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出高校扩招的认识误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误区论文,高校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64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1610(2001)03-0035-04
自1999年起，我国高校连年大幅扩招，1999年较1998年实际增幅达47%，2000年招生200多万，更是连创新高。在此基础上，2001年再扩招13%，实际招生数达250万。伴随着这种跳跃式扩招，一段时间以来，高校扩招利与弊的议论也就成为热门话题，各方见仁见智。笔者大声疾呼：走出高校扩招的认识误区。
扩招，拉动经济增长？
近年来，关于高等教育发展的规模、速度问题，有适度发展、大力发展两种观点，立论依据分别是可能与需要。持需要论者又分为两种。一是科教兴国、加速培养人才的需要；一是扩大国内需求、拉动经济增长的需要。1999年以来，大规模扩招的立论基点似乎为后一种。对此，笔者不敢苟同。
最先提出高校大规模扩招、借以拉动经济增长的是经济学家。受东南亚金融危机的影响，国内消费疲软、通货紧缩，只有教育还是最后一个卖方市场。在中国，人们仍然把受教育看作是改变自身命运的重要手段，家长普遍望子成龙心切。通过扩招，就能将老百姓口袋里的钱掏出来，进而拉动内需，促进经济增长。我们认为，教育能够促进生产力的发展，从长远来看，对经济增长肯定有拉动作用，但这种作用是通过培养人才、提高国民素质实现的，而不是靠直接拉动内需、活跃消费市场。正确的说法似乎应该是“发展教育有利于经济增长，并在经济增长过程中逐步扩大内需”。[1]首先，教育是一种百年树人的神圣事业，将扩招作为一种手段，便使发展教育沦落为一种功利性的商业行为。在这里，发展本身不是目的，却成了手段、工具。北京师大王英杰教授认为，必须从科教兴国、提高国民素质的角度来看待扩招，将此作为拉动消费的手段，世界上尚无先例。[2]其次，扩招对经济的直接拉动作用实际上非常有限。有专家认为，最多只能扩大内需600亿，如果考虑到居民的实际支付能力，则只有200-300亿的拉动效应，难以达到1300亿的乐观预期。[3]道理很简单，在社会消费总量既定、普通居民消费水平偏低的情况下，家长为支付教育费用会压缩其它消费（挤占效应）；在预期收入不高的情况下，家长有可能扩大储蓄，以为将来的教育支付作准备。
扩招，制造失业大军？
持高教适度发展论者认为，我国生产力发展水平仍低，如果高校大规模扩招，大学毕业生过多，会引发失业问题，进而影响社会稳定。事情果真会如此吗？
我们认为，失业是一个社会问题，任何国家都存在，它主要与一个国家就业需求状况以及产业结构调整、国家经济政策失调有关。即使不培养大学生，也会有失业存在。就若干发达国家的情况看，高等教育的发展与大学生失业率之间并无显著相关。战后的英国高教规模一直在持续增长，但毕业生失业率并未同步增长；1995年，意大利、西班牙的大学生失业率高达50%左右，但美国、加拿大仅6%和11%。所以，对这个问题需要作具体分析。
在我国，大学毕业生的饱和性失业是不存在的，这不言自明，无需论证。目前存在的大学生就业不畅现象，只是一种虚假的饱和。真正有研究意义并实际存在的是下述四种类型的失业。
1.结构性失业。即人才培养与社会需求之间脱节，所学不为用，需用无所学，出现结构性就业障碍。如前几年，一些高校为适应市场需要，大办金融、外贸、财会等短平快专业，但转眼间，这些专业的毕业生就成了滞销品。解决结构性失业的办法是实施通才教育或拓宽学生专业基础，提高其受教育水平以及加强再就业培训。
2.选择性失业。许多单位要人，但大学生不愿去，想去的单位，对方又不要，从而造成失业。即“一般工作瞧不起，大家都往城里挤”，瞄准大城市和沿海开放地区、三资企业、事业单位等，甚至这山望着那山高。解决选择性失业的办法是，教育学生更新就业观念，降低就业单位期望值；国家通过政策调整，加强就业市场的公平竞争和人才自由流动。
3.占据性失业。即相当数量的工作岗位为不合格者所占据，一方面在职者素质不佳，一方面大学毕业生又找不到工作。由此可见，所谓饱和性失业的内在原因是因为存在占据性失业。解决占据性失业的办法是，深化人事制度改革，优胜劣汰，“拔出萝卜让出坑”，为大学毕业生腾出就业空间。
4.政策性失业。即使在既定条件下，国家有时进行一定的政策性调整也可以创造出就业机会，如果国家可以这样做而没有这样做，由此所造成的一部分失业即为政策性失业。如我国农村乡镇干部大多素质低，难以创造性地开展工作，如果国家制定政策，号召、鼓励大学生去农村当乡镇干部乃至县级干部，不就可以为他们创造出就业机会了吗？
显然，上述四类失业均非由高校扩招所引起。这说明，高校扩招与大学生失业之间并无密切联系。正如李岚清同志所说，“发展教育不会产生人才过剩的问题，因为人已经在那里了，你不让他受高层次的教育，他也还是过剩，而且是低素质的过剩。”[5]如果不扩招，在社会就业机会总量既定的条件下，部分社会成员的就业只能建立在一种低教育水平的基础之上。研究表明，扩招对大学生就业的影响仅表现为：获得“好工作”的机会会相对减少，就业层次下降；寻找工作的时间会相对延长，就业成本增大；毕业生的工资水平会逐渐下降；如果受教育程度高于工作要求者，容易产生不满情绪，工作积极性会受到影响等。[6]相反，扩招除能延缓即时的就业压力外，还能为社会创造出新的就业机会，这表现为两种形式。一是直接创造就业机会，研究表明，在扩招经费到位的前提下，1999年扩招的48万人，可创造就业机会324107人。[7]因为教育本身及所带动的相关产业如建材、建筑、制造、服务等主要属于劳动密集型产业。二是间接创造就业机会，即大学生不仅是就业机会的消费者，也是就业机会的创造者。走上社会后，他们通过自己的创业活动如兴办事业，往往可以为社会创造出大量的就业机会，诸如“一个人救活一个厂”之类的报道并不鲜见。且人才培养质量愈高，这种创造就业机会的概率也就愈大。
当然，扩招不会造成大学生失业的判断并非毫无条件。一是国家不能连年跳跃式扩招，我国1999年以来的大规模扩招带有恢复性增长性质，这种跳跃速度预计今后会逐渐递减，保持在一个相对稳定的水平，如2001年的扩招便仅增长13%。二是国家宏观经济的运行状态如何，能增加多少就业机会等。预计随着国家西部大开发战略、南水北调工程的实施，加入WTO等，都可以扩大相当的就业机会，从而使高校扩招幅度与社会就业机会的增幅逐渐相适应。
扩招，导致质量滑坡？
持高教适度发展论者认为，国家财力有限，大规模扩招难以应付，会导致教育质量下降。高教质量已呈滑坡迹象可为佐证。对此，我们的看法是：
1.高教质量是否确实存在滑坡？如果存在，是否因为扩招所引起？我们知道，大规模的扩招始于1999年，而实际上在此之前，高教界就已在谈论质量滑坡的问题。可见，所谓的质量滑坡并非完全由于扩招。即使在精英教育条件下，各高校之间的教育质量也会存在差异。当然，高校扩招也有可能带来质量滑坡。其一，高校扩招，入学门槛降低，属于因降低分数线得以录取的这一部分考生的素质可能就要差些，进而会影响到教育质量。高考分数不等于学生素质，但高考分数确实能部分地反映学生的素质。其二，扩招后，一些高校的图书、实验、教学设备、师资力量跟不上，教师整天应付上课，无力从事科研，甚至让研究生、本科生顶替上课，自然就会影响到培养质量。如果大学尚有余力，扩招就不会带来什么负面影响。目前，许多大学人浮于事，生师比低，仪器设备利用率低。扩招，实际为学校挖掘潜力、提高生师比、提高办学效益提供了难得的机遇和条件。
2.评价质量高低的标准是什么？我们谈及的教育质量主要指人才培养质量。就整体质量看，我们追求的应该是一种相对质量，而不能用精英教育阶段的统一学术标准来衡量。其一，在不同历史时期，质量标准应该不一样，不能用精英教育阶段的学术标准衡量趋向大众化时期的教育质量，虽然大众化高等教育也要保证质量。[8]其二，不同类型的人才，质量标准应该不一样。如学术型和职业型人才，后者侧重应用或从事科研成果的转化、推广，同样也是人才。其三，不同性质、不同形式的高校，其质量标准也会不一样，如民办高校或非全日制高校（这里排除假文凭和含金量低的文凭）的质量可能就要差些。在美国，高质量的大学几乎都是私立大学，但我国民办高校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仍只能起“拾遗补缺”的作用。就个体质量看，我们追求的应该是一种全面质量，而不能用“学习结果”这种单一的标准来衡量。学习质量可分为四种：一是结果质量，即学习的最终结果，考试成绩或分数为表现形式。二是过程质量，即学生理解学习过程，掌握学习方法，主动获取知识，善于整理知识，对知识进行系统化等。三是效率质量，在达到同等结果质量的前提下，花时较少，学得轻松，学习效率高。四是综合质量，学生不仅读书，还会做人，是否发展较全面，综合素质高等。我们目前谈质量高低，实际上是用“结果质量”作为标的。如果坚持全面的质量观，现在的学生质量是否一定比以前差呢？
3.即使存在质量滑坡，但这种滑坡究竟有多大实际意义？就发达国家的情况看，在推进高等教育大众化的过程中，往往伴随着教育质量下降的问题。但这并不妨碍高等教育的整体质量，因为总会有一批高质量的大学脱颖而出。即使存在质量较差的大学也不要紧，在市场发育充分的条件下，他们最终要接受社会的选择。就学生个人而言，高校扩招，个人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随之增大，这无论怎么说都不会是一件坏事。不管他们所受高等教育的质量如何差，上大学比不上大学总要好，读比不读总要好。美国便是持如此理念并实行与之相应的高等教育政策。
就一个较长的时期看，扩招不但不会降低教育质量反而有利于提高教育质量。这是因为，大规模扩招后，上大学相对容易，学生选择学校的余地必然加大。学校如质量不高、声誉不好，生源将难以为继。在自主办学的条件下，这必然迫使高校提高质量，塑造形象；扩招除引发高、低层劳动者之间的就业竞争、提升全社会就业者的教育水平外，这种就业竞争也会在大学毕业生之间展开。显然，声誉好、质量高的大学的毕业生更具有就业竞争优势，这种就业市场的竞争反过来又会引发生源竞争。这必然迫使各高校竞相提高质量、提高声誉，迫使学生加倍努力学习，全面提高素质。竞争的结果，必然带动高教整体质量的提高。
扩招，高校不堪重负？
高校扩招不仅具有必要性，而且也具备了可能性。如国家财力增强，居民存款可观，社会力量办高校的积极性较高等等。但具体到各高校，扩招也带来了一些新问题。表现为教育投入远远赶不上学校发展的需要，大批高校办学条件严重不足，超负荷运转，学校拥挤不堪。如学生宿舍拥挤、破旧、简陋，供电、供水、供气设施老化，食堂、浴室极为紧缺，师资捉襟见肘等等，颇有不堪重负之感。我们认为，问题是客观存在的，但并非不能解决，办法就是将扩招的可能性转变为现实性。
1.从国家的角度看，应实行投入性扩招，不能只给政策，将扩招所需教育成本完全转移至高校和学生家长身上。1999年，国家曾从所发国债中拨出15亿用于教育。今后应随扩招规模按比例地加大相应投入。国家还应制定政策，以发挥民办高校在扩招中的作用。本来，发展民办高教既是高教大众化的结果，也是高教大众化的有效途径。但普通高校一扩招，民办高校便叫苦不迭，因为生源都涌向普通高校。这里似乎存在着一个“二律背反”。对此，国家应该进行政策调整，将扩招的一部分指标划拨给民办高校。
2.从家长的角度看，应增强提高收费水平的心理承受能力。上大学要交费的理念已为人们所逐渐接受，扩招后，学费水平也有所提高。但笔者认为，为缓解扩招带来的经费短缺，高校还应提高收费水平。对此，要解放思想，不能老是片面强调“考虑群众的实际经济承受能力”。从理论上讲，提高收费水平，实际有益于贫困家庭学生。其一，如果个人多分担一部分教育成本，国家既定的教育投资就可以为更多的人提供上大学的机会。这样，贫困家庭学生上大学的机会自然就会多一些。否则，在激烈的升学竞争中，被过早地淘汰出局者只能是他们。其二，政府出钱办高教，受益的主要是中上阶层的子弟（因为贫困家庭学生所受的基础教育质量远逊于富裕家庭学生）。由于低收入阶层纳税人不合理地承担了高等教育成本，以致造成国家公共财富的不合理转移。[9]大家都交费、交较多的学费，大家都来上大学，基本都能上大学，相反可以促进社会公平，缩小阶层差距。当然，国家在提高收费水平的同时，应该建立学生资助体系，对贫困家庭学生实行“减、补、奖、助、贷”，使他们不致因经济原因而辍学。
3.从高校自身看，应通过提高管理水平、挖掘学校潜力解决扩招带来的压力。学生多了，条件跟不上，如果管理水平又落后，就会造成教育质量滑坡。实际上，无论新老大学，仍然大有潜力可挖。如高校后勤社会化的改革，教师住房制度的改革，党政机构的精简改革等，便可腾出大批用房以应教学之需。为提高教室、实验室、仪器设备的利用率，可利用双休日，各院系学生轮批上课，以及利用中午、晚上开课等，还可以校际合作，资源共享。为解决师资紧张问题，除返聘老教师外，可考虑减少每门课的讲授时数，增加学生的自学时间。国外大学的课程一般每门在30～40学时，呈课程小型化趋势。教师讲授时数约占教学时数的20%。牛津、剑桥大学每年26周，学生每周上课15小时。[10]我国高校课程大多为70学时，有的甚至开两个学期，达100多节，学生每周上课25节左右，实在无此必要，只能是浪费时间。减少各门课程之间的不必要重复，提倡讲框架、讲前沿、讲思路、讲方法，便能达到精简学时的目的（至少可以砍掉1/3）。精简学时，既缓解了师资不足的矛盾，又培养了学生主动获取知识、探索知识的能力。一石双鸟，何乐不为？
收稿日期：2001-06-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