盈余态势下的隐忧——我国国际收支平衡的特点、成因及其影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收支平衡论文,盈余论文,隐忧论文,成因论文,态势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80年代以来，我国国际收支平衡的良好态势，既是对外开放和经济发展成果的具体体现，同时也是国内经济稳定和经济长期持续增长的一个重要促进因素。为进一步明确“十五”时期我国国际收支平衡的基本目标与政策思路。首先需要对80年代以来我国国际收支平衡的主要特点及其影响进行全面分析和评价。
国际收支平衡
一般来说，总差额、经常项目差额和商品贸易差额是国际收支平衡表中的四项重要内容。经常项目差额与商品贸易差额是国内商品和服务竞争力的反映；基本差额是经常项目与长期资本项目的综合差额，用于反映国际收支平衡的长期趋势；总差额是扣除误差与遗漏之后的经常项目差额与资本项目（指国际收支表中的资本与金融帐户——以下同）差额之和，主要反映国际收支的综合平衡效果。1982-1998年，我国国际收支表中的经常项目差额与贸易差额经历了由逆差为主向顺差为主的转变，90年代以来基本保持了较大顺差。基本差额仅在1985年出现逆差，其他年份均保持顺差。总差额1984-1986年曾经出现连续3年的逆差，但从90年代起仅在1992年出现逆差，其他都是顺差。由此可见，长期以来我国的国际收支基本保持良好的盈余态势（表1），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一）国际收支平衡在90年代以后得到明显改善 1982-1989年，经常项目收支有4年是逆差，其中1985年的逆差高达114.2亿美元，相当于当年经常项目贷方金融的38%，“七五”累计结果是逆差；但是进入90年代以后平衡状况得到明显改善，除1993年出现逆差之外其他年份都是顺差，而且顺差规模快速扩大，据统计，“八五”累计的经常项目收支由“七五”的28.6亿美元逆差上升到170.4亿美元顺差，“九五”时期仅前3年的累计顺差已达662.8亿美元，相当于1982-1998年顺差总额的81.6%。
资本与金融帐户收支在1982-1984年连续3年出现逆差。进入90年代以后，包括1998年在内虽然仍有3个年份是逆差，但是规模比较小，“八五”及“九五”前3年累计结果都是巨额顺差。此外，总差额(1)和基本差额分别从1986年和1985年起持续保持顺差。
（二）经常收支顺差对总差额与基本差额顺差贡献呈上升趋势 1982-1998年，我国的国际收支总差额(1)（未扣除误差与遗漏部分）盈余累计达到2610.1亿美元的规模，其中资本收支赢余占有66.3%的比重；经常帐户盈余占33.7%。从各个时期来看这种结构有所不同，“六五”，“七五”和“八五”时期，资本帐户顺差远远高于经常项目，但是“九五”前3年，资本帐户顺差的比重下降到42.8%，经常项目顺差比重上升为57.2%，超过资本收支顺差。从基本差额的构成来看，1982-1998年，累计实现3703.4亿美元顺差，长期资本收支顺差占有76.3%的比重，经常收支顺差仅占23.7%。但是从比重的变化来看，各个时期经常收支顺差的比重处于上升趋势，“八五”时期是13.3%，“九五”前3年提高到36.1%。因此，从7年长期累计结果来看，资本项目特别是长期资本收支顺差是国际收支盈余的主要来源，但是经常收支顺差对总体顺差的贡献已表现出明显上升趋势。
（三）“九五”时期短期资本逆差规模显著扩大 长期以来资本项目差额主要以顺差为主。其中长期资本收支差额始终保持顺差，其规模在1993年外商直接投资进入高峰期之后明显扩大，但1998年由于东亚金融危机和国内经济形势变化的影响同比下降40.8%。1982年以来，短期资本仅在1985年、1989年和1995年出现过顺差，其余年份都是逆差。1996-1998年短期资本逆差规模累计达到747.4亿美元。也就是说，“九五”前3年短期资本年均净外流达249.1亿美元，分别是“七五”和“八五”时期年均水平的7.8倍和10.1倍。1998年正是由于短期资本逆差规模超过长期资本顺差致使资本项目差额出现逆差。
（四）1994-1997年是储备资产增长高峰时期 由于国际收支顺差不断扩大，储备资产特别是外汇储备保持了较快增长。1982-1998年新增储备资产累计达到1472.0亿美元，其中外汇储备为1422.5亿美元。从储备资产的年均新增额来看，1982-1985年不到2.4亿美元；随后的“七五”，“八五”时期规模不断扩大，“九五”前3年已上升到246.0亿美元，相当于1982-1985年的10.3倍。1994-1997年是17年中储备资产增长最快的时期，每年的新增额都在200亿美元以上，1998年末1450亿美元外汇储备余额中的67.5% 是在这4年中新增加的。
（五）误差与遗漏长期成为抵消国际收支顺差的主要项目 我国国际收支表中的误差与遗漏项规模之大超出了一般统计误差的合理范围，反映了游离于国际收支监管范围之外的资本流动和贸易活动具有很大规模。该项目在1982年以来的大多数年份都是国际收支表的负数项，抵消了大量的国际收支顺差。1982-1998年，误差与遗漏项累计达到1132.5亿美元，相当于同时期储备资产增加额的76.6%。经常收支和资本收支17年累计实现的2610.1亿美元顺差因此被抵消了43.4%，从各年度遗漏额相对于经常收支与资本收支之和的比重来看，多数在30%以上，最高时超过100%。可见其对国际收支平衡的严重影响。
80年代以来，我国国际收支变化具有以下特点：国际收支平衡90年代以后明显改善；经常收支顺差比重上升；短期资本逆差规模扩大；误差与遗漏长期抵消国际收支顺差。
收支变动
（一）经常项目差额 ①从结构上看，决定经常项目收支盈亏的主要因素是贸易收支特别是货物贸易收支平衡状况。1982-1998年，贸易收支出现顺差（逆差）的年度，经常项目必然是顺差（逆差），前者的规模一般相当于后者的1.3倍左右。17年中，经常收支累计实现879.5亿美元的顺差，主要依靠1154.1亿美元的贸易收支顺差的贡献，由此可见国内产业竞争力提高对保持经常收支顺差的作用。投资收益收支在1993年之前以顺差为主，在这之后连续出现逆差，尤其是从1995年起成为经常项目中最大的逆差项。主要有两方面原因：一是统计方法由收付实现制改为权责发生制，外资企业经常收益全部计入投资收益的借方；二是外资企业进入回报期，收益汇出增加。80年代以来借入的大批外债进入付息高峰时期。由于投资收益逆差的影响，抵消约40%左右的贸易顺差。经常转移长期以来始终保持顺差，按照17年的平均计算，在经常收支盈余中占有24%左右的份额，成为经常收支顺差的一个稳定来源。②从经济增长形势的影响来看，按照经济理论假设，在经济高速增长时期经常收支的变动与经济增长率变化应当表现为负相关关系。即在经济增长率上升时期，由于国内需求旺盛，进口快速增长，导致经常收支顺差减少或者成为逆差，反之则经常收支顺差增加。从1982-1998年我国经常收支的变动趋势中，这一假设可以得到验证。除去1989-1991年等特殊年度之外，经济增长率上升（下降）时基本上经常项目收支会呈现反向变动（图1）。从经常收支与国内需求（特别是投资）增长之间的关系来看，1994年以后持续的经常收支顺差可以从投资增长速度的持续回落中得到解释。③从政策效应角度来看，经济增长较为稳定时期，我国经常项目收支受汇率政策调整的影响最为直接和明显。1983-1985年，汇率下调对经常项目收支平衡并未产生直接效果，主要原因是由于这一时期经济增长过热（年均增长速度达到13.2%），需求因素对经常收支的影响抵消了汇率下调的效果。但是在1986-1998年之间，每次人民币贬值都会使经常收支逆差明显缩小或者顺差规模扩大。
（二）资本帐户差额 ①从资本收支构成要素来看，1982-1998年之间直接投资收支是资本收支平衡的主要顺差因素。由于直接投资连续17年保持顺差，并且顺差规模持续扩大，因此，资本收支在大多数年份实现了顺差。证券投资收支所占比重比较小，对整体的影响不大。值得注意的是其他投资收支，17年中该项波动幅度比较大，许多年份其绝对规模超过直接投资收支，成为影响资本收支整体平衡的主要逆差因素。由于短期资本项目绝大多数集中在其他投资项内，按照长、短期分类来看，其他投资收支逆差主要是由贸易信贷等短期资本项目的巨额逆差造成，其中包含资本外逃因素的影响。②总需求因素的影响。从理论上讲，在直接投资领域充分开放的条件下，国内市场需求扩大、开工率上升，必然导致资金需求增长，国际资本流入加快。因此，经济增长率与资本收支之间应当具有正相关关系。1982-1991年，由于我国利用外商直接投资处于实验阶段，开放领域有限，这一时期以贷款方式的资本流入占有较大比重。而且除个别年份之外，外资净流入的变化基本上与经济增长率的波动保持一致。1992年以后，随着我国利用外资力度加大，直接投资收支在资本收支中的比重大幅度上升，国内投资增长对资本收支顺差的依存度提高，相互之间的带动关系进一步趋于明显。③从政策效应来看，汇率和利率变动是影响资本收支变化的重要因素。按照1982-1998年数据的计算结果，资本收支与汇率变动的相关程度(R=0.6837)高于经常收支(R=0.5305)。随着人民币贬值的实施，人民币计算的投资规模上升导致直接投资流入和长期贷款增加应当说是资本收支顺差扩大的一个直接原因。此外，本币贬值带来的短期资本逆差压缩效应也是不可忽视的影响因素之一，这一点在1994-1995年表现得最为突出。1994年初人民币大幅度贬值后，当年长期资本顺差增加29.0%，短期资本逆差比上年减少23.0%。1995年长期资本顺差进一步增长5.6%，短期资本由上年35.0亿元的逆差转为5.0亿美元的顺差，为资本项目收支顺差的持续扩大发挥了作用。但是，值得注意的是，本币贬值和资本顺差扩大效应一般只能维持2-3年的时间。
在资本自由流动条件下，利率变动对于资本流向发挥着重要的调节作用。虽然我国的资本帐户尚未开放，但是随着国际交往的逐步扩大，直接投资、证券投资以及短期资本项下毕竟为国际资本的跨境流动提供了大量机会，再加上对以套汇、套利为目的资本流动的监管难度上升，利率变动对资本流动的影响同样存在。1993-1995年，为控制通货膨胀，政府采取了紧缩宏观经济政策，利率自1993年先后两次大幅度上调之后，已远远高于国际市场利率。这种状况持续了近4年多的时间。受其影响，资本收支顺差持续扩大，到1996年已经增长到历史最高的399.7亿美元规模。由于利率提高导致国内资金调剂成本上升、低利率的国外资金需求相应增长是最容易理解的原因之一。除此之外，利率上升与1994年本币超贬之后贬值预期消失现象同时出现，造成大量以套利为目的的国际游资流入加快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影响因素。例如，1994-1996年短期资本逆差平均只有17.3亿美元，比1990-1993年平均水平减少63.1%，其中1995年还出现5亿多美元的顺差。1997-1998年为克服经济运行中出现的有效需求不足问题，政府放松了从紧的货币政策，继1996年之后多次下调利率，使短期资本流出加快，长期资本净流入速度放慢，而这段时期由于东亚金融危机的影响，人民币贬值预期上升，大大加快了这一过程，使资本收支顺差急剧减少，并在1998年出现62.8亿美元的逆差。
（三）误差与遗漏 我国国际收支表中的误差与遗漏项从1990年开始始终是负值，而且规模保持上升趋势，大量的国际收支盈余因此被抵消。一般来说，误差与遗漏的形成既可能是由于统计技术性原因的影响，也可能是逃避国际收支、特别是逃避外汇收支监控行为所致。但是，由于我国国际收支表中该项相对于总差额的比率远远高于其他经济发展水平相近的国家（表2），显然逃避监控部分占有其中相当大的比重，保守估计达到80%左右。尽管关于这一非统计技术性误差部分的形成原因，存在各种解释，但都无法从数量上给予准确估计。值得注意的是根据1982-1998年回归分析结果，误差与遗漏序列与汇率之间的相关系数达到0.9254，远远高于该序列与总差额、经常收支以及资本收支序列之间的相关系数。可见，汇率变动是影响误差与遗漏对总差额的比率和年度汇率波动之间的关系。在3次较大幅度的人民币贬值（美元升值）实施前的1-2年，误差与遗漏比率大幅度上升。说明人民币贬值预期上升导致逃避监管现象增加。综合上述分析，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以保值及降低对外支付成本为目的的资本外逃是误差与遗漏项的主要组成部分，汇率下调的货币政策和人民币贬值预期的上升是促使其规模不断扩大的重要原因。
我国国际收支变化对宏观经济的影响：顺差利于提高外汇支付能力，利于有效利用海外需求；利于国内资本积累和结构升级。但是，外汇储备过快增长将加大宏观调控难度；大量资本外逃将对稳定经济产生消极影响。
宏观调控
（一）国际收支总差额盈余作为外汇储备增长的主要来源，对提高我国外汇支付能力、稳定汇率发挥重要作用 由于长期的总差额顺差，我国的外汇储备持续增加，截至1998年底已达到1499亿美元的规模，位居世界第三。外汇储备相对于外债余额、月度进口额的比例远远优于东亚新兴市场国家（地区），有利于增强我国外债偿付能力和中央银行的市场干预能力。特别是1997-1998年期间，在东亚地区普遍出现货币危机的背景下，我国的总差额仍然保持了巨额顺差，大大减缓了本币贬值压力，为稳定国内金融秩序和亚洲经济形势作出了重要贡献。
（二）经常项目收支长期顺差有利于我国国际收支的长期平衡与稳定 经常收支不同于资本收支。正常条件下可以直接转化为外汇储备和海外净资产，而且不会带来未来外汇支出的增加，应当说是保持外汇储备长期稳定增长的基本来源。1982-1998年我国累计实现的经常顺差是879.5亿美元，相当于全部外汇储备的59.8%。其中“八五”时期这一比例是32.5%，“九五”前3年上升为99.1%。由于误差与遗漏项的存在，虽然难以断定经常收支顺差转化为储备资产的比例有多少，但是经验分析表明，误差与遗漏的变动与资本收支的相关程度明显大于与经常收支的相关系数，说明经常收支盈余的储备资产转化率高于资本收支。
（三）商品和服务贸易收支顺差为有效利用海外需求、提高经济增长规模与速度作出直接贡献 按照国内生产总值（支出法）概念，货物与服务贸易收支差额直接构成市场总需求的一个组成部分，其增长对经济增长的直接拉动作用可以通过贡献率指标来反映。1982-1998年贸易顺差对GDP的贡献率是4.5%，拉动GDP增长0.4个百分点。其中“七五”时期的贡献率是0.3%，拉动作用为0.03个百分点；“八五”时期分别是1.7%和0.2个百分点；“九五”前3年上升为19.7%和1.7个百分点。可见，“九五”时期贸易收支顺差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十分重要，是这一时期我国经济成功实现软着陆不可缺少的促进因素之一。
（四）资本收支顺差，尤其是直接投资顺差为国内资本积累和结构升级发挥积极作用 据统计，1996-1998年，我国按照资金来源划分的固定资产投资中利用外资累计达8047.2亿元，占全部的比重年平均达到10.6%，比1991-1995年的平均比重提高近3个百分点。由此可见，利用外国直接投资和借款形成的固定资产已成为全社会资本积累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资本收支顺差为国内投资的持续净增长提供了重要条件。值得注意的是，由于资本收支顺差直接意味着资本和技术的净流入。因此，长期的资本收支顺差对于提高国内产业的技术装备水平和国际竞争力具有积极意义。从这一点来看，1998年资本与金融收支逆差不仅对当年的国际收支平衡，而且可能会对以后的产业发展实力带来一定不利影响。
（五）外汇储备过快增长（减少）将加大宏观调控难度 通货膨胀率上升时期，外汇储备过快增长会带来外汇占款、货币供应量的大量增加，从而进一步加大通货膨胀压力，抵消反通货膨胀政策的效果。我国经济在1994-1996年曾经有过这样的经历。1997年以后，由于亚洲金融危机和国内有效需求不足的影响，经济增长率持续回落，货币供应量增速明显减缓，中国经济开始出现通货紧缩倾向。在这种背景下，保持国际收支盈余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起到稳定货币供应量增长水平的作用。例如，1997年由于国际收支的巨额顺差，外汇储备新增348.6亿美元。仅此一项多投放2890亿元人民币，对当年M[,2]增量的贡献率是19.9%。但是，1998年由于资本收支出现逆差，当年新增外汇储备比1997年急剧减少81.9%，对M[,2]新增额的贡献率下降15.9个百分点，为此M[,2]少增长了14.5%，可见，年度新增外汇储备急剧减少也是造成1998-1999年货币供应量增长速度回落的重要因素之一，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扩大内需的宏观经济政策效果。
（六）大量资本外逃不但造成外汇资源流失，而且对国内经济稳定产生消极影响 1997-1998年大量的资本外逃造成资本收支顺差大幅度下降，直至出现逆差却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资本外逃的一个直接影响是造成外汇资源的流失，削弱对外支付能力和汇率稳定的基础，间接影响是减少国内的货币供应量。如果因资本外逃带来的外汇储备增长趋缓发生在经济增长率下降时期，如上所述将会加速经济紧缩的过程。1997年以来我国的资本流出加剧，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通货紧缩趋势，对经济增长带来了巨大的负面影响。这段时期的资本外逃是在出现人民币贬值预期的背景下引发的，但大量的资本外逃又进一步加剧了贬值预期的上升，加重了金融恐慌的气氛，在当时东亚金融危机的环境下加大了我国国际收支平衡的困难程度，对维护汇率稳定的货币政策形成了巨大压力。另一方面，资本外逃多数情况下是通过非法方式逃避监管，不但造成统计信息失真，发生误导，而且破坏了国际收支与外汇管理制度的严肃性，扰乱了外汇市场，严重影响国内经济秩序和金融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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