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言与明清小说及其传播，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明清论文,方言论文,小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小说方言形态构成描述
探讨方言与明清小说及其传播的关系，主要是就明清白话小说而言的。所谓白话小说，是指“用近代汉语的口语创作的小说。”（注：石昌渝《中国小说源流论》，三联书店。）由于白话小说与生俱来的口语化特点，使得它与方言之间呈现出一种异常密切的关系，因为就具体的作品而言，其作者必然从属于一定的方言区，这就使作品不可避免地带上了方言的痕迹。方言是语言的支派和变体，本文所涉及的是汉语的地域方言，即不包括少数民族语言，而是相对于汉民族共同语所发生的语言的地域变体。
从方言的角度考察明清小说及其传播主要是基于以下的考察：从中国古代小说本身的发展来看，白话小说虽然以宋元话本为开端，但到明清时期才真正达到成熟和兴盛。换言之，明清小说无论在数量上和艺术价值上，都代表了白话小说的主体和最高成就。同时，语言的地方色彩，在明清小说中是一个具有普遍意义的现象。语言地方色彩的强弱程度，对作品的接受与传播产生了不同的影响。明清小说中的方言形态是怎样的，方言在明清小说传播中又到底扮演了怎样的角色，本文力图对这些问题给出答案。
方言的构成情况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小说的传播范围。明清小说的叙述与人物对白总体上以官话为主，间有一种甚至多种方言，是其语言的范式。事实上，明清小说中的方言构成非常复杂。绝大多数作品并不仅以一种方言入书，如《水浒传》中我们除了可以见到山东方言，还可以发现吴语词汇（胡竹按《〈水浒全传〉所见吴语词汇试析》）。又如，据向觉明的推测，“《西洋记》里面所用的俗语如‘不作兴’、‘小娃娃’之类，都是现今南京一带通行的言语，似乎罗懋登不是明时应天府人，便是一位流寓南京的寓公。”但诸如书中第二十回“恰好是那个终生（指大蟒）自山而来。……终生性子又躁。”的“终生”一词（意为畜生），又是太湖系的语言里才有的（赵景深《中国小说丛考》）。《何典》中使用的吴语则包括了上海、苏州、常熟等多处的方言（周振鹤、游汝杰《方言与中国文化》），《儿女英雄传》以地道的生动漂亮的京白著称，却又间有山东方言（董尊章《元明清白话著作中山东方言例释》，王希文《元明清白话著作中的枣庄方言词汇》），《老残游记》则间杂镇江、扬州一带方言和山东方言。
在明清小说中方言构成最复杂，争议最多的莫过于《金瓶梅》。《金瓶梅词话》的语言非常驳杂，其方言俚语不限于山东一方而是遍及中原晋冀豫以及苏皖之北，又间杂吴越之语（注：参见黄霖《〈金瓶梅〉作者屠隆续考》，《复旦学报》1984.4。）。目前对《金瓶梅》中的方言成分仍在继续提出新证据，进行新的挖掘，如《再释〈金瓶梅〉中的鲁南方言俗语》（《徐州教育学院学报》1994.3）、《〈金瓶梅〉东北方言100例》（《大庆高等专科学校学报》1995.1）、《〈金瓶梅〉中的内蒙古西部方言、方音及习俗》（《内蒙古电大学刊》1995.3）。白维国《〈金瓶梅〉所用方言讨论综述》（注：《中国语文》1986.3。）对八十年代中期之前的《金瓶梅》方言研究做了一个综述，吴晓铃《〈金瓶梅〉的方言语音初探》（注：《中华文史论丛》第四十八辑。）则对以往的研究观点进行了粗略的分类，基本可以涵括这些观点：绝大多数学者认为是山东方言；第二种观点认为其中的吴方言较集中；第三种观点主张是“通语”，认为作者使用的是“官话”；第四种意见则是“混合语”，认为《金瓶梅》的语言夹用了“官话”和“方言”。近年来的研究表明，对《金瓶梅》的方言构成尽管具体结构不同，但无论是金学家还是语言学者，都开始趋向于混合语之说，这是符合《金瓶梅》方言构成形态的，有益于我们科学地研究《金瓶梅》的作者、版本等问题。
明清小说中的方言构成为什么这样丰富、复杂？
众所周知，明清小说的大部分作家属于吴语区，创作和刊刻中心即传播之源都在这里。美国语言学家罗杰瑞将汉语方言大致分为三个板块：北方方言、中部方言、南方方言（注：罗杰瑞《汉语概说》，张惠英译，语文出版社1995年1月版。）。吴语地区属于中部方言区，是一个过渡方言区，它是方言在地理上的渐变性以及不同方言相互接触和交融造成的。吴方言原属南方方言，但是不断受到北方方言的南侵，夹杂了许多北方方言成分，体现出交叉和过渡性，特别是随着南宋迁都临安以来，南方方言深受北方方言的影响。曾有人提出凌濛初“二拍”中的大量吴方言与遵义方言没有区别（注：晏均平《〈拍案惊奇〉与遵义方言》，《贵州文史论丛》1994.2。），如“连吼是吼”这种连v是v的格式在吴方言中比较常见，这种用法亦保留在遵义方言中。其他如“吃白饭”（吃闲饭或谓没有能力）、便益（便宜）、点点（少许）、动不动（动辄）等一般被认为是吴语的词汇同样保留在遵义方言中。这一方面可能与移民有关，但更主要恐怕是因为下江官话、西南官话中共同保留了北方方言影响的痕迹。
同时各个方言区域之间并不存在严格的界限。某些方言区同时与几个地区交界，这对语言也会产生影响。中国历史行政区划与方言区划之间的密切关系是不言而喻的，尽管我们不能简单地将二者等同。一般情况下，各县方言往往向州（府）治靠拢，但由于移民、地理条件等因素，个别地区可能跟本府府治接近率较低，反而跟邻府一致性较大（注：参周振鹤、游汝杰《方言与中国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10月版。）。在考察凌濛初“二拍”中涉及的方言时，有人认为是湖州方言（见凌培、钱嘉猷《〈二拍〉中湖州方言词语汇释》，《方言》1989.4），有人认为是嘉兴方言（晏均平《〈拍案惊奇〉与遵义方言》，《贵州文史丛刊》1994.2）。首先我们不能简单地将现在的行政区划及方言地理与历史上的相对应，论证的证据只能来自历史方言区划。从同治《湖州府治》（注：《中国地方志集成》。）卷三建置表中可知，乌程的建置不断在调整。仅隋唐就发生数次变动，或属湖州，寻改吴兴，至唐乾元元年以后除一些短期变动，基本属于湖州治。明代乌程是湖州府府治所在地，清代沿袭明代建置。从地理位置上来看，明代乌程与嘉兴、归安等县都相邻交界。所以“二拍”中的吴方言具体地说应是以湖州话为主，同时夹杂了部分同样在嘉兴等地通行的方言。事实上，杭嘉湖宁绍五个板块的方言接近率显示这五个板块之间的方言一致性程度较高，而其中又以嘉兴和湖州的方言接近率为最高（注：参周振鹤、游汝杰《方言与中国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10月版。）。因地域的邻近与交界而产生方言的交叉融合，这可以说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对于声调较少，内部一致性较高的北方方言，这种现象就更普遍了。
部分方言区的形成本身就是语言传播的结果。明初的大移民是中国历史上最重大的移民运动。其规模之大，在中国历史上绝无仅有。洪武年间估计有7000万人口，移民占全国总人口的19%。其中长江流域，人口输出地主要是苏南、浙江、安徽徽州、赣北、赣中及鄂东地区，输入地主要是苏北、安徽（徽州除外）、湖北、湖南和四川，这对明清乃至今天的人口及语言分布都影响极大（注：葛剑、曹树基、吴松弟等《简明中国移民史》，福建人民出版社1993年12月版。）。作为人口输出地的苏南、浙江、徽州、鄂东都属于下江官话区，赣北与安徽交界的地区也通行下江官话。苏南、浙江是典型的吴方言区。吴方言通过移民的传播，与其他方言交融，呈现出复杂的语言形态，这种语言形态在明清小说中得到了反映。商人在明代特别是明中叶后成为一个引人注目的阶层，其作为流动人口，对方言的传播也起了一定作用。
在方言的传播、运用中，小说作者本身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小说作者自身复杂的语言而貌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明清小说方言构成的复杂形态。《老残游记》的作者刘鄂是江苏丹徒人，后迁居江苏淮安。他阅历丰富，曾在淮安经营烟叶，在扬州行医，并在上海尝试开设石印书局。光绪十四年赴郑州治理河道，因治河有功，被推荐赴北京总理衙门应试，并以知府任用。他积极投身洋务运动，进行多种尝试，走南闯北。《水浒传》作者尚有争议，现在多倾向于“施耐庵的本，罗贯中编次”。罗贯中据明初贾仲名《录鬼簿续编》为太原人，但长期流寓钱塘。施耐庵，由于材料较少，无可稽考，时下的结论是：施耐庵名子安，元末淮安人，曾官钱塘（注：赵景深《中国小说丛考》，齐鲁书社1980年10月版。）。这是比较可信的结论。小说的作者多数都有“北历燕齐，南涉闽粤”的经历，这使他们的语言面貌比较复杂；某籍作家不仅熟悉本地方言，而且可能同时掌握了多种方言，但对外地的方言掌握情况程度又有差异，可能仅仅懂一些普通的词汇，也可能非常精通，已把握其神韵。这种状况都在小说中反映出来。《金瓶梅》研究中的许多分歧是由方言词汇引起的。词汇传播范围广，更新快，所以如果“根据作品里的词汇推断作家的母语，并从而指证其人的籍贯是很危险的，往往差之毫厘，谬以千里。”（注：徐朔方《小说考信编·〈金瓶梅〉成书新探》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10月。）而语音和语法结构相对来说稳定得多，从这些方面着手，结论恐怕更为可靠一些。《金瓶梅》研究中，许多学者已从这方面努力，如徐朔方、吴晓铃、张惠英等先生都尝试从语音的角度去判断，朱德熙先生的《汉语方言里的两种反复问句》则开了从语法方面进行研究的先河，张惠英《〈金瓶梅〉用的是山东话吗》等文也从语法方面进行了分析。当然词汇中的特征语是值得我们注意的，这就是胡适所说的“特别土语”、“最奇特的土话”（注：《胡适论中国古典小说》，长江文艺出版社1987年2月版。），这些词汇活在方言区人们的口头，使用频率较高，属于深层次的词汇，不易为其他方言所改造。如《红楼梦》中姨类称谓用于人物口语分为“姨妈”和“姨娘”，称生育子女为“养”（27回）、面条为“面”（62回）、尊称男性少年（而不是丈夫）为“相公”（7回）、马桶为“马子”（61回）、午觉为“中觉”（5回、24回）等都露出了老派南京话的痕迹（注：刘丹青《〈红楼梦〉姨类称谓的语义类型研究》，《中国语文》1997.4。）。胡适认真比较了《醒
世姻缘传》和《聊斋白话韵文》中一些“最奇特的土话”，作为考订《醒世姻缘传》作者的重要证据，结论令人信服（注：《胡适论中国古典小说》，长江文艺出版社1987年2月版。）。
除了上述因作者所属区域的语言习惯、个人语言面貌、其对方言的掌握情况在作品中的自然流露，而造成小说中方言成分多样化、构成复杂的原因外，我们也不排除作者出于表现人物等需要，刻意使用外地方言，当然，前提是作者应精通这种方言。姚灵犀在《瓶外卮言》中曾提出质疑：“既叙述山东事，当然用当地土语。京师为四方杂处之地，仕官于京者多能作北方语，山东密迩京师，又水陆必经之路，南人擅北方语者所在多有。《金瓶》之俗语，亦南人所能通晓。为南人所作抑为北人，此可疑者一。”我们不妨将之存为一家之言。
关于明清小说中的方言成分，还有一个重要因素我们不能不考虑，即作品的成书过程。《三国演义》、《水浒传》作为世代累积型的集体创作，经胡适、鲁迅、郑振铎的研究已成定论。徐朔方先生的研究成果进一步表明，中国古代早期长篇小说都属于世代累积型的集体创作，它们主要包括《三国志通俗演义》、《水浒传》、《西游记》、《金瓶梅词话》、《隋唐两朝史传》、《三遂平妖传》和《封神演义》等。这些小说在出版之前，都在说话艺人、编刻出版者之间经历了漫长的酝酿和流传过程。即使像《金瓶梅》中有些并不适合口头传播的性场面描写，徐先生也认为“这些描写来自辗转相传、以讹传讹或层层加码、愈演愈烈的口头传说。它追求的不是细节描写的真实性，而是耸人听闻的轰动效应。它不可能出于文人笔下。”（注：徐朔方《中国古代早期长篇小说的综合考察》，《小说考信编》。）姑存一家之说，但是不可否认，许多明清小说的最后写定都得益于话本、讲唱等口头文学及戏曲的世代积累，这些前代的积累对小说创作而言，不仅意味着提供情节和人物，有些小说直接引用底本中的片段。而我们知道，南宋包括元代的说书艺人主要是聚居在杭州，这或许可以从另一个角度解释为什么明代小说中吴方言比较集中。至于刻工，也与小说的语言面貌有着直接的联系。《红楼梦》程乙本中有些方言词是庚辰本中没有的，如第三回王熙凤出场的第一句话，庚辰本作“我来迟了，不曾迎接远客！”程乙本把“不曾”改作南京话的说法“没得”见出了人物的语言习惯（注：王世华《〈红楼梦〉语言的地方色彩》，《红楼梦学刊》1984年第2辑。）。可见整理者、抄刻者的方言习惯也不应忽视。
二、吴语的普遍存在及主体地位
考察明清小说中的方言，其构成成分虽然复杂，却有一个殊可注意的特点，即吴语成分普遍存在并在小说方言构成中占据主体地位，最终出现了成熟的影响深远的吴方言小说。
1.吴语的普遍存在。 鲁国尧在《明代官话及其基础方言问题》一文中提出了一个假设：南京话是明代官话的基础方言，是明末标准官话的代表。明成祖朱棣迁都北京，带去大批南京及其他江淮方言区的人，从而使得南京话在明代占据重要地位。文章主要从《利玛窦中国札记》所述的太监赠送南京男孩教神父南京话一事，取得支持这一假设的重要线索（注：《鲁国尧自选集》，河南教育出版社1994年7月版。）。从明清小说所涉及的方言成分看，我们可以把这一假设扩大为下江官话。下江官话是北方方言侵蚀、改造吴方言后形成的次方言，它保留了少量的吴语特征。下江官话通行的地域主要包括安徽中部、苏北地区、湖北东部及南京一带。这一地区正是明代的经济、文化中心。所谓“东南财赋地，江浙人文薮”，两宋以后，经济重心逐渐南移，东南地区日益成为经济的枢纽地带，以苏州、松江、常州、杭州、嘉兴、湖州六府所辖的江南地区为中心，延伸至安徽、苏北的部分地区，商品经济高度发达，工商业市镇兴起并形成巨大的市镇网络。市镇之间河汊纵横，有长江、太湖、运河、淮河几大水系，交通非常便利。弘治《吴江县志》曾经作过这样的描述；“民生富庶，城内外接栋而居者烟火万井，楼台亭榭与释老之宫掩映如画。其运河支河贯注入城，屈曲旁通，舟楫甚便。其城内及四门之外皆市廛阛阓，商贾辐辏，货物腾通，垄断之人居多。”可见当时人口密度高，外来人口多，加之其中商人所占比重大，使人口流动性增大。
很难设想，如果这一地区各地方言差异显著，人际之间的交流能够频繁地实现和继续。事实上，江苏、浙江北部包括嘉兴、湖州、杭州甚至宁波，都属于北部吴语，各地方言虽有音变差异，但通话是不存在障碍的，而社会上层与士子文人中间更为普及的则是下江官话，明代谢榛《四溟诗话》卷三：“及登甲科，学说官话，便作腔子。”何良俊《四友斋丛说·史十一》：“雅宜不喜作乡语，每发口必官话。”张位《问奇集》：“江南多患齿音不清，然此亦官话中乡音耳。”且以南京话为代表的下江官话本身保留了平声分清浊、多入声等吴语的特征。小说的作者多属于文士阶层，又以江淮地区特别是江南居多。其所属阶层和生活地域的特有的语言习惯在明清小说中表现为以官话为叙述及对白的主体语言，间杂吴方言的语言范式。日本早稻田大学教授六角恒广《日本中国语教育史研究》中摘录了江户时代(1603-1867)唐通事子弟练习唐话的教科书《小孩子》中的一段：“打起唐话来，凭你对什么人讲，也通得了，苏州、杭州、扬州、绍兴、云南、浙江、湖州这等的外江人，是不消说，对那福州人、漳州人讲也是相通的了。他们都晓得外江说话，况且我教导你的是官话了，官话是通天下，中华十三省都通的。”作者指出：“所说的‘福建人和漳州人也通’的唐话，是指南京口，即南京语。”（注：《鲁国尧自选集》，河南教育出版社1994年7月版。）这段资料表明以南京话为代表的下江官话已成为明代的通语。至清代，北京作为政治、文化中心的地位虽然日益提高，下江官话让位于京语，失去其作为标准官话的权威地位，但明代小说的语言范式却被保留下来。加之随着昆山腔、余姚腔、海盐腔的流传，吴方言的影响不断扩大，带有吴语成分的小说的传播，在明清根本不是什么困难的事情。
2.乾嘉时期方言小说的重大发展。 吴语虽然普遍存在于明清小说中，但往往只是以词汇的形式在人物对白中偶尔露面。吴语文学的真正出现是较为晚近的事情，清末的《海上花列传》、《九尾龟》等才称得上成熟的吴语小说。这之前，清代乾嘉时期以方言入小说创作获得了较大发展，可以视为方言小说的过渡时期，这或许与乾嘉时期传统方言学的兴盛有关。乾嘉时期出现了《蜃楼志》、《岭南逸史》等间有粤语的小说，《闽都别记》则保存了大量的福州方言、俗谚，如“沉东京浮福建”、“看见枇杷叶，思量家母舅”、“潭帖牳”等。最初印行此书的董执谊在跋文里说：“其书合于正史及别史记载者各十之三，野说居其四焉。以福州方言叙闽中佚事，且引俚谚俗腔，复详于名胜古迹：文词典故，多沿袭小说家者言，虽属稗官，未始非吾闽文献之卮助；博奕犹贤，不可废也。”但它们的影响都不及同一时期吴语色彩强烈的《飞跎全传》和《何典》。《飞跎全传》因书中多杂扬州语，行文生动，别有风味。据李斗《扬州画舫录》卷九《小秦淮录》云：“邹必显以扬州土语编辑成书，名之曰《扬州话》，又称《飞跎子书》。”“飞跎”原本就是扬州方言。清焦循《易余仑录》云：“凡人以虚语欺人者，谓之跳跎子；其巧甚虚甚者，则为飞跎。”邹必显演说此书时，效果甚佳，举座绝倒。《何典》的影响则更大一些，在方言小说史上堪称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光绪五年《申报馆书目续集》提要云：“况阅其所记，无一非三家村俗语，无中生有，忙里偷闲。其言，则鬼话也；其人，则鬼名也；其事，则鬼开心，扮鬼脸，钓鬼火，做鬼戏，搭鬼棚也。语曰‘出于何典？’而今而后，有人以俗语为文者，曰‘出于《何典》而已矣。’”作者张南庄为乾嘉时期上海十位“高才不遇者”之冠首（注：海上餐霞客《何典》跋。），全书运用方言俗语的手法五花八门：或利用谐音或转义，如“道士道：‘你去寻着他学成了大本事，将来封侯拜相，都在里头，’说罢，化阵人来风，就不见了。”这里利用谐音将吴语中指“客人来时小孩撒娇的样子”的“人来疯”转义了；或借用方言俗语，如“腌瘪雌狗卵”，本意为“夹着尾巴，灰溜溜的”，书中借指一种菜肴名；“搲迷露做饼”，本意为“妄想，不可能成功的”，书中借指一种点心名；或直接引用，如以“长州勿让吴县”描绘黑漆大头鬼和破面鬼打架时互不相让的气氛（注：参齐裕焜、陈惠琴《中国讽刺小说史》，辽宁人民出版社1993年5月版。）；或直接记录方音字，如“鏖糟”、“信* 准”、“蓦”、“投”、“戴”、“帐”、“壳帐”、“推扳”等。所以刘半农在《重印何典序》中称：“此书中善于俚言土语，甚至极土极村的字眼，也全不避忌；在看的人却并不觉得他蠢俗讨厌，反觉得特别有风趣。”
3.成熟的吴方言小说。 而真正标志着吴语小说成熟的还是清末民初的《海上花列传》。胡适称之为“吴语文学的第一部杰作。”孙玉声的《退醒庐笔记》载：“而余则谓此书通体皆操吴语，恐阅者不甚了了；而吴语中有音无字之字甚多，下笔时殊费研考，不如改易通俗白话为佳。乃韩言：‘曹雪芹撰《石头记》皆操京语，我书安见不可以操吴语？’”可见韩子云是有意识地以吴语著书，独树一帜。他大胆创新，不仅借用弹词中的苏白俗字，还学仓颉造字，对有音而无字者“度以意为之。”（注：《退醒庐笔记》，上海图书馆1925。）《海上花列传例言》曰：“苏州土白，弹词中所载多系俗字，但通行已久，人所共知，故仍用之，盖演义小说不必沾沾于考据也。惟有有音而无字者，如说勿要二字，苏人每急呼之，并为一音，若仍作勿要二字，便不合当时神理；又无他字可以替代，故将勿要二字并写一格。阅者须知‘覅’字本无此字，乃合二字作一音读也。他若
音眼，嘎音贾，耐即你，俚即伊之类，阅者自能意会，兹不多赘。”胡适对此给予了高度评价：“这是有意的主张，有计划的文学革命。他在《例言》里指出造字的必要，说，若不如此，‘便不合当时神理’。这真是一针见血的议论。方言的文学所以可贵，正因为方言最能表现人的神理。”（注：《胡适论中国古典小说》，长江文艺出版社1987年2月版。）胡适认为《海上花列传》的文学价值在于“终久引起了少数文人的鉴赏与模仿；他的写定苏白的工作大大地减小了后人作苏白文学的困难。近二十年中遂有《九尾龟》一类的吴语小说相继出世。《九尾龟》一类的书的大流行便可以证明韩子云在三十多年前提倡吴语文学的运动此时已到了成熟时期了。”（注：《胡适论中国古典小说》，长江文艺出版社1987年2月版。）鉴于《海上花列传》“臻客省人几难卒读，遂令绝好笔墨不获风行于时”（注：《退醒庐笔记》，上海图书馆1925。）的教训，《九尾龟》对方言的使用较为谨慎，有保留地使用苏白，作者严格区分人物身份，倌人操苏白，嫖客说官话，叙述语言采用官话。这种改动既减少了其他方言区读者的阅读障碍，又使懂吴语者体会出人物的情志神韵，是以吴语创作小说的成功尝试。晚清谴责小说之出特盛，著名的有《官场现形记》、《文明小史》、《老残游记》、《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孽海花》、《负曝闲谈》等。胡适称之为“南方的讽刺小说”，他认为：“南方的讽刺小说都是学《儒林外史》的。《儒林外史》初刻于乾隆时，后来虽有翻刻本，
但太平天国乱后，这部书的传本渐渐少了。乱平以后，苏州有活字本；《申报》的初年有铅字排本，附有金和的跋语，及天目山樵评语。自此以后，《儒林外史》的通行遂多了。”（注：胡适《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海南出版社1994年8月版。）可见，《儒林外史》的重新流行是源于上海及苏州地区，这对当时在上海从事创作活动的一批讽刺小说作者影响极大。而“《儒林外史》用的语言是长江流域的官话，最普通，最适用。”（注：胡适《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海南出版社1994年8月版。），加之《海上花列传》的启示，晚清谴责小说在以下江官话作为主体语言的同时，突出了吴语色彩。其作者或为吴语区人或长期在上海从事文学活动，如李宝嘉是江苏武进人，刘鹗是江苏镇江人，遽园是苏州人，他们都是海上文坛的主将，吴沃尧虽是广东人，也是年二十余就至上海撰文，名声日盛。遽园的《负曝闲谈》与《文明小史》、《老残游记》等一样先后在《绣像小说》里发表，初出时影响颇大。徐一士《〈负曝闲谈评考〉序》云：“当时我和凌宵对《绣像小说》中所登的各种小说作品，所最感兴趣的，就是《负曝闲谈》，其次才算《老残游记》，如《文明小史》等等，更在其次了。到了如今，《老残游记》历经名家品题，声名大震，久而愈著。《文明小史》也还为一般人所耳熟能详。惟独这部《负曝闲谈》，除了前两年我曾在《北平京报》上略为说及之外，没有人谈起，可算是显晦有时。”相形之下，这一时期含有其他方言成分的小说作品如以四川方言入书的《跻春台》几乎湮没无闻。正如胡适所说：“三百年来，凡学昆曲的无不受吴音的训练；近百年中，上海成为全国商业的中心，吴语也因此而占特殊的重要地位。加之江南女儿的秀美久已征服了全国的少年心；向日所谓南蛮
舌之音久已成了吴中女儿最系人心的软语了。故除了京语文学之外，吴语文学要算最有势力又最有希望的方言文学了。”（注：《胡适论中国古典小说》，长江文艺出版社1987年2月版。）
三、方言对小说传播的影响
“人习其方言，事肖其本色。”（注：臧晋叔《元曲选》序二。）方言对表现小说人物的独特作用是不言而喻的。韩邦庆在《〈海上花列传〉例言》中说，有时不用方音字“便不合当时神理。”胡适对以《海上花列传》为代表的方言小说给予了高度评价：“方言的文学所以可贵，正因为方言最能表现人的神理。通俗的白话固然远胜于古文，但终不如方言的能表现说话的人的神情口气。古文里的人物是死人；通俗官话里的人物是做作不自然的活人；方言土语里的人物是自然流露的活人。”（注：《胡适论中国古典小说》，长江文艺出版社1987年2月版。）他认为《海上花列传》中那种轻灵痛快的苏白，无论翻成哪一种语言，都将失掉原来的神气。典耀整理《海上花列传》跋称：“作者运用吴语，堪称得心应手。许多对话，无论酒筵的哄饮，清夜的絮语，市井的扰攘，友朋的笑谑，以至交际酬酢，相讥相詈，都能声貌毕现，读来如见其人，如闻其声。可能除了方言，一切书面语言都很难把人物的神情表现得如此生动活现。”徐一士评考《负曝闲谈》第十七回也有相同的体会：“写张媛媛的谈话，和黄子文相形，笔意深刻，口吻欲活。倘若翻译为普通话，便失掉了它的神味。于此可见‘方言文学’价值。”《红楼梦》与《儿女英雄传》都主要以京语写成。但后者由于晚出，风气渐开，曹雪芹时代不敢用的方言土语在《儿女英雄传》中用得淋漓尽致，张亲家太太、舅太太说话都比刘姥姥说话来得更生动。甚至能仁寺中的王八媳妇，以及安老爷在天齐庙里碰着的两个妇人，她们的谈话，充满着土话、生气，也都是曹雪芹不敢放笔去写的。即使迂腐如安公子者，都会偶发趣语，时足解颐。所以《儿女英雄传》在当时受欢迎的程度可想而知，至今仍为大众所喜闻乐见。钱玄同就曾在《京报》投稿，列此书为本人爱读书之一。“钱先生对于此书能成诵，谈话之际，动不动征引，几乎成了他的类书。可以想见他的狂颠的趣味了。”（注：孙楷第《沧州后集》，中华书局1985.8。）
方言的使用除了有渲染气氛或者刻画人物之功外，其更深层的意义是可以深入到文化层面。《儿女英雄传》三十九回“才说得这句，早听得邓九公一路从里头嚷出来了……说着，上前和老爷抱了一抱。”这里，“抱”就反映了满族人久别相见，施以相抱之礼的习俗。李家瑞《北平风俗类征》：“满人相见，以曲躬为礼，久别相见，则相抱。”又如第七回“你那儿走哇？守着钱粮过啵！你又走啰！”清代族人的薪俸称为钱粮，旗下寡妇亦有，谓之“寡妇钱粮”。寡妇改嫁俗称“往前走”，“守着钱粮过”即不改嫁。又如《金瓶梅》四十五回“娘留下我，晚夕还同众娘每往妗奶奶家走百病儿去。”“走百病儿”是北京、山东等地妇女元宵节的风俗。明谢肇淛《五杂俎》卷二：“齐鲁人多以正月十六日游寺观，谓之‘走百病’。”这些特殊的语汇的使用，反映出文化的各个层面。《闽都别记》保存了大量的福州方言、俗谚，带有浓厚的地方色彩和乡士气息，可以补正史、方志的不足，是研究福建地方史、社会学、民俗学及语言学的重要参考资料。最能体现方言文化意蕴的当是张春帆的《九尾龟》。在这部作品中，方言的使用既不同于《何典》中叙述语言和人物对话全部采用北部吴语，又不同于《海上花列传》中叙述语言用官话，嫖客除与倌人打情骂俏时来几句苏白，一般都操标准的官话，只有倌人才操一口又甜又糯、圆转流利的苏白。《九尾龟》中苏白是青楼生活的专用语言，不但好女子不操苏白，妓女一旦从良也立即改说官话。语言在这里成为身份和文化修养的外在标志，苏白代表的是晚清海上的北里娇娃特有的音容笑貌、言谈举止乃至身段神情。不操苏白者，“那里比得上苏州、上海人，一举一动，别有一种温柔软媚的神情。”（一百五十五回）（注：参见陈平原《小说史：理论与实践》。）受《海上花列传》的影响，《负曝闲谈》的作者也比较善于通过方言来表现人物的籍贯和身份，如第十七回黄子文与妓女张媛媛及娘姨的对话全用苏白，既使人物口吻欲活又讽刺了黄子文、陈铁血等“维新党”志士，满嘴革命理论、泰西哲学，其实终日嫖妓女、打麻将、花天酒地、挥霍无度。
应该说，在本方言区内，方言对于促进文化的一体性，加强区域文化的认同是有益的。以方言创作的小说在本方言区内可能更容易赢得读者的亲切感，传播得更快。所以晚清吴方言小说及吴语色彩强烈的谴责小说在上海、苏州地区盛极一时，《闽都别记》和《榴花梦》也一度成为福州书铺的热门书。但是必须承认，限于一隅的语言不利于文化信息的大范围传递，会造成作品的流通限于一隅。黛玉偶尔露出的俏语娇音，恐怕只有下江地区的细心读者才会发出会心的微笑，如藏书家刘铨福那样敲上苏州人表示惊叹的词——“阿
”的图章，以示呼应。胡适纵然推崇《海上花列传》也不得不承认“方言的文学有两个大困难。第一是有许多字向来不曾写定，单有口音，没有文字。第二是懂得的人太少。”（注：《胡适论中国古典小说》，长江文艺出版社1987年2月版。）与《海上花列传》几乎同时的《海上繁华梦》“年必再版，所销已不知几十万册”（注：《退醒庐笔记》，上海图书馆1925。），稍后的《九尾龟》亦是风行一时，唯《海上花列传》销路平平，其中大量的苏白“致客省人几难卒读，遂令绝好笔墨竟不获风行于时。”（注：《退醒庐笔记》，上海图书馆1925。）《谭瀛室笔记》也指出《海上花列传》“唯吴中人读之，颇合情景，他省人不尽解也。”这样作品虽然传神也只能为少数人所领略。胡适为之辩解，说是其独特的文学风格和艺术非一般读者所能赏识。这种辩解既无力又不公平。由于方言小说所包含的文化信息也带有强烈的地域特征，与其他地域文化的交流形成文化沟壑，也限制了它的传播范围。如《闽都别记》由于“用福州方言土语，以熟见的福州地名古迹，穿插历史故事，附会民间传说，描写福州社会生活，带有浓厚的地方色彩”（注：傅衣凌《闽都别记》前言，福建人民出版社1983年8月版。），所以多以福建当地的读者为主。
但方言对小说传播范围的限制不能一概而论，要视作品中的方言种类、方言所占的比重等具体情况而定，这可以从作品的刻印情况得到一定的反映。如《金瓶梅》虽然方言成分复杂，书中用了大量的山东方言，吴方言也较集中，此外还有中原晋冀豫及苏皖之北的语言，但这并不影响《金瓶梅》的传播。山东话作为北方方言与官话差异不大，不会构成阅读障碍。而吴方言如前文所述在明清时期影响力甚远且在作品中所占比重不大。《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红楼梦》、《儒林外史》等情形都与此类似。可见明清时期吴语虽然普遍存在于小说中，但由于吴语的广泛影响，使得其方言的性质在一定意义上被削弱了而更接近于通语。所以这些作品，各地书坊都大量刊刻没有地域限制。但是作为方言成分集中、地域色彩强烈的作品，多数却只在当地刊刻和流传。《何典》主要有光绪四年申报馆排印本，光绪甲午上海晋记书庄石印本等。《闽都别记》的版本有最早的油印本，宣统辛亥藕根斋石印本，这两种本子都出自福州南后街董家董执谊氏。抗战胜利后有福州三山书纸店五号铅印本，福州古籍书店复制本，1983年8月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整理该书，此书从最早的刊刻到后来的挖掘与整理都是在本方言区进行的。《海上花列传》最初是在上海的《海上奇书》创刊号连载，后有日新书局石印本，上海书局石印本等。1903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创办《绣像小说》杂志，先后发表了《官场现形记》、《文明小史》、《老残游记》、《负曝闲谈》等。《海上繁华梦》有上海笑林报馆排印本，笑林报馆再版本及上海商务印书馆平装铅印本。
方言对于传播的影响不仅仅在于对传播范围及地域的局限，像《海上花列传》这样，大量使用方言，不仅使方言成为其他地区读者阅读的主要障碍，某些生僻的方言词、方音字甚至连本方言区的读者也难以揣摩，这样方言就会极大阻隔小说的传播通道。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2月版的《海上花列传》不得不在书后附了“方言简释”对书中的吴方言进行疏释，这表明方言已经在事实上干扰了读者的阅读，即使勉强据此读懂文意，读者也兴致全无，更不用说领略其中的神韵了。更为严重的后果是，当方言严重干扰作品的流通时，作品本身可能会因此失去存在的意义，即使其本身有很高的艺术价值。《何典》初出时“由于它笔调流畅，风格新颖，确曾风行一时，但又因它方言性过于浓烈，即使用同一吴语系方言区的读者，也不容易百分之百地理解那些方言词汇的实际含义，于是逐渐销声匿迹了。”（注：赵景深《何典》跋，据1981年人民文学出版社排印本。）如果不是刘半农先生及时保存，使之重见天日，这部书恐怕已湮没无闻了。
方言所带来的语言障碍，还影响到书籍的刊刻。有人说明代人刻一书而一书亡。明代书坊往往肆意窜改，刻书与原作面目全非。在这些被窜改的部分中，数量最多的正是因刻工不明其意而被删改的方言词汇及用法。事实上，这种情况又岂止明人，清人乃至今人在校注、刊刻中都普遍存在这个问题。《西游记》现存最早的版本明刊金陵世德堂本中保存了许多淮安方言，而清代各种刻本却对这些叙述生动、形象的文字作了删改。五十三回猪八戒饮子母河水后，“渐渐肚子大了。用手摸时，似有血团肉块，不住的骨冗骨冗乱动。”“骨冗”为淮安方言，形容婴儿在母亲腹内蠕动的样子。清刻本中都改为“骨突”，这个词是用以形容水沸时的声音的，二者风马牛不相及。二十六回猪八戒在唐僧面前非难孙悟空：“树死了，又可医得活？他弄个光皮散儿好看，者着求医活树，单单了脱身走路，还顾得你和我哩！”“者着”是方言，《新说西游记》（“晋省书业公记”）本改作“托着”，别本根本没有这两个字。二十三回猪八戒偷看四圣所化的妇人，世德堂本用“饧眼”二字，意思是眼睛眯成一条缝的样子，清刻本都作“睁眼”，不尽准确。这种情况在《红楼梦》的各种版本中更为突出。庚辰本是过录本，从兼具比较完整的面貌和可信的文字两方面来说，此本的优点是突出的。但其中所保留的许多方言却被程乙本的整理抄刻者删改了。第六回“刘氏一旁接口道：‘你老虽说的是，但只你我这样个嘴脸，怎么好到他门上去的。先不先，他们那些门上的人也未必肯去通信。没的去打嘴观世。’”《吴方言词典》释义：先不先，表示撇开其他不谈，先说这个。程乙本删。二十四回“贾芸听他韶刀的不堪，便起身告辞。”《汉语大词典》释“韶刀”：啰唆，唠叨。程乙本迳改为“唠叨”。六十一回“通共留下这几个，预备菜上的浇头。姑娘们不要，还不肯做上去呢，预备接急的。”《汉语大词典》释：浇头，方言，指加在盛好的面条或米饭上的菜。清李斗《扬州画舫录·虹桥录下》：“面有浇头。以长鱼、鸡、猪为三鲜。”程乙本将之改为“飘马儿”。改动之后或与原文意思偏离，或有损原文的神韵。
对小说中的方言加以校注、整理无疑是扫除阅读障碍，加速小说传播的有效途径。这首先要求校注者熟悉作品涉及的那一种或几种方言，此外对于该方言的历史面貌、成书时代的文化背景也应该有全面把握，“不能把现代方言和古代方言混为一谈”，“语言是发展变化着的事物，变化的大小和时间的长短成比例关系。”（注：颜景常《古代小说与方言》，辽宁教育出版社1992年10月版。）对方言的校注包括语音词汇语法三个方面，所以校注者对这种方言的掌握应达到炉火纯青的地步，一般应由将之作为母语者来校注，否则易于出现错误。特别是某些貌似接近官话实则有特殊意义和用法的方言，如果不是方言区的校注者，往往望文生义，漏校或以官话为标准误校误注。如《跻春台》题“凯江省三子编辑”，是清末四川中江人刘省三用四川方言编辑的一部话本小说。此书被江苏古籍出版社收入话本系列丛书时（注：话本系列丛书《跻春台》，江苏古籍出版社1993年3月版。），由于校注者不谙当地方言，校注中问题颇多。这以方言词汇校注最为显著，如“娘死了别的事都还不忧，只可怜儿五岁怎把生谋。孤单单一个人无伴无偶，切不可使为娘珠泪常流。”[校：使——原作“欠”，误，迳改。（186页）]原文不误。“欠”，《汉语大词典·欠部》：“牵挂，惦念”，四川话常用动词，亦作“忺”。《蜀方言》卷上：“心有所恋曰忺。……今读忺如欠。”又如“约就期命我打冒杂，假杜声前去拐娇娃。”（382页）“杂”当为“诈”，音近而误。“打冒诈”，四川方言惯用语，谓行骗诈人。本书480页有“打冒诈顶名到他庄”。这是校注者因不谙当地方言而发生漏校（注：参见张一舟《从〈跻春台〉的校点看方言古籍整理》，《方言》1995.2。）。《老残游记》1981年齐鲁书社的严薇青注本中第十九回“两人闷酒一替一杯价灌，不知不觉都有了几分醉。”严注将“一替一杯”注为“一杯接一杯”，不尽原意，当为“你一杯我一杯”，意思是两人轮流喝酒。同一回中“未时未刻，走到大街北一条小街上，有个很大的门楼子，心里想着：‘这总是个大家’。”严注“门楼子”为“旧式高大的尖顶大门”，不确切，门楼子是大门上边的顶不是大门本身（注：王继同《〈老残游记〉里的“连跑是跑”》，《中国语文》1988.5。）。这些都是因校注者不明方言词汇而注释失当之处。方音和语法由于用法特殊且相对固定往往易于辩认，不易漏校。但某些时候，校注者会不自觉地用普通话的标准或自己的方言
习惯去衡量，错误地认为是作者误写或刻工的误刻而将之误改。《老残游记》第十三回“那些村庄上的人，大半都还睡在屋里，呼的一声，水就进去，惊醒过来，连跑是跑，水已经过了屋簷。”许多校注者将“连跑是跑”视为不合语法的病句。上海广益书局的铅印本把它改为“连忙就跑”，上海文艺书室的石印本改为“惊醒连跑”。1981年齐鲁书社的严薇青注本“凡例”中认为这是明显的错误字句，并“据文意改为‘连忙就跑’。”其实“连跑是跑”是镇江、扬州一带方言中的常见用法，表示尽力往前跑，动作迅速，有反复性并要持续一定时间。（注：《老残游记》凡例，齐鲁书社1981年版。）因此，对方言古籍的整理，应建筑在精通这种方言的语音和语法的基础上，此外还应对方言词语作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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