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主义与中国经济学的当代建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历史主义论文,中国论文,经济学论文,当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历史主义与经济学的历史学派和历史方法
恩格斯指出：“人们在生产和交换时所处的条件，各个国家各不相同，而在每一个国家里，各个世代又各不相同。因此，政治经济学不可能对一切国家和一切历史时代都是一样的。”[1](P489)恩格斯的这段精辟论述包括了两方面含义：一方面隐含了经济学的民族性，即不同国家有不同的经济学；另一方面隐含了经济学的历史性，即不同时代有不同的经济学。
关于经济学的历史性和民族性本质，其思想渊源可以追溯至德国历史主义和历史学派。历史主义思想最初源于意大利哲学家维科，18世纪到19世纪流行于德国，并成为德意志民族兴起时期的哲学思潮。德国历史主义的代表人物包括赫尔德、默泽尔、兰克、梅尼克等。与启蒙思想家的理性主义和普世主义不同，历史主义包含两个核心观念，即发展观念和个体性观念。他们把崭新的生命原则应用于历史世界，用个体化方法来代替对人类历史的普遍化观察。[2](P2)历史主义反对理性主义所宣扬的“永恒人性”，反对由此衍生出来的关于历史的统一性观点。历史主义认为，人类社会是不断进步的，人类历史及其各种表现是一个自然变化和发展的过程。一方面，历史是一个连续的但并不是直线上升的过程；另一方面，各个时代、民族、国家以至个人，都根据历史的条件或其自身属性表现自己的独特性，代表一种个别的精神和价值，因而没有共同历史可言，更不存在共同规律。
历史主义的实质，就在于用对历史的个别理解来代替对历史的一般化看法。个性与个别的发展最清楚不过地表明了历史主义对待历史的态度。梅尼克指出：“个体性，包括单个人物的个体性与观念和实际世界的集体性结构的个体性，其本质就在于它只是通过一种发展的过程才能显出来。”[2](P4)赫尔德认为，人是不同民族、不同社会、在不同历史条件下的产物，因此不同时代的人性并不一致。每一种完美人类之说是就某一方面而言的，都要受到地域和时间的限制，并且具有特殊性和个别性。没有什么能够脱离时代、气候、地域、重大的历史事件以及命运的偶然性而被孤立地设想。[3](P107)“没有一个人、一国的国民、一个民族、一个民族的过去、一个国家是彼此一样的。”[4](P69)他认为，每一个种族成员的心理特征都具有共同性，但不同种族之间却相互存在区别，包含着不同的理性，这样，历史主义对特殊个体的关注就从人类社会分解到各个民族。
历史主义的发展观念和个体性观念在具体的历史研究中，一方面体现在对历史的连续性的理解上，另一方面体现为民族国家理念。例如，与理性主义史学相反，默泽尔认为，中世纪并非黑暗时代，而对于德意志民族来说，更是一个非常伟大的时代。默泽尔认为，历史学必须恢复对国家和民族的具体实际的关切，国家也应该按照特殊的个体性法则生活。在兰克看来，每一个国家都代表“神的旨意”，但每一个国家各自都有一种“主导观念”，国家就是这种主导观念所显示的历史趋势的产物，而对每一个国家的研究都将深化关于这个国家之主导观念的认识。[5](P231)
可见，历史主义提供的有关历史发展变化的观念成为历史哲学的核心，而历史主义的个体性思想则为一种文化的民族主义奠定了认同基础。所以，历史主义衍生出历史主义法学、历史主义经济学、民族文学，以及“民族精神”、“国民性”、“国家主义”等一系列观念，在德意志民族兴起和国家的发展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历史主义对经济学的影响是经济学历史学派的产生和发展。德国历史学派的代表人物包括李斯特、罗雪尔、施穆勒等。就当时的欧洲来看，英国和法国是最发达的国家，两国的资产阶级以极大的优越感看待世界，他们把世界各地都看做自己的市场，一切国度都必须向他们开放。而德国的经济发展水平远远落后于英法，在这种情况下，德国难以通过自由竞争来获得发展，因而反对古典经济学提出的自由市场原则。所以，德国历史学派经济学家李斯特将他的学说体系称为“国家经济学”，以与流行的“世界主义经济学”相区别，其具体的政策主张就是加强国家的经济作用，实行保护主义，发展民族经济。所以说，历史学派是经济后发国家的经济学，它与欧洲主流经济学非历史的、普世价值的、抽象理性的经济学不同，是历史的、民族的和政策的经济学。
所以，德国历史学派经济学强调民族利益的重要性。关于这一点，韦伯指出：“作为一门说明性和分析性的科学，政治经济学是跨民族的，但是，一旦涉及要作价值判断，政治经济学就必然受制于人类的某一特殊族系。”“一个德意志国家的经济政策，只能是一个德国的政策；同样，一个德国经济理论家所使用的价值标准，只能是德国的标准。”“我们提出‘国家理由’这一口号的目的只是要明确这一主张：在德国经济政策的一切问题上，包括国家是否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应当干预经济生活，要否以及何时开放国家的经济自由化并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拆除关税保护，最终的决定性因素端视它们是否有利于我们全民族的经济和政治的权力利益，以及是否有利于我们全民族的经济和政治的权力利益，以及是否有利于我们民族的担纲者——德国民族国家。”[6](P91－93)
就方法论来说，德国历史学派承袭历史主义传统，强调对特殊国度经济状况的历史研究方法，即对历史资料进行收集、整理、分类、归纳和比较，强调将历史研究方法与生理解剖方法、生物进化观念、比较分析方法结合起来研究经济学。因而，历史学派极力反对古典经济学的演绎法，认为演绎法过于抽象。罗雪尔指出：“哲学家尽量抽象地、脱离一切时间和地点的偶然性去寻找概念或判断的体系；历史学家则尽量忠实地描绘现实生活，寻求人类的发展及其关系的记述。”[7](P11)后期历史学派的代表施穆勒认为，政治经济学的一个崭新时代是从历史和统计材料的研究中出现的，而绝不是从已经经过100次蒸馏的旧教条中再行蒸馏而产生的。所以，经济学的任务就是努力收集历史的和当前的资料，只有在大量的资料收集之后，经济学家才有可能应用归纳方法得出若干结论。施穆勒将历史方法概括为三个方面，即“历史归纳法”、“历史统计法”和“历史生理法”。通过这种历史方法的研究，历史学派经济学家认为，经济发展是独特的，因而不可能存在所谓“自然法则”，经济学家只能证明不同经济的共同发展的形式，而不能找到普遍适用的规律。
经济学作为致用之学，不论是逻辑方法还是历史方法，归根到底还是要“致用”。为此，历史学派提出，为研究而研究的目标必须被抛弃，经济研究必须被看成是一种获取对社会有用的、切合实际的经济政策的手段，而对经济史实的研究可以加强对当时经济问题的深刻理解。罗雪尔指出：“已经灭亡的国民，它们的发展过程都已经成为一种完结的存在摆在我们面前，给我们以特殊的启示和教训。如果新的国民经济表现出一种同过去的国民经济相类似的倾向，我们在认识这种倾向时可以从这种类比关系(parallel)中得到极为宝贵的启示。”[7](P8)就是说，对于经济历史的考察最终目的是为现实服务的。他们否认规律，轻视理论，目的就是要说明，当前经济问题的解决只能是涉及实际经济政策的问题。所以，他们要把经济学变为研究经济规范和经济政策的科学。
德国历史学派的学者一般都很注重参加社会活动，并竭力将他们的思想观念和政策主张推向社会付诸实施。历史学派学者主张国家在市场经济中发挥更大的作用。他们认为，国家是集体经济的最高形式，而前进的文明社会里，国家公共职能正在不断地扩大和增加。所以他们主张利用国家通过各种立法和公营企业等措施来实现自上而下的社会改良，包括工厂立法、劳动保险、工厂监督、劳资纠纷仲裁、孤寡救济、失业保险等。这些要求的实际影响就是19世纪80年代在德国兴起的社会立法运动。他们还主张由国家经营铁路、交通、矿山之类的重要工业，并运用财政方式来限制私有经济等。这些政策主张对德国经济发展和德国发展模式的形成具有重要作用。
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学说的创立，把历史主义推进到一个崭新的阶段。历史唯物主义坚持发展与变化的历史观。马克思指出：“现在的社会不是坚实的结晶体，而是一个能够变化并且经常处于变化过程中的机体。”[8](P12)“人们借以进行生产、消费和交换的经济形式是暂时的和历史性的形式。”[9](P533)而在古典经济学看来，“新的科学不是他们那个时代的关系和需要的表现，而是永恒的理性的表现，新的科学所发现的生产和交换的规律不是这些活动的历史地规定的形式的规律，而是永恒的自然规律；它们是从人的本性中引伸出来的。但是，仔细观察一下，这个人就是当时正在向资产者转变的中等市民，而他的本性就是在当时的历史地规定的关系中从事工业和贸易”。[1](P493－494)所以，“政治经济学本质上是一门历史的科学。它所涉及的是历史性的即经常变化的材料；它首先研究生产和交换的每个个别发展阶段的特殊规律，而且只有在完成这种研究以后，它才能确立为数不多的、适用于生产一般和交换一般的、完全普遍的规律”。[1](P489－490)
但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和唯心主义历史观不同，它不是在每个时代中寻找某种范畴，而是始终站在现实历史的基础上，不是从观念出发来解释实践，而是从物质实践出发来解释观念的形成”。[10](P92)马克思指出：“历史不外是各个世代的依次交替。每一代都利用以前各代遗留下来的材料、资金和生产力；由于这个缘故，每一代一方面在完全改变了的环境下继续从事所继承的活动，另一方面又通过完全改变了的活动来变更旧的环境。”[10](P88)“历史的每一阶段都遇到有一定的物质结果、一定数量的生产力总和，人和自然以及人与人之间在历史上形成的关系都遇到有前一代传给后一代的大量的生产力、资金和环境，尽管一方面这些生产力、资金和环境为新的一代所改变，但另一方面，它们也预先规定新的一代的生活条件，使它得到一定的发展和具有特殊的性质。”[1](P43)
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人们按照自己的物质生产率建立相应的社会关系，正是这些人又按照自己的社会关系创造了相应的原理、观念和范畴”。“所以，这些观念、范畴也同它们所表现的关系一样，不是永恒的。它们是历史的、暂时的产物。”[10](P142)这些从人类历史发展的考察中抽象出来的最一般的结果的概括，“离开了现实的历史就没有任何价值”，而且“这些抽象与哲学不同，它们绝不提供可以适用于各个历史时代的药方或公式”。[10)(P74)一方面，“每一时代的理论思维从而我们时代的理论思维都是一种历史的产物，在不同时代具有非常不同的形式，并因而具有非常不同的内容”。[11](P382)另一方面，不同民族有不同的历史和传统，这种历史和传统决定他们各自不同的价值观念。所以，恩格斯指出：“火地岛的政治经济学和现代英国的政治经济学就不能置于同一规律之下。”[1](P186)总之，离开了历史，离开了具体的历史条件，任何经济理论都没有意义。
20世纪末，西方学者福山提出“历史终结”论。福山认为，资本主义的自由市场经济模式和自由民主制度是无法再改善的最理想状态，除此之外，人类社会没有别的进化可能。他指出，在20世纪的最后25年中，“我们所见证的并非仅仅是冷战的终结，或战后历史特定阶段的消逝，而是如此历史的终结，也就是说，人类意识形态变革的终点和西方自由民主的普世化作为人类统治的最终形态”。[12]这种反历史主义的历史终结论事实上是启蒙主义和古典经济学关于资本主义的永恒性和普适性的翻版。但是，这种荒谬的逻辑论证最终是“证明了相反的事情——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一种独特的、有特殊历史性质的生产方式；证明了它和任何别一种生产方式都一样，是把社会生产力及其社会形式一个确定的阶段当做历史的条件来假定，这个条件本身也是一个先行过程的历史结果和产物，但新生产方式会把这个条件当做所有的基础；证明了那些和这种特殊的历史规定的生产方式相适应的生产关系——人在他们的社会生活过程中、在他们的社会生活的生产中所加入的各种关系——有一种独特的、历史的和暂时的性质；最后还证明了各种分配关系本质上和这些生产关系是相互一致的，是这些生产关系的背面，所以二者本来都有同样的历史的暂时的性质”。[13](P1031)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生产一方面神奇地发展了社会的生产力，但是另一方面，也表现出它同自己所产生的社会生产力本身是不相容的。它今后的历史只是对抗、危机、冲突和灾难的历史。结果，资本主义生产向一切人(除了因自身利益而瞎了眼的人)表明了它的纯粹的暂时性。”[14](P443)
二、中国的经济学产生、发展及其历史建构
现代经济学产生于18世纪的欧洲，其基础是亚当·斯密奠定的，至今不到300年历史。尽管中国古代产生过十分丰富的经济思想，但其基础是传统的农业社会和农商经济，并不能解释和指导现代工业社会的市场经济活动。所以，在西方经济学传入之前，中国没有经济学。
西方经济学在中国的传播最早可以追溯到传教士时期。1867年，丁韪良在同文馆开设经济学课程，定名为“富国策”。1880年，他的讲义由同文馆刊印，可以视为中国的第一本经济学教科书。与此同时，部分中国学者坚持从中国的文化传统和面临的现实问题出发，有选择地吸收西方经济学思想。例如，郑观应的《盛世危言》不仅研究了盐务、开矿、治河等传统经济范畴，还研究了国债、商务、银行等现代经济学范畴，但他坚持的原则是，“知进退存亡而不失其正”。与郑观应相反，陈炽出版的《续富国策》分为“农书”、“矿书”、“工书”、“商书”四卷，但却声称他所续的不是宋代李觏的《富国策》而是英国“贤士某”(即亚当·斯密)的《富国策》。1902年严复译出亚当·斯密的《原富》并正式出版。这是西方经济学在中国传播史上的大事，也是西方经济学在中国传播的真正起点。《原富》的出版发行，对当时中国人的经济、思想观念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但严复自己却将《原富》与《大学》、《管子》、《孟子》、《食货志》、《盐铁论》等相提并论，将其看做古已有之的“理财”学。
“五四运动”开始了中国的现代性启蒙，同时也开启了中国现代经济学的历史。一方面，一些从欧美留学归国的学者们从国外带回了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中国逐渐开始全面系统地引进现代经济学理论。1914年马寅初在哥伦比亚大学获经济学博士学位，次年回国到北京大学任教。1923年他发起成立“中国经济学社”，大力传播西方经济学并努力研究中国经济问题，在基本经济学理论、部门经济学以及经济史等领域展开研究，并出版了部分经济学著作。另一方面，受俄国革命影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也传入中国。1920年陈独秀由日文翻译了《共产党宣言》。1920年9月，李汉俊翻译了马克思《“资本论”入门》一书。不过，中国第一个《资本论》中文全译本迟至1938年才由郭大力、王亚南合作译出并由读书生活出版社出版，这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中国传播史上的大事。从此，中国的经济学出现了两条发展和演进的道路：一条是沿着西方资本主义路径演进的经济学，另一条是沿着马克思主义路径发展的经济学。这两方面的学者紧密结合中国经济问题展开研究，成为西方两种经济学在中国移植和传播的开端。
“五四运动”以后，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进一步在中国传播，与此同时，两种理论也都在中国进行社会实验。然而，不论是理论传播还是社会实验，都离不开中国历史和国情。一方面，中国传统社会仍在延续，受中国学术传统影响，纵向的历史思维仍然产生着重要影响；另一方面，中国社会的主要任务是解决中国经济社会矛盾，“问题意识”和“国情意识”一直是思想学术的主流。中国的思想家和学者们都集中精力研究中国的现实国情，而为了更清楚地认识中国的现实国情，他们不得不认真研究中国的历史国情，即从中国历史角度思考中国的社会改革和社会革命问题。这就是中国经济学历史主义的根源。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之后，摆在中国人民面前的严峻问题是：中国应走什么道路？中国向何处去？为了回答这些问题，中国理论界展开了关于中国社会性质和中国社会史问题的论战。论战的主要任务是要解决中国社会是不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问题，而论战的实质是马克思主义是否适合中国国情的问题。中国的经济学家积极参与了论战。“新思潮派”认为，帝国主义入侵既促进了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也维护着封建生产关系，中国社会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而“动力派”和“新生命派”都否定中国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性质，认为中国已是资本主义社会。关于社会史问题论战的焦点之一，是中国究竟有没有奴隶制社会，这实际上是争论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社会发展学说是否适合于中国的历史和国情。1930年，郭沫若出版了《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对中国古代史进行重新解读，成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开山之作。总的来看，这些论战的观点不论正确与否，都自始至终体现了“问题意识”和“国情意识”，无不从中国的历史国情和现实国情出发，从理论上回答了中国社会革命急需解决的问题。这次论战对于新民主主义理论的创立具有重要意义。
在新民主主义理论的创建过程中，毛泽东正式提出“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并通过中国历史国情深刻认识现实国情，提出中国社会发展的方向和社会革命的任务。1938年毛泽东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指出：“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毛泽东还指出：“共产党员是国际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但是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15](P534)此后，毛泽东陆续发表了《〈共产党人〉发刊词》、《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等著作，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对中国封建社会经济历史和近代以来的社会经济历史做了精辟的论述，在此基础上创立了新民主主义理论。毛泽东指出：“明白了中国社会的性质，亦即中国的特殊的国情，这是解决中国一切问题的最基本的根据。”[15](P646)“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必须分为两步，其第一步是民主主义的革命，其第二步是社会主义的革命，这是性质不同的两个革命过程。而所谓民主主义，现在已不是旧范畴的民主主义，已不是旧民主主义，而是新范畴的民主主义，而是新民主主义。”[15](P665)这两个性质不同的革命阶段既相互区别又相互连接：新民主主义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准备，社会主义革命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必然趋势。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前途必然是社会主义，而不是资本主义。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在中国发展的重要成就。
毛泽东号召全党学习和研究中国历史，并把经济史放在各方面研究的首位。1941年，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一文中，毛泽东严厉地批评党内有些同志“言必称希腊”，而“对于自己的历史一点不懂，或懂得甚少，不以为耻，反以为荣。特别重要的是，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和鸦片战争以来的中国近百年史，真正懂得的很少。近百年的经济史、近百年的政治史、近百年的军事史、近百年的文化史，简直还没有人认真动手去研究。有些人对于自己的东西既无知识，于是剩下了希腊和外国故事，也是可怜得很，从外国故纸堆中零星地捡来的”。毛泽东还指出：“几十年来，很多留学生都犯过这种毛病。他们从欧美日本回来，只知生吞活剥地谈外国。他们起了留声机的作用，忘记了自己认识新鲜事物和创造新鲜事物的责任。”毛泽东指示全党：“对于近百年的中国史，应聚集人材，分工合作地去做，克服无组织的状态。应先作经济史、政治史、军事史、文化史几个部门的分析和研究，然后才有可能作综合的研究。”[16](P799)在毛泽东的倡导下，中国共产党内出现学习和研究中国经济社会史的热潮，一些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经济学家和其他理论工作者发表了一系列研究成果。
与此同时，中国的经济学家就中国经济社会性质和经济发展道路问题进行了广泛的讨论。1946年，王亚南发表了《中国经济原论》，用《资本论》的观点和方法研究中国经济问题，阐明了中国封建生产方式政治经济学的主要范畴和基本规律，并以此为基础，系统提出了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经济理论，揭露了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与封建土地关系的残酷剥削，揭露了官僚资本主义对社会生产力所造成的全面破坏和严重的经济危机。1947年，郭大力发表了《生产建设论》，运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原理，阐述了中国工业化的道路以及相应的生产关系。另外，以中国经济学社为核心的一批经济学家运用西方经济学方法研究中国现实经济问题，在财政、金融、货币、银行、贸易、会计和统计等方面都颇有建树。特别值得指出的是，1945年，张培刚在哈佛大学完成了博士论文《农业国的工业化》，并获得1947年度威尔士奖。这篇论文对中国工业化道路提出了独到而深刻的见解，成为发展经济学的奠基之作。
随着中国革命的胜利，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中国取得主导地位，西方经济学被作为资产阶级经济理论而被废弃。1953～1956年，中国通过三大改造建立了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中国的经济学任务也发生了根本转向，即从中国实际出发，探索一条快速实现从落后的农业国变成先进的工业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发展道路。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初期，中国十分重视苏联的经验。但很快毛泽东就发现苏联的一些经验并不完全适合中国国情，强调在学习苏联和别国经验的同时，一定要结合自己的实际。1956年4月，毛泽东指出：要独立自主，调查研究，摸清本国国情，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同我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制定我们的路线、方针、政策。民主革命时期，我们走过了一段弯路，吃了大亏以后才成功地实现了这种结合，取得革命的胜利。现在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我们要进行第二次结合，找出在中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正确道路。[17](P23－24)1955年底，他在党内首先提出了如何以苏联经验为鉴戒，探索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重大问题，并开始组织大规模的调查研究。1956年4月，毛泽东发表了《论十大关系》的讲话，以苏联为鉴，总结中国经验，提出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的基本方针，对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进行了初步探索。
毛泽东还初步探索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1958年12月10日，党的八届六中全会通过了由毛泽东主持起草的《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毛泽东指出：在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之间，在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之间，没有隔着也不允许隔着万里长城；我们又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发展的阶段论者，我们认为不同的发展阶段反映事物的质的变化，不应当把这些不同质的阶段互相混淆起来。[18](P607)1959年以后，毛泽东在总结“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失误的基础上，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谈到：“社会主义这个阶段又可能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不发达的社会主义，第二个阶段是比较发达的社会主义。后一阶段可能比前一阶段需要更长的时间。”[19](P116)
但是在整个计划经济时期，一方面中国的经济学理论研究深受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影响，形成难以摆脱的“苏联范式”；另一方面西方经济学遭到一轮又一轮的批判，其影响日益减弱几乎绝迹。这种情况到改革开放后发生了根本改变，一方面苏联教科书式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无法解释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另一方面中国经济进入国际市场需要熟知市场经济规则和国际市场惯例。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经济学界大量引入西方主流经济学理论，经济学者尝试用西方经济学术语来阐释中国新的经济现象和变革趋势，为中国经济体制转轨和经济发展提供了有用的指导。然而，中国“问题意识”和中国“国情意识”始终主导着中国经济学的发展。在此期间，中国产生了一系列具有中国特色的经济学思想和观点，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有效的经济政策，如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和市场经济的理论和政策、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理论和政策、价格改革和价格双轨制的理论和政策、产权制度变革和社会主义股份制的理论和政策、对外开放以及国际大循环的理论和政策等。这些理论和政策都是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与中国社会主义改革和发展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成果，大大促进了中国经济体制转轨和经济的增长与发展。
到上世纪末，由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确立和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的阶段，中国的经济学出现分化趋势。一方面，西方经济学已经成为大学经济学教育的主流科目，中国经济学家也能够比较熟练地运用这些理论工具，而其他流派的理论思想逐渐淡出，所以，西方主流经济学成为中国经济学界的“主流”；另一方面，中国经济飞速发展，中国经验得到世界普遍关注，而对于“中国模式”或“中国道路”来说，西方主流经济学不能提供令人满意的阐释。这样，在中国的经济学界，建立中国经济学的呼声日渐高涨。
从中国的经济学发展历史来看，对于建立中国经济学问题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考量。一方面，尽管经济学是作为“舶来品”被引进的，但是在各历史阶段上中国的经济学始终都是在“问题意识”和“国情意识”的中国指向下发展，非历史、非民族、非国别的“纯粹经济学”在中国并没有真正成为主流。但另一方面，毋庸讳言的是，近些年来中国的经济学“西化”倾向日趋严重，在经过艰难挣扎终于摆脱“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范式”后，却又欢天喜地的落入“西方主流经济学教科书范式”。但事实上，西方主流经济学的自由主义价值观和方法论不仅完全脱离中国的现实经济，而且有悖于中国的民族和国家利益。所以，当代中国经济学建构问题的提出，首先源于中国经济学界“自我”意识的增强。也就是说，他们很多人已经充分意识到，西方经济学对中国经济学界的“殖民主义”倾向和中国经济学界对西方经济学理论的“消费主义”倾向不能再继续下去了。其次，从实践层面上看，中国经济学界也已认识到，西方的经济发展模式不能等同于世界的发展模式和中国的发展模式。事实上，在整个经济发展史上找不到一个不同的群体和地区曾经经历了相似的、平衡的、分布均匀的增长这样的特例。[20](P132)而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指引下形成的“中国道路”，也不是西方主流经济学所能解释的。再次，中国经济学界还进一步认识到，西方的经济利益也并不能等同于世界的经济利益和中国的经济利益。经济全球化促进了中国与世界的融合，也加剧了中国与世界特别是西方国家的经济利益冲突。这也要求中国经济学掌握自己的话语权。所以，所谓的“中国经济学”建设问题之所以提出，一方面是中国经济发展独特道路的成功对经济理论发展提出新的需求的结果，另一方面也是中国经济学界自觉、自信、自强意识不断增强的必然结果。所以，形成中国特色、中国气派、中国风格的中国经济学，成为经济学家当下所面临的极其迫切的历史任务。
三、历史主义与中国经济学的当代建构
建立中国经济学是一代中国经济学者的历史使命。从近代以来中国的经济学历史看，“问题意识”和包括“历史国情”在内的“国情意识”一直是中国经济学家头脑中的“主流意识”。对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群体来讲，这种主流意识也可以说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和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体现。也就是说，从认识中国社会发展史和确认中国历史发展阶段开始，到明确中国社会革命和经济发展的历史任务；从中国革命性质和中国共产党历史使命的认识，到提出中国新民主主义经济政策纲领；从社会主义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提出和三大改造的完成，到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和建设的实践；一直到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总之，从研究中国历史国情开始到把握现实国情，一直到确认不同历史阶段的方针政策，都体现了中国人民对民族历史的尊重和现实道路选择之间的承继和递进关系。这正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与中国经济学当代建构之间的本质联系。
从近代以来影响中国社会和变革的思潮来看，存在着三条源流，即中国传统思想、马克思社会主义思想和西方资本主义思想。由于经济学的现代性特征，中国传统经济思想对中国经济学建构的影响微乎其微，即便有，也是隐匿在经济学主张的政策理念之中，如平等思想、重农思想、调控思想等。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化的历史过程中一直主导着中国共产党的经济社会政策，也主导着中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发展。而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在中国起伏跌宕的历史命运，也反映了中国在发展道路选择问题上的曲折过程。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就是要承认上述历史，包括现实的经济社会历史和经济思想的历史，并在此基础上进行中国经济学的当代建构。
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所遵循的重要路径。这是因为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既主张人类社会发展存在共同规律，同时也承认不同民族的不同历史，主张普遍真理与具体实际的结合，而在学术建构上采用逻辑与历史一致的方法。马克思将黑格尔的唯心史观进行彻底改造，发展了辩证唯物主义的历史观，同时，通过对资产阶级经济学方法的批判，创立了逻辑和历史一致的方法。马克思认为，历史上经济关系的发展是从简单的关系进到比较复杂的关系，大体说来，经济范畴出现的顺序也是一样的，所以，批判和研究就可以按历史的顺序和采用历史方法。“历史从哪里开始，思想进程也应该从哪里开始，而思想进程的进一步发展不过是历史过程在抽象的、理论上前后一贯的形式上的反映；这种反映是经过修正的，然而是按照现实的历史过程本身的规律修正的，这时，每一个要素可以在它完全成熟而具有典范形式的发展点上加以考察。”“采用这个方法时，逻辑的发展完全不必限于纯抽象的领域。相反，它需要历史的例证，需要不断接触现实。因此这里插入了各种各样的例证，有的指出各个社会发展阶段上的现实历史进程，有的指出经济文献，以便从头追溯明确做出经济关系的各种规定的过程”。[21](P45)科学的方法应该是从历史与现实到理论，再从理论到历史和现实，这样反复接触，反复检验，才能提出科学的理论。所以，科学的历史方法和科学的逻辑方法必须同时发展，相互促进，而不能有任何一方面的偏废。这两种方法都是科学的思想所必须采用的方法，正如左右两足都是走路所不可缺少的一样。不过，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在经济学上的体现更主要在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践的结合。而从中国经济学学术建构角度看，一方面要避免西方经济学“非历史主义”倾向，发挥其现代研究方法和工具优势，为中国经济学的当代建构提供现代性工具；另一方面要挖掘中国历史资源，包括经济史和经济思想史资源，为中国式道路的形成、演化和发展提供历史唯物主义阐释。
从中国的经济学发展历史来看，最早进入中国的现代经济理论是西方经济学，其影响尽管历经跌宕起伏，但始终蔓延不绝，而且在改革开放后适应中国市场经济体制建设需要而日益扩大。西方经济学为我们提供了经济学的现代方法，大大推进了中国的经济学发展。但近些年来，西方经济学特别是自由主义经济学在中国经济学界处于强势地位，对中国经济学以及中国经济政策产生了十分重要的影响，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掌握了话语权。我们必须看到，西方经济学这种非历史主义的和高度抽象的理论不能解决中国经济发展的现实问题，对中国的经济学也会产生不良影响。西方经济学以其理性主义和普世价值为主要武器，试图消除历史差别和民族差别，全面整合各种不同的市场游戏规则和不同国家的经济利益，其负面影响越来越不容忽视。所以，重新认识和评价西方经济学，否弃其非历史主义方法，恢复其原有的历史主义传统，合理地采纳其有用的现代工具和方法，是中国经济学当代建构必须解决的问题。
西方经济学的“普世性”体现在研究方法上就是非历史的逻辑方法。在亚当·斯密那里，经济学既采用历史方法，也采用逻辑方法，但这种方法到李嘉图就中断了，非历史的抽象演绎法一直占据统治地位。特别是新古典主义经济学以后的时代，这种方法得到极大发展，使西方主流经济学日益脱离实际经济生活，走入一个尽善尽美的逻辑世界，甚至走进一个数学模型构成的公式化世界。熊彼特一针见血地指出：“如果一个人不掌握历史事实，不具备适当的历史感或所谓历史经验，他就不可能指望理解任何时代(包括当前)的经济现象。”[22](P92)事实上，西方经济学既不是普世真理，更不是永恒真理。从经济思想史来考察，没有永恒不变的经济法则和永远适用的经济理论。美国经济学家哈奇森指出：“经济学家不应打算或认为自己提出了‘适合于’所有时间和地点的一般或普遍的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理论，也不应该把其他经济学家或前辈的理论(不管他们如何标榜自己)说成是一般或普遍的理论。历史相对论的观点还暗示着，经济理论史中的持续因素是微不足道的、没有什么意义的，研究主体或‘注意力’的变化才是本质上更加重要的变化。”“当今的经济学家无论在现在还是在将来，都应当放弃这样一种幻想，即创造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理论，而应集中精力去发现‘符合’历史变化的理论。”[23](P385－386)所以，历史地看待西方经济学，认识其理论的历史性和相对性，摒弃过时的理论传统和理论工具，增强“问题意识”和“国情意识”，研究包括历史国情在内的真实国情，将经济学基本原理与中国的具体经济实践相结合，同样是中国经济学当代建构的重要方面。
在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路径下，吸收西方经济学的现代方法，实现中国经济学的当代建构，还需要重视中国传统的历史观和方法论，发掘传统经济思想的成果以及价值。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既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又包含了中华民族的优秀思想和中国共产党人的实践经验。事实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正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所秉持的核心意旨。这种结合体现为中国经济学的“问题意识”和“国情意识”。这里，“国情”既包括“现实国情”，也包括“历史国情”，而“现实国情”正是“历史国情”的延续，认识“现实国情”离不开对“历史国情”的深刻理解。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与中国经济学当代建构的契合点，也是中国经济学对中国历史资源和传统思想资源的需求所在。所以，一方面要研究中国的经济史和经济思想史，另一方面要在中国经济史和经济思想史中发现可用的资源，从而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理论宗旨和中华民族的文化精神有机地结合起来，形成中国特色、中国气派、中国风格的中国经济学。这是中国经济学当代建构所要达到的理论层面和全新境界。
第一，天人合一，自然和谐。马克思把社会经济的历史看做自然史，认为“社会经济形态的发展是一种自然历史过程。”[24](P12)这与中国传统的“天人合一”理念是一致的。人并不把自己当做客观世界之外的主体，而是作为自然之中的生灵，对世界的体认不从外观而从内观，人并不想征服自然，而是要与自然融为一体。在经济领域，消费需要主导生产技术和生产规模，生产规模无须无限制地扩大，生产技术无须不必要的提高，被工业化破坏的传统工艺得到恢复和发展；利润不再是生产的核心目标，人们不为了利润而盲目地扩大生产，更不以GDP为核心考核绩效；生产过程与消费过程相统一，经济、社会与环境处于循环往复的自然和谐状态。所以，中国经济学的当代建构要在中国传统的“天人合一”理念下尊重历史，尊重自然，考虑人类社会的过去、现在和未来的关系，“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建立“以人为本，天人合一；环境友好和生态和谐”为基本理念的“自然”经济学。
第二，以人为本，以民为本。中华民族的历史观既是生命史观，也是进化史观。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华民族的历史也就是中华民族的存在和发展方式。中华民族根据自身的生命体验和历史过程形成了以“人事为本”的人本史观，形成自始至终的“以人为本”的价值传统。但是在现代化过程中，“物本”的主导性压制了“人本”的主导性，致使人们“丧己于物，失性于俗”，成为“倒置之民”(《庄子·缮性第十六》)。中国经济学的当代建构必须重建“以人为本”的价值理念。对于国家来说，“以人为本”就是以广大人民群众为本，即“以民为本”。“民惟邦本，本固邦宁”(《古文尚书·五子之歌》)，民本是国家稳定和社会发展的基础。然而，无论“人本”还是“民本”，其具体体现都是民生，即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所以，中国经济学的当代建构就是在人本史观基础上重建以人为本的价值传统，确立以民为本的政策方向，建立以人为本、以民为本的“民生”经济学。
第三，超越理性，人之为人。西方经济学是理性主义经济学，在这里，人不仅被演绎成“单向度”的理性人和经济人，甚至是唯利是图的经济动物。而马克思主义提出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即“人作为人”的理想。这种理想与中国传统的“仁”亦即“人之为人”的价值理想相契合。要实现“人之为人”，一方面要使人从理性的束缚下解放，把人的被理性压制下的“感性”解放出来；另一方面要用“仁性”来矫正和规范理性，处理好“义”与“利”的关系。在这里，发展的目的不仅仅是物质生活的全面提高，不仅仅是人的生命质量和生活质量的全面提高，还要求生活方式的多种多样，包括快乐劳动、率性自由、身心一如。在这里，“劳动是自由的生命表现，因此是生活的乐趣”。[25](P37－38)人在劳动中肯定了自己的个人生命，从而也就肯定了人的个性的特点，因而人们的劳动是创造性的劳动，劳动既创造价值也创造快乐，还创造美。[26](P54)所以，中国经济学必然是超越人的简单理性，同时彰显“感性”和“仁性”的“人文”经济学。
第四，合作为体，竞争为用。近代以来，在西方利己理性和市场竞争体制下，社会价值日益单一化，物质利益成为人们追求的根本目标甚至唯一目标。这种社会价值的单一化加剧了社会的竞争。中国的价值传统是中庸和合，即中庸之道，和而不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中庸》)和合是价值，是目的，而中庸既是方法也是价值。和合必须通过中庸之道达成，而中庸也只有在和合状态下实现。但要通过中庸之道实现和合，就必须承认以“不同”为前提，即“和而不同”，只有“不同”，才有“和合”，正所谓“和实生物，同则不继”。(《国语·郑语》)所以，中国传统承认不同价值之间的“不可通约性”，也就是价值的多元性。价值的多元性能使人们各得其所，各得其乐，合作而不争，从而实现和谐发展。而在经济领域，中庸和合的价值观决定了“合作为体，竞争为用”的市场经济原则。所以，中国经济学必然是“和合”经济学。
第五，文以载道，中国话语。从历史上看，任何一个民族国家的崛起，都必然伴随着本民族语言的形成和兴起，也必然形成本民族的学术话语体系，即所谓“文以载道”。从目前状况看，中国的经济学学术话语是由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两个既并行又交叉的话语体系构成的，而本民族的学术话语体系还没有形成。由于中国经济的崛起和中国道路的形成，要求中国经济学的兴起。但中国经济学的兴起并不能有赖于西方经济学家对中国经济学的认可，而在于中国经济学自立于世界经济学之林的能力。这就必须形成自己的学术话语体系。历史上看，中国形成了完整的和独具特色的经济模式和经济思想，这是中国经济学的重要学术资源。我们要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基本理论指导下吸收西方经济学学术话语，发掘中国经济史和经济思想史资源，形成独特的经济学话语体系，构建“中国话语”的经济学。
《诗经》说：周虽旧邦，其命维新。具有五千年文明历史的中华民族历来强调奋斗进取、革故鼎新。中国经济发展道路的形成必将对中华崛起和世界未来产生极其深远的影响。而中国经济学的当代建构，也承担着经济学的根本变革和引导未来经济发展的历史使命。这就是历史主义与中国经济学当代建构的核心意旨。1845年，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资产阶级由于一切生产工具的迅速改进，由于交通的极其便利，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它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然而在150多年后的今天，中国发生了根本的转变，通过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现代化，从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同时也形成了经济发展的中国式道路，并开始对世界经济格局和制度演变产生历史性影响。在这种历史背景下，中国的经济学也必须成为独树一帜的经济学，成为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自立于世界的经济学，并对世界的经济学产生历史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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