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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一生留下了大量著述，包括奏稿、日记、诗文、书信、批牍、读书录等。这是研究曾国藩本人思想言行和中国近代尤其是清道光、咸丰、同治年间政治、经济、军事以及思想文化极有参考价值的文献。从而，对于曾国藩著述的整理和编辑出版，是一件很重要的学术工作；有关对曾国藩著述整理、编辑出版情况的回顾、总结，对于推进曾国藩研究领域的深入发展也是十分必要的。
一、旧中国曾国藩研究资料出版述评
由于曾国藩在中国近代史上的重要地位，由于曾国藩门生故旧较多，由于当道者对他的着意推崇，所以在旧中国有关曾国藩著述的整理、编辑出版工作，受到公私各家的高度重视，各类版本众多，概括起来说主要有如下几类。
第一，全集类。自曾国藩1872年去世至1949年新中国成立这70多年的时间里，各类《曾文正公全集》的版本约有十来个。最早一部较为全面系统的《曾文正公全集》，是由李瀚章编纂于清光绪二年(1876)由传忠书局印行的。该书共计167卷，汇集了曾国藩的奏稿、十八家诗钞、经史百家杂钞、经史百家简编、鸣原堂论文、诗集、文集、书札、批牍、杂著、求阙斋读书录、求阙斋日记类钞、孟子要略、年谱、传记、墓志铭等论著，反映了曾国藩的政治、军事、外交、学术思想和实践。李瀚章是曾国藩的门生、幕僚，因此是书内容较为广泛齐全，其编纂方法较为得体，学术参考价值颇高。此外，是书还有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鸿文书局石印本，只收143卷；同年又有鸿宝书局石印本，计154卷。在民国年间，相继出现了东方书局版和世界书局版《曾文正公全集》。前者于1935年印行，附有年谱。所收曾国藩著述远远不如1876年传忠书局版丰富，但它是第一部铅印标点本曾氏全集。后者也属于标点本，但内容比东方书局版还要单薄，严格说来属于选编性质。
第二，专辑类。与全集类出版有关，旧中国有关曾国藩著述的专辑版本为数众多。最早的一部是由薛福成编辑的《曾文正公奏议》，于清同治十三年(1874)即曾国藩去世两年后刻印发行。该书收入曾国藩奏稿10卷，补编5卷，共计14册。这部书的内容只是曾国藩奏稿的一部分，很可能是薛福成任曾府幕僚时所存手抄稿加上当时易于找到的原稿编纂而成的。这些奏摺片后被收入李瀚章编的《曾文正公全集》。清光绪二年(1876)，王定安分别编撰和印行了《求阙斋弟子记》和《求阙斋读书录》两部有关曾国藩著述的专辑性文集。王氏曾追随曾国藩多年，执弟子礼，曾氏自号“求阙”，故称是名。前书计32卷，分13卷编录曾国藩生平言行，对于曾国藩镇压太平天国、捻军的“业绩”，处理天津教案的经过，对外国侵略者所采取的“绥柔”政策以及河工、吏治、盐政、漕运等方面的见解均有记录。书末附有太平天国领袖名号谱。是书是编撰者深入了解、研究曾国藩著述的结果，学术参考价值颇高。后书原名《师训汇记》，计10卷，分经、史、子、集分类辑录了曾国藩所读书籍卷端题识、批注及札记等。也是一部编辑水平和学术参考价值较高的曾氏著述专辑。与此同时，另一学者王启源编辑了《求阙斋日记类钞》一书，于清光绪二年(1876)刊行。该书系对曾国藩日记的摘抄，计上下两卷。卷上分问学、省克、治道、军谋、伦理5个部分，主要记述曾国藩的读书、修养等方面的文字；卷下分文艺、鉴赏、品藻、颐养、游览5个部分，记述了曾国藩的品行、生活及其对社会、自然变化的看法。清宣统元年(1909)中国图书公司受曾氏家族之委托印行了《曾文正公手书日记》，计40册。始于清道光二十年(1841)正月初一，迄于清同治十一年(1872)二月初三日。清咸丰八年(1858)六月前缺乏较多，仅存两册，其后较完整。是书简记曾国藩任京官后至逝世前之主要经历，包括镇压太平军、捻军和查办天津教案等重大事件，保存原始资料较多，是晚清时有关曾国藩日记专辑出版中最完整的一部，学术参考价值较高。此外，有关曾国藩著述的专辑性书籍还有民国年间由世界书局铅印发行的《曾文正公奏稿》、《曾文正公书札续钞》、《曾文正公家训》；由汪瑔选编于清光绪九年(1883)随山馆刻印的《四家奏议合钞》，计8卷，内有曾国藩奏议2卷；由上海商务印书馆于1924年影印发行的《道咸同名人手札第一集》，计4册，其中收录了一部分曾国藩致他人的信函；由南京国学图书馆于1930年影印发行的《陶凤楼藏名贤手札》，计8册，其中收录有一部分曾国藩致他人的信函。
第三，年谱和大事记类。有关曾国藩年谱和大事记方面的书籍主要编著于晚清，民国时期研究者所编著的此类文字一般都是附录于研究著作之后，未单独印行，而且比较简略。最早一部全面系统的曾国藩年谱是由黎庶昌编撰的《曾文正公年谱》。此书由李瀚章审订，计12卷，附入《曾文正公全集》，于清光绪二年(1876)刊行。是谱记述自清嘉庆十六年(1811)至清同治十一年(1872)曾国藩生平。谱内引用了大量奏稿详记曾国藩镇压太平天国、捻军，办洋务和处理教案等情况。由于撰者以诗文得曾国藩赏识，是曾门四大弟子之一，因而是书史料翔实，内容丰富，是有关曾国藩年谱中最有影响、最有学术参考价值的一种。王定安编撰的《曾文正公大事记》原名为《曾文正公事略》，经由李鸿章、曾国荃审定后易是名，附于1876年传忠书局版《曾文正公全集》刊行，计4卷。是书将曾国藩一生主要活动用大事记方式按时间顺序排列，保留了较多清廷有关上谕和曾国藩奏稿，详于镇压太平军、捻军战事，并涉及与曾国藩有关联的许多人和事。史料价值颇高，可与黎庶昌之《曾国藩年谱》两相参照利用。这两种有关曾国藩的年谱和大事记，是研究著作和资料专辑两者兼而有之的书籍，侧重于后者。
第四，选编类。在有关曾国藩著述选编之类的书籍中，最有代表性的是由蔡锷于清宣统三年(1911)编撰的《曾胡治兵语录》一书。在该书《序言》中蔡锷明确指出：“曾、胡二公，中兴名臣中铮皎者也，其人其事，距今仅半世纪，遗型不远，口碑犹存，景仰想像，尚属匪难。其所论列，多洞中
要，深切时弊。”特就其治兵言论，分类编辑，附以按语评析，“我同胞列校，果能细加演绎，身体力行，则懿行嘉言，皆足为我师资，丰功伟烈，宁独让之先贤！”全书分为13篇，计5万多字。由于编者选取有条理，所作按语很贴切而又富于情感，所以此书在民国时期流传甚广。蒋介石在主持黄埔军校时曾经把该书作为重要参考教材，亲自作序改名为《曾胡治兵语录白话解》，并将自己的心得体会增补于各章之后。他在该书《序言》中作了说明：“治心即为治兵之本，吾故择曾胡治心之语以切要者，另列一目，兼采左季高之言，可为后世法者，附录于后。”从而，是书在旧中国的军政界流传极为广泛，影响极其深远。
此外，在民国时期还有陈翊林编的《胡曾左平乱要旨》、赖维周编的《曾国藩治盗要略》和方宗诚编的《曾胡言行录》等专辑相继印行于世，它们虽大都是配合国民党镇压人民革命的政治需要选编或撰译而成的，但就这些书籍的基本资料而言，却为推进曾国藩的研究提供了有利的条件，开扩了视野。
二、建国以来曾国藩研究资料出版述评
新中国成立45年来，有关曾国藩著述的整理、编辑出版工作，与曾国藩研究工作一样经历了一个曲折的过程，这其中可以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界分为前后两个阶段。
在前一阶段，由于政治上的缘故，很少有人去对曾国藩的著述进行搜集发掘乃至系统整理出版。在长达30年的时间里，在国内只有汪世荣编的《曾国藩未刊信稿》一书，于1959年由中华书局出版。曾国藩一生留下了大量信稿，旧中国各种版本的《曾文正公全集》或《曾文正公书札》虽作过收入，但仅是其中的一部分。薛福成任曾国藩幕僚时，抄录有曾氏信稿计10册，其中1006通未曾刊印过。汪世荣编的《曾国藩未刊信稿》就是据此从中选取461通编校而成的。信稿写作年代为1861年至1871年，除反映太平天国起义、捻军和回民起义以及洋务运动等情况外，对当时漕运、盐务、粮饷、厘捐、钱币、外债、教案、赈济、科举等内容均有涉及。书末附有他人信件94通及赵烈文的《能静居日记》所记曾国藩对时人评论的文字。该书的史料价值颇高，至今仍是近代史研究工作者参考的书籍之一。
在台湾方面，吴相湘主编的《中国史学丛书》收入《湘乡曾氏文献》及《湘乡曾氏文献补》，由学生书局于1965年公开出版，计11册。系曾宝荪、曾约农姐弟在1949年8月离开大陆从家藏手稿中带去的一部分，包括曾国藩兄弟、曾纪泽兄妹的家书。关于编辑出版此书的目的，曾约农在《湘乡曾氏文献补》前言中说：“其中颇有全系家庭琐务，甚至偶有不愉快之事，不足为外人道者。唯以治平之道，首重修齐。……放以此遗稿公诸于世，当代史学家幸有以教之。”这一部分文献，可补从前各类曾国藩全集或专集之不足，是研究曾国藩生平不可缺少的重要参考资料之一。
后一阶段从时间概念上说，实际是从80年代初至今。随着党的实事求是传统作风的恢复和发扬以及学术政策的重新贯彻，有关曾国藩研究资料的整理、发掘和编辑出版工作取得了长足的进展。一是对有关曾国藩著述专辑的重印或新编出版；二是编纂最完整系统的新版《曾国藩全集》。
有关曾国藩著述专辑的重印或新编出版主要有如下几种：
1、黎庶昌的《曾国藩年谱》。该书系据清光绪二年传忠书局《曾文正公全集》中《曾文正公年谱》标点，并附录有王定安的《曾文正公大事记》标点，增补有关内容易名为《曾国藩事略》。又据王定安的《求阙斋弟子记·哀荣下》及《曾文正公事略》附录部分编成《曾国藩荣哀录》附于书末由岳麓书社1986年重印。
2、《曾国藩教子书》。该书系由钟叔河据邓云生整理的《曾国藩全集·家书》分类编排而成，计有曾国藩写给曾纪泽兄弟等人家书180通，重点突出，条理清晰，便于阅读检索，由岳麓书社1986年印行。
3、《曾国藩未刊往来信稿》。该书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资料室，依据所藏曾国藩的函稿底簿或原函选编而成的。共计收录发函159件，来函195件。主要内容，除反映曾国藩镇压太平天国运动和捻军起义等许多军事方面的情况外，还涉及到当时政治、经济、外交等方面的一些问题。由于这些函稿是50年代初期从北京中国书店、天津、杭州、扬州古旧书店等处逐一搜集到的，所以对于研究中国近代史的参考价值是较高的。1986年由岳麓书社印行。
4、《经史百家杂钞》。该书是从清末到民国，在社会上流传很广、影响较大、继《古文辞类纂》之后的一部有名的古文选读本。此次标点重印本以清光绪二年(1876)传忠书局版《曾文正公全集·经史百家杂钞》刻本为底本，偶有漶漫疑误之处，据《四部备要》刊本、上海会文堂石印本及通行各篇所出原书订正。计26卷，分上下两册由岳麓书社于1987年印行。
5、《曾国藩处世金言》。该书由晓奕、嘉音、庄少编译，系从曾国藩著述中有关修身处世文字分修身篇、读书篇、持家篇、治军篇编辑译成白话文，由花山文艺出版社于1993年印行。是书为一部通俗性的普及读物。
6、《曾胡兵法十三篇》。该书由蔡锷编辑，刘柯译述，由花城出版社于1993年出版。是书原名《曾胡治兵语录》，分13章用文白对照的形式再现了曾国藩、胡林翼有关兵法方面的思想。书末附录有曾国藩、胡林翼、左宗棠、蔡锷等人的小传。
新版《曾国藩全集》由湘潭大学历史文献研究所和古籍研究所等单位的专家学者负责整理，由岳麓书社自1985年起分册出版。该书约1500万字，计划出30册，分《诗文》1册、《家书》2册、《奏稿》12册、《书信》10册、《读书录》1册、《批牍》1册、《日记》3册，现已出版了诗文、家书、读书录、日记各册及奏稿11册、书信7册，余下各册打算在1995年上半年出齐，已出各册并作了修订，拟在1995年上半年重印出来。
新版《曾国藩全集》是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列项的课题，分别得到了该规划小组、国家教委古委会和湖南省教委的重点资助。湘潭大学先后投入了20多位专家学者全力负责这项工作，相继有6位正副教授为之辛勤耕耘到生命的最后一息。该书是以曾氏家藏手稿为底本，参照清光绪二年(1876)传忠书局版《曾文正公全集》、台湾学生书局版《湘乡曾氏文献》及其他资料整理、编辑而成的。曾氏家藏手稿数量巨大，包罗宏富。这些手稿在时间上说，以曾国藩生平最后20年所占为多。就其内容而言，则有曾国藩本人的奏摺、咨、札原稿；有录存的清廷谕旨；有兵部、吏部、户部以及平行督、抚、将军来往公文的抄件；有曾氏文武僚属的上报公文和批牍；有审讯太平军个别将领官兵和清方触犯律纪人员的“供状”、“供词”；有同官录（如曾国藩召见下属后对他们的才、识、器、学、状貌、健康、风格的亲笔手批等）；有 若干不同年分的军饷、协济、征解、调拨银两钱粮收支帐目和下属官吏月薪年俸的亲笔批定与改定；有手写日记、书札手稿和诗文词；有选编前人著作的十八家诗钞和经史百家杂钞的手钞本；另有补钞本和过录本以及选钞本。
曾氏家藏手稿和抄本，原来都集中汇藏在湖南湘乡县曾氏故里“曾八本堂”，又称“曾富厚堂”，是曾国藩生前新建的专门典藏曾氏手稿和部分图书的地方，世代由其直系后人典守。对于这些家藏手稿和抄本，在旧中国很少有人能够过问，曾氏后人于这些“先人遗泽”的全貌，始终秘不示人。1949年8月湖南和平起义之后，曾宝荪、曾约农姐弟在行抵香港拟赴印度参加“世界和平会议”时，因受反共宣传的愚弄欺骗，又昧于中共保护文物的政策，仓皇派人从湘乡故里将曾国藩父子兄弟的日记、书札手稿及其他部分稿本抄件运到九龙，1951年又转运到台湾，于1965年由台湾学生书局出版发行的《曾文正公手写日记》、《曾惠敏公手写日记》以及《湘乡曾氏文献》、《湘乡曾氏文献补》，就是依据这批家藏手稿影印或排印而成的。曾宝荪姐弟之所以只携带曾国藩父子兄弟的日记和书札手迹赴港台，主要是从“念祖追先”、“保存先人手泽”这个角度考虑的，而未及运走的有关曾国藩的大批奏章、咨、札原稿和录存的有关清朝廷谕旨及公文批牍抄件等一概弃置于湘乡故居，无人典守。
1953年3月，当时担任中共湖南省委宣传部代部长的李税，为贯彻执行党和政府保护名胜古迹和文物、文献的政策，责成湖南省文物管理委员会陈浴新等人，前往湘乡将曾氏后人弃置的曾氏家藏手稿尽数运到长沙，交由湖南中山图书馆（今湖南省图书馆）典藏，至1982年按照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有关文件精神，由省委副书记焦林义、省委宣传部副部长车文仪等人出面，成立湖南省古籍整理领导小组，组织人员从湖南省图书馆全数复印所存曾氏家藏手稿，主要部分交由湘潭大学承担整理和研究任务。从现有已出版的《曾国藩全集》25巨册来看，无论整理、编辑水平，还是内容的数量，都大大超过了以往各种版本的《曾文正公全集》。它具有两个最突出的特点：一是每册或作有人名和主题索引，或作有简明提要，为研究者查找有关资料提供了方便。二是增加了五分之一的内容（按：以传忠书局版《曾文正公全集》为准），如《奏稿》类中全录了清政府对有关奏摺片的答复或预先指示的廷寄谕旨、咨札等，人物保单也全部收入；《家书》类中收录1459封信，其中378封系首次刊印。这些都对研究者全面了解曾国藩思想言行和清道光、咸丰、同治年间的政治、军事、经济以及思想文化有极大的帮助，学术参考价值颇高。从而，新版《曾国藩全集》受到了海内外学术界的高度关注，引起了十分重大的社会反响。美国纽约《北美日报》于1986年7月1日以“还历史以本来面目——评中国重新出版《曾国藩全集》”为题发表长篇社论说：“出版一套《曾国藩全集》看似小事，实际上它是中国文化界人士的思想突破了一大禁区的标志，也表明中国的文艺政策确实比过去大为开放了，因为这在过去根本是不可想象之事，其重要性完全可以和中国发射一枚新的导弹或卫星相比拟。”（转见《曾国藩研究论文集》第321页）
综上所述，有关曾国藩著述的整理、编辑出版工作，虽然因不同时代、不同阶级的政治需要，对之予以重视的主次轻重上出现了差异，但从总体上说受到了高度关注，尤其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学术界迎来了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春天，新版《曾国藩全集》的整理、编辑出版，表明学术界已经真正把曾国藩作为一个历史人物来研究，对于他的大量著述是作为保存历史文化遗产来加以整理研究的，而不是象从前那样仅仅是出于某种现实政治需要而加以任意改塑的。历史研究有别于其他学科的一个突出特点是，要对某一历史事件或人物进行深入的分析考察，有关争论激烈的问题需要达到统一的认识，除了研究者运用马克思主义历史观，对之进行实事求是的评判之外，有关第一手资料掌握得全面系统，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方面。我们相信，随着曾国藩著述的整理、编辑出版工作进入到一个空前规模的阶段，有关曾国藩在中国近代史上的功过是非问题的评价必将进入到一个新的层次，上升到一个新的台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