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消费概念的确立及其理论基础--兼论信息消费的建构_情报学论文

信息消费概念的确立及其理论基础--兼论信息消费的建构_情报学论文

信息消费概念的确立及其理论基础*——兼论信息消费学的建设,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信息论文,理论基础论文,概念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摘要]提出信息消费的概念,分析了信息消费研究的理论基础和信息消费学建设的基本思路。

[关键词]信息消费 精神消费 信息消费学 信息经济学 理论基础

20世纪80年代,以信息的社会化和社会的信息化所引起的社会经济变革为中心的议题,在世界范围内掀起了信息研究的热潮。尽管人们对信息还缺乏一致的理解,但信息这一科学概念不胫而走,已成为科学家们手中得心应手的概念工具。在信息这个名称之下,哲学家看到了认识,物理学家看到了统计的熵,数学家看到了概率和随机过程,通讯专家看到了密码传递的不定度,情报学家看到了文献和情报,遗传学家看到了基因中生命密码的变异,经济学家看到了市场的不确定性……。信息之所以受到人们的青睐,得到普遍重视和广泛利用,信息科学之所以与许多学科交叉并结下亲缘关系,其根本原因在于信息所具有的重要性质以及建立在这些性质基础上的对人类社会生存和发展的重要作用。信息的基本作用在于能够消除人们认识的不确定性,从根本上讲,信息是人类社会生存的条件,信息是人类社会发展的资源;从发挥认识能力的角度看,信息是主客体的中介,信息是思维的材料;从人的社会行为与行为目的之间的关系来看,信息是决策的依据,信息是控制的灵魂[1]。 总之,在当今和未来社会中,信息作为和物质、能量并举的发展资源,对社会进步和发展的支柱作用日益显著。对信息资源开发和利用的必然结果,必将构成形态完整的信息消费活动,并再生为社会进步和发展的原动力,因此,确立信息消费概念的学术地位,在条件成熟时建立信息消费学,对于评价信息消费效益,指导信息消费行为,完善信息保障体系,提供国家信息政策依据,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1 信息消费概念的提出与确立

情报学是人类在步入信息社会的进程中产生的一门新兴学科。经过近半个世纪的艰苦创业,情报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地位得到了学术界和社会的广泛承认。情报学顺应文献管理机械化和科技情报系统建设的需要,以其在技术方面,尤其是情报检索技术方面的革新成就,争取到了迈入现代科学技术大门的入场券。然而,“下一个世纪,以信息为主题的各门学科的发展方向将由技术导向转向精神心理导向,各门学科的地位将主要取决于它能为信息社会的人们提供多大的精神力量,而不是技术力量”[2]。作为情报学理论研究的基础工作之一, 本文提出信息消费概念正是为了促成情报学概念体系的科学性和完整性。

“大情报”观的确立为情报学树立了一个由科技情报学向着一般情报学发展的宏伟目标,作为通向这一目标的方法论原则,出现了“大过程”观,它是超越于情报工作的时空范围来考察人类情报实践的新的实践观。从时间上看,它认为人类的情报实践史可以追溯到自人类产生以来的信息活动。情报实践是不断发展的,具有内在的延续性,专职情报工作的出现只是情报链上的一个环节,情报学的理论不应该只针对这一环节,而应该面向整个时间链。从空间上看,它主张情报工作只是情报实践的一个子过程,情报工作范围之外的信息生产、交流和利用活动也应纳入情报学的考察范围,并将情报实践扩展到包括科技情报、经济情报、政治和军事情报等在内的信息复合体领域。“大过程”观适应了情报学研究重心向着以用户为中心的方向转移的发展趋势,这种趋势的出现是因为作为情报学研究核心的情报吸收与利用不能简单地归结为情报工作的技术或组织模式的延伸,恰恰相反,情报工作的技术或组织模式应该建立在对于信息吸收与利用的综合研究之上。

过去,围绕信息吸收与利用所进行的研究,主要是在情报检索和用户研究两大领域展开。叙述情报检索研究的成就属于技术问题,已经游离本文的主题,而用户研究的沿革大致分为三个阶段[3]:① 用户信息需求调查;②用户信息需求规律与行为分析;③“用户”系统性研究(包括用户信息需求与利用的状况、特点以及心理行为等方面的综合研究)。需求和利用是用户研究中的两个重要概念,次相关的概念还有获取、吸收和心理等,它们经过信息或情报一词的限定修饰,成为用户研究以及情报学等学科中常用的术语。信息需求、信息获取、信息吸收、信息利用、信息心理作为信息生产和信息交流过程的延续,共同构成一个完整的信息流动过程。笔者认为,上述概念研究用户行为和心理活动时专指性较好,但作为信息生产和信息交流过程的衔接,则显得重复和冗长,其概括性不够。因此,在这些概念之上建立一个上位类概念——信息消费,有利于更简洁地表述信息流动的最后过程。之外,还有如下考虑:

——我们知道,法国经济学家让·巴蒂斯特·萨伊于19世纪初在《政治经济学概论》中提出的“三分法”(生产、分配和消费,交换包含在生产之中),被詹姆斯·穆勒补充为“四分法”(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后,一直是经济学研究所遵循的重要方法论。今天的信息经济学也留有这一思想的印迹。文献[4] 指出:信息经济学“以信息产品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它主要是研究社会经济中信息产品的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过程中人们的相互关系及过程的规律性”。文献[5] 认为:“信息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认识论意义上的信息及其产品的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的经济问题”。目前,围绕信息生产过程展开的微观研究和信息产业展开的宏观研究较多,围绕分配、交换和消费过程所进行的信息价值、信息价格、信息市场、信息效用研究也卓有成效。而关于信息消费,其概念虽在一些著述中时有出现,但针对其研究的展开度明显不高,信息消费概念的学术地位尚未得到应有的重视。而经济学自凯恩斯在《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中首创消费函数理论之后,消费研究就成为经济学家们一直关注和研究的一个专门领域,并形成了消费经济学。确立信息消费概念,并展开信息消费学研究,是信息经济学深化发展的必然趋势。

——在文献情报学研究中,由文献情报对需求、供给、服务、保障进行限定修饰的名词甚多。供给、服务和保障总是针对需求而言的。经济学中需求必须满足两个条件,即购买意愿与购买能力。信息需求也是如此,表现为信息需求欲望(wants)、需要(needs)和获取信息的能力,只是获取信息的能力至少包括认知能力和占有能力,较购买能力复杂。实现占有可以通过免费(如借阅)、有偿(如购买)或交流等多种途径。现代市场经济是消费者主体权益经济,需要决定于消费者行为的原理,同样适用于分析信息需求。经济学者所讲的消费者行为是指在一定收入和价格下消费者为获得最大满足对各种商品所作的选择活动。在信息商品化条件下,信息消费者的类似行为依然存在,所不同的是,物质消费者行为“选择活动”的终结意味着消费活动的暂时完成(至少在商品使用价值全部转移的角度上是如此),而信息消费者“选择活动”即用户研究中的信息获取,只是整个信息消费过程的一个阶段,信息获取除了购买还可以通过免费借阅或交流来实现,要实现信息(商品)使用价值的全部转移,还需要经过信息(内容)认知加工和信息再生过程。

——经济学在需求与供给之间,总是着重研究消费问题,才能分析供求平衡关系。因此,要使文献情报学理论和实践与现代市场经济体制相匹配,也有必要在信息需求与信息供给(服务、保障)之间建立信息消费理论,以利于更好地指导信息服务,完善信息供给和保障体系。

本文提出信息消费的概念,正是基于上述的多重考虑,作为一种规定,我们对信息消费概念作如下基本表述:信息消费是社会信息生产和交流过程的延续,是信息消费者获取信息、认知信息内容和再生信息等基本环节所构成的社会活动。

2 信息消费研究的理论基础

理论基础是学术研究的立足点、出发点和理论来源。理论基础功能的综合,还将形成学术研究的指导原则。信息的广袤性特征决定,信息消费研究的理论基础是一个复杂的综合体系,下文着重分析对信息消费研究作用重大的经济学、信息经济学和认知科学。

2.1 经济学将经济学作为信息消费研究的理论基础, 不仅是因为消费一词来源于此,还因为经济学理论在思想和方法论方面的意义。

经济思想起源甚早,我国经济思想的滥觞可追溯至西周,甚至殷商时代。而国外政治经济学前史上的经济思想也可以追溯到古希腊学者色诺芬、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等人对经济问题系统的论述。然而,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以重商主义为起点,则是在15世纪以后,至今不过500 年的历史。无产阶级政治经济学自19世纪40年代开始产生,到60年代最终形成,只有100多年的时间。经济学发展到今天,可谓流派林立、 错综复杂,但真正能够称为形成体系的只有三家[6] :①由卡尔·马克思创立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②由列昂·瓦尔拉斯和马歇尔开创的新古典主义经济学;③由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创立的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它们发展至今,仍作为三个重要的、相互对峙、相互竞争的理论体系,支撑着当代世界的经济学理论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西方主流经济学在理论内容上的基本区别与相互关系[7],在于它们对多侧面, 具有多重规定性的社会经济活动进行研究时,研究“角度”或者所侧重的方面有所不同。马克思主义把人与物的关系(物质生产与物质消费)作为社会经济关系的“物质承担者”加以肯定,然后着重考察的是人与人的社会关系本身以及这种社会关系在决定经济变量和经济发展中的内在作用;而西方主流经济学则在将社会经济制度当作背景条件的前提下,着重分析人们的物质需要、物质生产以及资源配置的过程,并主要用人与物的关系来说明经济变量和经济现象。不同经济理论的差别主要是研究角度和分析侧面的差别,决定了几大理论体系的互补性,正是因为这种互补性,我们提倡吸取各理论体系之长来作为信息消费研究的理论基础,而不是拘泥于某一特定流派或经济理论。

在西方经济学说史上,李斯特是第一位对生产力构成要素进行专门研究的学者[8],他所开列的许多构成要素虽然过于庞杂和宽泛, 但他在西方经济学说史上最先明确地提出的“精神资本”概念,是其生产力构成说的重要组成部分。李斯特认为,“把一国生产力局限在其物质资本上,这一说法是不正确的。……生产力的更大的组成部分在于个人的智力和社会条件,对此我称其为精神资本(geistige kapial)”[9]。并进一步论述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的关系“取决于国内精神生产同物质生产保持适当比例”[10]。马克思则把生产力明确地划分为物质生产力与精神生产力。针对精神领域的经济问题展开研究,诞生出了经济学分支——知识经济学和信息经济学。

马克思说:“消费的需要决定着生产”[11]。马歇尔也认为:“一切需要的最终调节都是消费者的需要”[12]。但受理论体系的出发点所限,西方经济学关于消费问题的研究在凯恩斯首创消费函数理论以后,才成为研究热点。而我国的消费经济研究直到在1979年4月28 日的《光明日报》上发表了尹世杰先生的《加强消费经济的研究》一文之后,才开始作为独立的消费经济学起步。20世纪80年代以后,消费经济学被纳入到社会再生产总过程中,纳入到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市场经济的运行中进行具体分析,消费经济学已发展成为一门独立的新型经济学分支,在物质消费研究的基础上,又开拓了精神文化消费研究的新领域。尹世杰先生指出:“消费力也可分为物质消费力和精神消费力”[13],“精神文化消费主要是享受资料、发展资料的消费”[14]。文献资料是信息的主要载体,信息消费的物质和精神的双重特性,决定了经济学特别是消费经济学将会成为信息消费研究取之不竭的思想源泉,并当之无愧地成为信息消费学研究的理论基础。

2.2 信息经济学 信息经济学是信息消费学的理论基础, 信息消费研究是在信息经济学已有成就的基础上展开的。

信息经济学作为一门由信息科学、经济学等学科交叉而形成的新的年轻的学科,目前它的研究对象、研究内容以及研究方法虽然还没有形成完整的理论体系,但国外学者在以下四个方面展开了卓有成效的研究:

·从人类社会发展的角度,以未来社会形态为中心研究信息的社会化和社会的信息化所引起的社会经济变革,其代表作有:托夫勒(A ·Toffler)的《第三次浪潮》、贝尔(D·Bell)的《后工业社会的来临》、霍肯(P·Hawken)的《下一代经济》和斯托尼尔(T·Stonier )的《信息财富——简论后工业经济》等。

·从分析信息工作的性质、形态入手,以信息部门的分类、形成和发展为对象,研究国家产业结构变化和信息产业的运行机制,考察信息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形成了相对独立的以信息经济和信息产业(或信息部门)分析——信息与生产率的宏观经济研究为中心的宏观信息经济学,其代表作有马克卢普(F·Machlup)的《美国的知识生产与分配》(1962年)和波拉特(M·U·Porat )的九卷本巨著《信息经济》(1977 年)。 他们所使用的英文概念名称是informationeconomy,在这方面作出贡献的研究者还有库珀(M·D·Cooper)、 哈叶斯(R·M·Hayes )、 艾黎克森(T ·Erickson )和波尔科(H ·Borko)以及日本学者增田米二等。

·从信息论、信息科学同经济学的研究对象、研究方法交叉结合的角度开展信息经济学的微观研究,涉及信息的商品化、信息的价值形成和实现、信息的成本构成和价格确定、信息的费用——效用分析、信息资源的分配和管理、信息市场的形成和发展、信息系统的经济评价等。这方面的研究可以追溯到1921年美国经济学家奈特(F·H·Knight)在《风险、不确定性和利润》一书中所进行的研究,奈特在该书中指出:“信息是主要商品之一”,“巨大的资本投资”将被投入到信息活动中去,并有各种组织参与信息活动。1959年美国经济学家马尔夏克(J ·Marschak)在《评论信息经济理论》一文中提出了“信息经济理论”(the economics of information),认为信息论中的信息量的香农测度不适用于经济学,信息经济理论要研究自己特有的信息概念,并明确地把信息经济学看成是研究如何选择一种最优信息系统的学科。1961年美国经济学家斯蒂格勒(G·J·Stigler )在《政治经济学杂志》发表了题为《信息经济学》的著名论文,研究了信息的成本和价值以及信息对价格、工资和其他生产要素的影响。基于现代经济结构中信息成份的增加以及信息要素对经济活动的影响,斯蒂格勒在1977年又指出,应当用不完全信息作前提来替代有完全信息的假设,以修正传统的市场理论和一般均衡理论。斯蒂格勒对不确定性经济分析被认为是信息经济学的起源和对传统经济学的否定[15]。近20年来,西方信息经济理论领域产生了一大批一流的创造性成果,如麦考尔(J·Mccall)的《 信息的经济学求取》、罗斯希尔德(M·Rothshild)的《信息不完全的市场组织模式:概述》和《竞争性保险市场的均衡问题:论信息不完全经济学》(此文与斯蒂格利茨合写)、萨洛普(S·Sulop)的《自然失业率模型》、《对消费者信息的有效调节》、森(A·K·Sen )的《论度量衡:社会福利分析中的信息约束》等。 其中值得一提的是, 格里斯曼( S·Grossman)和斯蒂格利茨等人所提出的“均衡”悖论,他们应用信息论的观点,通过分析市场上价格传递信息的机制,建立了相应的信息模型,从而得出了如下结:①如果市场上价格信息是充分传递的,那么均衡不存在;②如果信息不灵的人必须通过出相应的成本获取信息,那么市场上不存在通常意义下的竞争均衡,从而彻底否定了“供求决定价格”这一理论。特别是美国学者阿罗(K·J·Arrow)在1984 年出版的《信息经济学》(The Economics of Information)一书中,把信息经济行为、经济分析、风险分配联系起来,研究了对不同种类的信息进行统一的度量问题,并探讨了它的一般化处理方法。阿罗认为,信息在不确定性的世界里是很有价值的,但把它作为一种经济商品去构造一般理论却很困难。到了80年代后期,他充满信心地说:“把信息作为一种经济物品来加以分析,既是可能的,也是非常重要的”[16]。

上述关于信息经济学的微观研究,因其研究的侧重点不同,国内学者也曾对此分列出信息经济学的不同分支[17],将马尔夏克和帕克等为代表的面向信息系统和管理信息系统的研究称为“信息经济学”,而将斯蒂格勒等为代表的不确定性经济理论和不完全信息假定理论称为“信息经济理论”,区分为西方信息经济学的分支学科。

·从知识与文献情报传输系统展开的经济研究,形成了情报经济学。20世纪60年代以后,知识的指数增长,使文献情报的生产与传输系统不断发展壮大,足以与物质生产流通系统分庭抗礼。除了从宏观角度研究知识大系统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比例和贡献之外,用经济学的理论方法研究文献情报生产、传输和利用的成本费用——效用成为热点。70年代初,情报学家奥尔森(H·A·Olsen )在《情报经济学:文献的目录和注释》一文中也使用了the economics of information一词。以后该词便在西方情报学界广泛流传开来。1979 年美国科学基金会正式将 theeconomics of information列入情报学的三个分支学科之一。 在这方面作出研究的还有库帕(M·D·Cooper)、欣德尔(A·Hindle)、 威尔金森(J·Wilkeson)、金(D·W·King)、雷珀(D·Raper)等人。

在英美文献中,物质生产部门的信息活动和知识生产、交流部门的信息活动都是用information来概括的。 由于研究者来自不同的学科领域,经济学家和情报学家对the economics of information研究的内容区别也就不言自明:前者研究物质生产企业或公司的信息活动,属于传统的物质生产经济学研究;后者研究的是精神领域、知识生产、交流机构的信息活动,属于非物质生产经济学研究。

1976年美国经济学会在经济学分类中正式列出了信息经济学,1979年首次召开了国际信息经济学学术会议,1983年《信息经济学和政策》(Information Economics and Policy)创刊,主编是阿罗,编委主要是数量经济学家,同时也包括一些从事通讯、软件和图书情报经济问题研究的学者。该刊内容包括:信息管理、信息服务、信息处理、信息政策、信息技术等方面的经济问题。这些均表明,信息经济学作为独立的经济学科的地位已被承认,而且正逐步发展成为面向所有信息转换的经济研究的综合性学科。

国内学者关于信息经济学的研究始于20世纪80年代,是以新技术革命浪潮中研究信息与经济信息等问题为契机的。1985年人民出版社出版了黄学忠著的《经济信息与管理》一书,1986年国家哲学社会科学“七五”重点科研项目中安排了《经济信息合理组织及其效益问题研究》,1987年,电子工业出版社出版了论文集《信息化——历史的使命》一书,1989年中国信息经济学会在北京成立,在此前后,《信息经济学导论》、《信息经济学》、《经济信息与信息经济》、《情报经济学》、《信息与信息经济学的基本问题》等著述相继问世,使信息经济学在我国悄然兴起。

国内学者关于信息经济学研究的贡献,为信息消费理论研究和信息消费学的建立提供了扎实的理论基础。

2.3 认知科学

信息消费是以对信息产品的(精神或知识)内容占有为目的的,具有精神的无形性,并由此派生出信息消费者行为的特殊性。要科学地分析消费者行为机制及其规律,还须寻找另外与此相关的理论基础,这便是认知科学。

认知科学(cognitive science)是本世纪70 年代末正式宣告诞生的以研究智能系统的内在机制和规律为对象的交叉学科。它以探索(自然的和人工的)智能系统的奥秘为己任,经过20多年的酝酿后,终于登上了人类文明的竞技场。

心理学家加德纳(H· Gardner)列出了与认知科学有密切关系的6个学科:哲学、心理学、语言学、人类学、人工智能、神经科学。 197 9年在加利福利亚大学圣地亚哥分校召开的第一届认知科学会议,会议主持人诺尔曼(D·A·Norman)在会上作的《认知科学的12个主题》报告,被认为是为认知科学选择的战略目标。这12个主题分别是:信念系统(belief systems)、意识(consciousness)、成长(development)、感情(emotion)、相互作用(interraction)、语言( language)、学习(learning)、记忆(memory)、知觉(perception) 、 行为实行(performance)、技能(skill)、思考(thought)。 毫无疑问,这12个主题是前述6个学科相关主题的综合。关于信念系统, 诺尔曼作过这样的说明:“信念系统正好位于认知科学的传统领域——知识的研究和人类学者、社会心理学者、社会学者这些现实世界中人的相互作用的研究者的领域相重合的部分。不用信念系统这个词而改用‘知识’或‘世界知识’的称呼可能更容易为读者所接受。但是我之所以有意避免这种称呼,是因为我想强调由几个其他范畴的知识:文化、信念、包括多种世界知识的合并融合这一点。我们一生之中获得大量的知识,获得的知识其后又对我们与他人、与环境的相互作用施加影响,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决定我们内部的信息处理”[18]。诺尔德所说的信念系统概念,类似于我们常说的“思维定势”或是“思维定势的集合与结构”,这与哲学中认识论具有同等的精神。难怪乎“成熟的认知科学与成熟的认识论,可能仅仅是同一学说在不同层次上的表现而已”[19]。如果说认知科学关于信念系统的研究为信息消费行为的分析提供了理论来源,那么关于认识系统运行论的研究,则是展开信息消费过程分析的理论工具。认识系统运行论把人的认识活动看作是复杂的系统现象,将认识系统及其演化的观点引进认识过程的研究,它以认识系统的共时性分析为基础,以认识系统的历时性分析为中心,并以认识系统共时态结构向历史态结构的转换为契机,力图从认识活动的深层结构上展现认识运动的内在机制及其规律性,是认识论同现代思维科学结合的产物。认识系统运动论认为:“认识系统的历时态运行过程是认识系统的共时性结构在历时态上的展开,它表现为由感知活动系统、抽象活动系统、评价活动系统到决策活动系统的依次演进和转化的过程”[20]。

我们知道,在物质消费活动中,一般来说只要拥有就能消费,这是因为最基本的物质消费是人的本能。而信息消费则不然,它具有一定的信息消费(能)力的要求,即必须具备与信息消费相适应的知识、经验、理解力和可能占有的条件。信息消费力决定信息消费的对象水平。在此意义上我们说信息消费力具有层次性。由于信息消费活动的普泛性,要合理划分信息消费的层次是困难的。但基于需求是消费的动机,我们可以从以往对信息用户和信息需求的结构和类型的划分方法中得到启迪,大致归纳出信息消费的层次。胡昌平先生将信息用户综合为三大类[21]:①社会科学及相关领域用户;②自然科学及工程技术部门的用户;③特殊用户(包括国家与部门领导者、决策者及军事人员和其他用户)。并将信息需求分为用户生活中的信息需求、用户社会职业工作中的信息需求和用户社会化过程中的信息需求。考虑到消费力对信息需求的决定作用,我们认为,信息消费可以分为:①生活信息消费;②学习信息消费;③科研信息消费;④决策信息消费。四个层次代表了社会信息消费的基本层次,也体现了信息消费从低层次向高层次的产生和发展过程。信息消费的四个层次与上述认识系统的历时态运行过程中的四个活动系统存在着对应关系。以认识论作为理论基础,对信息消费层次展开深入的研究,是信息消费学的主要任务之一。

辩证唯物主义认为,认识是客观世界及其规律在人们头脑中的反映。而认知活动的目标不仅要以被认知客体为其标准,而且要在认知主体内形成一个关于外部世界的表达,并用它来指导实践,在实践中改进这种表达,使其能接近和符合被认知客体。简言之,认知的实质是表达事物,是塑造与事物相近的表达,这也是信息消费所追求的高级目标。科研信息消费和决策信息消费目标与认知实质具有吻合性。

认知的信息加工理论,作为信息科学对研究心智各分支领域影响渗透的结果,是认知科学的重要分支领域。它的重要的思想来源之一是人类工程学将人看作是决策者和信息的传递者,这更加强化了认知科学作为信息消费学理论基础的地位。信息加工理论是一种说明认知过程和机制的理论模型,它较之联想主义的认知模型、行为主义的认知模型、现象学的认知模型均有较多的优点,从根本上体现了认知主体和被认知客体之间的联系。因此说,如果认识系统运行论对信息消费层次展开研究有所帮助,那么,认知心理学将对信息消费主体和客体之间的运行机理作出精确的勾勒提供理论指导。

以往情报学和信息科学运用认识论、认知的信息加工理论的原理所进行的研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如利用纽沃尔—西蒙信息处理模型分析信息用户心理行为[22],有些研究得出过带有基本规定性的结论,如关于信息的再生和认知原理揭示[23]:决策是一个典型的信息再生过程,是由客观的状态信息产生主观的指令信息的过程;智能则是一定环境下针对特定的目的而有效地获取信息、处理信息和利用信息,从而成功地达到目的的能力。这种研究尝试表明:认知科学作为信息消费学的理论基础,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可能的。

上述主要论述了经济学、信息经济学和认知科学作为信息消费研究理论基础的必要性和可行性。作为信息消费研究的完整理论基础体系显然不止于此,至少还应包括信息科学、文献情报学、文化学说等方面,作为确立思想性指导原则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更是不应忽视。但由于我们提出和确立信息消费概念的前提是“大情报观”,而马克思主义哲学对科学研究指导的普遍性又不言自明,因篇幅所限,本文只着重分析上述三个方面。

3 关于信息消费学建设的基本思路

科学的道路是艰辛而崎岖的,开展信息消费研究到信息消费学的形成,有很长的路,需要一定的时间过程和有组织的科学研究活动。提出和确立信息消费概念的学术地位,寻找相应的理论基础,是信息消费学建设的起点。

按照一般做法,第二步便是确立一个理论体系,如果研究者众多,便会有体系之争,然后是按照体系填补内容,这是许多学科发展的三部曲。笔者则认为,当一个学科建设的起点确定后,不应急于理论体系的建设,而应从多种研究视野和多方面的研究层次上,运用多种研究方法对有关主题展开深入的具有真知灼见的研究,让理论体系在主题研究成就上自然形成。信息消费研究作为跨学科的综合研究更应该如此,对此我们提倡多学科专家学者的参与,如法学家可以研究信息消费者主体权益;心理学家可以研究信息消费者认知模型;经济学家可以研究信息消费品费用——效用;社会学家可以研究信息消费与社会发展的关系;文化历史学家可以研究信息消费与文化传播;图书情报学家可以研究信息消费载体和社会保障体系等等。上述这些,本就可以成为很好的研究课题。

作为一种思路,我们归纳了信息消费研究应该展开的10大主题,以供参考选择:(1)信息消费与社会发展和文化传播;(2)信息消费结构(包括消费者主体结构、消费品结构和消费力结构);(3 )信息消费者主体权益保护;(4)信息消费与信息生产和信息交流;(5)信息消费文化;(6)信息消费心理行为及过程;(7)信息消费载体和社会保障体系;(8)信息消费统计和信息消费效用的评价与测度;(9)信息消费品价格、价值、使用价值、费用——效用分析,信息消费函数分析;(10)信息消费的组织与管理(包括信息消费政策和消费行为引导)。

上述10个主题并不能代表信息消费研究可能展开的所有方面,更算不上一种理论体系,只是希冀引起同行的心灵共鸣和有志之士的参与,我们期待着这一天早日来临。

收稿日期:1995—08—17

The Concept of Information Consumption and Its Theoretical Foundation:On the Construction of Information Consumption Science

He Xiuming

( Research Institute of Consumption Economics, HunanNormal University)

[Abstract ]Endeavors to establish the concept ofInformation consumption,

and

analyse

the

theoreticalfoundations of the research on information consumption andbasic thought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information consumptionscience.

注释: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项目批准号:794700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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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消费概念的确立及其理论基础--兼论信息消费的建构_情报学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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