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大都市圈的人口发展及特征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大都市论文,特征论文,人口论文,世界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TU982:C924.24 【文献标识码】A
1 世界范围内大都市圈的成长正方兴未艾
大都市圈指由起核心作用的一个特大城市或几个大城市，再加上周边受到中心城市强烈辐射、有着紧密联系地区组成的城市经济区。近几十年来，世界人口和经济高速度增长，城市化水平大幅度提高。在这一过程中，大城市圈的发展尤为引人注目，它们在本国人口和经济总量中均占有很大的比重，充分发挥出龙头、枢纽和增长极的巨大作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处在工业化和城市化发展的不同阶段，大都市圈的发育具有明显的差异。
发达国家在20世纪初叶和中叶经历了工业化和城市化的高潮，遥遥领先的经济发展水平，催生了一批在世界上无与伦比的特大都市圈。近几十年发达国家相继进入后工业化和“后人口转变”时代，其城市化水平渐趋稳定，并不同程度地出现了一些“逆城市化”的新特点，主要表现为大城市人口增长速度减缓，甚至绝对减少，中心城市人口和产业大量向郊区扩散，其规模之大，甚至已成为影响人口和经济分布整体格局的主导因素。众多中小城镇在大城市周边地区的蓬勃发展，加速了大城市向着大都市圈方向的演化进程。目前，大都市圈已覆盖发达国家大部分的人口和经济活动，如美国，280多个大都市区虽然只占全国土地总面积20%，却集中了80%的人口，84%的就业和85%的GDP，而高增加值和高科技部门的比重更超过90%。充分显示出大都市区在社会经济发展中的巨大作用。其中纽约大都市区一直与日本东京大都市圈并列，无论人口规模还是经济总量，在当今世界上均处于显著的领先地位。
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和城市化水平与发达国家相比有着很大的差距，但近几十年大城市和大都市圈的发展势头却格外强劲。1950年世界十大城市集聚体中发展中国家只占了3个，分别居第6、8、10位，而2000年已增至7个，分别居第2、3、4、6、9、10(UN,2001)。
发展中国家大都市圈的超常规发展，主要是由于其工业化进程中的社会经济环境，尤其是人口总量，与当初处于同一阶段的发达国家大不相同，其城乡比较利益的差距也更加悬殊。许多国家因基础差，资本积累少，为获得更高的发展速度和效益，在生产布局和区域发展上普遍采用了“不均衡战略”，即把有限的资本投入于少数大城市及其周边地区，以实现最高的集聚效应和最低的基础设施单位成本，而外国资本的注入对这一过程也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因此很多发展中国家的人口和工商业分布都是很不平衡的，由此形成了一批即使按世界标准衡量亦堪称巨型的大都市圈或城市、工业枢纽。如：
——墨西哥城。1950年在世界大城市集聚体中列第16位。2000年已升至第2位。它占全国人口的比重接近1/5，二、三产业增加值更占到2/5-3/5。
——圣保罗。1950年在世界大城市集聚体中列第24位，2000年已居第4位。它集中了巴西1/10以上的人口和近1/3的工业总产值，土地面积仅占0.1%。
——拉各斯。2000年列世界第6大城市集聚体，而半个世纪前尚排在第370位以后，预计2015年将令人难以思议地上升到第3位。其工商业独占全国1/2。
——汉城。上一个世纪50年代初还是一片战争的瓦砾场。1990年代在世界大城市集聚体中已居第12-13位，集中了韩国1/4以上的人口和1/3的工商业。
发展中国家大都市圈的超常规发展，因其速率快，规模大、集中度高，在发展的可持续性上也面临不少矛盾。但大都市圈在这些国家里都具有强劲的、经久不衰的发展动力，始终是全国人口迁移的众矢之的，对国家的工业化和现代化发挥了无可替代的巨在的中流砥柱作用。一个国家根据自身国情，在城市化进程中适时地、因地制宜地构建大都市圈，无疑是一条加速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由之路。
展望未来，发达国家由于已身处“后人口转变”时代，大都市圈进入相对平衡的低速发展期，人口变动、结构和分布将会出现一些新特色，对此，法国学者丹梅特(Damette)在所著《巴黎大都市圈》一书中做了如下概括，即：(1)人口发展进一步趋缓；(2)“脱工业化”；(3)更多地向高层次第三产业倾斜；(4)居住、产业、雇佣的低密度化，促使城市化地域进一步扩展；(5)每家每户要求自建住宅的势头更趋强劲，大城市周边地区越来越多地卷入城市化进程；(6)中心地域人口趋于减少；(7)老朽的建筑物迫切需要整修改建，对老城市再开发事业有所推动；(8)在大都市圈内，一批次级中心地逐渐成长，包括新镇、县城所在地、大型购物中心和大学所在地等；(9)上述新发展对高速公路等大型基础设施的建设也将提出新的要求。在发展中国家中，由于工业化远未完成，大都市圈仍将保持较长时期的高速度增长，联合国人口机构预测2015年全世界人口超过2000万的城市集聚体将达6个，比2000年多5个，新增者均来自发展中国家。
2 美国大都市圈的人口分析
2.1 美国大都市圈发展的基本态势和新特点
20世纪初叶，美国的城市发展出现了类似于英国的“城市连绵区”。1910年美国将这些由中心城市和与其有较高社会经济一体化程度的相邻地区组成的区域定义为大都市区。此后，又引入了“大都市统计区”（Metropolitan Statical Area，简称MSA）的概念，其中达到一定标准者称“主要大都市统计区”（Primary Metropolitan Statistical Area，简称PMSA,）,由若干PMSA组成的复合体称“联合大都市统计区”（Consolidated Metropolitan Statistical Area，简称CMSA），应该说，CMSA已是名副其实的大都市圈了。美国大都市区人口发展变动的基本特点是：
(1)始终保持相对较高速度的增长。1920年美国有58个大都市区，合计占全国总人口34%，而目前已分别提高到280个和80%以上。
(2)在大都市区中，人口规模达百万以上者发展速度更快。1940年有此类大都市区11个，合计占大都市区总人口55%。2000年已增至50%，人口占72%。
(3)大都市区人口郊区化势头强劲。美国的大都市区由中心城市及其以外的郊区两部分组成。当20世纪60年代前后美国进入后工业化社会后，由于物质生活水平提高，交通条件改善，退休人员增多，加上城市居住环境因地价上涨、污染、犯罪等因素影响而趋于恶化，促使大量人口由城区向兼有城乡之利的郊区迁移，2000年郊区已占到大都市区人口62%（或全国总人口的50%），而50年前仅占41%(23%)，郊区化强有力地促进了大都市区的扩展，1990年其土地面积占全国16%，2000年已达到20%。
(4)大都市区的中心城市在一度衰弱后明显地趋于复兴。20世纪70年代前后，受逆城市化浪潮影响，不少大中型城市人口严重流失，1970-1980年间纽约、芝加哥、波士顿、匹兹堡、费城等重要城市人口减幅均高达10%～20%，并由此产生种种弊端。针对这一问题，美国从1980年代起实施了一系列城市复兴计划，如兴建大批购物中心、娱乐体育场所、公共交通等城市公用设施，采取各种优惠政策鼓励开发商对老城区进行改造，把一些废弃的厂房和旧办公楼改建为现代化的住宅小区，加强环境保护和绿化，向居民提供廉价的停车泊位，等等，还努力降低犯罪率，都增强了中心城市对居民的吸引力。再加上新经济形势下高科技公司大批涌现，它们的普遍具有无污染、人员少、信息量大的特点，很适合在城市发展。所有这些均促使一大批中心城市在经历了前一时期的低潮后明显地趋于复兴，大都市区全部中心城市的人口在1980～2000年间年平均增长1.15%，比1970年代的0.63%有了大幅度的提高。
可以认为，经历了前一时期“产业空洞化”促使人口大滑坡的阵痛以后，美国许多大都市区的中心城市都实现了城市功能的转变，完成了从工业经济向服务经济的转换和升级，“退二进三”，生产职能减弱，流通、信息功能强化，由工业中心转变为信息交换和经济决策中心，由此引导城市走上复兴之路。而郊区化与中心城市复兴是一个并存互动的过程，通过这个过程，不仅仅是郊区，而是整个大都市区都得到了发展和强化。所谓郊区化，实际上只是当今美国城市化的一个侧面，而不是它的全部。
(5)大都市区自内向外人口自然和文化结构的差异有所扩大。受人口迁移和自然变动影响，美国从大都市区的中心城市到郊区再到非都市区，人口的自然和文化结构的差异有所扩大。中心城市的人口明显比郊区更比非都市区年轻，这显然是由于退休人员大量由城市向乡村迁移的缘故。在种族和民族结构上，中心城市的多元化特征超过郊区更超过非都市区。白人一直是郊区化的主力军，他们经济富裕，且年龄结构相对老化，而黑人经济收入较低，过去又长期受居住区隔离、就业隔离、教育隔离等政策束缚，不得不留居在被白人“放弃”的中心城市里，即使在郊区化的大潮中，也没有受到很大的影响。1990年代外国移民大量迁入美国，对人口的自然结构和文化结构均产生很大影响。其分布主要集中于中心城市，而非都市区则为数甚少。由于以上原因，中心城市人口的文化素质和经济收入已逐渐落后于郊区［典型的如芝加哥SMSA，1970～1990年间中心城市人均收入减少3%，作为近郊区的库克(Cook)县却增长7%，作为远郊区的科拉(Collar)县更增长了15%］这对其未来的发展无疑将有不利的影响。
(6)大都市区加速向更大规模的大都市圈和都市带发展。目前，美国已初步形成五大片跨州跨地区的大城市联网联片地带，它们是：①东北部以纽约为核心的“波士华都市带”，成形最早，近年继续扩展，已融合了12个百万人以上、8个50～100万人的MSA，总人口达4600余万，面积6万km[2]，其规模实际上已大大超过位居世界第一的日本东京大都市圈。②芝加哥大都市带位于五大湖南侧，拥有11个百万人以上、6个50～100万人的MSA，总人口也高达4500万。③加利福尼亚大都市带。位于国土西南部太平洋沿岸，以洛杉矶为核心，拥有8个100万人以上、4个50～100万人的MSA，总人口超过3200万。④得克萨斯大都市带。位于国土南部墨西哥湾沿岸，以达拉斯、休斯敦为核心，拥有4个百万人以上的MSA，总人口达1700万。⑤佛罗里达大都市带。位于国土东南部，以迈阿密、奥兰多为核心，也拥有4个百万人以上的MSA，总人口为1400万。以上五大都市带人口合计达到1.54亿，占全国54%，并正沿着各“通道”与分散在其余广大地区的一批MSA构筑更紧密的网络，这将促使大都市圈的强大辐射能量进一步向纵深地区发展。
2.2 大都市圈发展中产生的矛盾
美国的大都市圈发展中也产生了一些矛盾，最突出的就是郊区蔓延难以控制。全国大都市区的郊区范围不断迅速扩大，继1970～1980年代扩展50万km[2]之后，1990年代又扩展了33万多km[2]，而这十年内中心城市不过只扩大了2000多km[2]。
对于郊区范围没有止境大幅度扩张的现象，美国人专门称之为“郊区蔓延”(Suburban Sprawl)，并引起不少环保工作者、城市规划师和政府官员们的忧虑和批评。有人就把这种现象比作为“病毒”、“噩梦”、“癌扩散”(Dilorenzo,2000)。理由主要是认为郊区的大扩展会增大对自然环境的压力，减少农用地和开阔空间，加大交通拥挤的程度，造成居住成本上升和中心城市的衰落；郊区生活方式拉大了人们相互之间的距离，不仅不利于青少年成长，还会造成种族隔离，加剧贫富差距。为了制止郊区蔓延，这些人要求加强集中性的城市规划，通过税收、财政、建设更多的公共交通设施等多方面的措施强化政府，引导甚至迫使人们向中心城市回流。有的州即已制定了相关法律来限制城市化地域范围的过度扩大。对于以上批评和干预，也有人提出不同看法，他们认为郊区化是大势所趋，实际上也并未产生严重的社会经济后果(Mitchell,2001)。
针对郊区蔓延问题，美国联邦住宅和都市发展局在2000年城市状况报告中首次提出“睿智成长”的新理论，强调它“既非反郊区，也非反成长，而是合理化的成长。”要求“拟定综合发展计划，利用市场的灵敏度，对现有社区进行投资”，“以较高密度把住宅以族群形式环绕在交通转运中心附近”。这一理论的实施有可能促进人口在中心城市以及郊区小城镇的集聚，减弱郊区化向乡村化“蜕变”的趋势。
2.3 纽约大都市区人口现状和趋势分析
纽约大都市区指纽约—北新泽西—长岛（以下简称纽约）CMSA，它由跨越纽约、新泽西、康涅狄格、宾夕法尼亚4州的10个PMSA和NECMA组成，覆盖了29个县，以特大城市纽约为中心，此外还有纽瓦克、泽西城等15个2万至30万人的中小城市，陆地（不含水面）总面积24760km[2]，2000年普查总人口为2120万，是美国首屈一旨的特大都市区。在组成纽约CMSA的10个PASA中，纽约PMSA占有特殊重要的地位，2000年其人口为931.1万，占纽约CMSA的43.9%。该PMSA包括组成纽约市的5个县和另外3个县。纽约CMSA的人口有几个显著的特点：
(1)人口总量变动受到移民的强烈影响。在20世纪70年代，像美国东北部许多大都市区一样，纽约CMSA曾经历了逆城市化浪潮的猛烈冲击，十年中人口减少了3.6%，其中作为中心城市所在地的纽约PMSA减幅均超过8%，进入1980年代，情况有所好转，总人口增长了3.5%，1990年代增幅进一步扩大为8.8%，分析其原因，主要就在于移民因素的影响。纽约CMSA的人口自然变动，像美国其他地区一样一直保持相对平稳的适度增长，而作为一个国际化大都市和本国最大的城市，国内外移民却非常活跃。在1970年代，尽管外国移民大量迁入，仍远不足以抵消本国人口的迁出。从而导致总人口减少。近一二十年外国移民数量更多，而本国人口的外迁强度却相对减弱，致使人口总量止跌回升。
据统计，1990～1997年间，纽约CMSA年均自然增长率为6.45‰，国际净迁移率为7.67‰，国内迁移率为负11.27‰，使人口纯增率达到2.85‰。但这一纯增率的统计看来是明显偏小的，因为2000年普查数据显示过去十年的年均人口纯增率高达8.50‰。由于美国有关出生、死亡和国际移民的统计是比较准确的，因此前述国内迁移率的负值大约偏大了5个百分点，与1970年代的负15‰上下相比，减少了将近2/3，成为促使总人口上升的关键因素。
(2)在人口郊区化的大潮下，中心城市仍有所复兴。郊区化不仅影响到纽约CMSA的人口总量，还造成人口分布的显著变化，总的来讲，就是郊区部分人口增长得比中心城市特别是其市区更快，人口比例发生了不小的变化。1970～1990年间，按当时的统计范围，纽约CMSA的人口减少了0.58%，其中处于中心地位的纽约PMPA和纽瓦克PMSA减幅达5.84%，属于郊区的其余10个PMSA合计却增加了7.58%。在纽约PMSA中，纽约市人口减少7.26%，郊区三县合计则增长3.64%。在纽约市，属于中心市区的布朗克斯区和布鲁克林区人口减幅分别高达18.21%和11.57%，曼哈顿区也减少了3.31%，而地处郊区的斯塔腾岛区却猛增了28.47%。这一切都显示出强劲的非中心化。
进入1990年代，虽然郊区化仍在持续，但值得注意的是纽约PMSA的人口增长速度竟然超过了整个纽约CMSA，其中纽约市又超过纽约PMSA，从而清楚地表明中心城市仅就人口规模而言，已有所复兴。但也要看到，纽约作为中心城市的复兴在不小的程度上是国际移民做出的贡献，本国人包括就业岗位仍在向外围和外地迁移，而且迁出者以白人和较富有者为主。
(3)由一个特大城市组合一批中小城市形成庞大的组团式城市群。构建大都市圈的意义就在于中心城市与周边地区组成紧密联系的社会经济网络，优势互补，资源共享，实现协调发展。其中扮演主要角色的除中心城市外，区内一批中小城市也很重要，如果它们数量少，就会造成中心城市唱独角戏的局面，大都市圈的意义就不大。反之，如果中心城市实力和规模不足，该大都市圈也不会有强大的吸引力和辐射力。在这两方面，纽约都达到了很高的水平。首先，中心城市纽约是一个世界最高级别的国际性大都市。其次，在纽约市周围云集了一批中小城市，仅人口规模达2.5～30万者就有15个，共中纽瓦克市和泽西市在全美所有城市中分别列第62位和71位。
从发展趋势来看，纽约大都市圈的人口增长速度预期将显著放缓，1990年代因新经济勃兴和国际移民增多而产生的回升势头很难再按原来的强度持续下去，尤其是"911"之后，美国已对外国移民把大门关小。对安全态势的担心恐怕也会减弱纽约这类国际性大都市对美国人的吸引力，人口外流的力度只会加大，不会减少。此外，非白色人种的少数民族比重越来越大（1990～1996年间，纽约CMSA的白人年平均减少0.3%，而非白色人种的少数民族则年平均增长2.0%），失业率和贫困线以下人口比重均显著高于全国平均数，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纽约大都市圈发展后劲不足。与美国西部和南部一大批兴旺发达的大都市圈相比，纽约不未来的相对地位将会下降，这是可以肯定的。
3 日本大都市圈的人口分析
3.1 日本大都市圈发展的基本态势和特点
受多种因素包括自然条件的影响，日本的人口和产业分布一向高度集中于国土中部狭长的“太平洋带状区域”，该地带东西长1000余km，宽仅100余km，面积占全国1/5，却集中了3/5的人口和大约3/4的工业总产值，其中以东京为核心的京滨工业地带、以大阪为核心的阪神工业地带、以名古屋为核心的中京工业地带尤为密集。战后日本经济高速度成长，人口大量向东京、大阪等大城市迁移，其人口规模急速膨胀，城市功能不断向更广阔的周边地区扩散，逐渐形成了几个世界级的巨大都市圈。与欧美发达国家相比，日本的大都市圈人口发展速度更快，人口密度和经济密度更高，政府对大都市圈的构建和整合也更重视。
1954年，为了协调解决涉及大都市圈发展的诸多问题，日本颁布了以东京为核心的首都圈整备法，随后又颁布了以大阪为核心的近畿圈整备法和以名古屋为核心的中部圈开发整备法。1960年日本明确提出了对大都市圈的界定：其中心城市为中央指定市，或人口超过100万，且附近还有50万人以上的城市，外围地区到中心城市的通勤量不少于自身人口的15%，并依此把全国划分为八大都市圈。为推进整备工作，在国土厅下设了大都市圈整备局这一政府职能部门，并成立了相当于相关区域县长、市长联席会议的协调机构，每隔8～10年即制定一次基本计划，根据不同时期的主要问题，提出相应的政策措施，总的来讲，对于促进大都市圈的健康发展，都起了积极作用。这种提高到法律层面，充分发挥政府的主导性的计划性，并由地方广泛参与的做法，以及其内容的实质性，在世界各国大都市圈的发展中都是不多见的。
日本的大都市圈中最重要的是三大都市圈，即：
(1)首都圈由8个都、县组成（都、县、府为一级行政区），面积36884km[2]，2000年人口4131.6万，分别占全国9.8%、32.6%。
(2)近畿圈由8个府、县组成，面积37286km[2]，人口2354.2万，分别占全国9.9%、18.6%。
(3)中部圈由9个县组成，面积59523km[2]，人口2146.4万，分别占全国15.8%、16.9%（所属9个县中有3个县与近圈重合）。
以上三大都市圈合计占全国总面积35.3%，占总人口68.1%。其平均规模尤其是占全国的相对比重之大，均显著超过欧美发达国家。这表明日本对大都市圈的理解已从城市及其郊区扩展到更为广阔的大区域，实际上是把绝大部分国土都纳入若干大都市圈的网络之中，将城市发展上升到区域发展的高度，以利于充分发挥大城市的中枢作用，协调城乡关系以及形成合理的城镇体系，这些理念无疑是符合可持续发展原则的。
3.2 东京大都市圈人口特征
东京大都市圈指日本国土厅划定的首都圈。1958年第一次首都圈基本计划将其范围设定为东京都中心周围100km半径，1968年第二次基本计划则根据保持行政区划完整的原则，将8个都、县整体划入。根据地理方位的不同，首都圈又分为内外两个圈层，内圈称东京圈，包括东京都、神奈川县、千叶县和琦玉县，外圈称周边地域，包括茨城县、枥木县、群马县和山梨县。其中东京圈面积13553km[2]，周边地区为23331km[2]。2000年其人口分别为3341.3万和790.3万。整个首都圈总人口为4131.6万，占日本32.6%。东京大都市圈的人口有以下几个特点：
(1)总人口增长显著超过全国平均增长率。人口大量迁入，但进入1990年代已成强弩之末。整个首都圈1930年占日本人口22.3%，1970年占28.9%，2000年已达32.6%。人口的增量中迁移增长占了相当比重，据统计，1955～1975年间首都圈年增净迁入约25万人，在全国人口净迁移中占了2/3～4/5；1970年代后半期净迁入人数降至每年6～9万，1980年代回升至11～18万，虽与前期相比已锐势大减，却已成为全国唯一重要的人口净迁入区。进入1990年代，随着日本“泡沫经济”破灭，再加上人口迅速老龄化，净迁入量急剧减少，1994年仅为13万人，与昔日相比，已有天壤之别。
(2)人口迅速进入少子高龄化，但其程度明显低于日本其他地区。“后人口转变时代”的前景，促使首都圈的人口出生率不断下降，死亡率则有所回升，自然增长率由1980年的8.1%迅速降低至1996年的2.9%，但合仍高于全国平均数，原因在于外地移民多，人口相对年轻。由于出生率下降，首都圈每户平均人口已由1985年的3.16人减至2000年的2.94人。在1950年代，人口的大量迁入，使得自然增长在东京大都市圈人口总量的增加只占次要地位，从1960年代中期“逆城市化”增强以来，自然增长即逐渐占据主导地位，近年随着人口迁移进一步萎缩，东京大都市圈人口变动基本上已完全依赖于自然增长。
首都圈于1978年进入老龄化阶段，比全日本晚了9年。1995年其65岁及以上老人比重已达12.2%，比全国平均数仍低2.3个百分点。其中东京圈老人比重仅为11.6%，紧邻东京都的神奈川县、千叶县和琦玉县居住了数以百万计的在东京工作、上学的中青年，其年龄结构是全日本相对最年轻的。
(3)人口大量由中心城市向近郊远郊区的中小城镇扩散，形成世界最大的通勤圈。东京自20世纪50年代后半期超过纽约成为世界最大城市后，由于人口膨胀，地价飞腾，交通极度拥挤，在政府的引导下，工业和人口开始大规模向外围扩散，扩散距离逐渐由近及远，中心城市人口趋于衰减，人口分布态势发生巨大变化，表现出十分强烈的郊区化特征。
几十年来，首都圈不同地区的人口增长率相差很悬殊，且随郊区化的发展阶段而变化。就距市中心点的距离带而言，1955～1965年间，10～40km圈层增势都很强劲，其中20～30km带尤其突出；此后10km以内人口持续减少，10～20km圈层增势也大减，最高增长率在1970年代出现于30～40km带，1980年～1990年代更推至40～50km带，由近及远的特点看得非常清楚。从行政区来看，东京都的区部（相当于中心城市的市区部分），长期以来人口一直在衰减，但减幅已越来越小；自东京都区部向外，始终维持着较高的人口增长率，这里是近几十年全日本人口发展最快的地区。
促使人口自中心城区向外围地带迁移的因素是多方面的，最主要的是受人口规模膨胀、城市职能高度集中的制约，城市特别是其中心区位的土地价格不断上扬，从而迫使低附加值的一般产业和中低收入的居民不得不向外围的低地价区迁移。据日本《东京都住宅白书》（1998年版）的测算，20世纪70年代住宅总价格中土地费约占48%，此后上升到53%-58%；按每户3人居住面积75m[2]计，相当于家庭年均总收入5倍的新建住宅价格等价圈在1970年距离东京中心点19km，1980年为37km，1991年竟达60km，后因“泡沫经济”破灭到1997年降至45km（约相当于65min的通勤时间）。1998年7月东京都住宅地均价为每平方米372200日元，虽比历史最高的1988下降了六成，但仍比附近的崎玉县高1.25倍，比茨城县高4.58倍，而前一时期差距还要大得多。
人口自中心城市的大量迁出，其中相当一部分人仍在东京就业就学，由此形成了世界上最大的通勤圈。据1995年调查，东京通勤圈覆盖了首都圈所有8都县的160个市町（镇）村，总人口达3152万，最远的通勤时间为2h。每天平均流入东京区部的人口达369.3万，比较十年前增长23%，其中17.7%来自东京都内部，其余来自东京都以外，主要是琦玉县、神奈川县和千叶县。东京都昼夜人口比例高达124.2%（位于市中心的千代田区为2733%），而琦玉县、神奈川县和千叶县分别仅为84.8%、89.4%和86.3%，三县共有121个区和市，其中昼夜人口比例低于100%的就有105个，最低的仅为64.3%（琦玉县富士见市）。这些市镇的主要职能之一就是东京的“卧城”。
(4)人口的就业结构大幅度向第三产业倾斜。日本自进入后工业化社会以来，产业结构发生很大变化，东京大都市圈作为全国的主要经济中心，表现得尤其突出。1975～1995年间，整个首都圈占全国工业总产值的比重由33.3%降至32.6%，而商品零售总额由40.0%升至43.7%，银行贷款余额由51.5%升至55.0%，股票交易额更由56.5%升至75.5%，大公司数量所占的比重也有所增加，这些都说明东京的工业生产职能淡化了，而金融、商贸、管理等职能则得到强化。与此相伴随的便是就业人口产业结构的变化，其速度比日本官方的预测快得多。1980～1995年间，第三产业占首都圈就业人口比重由58.5%上升至66.3%（1986年官方预测2000年为65%），第一产业降至极低水平，第二产业在东京都和东京圈也出现持续下降，充分显示出后工业化社会的特征。
3.3 东京大都市圈人口的发展趋势
关于东京大都市圈未来人口的发展趋势，将受到两个重要的背景因素影响：(1)日本即将进入人口零增长阶段，官方预测2007年全国总人口将开始绝对减少；(2)日本正在推进以分散和地方振兴为主旨的国土政策。因此，日本国土厅大都市圈整备局预测首都圈的总人口在2011年将达到4190万的历史最高峰值，比全国晚4年；与2000年的4131.6万相比，年平均增长率仅为1.28‰。此后总人口将缓慢下降，2015年约为4180万。
未来首都圈的人口老龄化将显著加快。2015年65岁及以上老人比重将达到23.5%，与1995年相比，老少比将翻一番还要多（从81.3%增至169%）。
为增强可持续发展能力，东京大都市圈正由一极依存型地域向多核多圈的分散型网络地域演进。作为日本和世界上最大的大都市圈，尽管过去几十年人口和产业分布发生了很大的扩散性变化，但首都圈特别是其中的东京圈人口密度和经济密度仍然极高，长期存在的许多问题并未得到很好的化解，还面临着可能发生大地震的严重威胁。2000年在人口达813万的中心城市东京区部旁边，紧连着125万人的川崎市、342.7万人的横浜市和88.7万人的千叶市，还有许多实际上是连为一体的中小城市。在日本的统计中，把城市化地区称为“市街地”或“人口集中地区”，2000年它占首都圈总面积12%，却集中了总人口的80%，平均人口密度达到每平方公里7150人，其中东京圈又大大超过周边地区。这一城市实体的总规模在世界上确是仅见的。此外，大都市圈内广大地区被纳入东京社会经济网络，一方面有利于实现共同繁荣，另一方面也减小了各地的独立性，使之更依赖于东京。大都市圈形成了一极依存型地域结构，发展下去有可能演变为一个超大规模的核心城市，从而失去了构建大都市圈的意义。
有鉴于此，近年来日本正努力推进东京大都市圈的改造，目标是建设多核多圈的分散型网络地域结构。具体做法主要是在周边地区加强一批网络联系节点或枢纽的构建，以期形成若干自立性较强的小都市圈，在距离中心城市较远的北部地区，要形成一条自立性更强的横向城市轴；东京要弱化经济职能，适当恢复居住职能，以减少日趋膨胀的通勤交通量，抑制东京通勤圈的不断向外扩张，改善城市生态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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