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现实与抽象模式——论货币主义的财政稳定计划的理论基础，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抽象论文,理论基础论文,货币论文,现实论文,主义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当今的条件下，没有任何问题比转入实行经济增长战略和达到与此有着有机联系的财政稳定更为重要的了。在这一方面选择和实施实际步骤的可能性受限于相当严格的范围内，既决定于国民经济的客观状况，又决定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其他金融组织的观点。
本文所谈的只是关于肯定的众所周知的事实，对事实不作任何意识形态和带有感情色彩的评价（这一情况连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专家们也不隐瞒。在这一个有权威的组织的专家报告中就强调指出：“对国际社会十分重要的俄罗斯经济的成功复苏，如果没有强有力的领导是很难想像的，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将在今后若干年内充当这一角色。”）但是，这一事实本身至少需要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原则的具体的建议作认真的分析，而俄罗斯的财政稳定计划就是在这些原则和建议的基础上制订的。
鉴于对所取得的成果评价出现极其严重的分歧，进行这一分析的迫切意义就更加增大了。一方面，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专家们和俄罗斯联邦经济主管部门的领导们对财政稳定的结果，首先是对通货膨胀受抑制表示满意。另一方面，又有很多有独立见解的专家们指出的经济、财政、银行和预算危机在进一步加深。谁更接近于真理的问题再次卡到了“何谓好，何谓差”的评价标准上，也就是卡到了对财政稳定计划的理论基础的研究上。
最近以来，就实施的计划的近期和长期的结果展开了担当积极的讨论。在这一方面更为引人注目的是“俄罗斯报”的经济观察家A ·韦利琴科夫与其论战对手即俄罗斯联邦财政部、经济部和中央银行的负责人员之间的争议。然而，这里占主导地位的是对所考察的问题的实际（当然是十分重要）方面的分析，而没有认真研究解决财政稳定问题的基本的即理论的观点。
最后应当指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拟定俄罗斯财政稳定计划的方案时在其多年的实践中第一次遇到了一个如此复杂和独特的对象。这一对象的独特性远远超出了任何一个国家原则上所具的的“国家特点”的范围。这里所指的是国家工业发展的规模和水平、国家的高度发达的科技潜力、极其丰富的文化传统、干部的教育和职业素养，最后（而且是首要的），国家在世界舞台上遏制和平衡体系中的地缘政治地位。
既没有相应的经验，又没有熟悉（而不是道听途说）俄罗斯现实的专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竟贸然对通用的模式略作修正就采用了起来。在作为不可动摇的原则的普遍性与解决崭新类型问题的非标准的即创造性的方法的必要性之间产生了严重的矛盾。
对俄罗斯经济以标准模式为基础的改革的实际总结引起了对这种方法正确性的有根据的怀疑。以各种独特形式表现的经济危机非但没有平息，反而呈加深的趋势。如果1997年生产衰退仍将持续的话，那未很可能就是第八个衰退年，而从开始实行自由主义改革算起则是第六个衰退年。这一事实是最近的历史上尚未有过的先例，更不用说所实行的改革付出的毫无道理的极高的社会代价了。
正如Д·斯梅斯洛夫在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当前的发展趋势和我国的利益》一文中正确指出的，“造成政府在宏观经济稳定方面失败的主要原因是政府试图通过不加批判地照搬抽象的理论模式即教条主义的货币主义模式来达到宏观经济的稳定，而这一模式只适用于理想的竞争性市场经济的条件。鉴于这一模式本身的弱点。它在俄罗斯当今现实的具体条件下不可能是充分有效的。”
稳定计划的理论基础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稳定计划的理论基础及其实用的即工具的观点是极其合理的并且一点也没有什么可隐瞒的。B ·叶夫斯季涅耶夫在其《俄罗斯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与世界银行的信贷政策》一文中指出：“布林顿森林信贷制度的稳定政策就其方法论前提和理论论据来说是合情合理的。”我们面临的是自由主义的经典理论，其着眼点是取消竞争机制运作的任何限制和将国家排挤出经济过程的调节范围。这一理论构架的一个总的涵义是要证实任何时候和在任何条件下“自由主义有益，国家调节有害”。
上述这一理论将两种经济政策对立起来，而这两种经济政策的差别表现在货币政策的严格程度、对通货膨胀的容忍程度、私有制和私有化的规模、国家在国内生产总值的再分配和消费中的作用，最后，表现在保护贸易水平或经济的开放程度上。在A ·伊拉里昂诺夫的论述中最彻底地说明了这种对立（参见A ·伊拉里昂诺夫的《俄罗斯经济发展模式》一文。遗憾的是，A ·伊拉里昂诺夫头脑中的“激进思想”决定了他对一些概念的曲解和偷换。例如，慎重的货币政策与“无限制的货币的发行”被混为一谈，而国际市场的保护措施则与“经济的封闭性”被混为一谈）。
从应用的角度来看，稳定的理论构想是通过指标体系显示出来的，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则根据这一指标体系制定针对俄罗斯的提供（或不提供）贷款的决策。这一指标体系中包括如下一些指标：下降到一定水平的通货膨胀率，削减预算赤字，取消税收优惠，对外贸易完全自由化，加速实行土地改革，建立居民社会保护机制（就我看来，这对财政稳定并不构成威胁）。从应用的观点来看，问题就是要跟踪具有纯货币性质的宏观经济指标。
下面且来谈一这些指标是否足以解决经济稳定的问题。现在必须指出，在“自己家里的”解释中，财政稳定的一个完整的多结构过程实际上被简单地归结为达到通货膨胀的最低值（以月计算为1%）， 经济部和财政部的领导人以及政府方针的分析家们在胜利地宣称俄罗斯达到财政稳定时就是对情况作这样想像的。
当预算制度受到最深刻地危机的破坏，相互拖欠在持续增加时，当银行部门处于极度困难状态，而企业财务状况一蹶不振时，这一点都可得到证实。这样一些观点（将财政稳定与一定的通货膨胀率视为等同）在理论上站不住脚是显而易见的。之所以说这些观点在理论上站不住脚，是因为否认对经济过程的系统的完整的观点，人为地割裂了内在的再生产联系。
看来，一些有学识的和职业素养很高的经济学家们在确认这一点时也清楚地知道自己的观点是站不住脚的。而促使他们作出这种断定的原因已超出了学术的范围（维护所推行的经济政策方针、在货币基金组织的贷款面前显示成就）。所以，是理论构想去适应已形成的情况。要知道，在财政危机普遍深化的条件下，存在着将通货膨胀速度降到最低值的事实。
这种结果正在转化为生产与投资积极性进一步受抑制、社会紧张加剧这一情况一点也没有引起对财政稳定作如此简单化解释的主张者的不安。于是产生了一个问题：由深层的再生产过程的这种“抽象”是否是纯货币主义观点的固有的特性？我认为，对所提出的这一问题的正面回答既可以看出现代货币主义的理论上的长处，又可以看出其理论上的缺陷，即能力的有限性。
顺便提一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代表人物曾不止一次地声称，他们的方案不涉及到某一国家的全部经济政策问题，其中包括诸如工业政策、国家的优先重点和有关计划的确定、科技政策和创新政策这样一些经济政策的组成部分。他们强调指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作为一个金融机构所关注的首先是贷款方利益的保护、借款的可靠供给及其偿还的保证。
这种逻辑完全可以理解。但是，这时就应当将以下两点明确地区分开来：第一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有关获得和使用贷款、实行担应的财政和货币政策问题的建议（和要求），第二是对内容丰富和形式多样的经济政策本身的制定方法。恰恰在这一方面需要作重大的修正，而这些修正则应基于对再生产过程的深层次的分析及对社会文化、民族、精神、生态、地缘政治和其他因素的考虑。
目标和优先重点模糊不清，没有明确提出的经济战略，这就使政策成为不可预料的，必定使政策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去填补由于所推行的方针考虑不周所产生的一批又一批的漏洞。
货币主义的财政稳定理论的出发点是界定两种模式和相应的两种政策并使其相互对立。这种以世界的两色图（没有其他色彩、没有中间色的混合形式）为基础的观点受到了强烈的非议。
这种抽象具有纯理论的意义，从经济学科的教学观点来看是可接受的，在一定的程度上是正确的。然而，应当考虑到，没有一个国家能有这种纯粹形式的极端模式。此外，在建立这种模式时忽略了混合经济和与此相适应的经济结构模式形成的全球性趋势（正如L ·克莱因在其《论向市场经济过渡》一文中所强调指出的，在现实生活中，“没有一种体系的运作完全与自己的理论模式相吻合。事实上，每一种体系都变成了混合经济体系。”），也就是这样一种模式的形成趋势，在这一模式中，竞争市场机制和国家调节、经济的开放性和对国内市场的保护措施达到了复杂的统一，而资金和货币流成为政府和中央银行调节作用的客体。试图将抽象的模式直接移植到经济生活的现实结构中，从科学方法论的观点来看是不妥当的，违背了科学方法论的一个最重要的要求——分析的精度。
因此，货币主义的财政稳定理论的出发点没有反映当今的现实，不能形成制订实际计划的可靠支柱。此外，这里还发现了类似于市场自调节的重要组成部分。
应当强调指出，与强使俄罗斯人接受的评价相反，关于财政稳定问题的货币主义观点在西方国家也并未得到公认。《俄罗斯的新经济政策》一文就证明了这一点。这篇文章是由俄罗斯和美国的一些著名的经济学家撰写的，刊载在1996年7月1日的《独立报》上。其中有三位诺贝尔经济奖获得者L·克莱因、W·列昂蒂夫和J·托宾， 还有迈克尔·因特里利盖托尔和马歇尔·鲍默教授。文中写道：“俄罗斯政府在向市场经济过渡时应当起相当重要的作用。国家不干预政策作为‘休克疗法’的一部分证明是不正确的。政府应当以计划取代不干预政策，在实行计划时充当经济中的主要角色，如同在美国、瑞典和德国这些现代的混合经济中所发生的那样。国家在建立保证市场经济运作的国有和私有组织与机构中应当起主要的调节作用。”
驳斥全世界公认的学术权威，这完全不是给俄罗斯经济学家栽赃、扣帽子，指责他们是教条主义和怀念命令体制。
中东欧社会经济改造小组的专家们的结论极其发人深省、可资借镜。专家们在分析了东欧国家实施的方案之后得出了如下的结论：“所有的改革计划都有一个共同的错误：计划的创始人相信，简单取消中央计划和推行私有制便能自动地导致市场体制的形成，而市场体制被认为是创造国家财富的必要而充分的条件。”专家们在将这些计划与取得“经济奇迹”的国家的实践加以比较时强调指出：“一个能够通过建立相应的机构、法律框架以及税收和财政计划来控制并维持市场的有效运作的国家乃是为搞活企业经营活动整顿经济环境的关键因素。”在这种情况下，“无论如何不允许抽象的货币主义目标达到了，而生产机构却遭到了破坏这一情况发生。”
最后，当今很多著名的经济学家也对新自由主义稳定计划的合理性持怀疑态度。例如，匈牙利经济学家亚·科尔纳依在针对匈牙利分析这一问题时强调指出他在两个方面与官方的观点不一致。第一，他认为，存在着不是两个同等重要的问题：稳定和经济增长，而有一个主要的目标：为稳定的经济增长提供条件，与这一目标相比，稳定是从属性的。第二，他认为如下一种问题的提法不正确：应当先保证经济稳定，也就是保证经济增长的条件，之后才能够期待开始经济增长。他在《稳定的增长是最重要的优先重点》一文中写道：“刺激经济增长不应当是在为经济增长已形成较为有利的条件和经济稳定下来的时候，而就应当在今天（事实上，老早就该这样做了）。政府选择的‘先稳定后经济增长’顺序是不正确的。这两个问题必须同时解决。”
总结世界经济的方法
在包括世界银行在内的国际金融组织的研究中，对上述两种模式和两种类型的经济政策的效益进行了广泛的比较分析。在我国的报刊中，A ·伊拉里昂诺夫在其《经济发展模式与俄罗斯》一文中以最简明扼要的形式对这些研究结果作了阐述。
在A ·伊拉里昂诺夫一文中对世界多数国家经济总结所作的引证（从76到140 个国家的各种统计计算）和分析过程中所编制的表格使人产生了相当强烈的印象。在此基础上所作的结论似乎极其令人信服和无法驳例倒的。然而，只要对该文中所使用的基本前提和方法进行认真的分析，就可以提出一系列重要的不同意见。如果这些不同意见是有根据的话，那末总结性的结论就令人置疑了。
我想就三个关键的方面提出自己不同的看法：关于用于进行比较分析的国家的构成；关于衡量某一经济模式的运作效益标准的选择；关于分析中所采用的指标，首先是通货膨胀速度和货币总量。
关于用于进行比较分析的国家构成
首先，国家构成中排除了过渡经济国家和石油输出国这一点引起了非议。B·马耶夫斯基在其《经济增长、 通货膨胀的世界统计》一文中谈到了这一问题。事实上，如果取过渡经济国家的资料的话，那未，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如同A·伊拉里昂诺夫的计算中所采用的20 年）这些国家里显示了在与自由主义模式完全不同的经济发展模式的条件下的国内生产总值的相当高而稳定的增长速度。
对此可以有不同意见，说这些国家当时不属于“市场经济”国家，所以未被列入比较分析之中。不能同意这种不同意见，因为在这种情况下自由主义经济发展模式的国家与国有经济部门占主导地位和对外经济关系实行严格调节的国家的对比就失去了意义。同时产生了怀疑，认为这些国家是蓄意筛选出去的。因为这些国家的经验与已经设计好了的结论是正相对立的。
此外，在被选择的国家构成中包括有各种不同发展水平和相应地有不同的经济与科技潜力的国家，并且所有这些国家在比较分析中都占有相同的权数。这就是说，美国、日本、德国和意大利这些国家有多“重”，比如像博茨瓦纳、津巴布韦、毛里求斯或赛拉里昂这样一些国家就有多“重”。在理论上完全有可能发生如下的情况：在分析所选择的国家构成中数量上自然是占优势的数十个小国的指标使总的情况发生有利于自己的变化，甚至在主要的工业国家将出现不同情况时都是如此。
最后，除了这种全球性的对比之外，极端需要的是对在发展中出现了突飞猛进或创造了所谓“经济奇迹”的个别国家的经验进行仔细而认真的分析。这对俄罗斯向实行经济增长战略过渡具有特殊的意义。对这种经验采取慎重的态度，就会产生与Д·库申等人所作出的结论完全不同的结果。
应当指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专家极其不愿意关注对战后日本和南朝鲜经验的研究，这首先是因为这两个国家不仅是在没有这些大国家金融组织的援助，而且往往是与这些组织的建议正相对立的情况下取得了能独一无二的成果。
关于衡量经济模式运作效益标准的选择
采用了人均的实际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速度作为这一标准，因为按照A·伊拉里昂诺夫在《经济发展模式与俄罗斯》一文中的说法， “只有不断增长的国家中生产的国内生产总值的量才能够保证人民生活水平的生活质量的提高、发展保健与教育事业、实行必要的投资以及解决生态、国防和其他许许多多的问题。”
然而，即使在这一方面也并不是都如此简单。首先，对社会（也包括经济）制度效益评价的传统的即狭义的经济观点已经很久就被现代科学所否定了。已经公认有必要利用说明社会过程、人力资本和科技潜力的状况和动态的各个不同方面的全部指标。只有借助于相互联系的指标体系；才能够对这种或那种经济发展模式的动态和效益进行评价。
在我国的情况下，了解如下一点是特别重要的：财政货币政策的某种严格程度、经济的自由化程度及其开放的程度对就业状况、对人民收入的差别、最后对社会的稳定有多大的影响。当然，由于一系列原因，其中包括没有相应的信息库，要完成这一任务是相当困难的。然而，从原则上来说，即从严格的理论观点来看，这无论如何不能排除只是根据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速度进行比较的不充分性这一问题。
其次，这也许是最为重要的，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速度与各种各样社会问题（生活水平、保健和教育）的解决之间的直接关系只是在与世界经济的联系被很多壁垒所隔绝的封闭性经济中才存在。令人费解的是，为什么主张对外经济活动开放和最大限度的自由化的人不考虑这一情况。
要知道甚至在实际的国内生产总值的较高的增长速度下，全部增长量可能完全用于偿还外债，其中还包括由于实施财政稳定计划所发生的债务。结果，用于社会发展的资金丝毫都没有增加。这种例子不胜枚举。就俄罗斯而言，情况是这样的，如果在1997年能够达到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率比如说为3.1%的话，那末，这全部会被偿还外债（92 亿美元）的需要所吞没。
最后，采用人均的实际国内生产总值指标还设下了很大的圈套。其作用是能够消除人口统计过程动态中的差别。但是，在俄罗斯的具体情况下，由于人口继续非群集，采用这一指标可能提供失真的信息。结果，虽然国内生产总值为零增长（甚至按年度计算下降了0.5%）， 但我们根据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指标将会看到经济体系效率不断增大的乐观主义的景象。在这种情况下，重要的是要考虑到上述这种关系决不是短期性的，而将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发挥作用。例如，根据俄罗斯联邦统计委员会所进行的2010年前国家人口预计数量的计算，按折中的方案人口将减少730万人，或者说将下降4.9%，按悲观的方案将减少1400万人，或者说下降9.3%，甚至按乐观的方案在2002年之前人口仍将持续下降。
关于财政稳定的指标
关于财政稳定的指标，首先是通货膨胀速度，以及货币量（M[,2]）的总量和增长速度。
在探讨这一问题时，必须先从对财政稳定的内涵的理解开始。不允许将财政稳定视之为某种孤立的、独立存在的现象。财政稳定不仅是经济增长的前提条件，而且在颇大程度上是生产和投资恢复的结果。在病态的经济条件下，不可能有健全的财政。同样正确的是，在财政体系长期有缺陷的情况下，不可想像会有健全的经济。这种理解至少要求在摆脱危机、恢复经济和过渡到经济增长的战略的综合计划的框架内制订财政稳定计划。在这种情况下，所谓财政整顿我认为应当理解为保持预算制度的稳定性、银行部门和金融市场的各个组成部分的可靠性、货币流通的正常运转、企业的稳定的财务状况（包括企业拥有必要的流动资金和达到正常的盈利率水平）。
所以，不能同意将财政稳定与抑制通货膨胀视为等同的观点。将在相当长的二十年的时期内的年平均通货膨胀增长速度的基础上所作的评价取代对年通货膨胀速度的分析是一个很大的缺陷。B ·马耶夫斯基在其《经济增长、通货膨胀和世界统计》一文中极其令人信服地说明了这一点（许多德国的大经济学家甚至从货币主义的观点都指出了将稳定的中期目标与短期目标相混淆的不正确性。他们在将德意志联邦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所采用方法加以比较时指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所采纳的对短期稳定目标的货币主义目标设定的构想“与货币主义模式相对立，而货币主义模式由于货币政策中众所周知的‘长时间的和种各样的滞后”对以货币手段来有效调节经济的各种形式都持批判态度。”——参见P·鲍芬格、G·费拉斯贝克、L ·霍福曼《论采用正统的货币主义稳定方法的经济：以俄罗期、乌克兰和哈萨克斯坦为例》）
这里主要的是将战略与策略、将长期目标与在具体阶段上所要完成的任务混淆了。由此而产生了对改革和稳定计划的阶段性的否定或不理解，产生了建议的不灵活性和追求普遍的适用性。然而，即使是在已经证实从长远着眼低通货膨胀速度对经济增长和投资积极性的良好影响（这应当作为战略目标）的条件下，无论如何也不应由此得出在某一具体阶段达到通货膨胀最低值是适宜的直接结论。
分析也没有证实货币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货币总量和增长速度与通货膨胀速度之间的直接关系（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的专家们也得出了这样的结论。他们认为，通过对经济改革进程的分析，“关于货币量的变动与通货膨胀之间存在经常性的正相关关系的传统的货币主义观点使人产生了怀疑，至少对过渡经济国家是如此”。）也未相应地宣称货币量的增长作为通货膨胀产生的唯一原因。这一原则之所以没有被证实，首先是因为通货膨胀是一个多因素的过程，并且，对通货膨胀速度产生影响的不仅是货币需求，还有经济的垄断化程度、费用水平（因费用引起的通货膨胀）、国家调节的规模和方法、世界市场价格的变动和本国货币汇率。忽视这些过程，从这些过程中得出抽象概念，这就是将理论体系与经济生活的现实割裂开来。
但是，问题还不仅如此。在“货币量——价格”的传统关系的框架内不存在着直接联系。我们且以下例来予以说明。1996年上半年，俄罗斯的货币发行量为25.1万亿卢布（其中6月份一下子抛出现钞10 万亿卢布），而1995年上半年的发行量为19.2万亿卢布。通货膨胀速度继续下降，到1996年8月降至零。 对固定资本的投资按货币主义的逻辑本应紧随着通货膨胀速度降低而增长，但却在继续减少，并且减少的速度加快了。1996年第一季度对固定资本的投资与上年的同期相比下降了10%，第二季度下降了18%，7月份下降了20%，而8月份则下降了22%。
产生的原因有几个。第一，货币量的增长量没有投入经济的实际生产部门，而完全被金融市场吸收，金融市场又在很大程度上被发行高收入的国家有价证券所垄断。第二，以购买国家有价证券为方针的商业银行的高利率抑制了投资的积极性。第三，居民的大部分货币收入（大约占收入总量的17%）用来购买外汇。在1996年1—8月期间，居民购买外汇总量花费了146万亿卢布，大约相当于280亿美元。
这一事例已超出了一般的“局部情况”的范围。它表明了在货币量、通货膨胀速度和投资动态之间存在着复杂的多重的间接关系。已经十分清楚，问题不单纯在于货币量，而在于对货币资金流的调节。必须注意到法律的状况、有无战略所有者和国内的社会政治局势稳定与否。
此外，在货币量与通货膨胀速度之间还存在着逆向联系（与上述的直接联系相比）。例如，在生产规模不变（和货币流通速度不变）时，通货膨胀的上涨甚至由于纯技术的原因而要求货币量增加。否则，经济中的正常的“新陈代谢”就会受到破坏并产生了支付危机。
货币量的动态
这里我们且来探讨一下俄罗斯当前经济形势的一个主要的和最为尖锐的问题。我们依然从理论和方法论问题开始。A ·伊拉昂诺夫在自己的分析中采用了货币量增长速度高于实际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速度的指标并得出了如下的结果：1992年，货币量的增长比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速度高5.6倍，1993年高3.2倍和1994年高1.1倍。由此， 他给俄罗斯这些年实物的财政稳定计划打了个“不及格”。
实际上情况恰恰相反。由于实行硬性的或半硬性的财政信贷政策，货币量与国内生产总值的量相比迅速下降。对实际过程及其评价产生这种差别的原因何在呢？原因不单纯是上面所谈的某些计算的不正确性。应当承认存在着严重的不可原谅的错误，也就是将实际的国内生产总值（即以不变价格评价的国内生产总值）与以现行价格反映国内生产总值的货币量相比较。
我们来考虑一下如下的统计资料。1992年国内生产总值以实际价格计算为19万亿卢布，比1991年增长了12.6倍。 1993 年国内生产总值为171.5万亿卢布（比上一年增加了3.6倍）。根据《俄罗斯财政稳定报告》中所引述的资料，货币量（M[,2] ）在上述这些年份中的增长速度为：1992年—646.6%，1993年—416.2%，1994年—258.0%。结果， 货币量与国内生产总值之比从1991年的57.7%和1992年的22.6%下降到1994年的11.7%。1995年，以现行价格计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了1.7倍， 而货币量（M[,2]）则增长了1.3倍。
货币量与再生产需要的正常比例遭到破坏的又一个例证是固定资本与流动资本之间产生了严重的比例失调。根据俄罗斯联邦统计委员会关于国民财富结构的统计资料，流动资金（按每100卢布固定基金计算）1990年为25.7卢布，1992年为10.2卢布，而1995年则为2.1卢布。但是，根据俄罗斯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专家的估计，工业的流动资金大约有80%是在拖欠的基础上形成的。
因此，由于人为地压缩货币量（M[,2]）的结果， 俄罗斯经济中形成了极端紧张的局面。货币量与国内生产总值之比按现存的统计资料为10—12%。这比欧洲标准70—80%要低得多。出现了全面性的经济非货币化。
十分清楚，在已形成这种比例关系的条件下，国民经济中的资金正常周转是不可能的。造成税款征得率很低、支付危机和工资的大量迟延支付的深层次的原因就在于此。易货交易和各种货币代用品发放日益兴盛起来。根据现有的统计资料，1996年第一季度，工业周转额的30%是以易货交易的形式完成的，而经济中的15%的交易或者是根本不付款，或者是支付准货币。累积的拖欠总量超过了生产的国内生产总值的量并且在继续增长。根据俄罗斯联邦国家统计委员会的官方统计资料，逾期应付帐款（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月总量的比例）从1996年1月的151%上升到6月205%。广泛地实行发放实物工资，即企业生产的产品的做法。
在这一具体的（而不是一般的）情况下，借助硬性的财政信贷政策来进一步压缩货币量的方案会走进死胡同。
应当重视俄罗斯联邦政府的经济形势研究中心的专家们早在1995年初就得出的如下结论：“在改革开始之前经济中所具有的剩余货币量已经很早就没有了。因此，阻碍货币量增长可能导致消极的后果：按实际计算的拖欠的增长，工业生产衰退和结果是预算收入下降、预算赤字、资本周转进一步遭到破坏。”大家知道，事件的以后的发展完全证实了这一预测。
这里，我们再次遇到试图将理论模式框架内或在“正常”情况和得到证实的标准方案应用到完全不同的现实条件中，这里，更具体地说是不允许采用压缩或增大货币量的适宜的方案而不管货币量基数如何。
在当今的条件下，扩大总需求乃是恢复生产和投资、克服普遍的支付危机和最后达到财政稳定的决定性前提条件。对此持有异议的通常都是适合平庸的群众意识或者在经济方面没有经验的政治家。任何刺激总需求的合理建议都会被立即推翻，因为将刺激总需求错误地与开动印刷机混为一谈了。
所以，考虑以下几个情况是十分重要的。
第一，建议采纳的刺激总需求的措施（包括俄罗斯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的报告《俄罗斯经济的发展战略与首要措施计划》所包含的措施）的实质在于克服社会再生产中的深刻的变形，首先是再生产的物质和价值方面之间的比例失调。
第二，扩大总需求和相应地扩大货币量不能够被视之为一瞬间的决策。这里所指的是分阶段地扩大货币量，直至达到国内生产总值的30—35%。并且，这里所指是现钞，而不是货币的各种代用品或外汇。顺便提一下，在采取这种措施时，如果不实行某些人为的行政措施，就可以大大减弱经济的美元化程度。
第三，刺激总需求的措施不应孤立地实行，而应同步进行资金货币流动调节。这就可以将补充的货币资金量投入经济实际部门，搞活投资活动。如何采取这一措施的问题主要是个技术性的问题。解决这一问题时可以依据经过鉴定的和根据其他国家的经验所熟悉的方法。
本文的旨意不是就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建议制订的财政稳定计划的实施对俄罗斯经济产生的全部后果加以考察（但应当指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建议远远超出了纯货币领域）。然而，笔者完全同意《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协定不符合俄罗斯利益》一文中所持的原则立场。文中写道：“已经是很多次绝对侧重于财政稳定问题而不惜任何代价，完全不考虑价格和结构的比例失调、生产的高费用、垄断和俄罗斯通货膨胀的其他非货币因素。同时，放弃有效的价格政策和收入的调节以及实行对外经济活动的自由化实质上是提供贷款的强制性条件，而这将促使生产进一步缩减、拖欠问题尖锐化、已经紧缩的预算支出的削减、大规模失业的公开化和居民财产上分化的加剧。”
至于俄罗斯报刊上所出现的一些个别问题的批评意见，那就要求作认真的研究与思考，虽然应当承认，国际上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批评比我国国内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俄罗斯活动的评价要更为严厉和理由更为充分些。
下面又有一个很有代表性的例证。联合国欧洲委员会前任主席M ·费金写道：“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美国使俄罗斯和前苏联的其他加盟共各国的促进市场经济发展的自身计划和民主政府受到损害，将实行休克疗法或者像人们所说的‘没有疗法的休克’的教条主义的要求作为援助的条件强给这些国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美国对俄罗斯和其他一些需要援助的国家的政策的主要错误就在于没有考虑作为提供援助条件而强加的措施的社会和政治后果。
综上所述，可以得出如下的结论：选择经济改革的一定战略和策略对造成俄罗斯经济最近五年来的混乱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对这种后果应承担责任的自然是改革方针的创始者和执行者。但是，与其一道的还有许许多多顾问和专家们。正如常言所说的，不能从歌曲中丢掉歌词。
但是，所有的这些都是另一码事，应另当别论，正如研究俄罗斯所形成的特殊类型的“债务经济”机制及由此而产生的后果一样（针对这一机制，A·韦利琴科写道：“西方对俄罗斯采取的经济模式与70 年代对波兰、巴西和墨西哥所采取过的类似模式毫无二致，当时，这三国的债务就大幅度上升。一开始是商业银行的采购某些商品的抵押贷款，然后，当债务的‘临界量’已达到并且没有偿还债务的现实可能时，就是关于改变债务结构——变中短期债务为长期债务——的令人难以忍受的谈判和寻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廉价贷款，恰恰是在这一时刻，动用的已不是经济压力而是政治压力的杠杆了。”）
本文的目的完全不同，是分析货币主义的财政稳定计划的理论和方法论基础。
几点结论
根据以上所述，可以得出如下若干结论。首先，这里指的是有必要将俄罗斯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其他国际金融组织的相互关系提高到崭新的阶段。这符合于双方的利益。B ·叶夫斯季格涅耶夫写道：“从一定的意义上来说，世界的经济政治机构需要与正在实行社会经济转轨的国家进行有成效的合作，而在某些方面，也许其需要的程度非但不比这些国家本身小些，反而大些。”
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这些组织是以其权威和声望作赌注的（B ·伊万诺夫在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是世界‘乐观主义’的主要源泉》一文中指出：“很多西方的分析家都注意到标准的稳定计划到目前尚未在后社会主义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克服危机方面产生多少明显的结果。所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这些国家的前景所抱的乐观情绪在颇大程度上是勉强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除了使自己和他人相信一切都正常运转之外，再也没有什么别的办法了。”“可以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预测来为这种‘乐观主义’寻求根据，该组织的预测曾是俄罗斯1996年的国民生产总值增长4.5%”。 将预测与现实加以对照自然没有给预测增加什么权威）。国际金融组织应当对时代的挑战作出应有的响应，根据当今的经济现实对自己传统的方法中很多东西加以修正。
然而，主要是取决于俄罗斯本身。俄罗斯应当最终确定自己的长期战目标及其达到的阶段，明确规定自己的经济和社会政策的优先重点。使这一政策具有最大限度的透明度和可预见性。只有在这种情况下，俄罗斯才可能得到伙伴的相互理解、使伙伴考虑自己的特殊性和所经历的时期的特点。
现在，越来越重要的是从事先定出条件的指令过渡到平等的伙伴关系。这样就可以逐渐地“解开”已积累下来的矛盾结（对俄罗斯作为债务国的硬性要求，而实际上完全忽视俄罗斯作为债权国的利益，以及对俄罗斯经济开放程度的硬性要求，而在俄罗斯进入西方市场采取歧视政策，等等）。当然，这里不应抱有幻想，而必须着眼于复杂而坚持不懈的保护国家利益的工作，可这又取决明确的国家战略。
新型的相互理解的前提条件是广泛而经常性地吸收有独立见解的和政治上自命清高的学者中的重要的俄罗斯专家研究财政稳定计划（以及其他类似的文件）。这样才有可能使我国与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其他金融组织的相互关系超出国家官员走廊的范围。更大范围的公开性对此也是有益无害的。
所有这些乃是向实行经济增长战略和现实的财政稳定过渡的重要组成部分。很自然，所有这些只有在以科学为坚强的支柱和达成社会一致的条件下才可能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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