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觉一与末后一着教新探，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末后论文,一着论文,王觉一论文,教新探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晚清民间宗教史和社会史研究中，王觉一与末后一着教一直备受关注。与其他教派相比，末后一着教的神秘色彩更加浓重。教主来自何方？教派创立于何时？以及该教的源流、组织活动情况、使用的经书等等，人们一直如雾里观花，影影绰绰。尤其是在王觉一及其教派骨干神秘消失了十多年之后，即20世纪初，王觉一突然以义和团总首领的身份重新出现在历史文献中。其人是否为末后一着教首王觉一，引起后人的种种猜测。民国时期，一个称作“一贯道”的教派兴旺起来，并迅速成为全国最大的民间教派。在一贯道的经卷中，又出现了王觉一的名字。此时的王觉一，已被列为一贯道道统中的第十五祖。一贯道道统中的十六祖为刘清虚，有人认为他就是末后一着教的三号头目刘至刚。王觉一不仅被一贯道尊为祖师，还以他的名义刊布了多种经书。这些多属于后人传说与演绎乃至编造的东西，真假难辨，其可信程度大打折扣。这也是造成长期以来末后一着教许多问题扑朔迷离，研究难以进展的原因所在。近年来，对于王觉一及其教派的研究成绩不菲，李世瑜、林万传、喻松青、马西沙、周育民、庄吉发、邵雍、秦宝琦、濮文起等民间宗教史研究专家做过不少工作。① 他们或收集民间所藏一贯道经卷抄本，或发掘利用清朝档案中相关奏折，使这一问题的研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然而，由于资料欠缺等原因，许多问题仍迷雾重重，有待进一步研究。最近，笔者有幸寻觅到一批有关王觉一和末后一着教的原始档案资料，其中有河南、湖北、江苏、山东等地方官府抓捕和审讯该教教徒所留下的口供等档案资料，涉案地区的官府往来公文，以及当时审理此教案的钦差大臣孙毓汶、乌拉布的原始提审记录等。同时，笔者又见到新发现的清抄本《末后收场宝卷》等民间秘密宗教的经卷。② 这些资料为重新探讨末后一着教问题提供了重要依据。兹将考察结果申述于下，敬请方家教正。
一、关于王觉一籍贯、生年与姓名问题
目前，有关王觉一籍贯和生年的说法，基本上都采用台湾学者林万传在《先天道研究》中所云：“山东益都县城东北八里阙家庄人，约生于道光元年（一八二一），谓水精子化身，年幼孤苦伶仃，三岁伤父，七岁母逝，幸蒙族叔收养。”③ 如马西沙和韩秉方著《中国民间宗教史》、濮文起撰《中国民间宗教溯源》以及主编的《中国民间秘密宗教辞典》、谭松林主编《中国秘密社会》等著作均采用了林氏的说法。下面对王觉一籍贯、生年与姓名问题分述如下。
第一，籍贯问题
王觉一的籍贯是山东益都县，据相关资料记载，并无差错。但所谓“阙家庄人”的说法，似乎有误。最近发现抄于光绪十年四月初一日的《王继太即王际太供》，为我们提供了新的证据。王继太在供词中说：
山东青州益都县人，住阚家庄地方，年三十五岁。父亲王觉一，即希孟，又名养浩，现年五十岁。母亲李氏，现年五十四岁……④
有关《王继太供词》，以往我们只能从曾国荃奏折中见到摘抄的片断。这件新发现的《王继太即王际太供》，是当时湖北巡抚彭祖贤发给河南巡抚部院的公函附件。在收到《王继太供词》后，河南巡抚部院立即批复给本省主管刑法的按察司。批文云：“札按察司光绪十年四月初一日准。湖北抚部院彭（祖贤）咨，开为咨复事，云咨施行。计抄《王继太供词》一纸等，因到本部院，准此。合就札，行札到该司，立即转饬开封府查照，毋违此札。”⑤ 开封府在接到批文后，又分别向辖境内的总镇（总兵官）转发。我们目前所看到的《王继太即王际太供》，上面书有“光绪十年四月初一日，刑房张进宝承湖北咨会拿获教匪王继太，计开。”说明这是由河南巡抚部院刑房书吏张进宝抄录存档的。王继太是王觉一的长子，他所说家住“阚家庄”，应当不会有错。检索编纂于光绪年间的《益都县图志》，书中有翔实的乡村分布情况。该书卷三《道里表》中，明确记载有“阚家庄”之地。⑥ 当时，益都县辖境的村庄除阚家庄之外，周围还有郎家庄、吕家庄、傅家庄、夏家庄、韩家庄、崔家庄、田家老庄等。唯独未著录有“阙家庄”之地名。显然“阙家庄”，乃“阚家庄”之误。由此可知，王觉一的籍贯当为山东益都县阚家庄。
第二，生年问题
王觉一生于何时？“约生于道光元年（一八二一）”的说法，显然是一种推测。王觉一的年龄，难道真的难以考定吗？根据《光绪朝朱批奏折》光绪九年四月记载：“山东教匪王觉一等，往来各省传教，著有《一贯探原》等书。现在前往金陵、汉口、荆州等处，开明籍贯、年貌，饬令一体查拿。”⑦ 说明当时官府已经发出过带有王觉一“籍贯、年貌”的通缉令。顺着这一思路，笔者果然在新发现的档案资料中，找到一则光绪九年六月初一日河南官府颁发的《为悬赏缉拿事》的文件。此文件上面列有通缉对象的籍贯、年龄、身高、相貌等特征，对我们解开王觉一生年之谜会有所帮助，现抄录于下：
为悬赏缉拿事。照得前因湖北省有教匪滋事，当准来咨，将匪首王觉一等，通行饬缉在案。兹本护部院钦奉上谕：饬将王觉一等各匪首严行查拿惩办，并准将获匪出力人员从优奏请奖励。自应钦遵，认真饬缉，除饬各州县整顿保甲，勒限严缉，分别咨行外，合将各要犯年貌籍贯、姓名，悬赏缉拿。为此格，仰军民诸色人等知悉。尔等如能拿获王觉一送案者，赏银三千两；拿获王继太、刘至刚送案者，每名赏银二千两；拿获陈二少爷即陈守照、邓玉亭送案者，赏银一千两。如探知王觉一等，各潜匿处所，密报文武各衙门，因而拿获者，亦必每名减半给赏，认系真正本犯，即行照赏。此项银两，本护部院业已饬局另款存储，人犯解到，随时即发。尔等各宜勉力从事，切勿观望，是为至要。须至赏格者，计开：
王觉一，又名养浩，又号王古佛，年五十二岁，山东益都县人，身长面黑，有嫩麻微须，项颈有瘰疬一块，左右手掌有纹，像日月古佛字样。
王继太，系王觉一之子，年三十二岁，山东益都县人。
上引通缉令的落款为“护理河南巡抚部院兼提督军门布政使觉罗成、开封府光绪九年六月初一日本护部院承准。”⑧ 根据这一资料记载，王觉一在光绪九年是52岁。按照中国传统计算年龄的方法，52岁当为虚岁。从光绪九年上推51年，当为道光十二年。王觉一的生年是否就可以定在道光十二年呢？这还需要进一步论证。
记载王觉一年龄的还有两件重要档案资料：一件是《王继太即王际太供》。通缉令发出后，王继太随后被官府捕获，他在供词中说：其父“现年五十岁”。光绪九年，王觉一50岁。那么，他当生于道光十四年。另一件是流传于末后一着教中的经文《书帖》（亦称《庚辰年书帖》）。这一《书帖》出自王觉一之手，是以七言排律形式，阐述王觉一的出世、出身、教义等方面的内容（有关《庚辰年书帖》问题，下文将专题论述）。其开篇第一句即云：“六阳（爻）驭驾金蛇年，萍综百芒寄书篇。”⑨《书帖》这句话，正是暗示王觉一出生在蛇年。以夏历十二生肖纪年，癸巳年为蛇年，即道光十三年。三件资料对王觉一年龄的说法略有不同，哪一个更为准确呢？通缉令记载王觉一与王继太的年龄，乃依据教徒供词和在王氏原籍的查访，其所记载的年龄相差一二岁是很正常的。如通缉令说王继太“年三十二岁”。据王继太自己说，“年三十五岁”。说明通缉令上的王氏父子年龄稍有偏差。王继太记忆其父的年龄是否会出差错呢？这也很有可能。如他说：“兄弟王际和比小的只小几岁，记不起他实在年纪。”⑩既然记不起兄弟的年龄，对父亲的年龄记忆出现小误差也不奇怪。综合上述证据，我认为《书帖》的说法更准确。因此，王觉一出生于道光十三年比较可靠。
第三，姓名字号问题
关于王觉一的姓名字号，以往没有人进行过讨论。其实，通过对王觉一名号的考察，也可以发现一些有关王觉一史实的新线索。
王觉一还有王希孟、王养浩，王古佛等称谓。王觉一之名并非幼年所起，而是他传教时所用的姓名。光绪九年三月二十八日，王觉一组织领导的江苏、湖北起事失败，王觉一出逃。但俗话说，跑了和尚跑不了庙。四月初，青州府知府梅启熙、益都县知县李凑派人查抄王觉一在益都县阚家庄的家，并将王觉一的妻子王李氏，王继太的妻子王冯氏收监。随后将查抄结果奏报山东巡抚。山东巡抚陈士杰再上奏朝廷。陈士杰奏折云：
王觉一幼习算卦卜课，本名王希孟，又名王养浩。在家时并无王觉一之名，亦未诵经吃斋及传徒习教。光绪四年间，王觉一出外谋生。王李氏等不知其前往何省。王觉一如何在外省习教传徒，谋为不轨，王李氏等俱不知情。嗣王李氏因王觉一日久不回，先后令王继太、王继和上路前往寻找，亦未回家。八年九月，不记日期，有一人至王李氏家，自称姓张，名广叶，由江苏赴登州贸易，带回王觉一家书一封，并银二十四两。王李氏等并不识字，即挽张广业〔叶〕代看家书，只言现已改名王觉一，在三江两湖营生。（11）
以上资料说，王觉一原名叫王希孟，又名王养浩。光绪四年后，他改名王觉一。取“希孟”与“养浩”之名，显然与儒家的亚圣孟子有关。“希孟”，即希望成为孟子似的人物。“养浩”，取自《孟子》云“我善养吾浩然之气”（12）。依据古人称谓习惯，“养浩”似应是其表字。因此，王觉一原名叫希孟，字养浩。他改名叫“觉一”，其所寓何意？应与佛教禅宗有关。据《达磨大师悟性论》云：“佛者名觉也，人有觉心得菩提，道故名为佛。”（13） 改名“觉一”，与其号“古佛”之意是相同的。显然，这是他已经将自己视作佛的化身了。《末后收场宝卷·皂罗袍》云：“弥陀出现，不知不觉。”（14） 他自诩是古佛，自然是先知先觉的一个。改名“觉一”，是有其深刻的寓意的。（15）
《皇极金丹九莲经宝卷》云：无生老母差遣弥陀下界，“投凡入窍人难辨，古性弥陀落凡间，隐姓埋名暗钓贤，末后龙华总收源。”（16） 王觉一的教派是以无生老母为至尊神灵。他隐姓改名，暗示着他是由无生老母派遣来普渡众生的。因此，王觉一的改名之举，看似小事，实际上标志着他传教生涯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二、关于教派名称和创立的时间问题
王觉一创立的教派名称是什么？目前有先天无生教、末后一著教、末后一着教、一贯教、一贯道等多种说法。教派创立的时间说法也多有不同。周育民说：“始称先天无生教，后为末后一著教。该教系王觉一在四十岁时创立的，其确切年代没有记载。”（17） 马西沙说：“末后一著教即一贯教（后称一贯道）从青莲教教系中分化独立出来”，“清末一贯道创始人王觉一”，早在“同治年间就在山东、河南一带传授末后一著教”。（18） 濮文起说：“清同治年间，王觉一自称古佛降生，创立先天无生教，后改名末后一着教。由于他经常宣传天人一贯之说，并且在主要著述中阐释‘一贯’二字，所以该教也叫一贯教。”（19） 秦宝琦说：“咸丰初年，王觉一赴山西拜姚鹤天为师后，回到山东青州家乡，曾在山东、河南和淮海一带传授末后一著教。”“刘至刚即刘清虚逃回山东后，于光绪十二年（1886年）将末后一著教改为一贯道。”（20） 专家们的观点大相径庭。
曾在光绪朝任两江总督之职的曾国荃说：“该犯王继太在逃之父王觉一，即王希孟，又名王养浩，在家卖卜持斋有年，四十岁后，因见左手掌纹形似古字，即自称系古佛降生，并言梦见菩萨，令其传道。当即设立教名，始称先天无生教，后为末后一著教，劝人入教持斋，每人出钱数百文，或千文不等，收作用度，并用红色印出手纹给教徒收执，称可免灾，又做诸佛诸祖等句咒语，教人念诵。”（21） 曾国荃的这段话已被研究者多次引用。曾氏所说的王觉一40岁创教，其教名“始称先天无生教，后为末后一著教”，也被研究者普遍接受。曾氏的相关记载是否准确无误呢？我认为，曾氏的记载并不十分准确。曾氏这篇奏折，是在审讯俘获的王觉一之子王继太后，根据王继太的供词而写成的公文。奏折的特点是语言精练，有些内容因奏报者认为不重要而被省略掉了。换句话说，曾氏奏折中所引述的王继太供词并非原文，而是经过提炼加工后的文字。如王继太曾在供词中交代的其父的年龄问题，就被曾氏在奏折中略去。前文已经谈到新发现的《王继太即王际太供》，为我们了解曾氏奏折中的失真之处提供了重要依据。下面将《王继太即王际太供》中相关部分抄录如下：
父亲向来在家读书卖卜营生，吃斋多年。四十岁后，左手掌上生有古字纹痕，父亲就说梦见菩萨，叫他传道。因即设立教名，始称先天无生老母教，后称为末后一着教，劝人入教吃斋，每人出钱数百千文不等，作为盘费，并用红色印出手纹给教徒收执，说可免灾，另做诸佛诸祖咒语，教人念诵。（22）
王继太在供词中说：其父王觉一设立的教名，“始称先天无生老母教，后称为末后一着教”。不难看出，曾氏的奏折漏掉了“老母”二字，又将“着”字写成了“著”。据《辞海》云：“着”，本作“著”。这二字在清代文献中混用是常见的。需要说明的是：在秘密宗教的经卷中所讲到“末后一着”时均作“着”，而清代官员奏折中却多用“著”。亦可以反映出，清代官员们对民间秘密宗教中的专用词汇并不熟悉。
无生老母是明代后期以还的许多民间秘密宗教教派崇信的至尊偶像。她被视作创世主和人类命运的主宰，住在真空家乡（天堂）。（23） 成书于清顺治年间的《古佛天真考证龙华宝经》云：“古佛出现安天地，无生老母立先天。”（24） 无生老母分世界为三个时期，即青阳、红阳、白阳三期。白阳末劫来临的时候，无生老母派古佛即弥勒佛下凡，最后一次普渡众生。这在信仰无生老母的教派中称为“末后一着”。因此，在许多民间宗教的经卷中，常常都能看到“末后一着”的说法。如，“末后一着皈家去，九玄天上证无生。”（25） 又如，“收元法末后一着”（26）。再如，“无生莲台坐云宫，末后一着躲死生。”（27） 显然，王觉一创立的教派名称，即由此派生而来。从他号“古佛”来看，也能反映其间的某种联系。
据王继太说，王觉一始立先天无生老母教是在其40岁后。前文我们考证说王觉一生于道光十三年，那么他创教的时间当在同治十二年（1873）。至于何时改为末后一着教？我认为，王觉一在创教后不久，即在同治末年改名为末后一着教。严格说来，末后一着的教名并非他首创。据新发现的《张怀松即张华松供》说：
同治十年冬间，有湖南王国敬在我门口卖扣子，彼此闲谈，他劝我吃斋入教。他有修行功夫，能以延寿。我留他住了几天，拜他为师。他教我戒口，再点元传道。我从此吃斋。至次年春天，王国敬来铺，知我吃斋，他就给我点元……并告我说，这是传的末后一着教。叫我供无生老母轴像，并学练气守虚无功夫。王国敬住了几天走了。后来总未见着，想是死了……光绪四年春间，我赴风后顶烧香，见有卦人招牌上写“山东青州王觉一，敬占六爻神课”。我与他闲谈，他知我吃斋修道。他问我师傅是谁？我说王国敬，他说与他同教。他问我学的啥功夫。我说，守元关，习呼吸。他说这是头层工夫，还有二层工夫，须拜他为师，他才传授我……（28）
张怀松是末后一着教在河南汝宁府的首领，光绪七年十一月被捕后，在拘押的三年时间里，曾先后多次被清朝各级官府审讯，并留下多篇供词，这些供词原件几乎都完好地保存下来（其他案犯供词也是多份，前后供述内容不尽相同）。上面摘录的《张怀松即张华松供》，是光绪十年十一月十三日，由钦差大臣孙毓汶等人所审讯而留下的供词。上引张怀松说，他先后拜了两个老师：一个是王国敬，一个是王觉一。王国敬与王觉一仅是同教，似乎二王之间并无师承关系，否则张怀松会作交待。张怀松的另一篇供于光绪七年十二月初九日，由汝宁知府周冠审讯的《张怀松供词》云：
他（指王国敬）的教，头目先是湖南人水祖。水祖死，故又归与西川人金公。金公死，故又归余姓、谢姓、韩姓。余、谢、韩三人死，故现在归与夏天公接管。他的教头夏天公现年八九十岁。（29）
张怀松的这份供词，不仅对了解王国敬的末后一着教传承有所帮助，还为我们提供了一个重要信息。民国时期一贯道内部传说：“徐（守一）、杨（吉南）十三祖之后，道统混乱，系因众广争夺天盘，天命在隐显之间，特命先天五老及各仙佛圣真，倒装降世，暂理道统。”（30） 这就是一贯道道统中所谓的火、木、土、水、金五老掌道时期。张怀松的说法，与一贯道的传说有相似之处。这也反映出一贯道的传说有其真实的一面。
根据张怀松所说，王觉一传授末后一着教时，王国敬等人也在传授同教。一贯道经卷所谓“道统混乱”，“众广争夺天盘”，可能就是指，这一时期教派群龙无首，互相争夺势力范围。王觉一将王国敬的徒弟张怀松收为麾下，反映了末后一着教初期教派的内部争夺的迹象。
据河南汝宁府教徒苏天爵说：“光绪三年五月间，我在给学生讲书，他（萧
仪）听见说讲的好。他还有奇书数种，名《三易探源》、《一贯探源》、《道八卦》、《一字经》等书。我想借他书看，他说不敬神入教，不能给看。我就应允他入教。学屋后有一间闲房，我就将学中香拿去烧上，望空叩头，说是供的无生老母。他口内不知念的什么。遂起来一揖，就说是入教了。并告诉我，他的老师是王觉一，是有道学的，所说的书都是王觉一著的。他的教名是末后一着教。我问他那年见的王觉一，他说二年前已拜过他为师了。后来将《三易探源》等书送来。”（31） 说明王觉一至少在光绪元年前，已用末后一着教之名广收徒众。据光绪九年湖北教徒熊定国说：王觉一他们“传教已有十七八年矣”（32）。亦是说，在同治四、五年间，王觉一已经在传教，只是还没有自立教门。至独树一帜创教不久后，他及时打出了末后一着教的旗号，并以其“道教深奥”的才能征服了其他派系的成员，而成为公认的总教主。（33） 此后王觉一则以末后一着教创始人和“总教首”的身分出现在民间秘密社会。（34）
关于“一贯道”的教名出现于何时，民国时期编纂的一贯道经书《一贯道理问答》说：“王祖归空时，仍又请问，坛谕改名三极一贯，交付刘祖，道号清虚老人执掌。”（35） 后人据此得出：末后一着教于十六祖刘清虚以后改名一贯道。甚至有学者明确界定：“末后一著教改为一贯道”的时间为“光绪十二年（1886年）”。（36） 李世瑜先生对一贯道经书所说采取的是审慎态度，他说：“道中人承认刘某的传教年代是民国初年，那么严格说来，一贯道的创始应是民初。可惜这种传说不一定可靠，我们至多能说它是可能的罢了。”（37）
一贯道之名究竟产生于何时？新发现的末后一着教典籍《书帖》为我们提供了新的重要证据。据《书帖》中云：
千真万圣同追赶，大道三年满世间。通天撤〔彻〕地名一贯，无极至理包人天。（38）
这一《书帖》中所谓的“大道”“名一贯”，不正是说教名一贯道吗？《书帖》亦被称为《庚辰年书帖》，显然最迟在庚辰年，即光绪六年时，已经有一贯道称谓了。
光绪九年三月，末后一着教在湖北汉口的起义被镇压后，湖广总督涂宗瀛将事件的原委奏报朝廷，其奏折云：“王觉一称为太老师，王继太称为大老班（按：熊定国供词作‘板’），刘至刚称为老师。凡入教未久之人，皆不得见此三人之面。所以前获正法之王大启等，仅知邓玉亭等所传灯花教，不知另是一贯教也。”（39）
从上述记载中，亦可以说明王觉一时代已有“一贯教”的称谓了。“一贯教”，即“一贯道”，不言而喻。
综上所述，王觉一早在同治初年即进行传教活动，并于同治十二年创立先天无生老母教，不久改名为末后一着教，最迟在光绪六年又称一贯道。
三、关于该教派的典籍与图文问题
著书和编纂图文材料，是王觉一传播末后一着教的重要途径。据《历代祖师源流道脉》云：十五祖王觉一，号北海老人，“著书甚多”（40）。民国时期，一贯道内部刊印和传抄过多种署名和不署名的经书。李世瑜搜集整理后编辑《一贯道经典提要》，其中列于王觉一或北海老人名下的著作有：《一贯探原》、《一贯圣经》、《一贯概言》、《三教重新》、《三教圆通》、《三易探原》、《子曰解》、《大学中庸解》、《理性释疑》、《理数合解》、《谈真录》等11种。（41） 这些书籍是否真的是王觉一所著，很值得怀疑。历史上假托前代名人作伪书者并不少见，这种挟名人以自重，在一贯道经卷中也是很常见的现象。如《历代祖师源流道脉》，其中将盘古、太昊、黄帝、尧、舜、禹、成汤、文王、武王、周公、孔子、曾子、子思、孟子、释迦牟尼、摩诃迦叶尊者等等，世俗与神道中贤者、尊者，统统编入一贯道的祖师道统。王觉一的北海老人的道号，从未见著录于清代历史文献，何以证明此人就是王觉一呢？即使署名王觉一的著作，又何以证明真正出于王觉一之手？对这类后人传闻或代笔的东西，应当采取审慎的态度，以免以讹传讹。我们下面探讨的是清代文献中确有记载的末后一着教派中流传的典籍和图文。
第一，王觉一的著作和该教其他经文流传情况
民间秘密宗教的特点是通过经卷等形式宣传教义、发布指令，以达到从思想到身心完全控制教徒的目的。明清时，民间秘密宗教的经书有被冠以“宝卷”、“宝经”、“宝赞”等名目者，如《销释接续莲宗宝卷》、《古佛天真考证龙华宝经》、《九莲宝赞》等。但是，王觉一的著作从未冠以宝卷的称谓，这可能与晚清政府的民间宗教政策有关。清道光时，巨鹿知县黄育根说：“邪经为邪教根源”，“邪经尤当密查”。（42） 因此，当时清朝政府对收缴和销毁“邪教”经卷的工作相当重视，律令甚至规定“收藏经卷者，俱发边远从军”（43）。王觉一的著作不称宝卷，确实逃避了官府的打击。末后一着教起义失败后，教派中流传的包括王觉一著述在内的经卷才被发现和收缴。除少部分因审案需要存档外，大部分都被销毁了。尽管如此，在各级政府审理此案的档案中，留有许多记述案犯经书的资料。这为我们了解末后一着教的经卷情况提供了便利。
据《王继太即王际太供》云：王觉一“又做《一贯探原》、《三易探原》各书，《采茶点元歌》，刊刻刷印，并三极图，一并送给教徒”（44）。《职员熊定国供》云：“王觉一有《大学中庸注解》、《易经注解》，刻书传送已多年。”（45）《田映堂供》云：“他（王觉一）说：他著有《三易探源》、《心经解》等书。”（46）《高勤即高配天供》云：王觉一“给小的《学庸解》书……《学庸》版是小的们照刻的，书上都有名字。”（47）《殷五供》云：“王觉一在小的铺里住了一天，给小的《一贯探源》、《三易探源》各一本，已被兵役起获。”（48）《苏天爵供》云：“他有《三易探源》、《一贯探原》、《一字经》、《道八卦》等书，系王觉一传授。”（49） 左宗棠奏折云：“王觉一授以《一贯探原》、《三易探原》、《圆明范格》三书。”（50） 光绪九年十二月至十年正月，河南省河北总镇官兵在裕州、舞阳、唐县等地，先后抓获逃匿的末后一着教徒多名，所起获的物品中有“《三易探源》、《一贯探源》、《学庸解》各书，并《学庸解》书版”（51）。山东青州府官兵在王觉一家，“起获书籍，虽尚无悖逆字句，惟《一贯探原》序文记言‘无生老母降乩所作’。抄录小书一本，亦托言无生老母劝事，均属荒诞不经，具应存库备查，俟缉获王觉一讯结，在行销[毁]。”（52）
通过以上资料统计，王觉一所著有《一贯探源》、《三易探源》、《大学中庸注解》、《易经注解》、《学庸解》（又作《学庸圣解》）、《心经解》、《圆明范格》、《道八卦》、《一字经》等9种。其中以《一贯探源》和《三易探源》流传最广。王觉一的著作，既有抄本也有刻本。这些著作均撰于光绪十年以前。从清州府官员所描绘的藏于王觉一家的《一贯探原》序言和小书一本（似为《三易探源》）的内容来看，该书并未脱出前代宝卷的窠臼。如《九莲宝赞》开篇第一句话云：“普明古佛遗留《九莲宝赞》，普明如来亲传末后一着。”（53） 王觉一称他的书是“无生老母降乩所作”，其“托言无生老母劝事”的做法，与其他宝卷托名神旨的做法如出一辙。末后一着教以无生老母为崇信的偶像，王觉一是借无生老母之口而传播教义。王觉一本人对《一贯探源》、《三易探源》二书情有独钟。他在《庚辰年书帖》中云：“不信拆开新书看，三易一贯两探原。句句道理真空面，言言透彻无极天。”（54） 由此可见，《三易探源》和《一贯探源》是王觉一著作的精华。
末后一着教内部除了已知的王觉一的几种著作外，是否还流传其他书籍？以往因资料匮乏无人提及。在笔者新近发现的档案中，有一批是河南南阳府官军擒获“教匪”档案资料。这为我们考察这一问题提供了帮助。光绪十年正月十一日，经南阳府知府濮文进等审讯“教匪”后，“讯据该犯等供，为王觉一党羽不讳。除将供词抄呈鉴外，合将教匪高配天即高勤等五名，并伪造各执照、令旗、封条、图书、书版等，一并解送宪辕，饬发收管，委员审讯。”（55） 随后，南阳将这批案犯和档案押解送呈河南巡抚。光绪十年正月十九日，河南巡抚鹿传霖又将人犯和物证批转给按察司，批文云：“南阳府拿获教匪及各伪件，解呈缘由抄合移咨，为此移咨贵抚提部院，即希查照办理，赐复施行等，因到本部院，准此。查此案前经将人犯、伪件一并发司收查，饬审在案。兹准咨解邪书等件，合再札，发札到该司，立即查照。前此批解人犯、伪件，一并查阅。督饬开封府提集各犯，隔别严鞫，务得确情，禀候查核，毋稍刻延。此件计发邪书三本，三极图一张，供招一折，限三日即缴。光绪十年正月十九日。”批文后面开列了查抄和收缴的末后一着教的物证清单。由于清单全文较长，现将清单有关经文的前半部分照录如下：
光绪十年正月十九日到，计开：
《四篇重订》一本、《恭近于礼》一本、《佛解八十一劫》一本、《法华宝忏》第三卷一本、《学庸序》一本、《圣贤实学》一本、《成道不远人》一本、《渡迷慈航》一本、《观世音经》一本、《长远两友相论》一本、《太上感应篇》一本、《新约圣书》一本、《新著觉世挽劫经》一本、《杂用表文》一本、《明圣真经》一本、《四篇重订》一本、《三易探原》一本、《渡人舟》一本、《学庸圣解》一本、《圣经三要》一本、《劝妇女词》一本、《文昌帝君劝孝文》一本，《兴家宝全》一本、《呈上表文》一本、《丹经作用法》一本、《黼寿宝堂》一本、《神课》一本、《祖师帖》一本、《寿生经》一本、《李宗敏玉历附记》一本、《上香五次每次三炷》一本、《当今皇帝万岁万万岁圣位》一本、《泛应曲当》一本、《今有众生》一本、《关圣帝君觉世经》一本、《秘云似罗》一本、《太上感应篇》一本、《四篇重订》一本、《指迷金箴》一本、《买卖歌》一本、《呈奏表文》一本、《小曲》一本、《幼仪直讲》一本、《金仙证论》一本、《观音菩萨解》一本、《一更里定了更》一纸、《玉皇心印妙经》一纸、《有吾当领旨急》一纸、《南方丙丁火》一纸、《保命延生种子戒期》一纸、《正发恩立嘱》一纸、《收圆赞》一纸、《正五叹人生》一纸、《正从来现希有之事》一纸、《行道格言》一纸、《一更里定了更》一纸、《无生父母开天门》一纸、《执礼知事谨慎修》一纸、《维南瞻部州》一纸、《遵矩内外调办》一纸、《云成图四遍一藏》一纸、《摩诃般若波罗密多心经》一纸、《甲乙丙丁戊己庚辛》一纸、《呈奏表文》一纸、《处世事》一纸、《请彭玉会銮曰》一纸、《每日晨昏一炷香》一纸、《吃斋人下诚心》一纸、《收圆鉴疏》一纸、《我去修行不做官》一纸、《万有之本原》一纸、《牖民心久欲奏续而无由及其亲聆》一纸、《性命归净土》一纸、《为人要修早些修莫等》一纸、《血湖经》一纸、《到春来》一纸、《今有众生》一纸、《灵霄宫内》一纸、《为人要修早些修》一纸、《无极堂》一纸、《奉劝江湖会》一纸、《辛巳年》一纸、《血湖经》一纸、《辛巳年书帖》一纸、《龙华三会大相逢》一纸、《河图之解》一纸、《跪香坛手禀》一纸、《正今据》一纸、《龙华图》一纸。
从官府收缴的末后一着教徒的经文来看，有我们已知的王觉一的几种著作，但绝大部分未见著录于已出版的各类清朝档案。以上这一记录末后一着教经卷等资料的清单（其中有的原文已在档案中找到），对我们了解王觉一及其教派的教义、源流和活动提供了新的线索。
从这批书籍和经文目录中，我们能大致了解到末后一着教所使用的经卷情况。一部分是与佛教有关的经文，如《摩诃般若波罗密多心经》、《佛解八十一劫》、《观世音经》、《观音菩萨解》、《法华宝忏》等。一部分是与道教有渊源的，如《太上感应篇》、《文昌帝君劝孝文》、《玉皇心印妙经》、《丹经作用法》等。另一部分是与儒教有关的，如《中庸圣解》、《中庸序》、《四篇重订》（似为前文提到的《大学中庸注解》、《子曰解》，加上《孟子注解》）等。值得注意的是，还有天主教的《新约圣书》、《圣经三要》等经书。（56） 其中更多的是继承前代民间秘密宗教的经卷、经文，如目录中的《血湖经》，显然与红阳教的经文《混元红阳血湖宝忏》有关系。《血湖宝忏》云：“阴间妇人生产男女，秽污不净之水集聚一处，名为血湖。妇人死后，个个执碗饮尽血水，方得出期。若请红阳道众启立血湖圣会，讽诵赦罪真经，即赦释前愆，归依大慈悲佛。”（57） 目录中的《龙华三会大相逢》与大乘天真圆顿教经卷《古佛天真考证龙华宝经》（简称《龙华经》）中的《龙华相逢品第二十》有关系。目录中的《收圆赞》、《收圆鉴疏》，显然与《龙华经》中的《天真收圆品第二十》以及收圆教有干系。《南方丙丁火》、《辛巳年》等也可以在《龙华经》中找到来历。《关圣帝君觉世经》，目前仍有传本，台湾王见川、林万传主编《明清民间宗教经卷文献》第10册中收录有该经卷。
总之，末后一着教内流传的经书来源是多方面的，既有王觉一亲自动手编纂的，也有从其他教派尤其是民间秘密宗教中继承的。因此，末后一着教经书是融会了多种教派经书的产物。
第二，新发现的《庚辰年书帖》
末后一着教派中曾流传被称为《庚辰年书帖》的文字东西。在教徒供词中以及官员的奏折中《书帖》常常被提及，亦或引述其中的一二句内容。例如，光绪九年八月二十六日，时任两江总督的左宗棠在其奏折中云：王觉一的徒弟张道符对晏儒栋说，“伊拜师已久，从乩坛上钞有《庚辰年书帖》一纸，密付查阅。又云，王觉一推数，如遇手有日月印文之人，可成大事，与《书帖》句语符合。”（58） 又如，光绪十年十一月十四日，钦差大臣孙毓汶、乌拉布在奏折中云：“王觉一托天津人刘汉鼎带给萧仪《三易探源》、《一贯探源》各一本，三极图一张并《书帖》一纸，上有‘单等金鸡三唱晓，四十八龙入中原’等语。”（59）
显然，所谓《庚辰年书帖》，或称之《书帖》的东西，是末后一着教的重要经典。以往对《庚辰年书帖》知之甚少，仅知上述孙毓汶、乌拉布在奏折中的两句话。因此，周育民说：“光绪六年的《庚辰年书帖》内容虽然不得而知，但显然是谋反的重要文件。”（60） 马西沙、韩秉方说：“教内流传着《庚辰年书帖》一类谶纬式读物。”“王觉一所制《庚辰年书帖》已经暗示了自己的目的：‘单等金鸡三唱晓，四十八龙入中原’。金鸡三唱晓系内丹术语，是指气满药灵，金丹结成产生的一种自然现象。是时头脑中出现轰鸣，民间宗教内丹家将其喻为金鸡唱晓……但在王觉一的书贴中则比喻时机成熟，各路英雄豪杰都要在中原地区起事造反。”（61） 由此可见，《庚辰年书帖》是研究王觉一及其教派非常重要的文件。长期以来，人们一直以为失传的《庚辰年书帖》，最近已被笔者在近代史所藏档中寻觅到了。（62） 这一珍贵文献面世，对我们揭示末后一着教的历史将会有所帮助。
近代史所收藏之《书帖》，帖前并未冠有“庚辰”二字。但从内容等方面来看，与《庚辰年书帖》应当是同一个东西。《书帖》采用七言排律的形式，全文142句，共994个字。由于原文过长，现择要摘录，并在每段前作点简要的诠释。
其一，王觉一临凡出世。《书帖》云：
六阳〔爻〕驭驾金蛇年，萍综百芒寄书篇。是是非非不必辨，长长短短何须谈。
千不怨来万不怨，怨得无皇慈爱偏。天下英俊多多少，单单命俺觉一男。
其二，教主出身寒门与接续的道统。《书帖》云：
明咱替母把道办，重整三教命脉传。现今道统危如线，千真万圣困尘凡。
吾等皆是蓬荜士，无皇钦命玉帝宣。再三叮咛再三劝，寒门草舍掌道权。
其三，教名与真空信仰。《书帖》云：
千真万圣同追赶，大道三年满世间。通天撤〔彻〕地名一贯，无极至理包人天。
断港绝河归道海，歧路傍溪见本原。一合理相方方现，不坏真空在在原。
其四，崇奉无生老母。《书帖》云：
继往开来真面脉，无极开天咱收圆。尽孝尽与无生母，尽忠尽道弥罗天。
事若有成乐其事，事若未成志不凡。颜子夭年终是寿，仲尼死不害圣贤。
其五，阐述教义与宗旨。《书帖》云：
天赶地催人缘凑，你看收圆不收圆。定与无皇了心愿，太极虚无洗尘冤。
定与三教整道统，定救九六还本原。不是男儿夸海口，愚公有志能移山。
其六，宣扬其天象观。《书帖》云：
自从伯阳参同卷，囿气执象埋理天。性本天理一作气，龙虎婴姹入象边。
天命谓性原一事，凿成阴阳为何缘。不信你上圣庙看，伯阳何曾受香烟。
其七，宣传未来属于末后一着教。《书帖》云：
末后一着儒家管，题目怎错是违天。四亿下凡各有愿，稍书传信度荒缘。
末后一着未来管，他晴现成古有言。今日领袖前辈祖，老年到庄变少年。
其八，宣传其著述及理论。《书帖》云：
不信拆开新书看，三易一贯两探原。句句道理真空面，言言透彻无极天。
融会三才归一贯，理气分明前后天。本然气执两显见，人心道心不混搀。
其九，暗示他将带领众人返回真空家乡。《书帖》云：
慈船揽在菩提案，一止能躲五殿阎。圣域贤关踏实地，才算末后一枝蝉。
三华五华诸前辈，慢慢想想那阴缘。若非无皇真天命，一手焉能遮青天。
其十，预示最后时机，即改天换地时刻的到来。《书帖》云：
丁丑岁月戊寅日，己卯大道遍二南。庚辰冬间天机现，前辈犹在梦中眠。
牢守死见不回转，老母把锚要开船。单等金鸡三唱晓，四十八龙入中原。
通过以上的介绍，我们对《书帖》的内容有了基本的了解。可以说，《书帖》实际上是王觉一亲自编撰的末后一着教的宝卷，包含教主王觉一的出世、出身、道统、教名、教义、宗旨、信仰等多方面的内容。
《庚辰年书帖》撰于何时？按通常理解，顾名思义，即写于庚辰年（光绪六年）的书帖。但我认为，王觉一著成《庚辰年书帖》应早于庚辰年。我们再看左宗棠奏折中有关《庚辰年书帖》的记载：“从乩坛上钞有《庚辰年书帖》一纸。”（63） 扶乩是末后一着教的一项重要仪式，通过所谓的请神降乩，而显现坛谕文字。实际上是教派头目利用这种形式，以吸引信徒，传播教义。王觉一手下地位较高的头目，事先早已对《书帖》内容熟记在心，而借扶乩时将《书帖》内容默写坛上，以此迷惑信徒。左宗棠奏折所记的坛上《书贴》之事，正是王觉一的重要弟子张道符导演的。王觉一的另一位徒弟张怀松被俘后曾默写过《书帖》。据《张怀松即张华松供》云：“那《书贴》上有‘单等金鸡三唱晓，四十八龙入中原’等语，我前已默写在卷。”（64） 而且张怀松还说，早在光绪六年以前王觉一就已送给他《书帖》。这也说明，《书帖》在庚辰年推出是王觉一有预谋的。
第三，《点玄歌》与《进道文》等问题
末后一着教派中不仅有经卷、书帖，而且还流传着不少祝文、经咒与歌词。它们不同于书面文字形式的经卷，大多是一种口头传授带有格言警句性质的经文。这种祝文、经咒和歌词以其言简意赅、易于念诵的特点，对传播教义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在末后一着教中流传最广的当数《点玄歌》和《进道文》。这两件东西的具体内容究竟是什么？由于清宫档案缺载，一直不为后人所知。然而，在新发现的档案中这两件重要的资料被找到，这对我们了解末后一着教的历史会有所帮助。
其一，《点玄歌》：
父母未生前，与母共相连。十月胎在腹，能动不能言。昼夜母呼吸，往来投我元。无情生有情，虚灵彻动天。斩断脐带子，一点落根源。（65）
其二，《进道文》：
性命归净土，此处迷真元。开荒阐大道，指关未指玄。末后这一着，出细来收圆。若遇明指示，冲破太极圈。点开玄中妙，透出天外天。干头进一步，真空广无边。中候无极理，即是天罗仙。老母来东震，万法归一阐。无在无不在，化亿万万千。读此二十句，端坐上青天。（66）
关于《点玄歌》，张怀松的几份供词中都录有原文。光绪七年十月间，河南汝宁府曾“访获教匪肖[萧]凤仪等九名，亦系王觉一教党，且据供认谋逆重情，默写王觉一所传《点元歌》等件中有悖逆词句。”（67） 汝宁教徒默写的《点玄歌》也被汝宁府刑房存档。这使我们今天还能窥见其本来面目。《点玄歌》常被称作《点元歌》，这是因避康熙（玄烨）讳，清朝官吏改“玄”为“元”之故。末后一着教规定，教徒入道要点玄关，即所谓的“点玄传道”。点玄前，“先令念歌诀”，然后“用朱笔在我眉心一点”。（68）《点玄歌》即点玄关时吟诵的歌谣。佛教称入道之门为玄关。《嘉泰普灯录》云：“僧问：人天交接如何开示？”法师曰：“凡圣击透玄关时。”当“玄关大启，正眼流通”之后，人与天就可以融会贯通了。（69） 因此，玄关又俗称天眼。明清许多民间秘密宗教在教义中借用了佛教的玄关之说，如《佛说皇极金丹九莲正信皈真宝卷》云：“皇极一粒通天窍，金丹二字透玄关。”（70）《科意正宗宝卷·天眼开通品》云：“天眼是天门开放，当人灵魂出窍，游到九九八十一层天上，三万五千由旬。”（71） 末后一着教继承了玄关之说，并发展成为一种入教的仪式。民国时期的一贯道仍采取点玄关的仪式，“由点传师用手向受点者的两眉当中地方一指，就叫点开玄关了，点开之后，将来死时灵魂即从此关直升理天，未受点者灵魂则由两目中散出，或游气天，或下地狱。”（72） 末后一着教徒只有经过点玄关后，才算真正入道。
《进道文》，又称《进道表文》，是教徒要经常吟诵的阐释教义的经文。从《进道文》的内容来看，它是高度浓缩的末后一着教的纲领。虽然字数并不多，但几乎涵盖了末后一着教全部的教义和宗旨：一是阐述开荒阐道（传道）的目的是救渡迷失本原的老母儿女。二是推崇无生老母、真空家乡信仰。三是宣扬开通玄关和划分三极的理念。四是宣传万法归一，统领一切教派的思想。五是预示最后一次收圆，完成回到彼岸世界的结局。六是指出其教主的来历，等等，不一而足。据说，民国时期一贯道内部流行有《阐道文》，但究竟与晚清档案中的《进道文》是否为同一个东西，还需要以后进一步考察。
值得注意的是：王觉一创立末后一着教（一贯道）之前来自何方？这一问题一直是研究者苦苦寻求解决的一个症结。据民国时期一贯道内部道统传说：“王觉一祖，道号北海老人，山东青州人氏，乃咱道十五代祖师也，前为东震堂之祖师，著有理数合解，子曰解，一贯探原，阐道文等书在世。论大道之传，自古单传口授，天运道光初年，普渡始开，初是西乾堂，北海老人西乾之弟子也，西乾堂祖师辞世时，焚香请示，瑶池金母乩谕，改名东震堂，命王祖执领。”（73） 对于这样的一种传说，而且所出时代又较晚，连收集者李世瑜也认为矛盾很多。喻松青著《明清白莲教研究》一书，并未采信此说，仍坚持认为：“王觉一为民间秘密宗教中重要人物，其谱系已难考定。”（74） 但是，晚清时期的《进道文》出现，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新的证据。从《进道文》“老母来东震”这句话来看，王觉一确实是与东震堂有关。因此，民国时期一贯道内部的传说也有其真实可信的部分，不能一概否定。总之，《点玄歌》与《进道文》是研究末后一着教历史的重要资料。
第四，三极图、一贯图等图像问题
末后一着教内部流传着一些与教义有关的图像类的东西。这类直观性的图像，对教徒的思想起到经卷不可替代的作用。尤其是在清朝档案中屡屡提及的三极图、一贯图、无生老母图等图像，被教徒虔诚地顶礼膜拜。然而，以往对末后一着教的图像研究不够，出现不少误解。如濮文起说：“为阐述末后一著教的教义思想，王觉一撰写了《一贯探源》、《三易探源》、《圆明范格》等经卷，还绘有无极、太极、皇极三图与一贯图。”（75） 周育民说：末后一著教刻印了“三极图（即无极、太极、皇极三图）、一贯图等图纸。”（76） 濮氏、周氏的说法是有所根据的。如左宗棠奏折云：“王觉一授（教徒晏儒栋）以《一贯探源》、《三易探源》、《圆明范格》三书，并令其供奉无极、太极、皇极三图。”（77） 曾国荃的奏折云：王觉一“并做《一贯探原》、《三易探原》等书，刊刻刷印，兼印无极、太极、皇极三图，令人供奉。”（78） 涂宗瀛奏折云：末后一著教“教内规矩甚严，非派为大头目，不能得一贯图。”（79） 卞宝第奏折云：末后一著教教徒“拜一贯图，并不供奉神道。”（80） 从上述资料中，似乎可以得出“三极图”就是无极、太极、皇极三幅图。此外，还有一幅“一贯图”。然而，这种说法是值得商榷的。
左宗棠和曾国荃等人关于三极图的说法来源是王继太的供词。但是，《王继太即王际太供》中，仅作“三极图”，并未说“三图”。可见，左、曾二氏理解有误。据光绪十年正月十九日，河南巡抚鹿传霖批复按察司札云：“此札计发邪书三本，三极图一张。”（81） 又如，光绪十年十月，钦差大臣孙毓汶、乌拉布审理河南末后一着教案时，开封府呈送一批有关该案的档案资料，其中有一份文件云：“开封府谨将汝宁府教匪萧凤仪等滋事案内铜印等物，开单呈送，鉴查。计开：铜印一颗，铜佛一尊，三极图一张，红样布神幔一个，小刀一把（一个鞘），竹签一根，弓一张，箭七根（内有一根半截）。以上各件均存府库。”（82） 再据《张怀松即张华松供》云：“王觉一托天津卖带子人刘汉鼎带给萧仪《三易探源》、《一贯探源》各一本，刻的三极图一张，并《书帖》一纸。”（83） 孙毓汶、乌拉布在末后一着教终审后的奏折云：“苏天爵家起获铜印等件，萧仪家起获三极图一纸。”（84）
根据以上资料记载，三极图是一张图，而并非三张图。这究竟是一幅什么样的图像呢？其实，在光绪十年九月二十二日河南巡抚鹿传霖的奏折中已经说得明明白白。鹿氏说：“萧仪家起获三极图一轴，上书无极、太极、皇极，中书河图洛书，下画六十四卦，并无违悖字句。”（85） 这句话的意思很清楚不过了。一幅三极图是由上、中、下三个部分组成，上部画的是无极、太极、皇极，中部画的是河图、洛书，下部画的是六十四卦。该图三部分自上而下组成一幅完整的图像。这一图像代表的含义是什么？这还需要做点阐释。
王觉一是深通《易》学的，曾著《三易探源》。三极图实际上以图的形式解释《易》学，并以此来阐释其一贯道理念。以图解《易》，古已有之。尤其宋以后，图解《易》成为热门之学。所谓的“河图、洛书”，实际上也是宋人附会并发挥前人注《易》之图而来。据说，宋以来，学者编制《易》图多达数千种。现仍留存于世的《易》图，如宋人刘牧曾作易数钩隐图，其中包括太极图、太极生两仪图、两仪生四象图、河图之数图等五十一幅图。宋人无名氏作周易图，其中由太极图、八卦本象之图、八卦生六十四卦图、皇极经世全图等上百幅图组成。《易》图所表达的理念虽各有不同，但有一个基本相同的观点是世间万物都是由太极演化来的。“太极未有象数，惟一气耳。一气既分，轻清者为天，重浊者为地，是生两仪也。两仪既分，则金、木、水、火四方之位列，是生四象也。水数六，居兑而生乾；金数九，居坎而生坤；火数七，居离而生巽；木数八，居震而生艮，是四象八卦也。”（86） 八卦再生六十四卦，以此推演，生生不息，包罗万象。
王觉一绘制《易》图，不仅吸收了前人观点，而且借此以兜售其宗教观念。他所谓的无极、太极、皇极还分别代表过去、现在、未来三世。无生老母指派燃灯佛掌无极，释迦佛掌太极，弥勒佛掌皇极。王觉一自称古佛（弥勒佛）降生，其绘制的三极图，显然也具有上面的含义。“河图、洛书”，是采自儒家的“河出图，洛出书”的传说。“六十四卦”是由八卦演绎而来，当与崇尚阴阳五行的道教有关。三极图的上、中、下三部分，又分别代表了佛、儒、道三教。王觉一创建的末后一着教（一贯道），主张佛、儒、道三教归一。正如《书帖》云：“重整三教命脉传”，“定与三教整道统”，以及《进道文》云“万法归一阐”等等。这正是三极图所描绘的核心教义。同时，亦是一贯道阐述的宗旨。由此不难看出，“三极图”与“一贯图”，应当是一回事。编制一贯图表明，王觉一要做统领天下所有教派的总教主。
关于三极图与一贯图的问题，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检索清代有关图像的资料，凡讲到三极图或一贯图时，没有一则史料将二者同时并称。在新发现的档案中有一件湖广总督涂宗瀛与湖北巡抚彭祖贤联名写给河南省政府的咨文，其中云：“王觉一到处传教，凡授散头目者，各给印刷一贯图一纸为凭。”（87） 此件亦仅提到一贯图。这也从侧面说明，末后一着教中仅供奉一图，即“一贯图”，别称“三极图”。
末后一着教徒中，还崇祀无生老母像。《殷五供》云：“吴天明叫小的同他作伴，一同到詹沅懙家内，见他家供有无生老母图像。”（88）《谢尚奇即谢学天供》云：“见詹沅懙家有无生老母神像。”（89）《张怀松供》云：“王国敬教小的买一无生老母的轴子供奉，就是门口卖的观音像。”（90）《萧凤仪供》云：“去年小的到过吴何氏佛堂，见她敬的是菩萨合三极图，并铜佛。”（91） 说明，末后一着教徒中供奉的无生老母像，是借用佛教中的观音菩萨像。卞宝第所谓末后一着教徒仅“拜一贯图，并不供奉神道”的说法，显然有误。
四、该教的组织及其活动情况
由于资料所限，以往研究末后一着教史的论著，对它的组织及其活动情况很少涉及。这成为研究末后一着教历史，乃至晚清民间秘密宗教史的一大缺憾。笔者根据新发现的档案资料，对该教的组织及其活动情况略作勾勒。
第一，成员的构成情况
末后一着教的组织者与参与者，即教主与教徒究竟是怎样的一伙人？他们结合在一起的社会基础和共同利益是什么？这是需要我们加以考察的问题。
首先，考察教主王觉一的情况。据《中国民间秘密宗教辞典》“王觉一”条云：“大约生于清道光元年（1821年），自幼孤苦伶仃，三岁丧父，七岁丧母，替人放牛为生。成年后，学会了算卦，还能扶乩、画符、‘治病’，别号半仙。”（92） 这段资料基本上是以成书于民国时期北海老人的《一贯探原》说法为依据。如果这一说法能够成立，还须证明北海老人就是王觉一，此《一贯探原》即晚清时期的王觉一同名原著。可惜，我们还没有直接的证据，因此只能存疑有待新资料的发现。我们还是回到晚清时期的资料中寻求答案。
前文已经说到，光绪九年三月，末后一着教在湖北组织暴动失败后，官府立即查抄了王觉一在山东的老家。其父母官山东巡抚陈士杰向朝廷奏报说：
王觉一家无田产，仅止住屋……王李氏（王觉一妻）、王冯氏（王继太妻）家并无亲属，夫家亦无近族。王觉一幼习算卦卜课。（93）
从这段资料来看，王觉一是在幼年时就学习了算卦卜课，而并非“成年后，学会了算卦”。直到光绪九年暴动后，王觉一还是家无田产，仅有住房，也无近亲，说明他不是望族富户。他究竟从事何种职业？他徒弟张怀松说以算卦为职业，“敬占六爻神科”（94）。清军参将田映堂说：他“摆卦摊”（95）。这些记载，均说明他的社会地位并不高。《书帖》所谓“寒门草舍掌道权”（96），也可以印证王觉一出身寒门。
喻松青认为：“明清时代的民间秘密宗教，大都具有浓厚反抗意识而以宗教迷信为纽带”，“秘密团体……在贫苦的人们中招收信徒，并组织起来”。（97） 末后一着教中确实有不少贫苦的社会下层人士，如，河南南阳教徒程明系“裕州官庄人，年四十三岁，父母、兄弟、妻子具没，向在母旧〔舅〕姚之光家种地度日”（98）。但社会地位相对较高的人员也占有一定的比重。下面选录几位被捕的教徒供词为证。
田映堂供：“系（河南）归德府商丘县人，年五十二岁。父亲已亡故，母宋氏，年八十一岁。娶妻范氏、刘氏，生有三子。革员自十八岁取入武学。十九岁时，本地土匪滋闹，后经毛大人谕办团练，革员带勇保举把总。咸丰十一年，经前抚院严、郑、张各位大人，均派革员带马队在汝宁驻扎三年，攻打捻，围数十处，身受多伤。嗣后汝宁府平靖，队伍调回，又跟袁大人、乔大人、李宫保在陕西、直隶剿办捻匪，历保参将。同治八年十二月，投标河南补用。旋经部驳尽先字样，不能补缺。于光绪三年，告假回籍。”（99）
熊定国供：“系（湖北）嘉鱼县人，由捐生投效震军，保举江西知县，尚未到省，在外卖字画符为生。”（100）
高配天供：“现年四十四岁，祖籍镇平县，迁居南阳县城。道光年间，先开连升斋，又开五福鞋铺。”（101）
陈本立供：“年四十四岁，安徽太平县人，向在汝宁当兵，经管银钱军装库，后因误操被革职。”（102）
王富供：“唐县人，年四十三岁，父母具故，家有妻子，行医为生。”（103）
殷五供：“舞阳县殷庄人，年四十三岁。小的居之向石城内开碎货铺。”（104）
张怀松供：“年五十二岁，父母具故，女人娄氏，生有一子，名九成。我系陈州府西华县下庄人，在许州郾城县五沟营地方开布行生理。”（105）
乔百金供：“祖居镇平县，移居南阳府，母雍氏，三个儿子，长名丙文，次丙寅，三天文，开客店为生。咸丰八年，报捐生守城，蒙保六品军功。同治十一年，又保五品军功。”（106）
据其他资料记载：教首之一的刘至刚是“卖京货”的货郎（107），钱征元是“伏阳县董事”，未赴任的甘肃同知（108），陈守照是出身官宦之家的“陈二少爷”（109），邓玉亭“向做木匠”（110），僧大通是“瓜埠镇太平庵主持”（111），晏儒栋“先在直隶白云观出家”、后云游“算命测字”（112），苏天爵在河南汝宁府“留盆店教书”（113），吴何氏是汝宁府市民（114），等等。
从以上资料来看，末后一着教人员当中，有商贩、农民、木匠、军官、士兵、官吏、医生、卜者、游民、市民、和尚、道士、教师等，形形色色，人员构成很复杂。曾国荃说，“教匪”头目“或贩布营生，或读书、种地”（115）。这不过是大致的说法。应当说，末后一着教的各级头目一般都由社会阶层相对较高，且年龄以中年为主的人员组成。为数众多的普通教徒，大都是社会底层的人士。他们入教不仅是精神上有所慰藉，也有改变现实处境的愿望。
第二，组织管理与传教活动
王觉一及其教派具有地域分布广、人员众多的特点。据曾国荃说：王觉一“历年在直隶、山西、河南、安徽、江苏、江西、湖北等省地方传教，收徒甚众”（116）。湖北教徒熊定国说：“他们行教十八省。”（117） 教徒分布18个省，如何管理则是一大难题。然而，王觉一不愧是精通易经八卦的高手。他按照八卦九宫之法，采用分区域、分等级、分乾坤等方式，进行管理。
区域制，即以教徒所居住之地为单位，分别任命教首进行管理。省有省的教首，府州有府州的头目。各省的教首一般都是王觉一直接任命。以王觉一重点掌握的湖北、江苏、河南三大教区为例。“湖北教头刘至刚”，由于升至仅次于王觉一、王继太父子的教派第三号教首，并需要常跟随王觉一奔走各地，筹划总教事宜，因此，王觉一曾先后物色过湖北人陈守照、熊定国“当湖北教头”（118）。江苏教区的教首可能是张道符。据左宗棠奏折云：光绪元年，教匪华景沂在苏北与“从王觉一为徒之张道符即张相如会遇，张道符告以王觉一系古佛降生，掌纹有古佛二字，现传末后一著教，修持长斋可免灾害，劝令入教，并可赚钱。华景沂允从，即拜张道符为师。张道符给与《三师条》一纸，《圆明范格》伪书一本，并传授诸佛诸祖等句咒语。”（119） 张道符在末后一着教中的地位仅次于刘至刚。他长期在江苏地区传教，被任命为江苏教首顺理成章。河南省的教首是谁？档案中虽然未有明确记载，但根据一些旁证资料分析，很有可能是人称陈二少爷的陈守照。据《职员熊定国供》云：“陈二少爷，年三十余岁，人秀雅。（光绪九年）正月初三，过河南传教。据刘至刚们云：他系东王杨秀清的脉。他父亲陈大人陈国瑞之兄，闻他意欲谋反，二三年捉他不着，要处死于他。他跟王觉一有三四年矣。”（120） 官府通缉令也云：“人颇秀雅，在河南交传人最多。”（121） 河南汝宁府的教头应当是萧仪、张怀松与苏天爵。光绪七年，企图攻打汝宁府城的组织者就是此三人。苏天爵、张怀松被捕后，官军从苏天爵家搜出一些传道的东西，其中有一方篆刻铜印，被当时的审讯官员释为“秉教住持之印”（122）。这方印章很可能是苏天爵等人主持汝宁府教派事务的印信。据档案记载，末后一着教中还有多枚印章，有关问题将另文探讨。
等级制，即该教分为九品等级：“一品众生，二品天恩，三品正恩，四品引恩，五品保恩，六品顶行，七品十果，八品十地，九品莲台。”（123） 在我们看到的档案中，教徒被任命为三品以下的较多，且只有少数头目被封为正恩、引恩等。如河南汝宁教徒陈本立说：“王角〔觉〕一封萧凤仪为天恩，吴何氏为正恩。”（124） 王觉一曾封湖南桃源教徒朱行普“为天恩名目”（125），授予江苏清江教徒晏儒栋为“众生”。南阳教徒谢尚奇被俘后交代说：“那天恩照、正恩照、引恩照，小的放在墙内。”（126） 说明每个等级都有证书为凭据。
乾坤制，即人员以乾、坤分道派。如汝宁教徒萧仪说：“城内吴何氏也是末后一着，他是坤道，小的是乾道。”（127） 除乾、坤之外，末后一着教中可能还有震、巽、坎、离、艮、兑等道派。
王觉一与各地教徒联系一般都通过各地教首。他还常派遣手下人员传递指令，曾由江苏赴山东为王觉一往家中稍带书信的张广叶，替他送经书和书帖等给汝宁教徒的天津人刘汉鼎，基本上都是联络员身分。他们一般对外的职业都是商贩。张广叶的身分是做“贸易”（128），刘汉鼎“卖带子”（129）。刘至刚也以“卖京货”的身分进行传教和联络活动。（130） 黄育楩说：“邪教或充医卜，或充贸易，遍历各村，亲去传徒，而以敛钱论，则不甚多。”（131） 以从事商贸活动为掩护，四处传道授徒，这也是末后一着教常用的方法之一。
末后一着教组织的日常活动频繁，主要有聚会讲经、刻印和传抄经文、发展徒众、举行礼拜和扶乩等仪式等。聚众讲经，一般由入道时间较长，领会教义深刻的教头担任。陈守照传授的是“一贯探源之道并易经妙法”（132）。“刘至刚敬神念文书，有大半个时候。”钱征元传教“挂一贯图敬神，并有黄表小字长篇文书一套”。王觉一也经常四处奔走到各地讲道，如光绪六年五月间，王觉一与张道符到河南汝宁“讲《易经》、《八卦》等书”（133）。同年十一月，王觉一又到南阳“讲《学庸解》”（134）。
刻印和传抄经文是末后一着教的一项重要活动。山东官府曾在王觉一的家中起获“包袱一个，内包书籍板片”（135）。这显然是王觉一经书的雕版。光绪十年初，河南南阳府官军曾在教徒家搜到多种经书，其中有“《学庸圣解》木板九块”（136）。档案中还有江苏、河南等地刻印王觉一经书的记载。如南阳教徒高勤说：“光绪五年，王觉一在舞阳城内，小的与他在殷五铺内见的面，给小的《学庸解》书一本，传静心功夫。上蔡县吕还阳叫小的将书板翻刻。”（137） 江苏教徒朱行普“拜王觉一为师，帮同校对《一贯探原》等伪书，刊列姓名”（138）。
举行礼拜、扶乩和相互联系等是教徒经常性的活动。即使教徒间原来相互不认识，但只要同教的人就会被视为教友。大家可以一起礼拜，主人甚至免费提供饮食住宿。河南南阳教徒与湖北教徒经常往来。如光绪二年，南阳教徒殷五“同谢学天过湖北到李家湾詹元懙家”（139）。不久，詹元懙又到南阳传递教派所用号符等。河南汝宁府城乡教徒经常聚在一起敬神练功。张怀松在一篇供词中讲了教内活动情况，对了解该教会有所帮助，现转引如下：
光绪五年冬间，王觉一带着王继太到我甫〔铺〕内，并约我到吴天明家去。我跟他行走。王晚在全寨住宿。次日，到的吴庄，王觉一见了吴天明，就与他讲《一贯探源》书，在他家住了一夜。次日，又同吴天明到舞阳县城殷五铺内，王觉一与殷五也讲《一贯探源》。又住了一夜。次日，我又同王继太、吴天明到姚庄高配天家，高配天没在家，是姚老八陪客。到了次日，高配天才回来。他家供着无神老母，我们就在那里礼拜，谈经讲道。后来，王觉一、王继太往南阳去了。我与天明就各自回家。（140）
从这一件张怀松供词所反映的情况来看，末后一着教的活动相当频繁。通过相互联系、谈经讲道、礼拜无生老母等活动，使教内人员结成一个有共同信仰的团体。末后一着教尊称引领入教者为老师。老师在传授经文的同时，也教授气功等功法。如王觉一向张怀松传授气功的“二层功夫”，步骤是“甘露咽下丹田，随呼随吸，炼精化气，呼吸共三百六十口”（141）。这就是道教所谓的内丹之术。末后一着教吸引徒众的一个重要手段就是修炼气功。不少人并非是“具有浓厚的反抗意识”，而是想通过练气功治愈疾病、延年益寿。如河南汝宁教徒陈本立在供词中说：
我在本城守备衙当差十余年，看守钱粮库，又在南门内开设茶馆生理。这已故的萧凤仪他检字，经常在茶馆喝茶，因此熟识他。他劝人行善吃斋，人都叫他萧疯子。光绪六年间，他又在我茶馆喝茶，与他闲谈，我说多病，他就劝我吃斋，并说有张怀松吃斋修道，若拜他为师，可传运气工夫，不但好病，并可延寿。我因此允从。萧凤仪即与张怀松说明。正月二十九日，我同萧凤仪前往，走了两天，至二月初二日到五沟营张怀松家内，见有东房五间，有两个门，套间内供奉无生老母。我们买备果供，张怀松点灯，萧凤仪跪在前，我与张怀松跪在后，张怀松念的《进道表文》，我记不清，并教我赌咒，如败了教，双眼落地，身化脓血。我们向上磕头，起身彼此一揖，就拜张怀松为师。他告诉我说：这是传的末后一着教，他的老师是王觉一。并嘱我从此吃斋，俟戒口后点元，再传运气工夫。即在彼住了一夜。我回家，因在署当差，不能戒口。因此与城内入教的苏天爵、吴何氏，并已故的谢务本认识。七年三月间，谢务本曾约我到吴何氏家，见供有无生老母轴像，挂着红幔。我们说是同教的，所以来拜访。吴何氏问知我未戒口，就说没有戒口不能点元，不能做工夫的话，坐一会各散。四月间，杨西杰到茶馆内，我问知他在杨家寨住，知他是萧凤仪徒弟，是同教，因此认识……（142）
陈本立是因参加预谋攻打汝宁城而被捕受审的。这件供词反映出，末后一着教是如何利用各种手段发展组织。人们一旦进入其中，就会越陷越深，难以自拔，最终成为教主所利用的工具。
第三，政治目的与军事准备
黄育楩说：“邪教传徒聚众，渔利渔色，瞒骗孰甚焉。”（143） 王继太等人也在供词中交代说，名为传教实为敛财。的确该教有些人以各种手段敛财，是不可否认的事实。“刘至刚传教，每人出进道钱一千。”（144） 教徒高勤拜詹元懙为师后，“数次给过詹元懙银子七八百两”（145）。但是王觉一创立末后一着教，并非仅是为聚敛钱财和贪图美色。他传教有着深刻的政治目的。教徒熊定国说：“名为传道，实则邀人谋反。”说的并不错。王觉一的政治图谋是显而易见的。据萧仪供词云：“王角〔觉〕一对小的说，以后洋人必定作乱，叫小的携同着与洋人讲理。还说，他是儒释道三教头目，同登圣域，谕贤关，成了青史留名；不成落万世骂名。《书帖》上是‘单等金鸡三唱晓，四十八主闹中原’。小的教是末后一着，龙头蛇尾必有大乱。”（146） 熊定国还说：“王觉一相貌魁伟，手掌一边日一边月，不用印红，用纸一印，如有印红一搬〔般〕，日月二字不大明朗，合为明字。他术〔数〕动人说，明朝失天下，将归还伊家朱姓，故手有明字。又以其子两耳垂肩，两手过膝，为帝王相，走路故做龙行虎步。”（147） 王觉一企图推翻清王朝取而代之的意向十分明显。
王觉一为了实现他的愿望，长期做着积蓄力量的工作。他不仅是在一般群众中发展教徒，更注意在军队中发展组织。据田映堂在供词中说：“光绪六年五月间，王觉一同他徒弟张道符，是桃源人，说他们路过革员家，特来拜访。已晚了，革员就留他两人在家住了一夜，与他谈讲易经、八卦等书。次早，他们就走了。以后并未再见。七年，不记月日，又有卖京货的刘至刚，革员向他挑上买带子，他问革员姓名。他说，听老师王觉一说过，田大人学问甚好。他师现在天津李宫保营务处当差。问革员可愿往营里当差。”（148） 还有一个证据材料可证明王觉一此时正在天津活动。据光绪七年十二月二十九日，河南汝宁教徒陈本立供词云：“今年正月间，小的在吴何氏家合萧仪认识，就从他入教。他的教名末后一着，就是白莲教。教主是山东青州府人王角〔觉〕一，现在天津。”（149） 这两条材料相互印证，说明王觉一已经打进了清军内部，而且是在李鸿章营务处当差。
王觉一进入军营可能具有两方面的考虑：一是提升自身的军事才能，一是在清军中物色为其所用的军事人才。因此有种种迹象表明，当时他本人或手下在千方百计与军队的人员接触，并争取将他们拉入组织。除清军参将田映堂之外，末后一着教组织中还有多位军人出身的教徒。如湖北教徒熊定国曾是“震军”军官（150），河南汝宁教徒陈本立是汝州城守备衙门的军人（151），河南南阳教徒乔百金是有五品军功的军官（152），山东教徒刘永贵是曹县带勇官（153），等等。笔者在档案中还发现一份有关末后一着教与军队有联系的重要卷宗，这对于了解王觉一等人的图谋会有所帮助。这件卷宗名为《涡阳县申盘获教匪韩文举六名案》，详尽记录了抓捕“教匪”韩文举等人情况。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
光绪八年四月十五日夜间，安徽颍州府涡阳县官兵在盘查来往人员时，发现6名从河南过来的清军官兵，他们携带军械，其中还有“洋炮二根”，引起涡阳方面的怀疑。于是被收押盘问，他们自称是驻扎汝宁的蒋营官兵，奉上司之命出来执行剿匪任务。自报名姓分别是韩文举、邵步金、李永贵、赵李盛、周广恩、邵步德。涡阳县立刻将韩文举等人的口供行文到汝宁问询，汝宁府刑房秉承知府周冠之命回了一件公函云：
贵县移会以拿获韩文举等六犯，起出军械，供系攻剿杨家寨夺获之件，情节可疑，嘱即查案，移复等因，准此。查光绪七年十一月间，本府访闻汝阳县教匪滋事案内本有韩文举、刘永贵名目。厥后缉获张怀松等各犯，禀请提省审办。一面饬缉韩文举等，未获。嗣奉巡抚李分咨直隶总督部堂、山东巡抚院。暨……归德总镇饬拿田映堂解汝，讯供由府解省审办，仍一体严拿。刘永贵等迄未弋获，各在卷。兹准前因。本府阅韩文举、邵步金、李永贵等原供处称汝宁府来文调营去打杨家寨一节，查教匪案由要犯杨西振、杨西杰、杨西岱均住汝阳县属之杨家寨，该犯等闻拿远扬，至今尚未就获。当时本府并无调兵攻打之事。现在蒋营所部练军，一哨驻扎汝郡。系在案已破获之后，遍加查询，以无该犯等充勇。案据如谓营勇告假回籍，诚如来牍，应有护照为凭。乃该犯等身犯重案，迨经贵县盘获，复敢冒充营勇，诈称攻打教匪，巧饰欺朦，刁顽已极。因思本府前次访获滋事教匪，系差役营汛缉获，并非蒋营勇丁，捕拿解省审办者，确有九名。该犯等若非邪教党类探听消息，岂能如此灼见真知。其李永贵一名，更恐刘永贵控供假名，意图隐讳，或系本府前获案犯不吐真姓，实亦未可定。复查前据各犯供明，刘永贵在山东曹县衙门管带小队，起意欲举大事，情节尤为至重。细绎贵县现审供词，谚所谓营混子者，即是此辈，狼子野性，无所不为，断难任其掩饰。即同伙邵步金等四名，亦难保非教匪改易姓名，逸逃法网。案情重大，不厌精详。拟合照抄禀稿移复，为此合移贵县，请烦查照，迅即提集各犯，隔别熬审，务得确情，录取切供，据实通禀各宪，解豫归案讯办。仍祈将审出供情，照录示知，以便禀办。幸勿稽延，望速施行至移省。（154）
从这件长篇公文所反映的情况来看，末后一着教徒已经打入了军队。文中所提到的韩文举就是汝宁教首萧仪的重外甥。文中所提及的杨氏三人，其中杨西振、杨西杰，不久也被抓获。（155） 这些人都是预谋在河南起事攻打汝宁府城的参与者。由此可见，王觉一等人一直想通过军事手段来达到其推翻清朝的目的。
第四，武装暴动及其失败
王觉一经过多年的工作，于是准备实施武装反抗清朝统治的斗争。以往的研究者大都认为，光绪九年，王觉一认为时机已成熟而起事，起义所选择的地点是江苏海州、武进和湖北汉口、荆州。（156） 我认为，这种说法并不确切。王觉一在《庚辰年书帖》中云：“庚辰冬间天机现”以及“单等金鸡三唱晓，四十八龙入中原”。说明早在庚辰年即光绪六年，王觉一就发出了起义信号，而选择的起义地点是在中原，故有“四十八龙入中原”的暗示。王觉一既然是山东人，他主要传教地区也是在北方，又为什么会选择到江南发动起事？这有违常理的做法又如何解释呢？新发现的档案资料为我们提供了新线索。
光绪七年十一月间，河南汝宁府破获一起有人企图攻打府城的大案。此案抓捕了涉案人员多人。经审讯后，这些人留下大量口供和官府审讯记录。通过这些材料揭示出这是一起有组织、有预谋、有目的的事件。这次事件的直接组织者是萧仪、张怀松、苏天爵等人，参与者都是自称为末后一着教的教徒，教主是王觉一。据当时的组织者萧仪供称：
王角〔觉〕一说，癸未年洋人作乱，叫修道的人合洋人去说理。小的说，作乱必从东南动手，这是从八卦推下来的。去年十月间，陈本立给小的说起反的话。十一月二十二日，吴何氏着韩自立把小的叫来说，苏天爵、谢务本、陈本立要起反，小的允从。回去二十六日，小的萧黑家借他的房子请客约人，小的请有杨西振、杨西杰、韩文举、于成德，还有杨万世。小的对他们说：“十一月三十日、十二月初一日这两天，天昏地暗，日月无光，天下大乱。”杨西振约人入伙，约定十二月初一日夜动手。起反的人头带〔戴〕白布扎巾、红头绳为记。十一月二十八日，小的就把孙子合儿媳都送进城来。张怀松并没有小人的烟土。请客起反的事合张怀松说过。小的请客，张怀松不知道。（157）
张怀松在供词中说：
去年正月间，萧凤仪领着陈本立到过小的家。到十月间，萧凤仪往小的家，对小的说，陈本立们要想起反，小的叫萧凤仪劝他。十一月初八日，吴何氏着韩姓把小的叫到他家，见谢务本、陈本立，说要动手起反。小的劝他们，现今时候不到，不能起反。谢务本们说，来的混家子一定要动手，已按不住。小的只有听着。这初一起反的事，陈本立、谢务本都对小的说过，小的并未报案。已知错了。而小的合苏天爵先并不认得。（158）
萧、张两人供词都交代了他们准备在光绪七年十二月初一日起事的情况。光绪八年七月二十八日，韩文举被俘后的供词说：
上蔡县人，邵店住。去年十一月二十六日，小的舅爷肖凤仪在肖黑家请客，有杨万世、杨西杰、杨西振两代，上蔡孙（庄）人余成德合小的在场。肖凤仪说，他拜山东人王角〔觉〕一为师，吃斋习教念经。肖凤仪还说，这城内人苏先生，名叫天爵，会算定十二月初一日天昏地暗，天下大乱。叫小的把小的母亲送进城内。肖凤仪说，有城内人陈本立、南方人刘大人名叫永贵，带四个营头也到。十二月初一日，来破汝宁府城。他同吃斋的人过多是（相识），城内吃斋的人家，门首都挂红灯笼，就不伤害他。到进城时候，肖凤仪每人给白布一尺，顶头红头绳为记。（159）
其他案犯不仅交代出起事计划，还供出军师是苏天爵。当时的主审官汝宁知府周冠在审讯后奏报云：“王觉一说，天下要乱。萧仪等信以为真，倡言按照八卦算定壬午、癸未年天下大乱，光绪七年十二月初一日，天昏地暗。因与陈本立、苏天爵、杨西杰等商议起反，并令苏天爵为军师，定于光绪七年十二月初一日夜，先攻汝宁府城，相率北上。”（160） 由此可见，当时末后一着教是准备在河南起事，占领汝宁后北上。这一时期，王觉一频繁出现在河南，从中也能反映出起事最初选择在北方。然而，由于“事机泄露，未能依期起事”（161），此后，王觉一才将起事的中心转移到江南。
光绪九年三月初，王觉一携子王继太与门徒刘至刚等人，前往江南部署指挥徒众起事。他们定于三月二十八日，在江苏的海州、武进，湖北的汉口、荆州以及河南南阳等地同时起事。江苏方面以徐金洪任总头目，吴云山、万老四等协同指挥。湖北方面以邓老五、邓玉亭、熊老八等为首，熊定国为军师。河南方面以高配天、乔百金为首组织领导起义。江苏、湖北、河南三地起义先后被官军镇压。总教首王觉一和重要头目刘至刚、张道符等人逃走，王继太被捕获，众多教徒被捕杀。江苏、湖北起事的经过，已被两江总督左宗棠、曾国荃、湖广总督涂宗瀛、漕运总督杨昌浚等人写入奏折上报朝廷，后人著作多有论述，因此不再赘述。河南方面的起事至今未引起重视，下面做些阐述。
光绪九年末，河南南阳抓获了多名末后一着教徒众，通过他们的口供和起获的大批物证实物，使河南的起事内幕昭然若揭。河南教徒汝宁起事失败后，南阳府成为教徒的活动中心。王觉一在组织江苏、湖北起事前，曾几次到过南阳，名为讲经传道，实则在进行起事部署。江苏、湖北的起义迅速失败，使河南教徒未敢贸然举事，并试图隐蔽起来，保存实力。谢尚奇供述：“乔百金说，王觉一在湖北闹事，板上有大家的名字，可以去了。”（162） 指示手下教徒赶紧远走逃避抓捕。参加湖北起事的有不少教徒都得到南阳方面的接应，取道南阳转逃各地。南阳教徒殷五被捕后曾供述：高配天“将他（王觉一）邀到小的铺内，高配天、吴天明都到小的铺内，过了一天，王觉一就走了。后（我）被官兵拿获了。”（163） 河南官府在追问重要头目湖北人陈守照的下落时，乔百金供称：“去年二月间，陈二少（守照）骑马带着跟班到监生店内，因此见面认识，并托卖过（烟）土。现在不知陈二少爷到何处去了。”（164） 尽管南阳未能及时起事，但所发挥的作用并不小。官军在南阳教徒内部缴获了大量的用于起事的旗帜、印信等物品，其中有：“命总部统领御林军扫清王李封一纸上印伪印二颗，学庸圣解木板九块，杏黄缎命选高配天一幅上印伪印一颗，白印花布命领千字号并天传大道一幅上印伪印一颗，白印花洋布大汉龙朝一幅上印伪印一颗，白花洋布命领千字号一幅上印伪印一颗，吴俸汉黄布令旗二件上印小方伪印各一颗，白洋布朱海佛国图二幅内一幅上印伪印一颗、一幅上印长伪印一颗，白洋布金寿图一幅上印伪印一颗，白洋布不显字句二幅内一幅上印伪印一颗、一幅上有模糊图书数块”（165），等等。从这些起事用的物品来看，河南是末后一着教的重要基地。光绪十年二月十二日，清朝军机大臣奉上谕给鹿传霖等云：“南阳等处，习教之风传染已久，亟应严密访拿，以遏乱萌。现获之高勤等八犯，著鹿传霖督饬臬司，严行审讯，毋任狡展。”（166） 这也反映出，河南南阳等地是民间宗教的活跃地区。因此，研究末后一着教的活动情况，不可忽略了河南地区。
五、晚清政府对末后一着教的审理
末后一着教从立案到结案，前后整整三年时间。以往对末后一着教的研究，人们不太关注对该教的审理情况。其实，考察晚清政府对此案的审理情况，不仅对末后一着教的结局有所了解，而且通过该案可以看到晚清政体所存在的某些弊病。
清朝采用行政兼理司法的作法，司法与行政机构合而为一。因此，各级行政机构的长官为案件的主审官。审理末后一着教大案，实际上经过县级、府级、省级、中央四级层层审理。
最初接手末后一着教案的是时任河南汝宁府汝阳县令车鸿远。据车鸿远说：光绪七年十一月二十八日，汝阳县衙门外出现一张匿名告变揭帖，“经访查，亦查不出何人所贴，何人滋事”（167）。十二月初一日，有人到县衙举报说：有一伙人要造反。车县令不敢怠慢，命兵勇照举报的名单抓人。苏天爵、陈本立、郭振青、牛登科、萧仪、张怀松等人先后归案，韩汶举等人逃逸。官兵在案犯家起获铜印、三极图等物证。于是，揭开了长达三年的审判序幕。汝阳县属汝宁府管辖，县治所在地在汝宁府城。经过车县令初审后，此案移送汝宁府。
汝宁知府周冠立即派员会审，这伙人交代了他们是末后一着教徒众，计划造反先夺取府城，然后北上。他们的教主是名叫王觉一的人，此次起事的领导者是萧仪和张怀松，苏天爵为军师。随后，周冠将此案及其审理结果奏报河南巡抚衙门。
河南巡抚李鹤年接到汝宁府奏报的案件后，立即委派开封府知府陈桂芬赴汝宁，与周冠等会审。陈桂芬不敢定夺，经请示李鹤年批准，光绪八年二月将案犯和各级审讯的记录、案犯口供、收缴的物证解至省府开封。但陈桂芬不久卸任，李鹤年再派新任开封知府王兆兰负责审理此案。由于案犯纷纷翻供，案件不仅未有进展，王兆兰却因卷入另一案黑幕，被朝廷查办。随后，“有控告王革守兆兰之子及其幕友王姓，勾串王觉一”（168）。光绪九年二月二十九日，内阁奉上谕：“王兆兰、马永修、马翥均革职，发往军台效力赎罪。”（169） 不仅审理该案的主要官员被革职，连李鹤年也不能幸免。同一上谕称：“李鹤年复以毫无根据之词，哓哓置辩，始终固执，实属有负委任。李鹤年、梅启照均着即行革职。”（170） 巡抚与开封府首脑同时被革职，末后一着教案无法审理下去了。尔后，朝廷任命鹿传霖为河南巡抚，但鹿传霖迟迟未到任。同年三月十一日，“上谕：河南巡抚着成孚暂行护理。”（171） 河南巡抚也先后易人，致使末后一着教案的审理搁浅。
光绪九年八月，鹿传霖赴任，直到第二年正月才过问此案，并责令新任开封知府陆襄钺负责组织该案的审理。光绪十年正月初五日，鹿传霖行札与汝宁知府周冠，让他立刻赶赴开封参加汝宁末后一着教的复审。周冠于正月初八日，复函说明不能前去的理由：（1）此案当时已经审清楚，案犯“未就地正法”的原因是，“卑府以此案关教匪滋事，毗连数省，教首王觉一未获”。（172）（2）国家有律令规定：“各省督抚事关重大涉疑难，应行提审案件，率同司道亲行研讯，尚有仍发原问官收审，或仍令会审者，照违制杖一百公罪例，革职留任。又督抚藩臬，如有应行亲提讯究之案，发交原问官收审，或仍令会审者，照例议以革职留任各等语。此案至为重大，案情又涉疑难例，应大宪亲提。卑府确系原问之官，例不应会同审问者。”（3）我这里下雪了，“当此麦芽出土，瑞雪应时荒之余”，我要去劝农了。周冠的复函等于说，此案我已经审理清楚了，你鹿传霖难道连原审官需要回避的律令都不知道吗？我这里很忙不能前去。周冠让鹿传霖下不了台不说，更有甚者还在信中说：“河南吏治之坏，至今而纪纲法度荡然无存。其故在案愈大，愈不敢办。刑幕以趋避为能，印官以讳匿为巧，与其获犯秉办，不惟解犯需费，且恐犯供翻复，经年屡月未能定谳，受累滋深。于是幕友为官运筹，相率灭迹。即有万不得已秉提之件，谳局各幕相视作难，又限于审期，设法舞文，曲为脱卸，非藉口于犯供游移，即托词于案证未集，或竟至延搁不理。不惟寻常命盗为然，即谋叛逆伦亦不问，例章概置高阁，心法授受，官幕相沿，历来已久。渠魁漏网，良善衔冤，昏烟霾雾之中，泣血者不知凡几！”周冠直言揭露河南吏治的腐败，这等于捅了主持河南政务的鹿传霖的心窝。上年二月初六日，皇帝曾谕令李鹤年：“该省吏治废弛，亟宜大加整顿。该府务当破除情面，督饬属员，力除积习，以期吏治日有起色。”（173） 当月李鹤年就被罢官。同年八月十二日，皇帝又上谕：“著鹿传霖按照（御史）所奏，督饬属员，实力整顿，以期吏治日有起色，毋得视为具文。”（174） 河南吏治问题，已经引起朝廷的注意。在这节骨眼上，周冠揭露河南吏治腐败，不正是火上浇油吗？这关乎乌纱帽之事，鹿传霖岂能容忍？于是上奏朝廷参了周冠一本。
光绪十年二月十二日，内阁奉上谕：“鹿传霖奏：知府刚愎任性，请旨革职等语。河南汝宁府知府周冠，于教匪要案原讯未能得实，经该抚饬调该员来省会审，复肆意禀渎，抗不遵调，且听信劣幕等情，实属荒谬。周冠著即行革职，以示惩儆。钦此。”（175） 鹿传霖何许人也？乃时任兵部尚书张之万的妹夫。周冠碰到枪口上，受到革职查办是自取其祸。鹿传霖遂调汝阳县令车鸿远前去参加复审。周冠“二十年京秩”（176），曾出任过开封府知府，职级为三品，说拿下就拿下。车鸿远身为七品芝麻官，自然不敢犯刺，于当年五月二十五日到省，“二十八日，即随开封府询问，凡开封府提讯，均随同会讯”（177）。此案主审官陆襄钺不久又卸任，由新任开封知府鞠捷昌接审此案。案件在接力审理中，越来越复杂。正如后来接手该案的钦差大臣孙毓汶、乌拉布说：“案悬三载，承审官更数任，前后供词
，猝难得其要领。”（178）
在末后一着教的审理过程中，先后有萧仪、牛登科、杨西振、钱振元四名主要案犯暴死于监狱。据当时监狱官说：钱振元“清河县监患病身死”；死因“系痰喘旧病复发，喘急难受，多服烟灰作引子之戒烟丸，毒发所致”。（179） 牛登科“约三十余岁”，因患病而死。据当时捕快张敬逢说：光绪九年正月十日，“拿获教匪牛登科，前因在店患病，当经禀明医治罔效，延至本月十二日，因病身死”。（180） 萧仪、杨西振之死也很蹊跷，病因不明。随着四案犯之死，其他案犯纷纷翻供，而造成死无对证的结果。
正在清朝各级政府对此案一筹莫展之时，王觉一领导的末后一着教又在江苏、湖北等地起事。王觉一之子王继太被俘后，交代出汝宁萧仪、苏天爵等曾谋划造反之事。王继太供词中说：“七年冬天里，河南教徒苏添爵、萧凤仪、张怀松们在汝宁府地方传教，听见安徽亳州起有天主堂，苏添爵们因那理〔里〕同汝宁连界，想要纠人抢劫，焚烧天主堂，就此乘机起事。父亲说：‘上年彗星出见，曾经说过，彗星扫空天机变，怕的恶鬼起狼烟的话。见在时候尚早，不可就动。’向他们拦阻。苏天爵们不依，就被府县访闻查拿，苏天爵们就获，大众逃散。”（181） 王继太等的供词使得对此案的审理又出现转机。
光绪十年九月，朝廷又派钦差大臣工部左侍郎孙毓汶、乌拉布重审此案。据清朝军机大臣奉上谕云：“钦差工部左侍郎孙、乌，光绪十年九月二十二日奉上谕：前有人奏，河南汝宁府破获王觉一教党张怀松等谋袭郡城一案，延搁过久，当令刑部查奏。旋经该部奏交鹿传霖讯拟。兹据该抚奏称，现将此案督同臬司反复究诘，坚称实未谋逆，与前讯供歧异等语。此案罪名出入甚重，必应确切研究，以成信谳。著派孙毓汶、乌拉布就近提集全案人证、卷宗，详讯确情，定谳具奏。”（182） 而后，孙、乌及刑部员外郎讷钦、主事周景曾、王联璧等人赴河南办案。十一月末，经过两个月的审理，孙毓汶、乌拉布将此案终审结果写成长达万言的结案奏折，上报朝廷。于是勉强将末后一着教案划上句号。然而，我们今天来看这份奏折，处处凸现出是一笔没有理清的糊涂帐。奏折大量的笔墨耗费在细梢末节之上，而对于实质性问题极力回避。诸如，该教创立的时间，教主与骨干头目的身分，参加的成员及组织的分布，经书的种类和收缴的情况等等，大都并未涉及。奏折对有关涉案人员的处理也令人疑惑。案犯获流放、罚没为奴等惩处，但无一人被处死。而且，尽力开脱像参将田映堂这样有身分的人，使其被无罪释放。（183） 于是这样一件惊天大案，顿时化为一般的习教小案。此案经过孙、乌的“葫芦僧乱判葫芦案”之后，末后一着教案再无人提及。逃逸的教主王觉一与该教众多的上层头目，从此逍遥法外。因而他们的下落，至今成为一个众说纷纭的难解之谜。
注释：
①参见李世瑜《现代华北秘密宗教》，上海文艺出版社1990年版；林万传《先天道研究》，台南，靝巨书局1986年版；喻松青《明清白莲教研究》，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马西沙、韩秉方《中国民间宗教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周育民《一贯道前期历史初探——兼谈一贯道与义和团的关系》，《近代史研究》1991年第3期；邵雍《中国会道门》，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濮文起《秘密教门——中国民间秘密宗教溯源》，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秦宝琦《清末民初秘密社会的蜕变》，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②《末后收场宝卷》，一函两卷抄本，卷一末署抄于“雍正三年十一月初一日”，卷二末署“丁巳年正月初八日，抄卷人周正纯敬书”。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王育成先生收藏。
③林万传：《先天道研究》，第188页。
④《巡抚部院刑房卷一宗·王继太即王际太供》（光绪十年四月初一日），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藏，孙毓汶档案，甲267—5。以下只注档案号。凡档案资料引文，除明显错讹之外，一般原文照录，不作校勘。
⑤《巡抚部院刑房卷一宗·河南巡抚部院兼提督鹿传霖札》（光绪十年四月初一日），甲267—5。
⑥光绪《益都县图志》卷3《道里表》，《中国地方志集成》第33册，凤凰出版社2004年版。
⑦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光绪朝朱批奏折》第118辑（光绪九年），中华书局1996年版，第232页。
⑧《准两湖咨有教匪王觉一等滋事札饬各州县一体缉拿卷·为悬赏缉拿事》（光绪九年六月初一日），甲267—4。
⑨《汝宁府刑房卷一宗·周冠谨将逆词抄开具请折恭呈宪鉴》（光绪七年十二月二十九日），甲267—5。
⑩《巡抚部院刑房卷一宗·王继太即王际太供》（光绪十年四月初一日），甲267—5。
（11）《巡抚部院刑房卷一宗·山东咨会奏拿获教匪家属审明按例定拟一折》（光绪十年七月十二日），甲267—5。
（12）孟轲：《公孙丑上》，《四书集注·孟子》卷2，上海沈鹤记书局1934年版，第6页。
（13）菩提达磨：《达磨大师悟性论》，河北禅学研究所编：《禅宗宝典》，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1993年版，第17页。
（14）《末后收场宝卷》卷2。
（15）关于王觉一的姓氏，还有一种说法。光绪九年三月，末后一着教在湖北起义失败后，其重要成员熊定国被湖北官府擒获。他曾有一个交代材料，即《职员熊定国供》，其中云：“王氏父子本姓朱，因山东青州府出示赏拿他父子与刘（至刚），故改朱为王。”〔《准两湖咨有教匪王觉一等滋事札饬各州县一体缉拿卷·职员熊定国供》（光绪九年五月十五日），甲267—4〕改朱姓为王姓的说法，未经其他资料证实。
（16）《皇极金丹九莲经宝卷》卷上，《弥陀领法临凡品第三》，王见川、林万传主编：《明清民间宗教经卷文献》第4册，台北，新丰出版公司1999年版，第927页。
（17）周育民：《一贯道前期历史初探——兼谈一贯道与义和团的关系》，《近代史研究》1991年第3期，第76页。
（18）马西沙、韩秉方：《中国民间宗教史》，第1150、1156页。
（19）濮文起主编：《中国民间秘密宗教辞典》，四川辞书出版社1996年版，第311页。
（20）秦宝琦：《清末民初秘密社会的蜕变》，第175页。
（21）曾国荃：《续获匪犯正法疏》（光绪十年五月初二日），《曾忠襄公奏议》卷22，光绪二十九年刊本，第27页。
（22）《巡抚部院刑房卷一宗·王继太即王际太供》（光绪十年四月初一日），甲267—5。
（23）参见喻松青《明清白莲教研究》，第100—108页。另参郑志明《无生老母信仰溯源》，台北，文史出版社1985年版。
（24）《龙华宝经》卷1《混沌初分品第一》，《明清民间宗教经卷文献》第5册，第649页。
（25）《皇极金丹九莲还乡宝卷·玄真证道品第八》，《明清民间宗教经卷文献》第4册，第887页。
（26）《末后收场宝卷》卷2《黄莺儿》。
（27）《佛说都斗立天后会收圆宝卷·末后一着品第十八》，黎青主编：《清代秘密结社档案辑印》第1册，中国言实出版社1999年版，第162页。
（28）《张怀松即张华松供》（光绪十年十一月十三日），17—1。此件末尾有张怀松的画押、“右手二指”文字及墨色手印。
（29）《汝阳县禀访获奸匪张怀松等习教滋事一案卷·张怀松供》（光绪七年十二月初九日），甲267—5。
（30）参见李世瑜《现代华北秘密宗教》，第54页。
（31）《苏天爵供》（光绪十年十一月十三日），17—1。此件末尾有苏天爵签名和“十”字画押，上有“右手二指”文字及墨迹手印。
（32）《准两湖咨有教匪王觉一等滋事札饬各州县一体缉拿卷·职员熊定国供》（光绪九年五月十五日），甲267—4。
（33）《左宗棠奏折》（光绪九年六月十九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军机处录副奏折·农民运动类·秘密结社项档案，8888—19。
（34）左宗棠云：“近时有总教首王觉一……倡立邪教，名为末后一着，刊布妖书，邀人入教。”见《左宗棠奏折》（光绪九年六月十九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军机处录副奏折·农民运动类·秘密结社项档案，8888—14。
（35）转引自李世瑜《现代华北秘密宗教》，第36页。
（36）秦宝琦：《清末民初秘密社会的蜕变》，第176页。
（37）李世瑜：《现代华北秘密宗教》，第32页。
（38）《汝宁府刑房卷一宗·周冠谨将逆词抄开具请折恭呈宪鉴》（光绪七年十二月二十九日），甲267—5。
（39）《涂宗瀛奏折》（光绪九年五月二十五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军机处录副奏折·农民运动类·秘密结社项档案，8888—30。
（40）转引自李世瑜《现代华北秘密宗教》，第55页。
（41）参见濮文起主编《中国民间秘密宗教辞典》，第311页。
（42）黄育楩：《破邪详辩》，《清史资料》第3辑，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125页。
（43）〔清〕祝庆祺等编：《邪教从犯核其情节拟以遣军》，《刑案汇览三编》（1），北京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第380页。
（44）《巡抚刑房卷一宗·王继太即王际太供》（光绪十年四月初一日），甲267—5。
（45）《准两湖咨有教匪王觉一等滋事札饬各州县一体缉拿卷·职员熊定国供》（光绪九年五月十五日），甲267—4。
（46）《田映堂供》（光绪十年十一月初十日），17—2。
（47）《按察司吏房河北镇获解教匪卷·高勤即高配天供》（光绪十年正月二十二日），甲267—4。
（48）《按察司吏房河北镇获解教匪卷·殷五供》（光绪十年正月二十二日），甲267—4。
（49）《苏天爵供》（光绪十年十月二十六日），17—1。
（50）《左宗棠奏折》（光绪九年八月二十六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军机处录副奏折·农民运动类·秘密结社项档案，8888—20。
（51）《按察司吏房河北镇获解教匪卷·河北总镇崔咨》（光绪十年七月十九日），甲267—4。
（52）《巡抚部院刑房卷一宗·山东咨会奏拿获教匪家属审明按例定拟一折》（光绪十年七月十二日），甲267—5。
（53）《九莲宝赞》（清抄本），不分卷，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王育成先生收藏。
（54）《汝宁府刑房卷一宗·周冠谨将逆词抄开具请折恭呈宪鉴》（光绪七年十二月二十九日），甲267—5。
（55）以下引文均见《按察司吏房河北镇获解教匪卷·河北总镇崔咨》（光绪十年七月十九日），甲267—4。
（56）参见〔美〕欧大年著，刘心勇等译《中国民间宗教研究》云：“一贯道教义极为复杂，并受到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影响。”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第120页。
（57）转引自黄育楩《破邪详辩》，《清史资料》第3辑，第34页。
（58）《左宗棠奏折》（光绪九年八月二十六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军机处录副奏折·农民运动类·秘密结社项档案，8888—20。
（59）《孙毓汶、乌拉布奏折》（光绪十年十一月十四日），17—2。此件外有带云纹黄色信封，封口处有“谨封”二字；信封正面上书“奏”，下书“臣孙毓汶、臣乌拉布跪封；背面书“内一件片一件”。
（60）周育民：《一贯道前期历史初探——兼谈一贯道与义和团的关系》，《近代史研究》1991年第3期，第77—78页。
（61）马西沙、韩秉芳：《中国民间宗教史》，第1157—1159页。
（62）《汝宁府刑房卷一宗·周冠谨将逆词抄开具请折恭呈宪鉴》（光绪七年十二月二十九日），甲267—5。
（63）《左宗棠奏折》（光绪九年八月二十六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军机处录副奏折·农民运动类·秘密结社项档案，8888—20。
（64）《张怀松即张华松供》（光绪十年十一月十三日），17—1。
（65）《张怀松供》（光绪七年十二月初九日），17—1。
（66）《汝宁府刑房卷一宗为禀获事·进道文》（光绪七年十二月二十九日），甲267—5。
（67）《开封府刑房一件缉究事·护理抚院觉罗成札》（光绪九年六月十二日），甲267—4。
（68）《张怀松供》（光绪七年十二月初九日），17—1。
（69）〔宋〕雷庵正受编：《南岳第十五世开福道宁禅法师嗣》，《嘉泰普灯录》卷18，蓝吉富主编：《禅宗全书》第6册，台北，文殊出版社1988年版，第540、524页。
（70）《佛说皇极金丹九莲正信皈真宝卷·谒圣母品第六》，《明清民间宗教经卷文献》第5册，第291页。
（71）转引自黄育楩《破邪详辩》，《清史资料》第3辑，第28页。
（72）李世瑜：《现代华北秘密宗教》，第66页。
（73）李世瑜：《现代华北秘密宗教》，第36页。
（74）喻松青：《明清白莲教研究》，第54页。
（75）濮文起：《秘密教门——中国民间秘密宗教溯源》，第351—352页。
（76）周育民：《一贯道前期历史初探——兼谈一贯道与义和团的关系》，《近代史研究》1991年第3期，第77页。
（77）《左宗棠奏折》（光绪九年八月二十六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军机处录副奏折·农民运动类·秘密结社项档案，8888—20。
（78）曾国荃：《续获匪犯正法疏》（光绪十年五月初二日），《曾忠襄公奏议》卷22，第27—28页。
（79）《涂宗瀛奏折》（光绪九年五月二十五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军机处录副奏折·农民运动类·秘密结社项档案，8888—30。
（80）《卞宝第奏折》（光绪九年九月三十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军机处录副奏折·农民运动类·秘密结社项档案，8888—33。
（81）《按察司吏房河北镇获解教匪卷·河南巡抚鹿传霖札》（光绪十年七月十九日），甲267—4。
（82）《苏天爵存卷》，17—1。
（83）《张怀松即张华松供》（光绪十年十一月十三日），17—1。
（84）《孙毓汶、乌拉布奏折》（光绪十年十一月十四日），17—2。
（85）鹿传霖：《奏为提审重案》（光绪九年二月二十二日），17—2。
（86）〔宋〕佚名辑：《周易图·太极图》，施维主编：《周易八卦图解》，巴蜀书社2003年版，第34页。
（87）《准两湖咨有教匪王觉一等滋事札饬各州县一体缉拿卷·湖广总督涂湖北巡抚彭咨文》（光绪九年六月初八日），甲267—4。
（88）《殷五供》（光绪十年二月初一日），17—2。
（89）《谢尚奇即谢学天供》（光绪十年二月初一日），17—2。
（90）《张怀松供》（光绪七年九月十一日），17—1。
（91）《汝宁府刑房卷一宗为禀获事·萧凤仪供》（光绪七年十二月二十五日），甲267—5。
（92）濮文起主编：《中国民间秘密宗教辞典》，第310—311页。
（93）《巡抚部院刑房卷一宗·山东咨会奏拿获教匪家属审明按例定拟一折》（光绪十年七月十二日），甲267—5。
（94）《张怀松即张华松供》（光绪十年十一月十三日），17—1。
（95）《田映堂供》（光绪十年十一月初十日），17—2。
（96）《汝宁府刑房卷一宗·周冠谨将逆词抄开具请折恭呈宪鉴》（光绪七年十二月二十九日），甲267—5。
（97）喻松青：《明清白莲教研究》，第73页。
（98）《按察司吏房河北镇获解教匪卷·程明供》（光绪十年正月二十日），甲267—4。
（99）《田映堂供》（光绪十年十一月初十日），17—2。
（100）《准两湖咨有教匪王觉一等滋事札饬各州县一体缉拿卷·职员熊定国供》（光绪九年五月十五日），甲267—4。
（101）《按察司吏房河北镇获解教匪卷·南阳知府濮文进谨禀》（光绪十年正月初四日），甲267—4。
（102）《陈本立供》（光绪七年十二月二十九日），17—2。
（103）《按察司吏房河北镇获解教匪卷·王富供》（光绪十年正月二十日），甲267—4。
（104）《按察司吏房河北镇获解教匪卷·殷五供》（光绪十年正月二十日），甲267—4。
（105）《张怀松即张华松供》（光绪十年十一月十三日），17—1。
（106）《按察司吏房河北镇获解教匪卷·乔百金即乔其中供》（光绪十年正月二十日），甲267—4。
（107）《田映堂供》（光绪十年十一月初十日），17—2。
（108）《准两湖咨有教匪王觉一等滋事札饬各州县一体缉拿卷·职员熊定国供》（光绪九年五月十五日），甲267—4。
（109）《准两湖咨有教匪王觉一等滋事札饬各州县一体缉拿卷·职员熊定国供》（光绪九年五月十五日），甲267—4。
（110）《开封府一件刑房一件缉究事·两湖都堂涂咨》（光绪九年六月十一日），甲267—4。
（111）曾国荃：《续获匪犯正法疏》（光绪十年五月初二日），《曾忠襄公奏议》卷22，第30页。
（112）《左宗棠奏折》（光绪九年八月二十六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军机处录副奏折·农民运动类·秘密结社项档案，8888—20。
（113）《苏天爵供》（光绪十年十月二十六日），17—1。原件上有苏天爵签名，并有“右手二指”墨迹手印。
（114）《汝宁府刑房卷一宗·吴何氏供》（光绪七年十二月二十五日），甲267—5。
（115）曾国荃：《续获匪犯正法疏》（光绪十年五月初二日），《曾忠襄公奏议》卷22，第27页。
（116）曾国荃：《续获匪犯正法疏》（光绪十年五月初二日），《曾忠襄公奏议》卷22，第28页。
（117）《准两湖咨有教匪王觉一等滋事札饬各州县一体缉拿卷·职员熊定国供》（光绪九年五月十五日），甲267—4。
（118）《准两湖咨有教匪王觉一等滋事札饬各州县一体缉拿卷·职员熊定国供》（光绪九年五月十五日），甲267—4。
（119）《左宗棠奏折》（光绪九年八月二十六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军机处录副奏折·农民运动类·秘密结社项档案，8888—20。
（120）《准两湖咨有教匪王觉一等滋事札饬各州县一体缉拿卷·职员熊定国供》（光绪九年五月十五日），甲267—4。
（121）《准两湖咨有教匪王觉一等滋事札饬各州县一体缉拿卷·为悬赏缉拿事》（光绪九年六月初一日），甲267—4。
（122）鹿传霖：《奏为提审重案》（光绪十年九月二十二日），17—2。档案中存有该印的印模，据王育成先生考证，此印为“秉教加持之印”。王先生还在江苏见过同类印章实物。
（123）曾国荃：《续获匪犯正法疏》（光绪十年五月初二日），《曾忠襄公奏议》卷22，第28页。
（124）《陈本立供》（光绪七年十二月二十九日），17—2。
（125）曾国荃：《续获匪犯正法疏》（光绪十年五月初二日），《曾忠襄公奏议》卷22，第29页。
（126）《按察司吏房河北镇获解教匪卷·谢尚奇供》（光绪十年二月初一日），甲267—4。
（127）《萧凤仪供》（光绪七年十二月二十九日），17—2。
（128）《巡抚部院刑房卷一宗·山东咨会奏拿获教匪家属审明按例定拟一折》（光绪十年七月十二日），甲267—5。
（129）《张怀松即张华松供》（光绪十年十一月十三日），17—1。
（130）《田映堂供》（光绪十年十一月初十日），17—2。
（131）黄育楩：《破邪详辩》，《清史资料》第3辑，第45页。
（132）以下引文见《准两湖咨有教匪王觉一等滋事札饬各州县一体缉拿卷·职员熊定国供》（光绪九年五月十五日），甲267—4。
（133）《田映堂供》（光绪十年十一月初十日），17—2。
（134）《按察司吏房河北镇获解教匪卷·吴天明供》（光绪十年正月二十三日），甲267—4。
（135）《巡抚部院刑房卷一宗·山东咨会奏拿获教匪家属审明按例定拟一折》（光绪十年七月十二日），甲267—5。
（136）《按察司吏房河北镇获解教匪卷·河南巡抚鹿传霖札》（光绪十年正月十九日），甲267—4。
（137）《按察司吏房河北镇获解教匪卷·高勤即高配天供》（光绪十年正月二十日），甲267—4。
（138）曾国荃：《续获匪犯正法疏》（光绪十年五月初二日），《曾忠襄公奏议》卷22，第29页。
（139）《按察司吏房河北镇获解教匪卷·殷五供》（光绪十年正月二十日），甲267—4。
（140）《张怀松供》（光绪十年十月二十七日），17—1。
（141）《张怀松即张华松供》（光绪十年十一月十三日），17—1。
（142）《陈本立供》（光绪十年十一月十三日），17—2。
（143）黄育楩：《破邪详辩》，《清史资料》第3辑，第23页。
（144）《准两湖咨有教匪王觉一等滋事札饬各州县一体缉拿卷·职员熊定国供》（光绪九年五月十五日），甲267—4。
（145）《按察司吏房河北镇获解教匪卷·高勤即高配天供》（光绪十年正月二十二日），甲267—4。
（146）《汝宁刑房卷一宗·萧凤仪供》（光绪七年十二月二十五日），甲267—5。
（147）《准两湖咨有教匪王觉一等滋事札饬各州县一体缉拿卷·职员熊定国供》（光绪九年五月十五日），甲267—4。
（148）《田映堂供》（光绪十年十一月初十日），17—2。
（149）《陈本立供》（光绪七年十二月二十九日），17—2。
（150）《准两湖咨有教匪王觉一等滋事札饬各州县一体缉拿卷·职员熊定国供》（光绪九年五月十五日），甲267—4。
（151）《陈本立供》（光绪十年十一月十三日），17—2。
（152）《按察司吏房河北镇获解教匪卷·乔百金即乔其中供》（光绪十年正月二十日），甲267—4。
（153）《陈本立供》（光绪十年十一月十三日），17—2。
（154）《汝宁府刑房卷一宗·涡阳县申盘获教匪韩文举六名案》（光绪八年五月初一日），甲267—5。
（155）《汝阳县刑房一宗·二快差役张金凤等禀获从教滋事之杨西振等到案卷》（光绪九年五月二十四日），甲267—5。
（156）参见邵雍《中国会道门》，第128页；濮文起《秘密教门——中国民间秘密宗教溯源》，第352页。
（157）《汝阳县禀访获奸匪张怀松等习教滋事一案卷·萧凤仪供》（光绪八年正月初八日），甲267—5。
（158）《张怀松供》（光绪八年正月初八日），17—1。
（159）《汝宁府刑房卷一宗为申请事·韩文举供》（光绪八年七月二十八日），甲267—5。
（160）《开封府刑房一件缉究事·护理抚院觉罗成札》（光绪九年六月十四日），甲267—4。
（161）《开封府刑房一件缉究事·护理抚院觉罗成札》（光绪九年六月十四日），甲267—4。
（162）《按察司吏房河北镇获解教匪卷·谢尚奇即谢学天供》（光绪十年二月初一日），甲267—4。
（163）《按察司吏房河北镇获解教匪卷·殷五供》（光绪十年正月二十日），甲267—4。
（164）《按察司吏房河北镇获解教匪卷·乔百金供》（光绪十年正月二十二日），甲267—4。
（165）《按察司吏房河北镇获解教匪卷·河南巡抚鹿传霖札》（光绪十年正月十九日），甲267—4。
（166）《光绪宣统两朝上谕档》第9册（光绪九年），第77页；《巡抚部院刑房卷一宗汝宁第二号·同知衔候补直隶州汝宁府汝阳县知县车鸿远禀》（光绪九年五月二十八日），甲267—5；《汝阳令车鸿远自书亲供》（光绪十年十一月初六日），17—2。
（167）《巡抚部院刑房卷一宗汝宁第二号·同知衔候补直隶州汝宁府汝阳县知县车鸿远禀》（光绪九年五月二十八日），甲267—5。并参见《汝阳令车鸿远自书亲供》（光绪十年十一月初六日），17—2。
（168）《巡抚部院刑房卷一宗汝宁第二号·三品衔汝宁知府周冠谨禀》（光绪十年正月初八日），甲267—5。
（169）《光绪宣统两朝上谕档》第9册（光绪九年），第77页。
（170）《光绪宣统两朝上谕档》第9册（光绪九年），第77页。
（171）《光绪宣统两朝上谕档》第9册（光绪九年），第94页。
（172）以下引文均见《巡抚部院刑房卷一宗汝宁第二号·三品衔汝宁知府周冠谨禀》（光绪十年正月初八日），甲267—5。
（173）《光绪宣统两朝上谕档》第9册（光绪九年），第45页。
（174）《光绪宣统两朝上谕档》第9册（光绪九年），第270页。
（175）《光绪宣统两朝上谕档》第10册（光绪十年），第42页。
（176）《巡抚部院刑房卷一宗汝宁第二号·三品衔周冠谨禀》（光绪十年正月初八日），甲267—5。
（177）《汝阳令车鸿远自书亲供》（光绪十年十一月初六日），17—2。
（178）《孙毓汶、乌拉布奏折》（光绪十年十一月十四日），17—2。
（179）曾国荃：《续获教匪分别议拟疏》（光绪十年八月十九日），《曾忠襄公奏议》卷24，第21页。
（180）《汝阳县刑房一宗为讯究事·张敬逢为禀请诣验事》（光绪九年正月二十二日），甲267—5。
（181）《巡抚部院刑房卷一宗·王继太即王际太供》（光绪十年四月初一日），甲267—5。
（182）《光绪宣统两朝上谕档》第10册（光绪十年），第285页。
（183）按：孙毓汶、乌拉布审案期间，汝宁府汝阳县6名耆绅写《具保状》，50名乡绅联名写《具甘结》，孙、乌可能受其影响。《具保状》、《具甘结》（光绪十年十一月初十日），1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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