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宏观经济总量平衡关系的演变_投资率论文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宏观经济总量平衡关系的演变_投资率论文

改革以来我国宏观经济总量平衡关系的演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经济总量论文,关系论文,我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国有经济与非国有经济对GDP的贡献

改革以来我国经济生活中的一大趋势是,在国有经济不断壮大的同时,非国有经济以更快的速度向前发展,形成了多种所有制并存的局面。据统计,1978~1994年在全国工业总产值中国有工业所占比重已由77.6%下降到40.2%,集体工业比重由22.4%上升到40.9%,其他经济类型工业从无到有,1994年所占比重为18.9%;在全国商品零售总额中国有商业所占比重已由54.6%下降到35%,集体商业所占比重由43.3%下降到25.4%,其他经济类型商业由2.1%上升到38.6%。根据在工业、 建筑业、商业、运输邮电业、其他服务业和农业等行业总产值(或增加值、零售额)和劳动力利用中不同经济成份所占份额情况进行综合分析测算得到的结果显示,国有经济、集体经济和其他经济类型对GDP 总量的贡献率变化具有如下特征(见表1)。⑴国有经济对GDP总量的贡献率逐渐下降,即由1978年的54.2%持续降至1994年的约36 %。 ⑵集体经济对GDP的贡献率一直维持在近1/2的水平,但年度间有小幅波动。⑶其他经济类型对GDP的贡献率持续上升,即由1978年微不足道的1.2 %上升到1994年的16.2%。与国有经济相对收缩的趋势恰恰相反,目前其他经济类型仍然呈现明显扩张趋势。

表1

国有经济 集体经济 其他经济

197854.2 44.6

1.2

197952.7 46.2

1.1

198052

46 2

198149.6 47.9

2.5

198248

48.7

3.3

198346.3 49.2

4.5

198445.4 50.8

3.8

198544

49.5

6.5

198643

49.2

7.8

198741.2 49.5

9.3

198840.9 50.5

8.6

198941

48.7

10.3

199040.3 49.4

10.3

199140.7 47.6

11.7

199239.3 47.5

13.2

199338.1 46.4

15.5

199436

47.8

16.2

资料来源:根据不同行业不同所有制成分增加值、产值、劳动力利用等情况测算。

据预测,到本世纪末国有经济在GDP中的份额将进一步降至30~ 33%,集体经济所占份额约为45~47%,其他经济类型所占份额为20~25%,三足鼎立局面必将出现。

国有经济、集体经济和其他经济类型三分天下局面的形成有多重意义:⑴国民经济增长速度的快慢在很大程度上已不再取决于国有企业的状况,未来几年内即使国有企业改革未能取得明显成效,国民经济仍有可能保持较快的增长速度,因为集体企业和其他非国有企业将依然富有生机和活力,非国有经济的高速增长将带动或支撑整个国民经济的较快增长。据分析,在1993年GDP增量(或增长)中,国有经济、 集体经济和其他非国有经济的贡献率分别为29%、38%和33%,1994年GDP 增量中国有经济、集体经济和其他非国有经济的贡献率分别为18%、60%和22%。⑵国有经济、集体经济和其他非国有经济之间相互竞争的机制得以激发和形成,有利于资源配置的优化和经济效率的提高。而在国有经济一统天下的时候,真正意义上的竞争是很难出现的。⑶将国有经济与集体经济加总起来看,公有制经济在我国仍占据绝对主体地位。另一方面,如果把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视为个体经济形式,则集体经济的份额将明显下降,例如1994年集体经济在GDP中的份额可能已降至1/3左右,即国有经济、集体经济和其他非国有经济三分天下的局面已经形成。⑷有意识地收缩国有企业阵地应当成为国有企业改革的一个重要战略。过去10年国有企业在国民经济中的份额不断下降其实是一个被动的退缩过程。既然不可能通过内部改革或完善来搞活所有国有企业、不妨更加积极主动地利用兼并、出卖和破产等形式来缩减国有企业的范围和总体规模,将那些已陷入恶性循环中的国有资产融入非国有经济中,使其摆脱困境,获得新生,同时也减轻国家负担。应当允许和鼓励国内非国有企业(而不仅是外资)对国有企业的收购、兼并;出卖国有资产的资金可以作为专项资金,用于购置新的国有资产。实际上只要在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行业中保持住国有经济的主导地位、特别是能培育出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国有大型企业集团,就可以了。

二、GDP中的三次产业结构

改革以来三次产业变动的基本特征是,在全部GDP 中第一产业所占比重总体上呈下降趋势,第三产业总体上呈上升趋势,第二产业则相对稳定地保持在40~50%,其中80年代第二产业比重有所下降,90年代以来又有所回升。具体来看,GDP中第一产业所占比重由1978年的28.1 %上升到1982年的33.3%,此后逐步下降至1993年的19.9%和1994年的21%。第二产业在GDP中的比重由1978年的48.2%下降至1990年的41.6%,到1994年转而回升至47.2%。第三产业所占比重由1979年的21.4%逐步上升到1992年的34.3%,最近两年又有所下降,1994年为31.8 %。 在1979~1994年的15年中,第一产业比重下降了约10个百分点,第三产业比重上升了约10个百分点,第二产业比重基本没有变化(见表2)。

表2

第一产业 第二产业 第三产业

197828.1 48.2 23.7

197931.2 47.4 21.4

198030.1 48.5 21.4

198131.8 46.4 21.8

198233.3 4521.7

19833344.6 22.4

19843243.3 24.7

198528.4 43.1 28.5

198627.1 4428.9

198726.8 43.9 29.3

198825.7 44.1 30.2

1989254332

199027.1 41.6 31.3

199124.5 42.1 33.4

199221.8 43.9 34.3

199319.9 47.6 32.5

19942147.2 31.8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1995)

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第一、二产业所占比重偏高,第三产业所占比重偏低。发达国家三次产业结构变化的主要特点是:⑴早在五六十年代多数发达国家的第一产业(这里指农业)在GDP中的比重就已降至 10%以下。例如1960年美国、英国和联邦德国农业占GDP的比重分别为4%、4%和6%,到1993年这一比重均为3%。日本农业在GDP中的比重1952年为23%,1960年下降至13%,1993年进一步降至6%。 ⑵过去几十年发达国家工业占GDP的比重也经历了一个轻微下降的过程。目前多在1/3左右。据统计,1960~1993年美国工业在GDP中的比重由33%下降到30 %左右,英国工业比重由37%下降到33%,联邦德国工业比重由47%下降到38%,日本工业比重由38%上升到41%,是唯一的例外。⑶第三产业比重明显上升,目前多在60%以上。据统计,1965~1993年英国服务业等占GDP的比重由51%上升到65%,联邦德国的服务业比重由43 %上升到61%,日本服务业比重由46%上升到57%。

第一产业比重偏高、第三产业比重偏低是我国三次产业结构区别于发达国家最明显的特征。我国产业结构变化的长远趋势必然是:第一、二产业比重下降,第三产业比重上升。但需要指出的是:⑴第一产业比重的下降并不总味着忽视农业,相反,我们要坚持不懈地重视和加强农业,农业总量规模的扩大与比重下降可以同时并存,在农业比重不断下降过程中我国将依然是一个农业大国,主要依靠自己解决吃饭问题。美国农业在GDP中的比重只有4%,但却是世界农业生产大国和农产品出口大国。⑵我国工业化尚未完成,今后若干年第二产业在GDP 中继续保持较高的水平,甚至个别年份第二产业比重出现上升趋势,都是正常的。目前的问题不在于第二产业比重的高低,而在于工业整体经济技术水平的高低和内部结构的合理与否。⑶我国第三产业比重低有明显的统计遗漏问题,1994年进行的第三产业普查对此给予了证实和纠正,目前还不能说这一问题已得到彻底解决。当然,我国第三产业发展不足也是无可争辩的事实。加快第三产业发展,特别是注重发展那些技术含量高、符合时代潮流的新兴第三产业,是我国实现产业结构升级、赶超发达国家的必由之路。

三、国民收入(GNP)分配结构

改革以来我国国民收入(GNP )分配结构演变的基本特征是:收入分配向居民倾斜,居民收入比重持续扩大〔1〕; 政府收入比重不断下降,财政困难日益加重; 企业收入比重在低水平上波动。 具体来看,1978~1994年我国居民收入在GNP中的比重由53.2%上升到68.7%, 上升了15.5个百分点;政府收入比重由28.1%下降到10%,下降了18.1个百分点,企业收入比重由18.7%上升到21.3%(见表3)。 事实上过去十多年中企业收入比重一直在16~21%之间波动,与居民收入比重持续上升、政府收入比重持续下降的趋势有本质区别。

表3

居民收入 政府收入 企业收入

197853.2 28.1 18.7

197955.2 24.8 20

198057.8 20.9 21.3

198160.8 18.9 20.3

198262.1 1819.9

198364.5 17.9 17.6

198464.6 18.4 17

19856418.9 17.1

198665.2 18.7 16.1

198765.7 17.5 16.8

198867.4 14.8 17.8

198966.4 14.9 18.7

199067.3 14.9 17.8

199167.5 13.9 18.6

199268.7 13.3 18

199368.2 11.9 19.9

199468.7 1021.3

资料来源:根据居民消费、城乡个人投资、居民金融资产、财政收支等资料测算。

应当说明的是,这里所说的GNP分配结构是最终分配结构, 即对居民、政府和企业等收入分配主体之间的收入转移已经做了处理。政府收入比重与财政收入比重是两个概念,但从变化趋势上看二者是相当一致的。例如国家财政收入相当于GNP的比例由1978年的31.2 %剧烈下降到1994年的11.8%,下降了19.4个百分点,平均每年下降1.2 个百分点;即使将地方财政和行政事业单位预算外资金收入算作财政收入,这种大财政收入相当于GNP的比例也由1978年的33.5%降至1994年的16.8%,下降了16.7个百分点,年均下降1个百分点。

外国特别是发达国家国民收入分配的特点是:⑴不同国家个人收入占GNP的比例差异较大, 但同一国家在不同时期的个人收入比重相对稳定,既没有大幅波动,也极少出现持续上升或持续下降的现象。例如美国居民可支配收入占GNP的比例在1950、1960和1970年分别为72.6 %、69.5%和70.8%,联邦德国雇员报酬占GDP的比例在1970、1980和 1985年分别为53.2%、56.8%和54.2%,英国雇员报酬占GDP的比例1970 、1980和1985年分别为59.8%、60.2%和56.6%。⑵政府收入比重较高,长期来看也比较稳定。1980年和1990年,政府财政收入占GDP 的比例美国分别为20.9%和19.9%,联邦德国分别为28.5%和28.8%,英国分别为35.1%和36.8%,各国财政收入比重年度间变化都很小。当然也有一些国家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较低,如日本为13%左右,韩国有18 %左右,但年度间波动不大是其共同特征。

我国国民收入分配结构变化具有十分广泛和深远的影响:⑴居民储蓄已成为国民总储蓄和银行资金的主要来源(目前居民储蓄占总储蓄的80%左右),多数情况下企业和政府储蓄不足,甚至是负值储蓄,面临严重的资金紧张问题,需要通过银行等金融中介来利用居民储蓄资金进行生产、投资、建设,因此造成了企业负债率上升、成本增加。但另一方面在改革之初对企业资金成本意识提高和近年来国有商业银行转变经营机制、用好信贷资金客观上也有一定的促进作用。目前最具有挑战性的是,国有企业经营状况普遍不佳,国有商业银行不良贷款日益增加,居民储蓄继续扩大其在总储蓄中的份额,而居民储蓄有偿使用仍然具有无可置疑的硬性约束。⑵政府收入比重的不断降低严重削弱了政府宏观调控的物质基础,不利于政府在缩小地区经济差距,保障低收入者的基本生活,消除贫困,扶植支柱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保护环境,促进经济与社会的协调发展,抑制通货膨胀,保持经济的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等方面实施有效的宏观调控。

四、消费与投资

总体上讲,过去十多年我国消费率(GDP 中消费所占比重)呈下降趋势,投资率呈上升趋势。具体来看,1978~1994年我国消费率变化可以分为两个阶段,一是1978~1981年,消费率由62.2%上升到67.4%,上升了5个百分点, 这可以视为改革开放之初对过去长时期里重生产轻生活的纠正或补偿;二是1981~1994年,消费率由67.4%下降到57.3%,下降了10个百分点,消费率下降并不妨碍居民消费水平得到前所未有的提高,消费率的下降与消费规模的扩大完全可以同时并存。

总投资率包括固定资产投资率和流动资产投资率(或存货投资率)。1978年以来我国固定资产投资率变化可以分为四个阶段:一是1978~1981年,固定资产投资率由29.9%下降到25.6%,与同期消费率的上升趋势正好相反,这一时期GDP年均增长6.9%;二是1982~1988年,固定资产投资率由27.3%上升到31.6%,这一时期GDP年均增长11.4%; 三是1989~1991年,固定资产投资率平均为26%左右,比前几年下降3~4个百分点,这是治理整顿措施的影响,同期GDP年均增长5.7 %; 四是1992年~1994年,固定资产投资率由32.1%急剧上升到37.4 %, 同期GDP年均增长13.2%。

显然,在改革之初和治理整顿时期,与固定资产投资率的下降或徘徊相对应的是GDP的低速增长;在其他各年, 与固定资产投资率的上升趋势相对应的是GDP的高速增长(见表4)。上述事实表明,投资的高增长是过去十多年我国经济高增长的主要推动力量。

表4

固定资产 存货

消费率

投资率 投资率 净出口

1978

62.2 29.98.5 -0.5

1979

60.4 28.37.9 -0.7

1980

65.6 29.06.0 -0.5

1981

67.4 25.66.7 0.1

1982

66.4 27.34.9 1.5

1983

66.3 28.24.9 0.7

1984

65.6 29.74.8 -0.1

1985

66

30.28.5 -4.7

1986

65.3 30.97.5 -3.7

1987

63.7 32.05.0 -0.6

1988

63.9 31.65.9 -1.4

1989

64.2 26.410.7-1.3

1990

62.1 25.99.7 2.7

1991

61.9 28.07.4 2.7

1992

61.6 32.15.1 1.2

1993

58.3 37.55.8 -1.7

1994

57.3 37.43.3 1.9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1995)

经济高速增长时期多数国家都经历了固定资产投资率持续上升和在高水平上保持一定时期相对稳定的过程。1955~1960年日本经济增长率平均约为8.6%,同期固定资产投资率由20.7%上升到32.6%,1961 ~1973年日本经济增长率平均约为10%,同期固定资产投资率平均为33%;1964~1972年新加坡固定资产投资率由20.1%上升到37.4%,同期经济增长率约为12.2%,此后十年中新加坡的固定资产投资率一直维持在接近40%甚至超过40%的水平上,经济增长率平均在8%以上。美国、 英国等发达国家的固定资产投资率往往在20%以下,而且长期保持稳定,另一方面这些国家的经济增长率也比较低。国外国内的实践均表明,投资率由低到高不断上升的过程和在高水平上保持相对稳定的过程,往往就是经济高增长的过程,而投资率由高到低下降的过程和在低水平上相对稳定的过程往往就是经济低增长的过程。

反观我国,1978~1994年投资率净上升约12个百分点,目前已达到37%的高水平,可以说已经基本走完了投资率由低到高持续上升的过程。今后我国投资率变化有三种可能:一是投资率进一步持续大幅度上升,这种情况下恐怕难免再次出现经济过热;二是投资率明显而持续地回落,这种情况下很可能引起经济增长速度的明显下降;三是投资率在高水平上保持相对稳定,例如32~37%之间,这是在较低通货膨胀条件下保持国民经济持续高增长的基本要求和正确选择。

五、投资与储蓄

改革以来我国投资与储蓄之间相互关系变化的特征是:在固定资产投资率和总投资率不断上升的同时,国内储蓄率也不断上升。 1978 ~1994年历年国内储蓄率均高于固定资产投资率,平均储蓄率与平均总投资率基本持平,表明我国具有雄厚的国内资金来源基础,完全可以依靠国内储蓄来保持高投资率和高经济增长率。具体来看,1978~1994年我国固定资产投资率平均为30%,总投资率平均为36.6%,国内储蓄率平均为36.3%。改革以来投资率和储蓄率的变化可以分为两个阶段:一是1978~1981年固定资产投资率由29.9%降至25.6%,总投资率由38.7%降至32.3%,国内储蓄率由37.8%降至32.6%;二是1982~1994年,固定资产投资率由27.3%升至37.4%,总投资率由32.1%升至40.8%,国内储蓄率由33.6%升至42.7%(见表5)。 我国目前所达到的高投资率和高储蓄率在国际上是少有的。

表5

固定资产 国内

投资率

总投资率 储蓄率

1978

29.9

38.8 37.8

1979

28.3

36.3 35.6

1980

29.0

35

34.4

1981

25.6

32.3 32.6

1982

27.3

32.1 33.6

1983

28.2

33

33.7

1984

29.7

34.5 34.4

1985

30.2

38.7 34

1986

30.9

38.4 34.7

1987

32.0

36.9 36.3

1988

31.6

37.5 36.1

1989

26.4

37.1 35.8

1990

25.9

35.2 37.9

1991

28.0

35.4 38.1

1992

32.1

37.2 38.4

1993

37.5

43.4 41.7

1994

37.4

40.8 42.7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1995)。

长期以来,低投资、低储蓄是发达国家的基本特征。1964~1989年美国总投资率和国内储蓄率基本上维持在18~20%之间,英国总投资率和国内储蓄率则多在16~20%之间。经济增长率较快的日本, 1960 ~1980年总投资率和国内储蓄率均在30%以上,最高年份(1970年)达40%左右。新加坡和韩国等新兴工业国的特点是,经济起飞之初投资率和储蓄率都由低到高迅速上升,但投资率绝对水平明显高于储蓄率。例如1964年~1970年新加坡总投资率由20%上升到38.7%,同期国内储蓄率由7.2%上升到22.1%,储蓄率比投资率低10 个百分点以上。 1964 ~1970年韩国总投资率由14.1%上升到25.4%,国内储蓄率由8.1 %上升到15.6%,储蓄率比投资率底6~10个百分点。这表明, 新加坡和韩国在经济起飞时期依靠大量利用国外储蓄实现了经济高增长。但进入80年代以来,新加坡和韩国的国内储蓄率已上升到30~40%,个别年份甚至更高,与总投资率基本相当。

今后相当长的时期内我国继续保持较高的国内储蓄率(如35~40%)是完全有可能的,意味着继续保持较高的投资率有充分的国内储蓄资金来源保证。特别是目前我国存货投资率仍然较高,如果能够进一步降低存货投资率,就可以相对地提高固定资产投资率。例如在未来几年国内储蓄率保持35~40%的情况下,如果将存货投资率降至3%左右, 固定资产投资率可以达到32~37%。因此,今后我国经济建设中应当注意把握这样两个原则:⑴我国拥有庞大的国内储蓄资金来源基础,坚持以利用国内资金为主,完全可以实现较高的投资率和经济增长率;⑵关键在于完善金融中介组织,疏通资金融通渠道,将庞大的国内储蓄特别是居民储蓄高效、顺畅地转移到经济建设之中。

六、固定资产投资与存货投资

库存增加也是一种投资行为,可以称之为流动资产投资,与固定资产投资相对应。通常固定资产投资属于意愿投资,存货投资是非意愿投资,因为存货投资增加将导致成本上升,盈利减少。

我国固定资产投资与存货投资之间相互关系的特点是:⑴固定资产投资率与存货投资率往往呈反向变化,即当固定资产投资率上升时存货投资率下降,当固定资产投资率下降时存货投资率上升。1989~1991年我国固定资产投资率平均为26.7%,比1987~1988年降低5 个百分点,而存货投资率则由1987~1988年的5%上升到创记录的9%(三年平均),上升了4个百分点。1992~1994年平均固定资产投资率重又上升到 35.6%,比1989~1991年提高9个百分点,存货投资率则下降至4.7%,比前三年平均下降4 个百分点以上。 ⑵存货投资率偏高, 波动幅度偏大。1978~1995年我国存货投资率平均为6.6%, 个别年份之间存货投资率高低相差5个百分点。发达国家的存货投资率一般在1%左右,个别年份为0甚至是负值,即存货不增加甚至减少。 发展中国家存货投资率普遍比发达国家高,但也多在5%以下。因此, 通过降低存货投资率来提高经济效益,在总投资率和国内储蓄率不变的情况下保持提高固定资产投资率,大有潜力可挖。

七、国内经济与国际交换

衡量国内经济在多大程度上与国际经济相联系,可以从净交换率与总交换率两个角度加以考察。前者是指产品和服务出品净额(出口减进口)占GDP的比率, 反映的是利用国外储蓄或国内储蓄被国外利用的程度;后者是指进出口总额相当于GDP的比率,即通常所说的外贸依存度。

据统计,1978~1994年我国净出口占GDP的比例平均为-0.37%,表明我国在经济建设中利用了部分国外储蓄,这对一个发展中国家来说是正常和必要的。具体来看,过去17年中共有10个年份出现净进口,7 个年份出现净出口。经济高涨时期往往出现净进口,即利用国外储蓄,如1984~1988年和1993年,而在经济调整时期往往出现净出口,即部分国内储蓄被国外利用,如1981~1983年和1990~1991年。

国外无论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净出口或净进口在GDP 中所占比重都不大(一般在1%以内),而且不同年份净出口和净进口相间,很少出现持续多年大量净出口或净进口的情形。但新加坡和韩国的情况特殊。1964~1984年新加坡净进口即净利用国外储蓄占GDP 的比例平均约为10%左右,1964~1980年韩国净进口占GDP的比例多在8~10%,表明这两个国家的经济起飞和高增长很大程度上与大量而持续地利用国外储蓄有关。这两个国家大量而持续地利用国外储蓄的必要性由其经济起飞时期的低储蓄率所决定。另一方面较好的国内投资环境和经济增长前景使得大量利用外资和外国储蓄成为现实。

我国国内储蓄率已经相当高,不必象新加坡和韩国那样大量依赖国外储蓄,但过多的净出口对我国长期发展也不利。相反,今后一段时期我国仍应进一步利用国外储蓄,基本保持净进口态势,净进口占GDP 比例拟应在0.5%左右、净出口局面似应作为下世纪初的政策目标。

我国进出口贸易总额相当于GDP 的比例呈持续上升之势。 1978 ~1994年这一比例由9.8%上升到45.3%,上升了35.5个百分点。 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多数发达国家的进出口贸易总额相当于GDP 的比例远低于我国。例如1993年美国进出口贸易总额相当于GDP的比例为16.8%, 日本为14.3%,英国为41.2%,即作为贸易超级大国的美国和日本的外贸依存度仅相当于我国的1/3左右。这似乎很难解释得通, 因为我国的经济开放度决不可能比美国和日本更高。其实,造成这种假象的原因在于,贸易依存度概念很不准确,难以作为国内经济对国外经济依存程度或交换程度的可靠依据。首先,加工贸易与一般贸易性质不同,特别是不同贸易方式,不同产品的进出口附加值高低差别甚大。同样100 亿美元的出口产品,发达国家出口或一般贸易出口附加值可能占60%左右,因为这些最终出口产品的生产加工主要是在国内完成的,且技术含量高,而发展中国家出口或加工贸易出口附加值可能仅占10%左右,因为只有有限的生产加工程序在国内完成,且技术含量低。由于加工贸易进出口周转速度快,周转量大,因此加工贸易出口或发展中国家出口贸易规模可以很大,其相当于GDP的比例名义上可以很高, 但却并不能真正反映国内经济对国际经济的依存度或交换水平。其次,进出口是总值概念,包含了中间投入,GDP是增加值概念或净值概念,剔除了中间投入, 进出口贸易总值与GDP不具有直接可比性;第三,我国GDP统计存在可观的遗漏因素,作为分母的GDP的相对缩小意味着进出口贸易总额相当于GDP比率的人为扩大;第四,改革以来人民币不断贬值,造成以人民币计算的进出口贸易额急剧扩大,相当于GDP的比率迅速上升, 其实如按同一汇率计算,这一比率的上升幅度要小得多。

总之,进出口贸易总额相当于GDP的比例多高多低意义并不大, 不存在一个适度“外贸依存度”标准,关键在于提高出口产品的技术含量和附加值,使外贸进出口与国内经济在更深的层次上联系起来,带动产业结构升级和经济发展。

注释:

〔1〕关于国民收入比重扩大的定量测算,曾有过几种结果, 其所反映的变化趋势是基本一致的,但在绝对水平上存在不小的差距。根据国家统计局在《1995年中国统计年鉴》中第一次公布的“居民总消费”数据和城乡居民个人投资及金融资产增加情况,可以测算出更加准确、可靠的居民收入比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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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宏观经济总量平衡关系的演变_投资率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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