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与中美关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周恩来论文,中美关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50年代初到70年代中期，中美关系走过了一段艰难的历程。中美两国经历了一个从朝鲜战争、台湾海峡危机到关系正常化的转变。这一转变是中国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的胜利，也是周恩来外交思想实践的体现。它具体表现在以斗争求和平策略，坚持政策原则性与策略灵活性相结合，以民间外交促进国家关系改善等策略的运用上。回顾这段历史，对我们今天正确处理中美关系仍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以斗争求和平策略在中美关系中的运用
以斗争求和平就是在对外关系中面对强大的对手，为了达到和平共处的目的，采用斗争的方式，而不能无原则地一味地妥协、退让。
朝鲜战争时期，我方为弱兵、疲兵。而敌方则是强国强兵，且人多势众。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没有因为敌强我弱而一味地妥协、退让，周恩来和毛泽东一起运用了以斗争求和平的策略。
首先，中国能够出兵朝鲜敢于同美国开战，这本身就是以斗争求和平策略在战略上的体现。正如周恩来指出：“现在对美帝国主义如果不抵抗，一着输了就会处处陷入被动，敌人将得寸进尺；反之，如果给以打击，让它在朝鲜陷入泥坑，敌人就无法再进攻中国……”他还说：“美帝国主义用武力压迫别国人民，我们要使它压不下来，给它以挫折，让它知难而退，然后才可以解决问题。”在这里，周恩来把坚决同美国斗争的战略意义讲得很清楚。
其次，在三年朝鲜战争期间，我国始终以军事斗争为后盾，以战场上的胜利来保证谈判桌上的胜利。正是由于中朝方面的坚决抵抗，不屈服于强大敌人的压力，才最终使朝鲜战争以朝中方面的胜利而结束，才使和平得以实现，而且大大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威望，使中国在以后的对美关系中居于更有利的地位。
在台湾海峡危机时期，周恩来协助毛主席具体深入地运用了以斗争求和平策略，巧妙地处理了两次海峡危机。
1950年6月，美国第七舰队进入台湾海峡后， 美国便加紧了对台湾的控制，美国与台湾当局商讨所谓《共同防御条约》，并公然宣布：“国民党控制的附近岛屿与台湾防务有关。”面对美国的公然挑衅，中国采取了必要的有力措施。1954年9月23日， 周恩来在一届人大一次会议上两次强调：“中国人民一定要解放台湾。”9月3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福建前线部队奉命炮击金门、马祖作为解放台湾的第一步行动给了美蒋以强有力的回击，使美蒋在政治上、精神上受到很大冲击。1954年12月2日，美国同台湾当局签订了所谓《共同防御条约》， 把所谓领土规定为台湾、澎湖及美台双方共同协议所决定的其他领土。面对这一严重挑衅，1955年1月18日， 由华东军区浙东前线指挥部张爱萍司令员指挥，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了一场自它创建以来的第一次陆海空三军协同作战，仅用了3个小时就攻取了作为台湾门户的大陈岛群的一江山岛。 这是中国显示力量和决心的表现。1958年5月， 美国又一次在台湾海峡地区制造紧张气氛，在台湾成立了美国驻台协防军授司令部，统一指挥其在台湾的几个侵略机构。美国海军参谋长叫嚣：随时准备象在黎巴嫩那样登陆。8月18日， 美国国务院公布了一份“关于不承认共产党中国政策的备忘录”，再次对中国进行攻击。蒋介石集团也加紧叫嚷要反攻大陆。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政府采取了针锋相对的行动，中国人民解放军从1958年8月23日开始对金门进行猛烈炮击，并从空中轰炸、封锁金门、 马祖等沿海岛屿，严惩了蒋介石集团的猖狂活动，打击了美国的嚣张气焰。为此，美国从8月24日起，迅速向台湾海峡实行大规模军事集结， 调动了其半数航母（6艘）的近万名军队， 面对强大敌人的严重的军事威胁，中国采取了坚决的斗争策略。9月14日， 中国政府宣布本国领海宽度为12海里，未经中国政府许可，一切外国飞机和军用船舶不得进入中国的领海领空。9月6日周恩来发表了关于台湾海峡地区局势的声明，重申解放台湾、潮湖、金门、马祖是中国的内政，任何外国不得干涉。他警告美国：“如果美国继续对中国进行侵略和干涉，把战争加到中国人民头上，美国政府必须承担由此产生的一切严重后果。”美国国政府不顾中国人民的严正声明和正义的斗争，于9月7日命令美国军舰为蒋介石集团派到金门的舰队护航。我福建前线炮兵部队当即给予金门的蒋军和受美国军舰保护的蒋军船舰以严惩。同时我外交部发言人奉命对美国船舰侵入中国领海向美国提出严重警告。面对中国人民的坚定决心和正义行动，美国被迫屈服，于1958年9月9日给中国驻华沙大使发出照会，表示随时准备恢复中美大使级会谈。
在台湾海峡危机期间，面对美国长期的强大的军事、政治压力，中国政府从未屈服过，相反，中国依靠自己的力量，同美国进行了针锋相对的长期的不屈不挠的反复的斗争，使美国的每次图谋都在付出沉重的代价以后失败，不得不放弃其侵略野心而坐到谈判桌上来，同中国进行平等对话。
周恩来之所以能使这一策略成功，主要原因在于：1、 我方有理和得到国际社会的同情支持。2、我方有相当的实力， 尤其是有相当的军事实力，保证在每次斗争中都给对方以创伤，让对方知难而退。否则，“以斗争求和平”策略就不会收到效果。
二、坚持政策的原则性和策略的灵活性是处理中美关系的原则
政策的原则性和策略的灵活性是周恩来在处理中美关系中成功运用的又一重要策略。这一策略要求善于掌握分寸，即适度，做到坚持原则而不死板，注意灵活而不出格。
朝鲜战争停战谈判之前，周恩来曾对谈判人员说过一番话；行于所当行，止于所不可不止。意即：该做的就应该做，义无反顾，该停的时候就应该适可而止。周恩来指出：“抗美是保家卫国，是当行的爱国主义的正义战争；援朝则是社会主义国家应尽的国际义务。可是当侵略者伤亡掺重被迫求和时我们就应该审时度势，把战争停下来。”
在台湾问题上，周恩来是寸步不让的，针对美国把台湾分割出来的图谋，他进行了坚决的斗争。
1955年1月28日， 新西兰驻联合国代表芒罗在美国的指使下向安理会提出要求讨论中国政府同台湾当局在中国大陆沿海岛屿地区发生敌对行为的问题，美英附议表示支持。对此，周恩来拒绝与会，并给予了强烈谴责。
1958年9月7日，美国军舰不顾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反对，开始为蒋介石派到金门的船队护航，并继续玩弄战争边缘的把戏，当他们护送的蒋舰受到解放军追击时，他们总是停在三英里以外的地方观望，我方的策略是只找蒋舰，而不轰击美国军舰，这样既打击了蒋军，粉碎了美蒋勾结骚扰大陆沿海的阴谋，又把战争避免在边缘上。为了促使中美大使级会谈重开，1958年6月30日，中国外交部发表声明， 要求美国政府自即日起15天内派出大使级代表参加会谈，否则，中国政府就不能不认为，美国已决心破裂中美大使级会谈。在中国声明期限的最后一天，即7月14日，美国官员声称：美国将在15 天期限届满后的几天内派出大使级代表，在一个新地点恢复谈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表示：美国要点面子，也是可以理解的。只要是美国愿意迅速恢复会谈，就是再推迟几天时间也无不可。在大问题上坚持原则，在小节上慷概大度，表现出极大的灵活性，表明周恩来对这一策略的运用已达到十分娴熟的程度。
尽管在很长时间里，美国一直同新中国敌对，周恩来还是认为，不能因为这样就不同它接触和改善关系。他反复说明：敌对双方也可以进行谈判，问题是不能丧失原则。在周恩来的倡议下，中美双方在1955年开始大使级会谈，直到1970年，断断续续谈了15年。谈判中，中国始终坚持必须先解决两个原则问题。这两个问题是：不同社会制度国家应该根据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解决相互间的问题；美国要承诺从台湾和台湾海峡撤走一切武装力量和军事设施，让中国人民自己解决台湾问题。周恩来紧紧地抓住这两个问题不放，表现了高度的原则性。后来尼克松访华，在商谈联合公报的内容时，周恩来提出：除双方达成协议的内容外，分歧点也应该列入公报。这就使全世界都认识到，中国同美国谈判没有丧失原则。这种各说各的原则的公报，是过去双边联合公报中没有出现过的。周恩来在坚持我方原则的同时也向美方表示：同意五项原则和解决台湾问题还有一个时间问题。就是说我们不是让美国马上退出台湾，而是要美国同意最后撤兵。这样做，中方没有丧失任何原则，但却由于显示了高度的灵活性而达成了具有历史意义的联合公报，推动了中美关系正常化的进程。
三、始终重视以民间外交促进中美关系的发展
对民间外交，周恩来曾多次论及，显示了高度的重视。1952年4 月30日，在一次我国驻外使节会议上，他指出：“我们要团结世界各国的人民，不仅兄弟国家的人民，就是原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的人民，我们也都要争取……外交是通过国家和国家的关系这个形式来进行的，但落脚点却还是在影响和争取人民，这是辩证的，这一点要搞清楚。”周恩来还指出：文化交流、经济交流是我们外交的两翼。
在日内瓦会谈期间，为了推动会议朝积极的方向发展，我方把民间外交放到了很重要的位置。1956年9月—1957年12月， 中方先后提出关于促进中美民间来往和文化交流，关于中美两国在平等互惠基础上准许对方记者来进行采访，关于彼此给予司法协助等协议草案，力图以民间外交从根本上促进两国关系的改善。这些措施收到了明显的效果。中美两国人民通过民间交往，彼此增进了了解和信任，加深了感情。
中美之间的“乒乓外交”是通过民间体育交流促进国家关系解冻的一个典范。
1971年4月14日， 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亲自接见了应邀来访的美国乒乓球队队员，并同他们亲切地交谈。后来，一位美国母亲从美国把一束红玫瑰辗转送给周恩来，她要感谢周总理对她的儿子——一名美国球员的谆谆教导。中国和美国之间以民间交往的形式打的这场“乒乓外交”，把中华民族和美利坚民族之间的民族感情推向了一个新高度，对中美两国政府间关系朝着积极方面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正如周恩来所说：“中美两国人民过去的来往是很频繁的，以后割断了很长时间，你们这次应邀来访，打开了两国人民友好往来的大门，我们相信中美两国人民的友好往来，将会得到两国人民大多数的赞成和支持。”在周恩来接见美国球队的当天，尼克松总统发表了一项声明，宣布采取对华新步骤。“乒乓外交”，这一传奇式的民间外交，收到了如此显著的效果，不仅松动了中美关系，而且改善了当时的国际关系，使它本身具有了世界意义。直到今天，“小球转动大球”的乒乓外交仍为人们广为传诵。
“乒乓外交”充当了中美关系正常化的开路先锋，促成了尼克松访华、《上海公报》的发表等一系列历史性事件的实现。在尼克松访华后的一年多时间里，中美关系得到了迅速发展，这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得益于民间外交。当时已转为公开的“巴黎渠道”的主要作用就是用来讨论和安排双边民间交流工作。在双方达成的原则协议中，有美国人民私人访华的签证申请协议，有美国篮球队、游泳队、跳水队访华的协议，中国乒乓球队、杂技团、医药代表团、科技代表团访美的协议等，都大大加深了两国人民的友谊，促进了两国关系的发展。
在开展民间外交的过程中，周恩来还很重视美国舆论对美国人民的重大影响。1970年8月，美国《纽约时报》副社长赖斯顿来访， 周恩来同他进行了长达4个多小时的谈话，详细介绍了新中国的建设成就， 充分阐述了我国政府关于台湾问题和中美关系的立场，提出了影响中美关系正常化的症结所在。赖斯顿以《中国通讯》为题，就访问中国的所见所闻所感连续写了17篇报道，赞扬“睡狮正在苏醒”，认为美国政府必须按照不断改变的事实来审查对共产党中国的政策。这些文章在美国各界引起了广泛的兴趣和强烈的反响，对加深两国人民的相互了解起到了特殊的作用。
四、运用具有中国民族特色的外交风格来处理中美关系
从某种程度上说周恩来处理中美关系之所以取得巨大成功，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在他身上体现了中华民族的气节、气质，使中华民族所具有的巨大的感召力和吸引力充分地体现出来。
他的外交风格可以概括为：以理服人、不卑不亢、讲信用三个方面。
他在阐明自己的立场时总是摆事实，讲道理。在很多情况下，他是以引人入胜的喻情于理的演说，使听者口服心服的。
1957年9月7日，周恩来在同美国青年代表团谈话时，一个叫做夏格·阿维迪亚恩的青年问道：“为什么不在台湾问题上声明不使用武力？”周恩来回答说：“台湾是中国的，中国要怎样解放台湾，是中国的主权，是中国人民自己的事。你可以想一想，假使有一个国家拿武力占领了火奴鲁鲁；然后跟美国朋友说，你收复火奴鲁鲁不许使用武力，假使你使用武力，就要引起世界大战，美国人民会怎样感觉呢？中国如何能够在日内瓦中美会谈中，在美国的武力威胁底下，答应美国说中国在台湾不使用武力呢？ ”一席话说得夏格和在场的代表团成员连连点头。1954年5月，在日内瓦会议上关于印度支那问题的发言中， 周恩来巧妙地驳斥了美国代表的发言，揭露了美国染指印度支那的企图。周恩来说：“也许出乎某些先生意料之外，越南独立宣言是引用一七七六年美国独立宣言中‘一切人们生来就是平等的，他们应有这些天赋的不可剥夺的权利，那就是生存、自由和追求幸福的权利’这些词句开始的，难道越南人民这个要求是过分的吗？”周恩来的这一番发言，以确凿的事实和严密的逻辑，使美国造成亚洲紧张局势以期侵略和奴役亚洲人民的险恶用心昭示于各国代表，从而争取了大部分与会代表，甚至包括美国的部分盟国的支持，使美方陷于很被动的境地，从而大大提高了新中国的国际威望。
尼克松访华，谈到越南问题时说：一旦美国退出，某些地区就可能出现“真空”。对此，周恩来反问：美国退出中国后，出现“真空”了吗？还不是中国人民填补了。英国退出美洲大陆时出现真空了吗？还不是美国人民填补了。尼克松听后唯有连连点头。这种是非分明以理服人的态度为新中国和他本人赢得了来自不同方面的尊敬和友谊。
周恩来在处理外交事务中能够做到以理服人，离不开他渊博的知识。对这一点基辛格是深感佩服的，他在回忆录中写道：“在谈论哲学、回忆往事、分析历史、探讨谋略以及诙谐善辩等方面，他都是个行家能手，他对事物了如指掌，特别是有关美国事态发展以及对我个人的背景情况的了解，是令人惊讶的。”尼克松也不得不承认，许多国家的领导人往往全神贯注于某些事物或问题，周恩来却能广泛地谈论人物和历史，他的知识渊博是惊人的。正是渊博的知识才使周恩来能够以雄辩机智蜚声于世，才使他能够在国际舞台上纵横捭阖，左右逢源。
不卑不亢，举止大方，是周恩来外交风格的又一个重要方面。
1950年3月20日，周恩来在外交部全体干部会上， 明确地要求大家在外事活动中要坚持不卑不亢的态度。他说：“我们要打破旧的外交传统，既不盲目排外，也不媚外，否则不是狂妄便是自卑。不亢不卑才是我们的态度，在这方面必须掌握得体。”美国国务卿艾奇逊在一次演说中恫吓中国说，亚洲的事务中国必须不加闻问，否则就是“违反他们的亚洲邻邦的、美国人民的以及——真的——一切自由人民的传统和利益”，而且将“违反联合国的宪章”。对此周恩来驳斥了艾奇逊。他说：“我想，我应当代表亚洲最大的国家及人民告诉艾奇逊：这些可笑的恫吓早已过时了，安静些，并且看看地图吧！亚洲人民自己的事情，应当由亚洲人民自己来处理，而无论在什么时候，也不应当由太平洋彼岸的帝国主义者，例如艾奇逊之流，来加以干涉！”周恩来以凛然不可侵犯的气度，有力地回击了美国的外交讹诈，维护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尊严。
在基辛格秘密访华期间，周恩来告诉基辛格，他大致同意尼克松总统7月6日在堪萨斯城演说中所列举的观点。这使基辛格陷入尴尬的境地，因为他对这件事毫无所闻。原来，美国中西部新闻宣传机构的高级人员集会，请内阁成员和白宫助理人员报告国内政策，尼克松在会上做了一篇事先未草拟讲稿的即席演说，提出了五极世界的观点，并赞扬中国人民是富有创造性的、勤劳的、世界上最有才能的民族之一。面对基辛格的处境，周恩来并没有表现得盛气凌人，借机给人以难堪，而是主动向基辛格介绍演说的内容，并于第二天早上，派人将尼克松讲话的稿件连同早餐给他一起送去。
周恩来不卑不亢的外交风格也体现在他在外交场合的落落大方的举止上。周恩一向很重视这一点，他曾经明确提出：“我们要向先进的学习，同时要做到不卑不亢，要有适当的分寸。在外交场合上，任何一个行动都不要随便。”基辛格在他的回忆录中这样描写周恩来：“他既小心翼翼又泰然自若，他举止娴雅庄重，他使举座侧目的不是魁伟的身躯，而是他那外弛内张的风度。”周恩来的外交形象，使“朋友们感到可亲可敬，乐于接近，而又使那些敌视我国而又傲慢自负者感到他凛然不可侵犯”。
“言必信，行必果”是周恩来一直信守的原则，没有依据的话不说，说了的话就要算数。1952年4月30日， 周恩来在一次我国驻外使节会议上说：“国家同国家办事，说了就得算数。”周恩来不仅自己恪守信用，还言传身教，教导我们的外事人员要言行如一，这样不仅造就了一批守信用的中国外交家，而且使国家外交以遵约守信著称于世。正如基辛格以其亲身体验在其回忆录中所写的：“中国外交家是细致而可信的。”
正是周恩来这一套有中国民族特色的外交风格，使他身上具有了那种神奇的魅力，赢得了美国人民的理解和同情，使美国总统、国务卿等国家领导人和外交官们尊重周恩来，这些在改善中美关系和外交斗争中起了不可估量的神奇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