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化——妇女发展的又一机遇与挑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机遇论文,妇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我们考虑影响中国妇女发展的诸要素时，有一个背景性因素是不应该被忽视的，即中国 正面临加速发展的城市化过程。
根据一些学者的定义，所谓城市化，是指人口向城市或城市地带集中的现象或过程。它的 实质和基本内容是在农业生产力和非农业生产力发展的基础上，实现农业和非农业产业、从 事农业的人口和从事非农业产业的人口在地理空间上的分工和分离，从而使非农产业和人口 在 较大地域范围内集聚，使城市规模扩大、数量增多、城市人口增加的过程。①
近代城市发展的动力直接源于18世纪欧洲的工业革命。近200年来，在工业化的推动下，近 代城市不仅在数量、规模和成长速度上有了空前发展，在结构功能诸方面也发生了巨大变化 。从世界银行《1994年世界发展报告》列举的132个国家和地区的发展数据我们可以看到： 以城市数目增多、规模扩大、人口占总人口比例不断提高为特征的城市化进程是一个全球 性的发展趋势。城市化进程同工业化进程紧密相关，英、法、德、美等最早完成工业化的国 家又是最早启动城市化的国家，它们都在不到100年的时间内，使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 上升到50%以上。而且，各国城市化水平又是与其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一致的。②
中国城市化过程经历了一个特殊曲折的过程：1949-1957年是城市化健康成长的阶段。1957 年中国城市化比例从1949年的10.64%，一下上升到15.39%。但此后又进入一个长达20年的停 滞甚至倒退时期，特别是1968-1972年间城镇人口比重连续5年下降。1978年底，即使在数千 万知识青年、下放干部回城定居的情况下，城镇人口的比例也仅为17.9%。进入改革开放的8 0年代，中国才进入城市化加速时期。到2000年第5次人口普查时，我国市镇人口比重已迅速 增长到36.09%，比10年前第4次人口普查时提高了近10个百分点，净增城镇人口3亿多。但总 体来说，我国的城市化仍然滞后于工业化：从1952年到1990年，农业劳动份额变动为-23.5 ，而城市人口比重变化份额仅为13.95。③
根据国际经验，当一个国家城市化水平达到30%以后就将进入城市化的快速发展阶段，一般 进入中等收入水平，其城市化水平即可超过60%。我们可以看到：目前中国正处在这个城市 化加速区间，因此，中国正孕育着新一轮的加速城市化浪潮。中国共产党第十五届中央委员 会 第五次全体会议上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的建议” ，就把“积极稳妥地推进城镇化”作为重要的战略措施提出，并指出：“提高城镇化水平， 转移农村人口，可以为经济发展提供广阔的市场和持久的动力，是优化城乡经济结构，促进 国民经济良性循环和社会协调发展的重大措施。”在2001年召开的第十四届全国中小城市经 济社会问题研讨会上，有专家预测，未来20年，我国城市化水平将从目前的36%提高到54%以 上，城镇人口将首次超过农村人口。
城市化不仅仅是一个“农民进城”和城市规模机械扩张的过程，它将通过资源的集聚和重 新布局改变我们的生存空间和生存模式。城市化和工业化、现代化是一个三位一体的文明演 进过程。对于关心新世纪中国妇女发展的人来说，城市化作为现代化不可逾越的发展过程和 重要组成部分，不能不进入我们关注的视野。
一、城市化给妇女带来的发展机遇
(一)城市文明为妇女发展提供了崭新起点
列宁在分析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有关经济、文化、社会统计资料后指出：“城市是经 济、政治和人民精神生活的中心，是前进的主要动力。”④城市聚集了文明发展所需的新的 要素，是人类现代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成长点。城市化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它的聚集效应和 创新效应之上：
1.城市化的聚集效应(乘数效应)
城市成为现代工业生产和人口的聚落形态，是因为城市适应了现代产业社会化生产大规模 集中的需要。这一聚集不仅仅带来土地、基础设施、公用设施的节约，扩大了资源利用率， 提高了合理配置、利用劳动力资源的效率，而且带动人口向城市聚集，使得专业化组织不断 分化升级，形成一个个新的经济中心和社会结构。城市化因其人口数量、人口密度和异质性 变化，产生了如德国社会学家藤尼斯所说，“亲密无间的、与世隔绝的、排外的共同生活” 的“礼俗社会”逐渐被“机械组合”的“法理社会”取代的变化趋向；另一方面，城市化使 居民的生活、行为、思维方式也发生了巨大变化。亦如德国社会学家齐美尔的“城市精神生 活理论”所说，农村生活节奏慢、感官刺激稳定、平稳；城市则像一个大万花筒，以其景象 、声音、气味扰动着人们。神经刺激的强化使城市居民老于世故、聪明伶俐，整个城市生活 充满理智。这种城市理智表现为时间的合理组织和发达的劳动分工。尽管一些学者对城市化 的“密度+异质性”有导致病态的担忧，但正如迪尔凯姆所认为的，城市中复杂的分工使居 民在生活中能够有更多的选择，是对传统社会整合方式釜底抽薪式的破坏，有助于人们在相 互依 赖的基础上形成契约关系，从而使个体获得更大发展的可能性。从这一意义上说，因城 市化带来的一系列结构性效应将使人的发展空间和发展资源扩张。目前中国GDP的70%、财政 收入的80%来自城市经济，由于城市化产生的聚集效应，也会使妇女发展资源随之有了新的 增量。具体而言，这一变化将导致：
(1)妇女经济参与方式将多样化，参与机会将有较大的增加。城市首先是一个经济巨系统， 多种多样的经济活动为城市居民提供众多就业机会。城市产业结构的多样性和庞大产业群的 存在以及分工的发达，为妇女创造了职业和参与渠道的多样性。城市人口居住的密集给第三 产业以巨大的发展空间，特别是在城市现代化过程中，新兴产业——信息资讯、金融保险、 对外贸易、房地产业、旅游、咨询以及文化产业无一不是在城市获得长足发展的，而这 些职业的智力化因素特别有利于妇女发挥其优势，因而为妇女创造了新的职位和职业发展机 会。
(2)城市化将为女性提供更多的教育机会。现代城市也是国民教育的中心，一个现代教育体 系(包括学历教育和职业教育、成人教育)和学科门类齐全的教育机构、教育科研机构无不依 傍城市发展。目前我国高校和科研机构、科研力量的90%都在城市。因此，城市化将给女性 带来比农村更丰厚的教育文化资源。从2000年第二期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结果也可以看到 ，城乡比较，城镇男女两性上学年数差别比农村男女两性多1.8和1.7年。尽管一个人受教育 程 度是受多种社会文化因素影响的，但城乡之间在教育资源上存在的差别是无可置疑的。
(3)女性发展的组织资源随城市化而增加。城市作为政治文化中心，对城乡具有整合和辐射 的双重作用，亦因其多重结构、“条”“块”并存、纵横交错的社会结构特点和居民组成的 异质性、多样性，使其更具有组织化优势。尽管当前农村基层组织建设获得很大发展，亦有 多种协会形成，但据统计，目前我国各类女性协会、学会、联谊会等民间团体90%还是集中 在城市的。⑤而且因都市提供的便捷和集约度、都市生活的多样性和社会关系的丰富性，为 女性组织成长提供了越来越广阔的空间，新的女性的网络型组织、新的载体不断随着新的通 讯传播技术涌现，都为妇女发展创造了丰富的组织化基础。
(4)基础设施和公共设施、信息和传播技术的高度密集，为女性发展提供文化发展资源。城 市密集的传媒、遍布都市的图书馆、剧场、音像中心、科普长廊、公园、广场、体育馆、健 身场所、休闲场所、医院等公共设施使女性可以获得更多的信息、技术和服务，满足更高层 次的精神需求，在精神发展方面获得重要的文化资源。
2.城市化的创新效应
马克思主义奠基人这样描述伴随工业化、城市化带来的社会生活和人的巨大变化：“乡村 变 为城市，荒野变为清除了林木的耕地等等，而且生产者也改变着，锻炼出新的品质，通过生 产而发展和改造着自身，造成新的力量和观念，造成新的交往方式、新的需要和新的语言。 ”⑥城市化创造着新的组织制度、新的交往方式、新的生活方式、新的观念，也创造着新的 女性。
首先，随着城市化进程，一大批农村妇女将实现从农村居民到现代都市人的社会身份转换 和 从农民到非农职业人口的职业身份转换。
其次，伴随着这种身份转换的是人的社会交往关系的丰富化。实现城市化以后，农村社区 原有的基于血缘、地缘关系之上的亲属、邻里之间的频繁往来这些初级交往形式会依然存在 ，但因业缘和各种兴趣而结成的大量社会团体将构成女性新的社会交往网络，而且交往方式 也将越来越多样——从以往面对面式的直接交往变为既可直接互动，亦可通过电话、电子邮 件、网络等现代通讯工具的间接联系。这将极大地扩展交往的时空和效率，为女性通向外部 世界、融入现代社会敞开了机会和提供丰富的通道，也有利于削弱家族、家长对女性的控制 和地域的狭小局限，从而使女性获得更多独立参与的机会；女性之间的广泛交往，彼此认同 和鼓励，也有利于女性主体意识的形成。
更重要的是，城市化有使两性关系更趋平等的可能。城市化不同程度地提高了居民的文明 程度，更有利于形成平等的性别意识和性别关系。如1991年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所承担的“ 当代中国妇女地位研究”，以事业价值观、贞节观、婚姻观、家庭处事观、生育性别观和社 交性别观作为性别规范的指标，对性别规范的转型进行调查和城乡对比分析，结果显示：城 市偏重于现代型和向现代转型，农村则仍偏重于传统型。报告指出，受教育机会的普及、参 与社会活动机会的增多、社交的广泛，有利于两性开阔视野，接受新观念，突破陈旧性别规 范的约束。⑦
同一个研究报告还表明：尽管总体来说男性家庭地位普遍高于女性，但城镇男女两性地位 差 别要小于乡村。在对影响家庭权力的诸多决定因素进行分析后，报告指出：城市较多采取独 立居住方式，使城市女性在家庭中的地位比之较多采以从夫居方式的农村妇女更高。⑧—— 城 市化在为女性提供新的职业化空间、新的居住方式、新的聚集交往方式的同时，使女性的 主体意识和群体意识交互发展，有利于观念的更新。
(二)城市化为女性提供了新的活动舞台
城市化还为妇女创造新的公共空间，使女性参与公共事务的途径增多。从职业活动来看， 女性除进入原有产业工人、知识分子、干部群体之外，当代城市为女性提供了新的职业发展 领域，如：个体私营企业等非公有制经济组织、现代都市服务业、高新技术领域、文化产业 (特别是现代传媒业)和社区建设等。特别是在城市管理体制经历巨大变革的今天，女性在社 区建设中的作用与日俱增，且不可替代。以社区体制改革的全国典范南京市鼓楼区为例，新 的管理体制建立后，全区10个街道324个正副主任中，女性比例达77%；而在作为居民自治组 织的社区居委会一级，女性社会工作者的比例高达9成。可以看到，在城市中，女性对公共 事务管理的作用越来越重要。以女性和女性组织为主的环保、志愿者活动和对城市弱势群体 的救助以及积极参与社区内各项公益事业和文体活动，充分显示了女性管理城市公共事务的 参与广度——城市在塑造都市女性新形象的同时，女性也在积极创造着都市文明。
二、城市化给女性带来的挑战
(一)城市妇女：边缘化和低层化的危险
城市化不仅仅是城市外延扩展的过程，同样还意味着城市的现代化——城市功能的现代化 、建设和管理的现代化，因而不可避免伴随有新的结构调整——从城市新的功能定位到产业 结构调整、劳动力结构调整，以及管理体制的转轨和一系列城市化取向的制度改革和创新。 但是我们看到，在新一轮的城市结构升级调整中，城市妇女存在边缘化和低层化的危险，特 别是在劳动就业和社会保障方面。从1996年到2000年，中国国有企业从业人数减少了3142万 ，下降了27.9%；城镇集体单位从业人数减少了1517万，下降了50.3%。在此结构调整中女性 所受冲击更大。据国家统计局发布数字计算，1998年全国登记失业人口中，女性占了52.67% ，其中失业6个月以上的女性比例为54.93%，而经职业介绍所介绍实现再就业的女性仅占39.1%。另据全国妇联2000年第二次妇女社会地位调查，与1990年相比，城镇男女两性的在 业率均有所降低，但女性下降幅度更大，为12.6个百分点，高于男性下降的8.5个百分点。 女性不仅再就业更困难，而且多以非正规形式实现再就业，妇女多集中于收入低的职业，10 年间两性收入的差距不是缩小，而是扩大了7.4个百分点。⑨
另一个变化是在城市的社会变迁和管理体制的变革中，在从“单位人”向“社会人”转变 的过程中，两种保障体系转接之间，女性表现出更大的脆弱性。比如女性因更多实行非正规 就业，工作稳定性差，频频换岗等原因，难以被社会保障网覆盖；女性比男性早退出劳动力 市场的制度设计，使女性特别是老年妇女面临社会保障程度不足的危险。此外，妇女尽管在 文化、传媒领域从业比例较高，但在文化市场化、产业化过程中，女性在大众传媒中被物化 、被商品化的趋向也使妇女在独立意志表达和文化建设参与方面处于不利地位。也就是说， 在公共资源的分配原则发生巨变的城市化过程中，妇女利益往往受到忽视因而更具脆弱性。
(二)非农化过程中的农村妇女：城市化带来的新分化
城市化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农村非农化过程，它通常采取两种模式：一种是城市不断向 外“摊饼”式地扩张，农村人口向城市聚居。另一种是在非农人口聚集的基础上形成新的城 市。
农村人口向都市聚集也有两种方式：农村人口成建制的转移，比如新的都市圈画线画到什 么 地方，在线内的农村居民都转为城镇居民；另一种方式则是农民通过个体流动的方式进城。 目前大量通过“自组织”方式流动进城务工的农民，虽然仍然是“居无定所”的“暂住人 口”，但相当一部分人已有较稳定的职业并已经在当地常住下来，未来随着户籍制度的改革 ，他们将成为城镇新居民和城乡融合的主要载体。
应该看到，城市化也是一个阶层分化、城乡分化和性别分化的过程。收益和代价在不同群 体之间是不均衡分布的。一部分农民有可能获得城市化先机(比如土地升值的红利和新的职 业发展机会)，特别是在知识、技能、资金方面占有优势的“进城者”获利甚丰。⑩但另一 部分农民在城市化的同时付出代价，比如在与土地分离过程中，失去土地的纯农户因缺少其 他谋生手段最容易陷入贫困(失去土地又无业的“农转非”人口已构成今日城市贫困群体中 的来源之一)，因此带来新的阶层分化。
这一非农化过程(非农化和城市化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也存在性别分化加深的可能。有 报告指出，在“农转非”过程中存在男性优先的性别利益级差和性别分化。如据罗蓉对成都 郊区一个近年来被政府大量征用土地的行政村的典型调查，政府征用土地通常通过两种方式 ： 以就业换取土地和以货币购买土地。前者提供的就业机会远远不能解决该村就业不足的问题 ；而以货币购买土地，对一个人均耕地不足1亩的农村来说，一个劳动力平均也就只有不足6 000元的补偿。该村农民在城镇化过程中“失去了土地，换回了每月每人不足50元的生活补 助和下岗危机。”而“这些极有限的就业岗位”也是“以初中文化程度以上的中青年男性为 主。”另如笔者在一项“非农化过程中的农村妇女”研究中揭示的，因征地“农转非”过程 中家庭决策表现出的“先长后幼、先男后女”的利益秩序，都反映了城市化过程中同样存在 男性优先的潜规则。(11)这一男性优先的利益格局，使得城市化收益分配(出嫁、改嫁妇女 极易在土地流转中失去土地，这就意味着被剥夺城市化带来土地升值时的收益权)时， 女性极易被排除在外，而乡村为城市化支付代价时(失业和失去土地保障)女性又首当其冲。
第二种个体流动的转移方式对女性挑战最大。因为农村女性的流动以及流动方式都存在一 定 的局限性。目前我国妇女流动原因占第一位的是婚入和婚迁，1990年女性因婚姻迁移的占女 性迁移人口的28%，加上作为随迁家属的14%，共42%。女性迁移的第二位原因才是务工经商 ，占17%。而男性流动占第一位的原因是务工经商，占31%，加上工作调动、学习培训比例高 达61%。男性迁移原因的最后一位才是婚姻，仅占2%。也就是说，男性以经济迁移为主，女 性以婚姻迁移为主。(12)(从江苏的一份调查报告看，女性婚姻流动以农村妇女为主，在198 5-1990年间，江苏因婚姻流动的39.77万妇女中，91.0%是农村户口。)(13)
多项研究报告表明，在8000万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流动中，男性为流动主体的现象是普遍的 。 如一项对中国两个跨省流动规模最大、最有代表性的农业大省四川、安徽省农村外出劳动力 的调查分析亦证明：外出劳动力中女性仅占3成。从婚姻状况看，男性已婚者多于未婚，女 性未婚者多于已婚；从年龄结构看，女性平均年龄在23.1—27.9岁之间，要比男性分别低5.6—1岁。女性外出务工以未婚低龄群体为主，她们的未来去向受婚姻选择制约。研究者在 分析造成这些差别的原因时，指出影响家庭决策过程的，是缘于传统历史文化形成的“男主 外 、女主内”的分工格局。(14)正因为受传统性别规范约束，农村妇女不仅“出去难”，而且 即使外出，也常是“移而不迁”的。
当前仍然有很多城市选择向外地民工有选择地“打开城市”的策略，即所谓择优机制。比 如，文化“移民”，有些城市规定进城务工农民文化程度的最低标准，另如农村孩子考上大 学 、中专技校可以改为城市户口，也可视为是一种“文化移民”政策。其次，技术“移民”， 如筑高职业准入门槛，仅向有一定技能的外来人员敞开大门。还有，投资“移民”，比如规 定在城镇投资或置业建房方可获得城市的“蓝印户口”等等。这类“择优”机制实际是一种 “强势倾斜”的惯例，对因历史原因在文化教育和技术上不占优势、又不占资金优势的农村 妇女不利，她们即使一只脚跨进城市打工，也只能是实行轮换式制，随时可能还乡。“难进 去、留不住”，非农转移中的滞后性、被动性以及转移的不稳定性，使农村妇女比男性更难 获得城市化的先机。
农村女性难以做到“出得来、进得去、留得住”，既有制度性、政策性因素(城乡分割的二 元经济体制及户籍制度)，也有旧的性别规范的制约(“男主外、女主内”)。
(三)已进城的妇女：在新的城市系统中面临边缘化的危险
进城后，妇女以什么样的方式被整合进城市系统之中以及她们在新的城市系统中居于什么 样的位置是值得研究的。
据一项对北京市1999年181.025万外来就业人员的人口普查，外来民工就业有“体力劳动多 ，基础服务业中就业多，低工资就业者多，拾遗补缺性就业多，周期性和季节性就业者多， 脏、累、差、险工种就业者多”等六多的特点。(15)当前流动的农村妇女有相当一部分集中 在工业加工区，多属流水线上的熟练工人；另一部分进入城市的多从事服务业、城市苦累脏 险工种以及流动摊贩、拾荒等，分布于传统部门，以实行非正规就业居多。从职业分层看， 她们居于劳动力市场的低层。
进入城市的农村妇女在新的城市系统中的位置往往还和她们“进入”的方式有关。以非主 流方式进入，如婚入，这使她们容易形成对有“城里人”身份的丈夫的依附；另以不合法方 式进入，如为立足城市而与人非法同居、沦为无业人员甚至涉足色情行业，更无可避免地使 这一部分人处于城市的边缘。
还有一个值得关注的是，农村女性在进入城市后的文化认同问题。长期以来，流入城市的 农村劳动力因为和当地居民在劳动力市场、生活和身份上的分隔，也因为都市主流文化的排 斥，形成一个特殊的群落和有别于主流文化的亚文化，被称作当代都市的“边缘人”。(16) 随 着造成城乡分隔的旧体制的松动(如酝酿中的户籍制改革)，这种身份上的分隔将有很大改变 ，但文化心理分野的消除还要假以时日。进入都市的农村女性，还要面临一个如何在观念和 行为方式上适应转型、如何通过观念和行为方式的现代化以尽快融入现代都市文明的问题。
(四)留在农村的妇女：未来的不确定性
据1998年官方统计，我国3.48亿农村劳动力中，有1.5—1.6亿剩余劳动力。1992年起，中 国农业劳动力绝对数量首次出现下降。但按国际通行标准，人均耕地4亩是一个平衡点，而 到1994年全国农村人均耕地面积仅有1.66亩，今后土地资源不足将形成一个巨大的“推力” ，未来农业部门劳动力比重起码要减到35%，最终降至10%。我们不能不关心，在农业劳动力 降到10%时，其中女性所占的比例为几何?当前已普遍存在的农业劳动力女性化现象到那时会 朝什么方向发展?特别是在加入WTO之后，以女性为主的农业会退化萎缩还是在新的结构调整 中获得发展?农业的比较效益能够得到提高还是进一步弱化?
城市化作为一个城市和乡村此长彼消的过程，必然极大地改变农村人口的布局、农村社会 结构和社会变迁的深度。一部分农村妇女将转化成城镇人口，另一部分依然留在农村的将面 临农业结构调整带来的挑战。当然，她们也面临新的机遇——农业的发展资源将面临重新配 置，农业男性缺席带来的妇女独立发展机会，但需要政府在城市化过程中制定对农业的保护 和扶助政策，加大农业技术的供给和提供城乡互动机会，妇女在这样一种制度供给的背景下 ，积极获取农业现代化所必需的技术、资金、信息和市场，她们将成为新一代的现代农民。 但是，这当中有太多的不确定因素。外部因素(比如全球经济发展形势、不同区域城市化和 发展农业的政策选择、文化观念系统的支持作用等)和自身条件(女性自身的素质、在城市化 过程中的能动性)都会影响到变化的过程和路径。
三、妇女组织在城市化过程中的任务
当前国家确立加快城市化进程的战略，打破长期存在的城乡二元分隔发展旧模式实行城乡 一体化发展，这些都为妇女在城市化进程中创造了新的发展空间。但是城市化作为城乡资源 分布的大的重组和聚集，和其他任何资源重新配置过程一样，都要遇到如何公平地聚集和分 配问题(包括土地和其他资源的流转、社会保障的覆盖与普遍应享权利范围之确定)。城市化 不应以损害弱势群体利益和发展机会为前提，因此也应该让社会性别平等意识进入城市化战 略 和城市发展公共政策，使之主流化。作为妇女组织，既要有总揽发展全局的大视野，也要对 此有足够的敏感。一个公平的城市化发展战略应该关注城市化、城市改革过程中性别利益结 构的变化，积极影响就业、社会保障政策、公共卫生、城市管理、文化产业发展特别是媒体 传播几大公共领域的政策制定，纠正资源支配方面存在的不平等现象，使妇女在城市化过程 中能够平等享有发展资源和参与机会。这是妇女在城市化过程中赢得发展机遇的重要制度性 前提。其次，在城市化过程中，应关注农村妇女发展的公共资源支持问题，使城市化促进农 业现代化，而不是损害农村和农业发展。
城市化对妇女发展是机遇与挑战并存，这句话是正确的，但不完整，我们还需要回答机遇 与挑战孰大孰小的问题。对不同的群体、不同的个体乃至不同的路径选择，都可能造成机遇 大于挑战或是挑战大于机遇的后果。从妇女群体来说，要想在这一进程中获得发展而不是被 进一步边缘化，须具备一定的先决条件。挑战与应战，已构成当今发展的普遍模式，只有对 挑战做出强有力回应的人，才能获得真正意义上的发展。因此妇女组织应该针对城市化不同 进程，适时制定新的妇女培训计划，从职业技能培训、管理和创业培训到流动妇女的培训， 使融入城市的妇女能够在不同的层面上参与，特别是通过培训使更多的妇女进入管理和经 营层。鼓励女大学生、女知识分子更多地进入高科技领域的而不是把女性在城市发展的作用 仅仅定位于家政和社区服务领域。
多项研究都表明，知识和技能在推动劳动力流动、帮助个体改变命运中的作用是非常显著 的。因此，培训应该是妇女组织贯穿城市化过程始终的一项重要任务。 ①②参见陈颐：《中国城市化和城市现代化》，南京出版社，1998年版，第3、5、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