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主义发展战略框架的初步构建——以中共八大为中心的考察，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发展战略论文,中共论文,框架论文,中国社会主义论文,中心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6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5801（2006）05—0084—07
50年前召开的中共八大，以开创性地探索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而载入史册。八大的贡献是多方面的，其中之一就是对中国社会主义发展战略的规划。八大虽然没有明确使用社会主义发展战略的概念，但它通过确立中国社会主义发展的总体指导思想，通过对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发展、政治发展、文化发展和执政党建设等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际问题的系统思考和全面阐述，事实上从宏观层面和战略高度初步构建了中国社会主义发展的整体框架。
一 总战略：以苏为鉴，在实现“第二次结合”中，“努力找到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具体道路”
按照《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战略”一词是指“指导战争全局的计划和策略”[1]。本文使用的“总战略”指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和发展的总原则和总体指导思想，这就是毛泽东在中共八大开幕词中所提出的，“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密切地联系起来”[2]，独立自主地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
中共八大确立这样的指导思想，有着深刻的国内国际背景。从国内看，长期以来，中国共产党对于社会主义的认识，除了从马恩列的著作中获得的一些理论知识外，主要是通过苏联的社会主义实践取得的。因此，在夺取全国政权后，虽然党也曾有过“根据我国具体条件正确地利用苏联的经验”的考虑[3]，但由于对苏联经验先入为主的肯定，再加上毛泽东本人对于斯大林所怀疑的“第二个铁托”或“半个铁托”的顾虑[4—1]，苏联模式实际上成了中共心目中唯一的社会主义建设模式，成了“我们的最好的先生”[5]。在别无选择也难以选择的情况下，仿照这一模式，中共在建国初期迅速建立了一套以高度集权为特征、同时带有显著军事共产主义色彩的经济、政治、文化管理体制以及其他各方面的体制。客观地说，这种体制在新政权建立之初，对于集中全国的全部力量，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保证重点建设项目的顺利进行，曾发挥了无可替代的积极作用。但是，随着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完成，在经济建设规模不断扩大的“一五”计划末期，它也逐步暴露出了一些固有的弊端，并日益演化成为生产力发展的羁绊和障碍。不打破教条主义，对这种弊端加以认真的改革，就难以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从国际上看，1956年2月，苏共二十大召开。 苏共二十大上发生的最引人注目的事件，是赫鲁晓夫在大会即将闭幕时作了《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秘密报告，尖锐揭露了苏联社会主义社会中存在的阴暗面和苏联模式的弊端。特别是对斯大林破坏民主集中制、搞个人崇拜、滥用党和国家重大权力所犯错误的揭露和批判，打破了长期以来国际共运内部“唯书唯上”、“思想僵化”的沉寂局面，开启了包括中国共产党人在内的各国共产党人思想解放的闸门。当时，毛泽东曾经高度评价赫鲁晓夫报告中的积极意义，把对斯大林问题的揭露看作是“一场‘解放战争’”，认为“它打破了神化主义，揭开了盖子”[4—2]，“破除了那种认为苏联、苏共和斯大林一切都是正确的迷信”，并郑重提出，以后“不要再硬搬苏联的一切了，应该用自己的头脑思索了，应该把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探索在我们国家里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了”[6]。在1956年3月12日至4月4日不到20天的时间里，毛泽东先后主持召开了3次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2 次中央书记处会议，深入讨论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和我们的应对之策[7—1]。在4月4日的中央书记处会议上，他再次鲜明地提出：民主革命时期，我们走过一段弯路，吃了大亏之后才成功地实现了马列主义与中国实际的结合。“现在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我们要进行第二次结合”，“努力找到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具体道路”[7—2]。紧接着，在4月25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发表的《论十大关系》讲话中，他又指出：“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最近苏联方面暴露了他们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的一些缺点和错误，他们走过的弯路，你还想走？过去我们就是鉴于他们的经验教训，少走了一些弯路，现在当然更要引以为戒。”[8]
总之，照抄照搬苏联模式对中国生产力发展所造成的羁绊和障碍，苏共二十大对斯大林问题的揭露以及由此引发的思想大解放，都促使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决心“以苏为戒”，独立思考，走出一条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正是从这样的认识和愿望出发，中共八大以巨大的理论勇气和创新精神，对中国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文化发展战略和执政党建设方略进行了全方位的思考和谋划，初步构筑了中国社会主义发展的基本框架。
二 经济发展战略：以“建立先进的工业国”为目标，保护和发展生产力，改革经济体制
八大在正确分析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的国内形势的基础上指出：“我们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9] 社会主要矛盾所发生的根本变化，意味着党的工作重点要从阶级斗争转移到发展生产力上来，从革命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这就为党制定我国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战略提供了前提条件和政治基础。
（一）确立“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发展目标
实现民族独立和国家的工业化、现代化是几代中国人的不懈追求。早在1945年4月， 毛泽东在七大上作《论联合政府》的报告时就曾提出：“在新民主主义的政治条件获得之后，中国人民及其政府必须采取切实的步骤，在若干年内逐步地建立重工业和轻工业，使中国由农业国变为工业国。”[10]1954年6月， 毛泽东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30次会议上发表讲话，在谈到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必要性时，他又深有感触地说：“现在我们能造什么？能造桌子椅子，能造茶碗茶壶，能种粮食，还能磨成面粉，还能造纸，但是，一辆汽车、一架飞机、一辆坦克、一辆拖拉机都不能造。”[11—1] 正是出于改变国家贫穷落后面貌的紧迫感和使命感，八大义无反顾地确立了“把我国由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社会主义工业国”的发展目标[9]，并提出了实现这一目标的两步走设想：“第一步， 用三个五年计划的时间实现初步工业化。第二步，再用几十年的时间接近或赶上世界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7—3]
（二）把“保护和发展生产力”定为党和国家的主要任务
明确了国内主要矛盾和发展目标，也就明确了党和国家的主要任务。1956年8月，在七届七中全会上谈到八大政治报告时，毛泽东提出：“这一次重点是建设。有国内外形势，有社会主义改造，有建设，有人民民主专政，有党，报告里面有这么几个大题目，都可以讲。但是重点是两个：一个是社会主义改造，一个是经济建设。这两个重点主要的还是在建设。这个报告的主要部分，三万字，三分之一讲建设。”[12—1] 循着这样的思路，八大郑重宣布：“由于社会主义革命已经基本上完成，国家的主要任务已经由解放生产力变为保护和发展生产力。”[9] 把“保护和发展生产力”确定为党和国家的“主要任务”，反映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客观要求，是八大的历史性贡献之一。据笔者对八大文献的研究和统计，大会通过的各项决议和报告中，共有16处使用了“生产力”三字；有416 处使用了“发展”二字，其中涉及生产力（经济）发展的多达211处。由此可见八大对发展生产力的重视。
（三）制定“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经济建设方针”
关于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方针，中共八大之前党内是存在不同意见的。针对1956年国民经济发展中的急躁冒进倾向，周恩来、陈云等人提出了“既反保守又反冒进即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经济建设方针”[13—1]，并且得到了刘少奇的支持。毛泽东对反冒进的做法虽然持保留的态度，但当时没有公开反对，服从了政治局大多数人的意见。这样，八大与会人员就在我国经济发展的方针上达成了共识，即“如果对于（高速度地发展我国的生产力）这种可能性估计不足，或者不努力把这种可能性变为现实性，那就是保守主义的错误”[9]；“如果不估计到（当前的经济上、财政上和技术力量上的客观限制）这些情况而规定一种过高的速度，那就是冒险主义的错误”[9]。“党的任务，就是要随时注意防止和纠正右倾保守的或‘左’倾冒险的倾向，积极地而又稳妥可靠地推进国民经济的发展。”[9] 这是立足国情提出的正确方针，对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具有长远的指导意义。
（四）提出“改进体制”的若干重要思路
为了克服照搬苏联模式建立起来的我国经济管理体制中高度集权的弊端，1956年4月，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曾讲了一段他自称“不能上宪法， 不能上党章，也不能上决议案”的关于“社会主义整个经济体制问题”的话，明确提出要扩大企业的自主权，要让企业“有点‘独立王国’”或“半独立王国”[4—3]。同年6月，周恩来在国务院体制会议上进一步提出了“改进体制”的基本思路[14—1]。八大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讨论更加深入。其中最大的“亮点”，是陈云在发言中提出的“三个主体，三个补充”[15]，这是当时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最具突破性的观点，为大会决议所采纳。根据这些思想，八大就改进体制问题作出了一系列重要决策。八大以后不久，在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进一步探索中，毛泽东又提出了“可以消灭了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的“新经济政策”思想[4—4]；刘少奇提出“我们国家有百分之九十几的社会主义，有百分之几的资本主义，我看也不怕”[14—2]；周恩来提出“在社会主义建设中，搞一点私营的，活一点有好处”[16]，等等。这些思想以及据此作出的决策，“虽然其深度和广度都不能同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改革相比较，但是，对于当时那种被认为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以高度集权、纯而又纯、政企不分为特征的苏联传统体制模式来说，却打开了一个重要的缺口。 ”[17—1]
三 政治发展战略：以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为主题，强化监督，健全法制，建设民主政治
斯大林破坏社会主义民主法制犯下的严重错误和造成的严重后果，给中国共产党人以深刻警示。为了避免重蹈苏联的覆辙，八大结合中国的实际，就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问题，进行了深入思考，并提出了一些重要决策和主张。
（一）确立“人民内部矛盾”理论和一系列正确方针
1951年五六月间，刘少奇在读邓子恢《在中南总工会筹委扩大会上的报告》和高岗《论公营工厂中行政与工会立场的一致性》两篇文章的笔记中，最早提出了“人民内部的矛盾”的概念[18]，并初步阐述了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方针。1957年2月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发表，则标志着人民内部矛盾理论的正式确立。中共八大虽然没有明确使用“人民内部矛盾”的概念，但大会的贡献在于：基于对国内各方面形势的科学判断和分析，集此前探索成果之大成，系统阐述并正式确立了正确认识和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一系列基本方针，如在党内问题方面，实行“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在党与民主党派关系方面，实行“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在科学文化领域，实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在物质利益关系上，实行国家、集体、个人三者利益兼顾的方针，等等[19]。这些方针的提出，都是建立在“人民内部矛盾”理论的基石之上的，又和“人民内部矛盾”理论一起，构成了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理论基础。
（二）“进一步扩大国家的民主生活”，必要时允许“唱‘对台戏’”
“在我们进入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后，进一步扩大国家的民主生活，开展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有迫切的重要意义。”[9] 这是八大总揽全局提出的远见卓识。还在八大召开前夕，周恩来在上海市第一次党代表大会上的讲话中就提出：中央与地方尽管是上下级关系，但也要“相互影响，相互监督”，“必要时也要唱‘对台戏’”[20]。八大期间，毛泽东在与外国代表团谈话时，提出要研究资本主义的民主政治制度，认为“对资产阶级民主不能一笔抹杀”[11—2]，比如“美国这个国家很发展，它只有一百多年就发展起来了，……总有一些原因。它的政治制度是可以研究的”[17—2]。为了克服“严重地妨碍着民主生活发展”的官僚主义，八大政治报告特别强调了民主监督的重要意义，据笔者统计，大会政治报告共有17处使用了“监督”一词，郑重提出要加强对“国家工作”的全方位监督[19]，以此来达到“扩大民主生活，克服官僚主义的要求”[21—1]。通过民主监督的方法，给人民以监督权，用人民的权利制约政府的权力，八大的这些主张，对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三）提出“依法办事”的治国理念，以及“有法可依”、“有法必依”的法制原则
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必须同时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八大提出，“现在，革命的暴风雨时期已经过去了，……斗争的方法也就必须跟着改变”[21—2]， “国家必须根据需要，逐步地系统地制定完备的法律”[9]，要让“全国每一个人都明了并且确信，只要他没有违反法律，他的公民权利就是有保障的，他就不会受到任何机关和任何人的侵犯；如果有人非法地侵犯他，国家就必然出来加以干涉”[21—2]。这是通过法制建设来营造民主政治之社会气氛的根本举措。董必武在大会发言中专门阐述了法制建设问题，明确提出“依法办事是进一步加强法制的中心环节”。关于怎样才能“依法办事”，董必武提出了两点看法：“其一，必须有法可依。这就促使我们要赶快把国家尚不完备的几种重要的法规制定出来”；“其二，有法必依。凡属已有明文规定的，必须确切地执行，按照规定办事；尤其一切司法机关，更应该严格地遵守，不许有任何违反”。“对于那些故意违反法律的人，不管他现在地位多高，过去功劳多大，必须一律追究法律责任。”[22] 董必武关于“有法可依，有法必依”的主张，后来成为我们党确立“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的法制原则以及“依法治国”方略的直接思想来源。
四 文化发展战略：以贯彻“双百”方针为导向，发展教育和科学，繁荣社会主义文化
任何一个高度发展的社会，其背后都有较发达的教育、科学和文化作支撑，否则其发展就难以持久。对于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后我国文化事业的发展问题，八大给予了高度重视。刘少奇在“政治报告”中讲到文化教育内容时，开篇就说：“文化教育事业在整个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占有重要的地位。”[21—3] 八大通过的各项决议和报告中曾先后21次将“经济文化”事业并提①。为了促进包括教育、科学在内的我国文化事业的发展，八大作出了一系列重要部署。
（一）确立“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
这个方针是1956年4月28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首次提出来的。 他提出：“艺术问题上的百花齐放，学术问题上的百家争鸣，我看应该成为我们的方针。”[4—5] 八大政治报告正式确立了这个方针， 指出：“科学上的真理是愈辩愈明的，艺术上的风格是必须兼容并包的。党对于学术性质和艺术性质的问题，不应当依靠行政命令来实现自己的领导，而要提倡自由讨论和自由竞赛来推动科学和艺术的发展。”[19]“双百”方针的提出和确立，为我国文化、教育、科学事业的繁荣发展指明了方向。
（二）“造就100万到150万高级知识分子”
文化发展、科技进步的主要依靠力量是知识分子。 为了加强知识分子工作，1956年1月，中共中央召开知识分子问题会议， 提出要“最充分地动员和发挥知识分子力量”[23]。毛泽东在会议结束时发表讲话，号召全党要“进行技术革命、文化革命、革技术落后的命，革愚昧无知的命”[13—2]。他说：“现在我们只有很少的知识分子。旧中国留下来的高级知识分子只有10万，我们计划在三个五年计划之内造就100万到150万高级知识分子”[4—6]。八大政治报告强调：“要完成文化教育工作各方面的任务，必须进一步扩大和加强知识分子的队伍”，“改善对于知识分子的使用，使他们更有效地为祖国的伟大建设事业服务”[19]。为此，八大对于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教育发展的要求是，通过各种教育途径和教育方式，“努力扫除文盲，保证工农群众文化水平的不断提高”，并要求5年内高等学校毕业生达到“50万人左右”，比第一个五年计划大约增长80％[24]，以此来满足国家对建设人才的需要。
（三）制定“12年科学规划”
为了适应大规模经济建设对科技发展提出的迫切要求，1956年1月， 李富春向中央提出了制定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的建议。这个建议当即得到周恩来的支持。随后，由范长江、张劲夫、刘杰、周光春、张国坚、李登瀛、薛暮桥、刘皑风、于光远、武衡等组成的10人小组成立，负责主持《1956至1967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简称“12年科学规划”）的制定[25]。八大对于“12年科学规划”给予了高度关注。八大政治报告专门提到：“我国的科学家们已经初步拟定了一个1956年至1967年的科学发展规划，这个规划要求我国的一些对国民经济关系重要的科学技术部门，在12年左右接近世界的先进水平。我们应当坚决支持各个科学研究机关和高等学校同心协力地实现这个愿望。”[19]“12年科学规划”确定了我国科技发展的重点领域，包括计算机技术、半导体技术、无线电电子学、自动化和远程操纵技术以及两项没有公开的绝密任务：研制原子弹和导弹[26]。“12年科学规划”的制定和提前完成，大大缩短了我国科技与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是我国科技发展史上的一座里程碑。
（四）设想建立“科学中央委员会”
为了在几十年内“改变我国在经济上和科学文化上的落后状况”，毛泽东认为，“决定一切的是要有干部，要有数量足够的、优秀的科学技术专家”[27]。他提出，“政治家要懂些业务”，不懂得实际工作的，“是空头政治家”[4—7]。为了胜任领导全国教育科技文化发展的任务，毛泽东在八大预备会议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中，引人注目地提出了建立“科学中央委员会”的设想。他说：“现在的中央委员会，我看还是一个政治中央委员会，还不是一个科学中央委员会。所以，有人怀疑我们党能领导科学工作、能领导卫生工作，也是有一部分道理的。”他坦诚地说：“现在我们这个中央的确有这个缺点，没有多少科学家，没有多少专家。”“中央委员会中应该有许多工程师，许多科学家。”[4—6] 毛泽东关于中央领导机构“科学化”、中央领导成员“科学家化”的设想，准确地把握了社会主义建设对党的建设提出的新要求，至今仍给人以深刻启迪。
五 执政党建设方略：以适应党情变化和经受执政考验为中心，扩大党内民主，加强制度建设，提高执政水平
八大依据民主革命胜利后中国共产党党情所发生的深刻变化，明确提出了“执政党”的概念，指出：随着民主革命的胜利，“党的情况所发生的最重大的变化，是党已经在全国范围内处于领导地位”，“已经是执政的党”[28—1]；“执政党的地位，使我们党面临着新的考验”[28—1]，“更加需要向党的一切组织和党员提出严格的要求”[29]。基于这样的认识，八大就执政条件下如何加强党自身建设的问题，进行了创造性的探索，提出了执政党建设的基本方略。
（一）发展党内民主，“耐心地听取和从容地考虑反对的意见”
党内民主是党的生命。关于党内民主的讨论，是八大的重要议题之一。大会政治报告提出：为了“减少犯错误的机会，必须在党的各级组织中无例外地贯彻执行党的集体领导原则和扩大党内民主。一切重大问题的决定都要在适当的集体中经过充分的讨论，容许不同观点的无拘束的争论”，“每个领导者都必须善于耐心地听取和从容地考虑反对的意见”[19]。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也提出，要“使党和国家的各种会议，特别是各级党的代表大会和人民代表大会，成为充分反映群众意见、开展批评和争论的讲坛”[28—2]。中共八大本身就是扩大和实践党内民主的范例。整个会议期间，共有68人在大会上发言，有45人作了书面发言[12—2]。这些发言不是庸俗的歌功颂德，而是既讲成绩经验，又讲缺点问题，“有丰富的批评”[12—1]。发言的内容第二天就公开见报，产生了很大影响。中央委员会的选举也突出了民主的原则。第一轮预选不设候选人员名单，由代表们根据自己了解的情况进行选举，预选的结果按得票多少公布后供大家讨论。再根据大家的意见拟定新一轮候选人名单，然后根据第二轮预选结果整理出正式候选人名单，最后再拿到大会上由代表们正式选举。这就从程序上保证了选举人能够自由表达意志，使选举更为公平合理，体现了真实确切的民主，至今仍具有宝贵的借鉴价值。
（二）加强制度建设，“从国家制度和党的制度上作出适当的规定”[28—5]
“斯大林严重破坏社会主义法制，这样的事件在英、法、美这样的西方国家不可能发生”[30]。毛泽东在八大期间讲的这句话，一针见血地点出了斯大林犯错误的体制原因。有鉴于此，八大就改革党的领导体制，加强党的制度建设问题作出了一系列重要规定：一是重申民主集中制是党的根本组织原则，“党委制”是集体领导的重要制度，规定“一切提到会议上的问题，都必须经过讨论，允许提出异议”[28—3]；反对“个人包办”、“个人突出”、“个人崇拜”、 “个人神化”和“对个人歌功颂德”[31]。二是“决定采取一项根本的改革”，就是把党的县级以上代表大会“都改作常任制”，“党的最重要的决定”都要“经过代表大会讨论”，使代表大会成为党的“最高决策机关和最高监督机关”[28—4]。三是鉴于“党的领导人选对于党是否犯错误有重要的关系”[19]，开始酝酿废除领导职务终身制。八大党章增加了“中央委员会认为有必要的时候，可以设立中央委员会名誉主席一人”的条文[31]。这是针对毛泽东多次提出适当的时候自己不再担任党的主席以及不再担任下一届国家主席的意见而制定的。毛泽东还建议修改宪法，规定国家主席、副主席连选只得连任一届。八大提出的这些设想尽管后来有的并没有得到很好落实，但大会为改革党和国家领导体制所做的这些努力还是值得充分肯定的。
（三）实行党政分开，杜绝由党“直接指挥国家机关的工作”
建国初期，由于继续沿用革命战争年代的领导方法，在党和政府的关系方面，出现了大量以党代政、党政不分的现象。这不但使党的建设受到极大削弱，同时也使政府机关的工作效率和权威性受到影响。八大意识到了理顺党政关系的重要性。大会报告指出，“党应当而且可以在思想上、政治上、方针政策上对于一切工作起领导作用”，但“这不是说，党应当把一切都包办起来，对一切都进行干涉”[19]；“不是说，党可以直接去指挥国家机关的工作，或者是把各种纯粹行政性质的问题提到党内来讨论，混淆党的工作和国家机关工作所应有的界限”[28—6]。 有的代表在大会发言中明确要求“把党组织和国家机关严格划分清楚”，提出“党是通过自己的党员和党组织领导国家机关，而不是包办代替国家机关的工作”；党政不分，党委“直接发号施令”，只“会减弱党对国家机关应有的政治领导”[32]。八大关于党政分开以及党的领导主要是政治领导的认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难能可贵的，对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重新思考和改革党政关系起了理论先导的作用。
综上所述，中共八大关于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发展战略和执政党建设方略所作的探索和设计，是多角度、全方位的，是在“以苏为鉴”的自觉意识下，对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发展模式的一次难能可贵的尝试性“重构”。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应该说，达到了很高的水准。但令人惋惜的是，这一发展战略仅仅执行了一年左右的时间就在实践中被放弃了。被放弃并不是因为它不符合当时的社会实际，而是有着深层次的社会历史原因。这包括八大的战略决策在当时并未“真正”成为全党的共识；八大后不久国内外一系列重大突发事件的冲击；急于求成的“左”的惯性以及具体战略实施中理论与实践的“错位”等等，都导致了战略决策的“变轨”。
［收稿日期］2006—06—13
注释：
① 刘少奇的“政治报告”中10次，“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中5次，“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中5次，“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的报告”中1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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