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强国，永垂青史（之二）——“两弹一星”座谈会纪要，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永垂青史论文,两弹论文,纪要论文,之二论文,强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四、具有丰富内涵的宝贵的“两弹一星”精神
樊洪业： “两弹一星”研制工作的时间跨度很长。中央在表彰“两弹一星”元勋时，作出24个字的高度总结：“热爱祖国、无私奉献，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大力协同，勇攀高峰”。这是从精神上讲的，是对党领导国防现代化事业中积累的众多经验的高度概括。
李觉： 那个时候科技专家也好，工程技术人员也好，谁都没研究过原子弹，一切从头做起，那是很苦的，很困难的。这就确确实实反映了一种革命精神，为了国家，为了人民的利益，没有什么话可说。只要是党交给的任务，他们认为这是党的信任和嘱托，再苦也能克服困难。我是当兵扛枪的，1950年为解放西藏去的青藏高原，1954年得了心脏病回到北京，准备在协和医院做手术。宋任穷、陈赓同志找到我，让我承担这项任务的领导工作。我说：我是穿军衣的，不能干这事。宋任穷说：组织决定了，你干就对了。我说：我没有这个知识，没有这个经验。宋任穷就说：和平时期了，为了国防现代化，不懂，在斗争中学！我说：共产党人还有什么话可说，只有按照党的要求，自己在实际工作中去干了。221工程是在青海的高原上， 我本来就是因高原反应而调回北京，即使这样，也要克服困难完成党交给的任务。宋任穷同志就说：“组织大家一起干吧！”于是我就依靠大家，做一些很好的服务保障工作，看实际工作中什么困难，有些什么问题，及时向组织反映，取得解决，保证研制工作的正常进展。当然首要的问题是组织队伍。这个比较困难，组织什么人？我们曾经组织过两批人，第一批人是着重理论研究、技术研究的科学技术人员。这些人来了以后，经过一段时间研究，我们觉得应该动手考虑工程问题了，就找了一批搞工程的技术人员来。这两批人都是我们向中央反映后，经过批准，组织部下命令调来的。
我们这些科学家、工程技术人员来了以后，就在一起学习毛主席的《矛盾论》、《实践论》，大家各抒己见，交流学术意见。另外，每个人尽到自己的责任，比如说搞工程技术的，就在理论上弄清楚，以便在实践中有正确的技术措施处理。应该说，学科之间、技术部门之间、党政部门之间协同得很好。那个时候，大家都是一心想怎样为国家、为人民做点贡献。
当时我们的科学技术工作者和干部生活工作都很苦，这是众所周知的。但有一个情况，外边不知道，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有很多科学家、工程技术人员，从“牛棚”里被放出来还得把工作做好！这是很不容易的！在现场被批斗完了以后还得起来干啊！如果真是对党、对国家不负责，思想问题解决不好，他不干了！那问题就大了。在那样情况下解决思想问题是很不容易的。
陈能宽：我在美国耶鲁大学学的是物理冶金专业，我原来做金属物理方面的一些工作，是属于小科学的。1955年我从国外回来后还想做这个工作，就到科学院应用物理研究所（现在改为物理所）工作。以后因为我要调到这个单位（指九所）来，就到沈阳金属研究所过渡了一段，于1960年调到这个单位。我没有想到做这方面的工作。当时的保密工作做得非常好，我从应用物理所调出后，物理所不知道我到哪儿去了，金属所也不知道我到哪儿去了。来到九所后我才知道让我做“原子能在国防工业中的军事运用”，那时不能讲原子弹三个字。我调来后，任第二研究室即爆轰物理室的主任，边干边学。当时的思想政治工作做得非常好。像我们刚从国外回来的，当然还是有一些朴素的唯物主义、爱国思想的，但是要把从前自己比较熟悉的、有发言权的科学领域放弃，是一个很大的要过的关口。另外，因为我所从事的工作非常保密，所以对家里人也不能讲，他们都不知我到哪里去了！有一段时间我“失踪”了很久。有一个以前和我在一起工作的美国人，给我写了很多信都被打回去了，他曾认为中国科学院真不负责任。改革开放以后，1979年他才得到允许到中国来。他刚下飞机，看到我上来拥抱时，都流泪了。他说：现在才知道为什么你不回信了。当时，首先我怀疑你是不是还在搞运动，没放出来；还有就是经历那么多政治运动，可能你已不在人世了；另外一个可能是做军事保密工作。当时从事这项工作的同志，无论自己的专业，自己的家庭，自己的社会关系都牺牲了。我们单位至少是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李部长经常讲，彭桓武能够从英国回来，问他为什么，他就说：“我回国还要什么理由？不回国才要理由。”讲得很好！我们这辈人受抗日战争的影响比较深，有强烈的爱国思想和民族自豪感，所以要转到做这件工作也还比较容易。当时我们的领导说：要是你没做过，中国有谁做过这件事？我就转到做爆轰。科学院从1955年到60年代初也有很多运动，但有几位领导像张劲夫等提出，基础研究还要搞，要保证科研人员六分之五的时间搞研究，让科学工作者能自由地工作等，就是“科研工作十四条”。还有一个因素影响我转行：当时强调科学应该为社会服务，即任务带动学科，这也还是很对的。
回过头看，我们不完全是凭着勇气从事这个工作的，还有一个一个的技术难关要闯啊！当时毛主席鼓励我们要大胆，说：原子弹不过那么大个东西，没有这个东西，别人说你不算数。那么就搞吧！那时，在科学技术人员当中是蔑视困难的。搞那么一项工作，我们都是外行，再找一些年轻的，实行老中青三结合。我们所里也有比较内行的，有好多过去搞过常规武器的，搞炸药的，谁是内行谁就是我们的老师，好多老一辈的科学家，像王淦昌、郭永怀过去也没搞过炸药，也是这种态度。当时的学术气氛很浓厚，有时可以有很多争议，但大家都不强调你是我非，都是想怎样快点把原子弹这项工作完成。
核武器出厂前，我们鼓励大家回头看，找问题。那时“回头看”实际上是不够自觉的，因为核武器爆炸以前没有小问题，任何一个小问题都会造成大问题。我们采取鼓励的办法是：谁查出问题，不是被批评，而是受到肯定。在爆炸以前，我们都坐在一个控制室里。王淦昌、郭永怀经常讲：啊呀！还有没有问题？我说问题是说过了，我已经检查了。他们说：你按检查的方法再检查一下。这真是要反复从心底里保证质量，保证安全。我觉得这个经验是很不错的。因为不这样做，我们会遇到教训。实际上这些经验都是我们从周总理那里学来的，他就是一直要求我们找问题。我们汇报什么事情，假如只谈一个方案，他就要求我们谈两个，甚至将几个方案放在一起比较。有时汇报时，我们说这次试验之前还有几个问题，他就很高兴。周总理总是一丝不苟，阅读我们的报告都是拿铅笔，一个字一个字甚至连标点符号都圈了。这是我们党从过去战争年代一直到搞“两弹一星”留给我们的很宝贵的经验。
刘敏： 我学的是空气动力学，就是钱学森、郭永怀那个专业，是搞飞行器的。1960年分到当时的二机部九局，学校里说你们是分到地方工业部，我就怀疑是不是自己政治上有问题。来了以后，大家都不知道干什么，就在那儿学习，后来单位又送我们到农场去劳动。回来后，领导把我们分到各个研究室，我被分到爆轰物理室，但却不知道干什么。过了一段时间，就把我们送到工地去。第二天我们就扛着行李卷，坐着大卡车来到工地，一个半军事化的地方，干的是力气活。在困难时期因为没什么粮食吃，我们研究室50%的人浮肿。按道理应该增加粮食定量，科学院研究人员的定量增加了，由于九局工作保密的性质，致使我们的粮食定量没有增加。由于吃不饱饭，那时大学里好多女孩连正常的例假都没有。学校晚自习到9点钟就不上了。但学生有30斤粮食定量， 我们才有28斤。我们过春节时吃一小碗晒干的白菜帮子和红薯面的窝窝头。年轻人大学刚毕业，也没什么衣服，二尺布票只够买双鞋的，工作服、洗手的肥皂都没有；大家夏天穿的是同事从贵州带来的10双草鞋。我们大多数人不是搞核武器的，来到九局后，上级领导要求我们保密，从那以后，我们同家人、同学都断了联系。
很重要一点，在中央决策后，我们是很拼命的，在那种艰苦的条件下工作的信心并没有下降。晚上，我们会议楼的日光灯开到12点，我们单位周围几所大学，都说这个研究所特别厉害。三年困难时期，我们都是单身汉，就在办公室看资料、学习，研究自己的课题。我经常想：现在怎样才能把这种精神保持下来？不怕自己做点牺牲。刚工作的时候我也不想牺牲自己，我是搞空气动力学的，我想搞飞机、搞导弹保卫祖国，到这儿干什么？而且我没学过这个专业，我的专长不在这儿，但是老专家给我们树立了榜样。当时吴际霖跟我们谈话，说：中国没有原子弹这个专业，这些老专家都是从各种专业过来的，你们年轻人也应该这样！后来我们也就想通了。
我们刚作爆轰时没有星期天，工作起来不分昼夜。我所在的组是搞状态方程的，开始我也不知道怎么搞。我们从两本书学起，一本是我国翻译的苏联的《爆轰物理》，一本是赵忠尧的《核物理的基础知识》。尽管我们都不懂核物理，但凭着一股爱国主义的热情和民族自尊心、自豪感，为做好这件事情就豁出去了。为什么？我们那一代人大多在抗日战争时读小学，抗美援朝时读高中，感到中国人受欺侮。我们学航空，学其他的专业，就是为了报效国家。那时好多年轻同志都是这种思想。有一次开会，李院长说，国家困难，有些同志浮肿就休息吧！我们能休息吗？我连会议楼三楼都上不去了，但是到清华大学协作搞8 号材料（即铀—238的材料），我坚持要去。那种精神是从哪儿来的呢？ 我觉得是党的教育以及整个历史过程影响的结果。
中央选择这样一批领导人也是很重要的。我不是吹捧李部长，他上过大学，抗战以后就参加了牺盟会，以后到决死队， 又到部队里的182团。还有哈军工的副政委赵清蒲，他们本身就是知识分子，都有知识分子工作的经验，因此才能把那些专家和年轻的技术人员结合在一起。当时大家称李院长为“李包公”，叫赵清蒲书记“赵青天”，还有吴际霖、郭英惠（周恩来的秘书）。当时食堂为专家开了小灶，他们这些领导都不去那里就餐。在青海海拔3270米的221厂盖的房子， 李觉院长让年轻人，包括技术人员到房子里面住，他们自己则住在半地下室的帐篷里；吃饭时他们同大家一起排队。在这种精神感召下，部队怎能不往前冲呢？这就让我想起解放战争时，团长往前一指，指导员就往前冲，共产党员都上去了。就是他们把军队这种革命精神带过来了。他们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情绪是很清楚的，对个人来说，当时不是钱的问题，是荣誉问题，只要大家感觉公平了，工作起来是很拼命的。做状态方程时我是穿着自己的棉袄进的实验室——地堡。由于要把容器抽成真空，有个东西要贴到容器上，没人敢贴，我是负责的，我就去贴。当时我们每人只有一副乳胶手套，用完清洗后，第二天再用，也没有保健。当时我们的血小板、血球都有问题，是后来慢慢养好的。那时想的是尽快把原子弹搞出来。
从贯彻中央的精神到把大家团结到一起，而且能够把知识分子的心思摸透的领导，像李部长这些人，我是很佩服的。给我印象深刻的是，碰到一些问题，他们从来不说哪一个人有什么问题，而是让我们查查原因。他给我们做思想工作，不是找你谈话，而是以他们的一言一行潜移默化地影响我们。不管有什么情况，他都是“稳坐钓鱼台”。到半夜，周总理下达命令，进入24小时准备的时候，李部长就坐在总装配车间观察着每一步程序，直到插雷管的时候，他还在那儿。这是很危险的！但他一直在那儿盯着，下面各级领导都要在那儿。就是这种身先士卒的作风，不管多危险，他们总是在第一线上。
当时我们技术人员分三个层次，像陈能宽、郭永怀是一个层次；下一个层次都是大学里的讲师、工程师；第三个层次就是我们刚毕业的大学学生。针对知识分子各层次，我们成立了科学技术委员会，搞核物理的、爆轰的、气体动力学的都在里面，这在当时中国还是少有的。这些人组成的专家班子相当好。我们工作的方法是自由交流。在九所刚成立时，大家都不是原子弹方面的权威，像王淦昌、郭永怀是别的专业的权威。陈能宽院长、还有现在已经是院士的许多同志来到基地，都与我们一起睡通铺。爆轰出来以后，有一条线是什么东西，谁也搞不清楚。前面亮点是自由表面呢，还是冲击波呢？谁也没把握。于是大家一起讨论。搞地球物理的、搞爆轰的、搞勘察石油爆震的，还有搞过炸药的工程等各方面技术人员，各抒己见。后来称这种情况为“三结合”，就是党的领导干部、专家和技术人员包括工人在一起的三结合，我们的大量工作都是三方面结合在一起完成的。有些图纸画好以后，如果存在问题，加工的工人也会发现，我们就与工人一起解决问题。遇到一些大的问题领导干部当场处理。一次国家试验以前，在总装车间里面，按道理应该24小时不断电，假如监测系统突然断电，对测试工作会有影响。陈能宽院长当时负责2923即正式空投第一颗原子弹试验，他亲自到现场总装车间，跟电厂说好保证何时送电，像下军令状一样，让后勤保障随时随地到位。
“三结合”的另外一部分，就是工人师傅并没有感到自己仅仅是普通的工人。他们觉得这个产品和自己有着密切的关系，他们也可以批评我们，对我们的设计提出意见。这就使核武器研制的速度很快，且不说帝国主义想不到，就连我们国内的一些人也想不到。我觉得同这些因素有关系：首先是那一代人有很高的思想境界，第二就是有好的领导，第三就是三个层次的技术人员结合在一起，配合得相当好。
当时院里面还提出几个口号：质量第一，安全第一；还有三个要求，叫“三严”，即严肃性、严密性、严格性。这“三严”精神在每一个小的细节都体现到了，直到最后环节，领导还让大家“回头看”。所以我们试验成功率比较高。我觉得党的历史上应该提到这个问题。
刘志光 （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两弹一星”研制成功展示了中国共产党的科学传统。在把握科学与社会、科学与技术及科技与社会主义体制的关系方面，中国共产党延续了从“五四”科学传统到延安科学传统的一贯性。这一传统在建国后的科技体制建设中得到充分体现。与之相对应，参与研制“两弹一星”的几代科学家们不仅有高昂的爱国主义热情，而且深受“五四”科学传统的熏染，抱有“科学救国”的夙愿。因此他们很容易认同新中国的科技体制。
五、对国家科学发展的深远影响
樊洪业： “两弹一星”作为国防现代化的标志性成就，实际上也是中国现代科技事业发展的重要标志，是双重的。在科学技术方面，如果一般地说当时是以任务带学科，而“两弹一星”则带动了中国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填补了很多学科空白。计算机、自动化技术应用在“两弹一星”上了，甚至没列入几大紧急措施的，比如应用光学也为“两弹一星”作出相当大的贡献，所以王大珩先生也被授予“功勋奖章”。
说到23位“两弹一星”功臣，如果在现代中国科学史上大致按代划分的话，其中没有第一代科学家，像李四光、竺可桢等；第二代有赵九章、王淦昌等；接下来第三代就是1915年前后出生的，主要的代表人物有钱学森、钱三强、王大珩、彭桓武等一大批；再到后来1924年前后出生的如邓稼先、朱光亚等。这几代科学家的教育背景不一样。再往后就是功臣里面生年靠后的几位，像周光召、孙家栋等人。那时中国名牌大学的研究院已经很成熟了，他们在国内念书，后来再出国深造。我认为，谈论这个问题要有历史的态度，我们搞原子弹，即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又有党的英明领导，包括重要决策和组织措施，这些都是很重要的，但是历史地看，人才非常关键。这些专家通过在国外学习确实具备了很深的功底，并能及时回来报效祖国。这是一个基本的前提。所以写这段历史，一方面要看到它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另一方面又要看到这是中华民族的；还可以从更深远的意义上讲，不管干什么事情，一定要把教育事业抓好，把人才培养好。到关键时刻，才能把各方面的人才团结到一起，取得这样的成就。
陈能宽： 关于“两弹一星”成就的影响，过去我也考虑过这个问题，但随着世界形势的发展，觉得过去的体会还不够深刻。现在我们国家强盛了，所以体会也就更加深刻。我把1999年9月18 日中央颁布“两弹一星”奖章时的一些话再看一下，就想：为什么要把“两弹一星”提得那么高？我认为不是随便提的，也不是针对某个人或某一个方面，主要还是体现在党的领导下，发挥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中国人民的大力协同、无私奉献、勇攀高峰这种精神。举这个例子是想说明，我很拥护钱学森、朱光亚同志提出的加强对“两弹一星”的宣传、对“两弹一星”精神发扬这方面的建议，这个建议是有好处的，是对历史负责的。而且从今后的发展来看，在党史研究中科学技术会越来越被重视。回顾过去，当时大家一起将理论与实际结合，各个学科交叉，的确对科学技术的发展起了比较好的作用。在军事技术上、外交上、国际上的影响都是比较明显的。从技术这一点说，科学发展从打基础到上水平，到能够创新、跟上前沿，非得靠自己的努力不可。
刘志光： “两弹一星”的科研模式，对中国的科学体制化和科学共同体的成长具有深刻影响，构成了中国科学与政治互动关系的重要线索。实际上，从“596”到“863”，中国共产党与中国科学家保持着“两弹一星”以来形成的体制和思想上的一致性。“两弹一星”的启示，首先是对“跨越式”发展的探索。在经济落后的条件下，在一些领域实现“跨越式”发展，“两弹一星”无疑是一个成功范例。其次是确立科技发展的市场经济基础。“两弹一星”的成功无疑有计划经济时代的特殊优势；今天，中国科学技术发展必须解决与市场经济相结合的问题，要解决“大科学”与“小科学”的辩证关系。
六、50年代中期形成的“大科学”体制的特点
王德禄： “大科学”是美国曼哈顿计划之后的理论总结。中国原子弹研究这种大科学项目由于有计划经济体制的保证而创造了奇迹，这不仅得力于从体制上在一定时间内集中大量人力物力“大力协同，集体攻关”，更由于在技术路线上，有以欧美留学归国人员为核心的技术力量得到充分“技术民主”保障，并在“技术线”上排除“左”的干扰。在核武器的研制过程中，中国共产党采取了一条“大科学”的技术路线，集中大量人力、物力搞联合作战。“技术线”在实践中得到了组织上的保障。事实证明：在原子弹研制这一点上，“大科学”战略是正确的。在现今市场经济条件下，应该正确处理“大科学”与“小科学”的关系。“小科学”是创新的源泉、基础，只有在丰富的“小科学”创新基础上，“大科学”才能更好地发展。现在，中国已经有了类似中关村这样典型的发展模式。党史研究应该对此予以充分的关注。
陈能宽： 大科学的任务性很强。当时强调科学应该为社会服务，即任务带动学科，自己的学科研究将来再做，先把任务完成好。这是很对的。当然，如果这两个关系处理得不好，会有一些片面性。关于行政大科学体制的特点对社会主义建设的影响，我认为大科学的经验在大工程、大经济建设事业方面都可以用。实际上这些精神小科学同样用得上，可以使用在各个领域。我们研究党史的人当然讲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不能照抄，也不能搞机械唯物主义。过去我们还没有搞原子弹的时候，宣传的是乒乓球拿冠军的拼搏精神，现在是宣传奥运会精神，其实好多精神在党的领导下都是一样的。所以，宣传大科学并不应该把小科学的传统忘掉，研究小科学的人也是拼命工作的，也是艰苦奋斗的。
刘志光： “两弹一星”的研制过程，集中体现了中国社会主义发展过程中科技体制与国家战略之间的对应关系，即战略决定体制，体制服从战略。这也是毛泽东“大力协同”思想的出发点。在“两弹一星”研制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倡导的技术民主，构成了“两弹一星”科技管理的重要特征。
七、需要澄清的几个问题
李觉： 十年动乱期间，我们这个部门也不是世外桃源，不可能不受影响。我们有两次实验没有达到目的。试验不成功的原因是，有人提出如果当时不做试验，就是给“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脸上抹黑灰，在没有准备好的情况下，非要去做试验。最后试验不成功。另一个情况，1969年林彪发布反动的“一号命令”，指令核工业部的几个工厂搬迁！那天我去汇报，提出了反对意见，刚说完，“帽子”和“棍子”都来了，说：“你们对林副统帅是什么态度？对一号命令是什么态度？”我心想：不管你，我该怎么汇报就怎么汇报，听不听由你！反正这个意见我还要向中央反映。我们哪能顶得住啊！我们将这一情况报告了周总理和中央，周总理说：滑稽！怎么能够那样搞？这总算把核工业部的工厂保护下来了。如果要按那个错误的命令办，可能会使我们的事情中断15年！可能要多花20多个亿！损失太大了！没有中央的保护不行！所以说十年动乱是大的灾难，害死人！不然的话，我们会搞得更好。
梁守槃： 当年周总理说“两弹为主、导弹第一”，强调的是作战需要。因为有了导弹而没有原子弹，还是可以装载黄色炸药打击敌人，而有了原子弹没有导弹，就只能在沙漠地区做试验，打不到敌人那边去。另一方面，我国政府已经声明，绝对不首先使用核武器（原子弹），在未来战争中，导弹更重要了。
陈能宽： 补充一点情况，将来写党史可能会遇到这些问题。大家都知道，原子弹是在1964年10月16日爆炸的。但第一颗氢弹究竟是什么时候爆炸的，曾有两个版本：一种说法是在1966年12月，一种说法是在1967年6月17日。后面这种公开说得多一点。 因为当时特别是“文革”以后，出于宣传我们所做的工作等各方面的需要这样说，我们完全拥护，也理解。“两弹一星功勋”授奖的时候，江泽民总书记把两个都提到了。1966年底那一次是氢弹原理试验（原理探索，把数据搞清楚），是在塔上爆的，叫塔爆。假如算这一次的话，从第一个原子弹试验到氢弹爆炸，实际上用了两年零两个月的时间（报纸上一般采用第二种说法，即两年零八个月）。实际上第一次虽说是塔爆，但等于我们已掌握了氢弹。不过，它没有上百万吨或两三百万吨的当量，只是一二十万吨的当量。作为科学技术，那是中国第一个氢弹试验，我觉得这是有科学依据的。不仅如此，这也和美国、英国、前苏联的说法一致，他们所讲的第一颗氢弹不一定都是要用导弹、飞机运载的，也有是在塔上或者在大船上爆炸的。
八、“两弹一星”精神为党史、国史研究提供的新视角
梁守槃： 作为党史应以党对科技工作的领导方针为纲，把“两弹一星”的叙述作为实现党的路线的事例，也就是遵照中央的决定，以“赶超”为目标，突出在困难和挫折中，我们如何自力更生，取得成果，而不要单纯强调已有业绩的辉煌。钱学森同志说要突出讲“两弹一星”，是从宣传和发扬这种精神讲的。从党史的角度上，我认为应该通过“两弹一星”，体现党对国防事业的领导，怎样实现国防现代化，而不能为“两弹一星”而谈“两弹一星”。我们的党史，有很多党对政治的领导问题，对军队的领导问题，而现在要谈党对科学的领导问题。
陈能宽： 国外有一个学者，写《中国是怎样制造原子弹的》这本书，也把它当科学研究。他搜集了各方面的报纸，包括地方的，然后把它归在一起进行研究。他说好像中国很保密，外人不大知道这些事情，其实你们的信息还是不少的。我想搞党史工作的同志掌握的情况可能比一般人还多。如果我对今后写党史发表点意见的话，就是做些研究工作，使得大家可以从党史这一比较高的层次上看问题。这已经不是在报纸上写一篇文章，或者哪一个人说点体会可以替代的了，这个责任就更重大了。
刘志光： “两弹一星”的成就表明，党史研究对党在科学技术政策和决策方面的研究应该加强。实际上，从毛泽东的“两弹一星”战略到邓小平“在高科技领域占有一席之地”的思想，再到中央第三代领导集体的“科教兴国”和创新战略，在历史逻辑、政治决策和战略高度上保持了很大一致性。在这方面，“两弹一星”的成就无疑会给我们更多的启示。
王德禄： 历史研究，包括党史研究要有“全球化”的视角。H·G·韦尔斯的《世界史纲》，黄仁宇的《中国大历史》都是全球化宏观视角的经典之作。黄仁宇将其称为“宏观历史学”，其实更重要的是用宏观历史视角理解、分析微观历史问题，只有这样才能对历史规律有更透彻的认识，对历史经验作出更好的总结。党史要起到“资政”的作用，尤其需要从全球化的视角认识问题。即使在未曾开放的年代，历史的进程也会受到宏观因素的影响，其中有些是直接的线索，更有一些是潜在的背景。原子弹的研究自有其科技史的进程，不可避免地受到20世纪中国政治演进的影响，同时，它更受到世界的政治经济宏观因素的影响。
比如说，原子时代的影响问题。40年代中期以来人类进入原子时代。中国的国情尽管独特，但它所生发的国情也处于这个时代主题之中。抗日战争的结束，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以及整个60年代，原子弹问题是影响这一时期世界各国重大决策的一个重要因素。当美国在日本投下两颗原子弹之后，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在对待原子弹的问题上出现了较大差别。与国民党鼓吹原子弹的巨大威力不同，毛泽东提出著名的“纸老虎”论断。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不断受到原子弹的影响。在美国进行“核威胁”、蒋介石政权又时刻准备反攻大陆的背景下，“原子弹”在中国的决策中一直发生着某种潜移默化的影响。中国之所以要选择“一边倒”，不能回避苏联拥有能抗衡美国的核武器这一因素。在整个“冷战时期”，中国调整对美、对苏政策，核武器的打击力量是一个重要的战略性考虑因素。中国拥有原子弹，在世界范围内形成了巨大的冲击波。如果放开视野，应该看到“文化大革命”的发动，与原子弹的研制成功也有某种内在的联系。中国有了原子弹，就在相当程度上摆脱了内忧（台湾国民党）外患（“美帝”、“苏修”）的威胁，可以封闭起来搞政治运动。而且，原子弹也为中国的封闭铸造了一层“核屏障”。
关于科技创新与党史。党史研究要关注科学技术的发展，要从“科学技术”的视角拟定新的研究课题。在中共成立的20世纪20年代，世界正处在一个科学技术飞速发展的时期，量子力学、相对论已经诞生并广为传播。新科技的传入促使中国人的思维活跃起来，继而推动了各种政治思潮在中国的发轫与传播。在革命战争年代，中共地下组织曾选派留学生到各国留学，从而培育了科技干部。在延安的艰苦条件下也曾创造出科技工作的氛围。在大西南，一些欧美留学生在共产党外围组织中确曾发挥重要作用。在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大批学者云集后方。中国科技力量在西迁的过程中，中共地下组织和它的外围组织十分活跃，使大后方的知识分子对中国共产党及其政策的认同也逐渐扎根下来。这为以后新中国的科技事业，包括原子弹的研制，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原子弹的研制实际上也是一个创新的过程，其中重要的是科技创新。同时管理上的创新也十分重要。在核武器研制过程中，创造了许多管理经验，除了已经大力宣传的“大力协同、集体攻关”，还有不曾广为人知的技术民主制（技术委员会组织），多方案并行方法以及“冷试验”方法等等。在党史研究中，应该用创新的观点去总结经验、反思教训。尤其在当前我国大科学的重大项目不断上马、预算日益增加的今天，如何总结核武器研制过程中的创新管理经验更具有现实意义。
石仲泉： 过去我们对“两弹一星”的了解都是书面的、间接的，即使去年党中央开了表彰会，也还是感到有所隔膜。今天终于有了很实际、很生动、很具体的了解。过去讲“两弹一星”，总想到是在青海、新疆等地发生的事，离我们相当遥远。今天听了各位专家的介绍，实际上就在我们身边。再提到“两弹一星”，就让我们想起在座各位的亲切形象，想起大家怎样在北京的花园村、在河北怀来县熬夜苦战的情景，想起大家在青海第一线、在茫茫戈壁滩现场指挥的场景。我们再写这段党史就会产生一种“史感”，这种“史感”是不可替代的。有没有这种“史感”，写起来大不一样。
同时，各位专家在回顾历史过程中，为我们解读了“两弹一星”精神的深刻内涵，而且很具体、实际，使我们很受感动。当时大家投入搞“两弹一星”是那样爱国，以一种无私奉献、勇于牺牲的精神激励着自己无条件地做这件工作。大家作了这么大贡献，都是元勋，但是今天讲起来却都很谦虚，都把这归功于党，归功于集体，归功于祖国，归功于这样一个比较好的制度。这对我们是一次很深刻的教育。因此，今天的会不但是一个历史的回顾座谈会，也是一个生动的思想政治教育座谈会。思想政治教育是很具体的，能够把专业、历史融入到里头去，这个作用是很大的。所以非常感谢在座的各位老前辈、各位大科学家、各位共和国功臣给我们上了一堂很生动、内容很丰富的思想教育课。我们搞党史也要发扬这种“两弹一星”精神，将中卷稿改得更好，将所有的党史本子写得更好，将党交给我们的党史研究和党史工作做得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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