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地区经济发展中自然生态观的重新整合，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自然生态论文,经济发展论文,民族地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323.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913(2001)02-0046-05
生态平衡就是生物与环境在长期适应过程中形成的结构和功能处于相对稳定的状态。自然界经过长期的“自然选择”、“自由竞争”和“自行淘汰”，生物群落长期适应了自然环境，从而形成自然生态平衡，使自然界能够保持自然状态，生物物种得以正常繁衍。但随着世界人口的急剧增加，随着人类改造自然规模的扩大，尤其是人类违背自然界的规律，以人类能统治自然为主导的发展观的出现，给自然界以极大的冲击，使生态环境恶化成为当代世界面临的重大社会问题。故树立正确的生态平衡观念，保持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显得极为重要。
一、尊重生命和自然界——一种全新的自然生态观
人类告别野蛮蒙昧时代进入文明时代后，人们便把个人对他人和对社会的奉献看成是生命完善的最重要的表现方式，生命完善是我们生命存在的全部意义。人类生活对社会的依赖性和对自然的依赖性构成其生命存在的二重性，也就是说，离开了社会，人不能生存；离开了自然环境，人也不能生存，生命完善包含了与自然的和谐。自然环境是人类赖以生存的物质基础。环境一方面为人类的生存和发展提供物质条件，另一方面又根据自身的发展规律制约着人类发展的方式和速度，人类的发展只有同环境的发展与改善相协调一致时，人类也才能获得真正意义上的发展，才能实现生命完善这一境界。同时，人的活动还必须受制于自然条件的限制，一旦超过环境所能承受的阈值，人类必然遭受自然环境的报复。
生态平衡由生态系统自身的自动调节能力和环境因素共同决定。生态系统之所以能够保持相对平衡状态，主要在于其内部具有自动调节的能力。当人类的行为没有超出自然界所允许的阈值时，自然界通过自我调节作用，能恢复原有的自然平衡状态。但是，这种自我调节能力不是无限的，在资源的利用上，不得超过生态系统的固有调节机制得以维持的自然再生产量；在环境的保护问题上，通过人类的生产生活活动排入自然生态系统的废物量不得超过生态系统的承受力，及生态系统的自净能力。否则，就会导致生态系统的严重污染和生物资源的破坏，一旦超过生态系统所能承受的阈值，生态系统的自我调节能力就不会起作用，就会引起功能的退化和结构的破坏，导致生态系统的紊乱。生态系统内部的相互依赖十分密切，任何一个环节都潜伏由于受到冲击而难以恢复的危险。一旦那种微妙的平衡被破坏，就会造成意料不到的、有时是毁灭性的后果。
随着人类进入工业化时代，人类自古以来的自我中心化结构得到了自觉的强化，它指导着人类征服自然、改造自然，并取得了巨大的胜利成果。但是，每一次的胜利，自然界也都报复了我们。人类的胜利不断地加剧了人与自然的对立与冲突：掠夺式的开采和毫无节制的消耗造成了自然资源的匮乏和能源的枯竭；工业化带来了环境污染、生态失衡，使人类的生存和发展条件日趋恶化。有的损害是根本不能用钱来表示出来的。直至目前，这种超越经济成本的损害还在悄无声息的进行着，直接影响着人们对生活质量的追求。
淡水资源严重短缺，过去3年，中国连续发生的三件大事，使人们深深地忧虑中国缺水这样一个现实问题。1996年夏秋之交，淮河流域发生全流域污染，致使淮河流域的生产、生活受到了严重影响。这是人类环境史上第一次出现大江大河的全流域污染；1997年，黄河发生13次断流，断流时间长达226天，最长的一次断流河道长度达704公里，断流的次数、天数，断流河道的长度均为历史之最；1998年夏天，长江、松花江、嫩江同时发生历史罕见的特大洪水。接踵而至的是，一直持续至今的北方大旱。中国可控制和利用的水资源已从1949年建国初期的1000亿立方米增加到现在的5650亿立方米，可随着人口的剧增和近20年来经济的快速发展，工业生产和城市生活用水也大量增长，带来的是地表、地下水体大范围的污染和用水的严重浪费，进一步加重了水资源的供需矛盾。水资源短缺在许多地区已成燃眉之急。有人已提出，不加紧解决西北、华北地区的缺水问题，实际上等于自动放弃了一半的国土。（注：《从跨世纪发展的战略高度审视中国水资源问题》，载《文献参考》1999年第18期第1页。）
中国林地、草地、耕地锐减，沙尘暴肆虐疯狂。沙漠、沙漠化、风沙土地和退化草场的面积几乎占国土面积的47%，且荒漠化速度越来越快。近10年来，非法进入内蒙古大草原挖掘发菜的人多达200万人次，涉及草场面积约2.2亿多亩，致使当地0.6亿亩草原遭到完全破坏，成为荒漠化地带，其中，一亿多亩草原正处于沙化过程之中。与此同时，宁夏几乎年年爆发滥挖干草大会战，浩劫之处，沙坑满地，黄沙滚滚。（注：《控发菜已破坏了二亿多亩草场》，载《光明日报》2000年4月20日。）2000年则沙尘暴肆虐疯狂，甚至新世纪刚开始，沙尘暴又无情的袭击北京城。据资料显示，50年代，全国共发生沙尘暴5次，60年代共发生8次，70年代共13次，80年代4次，90年代则达到了24次。呈逐年上升趋势，且摧毁力极大。如1995年5月15日，甘肃发生一场特大沙尘暴，降尘量达1243.1万吨，相当于甘肃省最大水泥厂15年的产量；1998年4月，沙尘暴袭击西北12个地州，造成46.1万亩农作物受灾，11.09万头牲畜死亡，156万人受灾，直接经济损失8万元。2000年3月7日到4月9日，沙尘暴7次袭击北京城，局部地区瞬时风力达8到9级（注：《罪与罚——沙尘暴警示录》，载《华商日报》2000年4月15日。）。
此外，大气温室效应加剧，地球臭氧层变薄，酸雨污染严重，有毒化学品危害加剧等等这些问题的出现，正使人类的生存和发展条件日趋恶化。正象美国未来学家阿尔温·托夫勒所说：“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从来没有任何一个文明能够创造出这种手段，能够不仅摧毁一个城市，而且可以毁灭整个地球。”这种传统的极度以人为中心的发展观，就是这样把人类征服和改造自然的空前巨大的成就和人类赖以生存、发展的生态系统所面临空前严重的危机结合在一起，引起人们严重的忧虑和深沉的思考。在发展中不算环境大帐，无异于自欺欺人。1987年，针对半个世纪以来经济建设发展引出的问题，联合国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发表了《我们共同的未来》研究报告，提出了人类经济社会的发展应该注意可持续性，防止不可持续性。从此，人们开始从完整意义上对生态平衡问题进行探讨。
生态发展的不平衡性的因素很多，主要分为自然因素和人为因素。人为因素是对生态平衡影响最大的因素，指的是人类的生产与活动不断破坏自然资源的良性循环和自然环境的自净能力的结果。正如罗马俱乐部的总裁奥雷利奥·佩奇指出的：“自然界以其惊人的智慧发展了自我控制、自我调整，成为生命有机体中或多或少都存在着的一种调节装置。这种特性给各种生态系统带来了显著的能力，使之能够排斥外来的污染物或异常物体。但在现代人们的压力下，在许多领域已经打乱了这种制约性，世界不再能应付文明工业和不断地生产千万种新化学物质而大量喷射出的废物，自然界的再生能力不再能补救人类制造的这一切损害。”全球性生态危机的产生，严格地说，是人的观念和行为失误产生的问题。从根本上讲，把人类自己推向危境甚至绝境的，不是其为生存、求温饱的奋斗实践，而是一种多余的贪婪和占有欲的追求。
人类的生存与发展离不开对自然界的改造，但要将这种改造活动保持在一定的合理的阈值；既要看到人对自然作用的直接的、短期的效果和局部效应，又要看到人对自然作用的间接的、长远的效果和整体效应；既要看到人对自然作用的即时性变化效应，又要看到自然在人类的作用下再生能力和自然系统的自我修复能力的迟滞性效应。人与自然的协调发展，要求将社会生产力与自然生产力相和谐，将经济再生产和自然再生产相和谐，将经济系统和生态系统相和谐，将“人化自然”和“自在自然”相和谐，从而实现在保持自然资源和环境生态质量与持续供应能力前提下经济的持续发展，在不超越自然生态环境系统涵容能力和更新能力的前提下的人类社会的健康发展。人既不是听命自然摆布的奴隶，又不是凌驾于自然之上的自然的主人，人与自然只能是和谐的朋友。人与自然之间应该“共生共荣”。因此，人们应该尊重生命和自然界。
二、民族地区生态观的发展误区
我国的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主要集中在西部，这里资源丰富，但经济不发达，许多少数民族从原始部落发展而来，他们的生存经验，可以说为人类社会留下了一笔可以称为生命线的遗产。随着经济和人类社会的发展，民族地区崇尚自然、畏惧自然的观念也受到冲击。
1.从敬畏自然到人定胜天。少数民族的先民们经历了原始民族的基本生存模式——以渔猎和采集食物为生，他们对自然环境具有很强的依赖性和适应性。生活在宁静与动植物资源丰富的环境中的少数民族先民们依靠丰富的自然资源维持其生存。他们将自己的生存方式融合于当地的生态系统中，凭经验积累知道什么可行，什么不可行。尽管他们不可能有什么深谋远虑，但他们知道这些行为的未来意义。他们采取的是对自然非破坏性的谋生手段，重视人与自然的和谐，注重自然对生命的影响。如放火烧荒，以增强土壤肥力，减少病虫害，促进动植物的生长，为自己营造一个较好的生态环境，增加生态系统的生产力。以当时简陋的工具以及对生活较低的需求，对自然资源不会造成剧烈的危害。为适应环境，维持生存，他们都在努力地亲近自然。在各民族的传说中，几乎都有洪水滔天的故事，人们用它来铭记那毁灭人类的自然灾难。在少数民族人们的世界观里，包括了安抚自然就可以使自己平安的朴素观念。人们崇拜太阳，因为太阳能给人以温暖和光明；人们崇拜土地，因为土地能生长出食物和衣物；许多依山傍水的民族崇拜山神水神，因为山林可以固土防洪，水泊可防外人侵扰。如哈尼族村寨周围有大片的“龙树林”，人们认为，那是神灵的栖息之地，神圣不可侵犯，因此，这些山林以其神秘庄严而得以保护，使哈尼人生存的环境也得以很好保存。白族、傣族、哈尼等民族则十分重视水源的保护。少数民族利用自然、保护自然，从而达到保护自身的目的，这和今天我们强调的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观点是一脉相承的。
随着经济的发展，在少数民族地区，更是强调人能改造自然、征服自然，甚至提出“人定胜天”，把自然看成是改造和索取的对象。破坏了少数民族尊崇自然、人与自然平衡发展的原本观念，使民族地区产生了严重的生态危机。这种人为的生态破坏使我国西部民族地区丰富的森林资源就3次遭受大的破坏。第一次是1958年的大炼钢铁时期。为大炼钢铁、大办食堂而大兴土木，浪费木材；第二次是“十年动乱”时期，因缺乏有效管理，造成严重的乱砍滥伐；第三次是80年代以后，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搞“自留山、责任山、自营山”，农民砍树刨根，毁林种地，使森林资源遭受严重破坏。民族地区出于迅速改变家乡落后面貌的愿望，人们在急功近利的片面性观念的影响下，对自然资源进行掠夺式的开发和无节制的耗费，导致生态环境的恶性循环：水土流失严重，土地荒漠化日趋扩大，野生动物数量锐减，污染现象日益突出。我国西北地区如新疆等地良田变戈壁滩的这种环境成本失控现象已危及我们今天人类的生存。少数民族地区在“战胜自然”的同时，也丢失了自己最可宝贵的生态观念，造成了自身生存的不可持续性危险。
2.由满足于自给自足向为追求更大利益而出现短期行为。由于人的现实需要和内在利益需求的驱动，特别是外部改革环境的撞击，少数民族也不再满足于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在改造自然的实践中表现出极大的能动性，带来了令人惊叹的新的人类文明景观及显著的社会发展变化。但是，人在对自然的改造中所引起的自然再生能力的恢复、污染的净化、新的物质能量的良好循环、生物圈动态平衡的恢复却是迟缓的，相对于它对社会所产生的良好作用来说，这种恢复是一个较长的时期。人对自然界的改造所带来的变化和自然界的迟滞性变化总有一定的时差，这种时差使人们对改造自然的功利的关注遮蔽了人类对自然的冲击与破坏，遮蔽了对人与自然界关系恶化的认识。正是在这种对自然规律了解不多或认识肤浅的情况下，少数民族地区为着自身的利益，贸然对自然进行开发，造成许多的建设变成破坏，往往只看到当前、短期的经济价值，而忽视了长远的、未来的价值。可以这样说，少数民族地区在为自己创造巨大财富的同时，也把自己逼进了越来越狭小的空间。
最令我们痛心疾首的昆明人与滇池争地，大规模的围湖造田，不以为害，反以为荣，结果导致的是我们今天无以弥补的气候被破坏、环境被污染的残酷现实。作为人类生命线的水、空气、生物资源等，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一直被作为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公共资源无偿使用，以至改革开放以来，在市场经济的作用下，西部地区仍然是以对不可再生资源的低效率、大规模开发使用和对可再生资源的难以持续的掠夺性开发作为发展经济的唯一手段，对不能实现即期收益的资源则不加以重视，因而，云南烟、酒等行业在为GDP做出巨大贡献的同时，不可持续增长的因素也在增加。云南许多少数民族地区长期以来依赖于对矿物、森林等资源的低水平开发利用，急于上项目，铺摊子，不考虑自己的经济、基础设施等条件，不考虑市场需求，盲目仿效，重复上项目。在资源型产品的开发中，大多为粗加工型的初级产品，在获取短期经济效益的同时，造成了环境成本的失控。
世纪之交的西部大开发战略使我国西部民族地区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历史发展机遇。资源相对丰富是西部民族地区曾经引以为荣的优势之一，但这种优势在一定程度上只是纯理论性的描述，还没有转化为经济优势。如果一味地听任岁月的侵蚀和人为的低水平开发或破坏，这种潜在的优势也会消失殆尽。西部民族地区多年来过度的经济活动和工业性环境污染已经使其生态日益恶化。令人痛心的是，在为加快西部发展，缩小东西部差距而进行的西部大开发中，不改变过去人定胜天的旧的发展观、急功近利获取短期效益的短期行为、不考虑长远发展的行为依然存在，给未来发展埋下了危机。
三、确立人类与环境共同进化的生态文明观
生态环境良好，才适于人类的生存与繁衍。人类的长期生存、无偿的向大自然索取，严重地破坏了人类自身生存的条件。人类的开发引起对自然的严重破坏，并已遭受大自然的无情报复，这是在对自然规律了解不多、认识不多的情况下进行的，这既不能实现自身的价值，又破坏环境。新中国成立后的三次西部大开发，随着工农业生产的发展，使生态环境又遭破坏。据统计，全国目前荒漠化土地已达39.3亿亩，其中，80%以上集中在中西部地区。植被的不断被破坏，导致了大面积的水土流失，江河泥沙含量与日俱增，使黄河河床以每年10厘米的速度不断抬高，下游也成为悬河。现在，西部大开发要想有所成就，有所辉煌，就必须解决生态环境的问题，尤其要在民族后进地区树立人类与环境共同进化的生态文明观。因为西部地区既是区域意义上的西部，又是经济学意义上的相对落后地区，还是少数民族同胞集中的聚集区。解决民族地区经济发展中的生态观念问题，即有益于西部，又有益于东部，也才能福泽子孙。
1.树立民族地区环境与经济双赢的发展观。经济与环境谁轻谁重，很多情况下，我们看重的是GDP的增长，只要GDP上去了，便能“一俊遮百丑”。可持续发展作为一个新口号，它还是一个廉价的“绿色标签”，我们从宏观上看到的改变现有发展模式的紧迫性与在微观上看到的继续目前的经济行为的“合理性”之间竟存在着如此大的反差！许多只图局部短期经济效益而给社会带来损失的行为，许多盲目的竞争，都带来社会成本无人支付、公共资源受到破坏、多数社会成员吃亏的结果。
我们需打破唯经济的机械论和唯生态的理想论，树立环境与经济双赢的发展观。要有好的生态环境，经济发展是前提，这对民族地区尤其重要。如果经济不发展，一味地强调生态保护，民族地区只会永远落后，到头来还是要成为别人污染物的转移地。民族地区既要把经济搞好，也要把环境搞好，要学会在发展中只吃自然界的利息，不吃自然界的本金，保证自然界的再生能力，在不超出自然界再生能力的基础上合理地利用资源，使环境与经济的发展形成良性互动关系。
2.树立民族地区的源头预防观。环境效益在不同的区域、人群和时间里可以被转移，这个区域的污染可以转嫁给另外的区域，这个时代的环境欠债可以留给下一代，获得经济效益的行业、集团、区域、国家可以通过非法、隐蔽的手法，在获益的同时转移环境亏损，转移环境责任，转移环境代价，转移环境灾难。西部民族后进地区就易成为这种灾难的接受地，也易成为环境欠债的生产地。要彻底改变民族地区的环境问题，不在新的大开发中出现环境成本的无法控制，就必须改变末端治理的环保观念，注重环境问题的源头预防。
西部民族地区要走出末端治理的误区。首先，要使领导干部转变观念，充分认识经济模式不改变，环境保护不能变。其次，要看到西部地区虽然经济发展慢，但有后发优势，可以避免再走先发展地区走过的弯路；可以利用后发优势，跨越式地走高起点发展之路；再次，应加快城市化进程，发展10-20万人口的小城市，3-5万人口的中心镇，通过城市化，改变兄弟民族的生育观、生活观，实现人口数量的减少、人们生活质量的提高、环境意识的加强。
3.树立民族地区资源利用的公平观。民族地区曾无偿地向发达地区输送过资源，在发展了别人的时候却没有发展自己，对资源利用不公平的恶果，民族地区深有感触。在新的机遇面前，民族地区有责任树立资源利用的公平观。一是人与自然公平。人是自然环境的一部分，人类生存、发展的条件均来自自然界，人类一刻也不能脱离自然环境而生存。人类与自然环境应保持一种公正关系，就是要求人类要有意识地控制自己的行为，合理地控制利用改造自然界的程度，维护生态系统的完整稳定。生态平衡的破坏，无论是谁造成的，无论是从那个环节开始的，都会殃及整个地球生命系统。生态平衡是人类整体利益所在，保护生态平衡就是保护人类的整体利益，个人对待生态平衡的态度和行为，就是对待人类整体利益的态度和行为。二是代际公平。即当代人与后代人应公平地享有地球资源和生态环境，为了人类的可持续发展，当代人有责任和义务在自己发展的同时为子孙后代的发展留下空间。当代人应尽量充分的估计到自己实践活动的后果，尽量充分的估计到这种实践活动所导致的自然平衡的改变对于人类的生存与发展究竟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从而做出趋利避害的最佳选择。三是代内公正。即同一代人中一部分人的发展不应损害另一部分人的发展。当代人在利用自然资源、满足自身利益上要达到机会平等，使利益分配符合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分配原则。
4.树立民族地区新的资源观。计划经济时代，西部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是以低价或无偿代价向发达地区调拨资源为主要特征的。市场经济条件下，西部民族地区仍以对不可再生资源的难以持续的掠夺性开发作为发展经济的唯一手段。长期以来，西部民族地区在对自我资源的认识上，一直存在狭隘性。认为西部地区的资源优势，就是那些可以实现短期收益的资源。因而，走的也就是一条“靠山吃山，靠水吃水”资源开发模式。不利于西部资源的持续合理利用；不利于改变西部地区资源输出性的不利地位；不利于改变西部地区的贫困状态。在新的发展机遇面前，西部地区要正确估价自己的资源优势，从新的视角来看待和评价资源，充分认识西部民族地区隐藏的丰厚的人文资源，尤其是绚丽多彩的民族传统文化，对这一独特资源的潜心开发并使其产业化，无疑是西部民族地区发展的新的增长点，同时还是符合西部地区发展的可持续发展之路，拓展着西部发展的新空间。
【收稿日期】1999-12-20
标签：生态系统论文; 生态破坏论文; 环境经济论文; 经济论文; 社会资源论文; 环境保护论文; 人与自然论文; 生态学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