牢牢控制社会政治局势的信息因素_客体关系理论论文

牢牢控制社会政治局势的信息因素_客体关系理论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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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本文对社会政治局势稳定性有重要影响的各种信息控制因素作了分析,并指出这些信息因素具有物理学和数学的基本特性。

社会政治客体的学术的和实践的行为观点是大部分人文科学的研究对象。在这里,社会政治客体是指政党、民族、国家、地区这样一些社会构成。这是由各种原因联合起来的人们构成的群众客体。

社会政治客体发展研究中取得的进展不容置疑:有原本历史的概括,它们揭示了一些现实的、有启示意义的行为规律。权力和管理机关利用这些规律对社会政治局势进行质量分析和预测。然而,建立在数学公式和局势模型化基础上的严格的方法在这里尚未得到广泛应用。《社会政治客体分析研究中的智力信息技术》一文指出,在建立智力信息技术基础上开展此类研究,有利于提高国家政权机构决策的效率。

该文指出,影响社会政治客体的控制与发展稳定性的信息因素可以成为研究对象;同时,有具体形式的管理决策条件,保证实现某种不确定管理目标的、先验性的条件,都可以作为研究对象。显然,这些信息因素和条件完全应该与经济、政治、社会问题的决策一起实现。然而,这些问题的决策机制往往带有信息特性,并且受信息规律性的制约。

于是,在社会政治客体管理中出现下述过程:研究以这种或那种手段控制其状态的客体,对局势的观察与理想状态进行有内容的比较(作为常规是非正式的),制订控制措施(决定、决议、法律等),该措施在分析客体中实施。这是一个控制结构,其控制过程在有针对性地对信息进行加工的基础上,被形式化地体现出来。

社会政治客体的管理有其特点:管理的目标难以在口头上表述;对客体的描述一般带有片面性;对客体研究结果的表述形式基本上与客体本身不同;实施决策的效果往往与预期的不同。

用控制论的方法处理管理问题的能力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切实提管理效能的可能性,这不得不借助于通过形式化的表述管理过程的各个阶段并以运用自动化手段为基础来实现各阶段的任务。

在社会政治管理过程中,被形式化的控制周期在某些地方遭到“破坏”,所以,关于自动化手段影响管理过程的实际效率问题就谈不上了。目前,充其量,只能为控制周期的个别部门提供自动化支持,比如,信息检索,编辑装帧及信息交流工作。

如果周期的各主要组成部分基本上没有形式化,那么,是否可以说,控制周期基本上处于混乱的自动化状态呢?我们认为,只有把混乱的偏离成分引入周期的情况下,才能对此问题作出肯定的回答。这种成分的行为在实践中不可能依据概率和统计方法作出预测。而且被研究的整个信息管理系统的行为都会变得混乱不堪。

决策,对模式与客体等同性的评价,目标及其实现——这就是管理社会政治客体的控制论过程的各个组成部分,而这些客体基本上不受形式化的制约。通常,各个组成部分的行为和状态不可预测,或者充其量只能在“健康的思维”水平上加以确定,面对“健康思维”的理解又各有不同。

比如,确定客体行为的非此即彼性可减弱控制系统中的混乱(无序)的程度,可是,正如实践表明的那样,对某一社会政治客体行为的非此即彼性的“失算”却总是难以避免的。通常,总是出现预料之外的选择,导致对局势的失控。

在这种情况下,研究客体行为的常用的、传统的数量评价方法和逻辑评价方法收效不大。首先,体现管理目标的模糊性不能对管理质量引入任何客观评价标准,也无法寻求达到此目标的条件。被确定的各项管理任务具有不合理、自相矛盾的性质,所得数据稍有变化,决策的后果便可能出现大的变化。第二,管理过程某些部分无序的不可预测性,不能令人对预测产生信任感。

在这种情况下,为了“减少管理的无序状态”,管理者有时试图对客体采取较为强硬的管理手段。这种想法有多少根据?

国家管理方式正由痛苦的、长期形成的历史范式,向初步民主的方向转变;由极其强硬的,中央集权形式(专横、独裁、极权主义、专政)向较为软化的形式转变。强硬的管理制度迟早要动摇,必须作出比较稳定的、民主的选择。这种“软化”有无界限?如何实现这种“软化””?历史的进程是否需要加速?

这些问题在国家权力和管理的实施中十分重要。我们认为,远离社会政治客体的学术领域的研究,或许更能帮助回答这些问题。

正如有些文献所述,研究信息热动力学方法,以便确定失去稳定性和实现智力信息系统管理过程总目标所需条件的临界值,这取决于无序阶段和有序初级阶段的关系,取决于系统和外界成员之间信息交换的强化程度,取决于情报加工过程的密集程度。

单独提取某一社会政治客体管理过程,在一定条件下可作为智力信息系统形式,包括:管理客体、管理形式系统、决策人。该系统的行为总的来说具有较弱的不可确定性带有某些无序性因素。可以为这种系统确定导致失去管理稳定性的因素,还能找到表达和加工信息所必需的、影响管理过程向不确定目标转化的条件。

尤其要指出的是:在信息智力系统中建立特殊秩序(如过分强硬的管理)、封锁信息的企图会导致系统中熵的不断下降,破坏稳定条件,失去对客体的控制。

为了使信息智力系统的功能过程能达到预期的聚集性,系统的组织要考虑对各组成部分密集性、封闭性、间隔和密度的特定要求。

我们的研究表明:下列社会信息因素影响着对社会政治客体管理稳定的水平。

客体信息开放因素 客体应该最大限度地开放,以便从已有的外部信息源获取信息,并增强分析、加工信息的可能性。

内部信息管理的不确定性(混乱)削弱管理过程的稳定性。内部混乱的增长幅度和速度都起不良作用。任何内部信息的确定性都比混乱好。

从外部进入客体的信息的数量和速度的增长都对管理的稳定性产生积极的影响。即使这种信息内容空泛对其增长也无需限制。因为它可以“弥补”由于内部信息的不稳定造成的管理可能出现的不稳定性。

预测因素 在管理中,应该具有预测客体外部形势及其自身行为各种可能性信息分析机制。这样做是为了最大限度地消除内部信息的不稳定性。

适度强硬的管理因素 符合标准的管理结构是可以预见的。这种结构的组织原则是:随着管理水平的提高,对信息加工准确性的要求降低了(反之亦然)。在高水平管理中,优先考虑的是判断性的、分析形势的信息加工方法。在管理上确立过分强硬的结构可能使之失去稳定性,并导致客体发展产生危机。在各种层次上,都必须预见到管理过程偏离(偏离一般的管理计划)的可能性。

调整局势的速度影响客体管理的稳定性。调整的速度越慢,管理的稳定性就越高。

保持管理结构工作能力的因素 在管理结构中不同层次间的联系被破坏或发生变化的情况下,管理机制应该继续发挥作用。这时某些管理功能的丧失是可能的。

引入类似的管理联系是必要的,但不要因此导致过分增强硬性管理。

管理客体个别部分的特殊性因素 管理客体的每一个部分都有分离倾向,都力图摆脱其他成分而拥有某种独立性。这就要求提高管理的稳定性。

终端信息技术复盖因素 信息技术和管理方法应尽可能地由一定数量的信息技术终端(分系统)来“复盖”所有的管理功能。信息技术部件互相作用,而且交互作用的复杂程度不断增长。每一种管理功能都由事先确定的某一套(希望是唯一的)信息技术设备来完成。

以上列举的诸多功能是从信息理论角度思考保证社会政治客体发展稳定性问题的某些观点的结果。对于讨论的问题,这些因素带有假设性质,有待实践的检验。同时,对管理的解释必须是相当广义的,包括自我管理和稳定发展的观点。

我们可以利用以上列举的方法论,以各种因素为例,对民族构成和民族运动的过程进行简要的分析研究。

民族是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产物。这一概念没有准确的界定,经常发展和变化。从上世纪末开始,民族思想对社会和个人生活的影响日益明显。

首先,出现了“忠于某一政治组织,还是忠于思想同一性,如部落或民族、城市国家或封建宗主、王国、教堂或宗教团体”的问题。渐渐地,人类的同一性在依恋故乡土地、地域传统、依恋各自权威基础上,更加接近了。共同的出生地、共同的语言、习惯、传统、信仰把人们联合在一起。在一部分社会阶层形成了这样的信念:只有民族国家是最崇高的,享有发展的特权。于是产生了民族主义——一种把民族国家视为人类最高价值的意识形态出现了。民族主义的最坏表现形式是法西斯主义。

相当多的学术著作研究民族特殊现象形成的历史、道德、政治问题。但有关研究工作未能很好组织,至于这些特殊现象的准确的规律性更没有得到确切的表述。显然,可以把民族运动的发展尝试性地视为社会政治客体的管理和自我管理的过程。在这种发展中,往往出现危机性的异常现象,爆发战争。这种异常性可以用管理的不稳定性来解释。怎样才能减少信息管理过程中组织的这类危机呢?

在每一个具体情况下,主客体秩序的种种情况都会影响与民族利益有关的局势控制过程。但是,信息加工的管理过程却经常起作用。信息加工管理过程既有集中的有序的性质,又有随意的自然性质。我们将证明,上面分析的某些因素怎样影响民族构成发展的稳定性(民族国家、地域民族构成、一国和多国民族外流)。

我们概括为下述几点:

1、民族构成的信息开放性影响民族构成发展的稳定性。 必须保证民族构成充分利用现有的各种信息资源,促进信息手段的快速发展。在这种情况下信息不一定是系统化的。

2、任何人为的或自然的有关民族构成的信息封闭, 都会导致社会、政治、经济的退化,导致发展产生危机。必须发展信息的组织和加工的方法和手段,促进内部信息确定性的快速增长。

3、在管理民族构成的组织机制形成过程中, 应该引入与局势有关的、外部和自身行为的、有潜在可能性的信息分析和预测机制。

4、如果为了管理民族构成,预测某个管理结构,那就必须明白,不管在多么特殊的情况下,过分加大管理和秩序化的强硬性,都可能导致出现管理不稳定现象和发展危机。加快调整局势的速度,将对管理的稳定性产生不良作用。其他因素,如民族构成信息开放性的扩大,也可能降低这种稳定性。

5、 民族构成的每一个独立的主体(个人)都应具有独立于其他个体的保障(包括信息的独立),就是说,要有维护个人生活、良心和信仰自由的保障。同时,必须发展有利于各主体进行积极的信息交注的方法和手段。

从上述各因素出发,以上各项还可以补充和具体化。同时,必须针对具体的社会政治局势,具体运用。所列要点有一定矛盾,决策者只有采取创造性的方法,才能确定如何运用它们。为了在控制社会政治局势过程中更有效地实施创造性方法,更有目的地利用相应的智力信息技术。

在研究控制对社会政治局势发展过程的影响作用时,应把信息因素与历史的、经济的、文化的及其他传统上被运用的规律性同时予以考虑。

(摘自俄国《科技情报》第二分册:《情报过程与系统》,1995年第2期)

(宝珩 草尔 周士琳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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