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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K9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0504(2007)04-0048-05
地理学是一门研究地球表层自然要素与人文要素交互关系与作用的科学。其研究范围上至大气圈对流层的顶部，下至岩石圈的表层，由大气圈、水圈、岩石圈、生物圈与人类智慧圈五大圈层所构成，是融合自然科学、社会科学、技术科学三大科学体系为一体的综合性科学[1,2]。其最突出的特点是：组成要素复杂多样，空间结构跨度大，地域差异明显[3,4]。虽然研究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与技术科学之间交叉作用与关系的还有哲学、系统科学等，但以地域为单位综合探讨其间关系的只有地理科学[5,6]。因此，地理学素以综合性和区域性为其特色，区域综合研究一直是地理学的核心内容之一[7]。
进入21世纪，区域发展再次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之一，综合研究也成为学科发展趋势。因此，我国的区域综合研究势在必行且前景广阔。
1 区域综合研究是中国地理学发展历程和研究现状之需
1.1 中国地理学的发展历程
中国地理学的发展历史久远，在《周易·系辞》中就有“仰观天文，俯察地理”之说，至今已经历古代、近代与现代3个发展阶段。中国古代地理学起源于春秋战国，迄至19世纪后期，基本是资料收集、地理现象的描述，虽无自然、人文之分，但研究内容包罗万象、范围无边无际，在世界古代科学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并独领风骚[8]。其一般表现形式是地方志、地理志等，主要代表有《山经》、《禹贡》等区域地理专著以及《水经注》、《梦溪笔谈》等专题研究[9]。其后随着欧洲文艺复兴与产业革命的到来，人们的视野不断扩大，原来的统一地理学逐渐分化为自然地理学与人文地理学两大学科领域，不同地理研究学派分庭而立，直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称为中国近代地理学阶段。在此阶段内，受清朝制度的桎梏以及解放前内忧外患的旧中国国情的制约，中国地理学发展缓慢，其代表人物和专著主要有马东男的《自然地理专论》、胡焕庸的《论中国人口之分布》和《中国人口密度图》等。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科学技术的进步与社会经济的持续发展，促使人口增长迅速，人口、资源、环境与发展问题愈显突出，从而促进了现代地理学的发展。主要表现是：人类活动对自然环境的干扰更为错综复杂，相邻学科交叉、渗透，使得自然地理与人文地理两大学科联系加强、重新统一；根据我国自然利用和经济发展的需要，人文地理也得到复兴，应用地理、计量地理、旅游地理等学科开始全面发展。中国地理学不仅在理论、方法和技术上取得了长足进展，而且研究领域也正经历着横向扩展与纵向深化的新的历史过程。由此可见，整个地理学的发展史就是一个统一、分化、再统一的演变过程，统一、综合乃大势所趋。
对以上中国地理学发展历程进行审视后发现，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地理学还存在一些问题，其中之一就是分科过细给新的综合带来困难。至今，中国地理学仍受到被分割成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两大分类的影响，虽然这种现象在一定程度上加强了地理学与相邻学科的沟通，但最终却削弱了地理学的凝聚力，即几乎只有各分支学科的发展，缺少各部门地理学的综合以及自然与人文的综合。
1.2 中国地理学的研究现状
按传统的地理学综合观念，地理综合可分为两个层次：一是两种要素之间（如地貌、水文、气候、植被、土壤，或聚落、城市、交通、政治等）相互关系的综合，这是中、低层次的综合研究；二是地球表面全部要素（包括自然、经济、政治、社会文化）之间相互关系的综合，这是高层次的综合研究。中、低层次的综合研究分别形成地理学的一些分支学科，如自然地理学、人文地理学等；高层次的综合研究实质上是人地关系综合研究，是地理学所特有的研究领域[10]。从20世纪60年代至今，面对人口增加、资源危机、环境污染、城市化等全球性问题的出现，地理学研究的综合性特点越来越受到地理学家的重视。地理学家普遍认识到，人地关系或人与环境关系的研究是一个广阔的领域，涉及很多方面，需要地理学各分支学科和相邻学科的相互沟通和共同协作。我国地理学研究的综合性也受到重视，其重要原因是由于国家业务部门要求地理工作者完成的任务大多是综合性的，因此客观上要求地理学有关专业进行交叉研究，使得地理学家更加重视地理学综合研究[11]。自80年代中期以来，黄秉维先生曾多次提出在中国开展陆地系统科学研究，强调地球系统科学研究的重心是揭示“人与自然的相互作用及应采取的对策”[12]，尽管他认为陆地系统科学并不完全等同于地理学，但他倡导开展综合研究的思想显而易见。任美锷也一贯重视地理学综合研究。不久前，他从全球变化研究的新高度，再次强调地理学的综合性和区域性特点，并提出开展陆圈、大气圈、水圈、生物圈、土壤圈及人类圈的相互作用的综合研究[13]。
随着数据采集能力的加强，中国地理学在区域综合研究和地表自然过程研究方面均取得长足进展，同时为适应国家建设和发展的需要，也开展了卓有成效的基础应用研究。但是关于如何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地理学综合，目前尚无根本性的突破。同时，地理学综合在观念及综合的方法、手段上还存在一些有待解决的问题，归纳起来大致有[14]：地理学综合的内涵不够宽广；地理学综合的思维方式有欠缺；从过程和机理角度进行地理学综合研究较为薄弱；地理学综合的手段偏于定性和单调。
2 区域综合研究是理论发展和实践之需
2.1 理论发展之需
2.1.1 综合研究是中国地理学存在的依据 综合研究是地理学的重要核心，是地理学存在的依据。地理从形成学科开始就具有跨越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性质，起着桥梁、交汇和贯通的作用。因此，加强地理学综合研究，发挥其要素综合、过程综合、区域综合、专题综合的长处，可使地理学持续、健康发展。基于此，黄秉维先生指出：“没有综合性地理研究，地理学便失去其存在的依据”[15]。
地理学是在人与自然的相互作用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人与自然的相互联系是地理学存在的根基。因此，地理学的综合研究不同于其他学科，它所强调的人地相互作用的高度综合是integrative（融合的）和interdisciplinary（跨学科交叉的），而不是comprehensive（混合的）和multidisciplinary（多学科的）[16]。综合是地理学的本质，地理学研究的每项突破都是综合的结果[17,18]。鉴于地理学的研究传统以及全球变化科学研究的成功经验，地理学应继续发挥其固有特点，开展跨学科的综合集成研究是地理学持续发展的重要研究方法，也是地理学的重要研究方向和研究内容。
2.1.2 区域研究是中国地理学的悠久传统 没有区域就没有地理学，区域研究自产生就与地理学结下了不解之缘。这是因为，“区域”本是地理学的传统研究领域，地理学是一门擅长于区域研究的学科，区域研究与地理学有许多共同的研究内容和研究领域，两者不可分割。在区域研究的发展历程中，地理学做出了应有的贡献，使两者形成了千丝万缕的联系。
60多年前，黄秉维先生在论述地理学的发展趋势时，指出地理学是研究全局的综合科学。研究地表上区域之异同有两种途径，即系统地理学（又称普通地理学）和区域地理学（又称特殊地理学）。他认为“地理学当为地面区域之比较研究”、“研究地表上区域的差异之科学”等[19]。
总之，地理学研究地球表面的地域分异特征，以区域为其研究核心，只有区域研究才能充分表达地理学的综合性和区域性，地理学的特点确切地说应该是区域性基础上的综合性[20]。地理学中的区域研究因其最能表达地理学的地域性和综合性特点，也最能完整体现地理学，而成为地理学中最精华的部分和灵魂[21]。
2.1.3 跨学科的区域综合研究是中国地理学发展方向 黄秉维先生曾强调地理科学中区域综合研究的重要性，提倡各有关学科的交叉研究，主张开展跨人文和自然学科的综合研究[22]。他指出，对地观测与信息技术的发展，使人类有能力对全球性问题进行系统研究和综合集成；肤浅的综合站不住脚，必须有分支学科的深入研究。由于过去地理学研究中的大多数“综合”性项目实质上只是多学科研究，因此，很多“综合”性结论实际是有关成果的“综述”[18]。过去全球环境变化研究偏重于自然，且较多采用“自上而下”(top-down)的方法，由于“自下而上”(bottom-up)的工作少而粗，因而所得结果与实际相差甚远。因此，21世纪我国地理学研究要取长补短，基于地理学各单个学科、方向的研究成果、研究手段，围绕复杂系统的研究目标，采取“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相结合的方式，进行有效集成。
总之，由于区域地理研究最能表达地理学地域性和综合性相结合的特点，因此从区域角度综合观察和研究人地关系地域系统，是地理学对过程和类型综合研究的概括和总结，应成为中国现代地理学的重要发展方向。
2.2 实践需求的推动
推动中国区域综合研究发展的实践需求可以从3个层面来论述：全球层面的全球环境变化、国家层面的可持续发展以及地区层面的社会经济发展。
2.2.1 全球变化研究的需要 全球变化(the global change)作为一个专用的科学名词和一门交叉学科，发展至今已形成一门高度综合的学科领域，称之为“全球变化科学”[23]。一般理解为地球环境系统的变化，指地球环境系统的某些关于人类生存的要素出现了异常变化，并且由于这一要素的变化导致其他相关要素的变化，进而使得全球尺度的环境恶化[24]，如大气中温室气体的增多而导致的全球变暖、森林锐减造成的物种减少等。
针对全球性环境变化，国际科联(ICSU)发起并组织了国际地圈一生物圈计划(IGBP)，旨在深入了解控制整个地球系统相互作用的重要物理、化学和生物过程，揭示支持生命的独特环境变化规律以及人类活动对这些过程的影响方式，并预测未来几十年至百年的全球环境变化。但全球变化并不是全球一致的变化，地球上不同地区具有不同的物理、化学和生物学特征。尽管全球变化研究是针对地球环境的整体行为的科学，但由于其复杂的时空尺度，这种变化的整体行为是各种时空变化的综合。而且，要认识全球尺度整体行为的变化，须首先认识区域尺度的环境变化，特别是受自然变化和人类活动共同影响的区域。2002年开始的IGBP第2个发展阶段，就强调区域研究（特别是典型区的研究）、协作集成，这种研究思路与地理学的研究理念一致。我国一直对此予以极大的关注，并积极参与IGBP有关的研究计划。
中国疆域辽阔，地貌多样，是全球自然地理环境最丰富的国家之一，自然演变过程复杂。地表上聚集的山川、湖泊、冰雪、植被、森林、建筑等，为全球变化研究提供了可互比的种类繁多的样本[25]。中国约98%的疆土位于北纬20°～50°，亚热带和温带面积分别为全国国土面积的26.1%和45.6%。在行星风系上，亚热带在世界其他地区多属回归线西风带，雨量稀少，地表荒漠化严重。但在中国，由于独特的海陆分布以及青藏高原隆起和东亚季风的作用，中国亚热带地区水分和温度条件都较好，并无“回归线荒漠”现象。这些现象产生的过程和机理都是我国地理学正在或即将开展的研究课题，也是其他国家或地区所不具备的条件。
2.2.2 可持续发展的需要 可持续发展的核心思想是：健康的经济发展应建立在生态可持续、社会公正和人民积极参与发展决策的基础上，既要使人类的各种需要得到满足、个人得到充分发展，又要保护资源和生态环境，不对后代人的生存和发展构成威胁[26]。它特别关注各种经济活动的生态合理性，强调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保持资源、环境的可持续性利用。18世纪以来的工业革命，为人类创造了一个高速发展的工业经济时代，但它是建立在牺牲环境、资源掠夺性开采，甚至牺牲后代人利益基础之上的。20世纪以来，各种区域性问题纷至沓来，如生态环境问题、地区或国家边界争端、资源争夺、人口膨胀等，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区域的稳定和发展。如今，这些区域性问题开始受到人们的重视，区域可持续发展研究也在逐步展开。
可持续发展是当代社会进步的指导原则，体现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谐以及人类世代间的责任感。而地理学的研究对象——地球表层系统有着显著的区域差异和地域分异规律[7]，因而地理学是区域可持续发展研究的优势学科。虽然地理学可从全球尺度和不同区域尺度角度研究[27]，可持续发展，但区域尺度可持续发展是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开发成败与否的关键，也是地理学参与可持续发展研究发挥重大作用的领域。我国地域之间社会、经济、环境的发展不平衡，如西部和东部客观上存在着显著差异，其资源与环境特点不一，发展的社会历史和文化背景各异，相互之间的联系不同。因此，研究不同区域的发展内涵，协调区际之间的联系，处理好其间的差异和不平衡是非常重要的课题。长期以来地理学有区域研究的传统，在新的形势下，发挥自然地理、人文地理和地理信息技术的综合优势，从定量、动态、机制等方面进行综合集成，必将对区域可持续发展做出积极的贡献。
2.2.3 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 开展区域尺度的综合研究，不仅对提升我国全球变化和可持续发展研究领域的科研水平和满足国家战略需求具有重要意义，而且对地区社会经济发展有重大的促进作用。社会需求是我国现代地理学发展的重要动力。“以任务带学科”是过去50多年来我国地理学取得蓬勃发展的一条基本经验[28,29]。地理学家组织和参与完成了国家一系列重大的关于自然条件、自然资源、农业发展等方面的调研任务，对社会进步和建设做出了巨大贡献，从而促进了地理学本身的发展。但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西部大开发以及东北经济区振兴等重大举措的逐步实施，传统地理学显得与时代不相适应，这就要求地理学及时调整思想，面向国家社会主义建设的大问题，立足科研力量面向经济建设的主战场，以人地关系为主线，注重应用研究，如水土资源的合理利用、农业生产潜力的持续稳定发展、区域开发与国土预测、城镇化等综合研究。最近，地理学家积极参与到江浙地区农村发展机制、东部城镇体系形成、闽粤经济与社会文化结构的时空演变、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经济区等重大国家需求中，显著提高了我国地理学的应用价值和科学水平，带动了国土资源、土地利用、地区经济建设等领域的研究，促进了大量分支学科的形成和发展，同时也将提高区域研究的综合能力。
3 发展方向
3.1 特色区域的设定
区域自然、社会、经济状况的差异决定了各个国家和地区对全球变化响应情况和适应能力的不同[30]；不同国家和区域全球变化研究有其自身的战略思考，并与其经济、政治、安全及可持续发展等一系列问题紧密联系。作为制定国家或地区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基础，人们不再仅仅关心全球平均温度升高多少，而是更加关注自己的国家和地区将发生哪些变化？决策者、工农业生产的管理者和公众更需要知道全球变化对其所在区域的影响效果以及这些影响在社会经济方面的重要性等。同时，在国家层面上，由于各国所处地域、面积、人口、社会经济、历史文化、风土民情、管理政策等不同，这些差异决定了其对全球变化响应情况和适应能力不同，并且各国的人类活动对区域及全球变化的贡献与影响也不同。因此，开展区域层面上的综合研究是国家意义上的全球变化、可持续发展研究的重要方面。
我国处于生存环境脆弱多变的东亚地区，在全球变化和社会经济高速发展的压力下，环境问题尤为严峻。我国面临着诸多与经济发展相冲突的区域环境问题，如环境污染、城市化发展、土地荒漠化面积扩大、北方干旱化加剧、水土流失、生物多样性破坏、持久性有机物污染、重大工程（如三峡库区）的环境后效、突发的传染病流行（如非典）等。同时，长期以来地区之间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平衡造成地区差异有逐渐扩大的趋势。这一系列问题与以全球变化为标志的全球性问题相互交织，构成对我国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严重威胁[31]，甚至可能演化成东亚乃至全球性的问题[32,33]。
另外，我国具有多姿多彩的自然环境和悠久的历史文化，为全球变化区域研究的开展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漫长的演化历史与复杂的动力学过程，造就了我国多元的地貌格局。青藏高原是影响全球变化的关键地区之一；黄土高原保存着数百万年的丰富环境信息；长江、黄河贯穿大陆东西，为研究全球背景下陆海相互作用奠定了基础；宽浅的大陆架和广阔的近海海域，为陆一海—气相互作用研究提供了条件。深厚的文化底蕴、丰富的历史文献和各种自然记录，可以提供多方面的古环境变化信息，为我国全球变化区域研究提供了良好机遇[34]。
根据我国地域特征以及全球环境变化、国家可持续发展战略、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研究动向，参照宋长青等研究成果[35]，笔者认为近期中国现代地理科学应把下列区域作为典型区域进行综合研究：1)东部沿海经济区；2)大城市及迅速兴起的城市群（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3)典型粮棉油基地（黄淮海平原）；4)老工业基地振兴（东北工业区），5)半干旱牧业区（北方农牧交错带）；6)云贵高原喀斯特地区；7)黄土高原；8)青藏高原。
3.2 加大新热点区域研究力度
中国地理学在20世纪90年代所制订的重大研究计划中，对中国西部高原及东部沿海地区这两个敏感区域进行了综合研究[36]，并取得了显著成效，推动了地理科学的发展，在解决全球、国家和地区等重大问题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积极作用[1]。笔者认为，近期中国地理学中的区域综合研究应顺应国际地理学热点，积极参与环境演变及其效应的研究，以及联系我国基本国情，积极配合各项经济建设，在加强典型地区综合研究的基础上，继续推进传统区域研究，加大新热点区域研究力度，如东北工业区的振兴、黄淮海平原的土地综合整理、长江三角洲城市群、西南喀斯特地区等。
我国独特的自然地理区域多与四大高原有关，如青藏高原的地势地形作用及对中国、东亚乃至全球气候的影响；黄土高原丰富的环境信息及对干旱半干旱区域的荒漠化意义；内蒙古高原周边地区世界上最大的农牧交错带这一生态脆弱区的形成、演化及对地区可持续发展的影响等。上述研究成果已产生了世界性的影响，但我国云贵高原喀斯特地区的综合研究还很薄弱，是一个有创新潜力的地区。该区多为山区，碳酸盐类岩石出露面积达54万km[2]，是世界上面积最大、发育最完全的喀斯特连续地带，土层薄瘠，水土流失严重，旱涝等灾害频繁，是典型的生态脆弱区。恶劣的自然条件以及历史、社会、经济诸因素的影响，使这里长期处于封闭的环境中，经济发展水平低下，自我发展能力很差，人地关系冲突尖锐。由于传统喀斯特研究基本上只关注地貌、水文和气候等无机过程，这里的综合研究至今还未真正展开，迫切需要探索所有要素间相互作用的整体运动及其与人类生存、发展的关系，为这一脆弱生态系统的综合整治和可持续发展提供科技支持和指导，是当前地理学中区域综合研究的一个重要前沿课题。
收稿日期：2007-05-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