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北：燕京大学生“雪红之星”在中国的翻译与接受_燕京大学论文

到陕北去：燕京大学学生对斯诺《红星照耀中国》的翻译与接受，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燕京大学论文,陕北论文,红星论文,中国论文,斯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是中国现代史上一个举足轻重的作品。结合这个作品之后的历史发展，我们从这个作品里读到最多的，是马上就要一跃腾起的中国共产党。本文所关心的是燕京大学学生受斯诺的影响而选择中共的情感与行动。关于斯诺的写作，从一个角度看，斯诺夫妇是带着在北京学生中获得的振奋且美妙的体验先后来到陕北的，回到北京后他们积极促成学生们选择中共。从另一个角度看，1936-1937年之交，燕京大学的学生是最早接触到斯诺陕北采访成果的群体，在接收到斯诺带回的陕北信息后，他们集体性地倾向中共。由斯诺夫妇关联起的红军和学生这两个群体，在斯诺的判断中都是新的中国人，在斯诺夫人的描绘中也是同一类人——她的判断我们相当陌生——清教徒。这篇论文要讨论的就是在上述过程中斯诺、学生和斯诺笔下的中共，三者之间的互通如何达成？论文从斯诺为什么认可中国共产党开始讨论，之后再落实斯诺对燕大学生产生直接影响的基础上，考察学生们倾向中共、到陕北去的一段心态史。

      斯诺的陕北中共：新的中国人

      1933年，时任燕京大学新闻系讲师的斯诺为《密勒氏评论报》访问了河北定县，目的是采访晏阳初在那里的乡村改造项目。斯诺在采访后写了一篇文章，题目叫“农村中国如何被重造”。在这篇文章里，斯诺认为定县已经有了不少教育、交通、食物和卫生上的进步，但基督教徒晏阳初改造了人，转变了中国人的生活态度，这远比引入西方器物和技术要深刻，晏阳初不只是一个改良主义的教育家，更是革命性的改革者。[1]1933年，斯诺已来华数年，拥有对中国的稳定认识，他也将在三年之后获得去陕北的通行证，开启历史性的对红色中国的访问。因此可以说，1933年斯诺在关于晏阳初的报道中提出的改造人的问题，是我们把握斯诺的一个切入点，这是他的中国经验的总结，也是斯诺对陕北形成判断的先在的认识结构。

      斯诺1928年到上海后就在《密勒氏评论报》工作。当时的驻华美国记者流行孤立主义的态度，他们希望中国强大，反对英日等国家在中国的殖民，反对它国干涉中国政治，但也认为美国不应介入中国局势。很能代表这种态度的，是斯诺在《密勒氏评论报》的老板约翰·鲍威尔(John B.Powel)，鲍威尔始终支持国民党政府，称其“作为世界上最伟大的执政党之一，是名副其实的”。[2]从托马斯(S.Bernard Thomas)描述的斯诺在华经历看，斯诺进入《密勒氏评论报》后，很快融入亲华反帝的氛围。不过，尽管斯诺不满殖民者对中国事务的介入，但对笼统意义上的中国人也缺乏认可和信心。1929年，来华一年的斯诺采访了绥远的大饥荒，在萨拉齐目睹了令人震惊的悲惨，他看到“一些村庄公开地买卖人肉”。[3]采访灾荒对斯诺来说是一个偶然事件，但似乎正是这个偶然事件，奠基了斯诺对中国的基本感受。在他看来，中国人贫穷、肮脏和落后，很难想象有着这样的人民的中国能够进入现代。

      斯诺意识中有对落后中国人的担忧，在随后的几年里向两个方面有了延伸和解答。首先，斯诺逐渐找到了他喜欢的、有着新生气象的中国人；其次，斯诺开始认为共产党的革命蓝图是亚洲自救、中国自救的方法。

      1930—1931年斯诺在东南亚和南亚做了一个广泛的旅行，终点是印度。似乎正是这个与中国同样古老的东方国家，让斯诺肯定了共产党。1930年代初的印度有多种革命思潮角逐，斯诺见到了印度几乎所有重要的革命领袖。斯诺不认可甘地的革命，他认为甘地对传统和习俗的强调，是将政治和宗教混为一谈，太不实际。更为激进的尼赫鲁引起斯诺的共鸣，被他称为一个“现实的领袖，实践型政治家”。[4]斯诺后来说，这段时期快速、整体革命的想法在他观念中膨胀，这恰和了共产党关于整体变革的说法。也是在印度，斯诺第一次直接接触到共产党及其政治行动，并开始阅读马列作品，他后来认为这是他认真思考马列理论的开始。斯诺在印度收获的感受是他在东南亚和南亚旅行的总结式的收尾，他对共产党和共产主义产生感情，有一个前提性的关怀，即不发达的民族如何获得独立并建立现代国家。事实上，斯诺在旅行之前投递出去的一篇介绍中国共产党的文章里，已经透露了类似看法，他认为中国正在进行的人民革命，将激烈撼动整个亚洲的殖民资本主义(colonial capitalism)，这是亚洲的伟大战争(a great war of Asia)。[5]

      在这样的革命里，共产党一方面是民族革命的力量，能够战胜帝国主义；另一方面共产主义是源自西方的科学理论，比甘地式的东方神秘思想更能把苦难的东方带向文明，落后的亚洲国家将通过完全西化，进入现代。[6]而这样的整体西化需要在具体的个人之上得到落实。斯诺认为中国需要一代新人，民族问题、社会问题只能由现代中国人来解决，定县实验中深入到伦理层面的改造了的现代中国人，是斯诺理解的中国变革的关键。需要注意的是，对伦理改造的认可中有一种贯穿习惯、言行、情感和社会风俗的普世的文明标准，而这一标准显然是西方的。

      1933年，斯诺和妻子迁居北京，夫妇二人很快发现了鲜活夺目的现代中国人，这就是燕大的激进爱国学生。这些接受着很好的西式教育的学生，给斯诺带来了好感。更有趣的可能是，在海伦·斯诺的感受中，有一种认为彼此都是清教徒、同处某个共同体的感受，而他们也的确在通过行动刺激中国政局这一点上有相同的看法。斯诺夫妇支持学生上街游行抗议政府，斯诺的家也成为学生策划政治活动的据点。在比斯诺更激进的海伦·斯诺的回忆里，他们夫妇是1935年冬天北京街头“一二·九”学生运动的策划者，要求革命的中国学生和美国记者被想象为一个正义同盟，共同反抗邪恶的政府。[7]

      斯诺在北京学生运动中找到的中国人，延续到了陕北。在《红星照耀中国》里，斯诺对直接指挥中共革命的外国人，比如鲍罗廷、李德的评价很低，但他不反对苏联、共产国际在理论上帮助中国。尽管中共有强烈的将队伍无产化的冲动，但这不在斯诺的视阈里，在他看来，共产党由知识阶层构成，他说：“他们不是目不识丁的普罗塔利亚，而来自只占中国人口不到百分之五的受过基础或高级教育的人”。他强调中共的领导人比国民党更加西化，而西化是革命正确的保障。[8]红军严整的纪律和集体意识，给了斯诺更具体的共产党在对普通中国人施行现代教育的感受，斯诺相信他们是摒弃传统的一代新人，能够建立现代文明的中国。[9]毋庸置疑，中共的确使陕北苏区呈现出昂扬面目，这也是抗战期间众多访问陕北的人的共同感受。[10]1936年斯诺来陕北时，苏区是很纯粹的军事社会，他对普通红军战士的卫生、纪律、团结、国际意识、理论语汇、热情和献身精神，充满了敬佩。苏区红军和共产党领导的言谈举止的质量，使斯诺对中共充满好感。斯诺并不完全了解共产党组织的全部特征，在他的理解中，党就是人，就是充满理想和道德的知识青年。在他看来，与晏阳初引介传统资源，以礼为根基、以教育为方式的改革相比，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资源更现代，而科学的西方知识、艰苦的道德与挽救民族的理想，构成了新人，构成了党的德性。[11]

      斯诺在北京触发的陕北热

      斯诺从陕西返回北京后引发的震荡，可从他人的观察中感受一二。欧文·拉铁摩尔(Owen Lattimore)1937年春从英国回到北京时，很快发现了这里的变化：“人人都在谈论恢复统一战线。与此同时，在北京产生了巨大的轰动，斯诺成功地进入红区，出来后撰写了一些新闻报道……人们都试图到那边去：不仅有好奇的外国人，还有数以百计的中国知识分子、大学教授和学生。”拉铁摩尔就是“好奇的外国人”中的一员，他很快同另两个美国人、一个瑞典人一起到陕北去了。

      也许1936年底到1937年斯诺在北京的写作、演讲和聊天，每一次都可称为事件，其影响导向各种后续事件的发展。这特别表现在1937年燕京大学学生的一系列动作中，我们可以从中清晰整理出学生们通过斯诺走近中共的过程。

      1937年2月，斯诺在燕京大学做了两次关于红军的讲座。第一次是燕大新闻学会在未名湖边的临湖轩主持的斯诺苏区采访成果的大会，斯诺当时正任新闻系讲师。临湖轩是燕大礼堂，常用来接待领导和社会要人，也是新闻系、新闻学会例行活动的场所。斯诺夫妇在讲座上放映了他拍摄的苏区影片，展览了110多张照片。当晚到会者很多，除燕大同学外，还有清华大学的学生和陈波儿领衔的上海慰劳抗日军队代表团。2月22日晚，受燕京大学历史学会邀请，斯诺又在临湖轩做了一场报告，到场有300人之多。斯诺放了300多张幻灯片，电影300多尺。[12]

      在斯诺带回新消息前，燕大学生们即使知道中国共产党、知道他们离开江西向中国内陆转移，也无从了解其具体情况。虽然没有材料说明斯诺在燕京大学演讲的内容是什么，但从时间上看，这次演讲可能与2月份发表在上海《大美晚报》的《红党和西北：一个共产党占领区访问者讲述他的第一手的观察》一文相似。这篇文章是斯诺1937年1月份在北京协和教会午餐会上做的演讲。他在这次演讲中，从观察者的角度讲谈了在陕北的见闻和感受，话题包括国共关系、长征、苏区的工业、经济、政治和红军的生活等。斯诺突出强调中共愿意与国民政府合作，也赞美苏区条件虽然差但共产党有很好的群众基础以及红军令人振奋的新气象，斯诺称他们是他在中国遇到的“最快乐的贫民”。[3]

      演讲启发了学生的行动，燕京大学学生组成的两个陕北访问团分别在1937年4月和5月到达延安。[14]到延安后没多久，“七七”事变爆发了，不少学生就此留在了延安。访问团的学生之一、燕大新闻系的赵荣生1937年8月参加了丁玲领导的“西北战地服务团”，任通讯组组长。他随后以“任天马”的笔名写下《活跃的肤施》一书，介绍旅行团的延安行。书中坦陈斯诺对燕大学生的影响：过去因为内战，人们不知道共产党的情况，流言种种非常神秘，“去年红军在吴堡渡河预备到山西去的时候，燕京大学新闻系讲师兼伦敦先驱报记者施诺先生曾到保安去访问过，带了很多的珍奇故事回来，我看了施乐先生所排制的电影，听了施乐先生多次的谈述使我萌生了到陕北探险去的念头”。[15]学生们在延安受到很好的招待，政治领袖毛泽东、陈赓、朱德、陈伯渠，知名文化人成仿吾、丁玲、史沫特莱等都与学生见面聊天，学生们还被安排了解苏区的社会改造和观看话剧。

      如果说到延安去还只是说明学生对中共有好感，那么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则是明确的政治选择。1936年刘少奇到天津主持中共北方局工作后，北京学生出现了入党的高潮。作为“一二·九”运动主力的燕京大学，1935年12月到1936年3月期间入党的学生有17人，包括与斯诺熟识的黄华、张兆麟和陈伯翰；到1937年7月，燕大入党的学生有45人，平均一个月有2.5个学生加入中共。这是一个共产党快速吸收左翼学生的特殊时期，此前中共党组在燕京大学消失了数年，之后抗战八年加上内战时期，燕京大学入党的学生只有37人。

      

      学生入党出现高峰的原因，除北方局的运作外，斯诺本人起了很大的作用。斯诺去陕北时邀请黄华做翻译，黄华就此留在延安，成为中共重要的外交干部。1935年底到1937年7月，加入中共的燕大学生不少来自斯诺的新闻系，有12人，社会学和历史系稍少，分别是11人和7人。这些学生中有12人后来去了陕北根据地。从入党人数和去延安人数可以看到，新闻系、社会学系、历史学系是学生进入中共组织最主要的院系(见表1)。这里可能的解释是，新闻系直接受斯诺影响，而斯诺在临湖轩的两次演讲正是由新闻学会和历史学会召集，参与者也以两系学生为主，演讲的效果在此显现出来。而社会学系的学生是燕大农村调查、乡村建设的主力，这可能促使学生更容易意识到社会改革的问题，并接受斯诺给出的共产党改造中国的富有希望的图景。

      印刷物上的“陕北”比言传身教更能造成大范围的影响。斯诺一回到北京就投入写作，有关陕北中共的英文文章陆续发表，中文翻译也同期进行。1937年4月，根据斯诺部分英文手稿译出的《外国记者西北印象记》(以下简称《印象记》)在北京秘密印刷，印好后就被送到燕京大学、北平大学和东北大学等各个高校图书馆。[17]可以说，这本书最早奠基了人们，特别是青年学生对“红色中国”的认识。

      《印象记》的译者为求完整展现中共苏区的情况，选择了反映长征的廉臣(即陈云)的文章、关于四川苏区的文章、关于陕北苏区的文章和1936年之后共产党的最新讯息。就比重来看，陕北苏区是全书的重点。斯诺的文章占全书近四分之三，所有照片也都来自斯诺，展现陕北的自然环境和中共的生存状况。斯诺的几篇文章是他当时已经完成的《红星照耀中国》的手稿。关于中共的最新消息的文章，来自史沫特莱，毛泽东手书一封请斯诺将此文章宣传出来：“我同史沫得列谈话，表示了我们政策的若干新的步骤，今托便人寄上一份，请收阅，并为宣播。我们都感谢你的。”[18]与斯诺的英文写作一样，毛泽东是《印象记》最大的主角。书的开篇即是毛泽东头戴红星帽的大幅个人照片。这张照片是斯诺拍的，原本是半身照，《印象记》中剪裁为头像照，五官更加清晰。相片下的说明称，毛泽东是“苏维埃的巨人”，并说他“性格类似林肯”，“其为人宽大、诚恳、颇富民主精神及对弱者之同情心”，“他此次领导了有名的长征，可见其军事天才殊不下于其政治经验也”。[19]

      在某种程度上，《印象记》奠基了青年学生对陕北的第一印象。这本书的译者有四位，分别是王福时、郭达、李放和李华春。这里的问题是，他们为什么要翻译这本书？本书秘密印刷、宣传“红色中国”的过程是如何发生的？对这两个问题的考察，将引导我们观察到当时活跃在北京的一个特殊的学生群体以及他们的焦虑与激情。

      东北的感情与接受中共

      《印象记》的四位译者中，王福时、李华春和李放在“九·一八”前都是东北大学的学生。1931年东北大学迫于战事入关迁至北京，建制遭到很大破坏，王福时就先后转入燕京大学和清华大学读书。李华春随东北大学入关、复学，1935年从东北大学政治学习毕业，到《东方快报》当编辑。李放是广东人，出生在河北，1929年考入东北大学物理系，他也随校到了北京，在复校后的东北大学读书。毕业后，李放也到了《东方快报》当编辑。郭达是湖南湘潭人，毕业于北平财政商业学院，随后在燕京大学工作，成为王福时的朋友，1933年郭达因左派运动被捕入狱，1937年出狱。

      王福时是四人中唯一与斯诺有私交的，也是翻译活动的关键。王福时不是普通的东北学生。他的父亲王卓然，是张学良的挚友。1931年5月王卓然随张学良到了北京，张学良去西安后，王卓然是掌管张学良在京事务的第一人。西安事变后王卓然创办了《外交月报》、《东方快报》(初称《覆策》)和《东方快报》印刷厂，安置包括李放和李华春在内的不少东北大学毕业生在报社工作，《印象记》就是在他的印刷厂印刷成书的。斯诺在1930年代中期就与王氏父子相识，也是王家的座上宾。1936年斯诺从陕北归来后，王福时很快看到斯诺带回来的资料，旋即邀约几位东北、燕京友人共同翻译，并借助父亲资源完成印刷。[20]

      从译者的身份看，《印象记》的翻译冲动与东北流亡关内的学生的情绪有关。译者并不是这个判断的孤证。如果我们将考察范围扩大一些，扩展到斯诺身边的爱国学生以及关心斯诺陕北之行、左倾、到延安去并入党的学生，会发现“东北”是一个极为醒目的身份特征。

      

      表2反映了斯诺在北京期间与学生的交往状况。学生主要有三类群体。第一类是燕京大学的学生，以斯诺所在的新闻系学生为主。这些学生大多也是燕京大学学生自治会的骨干，这个自治会领导了燕京大学的“一二·九”运动。第二类群体是各高校的学运领袖。第三类就是斯诺的翻译者，王福时后来还作为海伦·斯诺的翻译，跟她一起去了延安，回北京后，他写了一篇《从陕北归来》，报道中共的最新政策和延安见闻。[22]

      这些学生中，除去三位翻译有东北渊源，燕京大学学生会主席张兆麟是原东北大学的学生；学生会执行委员会主席黄华，也就是斯诺在延安的翻译，“九·一八”前就读于东北锦州交通大学。1935年底北京的学生运动中，东北大学是主力之一，其领袖宋黎是示威队伍的总指挥，1935-1936年宋黎与其他学运领袖常在斯诺家聚会，计划行动。[23]

      在这些学生的感情中，“东北”意味着什么？东北沦陷后，逃难的东北学生大部分到了北京，有些在复校的东北大学复学，有些被安排到北京大学等高校借读，也有的通过重新考试进入别的学校。不难理解，他们对抗日、收复失地比其他人有更具体、急切的体会。1936年东北大学校长周鲸文去西安见张学良，张学良对他说：“我们这个学校的特殊性，不是一般的大学，而是为了抗日造就干部。”[24]周鲸文在当年开学典礼上，沉痛地对东北的流亡子弟说：“我们侥幸逃到关里来，虽然受罪，尚可过着人的生活，我们亲友留在关外的，过的是恐怖生活，过的是亡国奴的生活。”[25]正因这种切身的悲愤和紧迫感，转入其他高校读书的东北学生往往能成为新学校的风云人物。1935年燕大全校学生开会，选了张兆麟和黄华当学生会领袖。新的领袖在燕京大学内部刊物中提出，学生会的任务就是领导学生实行游行和政治运动。[26]而通过张兆麟、黄华等，燕京大学也和东北大学发生更亲密的联动。与别的高校比，当时的东北大学除了日常知识教育外，还有严格的军事训练制度，他们成立了“东北大学学生军”，按步兵操典训练、实弹演习并练习游击战。[27]强调军事皆因学校上下感到收回东北是他们责无旁贷的事。与东北大学的熟识的黄华，获得军训教官的允许，用燕大校车从东北大学借运出包括步枪、手榴弹的武器，组织燕大学生夜里在未名湖搞军事演习。[28]

      更重要的是，东北的学生可能对国民政府没有亲切感和归属感。东北大学在入关前叫做“省立东北大学”，所谓“省立”就是说属于奉天省。东北大学的初始启动经费是张作霖让省财政厅给的，之后的经费除每年财政厅拨款外，就是来自张学良的巨额捐款。[29]1932年之前国民政府教育部不负责东北大学的任何费用。在某种意义上，东北大学是张家办起来的高校，学生虽不一定认同学校归属张学良，但对张学良的归属感高于对蒋介石，对奉天政府的归属感高于对南京政府。因此，西安事变后，当教育部要通过更换校长整顿东北大学，变“省立”为“国立”时，东北大学师生做了激烈的抵抗。当时的校长周鲸文用了“欺负”、“欺人太甚”、“眼里没有东北人”、“赶尽杀绝”、“趁火打劫”等词表达愤慨，他还表态，东北大学的钱都是东北地方筹的，校务归地方管，中央一分钱没掏过，法理上就不能接收东北大学，并说“东北大学直接向张学良负责，中央和我无关系，我也没道理听中央的命令”。[30]学生们也成立了“东北大学护校赴京请愿团”，打算到南京请愿，以做抵抗。

      正是这些有着东北渊源的学生，集体表现出对南京政府的疏远和对陕北中共的亲近，其背后的原因与国民党政府从未实现政治上的统一，一个抽象的国家中央并未取代人们对地方的认同有直接关系。在这篇论文考察的这段历史中，东北认同领导了北京学生的激情。这一点可以做两方面来看。首先，从东北流亡关内的学生在发表言论、闹风潮和搞事情上更积极，这其实是一种强大的势能，把时局、关心和参与大事的欲望、个人的沉痛经验、青年人的事业感、成就感等都裹挟在内。当然也有另外的声音在平衡学生们的行动的激情，但显然，与平淡的学院生活中的学生相比，激进者更容易被识别，也更容易产生短时、快速的影响力，燕京大学1935年学生会的选举结果就是这一状况的说明。另外，东北学生是“一二·九”运动的领袖和主力，他们的所思所虑很清楚，这也就是1930年代上半期东北大学常规的军训和黄华在未名湖畔组织的军事演习所表达的：要以武装实力收回东北。这一愿望及其资源、能量当然也可被国民党吸收，但政府处理“东北”、东北大学和学生运动的方式，背离学生的期待。而共产党这边，由共产国际支持的抗联在东北坚持抗日活动，有关他们的新闻通过在莫斯科排印、在巴黎出版发行的《救国时报》抵达各地。东北学生倾向另一派有武装实力、有收复东北实际作为的政治势力，在这种对比中合情合理。

      斯诺从陕北带回了更加确凿的中共抗日的信息。斯诺之前，尽管中共一直力主抗日，但偏居江西的红军很难在国内媒体上宣传自己的主张。斯诺的到访让共产党的抗日主张和实力，终于可以有体系、有细节，甚至是有照片有真相地宣示出来。斯诺是美国记者，他很关心中国与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的关系。中共的措辞照顾他的美国身份，称“美国政府及极大多数利益不冲突，并愿与之订立太平洋的战线，反对日本侵略者”，而“英国支持日本对满洲之侵略”，“希望不要尝试罗斯之企图，因为这是瓜分中国之企图”。[31]毛泽东更是表示：中国的当务之急是“民族救亡”而非“修改条约”，抗战胜利中国取得独立后，根据各个国家的“战时表现”他们的利益将得到不同程度的尊重。[32]不难估量这些说法带给东北学生的振奋，这种振奋不只是情绪上的，也是真实的选择问题。邓野在关于战后政局的研究中提出了民国政治自身的传统，即依靠武力的逻辑。[33]对学生来说，陕北的红军意味着武装抗日的可能性被真实地看到了，他们不只是在自己左倾的思想脉络上找到了共产党，中共实际上填补了其实早该被占据的位置，红军则是一直被苦苦渴望的力量。

      基督教与校园

      在海伦·斯诺对燕京学生和陕北红军的描述中，有一种颇为显眼的说法：他们都有清教风格。如果我们不将之当作误解，愿意从这个角度去看燕大学生和陕北的关系的话，可能会在通常的政党运动学生的解释外，获得关于学生选择中共的另一层认识。关于这个话题的两个基本问题是：在什么意义上，燕大的基督教性质与学生有实在的关系？斯诺夫妇观察到的清教风格是什么？

      燕京大学是一所基督教教会大学，基督教青年会对这所学校有重要影响，从建校到1940年代，许多校领导和教员都是基督教青年会成员。从能掌握的材料看，与斯诺夫妇交好且是学运主力的学生中有数人是青年会成员。龚普生是基督教女青年会的成员，后来成为上海基督教女青年会干事，1939年代表中国到阿姆斯特丹参加世界基督教青年大会。张淑义也是基督教女青年会成员，后来成为女青年会全国工业干事。燕大基督教氛围最浓郁的时期是1924、1925年左右，每年入学的新生里基督徒占80%以上。这个比例后来有所下降，但抗战爆发前学校仍有基督教氛围，1934、1935年的入学新生里基督徒仍占30%多。[34]据邵玉明等学者的研究，燕大校长司徒雷登的管理始终试图平衡自由学院和基督教宗旨的张力，在宗教重要性不断下滑过程中保证宗教对学校氛围和精英培养的影响力，他在1926年建立的基督教团契(The Yenching Christian Fellowship)是这方面的重要措施。[35]笔者认为，在1930年代燕京大学的左倾学生群体中，基督教发生作用的方式未必是完全共享神学/社会观念，学校的基督教特征和学生在两个维度上建立关联：活动渠道和生活风格。

      活跃在斯诺身边的燕京大学学生自治会是1935年前后燕大的激进爱国学生组织，尽管学校的整体气氛与自治会表现出的政治行动激情有差距，但总体而言燕大的爱国氛围较浓。1935年的12月9日西直门外的游行队伍中，燕京大学有550人，占总数的70%，其中有不少家境优越者和华侨学生。[36]

      这一状况与燕京大学关心时政的学生团体的发达有关。1930年代，虽然校园里有时政色彩的活动常被监控禁止，但各种隐蔽或改头换面的聚会并未因此停止。燕京大学的特殊之处是，宗教聚会为关涉时政的活动遮风挡雨。1930年代就读于燕京大学的侯仁之回忆说：燕京大学的“基督教小团契”(Small Christian Fellowship)是光明正大的团体活动，教徒非教徒都可以参加小团契，但小团契的活动内容不止于宗教，还有讨论时事政治的小组。[37]侯仁之的回忆提供了左翼思想在燕京大学流播的一种方式。如前文所述，“基督教团契”是司徒雷登为保持基督教影响所创立的，同时它也避开了政府关于禁止学校神学院传教的限令。可以说，在某种程度上，“基督教团契”的形式在传教和传播左翼政治两个维度上避开了中国的政府。

      另外，燕京大学不禁马列读物，这可能促使对此感兴趣的学生在认识上加固马克思主义立场。黄华在回忆录中就提到过他在燕京大学阅读马恩列斯著作英译本的经历。[38]燕大的英文刊物订购全面，当时的学生也爱看杂志。[39]这些杂志就包括了刊登斯诺红区报道的《亚洲》、《生活》、《星期六晚报》、《新共和》、《美亚》、《密勒氏评论报》和《大美晚报》等。这意味着学生有获得关于共产党的信息的渠道，不仅是知道、了解斯诺报道的毛泽东和红军，国际左翼运动的动态也都能够获取。

      宗教另有一层向内的作用，也就是海伦·斯诺说的学生和陕北红军共享的清教风格。

      清教(Puritan)特指英国宗教改革后新教中发展出的更为激进的一支，它反对天主教及新教的腐败，要求恪守严格的道德和行为戒律。清教徒在英国受到排压，遂大量移民到北美，所以也有美国以清教徒立国的说法。1930年代，在宗教和救国双重影响下的燕京大学，有着认为“没有意义、白花时间”的娱乐是“玩物丧志”的校园氛围。[40]而随着华北局势恶化，要求学生关注时局的呼声压过对个人品学兼优的要求，后者被认为“对自身的责任糊涂”、是“逍遥主义”，燕大学生自治会为此特别成立“时事研究会”，以正风气。[41]左倾学生中的黄华、张兆麟、刘克夷、叶德光等十多人组成“刻苦团”，“提倡生活刻苦、锻炼身体，准备日后参加东北义勇军打日本”。团员“平时不进城，不上电影院，早晨起来做各种锻炼，穿蓝布大褂，吃食堂价低的饭菜，住冬冷夏热的阁楼宿舍”，“还尽量挤时间阅读进步刊物和理论书籍”。[42]

      从海伦·斯诺的视角看，这样的学生表现着清教徒的卓越精神。海伦·斯诺有明显的清教激情，她非常敏感美国和英国的差别，[43]这在1930年代的中国容易兑换成对中国半殖民状况的同情，而美英之别又和她对清教及清教徒的顶级赞赏混合在一起。她有一种不断革命——不是严格的共产主义运动的不断革命，而是一种革新激情，可以理解为韦伯所说的不断与传统决裂的激情的冲动。她在回忆1935年的北京时，称当时中国的消沉让她“感到窒息，好像空气本身死了一样”。海伦·斯诺对中共的认可，延续着她对燕大学生的好感。她认为陕北和北京有着同样一群优秀的中国人，在她看来，红军年轻热情，有反叛以及与中国现状决裂的精神，而这种决裂感是她非常欣赏的。在她1937年访问陕北的观察报道中，海伦·斯诺花了很多篇幅讲述称赞可爱的红军青年，特别提到红军中的基督徒医生傅连暲，说他是一个“传福音的人”。[44]而在她架构的两者关联中，陕北红军和北京学生，与宋庆龄、路易·艾黎、卡尔·森等“工合”伙伴是一样的，都是“真正的清教徒”，是中国的活力与希望。

      斯诺认可中国共产党有一层底色，即他们是新的中国人。这个底色决定了斯诺为什么认为中共好，认为红军有希望。另一个获得了类似评价的群体是燕京大学的爱国学生，斯诺积极促成这两者的互通。

      此处触及了学生运动的话题。1935-1936年北京的学生运动是一段激荡人心的历史，相当一批左翼学生很快加入了中共，“一二·九”一代的知识精英逐渐成为中共干部队伍的重要人才。本文讨论的燕京大学学生的到陕北去，可看作这段历史的一个个案研究。与从政党运动角度讨论学生左倾不同，本文希望以学生为主体，贴切地在情感和行动两个层面，呈现他们的政治选择。我们发现东北学生的内迁入关，可能是左右北京学院气氛的一个重要因素，东北学生对中央政府的不满、对时局的焦虑领导了激进的学潮。另外，清教也在学生接受中共的过程中扮演着微妙的角色。我们可以看到左翼学生中流行着一种清教式的生活风格，而这种风格预示的改造社会、改造自我的冲动，是中共革命被学生欣然接受的先在的情感结构。事实上，学生到陕北去是多元因素促成的结果，也是一个开放的历史时刻，多种情感和冲动聚积在朝向中共的政治选择里。而从另一个角度看，这也意味着长征后的共产党被想象为解决1930年代中后期政治和社会困境的可能性。燕京大学学生的到陕北去，预示着抗战爆发后更多青年学生奔赴延安的大潮，也证明了斯诺在《红星照耀中国》中给出的“红色中国”真正兴起的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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