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马克思的科学技术观——哈贝马斯与胡塞尔科学技术观比较研究

回到马克思的科学技术观——哈贝马斯与胡塞尔科学技术观比较研究

回到马克思的科学技术观——哈贝马斯与胡塞尔科学技术观比较研究

孙 民1 齐承水2*

(山东理工大学,山东 淄博 255000;2东北大学,辽宁 沈阳 110819)

摘 要:对科学技术的认识,哈贝马斯和胡塞尔既看到了科技的进步性方面,同时也对科技所带来的弊端进行了反思与批判。两位哲学家深受不同哲学传统的影响,对科技问题的深入反思,都是试图为自身所建构的哲学体系服务。很显然,哈贝马斯和胡塞尔对科学技术的阐释,都将生活世界引入进来,但是对生活世界的认识却不同。不难发现,两位哲学家的科学技术观,都是停留在批判解释学的层面,并没有像马克思那样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视角去分析,不能认识科技异化的深层次原因。因此,只有回到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视阈中的科学技术观,才能揭示科学技术的真实内涵及其对人类的价值。

关键词:马克思;哈贝马斯;胡塞尔;科学技术观

科学技术观是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是马克思哲学所关注的重要理论问题之一。长期以来,哲学家对科学技术的认识有不同的看法。法兰克福学派的哈贝马斯认为,科学技术具有双重功能,即科学技术既是生产力,又是意识形态;现象学大师胡塞尔认为,由于实证主义科学的发展,对生活世界的遮蔽和遗忘,欧洲的科学和人性出现了危机,只有回到原本的生活世界,理性的科学才能够重塑。毋容置疑,不论是哈贝马斯的科学技术观,还是胡塞尔的科学技术观,都存在着一定的界限和局限,都没能立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上。有鉴于此,这就需要立足于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回到马克思的科学技术观,才能真正认识科学技术对人类的价值。

在晚期资本主义社会,早期法兰克福学派对技术与科学作为传统的意识形态提出了反思与批判,并且对科技的进步表现出一种怀疑和悲观的态度。哈贝马斯对此提出了异议,认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相对于科学技术的传统意识形态功能而言,科学与技术已经具有了新的合法性形式,已经丧失了传统的虚假意识形态的性质。作为一种隐性的意识形态,技术统治论的意识已经逐步确立。

关于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哈贝马斯曾说:“自十九世纪的后二十五年来,在先进资本主义国家中出现了两种引人注目的发展趋势:第一,国家的干预活动增加了;国家的这种干预活动必须保障资本主义制度的稳定性;第二,科学研究和技术之间的相互依赖关系日益密切;这种相互依赖关系使得科学成了第一位的生产力。”[1]58在这里,哈贝马斯明确提出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论断。对于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原因,哈贝马斯认为,通过技术的进步来提高劳动生产率是亘古不变的道理。尤其是随着大规模工业研究的展开,相关的科学技术从军事领域流向商品生产领域,科学与技术的应用会紧密联系在一起,“于是,技术和科学便成了第一位的生产力。”[1]62

在哈贝马斯看来,科学技术的进步作用也是十分明显的。“科学和技术的准独立的进步,表现为独立的变数;而最重要的各个系统的变数,例如经济的增长,实际上取决于科学和技术的这种准独立的进步。”[2]63科学技术的进步表现为独立的变数,其实就使得科学技术的创造性和灵活性得到了进一步提升。在哈贝马斯看来,科学技术作为独立的存在,马克思意义上的劳动价值学说就失去了存在的条件,这就是说,包括劳动力在内的其它生产要素已经不再重要。科学技术的进步能够带来独立的剩余价值来源,社会财富的创造和积累也是源于此。

哈贝马斯进一步指出,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生产力的作用已经弱化,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理论需要一个新的解释。“虽然生产力从一开始就是社会发展的动力(在目的理性活动的子系统中有组织的学习过程积累于生产力中),但是,生产力似乎并不像马克思认为的那样,在一切情况下都是解放的潜力,并且都能引起解放运动,至少从生产力的连续提高取决于科技的进步——科技的进步甚至具有使统治合法化——的功能以来,不再是解放的潜力,也不能引起解放的运动了。”[1]71-72在这里,马克思哲学语境中生产力的地位受到了哈贝马斯的质疑,生产力的发展取决于科学技术的进步,生产力的革命性作用也失去了原有的潜力。哈贝马斯认为,在晚期资本主义社会,国家采取了一系列的干预政策,生产关系促进生产力进步的可能,所谓的生产关系也只是依附于科学技术,成为科学技术进步的必要组织形式。

哈贝马斯不仅看到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而且还分析了科学技术作为一种隐性意识形态的事实。“因为现在,第一位的生产力——国家掌管着科技进步本身——已经成了统治者的合法性基础。而统治的这种新的合法性形式,显然已经丧失了意识形态的旧形态。”[1]69这种技术统治的意识取得的合法性,比旧的意识形态更为隐蔽,更加难以抗拒,在社会系统中无孔不入。在哈贝马斯看来,这种隐形的意识形态,“不仅为既定阶级的局部统治利益作辩解,并且站在另一个阶级一边,压制局部的解放的需求,而且损害人类要求解放的利益本身。”[1]69不难发现,最直白的表现是科学技术的政治化,后工业化时期,科学技术能够推动经济的发展,经济的稳定与繁荣能够巩固政治的稳定,资本主社会的合法性基础在于科学技术的进步。

胡塞尔批判了伽利略的科学合理性思想,因为伽利略的客观的科学掩盖和忽视了自然科学真正的来源,即生活世界。自然科学合理性的真正源泉的丧失,使得世界的存在和人的生存都失去了意义。正如胡塞尔所说:“因此,就可以清楚理解,一切客观的科学,恰好是缺少有关这种最根本东西的知识:即缺少关于那种一般能使客观知识的理论构成物获得意义和有效性,由此才能使它获得由最终根据而来的知识之尊严的东西的知识。”[2]151这也即是说,自然科学缺少关心事物存在的意义,俨然变成了一种实证的科学和纯粹的科学,缺乏对生活世界周围人的认识。

对于科学技术是意识形态的论断,另一个表现就是公民的非政治化倾向。因为科学技术作为第一生产力,科技至上的观念逐渐被人们所接受,科技的进步缓解了社会的矛盾,降低了社会危机与冲突的发生系数。哈贝马斯说道:“通过技术统治的意识得到合法化的人民大众的非政治化,同时也是人在目的理性活动范畴中以及在适应能力的行为范畴中的自我具体化或自我对象化。”[1]70-71这意味着,科技的进步能够为人民群众政治化的弱化提供自我理解的客观力量。实践和技术之间差别的消失,其实就是技术统治意识的意识形态的核心。很显然,科技的进步扮演着支撑政治合法化的重要角色,其目的在于博得更多人支持现行的政治统治模式。

再次,对科学技术发展所带来的弊端的认识的异同。在哈贝马斯看来,科学技术的进步有其合理性的一面,但同时哈贝马斯也没有忽视科技进步异化所带来的弊端。针对后工业社会的特点,哈贝马斯也担忧科技发展对人类社会生活造成的不良影响。“随着科学实际上为政治实践所使用,客观上强迫科学家超越他们生产的技术产品对他们所造成的实践后果进行反思。从大的方面看,这首先适用于从事研制原子弹和氢弹的原子物理学家们。”[1]114对于科技进步所带来的风险,哈贝马斯认为,对于科学和政治的关系问题应该展开讨论,科学家和政治家之间应该进行密切的合作,巩固资本主义的合法性基础。与此同时,由于科学技术逐渐入侵到人们的社会生活,造成了生活世界的殖民化。这些技术系统因素的毒瘤的清除,就是要通过交往理性来净化。

在《欧洲科学的危机与超越论的现象学》这部著作中,胡塞尔集中阐释了自己的科学观。胡塞尔认为,由于自然科学和实证主义的发展,理性和主体性哲学已经被逻辑实证主义所代替。在这种科学客观主义的影响下,人们极度地崇拜物质财富,追求物质享受,而理性的科学信仰逐渐被取代。对自然科学的崇尚,人们对自然科学的课题化研究,这使得包括人的精神在内的生活世界被遗忘和抛弃了,最终导致了欧洲人性的危机。在胡塞尔看来,欧洲科学的危机,不仅是自然科学的危机,同时也是人们整个精神范围内危机。

科技作为新的意识形态,同旧的意识形态有所区别。在传统的科技意识形态上,霍克海默和马尔库塞认为,科学与技术同意识形态的功能一样,具有强烈的工具性色彩,对人们进行着奴役和统治。正是基于这些,早期的法兰克福学派对科技异化进行了反思与批判。然而,哈贝马斯对科学技术的认识则较为乐观,科学技术表现为晚期资本主义统治的合法性基础。哈贝马斯谈到:“新的意识形态把辩护的标准与共同生活的组织加以分离,即同相互作用的规范准则加以分离;从这种意义上说,是把辩护的标准非政治化,代之而来的是把辩护的标准同目的理性活动的子系统的功能紧紧地联系在一起。”[1]70这就是说,科技是评判一切的标准,把科技的新的意识形态功能同政治因素相分离,这样就使得新的意识形态的功能服务于人们的目的理性。

阿强将信将疑,他打开防盗门,在门外找信封。这时,正好有人牵了一条大狼狗上楼,那狗见到阿强家门开着,突然窜了进去,那个牵狗的男人不好意思地说:“对不起,同志,你进去把狗赶出来吧。”

水景在小尺度空间景观设计应用中还应注意以下指导思想和设计原则:①因地制宜,注重整体布局以及与周边环境相协调;②推陈出新,动静结合,避免单调呆板,体现水景时代亮点,营造特色景观;③重视水景营造的经济性与可行性以及后期维护、治理便捷性;④以人为本,重视公众参与性及安全性.

3.海上设障阻滞。建立远海设障分队,利用我民船多、海情熟、设障快的优势,在敌可能航行路线上,设置火障、烟障、油障、渔网、水雷等爆炸物和非爆炸物,采取设障阻扰、疑兵布阵、有效吓阻等方法,使敌看不清,判不明,迫敌改变航线,滞敌行动速度,诱敌进入我方打击范围。

在胡塞尔看来,欧洲科学危机的出现不仅表现为人生存意义的丧失,同时理性也被无情的颠覆了。对于理性,胡塞尔认为:“理性是有关认识(真实的、真正的认识,理智的认识)的诸学科的主题,是有关真实和真正的价值(作为理性价值的真正价值)评价的诸学科的主题,是有关伦理行为(真正善的行为,即从实践理性出发的行为)的诸学科的主题;在这里,理性是‘绝对地’、‘永恒地’、‘超时间地’、‘无条件地’有效的理念和理想名称。”[2]21不难发现,胡塞尔对理性的评价很高,理性是理性价值的真正存在,是真正善的行为表达存在。相应地,理性作为一种有效的理念,是绝对永恒的和无条件的。由于自然科学的蔓延,人是纯粹的人,社会变成了纯粹的社会,对人的意义的探寻是僵硬直观的。对人意义的追寻,就是要把握历史中的意义,历史中的理性。传统形而上学以来,理性主义的地位被提升,理性是近代哲学所普遍关注的东西,然而随着客观自然主义的兴起,“实证主义可以说是将哲学的头颅砍去了。”[2]22

对于欧洲科学危机的根源,胡塞尔认为,自然科学不满足于直观的经验认识,而是要通过绝对普遍的法则和方法,研究超越主观和客观的自然本身。“近代精密自然科学始终如一的发展结果,是在以技术方式对自然的支配中的一场真正的革命。”[2]384很明显,只有按照自然科学的一惯性,才能去纯粹地研究作为自然存在的自然。受到纯粹实证主义的影响,精神领域的世界也被冠以纯粹精神构成物的标签。对于自然科学的纯粹性事实,胡塞尔对其展开了深入地批判。“自然科学(与所有一般科学一样)是精神成就的一种称号,即共同工作的自然科学家的成就;作为这样的东西,它们与所有精神事件一样,毕竟属于应该按照精神科学的方式加以说明的东西的范围。”[2]387在这里,没有理由将一切都标榜为纯粹自然科学的产物,否则的话,会引起严重的自然客观主义。胡塞尔同时也强调,科学作为哲学的分支,并没有像哲学那样用历史去把握现存世界,而是孤注一掷地追求实证科学的客观性的理念。

应该看到,伽利略实证主义的发展,一般的哲学都屈服于自然科学,伽利略创造的数学自然科学作为一种全新的理念,支配着其他的一切。“当这种数学的自然科学走上顺利实现的轨道时,一般哲学(作为有关宇宙,有关存在者全体的学问)的理念就改变了。”[2]35这种改变,将对自然的研究数学化了,用胡塞尔的话来说,自然变成了数学指导下的理念化,自然成为了数学的一种流行。不仅伽利略的数学的自然科学是欧洲科学危机产生的原因之一,同时笛卡尔的二元论思想也在自然科学中占支配地位。笛卡尔认为精神和自然是彼此独立而存在的,作为生活世界的精神存在和自然存在被割裂开来,对生活意义的追寻也陷入了绝壁之中。相对于伽利略创立的自然科学,“笛卡尔构想出了普遍哲学的新理念,并且立即着手系统地运用它。这种普遍哲学的新理念具有数学的理性主义的,更确切地说,物理主义的理性主义的意义——即一种作为‘普遍数学’的哲学。”[2]97理性主义披上了普遍数学的外衣,其实这就使得人对外在世界的认识陷入了被动,所有的一切只不过是这种客观主义的虚假展现而已。

研究区域经济时空差异及其成因,对于加快落后地区发展,保持发达地区竞争力具有重大意义。在具体的研究过程,基尼系数、经济联系强度模型以及社会要素流模型被广泛应用,GIS技术也被广泛应用在经济发展空间结构的研究中,有力支持了探究区域经济发展时空分异和空间结构的特征和演化过程[8]。本研究以福州市市辖区经济和县域经济为研究对象,采用了指数、系数计算的方法,并结合ESDA和GIS空间分析技术,对福州市经济发展水平和区域发展差异从时间尺度和空间结构两个方面进行分析,以期为福州市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区域空间组织优化提供参考。

对于如何拯救欧洲科学的危机和人性的危机,胡塞尔则提出了回到生活世界的理论。在胡塞尔看来,生活世界的被遮蔽和遗弃是造成人性危机的根源。所以,克服欧洲科学危机的出路,就在于返回到生活世界。胡塞尔认为,生活世界不仅是直观的、而且也是非课题性的世界,是科学的真正基础。生活世界不同于科学世界,生活世界包含人在内的世界,是主体性的世界。所以,胡塞尔主张要返回到生活世界。至于返回的方法,就是要通过现象学的理论,其实就是要从纯粹自然科学的态度中解放出来,在事物发展的现象中把握事物的本质,追溯世界的本源和意义。

这意味着,自然科学世界在构建自身的科学体系的时候,把作为人存在的生活世界给抛弃了,试图建构外在于人的科学世界。在胡塞尔看来,科学的世界不可能离开人而单独存在,生活世界不应被遗忘,而应该被作为科学世界的坚实基础。欧洲科学的危机,其实质是资本主义文化的危机,是人的内在精神出现了问题。从另外一个层面来讲,对自然科学危机的反思与批判,有助于克服科学主义所造成的物质主义的泛滥,应该重塑理性主义,从而追求人在生活世界中存在的价值和意义。

对科学技术的认识,哈贝马斯和胡塞尔既看到了科技的进步性方面,同时也对科技所带来的弊端,进行了反思与批判。两位哲学家深受不同哲学传统的影响,对科技问题的深入反思,都是试图为自身所建构的哲学体系服务。很显然,哈贝马斯和胡塞尔对科学技术的阐释,都将生活世界引入进来,但是对生活世界的认识却不同。不难发现,两位哲学家的科学技术观,都是停留在批判解释学的层面,并没有像马克思那样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视角去分析,并不能认识科技异化的深层次原因。哈贝马斯和胡塞尔科技观的异同,笔者以为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马克思意义上的生活世界,既不是人类抽象思辨活动的产物,也不是日常语言化的意识性活动。在马克思看来,生活世界是人类社会历史性的、感性的活动的产物,是社会关系的集中反映。马克思对科学技术活动的认识是从人的有意识的实践活动出发,以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为指导,在不断生成的社会关系中去把握科学技术。马克思曾指出:“感性(见费尔巴哈)必须是一切科学的基础。科学只有从感性意识和和感性需要这两种形式的感性出发,因而,科学只有从自然界出发,才是现实的科学。”[5]194这其实就是说,感性的现实的活动是科学的基础,自然界是科学产生的沃土,这样的科学才是具有现实意义的科学。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中就说:“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6]1002恩格斯充分肯定马克思发现了人类历史发展的规律,包括科学在内的其他一切观念性的东西都是建立在物质生产生活的基础之上的。

首先,对科学技术内涵阐释的异同。哈贝马斯对科技的认识,是建立在早期法兰克福学派的基础之上的。尤其是霍克海默和马尔库塞对科技的悲观主义情绪,哈贝马斯对此进行了批判,在《作为“意识形态”的技术与科学》这部著作中,哈贝马斯对马尔库塞所谓的“技术的解放力量成为了解放的桎梏”的著名论断,进行了回应。哈贝马斯根据晚期资本主义的发展特征,将科学技术归结为第一生产力,同时科学技术作为一种独立的力量,起着巩固资本主义统治的合法性基础的作用。然而,胡塞尔对科学技术的认识,并没有将科学技术抬升到至高无上的地位。胡塞尔认为,受自然客观主义和实证主义的影响,自然科学统摄着一切,科学的发展缺乏对生活意义的考量,科学技术应该是感性直观和人文精神的统一体。胡塞尔深受康德理性主义的影响,欧洲科学的危机被看做是理性的缺失,真正科学技术的重塑应该是理性的重塑。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胡塞尔对自然科学进行批判,并不否定自然科学的科学性方法和意义。“对一些科学的科学性进行严肃的非常必要的批判,而为此并不需要放弃它们最初的在方法成就的正当性方面无可指摘的科学性意义。”[2]17这也就是说,对自然科学的科学意义不需要指责,最重要的是要揭开实证主义遮蔽人性的神秘面纱。胡塞尔指出:“在19世纪后半叶,现代人的整个世界观唯一受实证科学的支配,并且唯一被科学造成的‘繁荣’所迷惑,这种唯一性意味着人们以冷漠的态度避开了对真正的人性具有决定意义的问题。”[2]18单纯地注重实证和客观事实的科学,使得人也成为了纯粹事实存在的人。对于科学而言,客观可以确定的东西被看做是真正的存在,作为精神存在的人则被物化,所谓的生活世界只不过是虚幻的繁荣和痛苦的失望。

虽然对科学技术的实质内涵的理解不同,但是,哈贝马斯和胡塞尔的科技观都注重精神因素的存在。众所周知,哈贝马斯认为科学技术扮演着新型意识形态的角色,不论是传统的意识形态,还是新型的意识形态,归根结底都是科学技术在社会生活中精神文化方面的反映。科学技术的意识形态统治论,就是让广大人民在精神深处对后工业社会国家产生信任和认同。胡塞尔看到了科学技术的客观主义倾向愈发严重,提出了欧洲科学的危机和人性的危机。在胡塞尔看来,这些危机的出现,表面上看受实证主义的影响,其实更反映了深层次的精神层面的危机。危机的克服和解决,就是要重新拾回被抛弃的富含人文内涵的生活世界,让科学返回到充满生机活力的意义世界,而不是陷入精确僵化的符号世界。

其次,生活世界在科学技术范畴中的地位的异同。在文章前面的论述中,笔者已经谈到了,胡塞尔语境中生活世界对科学危机克服的重要作用。哈贝马斯的生活世界理论,其实是建立在胡塞尔的基础之上的。哈贝马斯曾谈到:“他试图用现象学的手段来澄清‘生活世界’这个隐含知识的领域,这个直言判断和前范畴的领域,这个被人们遗忘了的日常生活实践和世界经验的意义的领域。”[3]328这也就是说,哈贝马斯对胡塞尔生活世界概念十分了解。面对资本主义社会合法性危机的挑战,哈贝马斯继承了胡塞尔生活世界的非课题化和奠基性的意义。所以,哈贝马斯在解决晚期资本主义社会出现的矛盾时,将胡塞尔“生活世界”理论引进到社会批判理论当中来,作为社会交往理论确立的背景性因素存在。

最后,对科技批判表现出来的人文关怀的异同。毫无疑问,胡塞尔和哈贝马斯对科学技术进行批判的同时,也都表现出来了深切的人文关怀。只不过,两位哲学家对人类的关怀的形式有所不同而已。哈贝马斯认为,生活世界的殖民化的克服,需要交往理性的确立。通过对历史唯物主义的重建,重视情感道德因素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这样才能避免所谓马克思意义上的客观历史主义,工具理性对人的控制可以得到缓解。要克服科技进步异化所带来的社会矛盾和问题,人们应该通过语言交往达到彼此的理解。交往理性的确立,最终是要建立世界公民社会。在这个社会中,包括科技进步的异化和生活世界殖民化等现实问题,都能够通过遵守共同的道德准则,在先验的普遍法则的指引下,人们通过理性交往建立起真诚的友谊与和谐有序的社会。

对科学技术的肯定的同时,哈贝马斯也看到了科技进步异化的弊端。正是由于对科技的崇拜,技术系统和经济系统等因素侵入了人们的生活世界,从而导致了生活世界的殖民化。哈贝马斯指出:“今天,技术进步的方向在很大程度上依然是由那些从社会生活的强制性的再生产中自发生产出来的社会利益所决定的,人们对技术进步的方向本身并没有加以反思,也没有把它与社会集团所宣布的政治自我理解所对比。”[1]108正是如此,新的技术就不知不觉得闯入了人们的社会生活中,扰乱了人们原来平静的生活方式。这些结果的出现,都是由于技术拜物教的原因,科技作为一种隐性的意识形态存在方式,侵害着人们的生活世界。对生活世界殖民化的克服,哈贝马斯认为,科学技术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但更重要的是要致力于交往理性的重塑,通过商谈伦理学的道德规则来约束人们,从而克服科技进步异化所带来的困扰。

相对于哈贝马斯而言,胡塞尔不仅看到了欧洲科学的危机,而且还深刻地审思了这场自然科学危机所带来的影响。胡塞尔认为,欧洲科学的危机表面上是科学的危机,但实质上这是欧洲人性的危机,是哲学发展的危机。从根本上来讲,科学危机就是欧洲人传统价值观念的动摇。“其最严重的后果就是,十九世纪末以来,科学几乎完全丧失了对其对人类生活的主导作用,从而使自身的价值成为有疑问的了,最终陷入难以自拔的危机之中。”[4]胡塞尔认为,自传统形而上学以来,理性主义哲学得到了发展,欧洲科学的危机终止了理性主义的传统,从而导致了哲学危机。总之,哈贝马斯和胡塞尔既肯定科学技术的发展,但对于科学技术的弊端也深刻地揭露出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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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胡塞尔的著作中,对科学技术的反思和批判最终是要返回到生活世界,生活世界的回归是欧洲科学危机和人性危机解决的重要载体。在哈贝马斯看来,科技进步的同时,也造成了科技进步的异化,社会矛盾处理的关键就是通过交往行为理论来克服。在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中,生活世界是作为前提性的因素而存在,是一种先验的反思或者是前反思。哈贝马斯强调,“我抱着这样一种想法来把握和拥有胡塞尔的这些生活世界研究的质料内涵,即:我认为,交往行为也是在一个生活世界中进行的,这个生活世界提供了对一个坚实的背景统一体的支持,一种能够承担风险的支持。”[3]332不难看出,哈贝马斯对胡塞尔生活世界理论的继承,有助于推动交往行为的确立,从而为科技进步异化带来的弊端寻找出路。

胡塞尔认为,要拯救欧洲的科学危机和人性危机,就需要哲学理性的重建。在西方哲学史上,对理性的拯救包括文艺复兴之后的笛卡尔,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的哲理,折射出了人的地位被抬升,理性主义重新回归;除了笛卡尔,康德针对休谟的怀疑论所造成的理性主义遭到了怀疑,提出了人为自然界立法的豪言壮语,为哲学的理性主义传统进行辩护。同样,胡塞尔深刻揭露了近代欧洲实证主义科学发展的弊端,通过现象学的科学批判理论,提出了回返人性,重建科学合理性。正如胡塞尔所言:“在我们个人的内在使命中,对于我们自己作为哲学家的真正的存在来说完全是个人的责任,同时本就包含有对于人类的真正存在的责任。而人类的真正存在只是作为指向终极目的的存在而存在,而且如果它确实能实现,也只有通过哲学——通过我们,如果我们是真正的哲学家——才能实现。”[2]31在这里,明显能够感受到胡塞尔作为哲学家对人类负有的责任。

在马克思的著作中,形成了丰富的科学技术思想,科学技术观是马克思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科学技术的探讨,无论是哈贝马斯立足于生活世界的殖民化,还是胡塞尔的回到生活世界,尽管给予我们重要的启发,但都没有真正揭示生活世界与科学技术的内在关系。我们认为,揭示马克思科学技术观的深刻内涵,应该在历史唯物主义的指导下,深入探究生活世界与科学技术的内在关系。

不难发现,胡塞尔试图通过主观先验逻辑地位的确立,让科学技术回归到生活世界。通过现象学的还原方法,使得生活世界并不是以一个对象让人们所认识,而是以先验性存在的方式展现在人们的意识当中。这种背景性因素的先验存在物,并没有揭示生活世界的真正内涵。这种意向性的生活世界理论,其实质也是先验逻辑和主体意识性活动的产物。对于胡塞尔的回到生活世界理论,给我们认识科学技术提供了视野,但并没能够像马克思那样深刻地认识科学技术和生活世界的内在关系。在前面笔者也提到,哈贝马斯在继承胡塞尔生活世界理论的基础上,将生活世界归为日常语言化的世界,并服务于交往行为理论的建构。生活世界的殖民化,只不过是技术系统对人类正常生活造成的影响而已。要克服科学技术等系统因素对人类生活世界的侵扰,就应该通过语言的解释和交往功能,建构一个相互理解的和谐社会。从这个意义来看,哈贝马斯的生活世界理论也只不过是对话性的主观性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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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进一步指出的是,马克思的生活世界理论是建立在实践基础上的。在马克思看来,实践就是改变社会生产关系,从而对社会进行根本性的变革,科学技术正是在这个基础上,对社会生产关系和人类社会进行彻底的变革。从这个意义上讲,无论哈贝马斯,还是胡塞尔的科学技术观的理论界限在于缺乏革命的实践,都是在保持资本主义社会的界限之内探讨科学技术的。马克思曾说:“手工磨产生的是封建主的社会,蒸汽磨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的社会。”[7]手工磨是落后生产力发展的代表,蒸汽磨是工业文明的产物,不论是手工磨,还是蒸汽磨,其实都是科学技术进步对社会生产系变革的结果。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中就说道:“在马克思看来,科学是一种在历史上起推动作用的、革命的力量。任何一门理论科学中的每一个新发现——它的实际应用也许还根本无法预见——都使马克思感到衷心喜悦,而当他看到那种对工业、对一般历史发展立即产生革命性影响的发现的时候,他的喜悦就非同寻常了。”[6]1002恩格斯谈到马克思关于科学技术的革命性的作用,其实是对科学技术正能量价值的肯定。

主要是缺水、缺钙造成的。青果期容易发生脐腐病,在幼果期坐果后一个月内,适时浇水,保证水分供应,做到见湿不见干。坐果是吸收钙的关键时期,这时可用绿芬威3号(含钙20%)600倍液,番茄王500倍液,氨基酸钙宝600倍液或0.3%氯化钙溶液进行根外追肥,每隔10~15天喷施1次,连续2次。

从上面的论述中可以看出,马克思从现实的物质生产实践出发来理解科学技术,而不是用非历史的、抽象的眼光去谈论科学技术。在马克思看来,科学技术是变革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但科学技术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运用中,阻碍人类社会前进的步伐。然而,胡塞尔和哈贝马斯对科学技术的探究,并没有冲破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实质。具体来讲,马克思不仅关注自然科学的发展,同样也关注社会科学的发展,马克思把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称之为一门科学——历史科学,都是人类实践活动的结晶。从根本上来说,马克思的科学技术观具有的革命性就是在于服务于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和人类社会的解放。

(1)冠状动脉CTA成像技术的应用群体。临床适用冠状动脉CTA成像技术的患者群体主要包括疑似且不典型冠心病患者、冠心病症状的瓣膜病(换瓣前)、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斑块状况检查。

1.2 淋巴漏的诊断标准 髂腹股沟淋巴结清扫术后第3 d起,引流液连续3 d大于50 mL(或者连续2 d大于100 mL)即可认为是淋巴漏[4]。

(2)在具体的课堂活动的开展过程中,老师要注意集体性辅导与个性化指导相结合,利用微课程积极倡导个性化学习,不浪费时间对个别问题进行解答,而是根据集中的普遍的问题进行解答,从而提高学习的效率和自主性.学生可以根据自己的学习情况在课堂时间结束后积极向老师寻求帮助,自己主动学习,老师只是起着辅助的角色,不做主要的讲解者,学生要自己去积极探索、去深化学习.

这也就意味着,只有彻底推翻资本主义制度,改变不合理的社会生产关系,科学技术才能对人类造福。这是因为,现代社会以资本逻辑和现代意识形态为轴心,科学技术也服务于现代社会的轴心,必然导致生活世界的异化,毁灭性的武器也是在这个基础上产生的。发达工业社会的背后,科技异化的问题日趋严重。在马克思看来,科学技术的异化并不是科学技术本身存在了问题,而是科学技术在被当做工具主义来使用的性质发生改变。这个历史阶段,科学技术并不像哈贝马斯意义上作为一种隐性的意识形态而存在,而是明目张胆地作为资本家剥削工人的帮凶。尤其是资本与科学技术的结合,无产阶级被奴役的程度日益加深,工人实质上是资本家牟取利益的工具。

鉴于这种情况,科技异化应该积极扬弃,真正的科学技术应该得到解放,科学技术资本化的外衣应该褪去,从而服务于整个人类的解放。马克思进一步认为,对科技异化的批判并不够,资本主义私有制的生产方式应该扬弃,更为重要的是,应该彻底废除资本主义制度,建立服务于无产阶级的解放的科学技术观。正如马克思所说:“自然科学却通过工业日益在实践上进入人的生活,改造人的生活,并为人的解放作准备,尽管它不得不直接得使非人化充分发展。”[5]121所以,真正的科学技术不仅能够改变人们的生活,而且也能够为人的解放作物质和精神条件的准备。

需要进一步强调的是,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核心是每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马克思的科学技术观奠基在此基础之上,因而,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必须奠基在历史唯物主义基础之上,保持辩证的张力。这也就告诉我们,只有在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视野中,对科学技术的认识才会更深刻和全面。不仅要看到科学技术在工具中“物”的层面的发展,而且也不能忽视科学技术中人文精神的塑造,重视现实的人的生存和发展的意义。所以,不能刻意地去拔高自然科学的功能和作用,从而忽视和贬低社会科学应有的地位,而是要保持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辩证地发展,保持内在的张力。总之,用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视角分析科学技术,有利于全面系统地反思人类当前对科学技术认识的误区,更重要的是,科学技术的进步要致力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价值旨归。

马克思认为,不管是自然科学,还是社会科学,归根结底都是历史科学。科学应该关注人的生存和发展,应该具有浓厚的人文精神。在现实生活中,就应该以人文精神和历史眼光去分析科学技术的发展,反对科学崇拜和科学主义,尊重事实,尊重规律,实事求是,用科学的精神去解释和改造世界,关注人的生活世界和存在价值。更为重要的是,不仅要从实践上,而且要从理论上自觉地批判科学主义,把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有机地结合起来,真正践行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精神,科学技术才能对人类新文明的形成起巨大的积极作用。

参考文献:

[1] (德)尤尔根·哈贝马斯.作为“意识形态”的技术与科学[M].李黎,郭官义,译.上海:学林出版社,1999.

[2] (德)胡塞尔.欧洲科学的危机与超越论的现象学[M].王炳文,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

[3] 倪梁康.现象学及其效应——胡塞尔与当代德国哲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

[4] 雷德鹏.回返人性——论胡塞尔对科学合理性的重建[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340.

[5]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6]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7]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222.

(4)轻量级保持板:轻质板,如异型钢板,被尽可能用于屋顶板和外墙板。其自重轻,从而可降低承重结构的横截面尺寸,节约钢材,并促进更合理的基础。设计和抗震设计规范。

Wade:That’s 1)IOI. So the 2)stacks are over there? we’ve been living this close to each other all the time?

基金项目:山东省社科规划重点项目“唯物史观视阈下中国特色现代性道路建构路径研究”(18BKSJ05)、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海南争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范例的文化内涵研究”( 14xks003)。

作者简介:孙民,哲学博士,山东理工大学特聘教授,主要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哲学、国外马克思主义;齐承水,东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科学技术哲学。

中图分类号:B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6924(2018)03-029-035

[责任编辑:黄 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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