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文化与满族精神——纪念满族入关360周年，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满族论文,文化与论文,入关论文,周年论文,精神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49:C95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365X(2005)01-0027-07
“文化”是一个极为宽泛的概念，就目前中外研究文化的学者形成的共识而言，任何一种文化至少应由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三个层面所组成。推而广之，清代文化博大精深，内容几乎无所不包，而人们又必须承认，清文化属于中国传统封建文化的范畴，因此精华与糟粕共存。其中，清文化的精华及其先进性，集中体现在满族入关(1644)前后的历史时期之内。今年适逢满族入关360周年，特撰此文以志纪念。
一、佛阿拉精神
佛阿拉，位于今天辽宁省新宾满族自治县的永陵地区，是努尔哈赤起兵后建立的第一个根据地。明朝万历十五年(1587)，努尔哈赤在诛杀仇人尼堪外兰之后，“于首里口虎拦哈达下，东南河二道，一名夹哈，一名首里，夹河中一平山，筑城三层，启建楼台”，修筑了佛阿拉城。努尔哈赤在佛阿拉居住了16年，“招徕各部，环满洲而居者，皆为削平，国势日盛”（注：《清太祖武皇帝实录》卷10卷1。）。努尔哈赤由建州左卫的首领，被明朝封为龙虎将军，团结满族群众，统一了以建州部为主体的周围各部，佛阿拉精神由此形成，尤其凸现在精神文化和制度文化的创新上面。
满文的创制是在佛阿拉城完成的，它是满族在精神文化上的伟大发明。满族的前身是明代女真人，满族兴起时，女真文早已废弃，由于没有本民族的文字，只好使用蒙古文字来处理内外事务，十分不便于政令畅通。万历二十七年(1599)，努尔哈赤为了改变文字上的被动局面，召见巴克什额尔德尼和扎尔固齐噶盖，“使制国书”。可是他们表示为难，“以夙习蒙古文字，未易更制”。努尔哈赤强调创制文字的重要性说：“汉人诵汉文，未习汉字者皆知之，蒙古人诵蒙古文，未习蒙古字者皆知之。我国语必译为蒙古语，始成文可诵；则未习蒙古语者，不能知也。奈何以我国语制字为难，而以习他国语为易耶？”额尔德尼和噶盖顿时领悟，于是请示创制文字的办法，努尔哈赤说：“是不难。但以蒙古字协我国语音，联属为句，因文以见义可矣。”（注：《清史稿》卷228，《额尔德尼传》。）额尔德尼和噶盖创制的满文，系借用蒙古字母拼写满语语音，因无圈点，称为无圈点满文，又称老满文。努尔哈赤亲自指导额尔德尼和噶盖创制了满文。
文字是记录和传达语言的书写符号，满文的创制，是满族社会进步文明发展的标志，并对十七世纪满族共同体的形成起着积极的推动作用。在满文创制20年后，努尔哈赤实现了满族的统一。据现存《满文老档》卷24记载：至少在天命六年(1621)，进入辽东地区的满族已经开始了比较正规的文化教育，皇太极即位后提出“振兴文治”方针，为了解决满族自身文化典籍不足的问题，从天聪三年(1629)开始，皇太极下令达海、刚林等满族文人将汉族文献翻译成满文书籍，供以皇太极为首的满族贵族以及全体满族人学习。达海并对满文进行改进，加上圈点，使满文成为表意清楚准确的成熟文字，称为新满文，又称为有圈点满文。满文《三国演义》成为八旗将领的军事教科书，这是人皆共知的事实。满族入关后，满文在清代被称为“清文”，作为清政权的官方文字而得到广泛应用，特别是在东北和其他边疆地区，满文长期得到八旗将领使用，保持了在战争中需要的机密性，又将满文的应用扩大到其他少数民族，例如，今天的锡伯族。现存清代大量由满文写成的官私文献，生动展现了满族在精神文化领域中的所能达到的成就。
创立旗制以管理满族人，是佛阿拉时期制度文化中的精华所在。清代文献称：努尔哈亦修筑佛阿拉城后“定国政”，设立各种制度，其中对后世影响深远的八旗制度，就是在这一时期创立的。旗制来源于满族人的狩猎生产，“满洲人出猎开围之际，各出箭一枝，十人中立一总领，属九人而行。各照方向，不许错乱，此总领呼为牛录额真”。随着满族统一事业的发展，集中居住在佛阿拉城的人口越来越多，努尔哈赤借鉴满族民间的这种围猎组织，创造出“旗制”来管理属下的民众。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努尔哈赤在灭亡哈达部之后，将聚集在佛阿拉城与周围地区的部众编设为四旗，“每三百人立一牛录额真管属”（注：《清太祖武皇帝实录》卷2。），以黄、白、红、蓝四色旗帜为标志。后来又扩大为八旗，每300人为1牛录，每5牛录为1甲喇，人数为1500人，每5甲喇为1旗，人数为7500人，八旗总计有6万人众，这也是最早的满族人口统计。
旗制的创立，打破了从前满族人的血缘组织，具有行政、军事、生产三项基本职能。全体满族人统统被编入八旗之中，所以解读八旗组织，首先将其视为行政机构。满族人不论出征打仗还是进行农作，都以八旗为单位，出则作战，入则耕田，故八旗同时又有军事和生产职能。八旗制度的创立，使来自东北各部落的满族人被严密地组织起来，增强了平时的行政效率，提高了作战时的战斗力，密切了生活中的合作意识，从而极大地加强了满族的民族凝聚力。皇太极时先后编成蒙古八旗和汉军八旗，满族以八旗为基本单位，分别驻防北京和其他战略要地，蒙古和汉军八旗与满洲八旗长期居住在一起，从而成为满族共同体的重要组成部分。清代八旗兵在驱逐沙俄侵略，统一漠北和新疆地区，稳定西藏政局诸方面，起到主力军的作用，为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巩固和发展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努尔哈赤在佛阿拉的16年，是满族的崛起时期，生气勃勃的满族充满了创新精神。满文今天仍在继续使用，八旗制度虽然成为历史，以“旗”命名的村落乡镇仍然遍布祖国各地，而沈阳故宫中的八旗王亭，已经正式成为世界历史文化遗产的组成部分。
二、赫图阿拉精神
赫图阿拉，位于今天辽宁省新宾满族自治县永陵镇东4公里处、苏子河南岸的自然台地上，是努尔哈赤建立后金政权的第一个都城，在清代被尊为“关外三京”之首。万历三十一年(1603)，努尔哈赤修筑赫图阿拉城，并于当年从佛阿拉迁移到此居住，当地满族人称其为老城。努尔哈赤居住赫图阿拉恰好也是16年，在满族发展的历史进程中，赫图阿拉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时期，努尔哈赤在这里完善了八旗制度，建立了大金政权（史称后金），取得了萨尔浒大战的胜利，实现了满族的统一。满族人由此形成的赫图阿拉精神，生动展现在艰苦奋斗与英勇征战两个方面。
刚刚迁移到赫图阿拉的满族人，其生活条件是相当艰苦的。居住在佛阿拉时期的满族人，与明朝关系友好，“互市贸易，照例取赏，因此满洲国民殷国富”。满族人迁移到赫图阿拉地区后，与明朝的关系日益紧张，明朝开始有意扶持叶赫部，千方百计压制努尔哈赤的发展。满族人所遇到的第一个重大困难是人参难卖。众所周知，出售人参是满族人民的主要收入来源。当时满族人与汉族商人交易时，以水浸润人参，增加新鲜感以售高价。但由于重量增加，汉族商人并不乐于购买，而浸水的人参无法久存，只得贱价出售。努尔哈赤发明了煮晒法，将人参煮熟晒干，徐徐发卖，满族人“得价倍常”，收入因此大增，用人参收入换取了更多的生活物品。满族人所遇到的第二个困难是粮食生产不足。努尔哈赤征服各部，均将所收抚人口移驻赫图阿拉，少则几千人，多则上万人。由于粮食生产有限，不仅迁至赫图阿拉的各部众难以生存，“即本国之民且待毙矣”（注：《清太祖武皇帝实录》卷2。）。万历四十四年(1616)，努尔哈赤下令各牛录，每十人出牛四只，于旷野处屯田，造仓积粮。有一次，努尔哈赤命令八旗官员带400人，前往夹木和地方收割庄稼，告诫他们说：昼则督农收割，夜则避于山险处。当今天宿南山，明天宿北山，或者今天宿东山，明天宿西山。尽管如此小心翼翼，还是被明军发现，400人中有70人被明军所杀，330人逃回。满族人连收获庄稼都要付出生命代价，其艰难困苦可想而知。此外，满族人在闲暇时还要筑城建房，承担各种繁重的力役，照顾远地迁来的其他部众。在努尔哈赤的带领下，他们发扬艰苦奋斗的精神，克服难以想象的种种困难，使满族共同体不断发展壮大。
努尔哈赤移居赫图阿拉之初，满族共同体尚未完全形成。海西四部仍存其三，即辉发、乌拉和叶赫部，东海三部（瓦尔喀、虎尔哈、窝集）更没有归附。努尔哈赤在赫图阿拉期间，率领满族群众英勇征战，不怕牺牲，八旗兵足迹远达黑龙江入海口附近各岛屿。万历三十五年(1607)，努尔哈赤兵临辉发城下，由事先潜入城中的军队内应，攻陷辉发城，消灭了辉发部。努尔哈赤与乌拉部的战争，进行得相当激烈。万历四十年(1612)，努尔哈赤率大军进攻乌拉部，毁其六城而归。第二年，努尔哈亦再接再厉，乘胜发动攻势，乌拉贝勒布占泰率兵三万抵抗，如《清太祖武皇帝实录》卷2所载：“两军之矢风发雪落，声如群蜂，杀气冲天。”在战斗进行到关键时刻，努尔哈赤亲自冲锋陷阵，属下诸王官兵奋勇冲击，才取得最后灭亡乌拉部的胜利。努尔哈赤在赫图阿拉时期，还发动了对东海三部的征服战争。万历三十五年(1607)，努尔哈赤派弟舒尔哈齐率兵3000，前往东海瓦尔喀部斐优城（今属吉林省珲春市）迁移其部众，打败前来阻截的乌拉兵上万人，从此打开了通往东海地区的道路。以后，努尔哈赤连年用兵，先后攻占窝集部的瑚叶、那木都鲁、绥芬、宁古塔、尼马察、乌尔古宸和木伦等路。万历四十四年(1616)，他派兵首次进入萨哈连地区，攻占52个村寨，招抚了黑龙江与乌苏里江会合处的使犬部。万历四十六年(1618)，努尔哈赤以“七大恨”告天，誓师伐明。“七大恨”的主要内容可以归纳为两点：其一，明朝偏向叶赫压制建州；其二，明朝对建州实行民族压迫。所以，努尔哈赤攻打明朝，即是反对明朝压迫的民族解放战争，又是完成满族统一的战争。努尔哈赤取得萨尔浒大胜后灭亡叶赫，实现了满族统一。
皇太极后来追忆说，“满洲竭力为国，有经百战者，有经四、五十战者”（注：《清太宗实录》卷17。），每个满族成年男子莫不如此。一般情况下，满族士兵及其家属，每遇出征，都争先恐后，极其踊跃。因为出征可以使他们俘获大量战利品，增添家中劳动力和财富，改善物质生活条件。所以特殊的历史条件，使得艰苦奋斗与英勇征战两个方面相辅相成，共同孕育了满族人的赫图阿拉精神。他们在这种精神的激励下，击败辽东明军，攻占沈阳、辽阳之后，又从浑河上游的辽东山区，进入以沈阳为中心的辽河平原。
三、盛京精神
万历四十七年(1619)六月，努尔哈赤离开赫图阿拉迁居界凡城，次年十月，又迁至萨尔浒城，半年后迁都辽阳，另筑新城，四年后迁都沈阳。天聪八年(1634)，皇太极改沈阳为“盛京”。努尔哈赤在迁都沈阳的第二年去世，第八子皇太极被推举为后金汗。皇太极当时所面临的形势十分严峻。在内部，由于满族迁移到辽沈地区后，对汉族人民物质财富进行大肆掠夺，致使满汉两个民族矛盾十分尖锐；在外部，八旗兵在宁远之战中在明军红夷大炮的轰击下，第一次经历惨痛的失败，伤亡严重，士气低落。皇太极继承汗位之后，果断地调整政策，积极学习汉族先进文化和封建统治经验，带领全体满族人不断进取，盛京精神由此形成。
学习汉族先进文化和封建统治经验，始终体现在满族的发展过程中，而以盛京时期最为明显。努尔哈赤通汉文，喜读《三国演义》的故事为人熟知。然而，当时满汉民族矛盾尖锐，学习汉族文化无从谈起。这种情况到皇太极时期发生了根本变化，他在即位的第四天，就颁布法令说：治国之要，莫先安民。我国中汉官汉民，从前有私欲潜逃，及今奸细往来者，事属已往，虽举首概置不论。开始在政治上信任汉人，不把他们当作异类看待，汉族知识分子受到重用。天聪三年(1629)，皇太极下令开科取士，此次考试总共录取了200人，使许多汉族知识分子摆脱奴仆地位成为政府官员。清朝开国勋臣大学士范文程、宁完我等人，都是通过这次考试选拔出来的。皇太极对这些知识分子非常信任，以范文程为例，“平旅顺、征高丽、服蒙古，公皆在左右。每议大政，太宗必曰：范某知否？或未与之议，则曰：何不与范某议之。公尝以病出值，诸务填委，得公病已决之”（注：《清史稿》卷239，《范文程传》。）。顺治元年(1644)四月，范文程得知大顺军占领北京，崇祯帝吊死煤山（今北京景山公园）的消息后，极力促成清兵入关，为清朝统一中国奠定了条件。
“参汉酌金”（注：《天聪朝臣工奏议》卷中，《宁完我请变通大明会典设六部通事奏》，辽宁大学历史系1980年印本。），不断完善国家机构。后金政权的最初行政体制，基本上以八旗制度为核心管理国家。皇太极即位之后，从设“八大臣”到两班“十六大臣”，对原有的行政体制不断进行改革。天聪五年(1631)，后金正式设立吏、户、礼、兵、刑、工六部，每部以贝勒一人主管部务，下设满洲承政二人、蒙古承政一人、汉承政一人、参政八人、启心郎一人。皇太极改元称帝时，将天聪三年就设立的文馆扩大为内三院：内国史院、内秘书院和内弘文院，其职能类似于明朝的内阁。与此同时，还设立了都察院，作为对王公百官的监察机构。崇德三年(1638)，皇太极将蒙古衙门改为理藩院，负责管理蒙古事务。这些机构合称“三院八衙门”，虽系仿照明朝而又有很大不同，既适应后金（清）内部民族分布情况，又精简了机构而提高了行政效率，并且为日后接管明政权做好了组织准备。
满族迁移到沈阳之初，东有朝鲜，北有蒙古，西有明朝，相形之下，满族的力量并无任何优势。皇太极以努尔哈赤“伐大木”的坚忍不拔意志：“欲伐大木，岂能骤折？必以斧斤伐之，渐至微细，然后能折”（注：《清太祖武皇帝实录》卷2。），用来激励满族群众不断进取，分别征服了三个强大的对手。
皇太极即位之后，决定首先解决朝鲜问题。明朝于万历年间曾经两次出兵朝鲜，帮助打败日本丰臣秀吉侵略军，所以朝鲜站在明朝一边，经常接济驻守东江（鸭绿江东部海岛）的明军毛文龙部，与驻守辽西的明军成倚角之势，使后金陷于腹背受敌的局面。天聪元年(1627)，后金阿敏等将领率八旗兵渡过鸭绿江，攻陷朝鲜西京平壤，强迫朝鲜与之签订《江都和约》，双方结为“兄弟之国”。在后金的诱降下，毛文龙一度曾考虑投降，被袁崇焕发现后将其诛杀，部众解体，属下孔有德、耿仲明、尚可喜等人率部投降了后金。由于朝鲜不遵守盟约，拒派质子到盛京，又不向皇太极称帝进行“劝进”。崇德元年(1636)十二月，皇太极亲率大军攻入朝鲜，直抵汉城，迫使朝鲜俯首称臣，为其订立定“永定规则”（注：《清太宗实录》卷33。），使其成为清朝的藩属国，从而彻底解除了东顾之忧。
统一漠南蒙古（今内蒙古自治区），建立巩固的满、蒙联盟。当时漠南蒙古各部以林丹汗为首，在明政府的物资利诱下，采取与后金抗衡的立场。皇太极则采取“恩威并用”的征剿与安抚手段，争取受林丹汗欺压的各部落前来归附，赐以厚礼，委以高官，结为婚姻，使科尔沁、翁牛特、郭尔罗斯、杜尔伯特等部，纷纷投奔后金。天聪二年(1628)，皇太极亲率大军攻打林丹汗，林丹汗在后金连续不断地打击下，八年(1634)逃往甘肃大草滩病死。第二年，皇太极派多尔衮西征，进入黄河河套地区，消灭林丹汗残部，俘虏了林丹汗的正妃苏泰太后和儿子额哲，得到元朝传国玉玺。在皇太极改元称帝之前，漠南蒙古16部、49个封建主首先在盛京城召开大会，尊奉皇太极为可汗。整个漠南蒙古地区全部臣服后金，为皇太极建立大清朝做了舆论准备，而且使自建立之日起，就有了一支英勇善战的蒙古骑兵作为同盟军。
皇太极即汗位后，就率八旗兵进攻明朝辽西军事重镇宁远和锦州，尽管以失败结束，但却从来没有停止对明朝的战争。面对辽西走廓明军的“坚城重炮”，皇太极迅速改变战略，取道蒙古，从喜峰口攻入关内，史称“入口作战”。从天聪三年(1629)起到崇德七年(1642)止，清军先后五次绕道攻入关内，弃城不守，掠夺大批人口和战争物资回到盛京。为了战胜辽西明军，皇太极通过汉人工匠成功地研制出火炮，称“天佑助威大将军”，组建了以汉军为主的炮兵部队。崇德五年(1640)，皇太极派八旗兵攻打锦州，集中了八旗主力部队和炮兵，摆出势在必得的决战态势。第二年，在锦州城危在旦夕之时，明朝派经略洪承畴率八总兵十余万人出关驰援，由此爆发明清双方的“松锦大战”。皇太极陈兵松山、杏山之间，采取围锦打援战术，首先夺取笔架山的明军粮草，以动摇明军军心，继之在高桥设伏，杀死撤退的明军五万余人。洪承畴率残余明军万余人退守松山城，后来城破被俘投降，锦州守将祖大寿也举城降清。
松锦战后，皇太极异常振奋地说：“取燕京（北京）如伐大树，须从两旁斫削，则大树自仆。朕今不取关外四城，岂能即克山海（关）？今明国精兵已尽，我兵四围纵略，从此燕京可得矣。”（注：《清太宗实录》卷62。）正当他踌躇满志，准备挥师入关夺取燕京时，却于崇德八年(1643)八月九日突然去世。
满族人民在盛京近20年间，努力学习汉族先进文化，民族素质迅速提升，各项事业突飞猛进，一日千里。顺治元年(1644)四月，八旗兵在多尔衮的带领下，经山海关之战击败农民军进入北京城。随后，全体满族人民跟随顺治帝“从龙入关”，连根拔掉了明朝这棵大树，确立起清朝对全中国的统治。满族入关时虽然号称有百万之众，但和汉族人口相比，仅为百分之一。满族人民弘扬在盛京时期形成的学习先进与不断进取精神，形成长达百余年的“康乾盛世”，将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发展推进到一个新的历史阶段。
四、结论：满族精神
根据以上论述，将满族精神简单概括如下：
首先，艰苦奋斗的刻苦精神。满族是一个生长在东北山林中的民族，他们世代入山采挖人参，猎取各种野兽，常年风餐露宿在野外，严酷的生存环境培育出满族人的艰苦奋斗精神。16世纪晚期，满族崛起于辽东山区，最初跟随努尔哈赤的士兵不足百人，盔甲仅30副，其力量极其弱小，按照后来的八旗编制，还够不上一个牛录。他们在努尔哈赤的带领下，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付出超愈常人的汗水。仅以满族居住地的五次迁移为例：即从佛阿拉迁居赫图阿拉城，是为一迁；从赫图阿拉迁居界凡城，是为二迁；从界凡迁居萨尔浒城，是为三迁；从萨尔浒迁居辽阳城，是为四迁；从辽阳迁居沈阳城，是为五迁。这五次大迁移发生在40年之内(1587～1625)，对满族人来说，每一次迁移都意味着放弃原来生活的房屋土地，到新的陌生环境开垦土地，修建家园，重新创业。此外，满族人还承担着繁重的差徭，例如，修筑城堡，守卫墩台等等。天聪七年(1632)，皇太极在一次讲话中说，当时满人承担的差徭比汉人多30余项，其中之一是每年耕种，以给新来归附之人。就是说满族人不仅自己要种地，还要生产更多的粮食养活新的部众。满族人就是靠这种艰苦奋斗的精神，克服难以想象的困难，不断发展壮大自己。
其次，英勇奋战的牺牲精神。满族先世散居于浑河山区，常年的狩猎生活，形成长于骑射的民族传统。明末满族兴起后，始终处于战争状态，小规模的战争时有发生，重大的战役也常年不断。对明朝方面：努尔哈赤时期有广宁之战与宁远之战，皇太极时期有五次入口之战与松、锦会战；与漠南蒙古：努尔哈赤时期有征喀尔喀五部之战，皇太极时期有四次亲征林丹汗之战；对朝鲜的战争：阿敏与皇太极先后两次侵入朝鲜。这些大规模的战事，少则动用数万人，多则十几万人。如天命十一年(1626)努尔哈赤发动的宁远之战，崇德六年(1641)皇太极亲临前线的松、锦会战，可以说都是倾国而出。连年不断的战争，使满族人民付出巨大的牺牲，大将扬古利战死于朝鲜战场，亲王岳托病逝于出征山东途中。至于普通满族群众，在战场上父死子继的情形更是比比皆是。满族人民就是凭借英勇奋战的牺牲精神，才一步步从浑河山区走向辽河平原，又从东北走向全中国。
第三，锐意改革的创新精神。明末满族前身女真各部由于部落散居各地，经济文化相对落后，之所以能由小到大，由弱变强，正是得力于锐意改革的创新精神，使努尔哈赤所在的建州部脱颖而出，新生事物层出不穷。满文的创制扩大了满语使用的空间和传播的速度，八旗制度将松散的女真各部联合成新的民族共同体。满族人还炼铁，开金银矿，铸造红衣大炮，建立起独立的武器供应系统，弥补了在军事装备上与明朝的差距。人参煮晒法的发明，使满族这种最具经济价值的商品收入倍增，直到今天仍然惠赐后人。努尔哈赤时期的“计丁授田”，使满族迅速实现了从采猎经济向农业经济的转型，皇太极时期的“参汉酌金”，体现出政治制度上的创新。创新精神被认为代表了21世纪国家间的核心竞争力，而17世纪初的满族恰恰是因为具有锐意改革的创新精神，所以在与李自成农民军和明朝争夺最高统治权的战争中，成为最终的胜利者。
最后，积极进取的学习精神。满族是一个善于学习的民族，而且随着形势的发展不断学习先进事物，提高自己民族的素质。16世纪居住在辽东山区的满族还处于奴隶社会发展阶段，周围的汉族、朝鲜和蒙古族在经济文化上大大领先于满族。满族虚心向周围各族学习，他们最初从蒙古人那里学会了文字，从朝鲜人那里学会了农作技术，从汉族人那里学会了制造武器。满族进入沈阳之后，随着夺取最高统治权目标的确立，更加强调学习的重要性，皇太极甚至提出满族子弟若不入学读书，就不允许他们披甲出征。皇太极能把学习放在先于作战的位置上，反映了他对学习的重视程度。满族在入关前已经开科取士，祭祀孔子，提倡学习儒家文化。当时满族主要是通过翻译汉族文献来学习的，主要有满文《素书》、《刑部会典》、《三略》、《万宝全书》、《三国志演义》、《孟子》、《六韬》、《资治通鉴》、《大乘经》等书，内容涉及政治、军事、思想、文化各领域。满族从一个地区迁居到另一个地区，之所以能够很快地适应形势发展，而且不断地有所超越，取得一个接一个的胜利，不得不归结于积极进取的学习精神。
满族入关前后，顺治帝6岁即位，康熙帝8岁登基，封建史家谓之，“主少国疑”。顺治帝读书累至吐血，康熙帝也曾读的痰中带血，仅此一点，就充分体现了满族的吃苦和牺牲精神，用这种精神来治理国家，怎能不欣欣向荣，蒸蒸日上。人们有理由说满族精神孕育了康熙盛世，康熙盛世处处体现出满族精神。满族精神是清文化的精华所在，人类精神文化的瑰宝，值得今人加以总结借鉴，进而形成更有时代感的中华民族精神。
注释：
①见毛泽东《关于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是不是真老虎的问题》，转引自《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1192页，1991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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