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代的博士与方士，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秦代论文,方士论文,博士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倘若为驳杂弘富的战国齐学找一个核心，则当选者非阴阳五行学派莫属。阴阳五行学派脱胎于思孟儒家，并吸取道家的营养而成长壮大，故而关于该学派开山祖师——齐稷下先生邹衍的学术身份，本世纪三十年代的学术界就有过争论，有人说邹衍是“齐色彩的儒家”，也有人说邹衍是“齐色彩的道家”。（注：顾颉刚《古史辨》第五册，1935年朴社版，第410页，第747页。）
邹衍本人因通权达变而命运亨通，他的后学似乎也濡染了他的为人而风光一时。他们在秦代大略可分为在朝的博士与在野的方士两大类，走的虽是上下两条不同的路线，但对有秦一代的政治运作及精神文化生活均产生过举足轻重的影响。因而就这一意义上讲，博士与方士是齐文化在秦代的最重要载体，是考察齐文化在秦代之命运的关键所在。
一
据前人研究，秦代博士制度渊源于齐国稷下学宫，且博士与稷下先生“异名同实”。（注：详见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64—67页。）由此似乎可以推断，在秦廷七十博士中，齐籍人士与阴阳五行派占了相当大的比重，而事实上也确实如此。《史记·封禅书》讲到秦始皇首次东巡，说“征从齐、鲁儒生博士七十人，至乎泰山下。”此即证明秦博士以齐鲁籍人士居多。又据比较可靠的文献，博士中有姓名可考者计十人，即周青臣、伏生、淳于越、羊子、黄疵、鲍伯令之、桂贞、茅焦、正先、叔孙通（注：参见王国维：《观堂集林》卷四《汉魏博士考》；马非百：《秦集史·博士表》。）。而有籍贯可考者，伏生为济南人；淳于越、茅焦为齐人；叔孙通为薛人；羊子，马非百考证为泰山人（注：马非百：《秦集史·博士表》。）；鲍伯令之，据蒙文通等前辈学者的考证，此人就是《汉书·儒林传》中传《诗》的浮邱伯，也是齐人（注：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第67页注③。）。以上六人几占博士总额的十分之一，且是清一色的齐人，则博士以齐人居多可断言无疑。
至于秦博士的学术归属，上引《封禅书》“齐、鲁儒生博士七十人”的“儒生”应是用以界定“博士”一词的，自是广义的“儒”，亦即章太炎所谓“达名”的“儒”。就秦博士而言，大致不外乎阴阳五行家以及感染了阴阳五行家色彩的黄老道家和儒家（而那时这三家又是很难分别彼此的）。在以上所举有姓名可考的博士中，《汉书·艺文志》著录其书的只有羊子与黄公二人各四篇。羊子入“儒家”类，黄公入“名家类”，因书久佚，两人学术思想的具体归指已不可考。不过班固在《黄公》四篇下自注道：“名疵，为秦博士，作歌诗，在秦时歌诗中。”此人或许就是《秦始皇本纪》三十六年受命为《仙真人诗》的那位博士，如此则黄公其人就迹近方士了。茅焦，从其谏秦王“臣闻天有二十八宿，今死者已有二十七人矣”（《说苑·正谏》）一语看，似乎也深受阴阳五行家的影响。鲍伯令之，如前所述即汉初传《诗》的硕儒浮邱伯，那么此人是否皈依了阴阳五行学说呢？只需知道他的高足鲁人申公以及再传弟子赵绾、王臧后来被汉武帝召至京师“议明堂事”，并因此给窦太后痛斥为第二个方士新垣平一事（见《汉书·儒林传》），就会得出肯定的答案。至于伏生（胜），虽然《尚书大传》未必是他亲手所撰，但其思想观点“特源出于胜”（《四库全书总目》卷十二），还是无可怀疑的，因为从清人所辑《尚书大传》佚文看，通篇充斥着阴阳五行家的论调，则足以证明伏生的学术身份首先是位阴阳五行家，其次才是位儒者。或者说他是位介乎邹衍与董仲舒之间的关键性人物。
明瞭了秦廷博士在地域分布与学术归属上的特点或倾向，现在就可以考察博士在秦始皇一朝的言论行迹及其政治的地位与态度的变化过程了。
《汉书·百官志》云：“博士，秦官，掌通古今。”《艺文类聚》卷四十六引《汉官仪》云：“博士，秦官。博者，通博古今；士者，辨于然否。”又司马彪《续汉书百官志》“博士”条本注云：“掌教弟子，国有疑事，掌承问对。”总而言之，秦博士官有通古今，承问对，辨然否，掌教弟子的职掌，表现在秦始皇一朝计有以下几事，现据发生的时间，次第述说如下。
（一）议帝号
《秦始皇本纪》载丞相王绾、御史大夫冯劫、廷尉李斯等人于二十六年（前221年）上奏道：
今陛下兴义兵，诛残贼，平定天下，海内为郡县，法令由一统，自上古以来未尝有，五帝所不及。臣等谨与博士议曰：“古有天皇，有地皇，有泰皇，泰皇最贵。”臣等昧死上尊号，王为“泰皇”。就引文字面上看，“王号为泰皇”乃廷臣同博士官集体讨论的结果，然首倡者必博士官无疑。何以见得？因为据可靠的文献文物资料证实，“皇”本为东夷族人的造字，是东夷族首领名号的泛称，后来泛称变为专称，平凡变为神圣，“皇”在东方滨海地区遂变成人帝与天神合一的概念。及至战国托古运动兴起，“为道者必托之于神农、黄帝而后能入说”，邹衍一派阴阳五行家为在道统上以悠邈取胜各家，就在“学者所共术”的神农、黄帝之上，“推而远之，至天地未生，窈冥不可考而原也”（《史记·孟荀列传》），竟祖述起“皇”来了。《管子·兵法篇》说：
明一者皇，察道者帝，通德者王，谋兵得胜者霸。这里所说的“一”，与同书《内业篇》“执一不失，能君万物”的“一”同义，都是从道家那里借来的概念。马王堆汉墓帛书《十大经·成法》云：“一者，道之本也。”这个根本的“道”，也就是邹衍所标榜的“至道”（《史记·平原君列传》）、“昭旷之道”（《盐铁论·论邹》）。
那么，“皇”所应光大弘扬的“至道”究竟是什么内容呢？一言以蔽之：清静无为，垂拱而治。
马王堆汉墓帛书《经法·名理》说：“唯执道者能虚静公正。”文中之“道”为泛指，应包括“至道”在内。析言之，公正为“道”，虚静为“至道”。关于这一点，有阴阳五行家的代表作《管子·幼官》可以作证：“处虚守静，人人物物，则皇；〔率〕常至命，尊贤授德，则帝。”如此看来，皇代表的“至道”与帝代表的“道”就不止有量的差异，而也有质的区别了。皇处虚守静而无所事事，帝尊贤授德而大有作为。这是战国后期齐地学者的重要政治理念。
明瞭了“皇”字所蕴涵的文化意义，那么，帝国开张伊始，齐籍博士奏献“泰皇”名号的动机也就容易理解了。原来他们是希望秦王清心寡欲，无所作为，垂拱而治啊！而这还可以从博士伏生的言论中得到直接而有力的证明。《尚书大传》说，
天立五帝以为相，四时施生，法度明察，春夏庆赏，秋冬刑罚。（注：引自应劭《风俗通义》卷一。）按伏生所谓的“天”，实即“皇”、“三皇”（注：《春秋运斗枢》：“皇者，天……三皇垂拱无为，设言而民不违，道德玄泊。”）。而所谓的“天立五帝以为相”，与汉武帝时大方士谬忌所说的“天神贵者泰一，泰一佐曰五帝”（《汉书·郊祀志》）其实是一个意思。那就是“皇”垂拱无为，由五帝做丞相，去负责四时施生，明察法度以及庆赏刑罚。套用胡适的话说，这是“一种虚君的丞相制，也可以说是虚君的责任内阁制”。（注：胡适：《中国中古思想史长编》，华东师大出版社1996年版，第58页。）因此，丞相王绾等人也乐于代博士把“泰皇”的名号上奏秦王了。
然而秦文化毕竟以专制独裁著称于世，而秦王政其人又“怀贪鄙之心，行自奋之志”（贾谊《过秦论》），是位不甘寂寞而要大有作为的君主，所以王绾等人奏罢，秦王就说：“去‘泰’，著‘皇’，采上古‘帝’位号，号曰‘皇帝’。”（《史记·秦始皇本纪》）看来，“皇”、“霸”之别，他已瞭然于胸。他是定要集尊贵与权力于一身了。
（二）奏五德终始说以改制
五德终始说是邹衍理论体系的核心，它通过五行相生相胜，新朝之兴起必因前朝之德衰这一公式，为历史的演进和社会的发展设计了一种模式，而这一模式为新王朝之取代德运衰绝的旧王朝，提供了历史哲学的依据，因而最是适应时代要求的，以至于“王公大人初见其术，瞿然顾化”（《史记·孟荀列传》）。秦王政当然更不例外。
邹衍著述久已散佚，其五德终始说主要保存在由邹衍后学参与编撰的（注：据研究，稷下后学参与了《吕氏春秋》的编写，“在《吕氏春秋》的一百六十篇文章中，至少有三分之一篇与稷下学有关。见刘蔚华、苗润田《稷下学史》，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2年版，第398页。 ）、其主导思想是阴阳家的（注：陈奇猷：《〈吕氏春秋〉成书的年代与书名的确立》，《复旦学报》1979年第5期。）《吕氏春秋》一书中。 此书，秦王政获先睹之快，对五德终始说的价值与意义自然会给予高度的重视。公元前235年，吕不韦自杀， 秘密赶赴北芒山参加葬礼的吕氏门客多达“数千人”，其中秦人、三晋人事后都受到程度不等的惩罚，唯独齐人被宽赦不究，个中缘由，我认为便是齐客手中有秦王急待取用的五德终始说。或许正是在这一背景下，齐客中的一些人摇身一变，成了秦廷的博士。《史记·封禅书》载：
自威、宣之时，邹子之徒论著终始五德之运，及秦帝而齐人奏之，故始皇采用之。奏献五德终始说的“齐人”，大概就是齐籍博士吧；至于接下来替始皇改易度制者又必博士官无疑，因为议礼、制度、考文正是博士的职责。于是一代煌煌大典在紧锣密鼓中炮制出来：
始皇推终始五德之传，以为周得水德，秦代周德，从所不胜。方今水德之始，改年始，朝贺皆自十月朔。衣服旄旌节旗皆上黑。数以六为纪，符、法冠皆六寸，而舆六尺，六尺为步，乘六马。更名河曰德水，以为水德之始。刚毅戾深，事皆决于法，刻削毋仁恩和义，然后合五德之数。（《史记·秦始皇本纪》）秦始皇改制以应水运，证明自己就是“真命”天子，此后东巡刻石中所谓的“大圣作治，建定法度”（《之罘》），“应时动事，是维皇帝”（《琅玡》）也正是这一思想的体现。
秦始皇由此成了历史上第一个将五德终始说付诸实践的帝王，这不能不说是邹衍学说的伟大胜利。然而细察改制内容，“事统上法”一项颇令人费解。众所周知，阴阳五行家主张依四时节令施政，春助天生，夏助天养，秋助天收，冬助天诛，不论居于五德中的哪一德，都不应例外，更何况他们的学说“必止乎仁义节俭”呢。所以，即便五德终始说中的水德有“事统上法”的倾向，“刚毅戾深，事皆决于法，刻削毋仁恩和义”也绝对不是阴阳五行家说，我怀疑是由法家增添上去的。
秦自孝公以来就以法家学说为治国大法，法家在秦朝也最占势力，阴阳五行家政治上的沉浮实在取决于法家的态度，而不幸的是，法家对于阴阳五行家向来就不抱好感。韩非说：“邹衍之事燕，无功而国道绝。”认为邹衍一派是“败法之人”（《韩子·饰邪》）。有这样的评价是不足惊奇的，因为法家与阴阳五行家在思想主张上原本就是对立的。如：前者是社会进化论者，后者是历史循环论者。前者厚今薄古，后者厚古薄今。前者主张根据社会现实需要变法，是积极主动的，后者的改制是依据德运的迁移及阴阳消息进行，是程序化的，消极被动的。前者无所顾忌，后者多禁忌，及至末流则“拘于小数”。前者诅咒仁义为虮虱，后者言论“必止乎仁义节俭”。诸如此类的差异与对立，决定了两家很难同朝共事，则博士日后的命运也就可想而知了。
（三）议封禅仪
封禅说也是邹衍一派创立的。依照封禅说，凡是统一的新王朝必因天意而在五德中占有一德，故而真命天子要“增泰山之高以报天，附梁甫之基以报地，明天之所命，功成事就有答于天地。”（《风俗通义·封禅》）为了更能取信于世，封禅说的炮制者又杜撰了一套上古七十二帝王的封禅史。这一切原本是齐人为齐国的帝制运动制造的舆论，而秦始皇出于政治上确立至高无上的权威，文化上争夺正统地位的需要，所以一经齐籍博士的鼓动，便在二十八年（公元前219 年）首次东巡途中举行了封禅这一政教大典。《史记·封禅书》载：
于是征从齐鲁儒生博士七十人，至乎泰山下。诸儒生或议曰：“古者封禅为蒲车，恶伤山之土石草木；扫地而祭，席用葅稭，言其易遵也。”始皇闻此议各乖异，难施用，由此绌儒生。按博士固然不如方士那么“好驰”，雅合天子的侈心，而被罢黜于封禅典礼之外，但他们所谓“扫地而祭，席用葅稭”云云可能正是古代齐鲁一带人泰山祭礼的遗意。《封禅书》又载：
始皇之上泰山，中阪遇暴风雨，休于大树下。诸儒生既绌，不得与用于封事之礼，闻始皇遇风雨，则讥之。讥什么呢？大概是无三皇五帝之德而用三皇五帝之事吧。可见博士因不得参与封禅大典而同始皇间的裂痕已经出现了。清人胡秉虔说，博士讥议封禅，“此焚坑之祸所自起也”（《西京博士考》），这话是有一定道理的。
（四）议禅继
依照阴阳儒家的观点，巡狩、封禅与改制都是上古明帝圣王的大事业，而始皇不数年就做到了，不免要志得意满，自以为不仅功盖五帝，即便圣德也超迈五帝而直逼三皇了。可是阴阳儒家本有“公天下”与“五帝禅贤”之说，在秦始皇帝是如何也做不到的。因此始皇为表明自己胜过五帝，遂召集群臣，公开声明要“官天下”，禅位与贤人。这与后来汉武帝的“吾欲云云”（《史记·汲郑列传》）有何两样，只是英雄欺人罢了。对此，博士鲍白令之是清楚的，所以就借此机会批评始皇道：
陛下行桀、纣之道，欲为五帝之禅，非陛下所能行也……。（陛下）殚天下，竭民力，偏駮自私，不能及人。陛下所谓自营仅存之主也，何暇比德五帝，欲官天下哉！（《说苑·至公》）在阴阳五行家等人的理想中，三皇五帝的盛德之一就是大公无私，默默无闻地造福天下，然而秦始皇却是前脚改定帝号，后脚就大兴宫室，广征美女，建千石之钟，立万石之鐻。政治上奴役，刑戮妄加，经济上苛剥，赋役滥征，六国中尤以齐人受害最深。如迁徙豪富，田氏首当其选，而尚未被强行迁走的，为逃避秦人的迫害，也不得不隐姓埋名，“不敢称田姓”（《后汉书·法雄传》）。现实既如此，始皇也就宜其受到“偏駮自私，不能及人”的批评。
可见博士开始对秦朝的现实政治公开进行驳难了。
（五）议封建
长期来，人们习惯上总以为战国人所谓的“霸天下”、“王天下”、“帝天下”，是期望出现一个类似秦朝的以大一统和高度集权为特征的政体。窃以为这是不符合历史实际的。因为只要稍加留意，就不难发现那时似乎除法家外，几乎没有谁反对封建制的政体。在此，我并不否认各国人民有要求统一的愿望，然而要知道他们心目中的统一只能是复归到有秩序的五霸、三王乃至更遥远的五帝时代那种局面，一种有共主的诸侯并存的局面。这才是战国人的理想政体。而在齐人那里，这一政治信仰最具普遍性，所谓“迩嗣桓、文”（《陈侯因
敦》），所谓“观于上世，其封建众者其福长，其名彰”（《吕氏春秋·慎势》），就是明证。在封建政体下，“继绝世，兴亡国”是一个通则，国家即使败亡，也有重封的希望。或许正因心存此想，故一经五百里重封的诱惑，齐王田建就拱手降秦了。
如今秦王“履至尊而制六合，执敲朴以鞭笞天下”，自然是六国遗民尤其“皆有自多之心”的齐人所不能甘心的，故而关东地区于秦代始终潜动着一股脱离帝国的离心力，然而当这股离心力尚未激荡到足以使六国人民广泛采用暴力之前，他们也只能指望通过帝国分封子弟功臣贤人置藩建国，使自己处于帝国的间接统治而非直接统治之下。尽管这一新的封建体制与古制不尽相同，但地方的分权势必将削弱或限制中央的集权，六国人民的利益与安全也能得到相应的保障。因有这一背景与动机，所以三十四年（前213年）， 齐籍博士淳于越有奏言“众封建”的举动。《史记·李斯列传》载淳于越之言道：
臣闻之，殷周之王千余岁，封子弟功臣自为支辅。今陛下有海内，而子弟为匹夫，卒有田常、六卿之患，臣无辅弼，何以相救哉？事不师古而能长久者，非所闻也。我们不怀疑淳于越有为秦廷的长治久安计的可能，但更主要的是意在维护田齐等六国人的利益。然而无论如何，打着师古的旗帜而非议现实的政治，都是秦始皇及其专制独裁的政治体制所不能容忍的，故而一经新丞相李斯发难，始皇遂有“焚书”之举。李斯的发难也是冲着整个博士集团来的。他说：
今陛下并有天下，别白黑而定一尊；而私学乃相与非法教之制，闻令下，即各以其私学议之，入则心非，出则巷议，非主以为名，异趣以为高，率群下以造谤。如此不禁，则主势降乎上，党与成乎下。禁之便。（《史记·李斯列传》）此无异是讨伐七十博士的檄文，针对性很强，理由不仅它由博士淳于越而发，还在于：其一，秦博士有“掌教弟子”之职，一如此前齐国稷下大夫的招生授徒，是谓“私学”，而据史载，秦博士叔孙通就有学生百余人（《史记·叔孙通传》）；其二，“入则心非，出则巷议”，说明行为人可以出入朝廷，具有命官的身份，显然不是指社会上一般的私学先生；其三，“党与成乎下”，即指博士与方士等人组成的反对党。
正因为如此，所以“焚书”之后，通古今、辨然否的博士在朝廷上就显得无足轻重了，参政议政的职权被剥夺殆尽，就是方士也愤愤不平起来，说：“博士七十人，特备员弗用”（《史记·秦始皇本纪》）。然而就博士来说，更惨的遭遇犹在“焚书”的次年，“坑儒”事件中，他们中的部分人竟连同方士一齐给坑杀了。
经这两次事变打击，摆在博士面前的出路就只有去留两条了。去者如伏生，“秦时焚书，伏生壁藏之”（《史记·儒林列传》），“秦坑儒士，伏生隐焉”（《水经注·河水》）；如桂贞，“始皇坑儒，改姓香”（《集韵》引《炅氏谱》）；如浮邱伯，东归传《诗》。总之，“五经之儒，抱经隐匿”（《论衡·佚文》）了。这样到始皇死后不久，就只剩下“博士儒生”三十多人，他们继续留在朝里，以冷淡的态度同秦当政者相周旋。
通过以上的追踪考察，大致可以议封禅仪和议封建两件事为界线，将秦代博士的政治态度及处境的变化分为三个阶段：起初，他们是以比较积极的态度参与朝政的；继之当发现现实政治同自己的政治理想深相抵牾，遂“入则心非，出则巷议”，甚至发扬稷下先生抗礼王侯的精神，而进行公开的抗争，并因此成为朝廷迫害的对象；最后，或者以逃亡的方式表示不合作的立场，或者靠手中的方仙之术继续周旋于朝廷之上。总之，秦博士与秦始皇及其政权之间，利用与合作的关系是暂时的、次要的、表象的，矛盾与斗争的关系却是长期的、主要的、实质的。而且这种矛盾与斗争已超越个人间的利害关系，实属齐、秦两种异质文化的冲突在意识形态领域的集中体现。
二
《史记·封禅书》云：“邹衍以阴阳主运显于诸侯，而燕齐海上之方士传其术不能通，然则怪迂阿谀苟合之徒自此兴，不可胜数也。”这是说，燕齐方士乃邹衍游学燕齐时留下的后学，以怪迂、苟合、阿谀为其人格特征。不难看出，其中与邹衍的相同之处是怪迂（注：《封禅书》：邹衍“作怪迂之变”。），相似之处是苟合（注：《盐铁论·论儒》：“邹子以儒术干世主，不用，即以变化始终之论，卒以显名。”），而不同处恐怕只有阿谀一项。何为阿谀？大概是指以方仙术满足世主长生不死的奢望吧。然而倘若我们不局限于求仙的表象，就不难发现秦代方士中的许多人，一如朝中的博士，也是颇有政治抱负与学术思想的。
有秦一代，见诸史乘的方士以燕齐为多，尤以齐地为盛，如作为方士巨擘的徐市、安期生、卢生均为齐人。现在就以他们三人为例，分别予以考察。
（一）徐市（福）。《史记·秦始皇本纪》记始皇二十八年首次东巡至琅玡，“齐人徐市等上书，言海中有三神山，名曰蓬莱、方丈、瀛洲，仙人居之。请得斋戒，与童男女求之。于是遣徐市发童男女数千人，入海求仙人。”有关此事的前因后果，《史记·淮南王传》载伍被之言尤详：
又使徐福入海求神异物，还为伪辞曰：“臣见海中大神，言曰：‘汝西皇之使邪？’臣答曰：‘然，’‘汝何求？’曰：‘愿请延年益寿药。’神曰：‘汝秦王之礼薄，得观而不得取。’即从臣东南至蓬莱山，见芝成宫阙，有使者铜色而龙形，光上照天。于是臣再拜问曰：‘宜何资以献？’海神曰：‘以令名男子若振女与百工之事，即得之矣。’”秦皇帝大说，遣振男女三千人，资之五谷种种百工而行。徐福得平原广泽，止王不来。以上记载很重要，比照考察，有以下问题须作申说：
第一，大概始皇首次东巡琅玡之前，徐市已曾受命入海求仙，因此，认为始皇二十八年首遇方士于琅玡的传统观点是值得商榷的。
第二，徐市“止王不来”云云纯系误传，因为《本纪》于二十八年之后又有两次提及徐市（三十五年，三十七年）。“止王不来”乃无根之谈，并不等于说徐市的船队没有远渡之后卜居海外的可能，因为数千童男女是作为献给海神的礼物带走的，徐市也就没有再把他们带回来的理由。至于将他们安置在何方，考虑到秦“东至海暨朝鲜”，“北据河为塞，并阴山至辽东”，那么答案也就只有日本列岛了。
第三，援海神崇拜入方仙说。海神即“大鲛鱼”，即鲸鱼，“铜色而龙形，光上照天”，正是鲸鱼之象。按鲸鱼在《山海经》及《列子》等书中又名禺京、禺强，分别为北海和东海的海神。徐市利用齐地濒海有关鲸鱼的古老信仰，援海神崇拜入方仙说，所以在他的方仙说中遂以神人替代仙人，神药替代仙药了。然而时至三十七年，徐市仍不得神药，只好归罪海神大鲛鱼所阻，始皇求药心切，梦与海神战。徐市出尔反尔，他的方仙说已露马脚，眼见要破产，这时博士替始皇占梦道：“水神不可见，以大鱼蛟龙为候。今上祷祠备谨，而有此恶神、当除去，而善神可致。”博士借圆梦之机替徐市圆谎，用意可谓昭昭然。从此，海神遂有善、恶之分。
第四，徐市执意要始皇为他配置由数千童男女（未婚青年男女）组成的船队，并携带五谷种种百工下海，其真正的动机，目前学术界有“移民”、“逃难”、“通商”诸说，但也不无有寻找海外反秦基地以光复齐国之可能。然而无论如何，决非出于卑劣动机还是可以肯定的。
第五，徐市借海神之口，径呼始皇为“汝秦王”、“汝西皇”，颇值得玩味。此不正是战国时代齐、秦对等对立关系的绝好影射吗？其中所流露的民族意识与故国情感是显而易见的。
最后，关于徐市的学术身份，虽然文献失考，然而从古老相传的徐市搭救黄县士乡儒林庄儒生的传说看，（注：赵胤祚：《徐福传说》，香港亚洲通讯出版社，第七章。）他决非毫无学术背景及归旨也是可以肯定的。
（二）安期（其）生。晋人皇甫谧《高士传》卷中记载：
安期生者，琅玡人也，受学河上丈人，卖药海边，老而不仕，时人谓之千岁公。秦始皇东游，请与语，三日三夜，赐金璧直数千万，出置阜乡亭而去，临行留言：“复千岁来求我于蓬莱山下。”由这条资料出发，有两个问题要交待。
第一，安期生是位资深的黄老学者，其师承传授关系，据《史记·乐毅列传》记载，“河上丈人教安期生，安期生教毛翕公”，毛翕公三传至汉初胶西盖公。另据安期生同蒯通密切的过从关系看（《汉书·蒯通传》），他可能也深谙长短纵横之术。
第二，没有迹象表明安期生是邹衍的后学，但卖药（自行研制的仙药），混迹于方士行列，无非因那时方士得势，援方仙之术入说可以接近皇帝，影响朝廷，而始皇亦正因为他的方士身份才邀与他相会。三日三夜晤谈的内容于史无考，但可以肯定晤后始皇赐他价值数千万的金璧，必是迷心于他的仙术；而安期生弃置金璧而去，则必是自己的某种主张不被采纳的缘故，犹同他后来以策干项羽不果而拒封一样（见《汉书·蒯通传》），也是“轻物重身”的表现，这也足以证明他不是等闲之辈。
（三）卢生。《史记·秦始皇本纪》记卢生的言谈行事三条，依次辨析如下。
1.奏《录图书》。“三十二年，……卢生使入海还，以鬼神事，因奏《录图书》，曰‘亡秦者胡也’。始皇乃使将军蒙恬发兵三十万人北击胡，略取河南地。”
首先应辨明的是，卢生所奏《录图书》，一如两汉之际始风靡于世的图谶或谶纬书。尽人皆知，谶纬滥觞于大讲“讥祥度制”的邹衍，而作为邹衍后学之一的博士伏生就深谙谶纬之术，卢生作为邹衍另一类的后学，所奏《录图书》必出自他本人或者同道无疑。至于他声言“亡秦者胡也”，大概在于乘秦始皇北巡边地刚刚归来的机会，利用“秦始皇览怪迂，信讥祥”（《盐铁论·散不足》）的个性弱点，促成秦与匈奴的大规模战争，借以转移秦始皇对燕齐故地的注意力，耗损秦人的国力。就动机而言，这与不久前韩国水工郑国鼓动秦人凿山开渠如出一辙。不过郑国阴谋败露过早，没有成功，而卢生却如愿以偿。此后数年间，秦兴师动众，击匈奴筑长城，修直道戍北地，“虚耗于无用之时，糜烂于不切之役”，以迄帝国土崩瓦解。
2.言方仙术。三十五年（前212年）卢生谓始皇曰：
臣等求奇芝仙药（原作“芝奇药仙”）者常弗遇，类物有害之者。方中，人主时为微行以辟恶鬼，恶鬼辟，真人至。人主所居而人臣知之，则害于神。真人者，入水不濡，入火不爇，陵云气，与天地久长。今上治天下，未能恬倓。愿上所居宫毋令人知，然后不死之药殆可得也。
这段文字颇应引起我们注意的是：第一，求仙不成，反归咎于恶鬼，这与当时一般方士“皆以风为解”不同，也与徐市等人以“常为大鲛鱼所苦”为辞有异。由此可以想见卢生为兜售方术，左右皇帝，是如何的挖空心思！从此“避恶鬼”就成了方仙说的新内容，乃至汉武帝时齐方士少翁等人仍以“驾车避恶鬼”为辞。第二，将《庄子》书“入水不濡，入火不爇”的“真人”入说，可知卢生同道家存在一定的学术缘渊关系，并且由此也就无怪乎西汉人视卢生为道家中人了（见《淮南子·人间训》）。第三，盛称“真人”，是有鉴于“今上治天下，未能恬倓”，而十年前博士将寓有垂拱无为之义的“皇”及“朕”字（注：按“朕”为燕齐方言，音通“咱”，本义为舟缝，引伸为“朕兆”，也含有垂拱无为之义。释义见段玉裁《说文解字注》。）献于天子又不见有任何功效。于是始皇不自觉进入卢生之彀，“自谓‘真人’，不称‘朕’”，“自是后莫知行之所在”。博士不曾做到的事，方士却做到了。第四，劝始皇为避恶鬼而“时为微行”，为求仙药而“恬倓”，其用意，往轻处说是谋求一种宽松的政治环境，往重处说就是欲敝秦政了。
3.抨击皇帝。三十五年（前212年）卢生、侯生相与谋曰：
始皇为人，天性刚戾自用，起诸侯，并天下，意得欲从，以为自古莫及己。专任狱吏，狱吏得亲幸。博士虽七十人，特备员弗用。丞相诸大臣皆受成事，倚辨于上。上乐以刑杀为威，天下畏罪持禄，莫敢尽忠……天下之事小大皆决于上……贪于权势至如此，未可为求仙药。这番话主要抨击始皇“乐以刑杀为威”、“刚戾自用”和“贪于权势”，反对专制统治，反对独裁政治，立场与态度昭昭然，尤其最后一句话尤可以证明卢生等方士的方仙术仅是个幌子，后面是有政治的理想与动机的。
以上对徐、安、卢三大方士言谈行事的分析，可见秦代方士尤其齐籍方士所拥有的方仙术原本不过是一种借以影响皇帝和朝政的工具与手段，深层的动机却是民族的国家的，学术的政治的。他们同秦始皇之间也是既有合作，又有斗争，合作只是表象，斗争才是实质，而且这种斗争也基本上超越了个人间的利害关系，实属齐、秦两大异质文化冲突的反映。卢生、侯生逃走后发生的“坑儒”事件就是这一冲突激化的必然结果。
“坑儒”发生的经过，《史记·秦始皇本纪》的记载过于简略，语焉不详，也有几个问题需要澄清。
第一，始皇当得知方士韩众、卢生等人逃亡之前，早已使人监视在咸阳的诸生，见有人搞反动的舆论宣传，即“为妖言以乱黔首”，遂动了杀机；而韩、卢等人可能因接近皇帝的职业之便，有所觉察，故能逃之夭夭。因此“坑儒”决不是如今某些学者所说的纯为一偶发事件。
第二，所坑之儒为“诸生”。诸生，诸先生也，自然不独指儒生，若再联系方士侯、卢称侯生、卢生，且始皇由侯、卢二生而联想到诸生，则诸生中自然包括方术士，或许还以方术士居多。故《史记·儒林列传》明言“秦之季世坑术士”。
第三，有迹象表明“坑儒”事件发生后的方士，其动向有类于“焚书”后的博士，一部分人如徐市，仍勉强同始皇相周旋，以求最终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一部分人则被迫转入地下，从事秘密的反秦斗争，而出现于“坑儒”次年的诸如“始皇帝死而地分”，“今年祖龙死”等谶言秘语，或许正是他们所造作的。
三
长期来，人们似乎乐于把秦代的博士与方士视为两个毫无关系的集团，然而通过以上的讨论，我们发现他们之间虽说地位相差悬殊，走的是上下两条路线，却又总是互通声息，互为关照。方士对于博士，如卢生抨击始皇“博士虽七十人，特备员弗用”；博士对于方士，如占梦博士借圆梦之机为徐市圆谎。此等非同寻常的关系使我们有理由认为：博士中的某些人实在是身居朝廷的方士，而方士中的某些人又实在是身处民间的博士。
那么，究竟是什么促使博士与方士结成如此密切的联盟呢？想其基础或条件不外乎以下五个方面。
第一，相同的种族与故国情感。即他们大多为齐人，不甘心社稷沦丧的现实，博士如淳于越力倡“众封建”，欲为齐人谋取一定权益，方士如徐福借海神之口直呼始皇为“汝秦王”、“汝西皇”，影射战国齐、秦敌对关系的事实即是明证。
第二，共同的学术渊源。即大都是以邹衍阴阳五行学说为核心的齐学的传人，虽然学术倾向有所差异——博士乃邹衍的嫡系传人，继承并弘扬了五德终始说，学术身份接近儒家，如伏生、茅焦、鲍伯令之、淳于越等即是；方士乃传邹衍之术而“不能通”者，他们主要是把邹衍的养生延命之说发展为方仙说（注：邹衍有《重道延命方》一书，见《汉书·楚元王传》。），学术身份颇类道家，如卢生、安期生等即是。但在天人感应的阴阳说方面，双方无疑都得邹衍的真传。何以言之？始皇“坑儒”之前，先“密令冬种瓜于骊山坑谷中温处。瓜实成，诏博士、诸生说之，人人不同，乃命就视之。”（注：见《汉书·儒林传》注引卫宏《诏定古文尚书序》。）可见博士、诸生（包括方术士）都以善说阴阳怪异见长，而“邹衍养政于天文”（《文心雕龙·诸子》），有关他“吹律而温气至”、“仰哭而五月霜”之类的传说又是人们所熟知的。
第三，相近的政治理想。如，他们都反对专制独裁，希望天子淡泊无为，实行“虚君的丞相制”。博士奏献“泰皇”的名号，建议始皇自称“朕”，以及伏生说“天立五帝以为相”，是这个意思；方士卢生要求始皇“所居宫毋令人知”，自称“真人”，并为“丞相诸大臣皆受成事，倚辨于上”而不满，也有这个意思。又如他们都主张分封制，淳于越力倡“众封建”，方士预言“始皇帝死而地分”者即是。
第四，相似的命运遭际。即“焚书”因博士“以古非今”而发，“坑儒”因方士“妖言惑众”而起，都是受迫害、遭打击的对象。
第五，相近的斗争手段。即博士以讥祥符应、阴阳主运为武器，方士以神仙方术和谶言秘语为伎俩，以合作的形式周旋，以舆论的工具斗争，进行非暴力的反抗。略有差别的是，博士的斗争不如方士那么偏狭激烈而已。
至于他们政治斗争的成效终究如何，因楚人武力反秦风暴的冲淡，以及秦朝的短祚，我们一时还难以弄清，然而他们在文化上的影响与贡献还是显而易见的，这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一）学术思想。如前所述，秦代齐籍博士与方士就学术身份而言，以阴阳五行家或濡染了阴阳五行家色彩的黄老道家和儒家为主，且因当政者的推重，更迫使道、儒两家为生存发展而进一步向阴阳家阵营靠拢，或援引阴阳五行之术而入说，或打着阴阳五行家的招牌而自售己说。这一切就决定了汉代学术思想的发展趋向，阴阳五行学说久盛不衰，儒、道两家愈益同阴阳家难解难分。司马谈《论六家要指》首论阴阳家，即寓示阴阳说作为一种“术”对各家影响之大。他谈道家时说，“其为术也，因阴阳之大顺”，“与时迁移，应物变化”。而儒家呢？《汉志》说，“儒家者流……助人君顺阴阳明教化者也”。可见儒道的阴阳五行化了。
至于经学犹有过之。秦朝焚书坑儒虽因博士、方士而引发，但作为装饰太平的幌子和沟通人神的媒介，他们还是被允许合法存在的。故而博士所职《诗》、《书》以及百家语，方士所用的医药卜筮种树之书均可幸免于难。博士与方士由此也就成为焚书坑儒之后先秦典籍的主要拥有者与诠释者，汉代经学的阴阳五行化、谶纬化及方士化亦就势所难免了。如《书》学，伏生以《尚书》“教于齐鲁之间”，其学说之阴阳五行化至为明显已如前述，而汉时传《尚书》的学者又大多出自他的门下，或者是他的后学，无不以“明阴阳”、“说灾异”见重于世。次如《诗》学，齐人辕固生传齐诗，辗转至翼奉，形成齐诗翼氏学，而翼氏学阴阳五行化之深，只须一读《汉书》本传的翼氏自白，就会一目瞭然。至于鲁诗，据前述其始传者浮邱伯的学术倾向看，也应受过阴阳五行学说的浸淫。次如《易》学，因《易》属占筮用书，汉初传《易》的齐人田何可能本身就是名方士，其后学孟喜、焦延寿、京房等人又杂采方术士“候阴阳灾变书”及“隐士之说”，附会儒术，形成孟京《易》学，“其说长于灾变，分六十四卦，更直日用事，以风雨寒温为候，各有占验，房用之尤精”。（《汉书·京房传》）次如《礼》学，《汉志》“礼类”著录十三家五百五十五篇，其中《周官经》、《军礼司马法》出自战国齐人，姑且不论，其他如《明堂阴阳》、《古封禅群祀》等许多专讲明堂、封禅的著述，乃皆阴阳家或阴阳儒生的作品，其由博士、方士及其后学所造作或传授也是可以肯定的。次如《春秋》学，秦博士中即有人传习之，《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陈胜起义，博士诸生三十人廷议道，“人臣无将，将即反，罪死无赦”，正是地道的公羊家言，故齐公羊学汉时独盛实不足奇，而《公羊春秋》乃谶纬迷信的渊薮，公羊学大师董仲舒、公孙弘等乃阴阳五行说的忠实信徒，又是尽人皆知的。
（二）宗教迷信。齐籍博士与方士存在和努力的另一结果是，原本为齐地的宗教信仰和地方性的神祇，一跃成为整个帝国的宗教和神祇，并愈益为社会各阶层所信仰，成为社会精神生活不可或缺的内容。如，在战国齐地阴阳五行家心目中，“皇”以“明一”为特征，“一”即“太一”，故齐人奉祠“东皇太一”为尊神。迨及秦统一天下的次年，经博士方士们的鼓动，始皇建天极庙于渭南，供奉“太一”为至尊天神，而到了汉代，“东皇太一”又以泰一、泰乙、天一、天乙等面孔出现，仍作为上帝而得到汉帝国的隆重祠礼。如，方仙说于汉代尤风靡一时，齐地成千上万的方士如李少君、少翁、栾大、公孙卿等人，紧步秦代祖师的后尘，奔走于大海与京师之间，把个方仙术发挥到了极致，而其末流又直接促成了原始道教的产生。同神仙说有关的齐地“八主”，秦始皇“皆各用一牢具祠”，汉代也被列入国家祠典（注：参见拙文《八主析论》，《管子学刊》1995年第2期。）。 封禅继续作为帝国最隆重神圣的宗教大典，由汉武帝等“功成事就”的天子主持下进行，成为明受天命，标榜事功的有力手段。谶纬迷信经一个蛰伏期后，两汉之际泛滥，弥漫于天下，一度深入人心，成为野心家最为借重的舆论力量。
（三）政治观念。秦代博士和方士所力倡的政治学说，汉代大多成为具有普遍意义的政治观念。如五德符应说，刘邦即用来斩蛇起义，“旗帜皆赤”，“立黑帝祠”。汉初近百年间朝廷围绕汉居何“德”，争执不已，经久始决。此后王莽篡汉、公孙述称帝，刘秀光复，也无不借重五德符应说以神异其身，慑伏众人。又如，丞相三公观阴阳消息，与时迁移，应物变化的施政理论被普遍接受，陈平即有言：“宰相者，上佐天子理阴阳，顺四时，下育万物之宜，外镇抚四夷诸侯，内亲附百姓，使卿大夫各得任其职焉。”（《史记·陈丞相世家》）此与伏生“天立五帝以为相”云云如出一辙。又如众封建的理想，秦汉之际也成为现实。田氏复齐正以兴亡继绝为目的。汉初分封，齐仍为第一大国。又如清静无为的学说，经博士与方士的揄扬，汉初广泛流行，而首获其利的也正是齐人（见《史记·曹相国世家》）。又如禅贤让位的“公天下”之说，西汉后期再度兴起，眭弘、盖宽饶等人且为这一理想而付出了生命。
（四）科学技术。先秦诸子百家同科学技术具有不可割裂关系的，除墨家之外，就只有阴阳五行家了。因为阴阳五行学说几乎囊括了一切科学、准科学及伪科学的东西。故而作为其后学，秦代的博士尤其方士在古代科技发展史上的地位应是举足轻重的，表现在：第一，他们是天人感应的自然观以及古代科学最基本观念与理论——阴阳五行学说在秦代的主要传承者；第二，他们是秦代最具有科学技术知识的集团，深晓天文、历法、医学、药物学，地理、农学、数学、物理等方面的知识也远比一般人丰富；第三，他们是先秦科技典籍在秦代的主要拥有者和传播者。正基于以上三点，故时至两汉，齐地仍以科技之发达而闻名于世。
总之，有秦一代，齐籍博士和方士是齐文化的最重要载体，齐文化得以绵延不绝，弘扬光大，且能在汉代独领风骚百余年后，渐次融汇到华夏文化的大河中，广其流，壮其澜，他们的功劳是不容抹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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