于概念层，语法因素处于词汇层，类似具体性这样的因素，实际存在于前词语通达的概念—语义系统之中。另外，词汇通达模型都认为，词语通达蕴含词语句法特征的通达，所以形态观讨论的形态—句法信息、句法观讨论的论元／题元信息，都重新在词库内被讨论。
4.1 Bock和Levelt两阶段加工模型下的解释
根据Bock和Levelt的模型，词语通达包括两个过程，首先通达词目层(lemma)，其后是词素层(lexeme)。词目是包含语义和句法信息的抽象单位，没有具体的语音形式。被选词目的语音形式通过词语提取被激活，词目获得语音形式后称为词素。词语通达失败可能由词目和／或词素损伤引起。Dell(1986)、Dell和O' Seaghdha(1991)、Levelt等(1991a,1991b)的研究普遍表明，动词提取失败首先可能发生在词目层，这一层面出现障碍后，会反过来影响与动词句法性质有关的信息（如动词次范畴框架）的可及性；其次，动词提取失败也可发生在词素层，此时虽缺乏目标动词，但话语仍然含有表征论元结构的名词短语。
Berndt和Mitchum等(1997)把11个患者分为三组：五个动词障碍，两个名词障碍，另外四个在名动方面没有表现出任何差异。研究发现，所有动词障碍患者在阅读抽象名词和具体名词时均优于动词，这提示动词障碍应归于语法类别，因为概念层的分离不会在抽象词语中导致词类差异。考察差异的原因发现，所有动词障碍患者的理解能力均相对完好地保存，但Berndt和Mitchum等认为次要的语义障碍不会使理解受损，因此这不能作为定位障碍的指标。Berndt和Mitchum等依靠频率效应定位了名动差异的原因，因为频率效应被认为在语音输出层起作用。有趣的是，三个失语法症患者的命名表现未受频率影响，两个流利型患者却受到频率影响，表明失语法症的障碍发生在词目层，而流利型患者在词素层。
Berndt和Haendiges等(1997)研究了动词障碍和句子结构障碍孰为因果的问题。通过调查五个动词障碍患者发现，患者的连续性言语简短，没有什么结构扩展，并且他们会过量地使用所谓轻动词（如do,get,make,take），这一现象与失命名患者会过量使用thing这个词类似。轻动词语义空灵，但在句子中起结构作用，因此，它们的存在证明句法复杂性有程度区别，轻动词产生的不利影响表明，动词障碍和较差的句子结构之间存在因果关系。
接下来要弄清动词障碍可能发生在哪个层面。为此，Berndt和Haendiges等设计了包含各种限制的句子建构任务，迫使患者使用特定的结构。第一个任务给患者提供了动词、名词，要求患者用提供的词语组织句子。一些动词障碍患者受益于所提供的动词，表明这些患者的障碍可能存在于词目层。但有两个动词障碍患者例外，他们的句子结构并未因提供的动词得到改善，表明他们可能在词素层出现了障碍。
第二个生成任务的目的在于，探讨动词障碍是否是句法障碍的产物。有关失语法症患者的主要动词障碍和受损的句子结构之间关系如何，研究者讨论由来已久。根据句法解释，动词问题是底层句法障碍的连带产物，从词目假设出发，则有两种可能的解释：第一种与句法说相符，认为句子建构是主要障碍，它导致了句子产生过程中动词词目不能得到足够的激活，所以失语法症患者言语中动词贫乏。第二种解释正好与之因果相反，认为动词的词汇语法障碍在失语法症患者身上才是关键障碍，句子建构（和理解）困难是这一障碍的直接结果。
Berndt和Haendiges设计的第二个任务，是要求患者描述一幅包含简单情节的图画，描述中需要使用双论元动词。动词障碍患者生成了较少的合乎语法的句子，其主要错误是动词缺省。尽管一半时间缺少动词，两个动词障碍患者(FM和ML)还是正确生成了充当补语成分的名词短语，可以推断，他们的障碍存在于词素层。但另外两个患者(LR和EA)在缺少动词的情况下未能生成补语成分的名词短语，表明障碍存在于词目层。第五个动词障碍患者(JS)的句子生成相对完好，而且也不过多使用轻动词。他在单个词命名任务中所犯错误主要来自语音，所以障碍也可能发生在词素层，像FM和ML。差别是JS的动词输出是针对孤立项目的障碍，而FM和ML在句子加工中也有动词障碍。另外，虽然所有的患者生成被动句时都比生成主动句的障碍更大，但在主动句和被动句中生成的正确动词的数量上，却没有发现什么差别。这可能意味着动词障碍并非句子构建障碍的产物，而是动词在词库内的信息受损所致。
Kim和Thompson(2000)同样基于词目层假设的词汇通达模型，以失语法症患者为被试，调查了动词提取和动词论元结构性质之间的关系，发现被试在要求不同必有论元数量的动词上，显示出加工难度等级：三价动词难于二价动词，二价动词难于一价动词。作者认为动词论元结构性质是动词词库的重要成分，被试的动词提取加工障碍，存在于通达表征的词目层信息这一阶段。
4.2 Caramazza独立网络模型下的解释
两阶段加工模型最大的特征就是词目层假设，词目层是非模块性的词汇表征，既包含语义信息，也包含句法信息。词目层信息不但为言语生成和理解共享，也为不同的输出方式（语音或文字输出）共享。词目层假设对Bock和Levelt的模型来说至关重要，但同时也是这一模型受质疑最多的地方。Caramazza提出的独立网络模型明确提出应取消词目层，并主张词汇—语义、句法和特定词形的表征在分离的网络中独立存储，词汇语义信息和句法信息是模块表征。
支持独立网络模型最强有力的证据，是Caramazza等人所发现的一系列通道特异性障碍。例如，患者SJD(Caramazza and Hillis 1991)保持了正常的言语理解能力和口语产生能力，表明其语义系统完好。在利用同形词(to watch/the watch)为测试材料的书面和口头生成任务中，SJD口头生成了正确的名词和动词形式，但书写时仅能正确写出名词形式，书写动词表现出严重困难。与SJD正好相反，另一患者HW也保持了正常的理解和书写产生能力，同样表明其语义系统完好。HW在动词命名和阅读上表现出选择性损伤，但书写没有障碍。SJD和HW均保持完好的语义表征，因此其损伤模式难以用语义—概念观解释，而是为语音和字形输出词库的独立性提供了很强的支持：当语音输出库中动词受损时，字形输出库内的动词可以不受损（或相反）。证据不足之处在于，SJD和HW都是名词表现好于动词，这也可以在动词比名词复杂的观点下得到解释。但是，EBA的例子可以提供建立名动双重分离的缺失证据(Hillis and Caramazza 1995)。EBA是一个物体命名严重受损的失命名症患者，在包含命名和朗读的口头生成任务中，EBA均表现出动词优势，这样的表现与HW构成双重分离，证明作为语法类别的名动，在语音输出库和文字输出库中是分开保存的，可以受到选择性损伤。EBA障碍的第二个方面表现是，在不要求口头输出的字形输入加工任务中，她辨认文字形式时表现出对动词的特异性损伤，这表明不单输出词汇，输入词汇的加工也同样依据语法类别组织。
以上患者的障碍限于输出／输入的一种形式，意味着词汇—语义系统完好；既然词汇—语义系统完好，患者的损伤又仅限于一种语法类别，那么自然可以导入这样的结论：词汇—语义和句法信息是独立表征的。不仅如此，在动词内部，独立网络模型还允许形态—句法信息和题元／论元信息的分离。毋庸置疑形态—句法信息存储于独立的句法网络，题元／论元信息则被认为存储于语义层(Shapiro and Caramazza 2003a)，但独立于意义更具感知性的那些特征。Shapiro和Caramazza(2003a)报道了一例患者HG，她在命名和图片描绘任务中表现出动词通达障碍，表明语义信息受损；但HG能标志时或数，使动词产生屈折变化，即使对没有语义表征的假动词也是如此；她还能运用形态技能将工具名词转化为一个新动词，如laddering。这些证据不但表明，HG保持了与动词联系在一起的形态—句法加工，而且表明形态—句法加工与语义通达分离。但HG不能通达动词的题元／论元结构，表现在不能处理互逆的语义角色项目，因为这类任务要求题元知识。
Shapiro,Shehon和Caramazza(2000)报道了患者JR，他在名词产生上存在更大困难，而且与产生动词的屈折形式相比，他产生名词的屈折形式也更困难。与之相反，Shapiro和Caramazza(2003b)报道的另一个患者RC，产生动词和动词的屈折形式更困难，他在动词屈折形式上的损伤，既涉及到动词的规则变化形式，也涉及到动词的不规则变化形式。RC甚至在对没有实际意义的假词进行屈折变化时，RC也表现出假动词上的更大损伤。JR和RC的损伤模式表明，脑损伤可使名动的形态产生受到选择性损伤，而且形态加工和语义加工可以分离。
独立网络模型受到以下质疑：第一，正如Goodglass等(1993)所言，这种解释听起来很牵强，就像是对材料的重新描写，比如，患者说不出动词，就归因于口语输出动词库受损；写不出动词，就归因于字形输出动词库受损。Bates等(1991)提出，任何假定词语表征单一层面的词库解释，都不能说明在汉语失语症患者身上发现的亚词汇层的双重分离。其次，根据通道特异性，独立网络模型下不但有生成词库，而且有理解词库；不但有口头词库，而且有字形词库，这样同一个词需要多次存储，显然不符合认知经济性原则。最后，词的不同语法特征在表征和通达方式上可能有着根本差异，比如词类和性是词固有的特征。而时和数则是由上下文决定的非固有特征，怎么对这些不同类型的语法特征加工作出区别，独立网络模型没有给出标准。
5.结语
名动分离问题的研究在神经语言学领域长盛不衰，以上来自各个层面的分离解释至少为今后的研究提供了以下启示：
首先，名动分离因素存在于各个层面，不同的人可以被不同的因素影响。既然单一因素无法担当解释所有现象的重任，那么未来的研究应该更加注重寻找各个层面之间的关联，并考虑不同层面的因素各自起作用的条件和范围。
其次，使用不同实验材料得到的结果未必具有可比性。Segalowitz和Chevalier(1998∶102)曾指出，“大部分名／动区分研究都是在词汇判断任务下单个地呈现刺激词，只有个别研究利用了较短的短语来呈现(Samar and Berent 1986)。研究者们还没有提出，如果刺激词在句子框架下呈现的话，ERP的结果可能会发生戏剧性变化，而后面讨论的原因可能要考虑到这一因素。换言之，在线的词汇—框架加工未必会触及与词汇查找(lookup)加工相同的神经过程”。Li等(2004)与杨亦鸣等(2002)、梁丹丹等(2006)、刘涛等(2008)对汉语的研究，Tyler等(2001、2003、2004)对英语的研究所得到的不同结果印证了上述观点。
最后，不同实验任务对语法和语义信息的敏感度不同，这对结论的倾向性必然有影响。比如最常用的图片命名任务，能用图片表示的基本上都是物体和动作名称词，所以图片命名任务只能探测到概念—语义信息，其他常用的如词汇判断、语义归类、单词产生任务等，均对语义信息更为敏感，所以不难理解，运用以上任务的研究，会倾向于采纳语义—概念观来解释实验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