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胀记忆与地域认同：基于三地调查数据的年龄-时期-世代效应分析
刘于思1，亓 力2，赵舒成1
(1.浙江大学 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浙江 杭州310028；2.清华大学 新闻与传播学院，北京100028)
摘 要： 本文运用年龄-时期-世代多层次模型，对世界价值观调查在中国大陆、台湾和香港收集的5 期调查数据进行分析，探索三地民众通货膨胀记忆和地域认同差异的年龄、时期和世代效应。 研究发现，调查时期、调查地区和个体年龄对三地民众的通货膨胀记忆强度具有显著预测力；世代的长期效应通过年龄和时期的短期效应间接作用于通货膨胀记忆强度，进而增强人们的本地认同，降低其个体认同、民族认同和全球认同。 研究细化了集体记忆形成过程中世代效应的影响过程，探讨了通过保持物价稳定来提升三地民众民族认同的可能路径。
关键词： 集体记忆；通货膨胀；地域认同；年龄-时期-世代效应
一、引 言
中国大陆、台湾和港澳地区民众的身份认同问题是各界关注的焦点。 民众对现代国家的理解和认同常与主权、边界、种族、集体记忆及文化相关联。[1]调查发现，香港回归后，记忆的塑造伴随着传统文化意义上内地人在香港构建集体想象中的缺席，导致了香港族群认同和中华文化认同的冲突；[2]历史上的被殖民经历使台湾人产生了悲情意识和怨恨心理，1945 年后，本省人与外省人的关系一直处于持续的微妙变化当中。[3]随着互联网的出现，记忆与认同的观念、国家的意涵以及虚拟社区与外部社群的界限都产生了变化。[4]寻找可能的共同记忆，将对全球化和数字化时代重构三地民众的认同产生重要作用。
在现代社会中，集体记忆和身份政治密切相关：一方面，集体记忆连接了个体与群体，并随着认同的冲突和矛盾重新对记忆加以保留、修改或删除；[5]另一方面，集体记忆又为符号建立与社会区隔提供意义，形塑差异与认同。[6]集体记忆是影响地域认同的关键要素，多元地域身份需要动用特定价值主体的历史、语言及文化资源，在当前对过去进行建构。[7]国家认同往往由国家统治阶层的传播与文化形式定义，通过强调或改变国家成员的集体记忆来完成认同再生产。[8]集体记忆既为群体认同提供事实基础和情感叙事指引，也为群体认同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和路径，使记忆研究得以跳出政治事件的限制，将社会思潮事件、经济事件、军事事件等公共议题重新纳入视野。[9]
经济生活领域的通货膨胀是指社会总需求大于总供给导致物价上涨的现象，此类事件影响或构成了人们的集体记忆。 伴随着风险社会的来临，不可见的风险通过计算而被建构和触及。[10]不同于传统的贫困或健康风险，现代性风险往往超出一般专家的解决范畴，成为难以通过理性克服的重大变故，使人们的风险观产生两极化倾向：或将全人类作为命运共同体，把风险理解为需要集体面对的挑战；或在以个人为基础的生活政治和风险自担的社会中质疑专家权威，加深风险应对的个体自主性。
把两节干电池并排排列，正极在一端，负极在一端，叫作“并联”。两节电池并联时和用一节电池时灯光的亮度相同，但是电池可以使用的时间更长。
综上，通货膨胀作为一种全球性风险，可能在现代化过程孳生不确定的当下，通过差异化的集体记忆形塑多元认同。 对中国大陆、台湾和香港而言，民众对通货膨胀事件的记忆强度是否存在差别? 通胀记忆更可能将三地凝聚为命运共同体，加强民众的群体认同，还是使个体走向地域性的自主身份认同? 本文采用“年龄-时期-世代”分层模型(hierarchical age-period-cohort，HAPC)[11]，从个人、时期、世代和地区等多层次效应入手，探索中国大陆、台湾与香港民众在通货膨胀记忆和地域认同上的差异，避免传统APC 模型内时期、年龄与世代的共线性带来的模型识别问题，试图厘清通货膨胀记忆时间效应层次，为增进三地民众的地域认同提供可信的经验证据。
二、文献综述
风险社会理论认为，经济发展与现代性衍生了难以预测的未知风险，渗透到社会体系的各个环节。[12]在现代工业社会中，通货膨胀是一种更多货币追逐更少商品的经济现象，[13]被认为是由于货币供应量增加导致的物价上涨和购买力下降。[14]温和通货膨胀往往能促进经济发展，但却在无意间为恶性通货膨胀(hyperinflation)提供大灾变的温床。 从全球范围来看，风险的不平等分配也体现在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关系上。 全球化背景下的通货膨胀在消弭地域边界和促进各国协同共渡难关的同时，也对弱势国家的经济系统造成了致命的威胁。 中国曾与其他国家共同经历通胀的危害(如2007 年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经济滞胀)，尽管大多数时间内的GDP 平减指数低于2.5，处于温和通胀区间内(参见图1)，但民众的焦虑依然存在。[15]大陆在1949 年后结束了长达12年的通货膨胀怪圈，[16]台湾开展了币制改革，在20 世纪60 年代进入价格稳定的经济高速成长阶段，但通货膨胀问题无法一蹴而就地得到解决，这一问题仍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困扰着大陆、台湾与香港。 20 世纪70 年代，世界范围内的通货膨胀与美元浮动汇率密切相连，90 年代的亚洲金融风暴也与新兴市场引入过剩国际资本有关，台湾在70 年代与美国、日本同步经历了两次通货膨胀，[17]香港则在1997 年以前备受滞胀困扰。 风险抵御能力的不同将使各地区、各阶层民众对通货膨胀产生差异化记忆。
教学进度的安排也是十分重要的，现代小学生的学习也有一定压力，为了学生能考上更好的重点初中，过于拉快进度，学生基础不牢靠反而会浪费大量的时间去弥补，而且学生学习起来会感到很吃力，一来二去降低了学习积极性。笔者在备课的时候会充分考虑这一点，比如在讲分数一章时，从概念到运算根据难度进行教学能让学生更好地吸收知识点，掌握分数的运用，“跳跃式”讲课虽然能拉快教学进度，但没有充分考虑到学生的接受能力。
社会学范式下的集体记忆研究将“事件”视为个人历史经验的主要单元，将集体记忆操作化为特定时间和空间内，大部分民众认为重要的主要公共事件以及围绕事件重要性产生的共识。 个人对事件的不同记忆取决于其差异化习得方式。[18]记忆之所以是集体的，是因为人们与许多其他同龄人共同经历了重要的事件，将其保留为一代人共有的记忆。[19]历史上的经济动荡已经在多国(地区)和多个时期的调查中被证实为进入公共记忆的重要事件，如美国1930 年代的大萧条、2007 年以来的财政危机和经济衰退，[20]中国大陆1970 年代末的经济改革[21]、通货膨胀[22]、物价及房价上涨等[23]。 通货膨胀可以被视为由多个子事件组成的复合事件，其内部的各个子事件记忆彼此关联且内在一致。[24]
[14] F.A.Hayek.The Constitution of Liberty，Routledge，1960.
图1 大陆、台湾与香港的通货膨胀率/GDP 年度缩减指数(1990-2014)
注：GDP 平减指数(deflator)是当前本币国内生产总值与国内生产总值的比值，用GDP 年增长率衡量的通货膨胀指数反映了整个经济的价格变化率。
数据来源：世界银行国民核算数据和经合组织国民账户数据文件。
不同于经济学研究考察金融体系内通胀预期存续的“记忆性”问题，[25]社会学意义上的通货膨胀记忆研究更关注工业化国家中行动主体经历恶性通货膨胀后对物价稳定性的感知和偏好，对理解社会心态更具意义。[26]人们对通货膨胀的期待及其对物价变化的态度受到人口变量和社会文化价值观的多元影响，[27]各国各地区公众的通货膨胀态度亦有不同。[28]大陆、台湾、香港三地民众对物价稳定的需求和通货膨胀记忆差异可能首先体现在各地因经济发展水平和金融风险抵御能力不同而展现出的空间效应上。 本文据此提出如下研究问题：
[11] S.E.Fienberg，W.M.Mason.“Specification and Implementation of Age，Period，and Cohort Models”，In W.M.Mason，S.E.Fienberg (Eds.).Cohort Analysis in Social Research，New York： Springer-Verlag，1985： 45-88.
通货膨胀记忆的层级效应兼具空间性与时间性，如代群效应(cohort effect)或世代效应(generational effect)的影响。 同一代个体在历史进程上被赋予了共同的社会位置，拥有相似的特征、思想、经验、行动、社会单元、共同命运(common destiny)和共同精神。 个体凝聚成的代群作为精神共同体形成整体态度和倾向，开展集体奋斗，参与集体生活。 尽管代群内存在彼此分化的更小单元，但共同经验与命运仍在结构上制约着个体阐释。 代际更替蕴含推动社会变革的潜力，在文化进程中，新的参与者不断涌现，旧的参与者消失，一代成员只能参与历史进程中有限的部分，因此要继续和传播积累的文化遗产，从一代人过渡到下一代人，构成连续的历史过程。 根据曼海姆的政治世代(political generation)理论，世代为社会所建构，由关键年龄段(critical period)形塑，通货膨胀记忆可能在不同世代间有所差异。[29]在其启发下，美国学者将人口样本概念化为连续的代际队列，通过多个国家的调查，发现代际队列承载着关键年份发生的重大事件的集体记忆，民众尤其记得那些发生在他们10 到30 岁(即童年晚期到成年早期)之间的重大事件，这一结论为关键年份假说提供了证据。[30]人们第一次经历的重大事件将为其带来巨大的情感影响，并成为比较后续事件的基准。 一旦建立起这种集体记忆，它就会随着一代人的成长而被保留，即便经历新的事件，也依然能保持活力。[31]人们对通货膨胀的态度也呈现出明显的代际差异，那些在生命早期经历过恶性通货膨胀的民众将终生受影响，甚至波及其作为经济活动参与者的个体福祉。[32]
在社会学的集体记忆调查中，政治世代的解释机制占据着核心地位，相较于事件的客观重要性和新近性而言更具优势。 然而，随着时间的流逝，世代中直接经历过高通胀时期的人口比例将持续下降，通货膨胀记忆可能消退。 既有研究使用单次横断面样本，[33]以脱离历时数据的纵向比较来推论代群效应，往往缺乏足够的经验证据，需要通过标准化重复调查检验该机制。 同时，政治世代假说更可能在一个单一的、突然的、定义明确的事件被大量人口经历时产生预测力。 由于通货膨胀记忆在家庭和社会生活中可能跨代际传递，[34]通胀记忆在不同世代之间可能既存在变化，又保持相对连续一致。[35]仅探讨代群效应，将遮蔽集体记忆形成机制中的其他竞争性时间假设，忽略了年龄效应和时期效应等极易与世代效应混淆但实则有所区别的替代性机制。 其中，年龄效应(age effect)是指个体被观察时的年龄所带来的差异，通常来自人们在不同生命阶段的心理成熟、社会经验积累、社会角色或地位变化，反映了个体内在衰老和生命历程变迁在生理和社会上的双重进程。经验研究表明，曼海姆关于代际身份形成的社会位置解释实际上是与年龄相关的。[36]时期效应(period effect)是由观察时段不同引起的差异，反映了变迁时机与事件因素之间的共变关系，其影响机制源于特定时间点上一系列复杂历史事件和环境要素的集合，包括世界大战、经济动荡和技术变迁等。 这些剧烈的环境变化往往能够影响所有年龄群体的记忆。[37]
既有集体记忆调查常常无法区分代群、年龄和时期效应，造成这一缺憾的主要原因是研究设计和模型识别两方面的方法论挑战。 在研究设计上，由于大多数重大记忆事件仅发生一次，即便对孤立事件的记忆进行多次调查，发生时期都将是一个常量，时期效应等同于代群在人口比例中的稀释效应，难以获取更大的内部差异，而通货膨胀在历史上多次重复发生，可获取多时间跨度下的比较数据。 在模型识别上，“时期＝年龄+世代”的恒等式关系使年龄、时期和世代效应产生共线性，[38]而多水平“年龄-时期-世代”交叉分类随机效应模型(HAPC-CCREM)能够有效地区分年龄、时期和世代的影响，[39]将时期和世代视为随机情境效应置于多水平模型的更高嵌套层次中，能够精确分解和验证社会变迁趋势的时间效应。
就通货膨胀记忆的年龄效应而言，生命周期论认为，个人对于物价稳定的偏好将随着年龄而变化，当遭遇高通胀率时，拥有较大规模家庭者更易遭遇支出短缺。[40]对时期效应来说，人们对通货膨胀和物价上涨的记忆衰退程度将因其经历过的通胀激烈程度而异，[41]在通胀率较高的调查年份，人们将呈现出更高的通胀记忆强度。 本文提出如下研究问题：
RQ2：在控制了其他人口变量和文化价值观变量后，大陆、台湾、香港三地民众的通货膨胀记忆程度将呈现出何种时间性差异，包括个体层面上年龄的固定效应以及时期和世代的层级随机效应?
风险社会加速通货膨胀的风险，通货膨胀也形塑着社会记忆。 现代性的反思性主要体现在人们一边对共同体失去兴趣，[42]另一边又日益抗拒个体化过程，向往重返集体归属感。 全球化在剥夺民族国家权力、消解身份认同的同时，也给个体寻找新的安全感提供出路。 这时，个体的身份故事固然重要，但通过集体行动建构地方共同体，保存集体记忆，也成为人们获取身份认同的路径之一。[43]可见，人类的记忆既是一个认同化过程，也是一种去认同化过程。[44]在风险社会中，个人为了获得更多资源而关注和依赖自身，消解阶级和集体认同，这种对应得权利的追逐在一定程度上加速了通货膨胀，[45]自我实现和追求生活质量的价值观促进个体化的循环；[46]另一方面，由于风险在本质上是社会或集体性而非个人性的，风险社会也将促使个体依靠群体解决风险，最终走向集体化。
农村体育事业的发展，具有一定的历史性和复杂性，是一个社会性的问题。如果仅仅将目光停留在体育事业发展上，而没有从经济发展的角度进行充分分析和思考，将很难找到答案。面对不断增长的农民群众体育需求，必须进行科学分析，将体育事业和农村经济的发展进行有效结合[1]。
通货膨胀记忆层2 模型：
不可大口喝猛水。而应把一口水含在嘴里，分几次徐徐咽下。另外患有心脏功能衰竭、急性肾炎、肾功能衰竭者不宜喝水过多。
在全球化时代，国家和地区的地理界限逐渐消失，分散的文化被联结起来，人们可以有多种文化身份。 双重文化身份部分植根于本土文化，另一部分源自与全球文化联系的感觉，[55]超越国家界限的全球认同和世界公民身份，使人们意识到文化的多样性并将其付诸行动。[56]怀有全球认同的人更能接受新思想，认为生活在世界另一端的人像邻居一样。[57]全球认同、民族认同和本地认同不必然矛盾，人们可以因不同情况而采用相关身份。[58]国家认同徘徊在全球认同和地方认同之间，呈现出复杂和丰富的特质。 综上，本研究将认同区分为个体认同、本地认同、民族认同和全球认同四个维度，提出如下研究问题：
RQ3：控制了其他变量后，三地民众的个体认同、本地认同、民族认同和全球认同将呈现出何种时空差异，包括个体层面地域和年龄的固定效应以及时期和世代的层级随机效应?
旅游英语翻译是典型的跨域文化差异进行交流的活动，需要分析两种文化差异对当前旅游英语翻译造成的影响，让学生具备跨文化差异进行交流的能力。文化差异导致在对历史文化或者是特殊文化在翻译过程中会出现一些误区，这样就影响旅游英语的翻译效果，需要遵循文化对等开展变通的语言翻译。本文认为教师应该灵活开展语言直译以及意译，这是让专业学生对旅游英语进行高质量翻译的关键。同时，要想做好旅游英语的翻译工作，也应该借助比喻方法翻译历史典故等内容。
三、研究方法
(一)样本描述
本研究使用了世界价值观调查(World Values Survey，WVS)从1990 年到2014 年在中国大陆、台湾和香港收集的5 期调查数据。 WVS 起源于1981 年，曾在世界范围内，围绕文化价值观进行了长时间的跨区域数据收集，通常以5 年为一期进行调查。 其中，中国大陆参与了从第二期开始的5期调查(1990-2014)，台湾参与了第三期(1995-1998)、第五期(2005-2009)和第六期(2010-2014)调查，香港参与了第五期(2005-2009)和第六期(2010-2014)调查。 将来源于不同调查地区和调查时期的数据合并，剔除样本中变量缺失比例大于5%的个案后，最终有效样本量为11，062。 在样本中，平均年龄为42.24 岁(SD＝14.78)，女性占51%。
(二)变量测量
可见，大范围的、高强度的通货膨胀事件可能会加剧通货膨胀记忆，并由于风险社会中超出个人和社会群体的解决能力而降低个人、民族和世界公民身份的认同感。 将表2 视为以通货膨胀记忆程度为中介变量的过程模型，综合图4 可知，如果将民众对本地社群的本能式前现代认同视作随个体成熟、地区经济和社会发展不断完善而逐渐让位于民族情感、世界公民想象和个体自治需求的多元现代认同，那么，这些促使地域认同从前现代走向现代的力量将随着人们对通货膨胀事件的强烈记忆和对货币购买力保持稳定的内在需求而被部分化解，而人口老化以及温和通胀带来的物价缓慢上涨等自然过程又对人们的通胀记忆和物价稳定需求产生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成为风险社会中现代性悖论的经验佐证，因为即便是持续缓慢的物价上涨，同样也会加深民众的通货膨胀记忆，使其难以走出本地社群成员身份，降低对风险自治、民族团结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想象、体察与认同，使“经济现代化”的进步趋势蒙受“观念非现代化”的制约。 因此，在现代化过程高速运转、风险不平等随之被不断放大的东亚华人社会，这一潜在危害尤其值得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引起注意，避免在高速扩大内需、刺激消费的理念下，以降低民族认同为代价来发展经济，特别是对经济较港台地区相对后发的大陆来说，不仅要尽可能地避免恶性滞胀，更要对持续追求GDP 增长的工具理性有所反思，通过维持全社会的长期物价稳定，来有效地提升三地民众对中华民族成员身份的认同感。
个体层面控制变量。 个体层面的人口变量包括年龄、性别、受教育程度(1 ＝未受过正式教育，9 ＝完成大学教育并有学位，Mean＝5.56，SD＝2.40)、收入等级(1 到10，Mean ＝4.60，SD ＝2.07)、社会阶层(1 到4，Mean＝2.38，SD＝0.76)、工作状态(有工作71%，其他29%)、婚姻状况(已婚74%，其他26%)和子女数(Mean ＝1.67，SD＝1.40)等。 此外，研究控制了媒介信任、政治信任、国际信任和政治兴趣等个体层面文化价值观方面变量的影响，以4 级量表中对“新闻出版业”和“电视台”信任度的平均值来测量媒介信任(Mean ＝2.53，SD＝0.70)；政治信任测量受访者对“法院”“中央政府”“政党”“人民代表大会”“行政机关”的平均信任程度(Mean ＝2.79，SD＝0.66)；国际信任涵盖了对欧盟、北大西洋公约组织、联合国、东盟、APEC 亚太经济合作组织等国际组织的信任程度(Mean ＝2.46，SD ＝0.77)；政治兴趣则通过向受访者询问“您对政治感兴趣吗”的题项测量(Mean ＝2.39，SD＝0.93)。
(三)数据处理与分析
由于样本中媒介信任变量的缺失值比例为16.6%，政治信任缺失值比例占31.6%，国际信任缺失值比例达42.3%，为了在保留重要研究变量的同时避免由缺失值比例过高造成的研究偏差，本研究采取多重插补(multiple imputation)方法对数据的缺失值问题进行处理。 在模型设定与拟合方法上，本研究借鉴HAPC-CCREM 方法，[62]并将地区影响视为随机情境效应纳入两水平随机截距项模型的层2 进行分析，探讨地区对通货膨胀记忆以及身份认同的可能影响。 其中，时期来自于每一期WVS 在该地区的调查年份，代群以5 年为一代的方式进行划分，[63]世代与时期交叉表中的单元格数字代表着该地区样本在这一调查时期从属于特定出生世代的人数。 研究建立的模型如下所示：
通货膨胀记忆层1 模型：
通货膨胀记忆ijt ＝β0jt+β1地区ijt+β2年龄ijt+β3性别ijt+β4教育程度ijt+β5收入ijt+β6社会阶层ijt+β7工作状态ijt+β8婚姻状况ijt+β9子女数ijt+β10媒介信任ijt+β11政治信任ijt+β12国际信任ijt+β13政治兴趣ijt+εijt，εijt～N(0，σ2)
命运共同体始终拥有特定边界。 共同体是一种原始或天然状态下人类意志的完善统一体，[47]记忆是共同体结合的有力方式之一。 传播技术的发展使各国民众的多重地域身份认同得以建立和延续，国家认同不再是一个孤立的存在，而是伴随着民族主义、世界主义和地方主义的相互交织和形构，[48]使社会意识围绕全球性、民族性和地方性三个主题变化。[49]国家是成员间分享信仰、传统、习俗、历史、领土、共同神话、历史回忆和社会文化并与其他群体区别开来的集体，成员共同分担经济、法定权利和责任。[50]国家认同是对国家主观或内在的归属感，[51]强调文化和历史在构成国家边界中的重要性。 本地认同是个体与地方相互作用的过程，人们根据对特定的地方归属描述自己，[52]这种认同建立在居住地的物理和象征特征上，[53]能够区别自我和他人，保持身份的连续感。[54]
此外，为了进一步探讨通货膨胀记忆对身份认同感的影响以及相关的世代、时期和地区效应，本研究分别以个体认同、本地认同、民族认同和全球认同为因变量，采用HAPC-CCREM 分析方法，建立如下模型：
个体/本地/民族/全球认同层1 模型：
专制主义对中国人民的毒害之深，甚至使得专制主义在中国拥有不自觉的粉丝。健全的公民意识的培养非朝夕之功能成，应作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的努力，这个过程是无可跨越的。只有持之以恒地启“五四”以来高举的“科学”和“民主”之蒙，一个基于健全的公民意识基础上的公民社会才会形成。
个体/本地/民族/全球认同ijt ＝β0jt+β1地区ijt+β2年龄ijt+β3性别ijt+β4教育程度ijt+β5收入ijt+β6社会阶层ijt+β7工作状态ijt+β8婚姻状况ijt+β9子女数ijt+β10媒介信任ijt+β11政治信任ijt+β12国际信任ijt+β13政治兴趣ijt+β14通货膨胀记忆ijt+εijt，εijt～N(0，σ2)
个体/本地/民族/全球认同层2 模型：
在公式中，i＝1，2，3，…，njt，指第j 世代t 时期的第i 个人；j ＝1，2，3，…，19，指19 个世代；t ＝1，2，3，…，8，指8 个调查时期。 β0jt是个人层次的截距，代表第j 世代t 时期的平均通货膨胀记忆，β1到β20是层1 的固定效应，εijt是个体随机效应，即个体ij 的通货膨胀记忆或身份认同与j 世代t 时期通货膨胀记忆或身份认同均值的偏差。 γ0 指整体样本中通货膨胀记忆或身份认同的总均值(grand mean)，μ0j是世代j 的残差随机效应，ν0t是时期t 的残差随机效应。 β0j＝γ0+μ0j代表所有时期中各世代的平均通货膨胀记忆或认同，β0t＝γ0+ν0t代表所有世代中各时期的平均通货膨胀记忆或认同。 模型中，对年龄进行总均值对中，连续自变量按世代均值对中。 通过R 软件以及SAS 对多重插补后的20 个数据集分别进行模型分析后，对得到的参数估计值和标准误按照鲁宾规则(Rubin's Rules)合并。[64]
北张店流域位于山西省长治市中西部，屯留县与沁县的交界处，地理位置为东经112°26′～112°37′，北纬36°15′～36°32′，最高海拔1 544 m，最低海拔976 m，平均海拔1 276.5 m，流域总面积270 km2。区域内地势北西南三面高、东部及中部低，水流由北西南向中部汇集，向东出境[12]。
四、研究发现
为了考察通货膨胀记忆程度差异的年龄、时期、世代和地区差异，探讨个体层面变量对通胀记忆的可能影响，本研究的模型分析结果如表1 所示。 在考察层1 的固定效应时，控制人口和文化价值观变量后，将地区作为个体层面变量。 数据分析结果显示，大陆受访者的通货膨胀记忆强度显著高于香港(p＜0.01)和台湾受访者(p＜0.001)。 对照图1 显示的三地通货膨胀率可知，大陆在调查期间的GDP 年度缩减指数在平均水平(Mean ＝4.48，SD ＝6.00)和最高水平上(Max ＝24.24)均超出香港(Mean ＝3.51，SD＝4.56，Max ＝11.34)和台湾(Mean ＝1.79，SD ＝1.54，Max ＝4.46)，折射出社会现实对通货膨胀记忆难以磨灭的影响，即物价上涨幅度越大，民众的通胀记忆也就越深。
表1 通货膨胀集体记忆程度的多水平年龄-时期-世代交叉分类随机效应模型
个体年龄的固定效应对通货膨胀记忆强度呈现出显著的正向影响(p＜0.001)，年龄增加1 岁，取值范围在0 到2 之间的通胀记忆估计值随之上升0.002 个单位。 剔除总样本量中占比小于0.5%的年龄段后，不同地区通胀记忆预测值在18-70 岁间的年龄效应如图2(a)所示。 通胀记忆的年龄效应在三地均呈波动式上升趋势。 对照表1 和图2(a)可知，总的来说，调查时年龄越大的受访者，其通胀记忆水平往往越高，而更高的通胀记忆水平某种程度上也成为个体年龄增长与风险抵御能力不足的反映。
从层2 的随机效应来看，三地民众通胀记忆的世代效应皆不显著，意味着通胀记忆并无明显的代际差异。 通胀记忆程度存在显著的调查时期效应(p＜0.05)：在1990-2014 年间，民众通胀记忆水平显著高于时期层级平均值的三个年份由高到低依次是2012 年(WVS6 大陆/台湾)、2013 年(WVS6 香港)和2006 年(WVS5 台湾)。 对照图1 可知，这些年份均系该地区经历了一段时期以来通胀率峰值后的首次调查。 三地通胀记忆强度的时期效应预测值如图2(b)所示。 调查期间，三地民众的通胀记忆程度总体呈上升趋势，而大陆民众的通胀记忆在1995-2001 年间经历了一次几与通胀率同步的下降，这种通胀记忆强度非线性的时期效应可被视为民众对短期内物价水平变化的快速反应。
图2 通货膨胀记忆的年龄效应(a)和时期效应(b)
为了探讨通货膨胀记忆对三地民众认同重构的影响，厘清记忆对认同作用机制的年龄-时期-世代效应及其地域差异，研究进一步采用HAPC-CCREM 模型，分析影响民众个体认同、本地认同、民族认同和全球认同的个体层面固定效应以及时期和世代的随机效应，结果如表2 所示。 从固定效应来看，个体认同、本地认同、民族认同与全球认同存在着显著的个体地域差异。 其中，香港民众的个体认同程度显著低于大陆(p＜0.001)，本地认同、民族认同与全球认同水平则与大陆相当；台湾民众除本地认同低于大陆外(p＜0.001)，个体认同(p＜0.001)、民族认同(p＜0.001)和全球认同(p＜0.001)均显著更高。 也就是说，具体到通货膨胀这一全球性风险事件中，在其他控制变量和通胀记忆强度取值一定的情况下，以大陆为参照，香港民众出现“风险自担”心态的程度相对更低；台湾民众则较少视本岛为命运共同体，转而寻求个体自治、民族认同感和世界公民身份。
表2 地域认同的多水平年龄-时期-世代交叉分类随机效应模型
续表
四类地域认同的年龄固定效应(p＜0.001)、时期随机效应(变异区间：0.068-0.218，p＜0.001)与世代随机效应(变异区间：0.860-2.321，p＜0.001)均显著，意味着不同年龄、时期和世代的民众地域认同水平均有所差异。 其中，在18-70 岁之间的受访者中，地域认同的年龄效应估计值如图3(a)所示。 对照表2 可知，年龄越大的受访者把自己看作本地社区成员的程度越低(p＜0.001)，而认为其为自治个体(p＜0.001)、中华民族一员(p＜0.001)和世界公民(p＜0.001)的程度越高。
图3 地域认同的年龄(a)、时期(b)和世代(c)效应
研究进一步比较了地域认同时期和世代的集群效果(cluster effect)，其中，时期的集群效果为ν0t/(εijt+μ0j+ν0t)，世代的集群效果为μ0j/(εijt+μ0j+ν0t)。 在个体认同、本地认同、民族认同和全球认同的总变异量中，时期所造成的变异依次为4.95%、9.01%、8.42%和7.16%，世代造成的变异则分别为62.59%、71.78%、68.50%和76.22%。 相比时期的随机效应，代际差异对地域认同的解释力更强。其中，本地认同随时期效应变化的程度较大，而全球认同则主要受代际差异的影响。 对于地域认同的时期效应，模型估计的每一时期四类地域认同的平均随机效应如图3(b)所示。 相较所有调查时期的均值，显著的变化出现在1990、2001 和2007 三个调查年份中。 2007 年，三地民众的个体认同(p＜0.001)、民族认同(p＜0.001)和全球认同水平(p＜0.001)显著高于时期群组均值，本地认同水平更低(p＜0.001)，1990 年和2001 年则与2007 年的情况相反。 这一结论的出现可能与上述三个年份中三地发生的特定历史事件有关。 剔除在总样本量中占比小于0.5%的世代后，图3(c)显示了1920-1924 到1990-1994 的15 个同期群中，每一世代在所有时期上对地域认同的平均效应。 从趋势上来看，尽管相邻代群间的认同水平上下波动，但50 后及更早的受访者表现出了比世代群组均值更高的本地认同和更低的个体认同、民族认同及全球认同；自60 后开始，三地民众的个体认同、民族认同和全球认同呈现出逐代上升的趋势，本地认同水平则出现较大幅度的下降。
比较前述以通货膨胀记忆和四类地域认同为因变量的5 个模型的固定和随机效应可知，时空差异的解释程度有所不同：一方面，空间差异的普遍存在表明，三地民众通货膨胀记忆与地域认同体现出明显的地区特征；另一方面，在时间效应上，人们地域认同程度的差别来自年龄-时期-世代效应的共同作用，特别是代际差异的随机影响，其次为包括年龄和地域在内的个体差异固定效应，时期的随机效应对地域认同的解释力较小，而通货膨胀记忆强度差异则独立于代际因素，多被个体因素所解释(p＜0.001)，时期效应显著但贡献较少(p＜0.05)。 在其他变量保持不变的情况下，三地民众的通货膨胀记忆强度与本地认同间存在显著的正向关联(p＜0.05)，而与个体认同(p＜0.05)、民族认同(p＜0.001)和全球认同(p＜0.001)负相关。 可见，民众的通货膨胀记忆越深，本地认同也就越强，个体认同、民族认同和全球认同感则越弱。 综合表2 模型系数和图3 的变化趋势可以发现，本地认同差异可能存在着与其他三类认同相反的解释机制。
五、结论与讨论
在风险社会日趋激烈地挑战理性能动性的现代社会，特别是风险不平等进一步放大社会团结问题的当下，预测和解释公众的通货膨胀记忆及其对物价稳定的内在追求，加强对社会系统和文化心态的历时性演化，特别是公众对物价上涨的敏感度以及伴随而来的身份认同变迁的认识，增强决策系统的风险研判能力，无论是对全球化时代微观经济体系的平稳发展而言，还是对于现代性与风险社会中有关身份问题追问的回答，增进社会中的群体凝聚力和个体福祉，都具有重要意义。 本研究运用HAPC-CCREM 分析方法，利用通货膨胀这一多次发生的集体记忆事件，结合世界价值观调查数据(1990-2014)，对经典社会理论中政治世代和关键年份假说等集体记忆形成的解释机制开展了重复检验，考察了包括中国大陆、台湾和香港在内的三地民众通货膨胀记忆及其关联的地域认同在不同时空条件下形成的差异。
首先，RQ1 关注的地区差异与调查期间GDP 年度缩减指数的地区差异大体一致，大陆民众的通胀记忆程度显著高于香港和台湾地区，对稳定物价的要求更为迫切。 上述发现反映出通胀记忆可能与个体风险抵御的较高要求、较低能力以及风险强度有关。 这一点在模型1 的人口变量中同样得到了印证：在通胀率较高的时期，面对物价飞涨和货币购买力的下降，老年人、女性、较低教育程度/收入/社会阶层者和经济欠发达地区的大陆民众等“弱势人口”，以及更需对抗通胀风险的有工作者和已婚者等社会角色，常常在严峻的风险形势中，对通货膨胀产生了更深的记忆，继而对控制物价上涨的优先级产生了更高的重要性评估。
其次，通货膨胀记忆的年龄-时期-代群效应不仅相互关联，且具有内在区别。 综合有效变量，通过预测模型间的纵向比较，本研究绘制了时空因素作用于三地民众地域认同的过程示意图(如图4 所示)。 APC 模型中世代的长期效应以及年龄与时期的短期效应在既有研究中互为竞争性假设。[65]本研究发现，在RQ2 考察的记忆强度的时间性成因中，仅个体年龄和调查时期对通胀记忆具有显著预测力。 这一发现拆解了集体记忆的世代效应假设。 对照RQ1 的发现可知，民众的通胀记忆强度差异一方面来自不同调查时期下通胀率和物价水平的直观变化，另一方面又与个体年龄增长所表征的风险抵御能力下降有关。 也就是说，相较于单一历史事件集体记忆的长期世代效应而言，通货膨胀这类多次发生的风险事件记忆更可能来源于时期和年龄两类短期效应的叠加，即在生命周期和其他社会结构上处于弱势者对于近期风险的“心有余悸”。
RQ3 聚焦于三地民众四类地域认同的时空效应。 从样本的整体情况来看，香港民众的个体认同程度低于内地，台湾民众则拥有较大陆更低的本地认同和更高的个体认同、民族认同及全球认同。 除空间效应外，三种时间效应对地域认同的影响同时存在。 随着年龄的增加，个体认同、民族认同和全球认同逐渐增强，本地认同趋于弱化。 在时期和代群的随机效应中，时期效应的影响较小，其方向和强度在各调查年份间呈波动变化；地域认同呈现出明显的代际差异，自60 后起，年轻世代的本地认同逐步下降，其个体认同、民族认同和全球认同则日益上升。 总体来看，“风险自担”的个体化认同趋势以及超越本地社区、寻求民族身份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趋势在经济风险事件中同时存在。
图4 三地民众通货膨胀记忆及地域认同的时空效应过程示意图(地区基准变量：0=大陆)
因变量。 在WVS 问卷中，受访者被问及“下列选项中哪个最重要/第二重要”，选项包括“维持国内秩序”“有更多发言权”“控制物价上涨”“保障言论自由”。 如果受访者认为“控制物价上涨”第一重要，赋值2 分，认为其第二重要赋值1 分，认为其他选项第一或第二重要赋值0 分，两题赋值分加总后的平均值代表通货膨胀记忆(Mean ＝0.46，SD ＝0.40)。 这一计算方法与有提示自报告式集体记忆调查中广泛采用的操作化方式和事件排序测量的权重比例一致，[59]也被既有文献作为通过WVS 数据测量通货膨胀记忆的方法，[60]其折半信度良好。[61]对于身份认同，研究根据受访者对4 级量表中“我把自己看作是一个自主的个人/自治个体/自己做主的个人”“我把自己看作是本社区/村的一个成员(大陆)/香港人/台湾人”“我把自己看作是中国公民(大陆)/中华民族一分子(香港/台湾)”以及“我把自己看作是一个世界公民”陈述的同意程度，对受访者的个体认同(Mean＝2.91，SD＝0.86)、本地认同(Mean ＝2.00，SD＝0.75)、民族认同(Mean ＝3.14，SD＝0.71)和全球认同(Mean ＝2.66，SD＝0.89)进行测量。
综上，本研究厘清了既有经验研究中未能区分的通货膨胀记忆的年龄-时期-世代效应，[66]解释了世代效应产生于年龄和特定时期叠加效应的内在动因，丰富了理解大陆、台湾、香港三地民众建立在全球经济风险基础上的记忆以及应对风险的个人和集体身份的实证资源。 本文的研究局限主要体现在如下方面：首先，对于通货膨胀记忆强度的测量而言，尽管WVS 在问题陈述上与集体记忆调查具有相似性，然而在根本上，这一问题的表述仍非记忆程度的直接反映，将对研究的内在效度造成影响；其次，个案中过多的缺失值是影响研究效度的原因之一，数据的多重插补技术无法替代真实数据的多元性；再次，APC 效应在逻辑上依然来自于代群效应，无法超越人口新陈代谢机制的解释，[67]三种效应之间的内在关联究竟如何，有赖于未来进一步探索；最后，三地不同地域空间效应在本研究中更多地表现为个体区别而非层级差异，其原因同样有待考证。 此外，由于样本数据中世界价值观调查的次数在三地间不一致，总调查次数有限，难以建立起更连续的时间趋势推断。后续研究应当考虑以更直接的变量概念化方式收集数据，借助更先进的统计手段检验HAPC 模型内部各变量间的中介过程，确保研究结论的准确性，以期对通货膨胀集体记忆及其关联的地域认同问题予以更为清晰的理论回应。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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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Q1：1990-2014 年间，在控制了其他人口变量和文化价值观变量后，与大陆相比，台湾和香港地区民众的通货膨胀记忆水平有何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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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 光镜下小鼠乳腺肿瘤病理检测结果 如图2所示，光镜下观察小鼠乳腺肿瘤结构，乳腺癌组和BCRD组肿瘤细胞排列紧密，坏死少，核质比大，细胞形态不规则，间质与实质界限不清，间质可见新生血管，偶可见肿瘤细胞侵入血管造成的血栓，400倍可见明显的核分裂现象。与乳腺癌组比较，BCRD组肿瘤细胞生长更加密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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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道是“旋转门”——民营企业进入某些行业领域后，由于职能部门的管理、服务不到位，明规则放行、潜规则挡道的状况使得企业经常要围着职能部门转圈子，转到最后甚至可能又被转出门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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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主要研究智力资本、战略柔性对中小企业技术创新能力的影响。从目前的研究文献来看，针对中小资企业技术创新能力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创新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及原因方面，很少有研究从微观层面对中小企业技术创新能力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本文按照相关学者的观点对智力资本和战略柔性这两个因素进行维度的划分，并分别研究它们对技术创新能力的影响。本文首先对研究要素进行概念的界定，然后提出研究假设，最后进行结果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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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抓住网络民众的互动点，发展高效的网络电视平台。电视曾是人们喜闻乐见的大众文化媒体之一，但是由于网络的迅速崛起，削弱了电视原有的功能。而网络电视平台是将网络与电视直播相结合的新兴产物，它不同于传统的电视，能够做到电视节目实时回看，可以完全根据网民自身的喜好进行节目观赏，这是网络电视平台的一个大举措。网络电视平台的电视节目可以在直播的过程中接受网络民众的点评与讨论，影响着网络电视平台的转变。网络电视平台根据网络民众的点评，可以进行网络电视平台的优化与改革，真正做到“来源于民众，服务于民众”，与网民的积极互动是发展网络电视平台有效而灵活的手段之一，值得重视。
在智能马桶盖的使用上，日本人仍有值得我们借鉴的地方。在京都和大阪的酒店、民宿、卖场、景区的公共洗手间里，我见到的，全都是智能马桶；据说，在日本全境，大都如此。这就是说，日本人（还有来日本的游客）即便是出门在外，也能够享受到高层次的如厕体验。中国的大城市（暂时把中小城市和农村排除在外）能不能做到这一点呢？或有人说：“我们有那么多钱吗？”我以为钱不是问题，只须坚决不再搞那些五花八门、花里胡哨的面子工程、形象工程、政绩工程，钱就足够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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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flation Memory and Regional Identity—An Analysis of Age-Period-Generation Effect Based on the Survey Data from Mainland， Taiwan and Hong Kong
Liu Yusi， Qi li， Zhao Shucheng
Abstract： By using the age-period-generation multi-level model， this paper makes a detailed analysis of the data collected from five issues of the World Values Survey in mainland China， Taiwan and Hong Kong， exploring the age-periodgeneration effects in their inflation memory and regional identity. The findings show that the survey period，area and individual age could have significant predictive power on their inflation memory intensity in those three places. Moreover， the generation's long-term effect indirectly affected the inflation memory intensity through the short-term effects of the age and time， thereby enhancing people's local identity， reducing their individual identity， national identity and global identity. The research refines the influence process of the generation effect in the formation of collective memory， approaching the possible ways to boost people's national identity by maintaining price stability
Key Words： collective memory， inflation， regional identity， age-period-generation effect
中图分类号： C912.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1590(2019)05-025-15
基金项目： 2015 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怀旧社会学视角下两岸三地民众数字化集体记忆与认同重构研究”(15CXW030)
作者简介： 刘于思，女，浙江大学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副教授，新闻传播学博士；
亓 力，女，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硕士研究生；
赵舒成，男，浙江大学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硕士研究生。
(责任编辑：唐 桦)
标签：集体记忆论文; 通货膨胀论文; 地域认同论文; 年龄-时期-世代效应论文; 浙江大学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论文; 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