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促进中国与东盟的经贸繁荣——兼论壮侗语民族的重要地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东盟论文,中国论文,重要地位论文,繁荣论文,经贸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哈佛商学院教授潘克·基默威特的产业与距离因素的回归分析研究表明，尽管有WTO的推动、通讯的发达使世界仿佛一个地球村，但文化距离、行政或政治距离、地理距离、经济距离仍是影响当今国际经贸的四大因素，这四大因素既可能提高也可能降低产品的国外市场吸引力②。
基默威特的理论表明，国与国之间、区域之间的经济贸易与交流，有赖于精神上的沟通与交流，精神文化不仅给世界带来无限商机，更给世界带来信任和理解。而壮侗语民族与东南亚的泰、老、掸、岱、侬等民族为同根生民族，与东盟各国地理相近，人文相通，因此，壮侗语民族与东盟各民族，有望依托于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构建而在文化上形成一种合力，即文化力。这种力既可推动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设与繁荣，同时，也可增进中国与东盟各国之间的凝聚力。
一、借助文化促进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设与繁荣，借助壮侗语连接中国与东盟
根据记者的专刊报道，在第八届世界华商大会上，世界华商总会执行主席廖俊侨先生接受记者专访时说：未来5年，世界华商总会拟以文化为主题，在世界各地举行世界华商文化大会、世界华商文化论坛、世界华商文化峰会等。而之所以把看似与商业无关的文化议题纳入商界进行研讨，原因是“21世纪是精神产品产业化的世纪，也是文化激烈竞争的世纪，……文化的商机将带给世界华商最大的发展机遇，不但可以给华商带来巨大财富，同时可以给世界带来和谐与繁荣。”③
以上说明，许多华商已经注意到了文化的重要意义和巨大价值，同时也说明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设与发展，离不开文化力量的主导和推动。
1.借助文化可以促进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设与繁荣
国际经贸的文化距离说认为，不同的宗教、种族、社会规范和语言，都可以在两个国家间形成距离，最常见的情况是，文化特性会影响消费者的商品选择，文化偏好会影响消费者的消费品味，而一个国家的文化特征，则会决定人与人之间，以及个人和公司与机构之间的互动。
而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启动，其本质是一个拥有18亿消费者的共同市场的启动，并意味着在这一共同的大市场中，与跨国公司一起流动的不仅仅是资金、人才、品牌、类似的产品以及相关的技术、管理方式等，同时，还有全球化背景下的具有中国和东盟特色的共同消费社会群体的出现，意味着这里将可能成为世界性的采购潮涌起的地方，拥有大量廉价劳动力的“世界工厂”崛起的地方，外来资本大量流入的地方。但不管怎样，这里生活着300多个民族，历史上，印度文化、 阿拉伯文化、中国文化、西方宗教文化等长期在这里传播、交流，各民族的本土文化通过不断吸纳外来文化，同时又始终保留自身文化特点的结果，使这里的文化呈现出千差万别的多样性特征。这种特征决定了他们的生活方式、消费喜好、商品购买、经常使用的物品种类、款式和色彩等存在着多样性选择，决定他们的进出口商品和外贸市场多元化，决定他们人与人之间，公司与机构之间的商品互动存在着一个文化的变数，这种变数不仅可以影响他们国家的外贸投资政策，同时也影响着他们国家内部与国家之间的市场竞争，进而影响地区之间国际市场的竞争。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设与繁荣既需要经济力量和政治力量的扶持和推动，同时还需要文化对市场的涵养之力和推动之力。
关于文化对市场的涵养之力和推动之力，目前，已经成为世界性的一种共识，其中，日本经济学家杉浦勉2004年发表的《新经济与文化力》则是这种共识的最好阐述。该文根据有关专家仿照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提法而提出国民总文化力（GNC）的概念，对过去10年日本对外文化力的增长进行了推算， 推算的结果表明，在新经济条件下，文化影响力的扩大会对市场的扩大产生作用；文化重视程度高的行业一般来说经营利润率也高；具有特定文化价值的产业集中在一个地区以后，可以激活该地区的经济活力。与此同时，作者通过大量的实证分析得出结论：“因为文化，人们的日常生活变得充实起来，街镇更有乐趣，社会整体变得富裕。商品也好、服务也好，包含独特的设计或技术，从广义上说，具备文化力的东西更易为消费者所选择。另一方面，具备文化力的企业，其销售额和利润都更高；具备文化力的街镇和城市更能吸引人和企业，税收也更高；具备文化力的国家也能从世界吸引游客和投资，从而变得更富裕。迷人的文化力对于国家、城市、城镇、企业都很重要，在经济上已成为最重要的推动力量。”④
也就是说，在当前信息化和全球化背景下，文化已越来越成为国家之间进行经济活动的桥梁或媒介，也因为这样，人们努力探寻文化力与国际市场竞争力之间的神秘联系，孜孜以求各种文化良方以促进经贸的繁荣。而东南亚各国的历史、社会结构、心理、宗教、政治状况和教育发展水平等千差万别，因此，各国之间，各国的不同地区之间，他们的生活方式、消费喜好、购买心态、经常使用的物品种类、款式和色彩等也会千差万别，由此对企业在决策、生产、设计、经营、发展、人事和宣传等方面的影响也必然举足轻重。而只有充分体现东南亚民情、民意的企业，才有可能在企业内部把中国与东南亚各国的文化资源演绎为一种经营性的知识系统，由此产生的文化属性也才能被当地人所接受，由此产生的市场竞争力也才能最终打开东盟市场。
2.借助壮侗语连接中国与东盟
按照潘克·基默威特的说法，如果其他情况完全相同，有着共同语言的两国之间的贸易量，将是语言不同国家之间的3倍。而中国与东南亚有将近1亿的人口操壮侗语，东南亚的泰国、老挝主体民族所操的泰语、老挝语，约有百分七十的基本生活词汇与中国的壮语相通。另外，东南亚有大量的华人、华侨，他们一般操汉语普通话和中国的南部方言如广东话、桂柳话等，而这些语言也是中国壮侗语民族重要的交际语或官方语，因此，壮侗语民族无论使用本民族语言与东南亚交流，还是用官方汉语或交际语与东南亚的相关国家与民族交流，都不存在语言沟通上的大的障碍，因此，从理论上有助于拉近中国与东南亚的文化距离，进而促进中国与东南亚，特别是广西与东南亚民族的经贸往来，增加中国或广西在东盟市场上的商品吸引力。
而事实正是如此，如东南亚的越南与中国之间的陆地边境线长达2449公里，居住越南一侧的操壮侗语民族傣族、侬族、岱依族约占越南少数民族人口的一半，与居住中国一侧的壮族、傣族、布依族等为跨境民族，这些民族不仅语言相通，同时，文化特性相近，因此，近年来成为推动中越边贸发展的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而中越边贸的开展为维护边境地区稳定，促进中越双边贸易，推动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设与繁荣具有重要意义，因此，由壮侗语民族直接打开的这一贸易通道无疑也是通往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这一巨大市场的最直接门户。
但由于中国的壮侗语只是一种乡间语，因此，在东盟国际贸易市场上的语言连接功能还相当有限，在某种程度上它只能成为英语及其他一些强势语言的辅助工具，但即使是这样，壮侗语在东南亚贸易市场上的优势地位已日益显现，这就要求中国政府在努力培育和拓展东盟市场的同时，把与东盟各国语言相近，文化相通，习俗相似，历史上就存在着源远流长的深厚情谊的壮侗语民族，作为中国走向东盟的人才基地，打造一支既精通英语，又懂得汉语及东南亚小语种的外交内联的人才队伍。而挖掘壮侗语民族与东南亚民族在文化上的相近或相类似的文化基因，使具有不同的宗教、种族、社会规范和语言文化背景的中国与东盟能够在文化上进一步接近，并在潜移默化中使彼此的文化距离进一步缩短，则成为商家在产品生产、营销上的重要策略。
二、借助华侨、华商、壮侗语民族，可以缩小中国与东盟之间的情感、心理距离
研究发现，自从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设启动以来，“虽然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谈判进展顺利，但中国与东盟在政治体制、民族、宗教信仰和文化等方面的多样性问题，区域内经济发展水平参差不齐及经济依存度不高、经济互补性不强的老问题尚未得到明显改善，而且遇到了一些新困难……中国每年都提出一些无可挑剔的措施和建议，使（东盟成员国）一直感觉是被中国牵着鼻子走；中国与东盟成员国的目标要求不一致……美国、日本和欧盟仍是中国和东盟最主要的贸易伙伴；早期收获计划成效有限；非传统安全问题……包括毒品、非法移民、资源和环境安全、恐怖主义、金融安全和洗钱在内的非传统安全问题将对东南亚国家的政治稳定与经济发展构成严重的挑战”⑤。
以上说明，当前的中国与东盟之间，彼此之间的情感与心理微妙又复杂，一方面彼此都渴望沟通与交流，在优势互补前提下实现共同的发展与繁荣；另一方面，由于东盟是由一系列的小国组成，成员国之间存在政治、经济、文化甚至意识形态方面的差异性，因此，面对迅速崛起的中国，他们既感到是一种机遇，又感到是一种压力和挑战。在某种情况下，甚至感到是一种威胁。因此，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设与繁荣无法单纯依靠政治和经济力量而得到健康、快速地发展，在某些特殊情况下，强大的政治和经济力量反而给经济行动带来意想不到的阻力，对大家都有利的决策有时也会引来防范或敌意，共融共赢的愿望有时也会演化为诸如“中国威胁论”这样的误解。
那么，如何才能消除彼此之间的不安？并最终引导地区走向和谐、安宁与发展？一句话，就是通过哪些途径才能消除当前中国与东盟各成员国之间的情感心理距离。关于这一问题，笔者以为中国有以下两个方面可以重点考虑：
1.借助华侨、华商，建构中国与东盟的情境世界
据估计，目前全球有华侨3000多万，其中有2000多万分布东南亚，东南亚华侨约占全球华侨的80％。
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东南亚华人华侨艰苦创业，不断取得在当地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等方面的巨大进步，成为当地社会变革与繁荣的活跃因素。如在菲律宾，华人仅占总人口的1％，但却拥有全国一半以上的财富。而在印度尼西亚、 缅甸、泰国、老挝、马来西亚和越南等国的情形也大致一样。也就是说，从人口来看，华人在东南亚总人口中的比例虽然很小，但在当地社会中的经济地位却处于支配与主导的地位。因此，有学者通过大量的分析数据和分析个案指出：“如果没有华人资本及其企业的投资经营和华人企业家的创新精神，东南亚各国要取得如此快速的经济增长和发展是难以想象的。事实证明，哪一个国家或哪一段时期比较重视华人及其企业的作用、种族关系较为温和，经济增长和发展就快些顺利些”⑥；“华人是东南亚各国民族资本形成的主体”，“东南亚华商成为所在国经济国际化的桥梁”⑦。
东南亚华侨不但在所在国的经济地位显赫，同时还因为他们特别深厚的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之根而使得他们一直以来都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播者，从而使得今天的东南亚成为世界上中华传统文化最为浓郁的地区之一。如来自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些价值观、人生观已深深渗透到东南亚的一些宗教和信仰之中，从而使这一地区的宗教和信仰明显带有东方儒家的色彩。其中，比较典型的是位于印度尼西亚群岛和马来半岛的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和文莱，人民以信仰伊斯兰教为主，但他们的教义与阿拉伯强调部落、部族不同，他们更多地强调家庭、家族，孝敬父母，尊重国家社稷，注重教育等，而这些教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爱国、修身、治家、齐天下等有异曲同工之妙。另外，东南亚的天主教与阿拉伯半岛不一样，却与中国文化有着或多或少的联系。如孝恩文化基金会执行长王琛发在谈到“马来西亚客家人的天主教信仰特色”的时候说，槟榔屿客家社群与天主教会在19世纪的互动，代表了西方主动寻找东方的对话演变⑧。
另外，由于相当一部分的华人、华商已加入所在国的国籍，融入所在国的社会和生活，生活习俗与信仰与所在国大同小异，同时，他们仍不忘根本，仍坚守和代代相承中华的传统美德和观念。因此，他们的情感和心理既与所在国息息相关，同时又与祖国心心相印，因此，随着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启动，中国的政界、商界、企业界要走进东南亚，借助东南亚华人华侨的这一载体，是可以缩短中国与东盟各国、各民族之间的心理情感距离的。如借助他们，可以便捷了解东南亚国家和民族的情感心理需求，借助他们可以促进中国与东南亚的人员互动，发展贸易往来。
而事实的情况是，近年来的东南亚各国政府与中国政府都把华人、华商视为彼此商业往来的重要纽带，华侨华商往往成为政府的特使，先行于中国与东南亚的各国政府之间，联络彼此的感情，促进彼此的相互了解，从而形成这一地区既独特而又富于人情味的外交情境。如当政治家、商界精英们汇聚一堂的时候，他们喜欢制造一种血浓于水的亲情情境，喜欢在一种彼此可以称兄道弟的气氛中磋商政治和商贸，从而大大地冲淡市场文化所特有的诡诈和欺骗，最大限度地挖掘神秘市场所蕴藏的无限商机。如1999年11月28日，国务院总理朱镕基应邀出席在马尼拉举行的第三次东盟——中日韩（10＋3）以及中国东盟（10＋1）领导人非正式会晤，在这前后又应邀访问马来西亚、菲律宾、新加坡和越南4国。在很多场合， 朱镕基总理都称这次的东南亚之行是“走亲戚”；2004年9月2日，温家宝总理在中南海会见泰国总理他信时也指出，中国与泰国是“亲望亲好”的“中泰一家亲”等。而东南亚的新一代领导人也喜欢与中国攀亲结友，如泰国总理他信、新加坡总理李显龙、印尼总理瓦希德等都承认与中国的血缘关系。其中的泰国总理他信·西那瓦——一位来自泰国北部清迈的客家人——不论是在泰国政坛还是在巩固与北京的良好关系过程中，向来都不避讳其中国血统。在他的领导下，泰籍华人加快了融入当地社会的步伐，在商界和政界自称“泰籍华人”。同样，在马来西亚，该国政府也不断寻求加强与北京的经济、政治联系。阿卜杜拉·巴达维总理2004年为纪念中马建交30周年访问北京时，带去了一个非常庞大的代表团，而这个代表团的成员大部分是华侨和华商。另外，在马来西亚，华裔华商被马来人敬奉为企业家的典范，本土马来西亚商人更是频频通过华人华商而得以加强与北京的关系，而北京也大力鼓励马来商人直接与中国往来；在印度尼西亚，华人正从种族骚乱中逐渐恢复过来，从2003年开始，中华民族的传统节日——春节被定为印尼的公共假日，雅加达唐人街成为每年春节举行盛大庆典的地方，同时也成为当地政界、商界、企业界情感沟通与交流的重要场地。
可见，东南亚华侨根深蒂固的中国根情结以及他们在经济政治地位上的不断提升，使他们越来越成为中国与东盟外交舞台的宝贵资源，越来越成为引领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走向发展与繁荣的领头羊。因此，东盟情境下的华侨、华商，是东盟各国借助中国的“各平崛起”而搭乘中国经济快车的桥梁，同样，也是中国政界、商界、企业界走进东盟，开发东盟市场的有利合作伙伴和向导，因此，借助他们，不仅可以缩小中国与东盟的外交距离，同时，更能够缩小中国与东盟国家之间的情感、心理距离。而只有情感和心理距离的接近，将近20亿人口的大市场才能找到生产与消费，安全与财富的绿色通道。
2.借助壮侗语民族，建构中国与东盟的文化认同意识
据统计，目前全世界共有9000多万人口操壮侗语，主要分布中国与东盟之间的23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其中，约有2319万分布在中国， 主要分布广西壮族自治区及云南、贵州、湖南、广东四省，包括壮、布依、傣、侗、水、仫佬、毛难、黎等8个民族。另外，约有7000多万分布东南亚的泰国、老挝、越南、缅甸、 印度等国。据专家考证，中国操壮侗语诸民族与东南亚操壮侗语诸族群如泰国的泰族、越南的岱依族、依族、泰族、高兰及老挝的主体民族老龙族、缅甸的掸族、柬埔寨的普侬族、泰族、老挝族、印度的阿洪人等为同根生民族，他们的共同祖先为古代百越族群中的西瓯人⑨。
当前的学术界多从“文化圈”角度阐述中国南方民族与东南亚、南亚各族群的文化联系，曾形成“东南区文化说”（林惠祥）、“东南亚古文化区说”（美国的克娄伯）、“环太平洋文化说”（凌纯声）、“原越文化”论、“泛越文化论”等等之说。这些学说的理论和见解虽不尽相同，但认为在我国长江以南直至东南亚的广大地区，客观地存在着一个文化同质现象的基本观点是基本一样的。如20世纪50年代的林惠祥教授就通过史前时代的考古实物研究，认为有段石锛和几何印纹陶是我国古代南方与东南亚地区的新石器文化特征；台湾民族学家凌纯声在著名的《南洋土著与中国古代百越民族》一文中指出，南洋的原住民和中国南方的百越人有着亲密的系裔关系。文中的南洋包括菲律宾、婆罗州、西里伯斯、摩洛加、帝汶、爪哇、苏门答腊诸岛、马来半岛、中南半岛以及马达加斯加岛的一部分；另一民族学家巴斯田对南洋土著的研究结果认为，今日菲律宾、中国台湾、东印度群岛、阿萨姆及中南半岛等仍保持着古代百越诸如嚼槟榔、祭献牺牲、织彩布、戴梳、纹身等共同文化，这些文化特质组成的东南亚古文化总称为东南亚古文化圈；近20年来，广西考古学界对平果、田东、百色、田林等县（市）境内右江河谷的旧石器文化遗址的考古研究发现，百色早期的旧石器文化与中南半岛的缅甸、泰国、越南、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菲律宾等国发现的同类文化特征相近，为此，学术界断定广西百色早期的旧石器文化与中南半岛的缅甸、泰国、越南、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菲律宾等国发现的同类文化，其总体上属于一个文化系统，是两者早期旧石器时代便有了文化上的传播关系的结果。而对史前时代的文化传播及其彼此的传承关系的研究又进一步发现：是壮侗语民族及其先民们最早开发了东南亚地区，缔造了该地区的史前文化和青铜文明。其中，含手斧砾石工具——有肩石器——铜鼓这一文化脉络的缔造者，主要是壮侗民及其先民所缔造。这一文化脉络恰恰是东南亚地区历史文化的精髓。⑩
也就是说，壮侗语民族文化在东南亚地区不仅历史悠久，而且具有杰出的代表性意义。也因为如此，有学者认为，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构建，事实上也是区域性乃至世界性的壮侗语民族的历史文化关系的回归，这种回归有利于建构中国与东盟之间的文化认同意识，有利于促进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设与繁荣。其中，由温家宝总理亲自宣布的中国—东盟博览会永久落户广西壮族自治区的首府南宁，就标志着中国壮侗语民族已历史地被推到了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设发展的时代前沿。并由于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这一市场空间所特有的、鲜明的地域性、文化性特点，决定了中国政府在推动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设、发展过程中，必须努力寻求并着力营造彼此之间可以共享的文化空间，以实现彼此之间的文化对接或文化认同。而与中国—东盟博览会同时举办的南宁国际民歌艺术节、东南亚风情夜等，正是永恒的经贸主题下中国与东盟可以共享的文化空间的具体展示。
其中，考察已顺利举办两届的中国—东盟博览会及近两年的南宁国际民歌艺术节，我们不难发现，中国的壮侗语民族无论是占据前台唱主角，还是占据后台唱配角，都得天时地利人和，壮侗语民族“以歌会友”的传统，在这一系列的活动中发扬光大。其中，“南博会”虽是国际商品贸易的大舞台，但其中的人文氛围带有明显的壮侗语民族传统文化的色彩，如展厅中悬挂的壮侗语民族团结友好象征的绣球，礼仪小姐统一的壮侗语民族的传统服装等等，既让来自东南亚各国的嘉宾感到亲切，同时，也让来自中国各地的商家、企业家感到喜悦，更让中国的壮侗语民族感到自豪。还有，在南宁国际民歌节上，曾在壮侗语民族中千年传颂或歌唱的民歌、神话和史诗等，如刘三姐电影中的“多谢歌”，往往被当成舞台的构成要素，一幕又一幕地引领出东南亚丰富多彩的民歌、音乐、舞蹈、戏剧等，引领出中国56个民族博大精深的文明与创造，因此，借助中国—东盟国际博览会、南宁国际民歌节等可以让壮侗语民族的文化精神传遍东南亚，让东南亚各民族通过博览会等一系列的活动听到、看到、感受到各自民族文化的存在和力量，并借助壮侗语民族促进中国与东盟的社会认同、文化认同，从而使得中国与东盟的商贸洽谈能够在壮侗语民族“以歌会友”的友好气氛中顺利进行。
也就是说，中国壮侗语民族正日益成为新时期中国文化经贸发展战略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日益成为中国商机对接东盟、文化对接东盟的使者和桥梁。因此，借助壮侗语民族，有利于建构中国与东盟的文化认同意识，有利于促进中国与东盟的经贸繁荣。
三、加强经济外交与文化外交，以缩小中国与东盟之间的行政或政治距离，借助壮侗语民族，增进中国与东盟的地区和谐、稳定与繁荣
2004年8月，胡锦涛在中国外交部第10 次驻外使节会议上提出要加强经济外交与文化外交，以推动和实施“引进来”和“走出去”相结合的对外开放战略。2005年10月，有90位中国驻外大使、参赞、总领事被招回国，参加前往浙江、河北、深圳的调研，以便利用外交资源和手段为中国企业的“引进来”和“走出去”提供帮助。这些清楚表明，我国外交传统上的“重政轻商”习惯正悄然发生着变化，经济外交与文化外交正越来越成为新时期中国外交工作的重心。在这样的前提下，改变中国历史上“厚往薄来”的外交习惯，有利于缩小中国与东盟各国之间的行政或政治距离，借助壮侗语民族，也有利于中国与东盟之间的和谐、稳定与繁荣。
1.加强经济外交与文化外交，可以缩小中国与东盟各国之间的行政或政治距离
东南亚国家的政治体制多种多样，当今世界的基本政治体制类型都可以在东南亚找到。其中，越南、老挝的人民代表制；新加坡、东帝汶的议会共和制；印度尼西亚、菲律宾的总统内阁制；泰国、柬埔寨、马来西亚和文莱的君主制；缅甸的军政制为东南亚最为典型的五种政治体制类型。
按照潘克·基默威特的理论，有共同的历史和政治联结的殖民地和殖民者间的关系可将彼此之间的贸易量提升900％，关税优惠措施、共同的货币和政治同盟，也分别可以使贸易量增加300％。这样，曾先后影响过东南亚的殖民势力， 他们在东南亚留下的政治遗产无疑会成为他们与东南亚各国进行商贸活动的政治纽带，依赖于这一纽带的联结和作用，可以增加他们在这一地区的贸易量。如美国在东南亚进行的殖民统治及其留下的政治遗产，思想体系和政治制度，至今仍深刻影响东南亚，其中，菲律宾两党制、总统制就带有深刻的美国政治的牌号和印记，而与此相对应的，一直以来，美国是菲律宾及东南亚的第一贸易对象国。同样，曾在东南亚有过长期殖民统治历史的日本，其对东南亚的经济影响很大，日本商品在东南亚大有市场，是东南亚最大的贸易伙伴国之一。也就是说，美国、日本、葡萄牙、西班牙、荷兰、法国等东南亚的前殖民者都有打开东南亚贸易之门的政治基础，而目前东南亚跨国跨区域的国际贸易倾向于欧盟及日美便与这种政治上的联结密不可分。
新中国成立后，由于冷战时代的种种原因，中国与东南亚的一些国家曾一度疏远，甚至还出现过误解、猜疑乃至冲突和对抗，以至中国与东盟的自由贸易区虽已建立，相关的优惠政策也相继出台，但东南亚在许多中国人的心目中仍是一片神奇莫测的国土，至今许多中国人包括政府公务员、商人、企业家等大多还不了解东盟各国的政治权力结构、政府运作方式、政治制度模式、政党制度特点、政治发展脉络等，因此，也就无从了解东盟各国的社会经济发展方向、道路选择和政策举措，由此形成的距离因素就必然会对中国与东盟各国的政策制定产生不利的影响。另外，加上言语不通及由风土人情、礼仪信仰、政治、经济和文化等等而形成彼此间的文化心理距离，使有能力投资东盟市场的中国商家和企业，因过于谨小慎微或不明情况太多而很难在东南亚的市场上抢占先机，大展宏图。
以上说明，除了美国、日本及前殖民帝国在东南亚的政治影响及东南亚政治类型的多样化必然会加大中国与东盟之间的行政或政治距离外，冷战时代留下的政治遗产也会加大中国与东盟各国之间的政治或行政距离。而这些距离肯定不利于中国与东盟互惠互利原则下的各种市场运作机制的形成，不利于各种规则和制度的安排，当然也不利于商家的运筹帷幄，决战千里。
也就是说，目前影响中国驰骋东盟市场的重要因素并不是中国缺乏资金、经验、胆识和勇气，也不是中国与东盟高层的战略决策及区域发展思路有何不妥，而是由于中国与东盟之间的距离因素及其所导致的风险和成本，让不少商家和企业不可预测地在东盟市场上遭遇困难和危机。特别是随着中国“引进来”和“走出去”相结合的对外开放战略的实施，中国企业的“走出去”正遭遇来自国际各种力量前所未有的阻力，贸易摩擦、贸易壁垒、涉外诉讼、反倾销、政治安全风险等无处不在。
为迎接挑战，中国面向东盟、面向世界的外交重心必须由过去的“重政轻商”逐步向为商家推介，为商家服务的轨道上来，逐步向文化的对策或文化的战略转变上来。而值得注意的是，东盟国家已率先实现了这样的外交转移，如被学术界广泛关注的“东盟方式”是东盟国家合作的基础和动力，被认为“是东盟独特的组织文化”（阿米托夫·阿查亚）、“东盟的外交与安全文化”（哈克博士），是“东南亚国家领导人对威胁的根源认识导致了他们把经济合作作为东盟的主要职能”(11)，但不管怎样，其核心价值就是安全与财富，并在此引导和支持下，商家出身的泰国总理他信，可以在许多外交场合坦言他领导的政府要为本国的经贸服务，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则坦言自己是“国家的首席推销员”。
也就是说，要缩短中国与东盟之间业已存在的政治或行政距离，加强经济外交与文化外交固然是根本的途径或方法，但在具体运作过程中，则首先应该解决政府的角色转型问题，不仅要求中国驻东盟的外交家、中国对接东盟的政府职能部门等能够及时地为中国的商家或企业提供有关东盟的政府运作方式、政策举措等的基本情况，同时，还能够提供有关东盟各国的项目信息、合作伙伴信息等的资源，并在文化吸引和经济互动的双向选择中，推动中国—东盟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繁荣。
2.借助壮侗语民族，可以增进中国与东盟之间的地区和谐、稳定与繁荣
由于语同源，族同根，地理上又连成一片，历史上的中国壮侗语民族与东南亚的泰、老、掸、岱、侬等民族不仅文化血脉息息相通，而且曾在历史上成为中国与东南亚经贸往来的重要使者或桥梁。
如据史书记载，广西壮侗语民族的先民百越人自古“陆事寡而水事众”，人民以善舟楫而著称，其经济活动很早便与东南亚发生联系，也很早便成为中国产品走向东南亚或东南亚物品走向中国的桥梁或通道。如早在公元前十一世纪的西周时期，岭南越人便已经从合浦或北部湾沿岸利用海流航海到今越南一带，到汉代，岭南越人不仅以合浦珍珠及其他奇珍异宝闻名中原，同时以合浦港为始发港成为中国联结东南亚海上朝贡的重要通道。依托这一通道，东南亚各国的白雉、白菟、生犀、大象等才可以源源不断地在中国南海岸登陆，再通过内陆的水路、陆路运送到中原，进贡给历朝历代的皇帝(12)。同时，大量的考古证明，古代越人政治经济文化的腹心地带合浦、徐闻是两汉海上丝路的始发港，合浦、梧州、贵港等为当时中国海上丝路的重要商品集散地。
以上说明，事实上开始于中华帝国与东南亚“朝贡体系”的建构，是中华帝国与东南亚朝贡贸易的纽带，而连接这条纽带的中间环节就是壮侗语民族的先民，他们既是这条通道的开拓者，同时也是中华帝国与东南亚友好往来的重要使者。
而历史进入二十一世纪后，地处祖国南疆边陲的中国壮侗语民族传统的经济社会发展模式——边陲与中心、国家主体民族与少数民族之间的互动发展关系模式正在悄然发生着变化，并日益朝着边陲与中心，边陲与东南亚的三向互动发展方向拓展。如边贸的发展，边民社会文化的进步，具有亲缘关系的跨国民族之间的合作、交流，等等，都标志着这种转型的发生和发展，并为壮侗语民族走上中国与东盟交流合作的前台地位提供了前提和条件。其中，东盟博览会永久落户南宁以及广西举全区之力对东盟博览会的承办、广西政界、商界、企业界频繁组团赴东南亚各国进行的友好访问及进行的各种商品推介会、广西渐渐融入珠三角经济区、广西正在积极推进的“两廊一圈”建设等，都事实上在传递着中国对东盟的善意与诚意，是中国与邻为善，以邻为友的外交政治的体现，同时，拉近了广西与东盟，东盟与中国的政治距离。
以上说明，中国政府有必要立足于壮侗语民族与东南亚民族的地缘、亲缘优势而加强与东南亚各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往来，有必要继续打造具有鲜明地域民族特色的中国—东盟经贸文化交流平台，并依托这一平台，继续促进中国与东南亚各国的物流、人流，继续促进中国与东盟在教育、旅游、科技、文化产品等领域的交流与合作。
四、增强中国文化力，实现文化对接东盟；借助壮侗语民族，缩小中国与东盟之间的地理文化距离
美国的历史学家戴维·兰德斯在其著名的《国家的穷与富》一书中也指出：“如果说经济发展给了我们什么启示的话，那就是文化乃举足轻重之因素”。而相关的一些研究表明，在当今激烈竞争的国际经贸舞台上，许多国家都程度不同地以自己的文化观念影响着国际的经贸关系，以自己的文化力吸引人们的注意力，从而给消费行动带来影响。如美国的麦当劳、可口可乐等在全球的泛滥就与美国电影电视节目的全球转播及其美国式的自由、民主价值观的全球性扩散有关。也就是说，文化与国际市场的竞争之间存在着某种神秘的天然联系，这种联系既可促进也可降低各国商品的国际流通渠道，同时决定市场的利润和前景。
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恢复中国在东南亚的文化地位和影响，可以增强中国文化力，借助壮侗语民族，可以缩小中国与东盟之间的地理文化距离。
1.恢复中国传统文化在东南亚的地位和影响，可以增强中国文化力，实现文化对接东盟
历史上，中国传统文化在东南亚的地位和影响非常大，主要表现在：一是东盟各国大多与中国同处“中华文化圈”、“汉字文化圈”、“儒家文化圈”；二是东盟10国各具独特鲜明的文化特色，但其中的一些文化元素与中国相同或相近；三是东南亚与中国的邦交关系源远流长。
但由于鸦片战争以后的国弱民贫，中国曾一度失去亚洲文化大国的地位，当然也失去了在东南亚地区的文化影响力。而随着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构建，恢复并提升中国文化在东南亚国家中的地位和影响，成为历史的必然与时代的需要：
首先是历史的必然。翻开中国与东南亚的历史，我们不难发现，中国与东南亚国家的政治连结源远流长：在古代，中国曾通过“朝贡体系”建构邻国间的安全秩序，其中与东南亚国家“朝贡体系”的建构起码始于汉代，据史书记载，两汉时期，今东南亚印尼爪哇一带的“叶调”曾派使者访问中国汉朝皇帝，今缅甸一带的“掸国”曾向汉王朝进贡牛和大象，还在汉朝宫廷演唱秦他们带来的掸国国乐。汉武帝时，“部尉东南，兼有黄支。连缓耳，琐雕题，摧天督（天竺），牵象犀，椎蟀蛤，碎留璃，甲瑇瑁，觜觿”(13)。到唐宋，这种往来更加频繁，据《宋史》记载：“岭南平后，交趾岁入贡，通关市，并海商人浮泊贩易外国物”；到明代，这种朝贡体系随着郑和下西洋而得到进一步的巩固和发展。这种渊源于历史的政治连结无疑是中国打开东盟市场的一道方便之门。
其次是时代的必然。我们知道，二十世纪的80～90年代，东南亚经济、社会、文化全面繁荣，很多学者认为其背后的文化支撑就是包含儒家文化价值观在内的亚洲价值及其与这些价值观相关的知识传统和社会传统。如1982年由美国人弗兰克·吉布尼出版的名为《日本经济奇迹的奥秘》中就提出儒家资本主义的概念，并认为儒家学说是一种感化人心的哲学，是没有个人崇拜，并强调人与人之间和谐的哲学，并认为“这种思维方式渗透在日本的企业界之中”，并把日本的“经济奇迹”与“四小龙”的发展统统归功于儒学，并由此高喊儒学加西方的民主和科学就是现代化的口号。
当然，弗兰克·吉布尼的思想有点偏颇，但中华传统所强调的“和”，所倡导的“不偏谓之庸”，“叩其两端，允执其中”的“中庸”之道，确实能给当今混乱的世界以启示，特别是给由极端主义、恐怖主义所造成的世界混乱与经济衰退的启示。或许正是这种启示，才使得中国在世界中的政治、经济地位不断地得到提升，才使得恢复中国在亚洲中的文化大国地位的呼声日甚。如日本早稻田大学名誉教授依田熹家最近就日本社会发展所证明的“文化的普及是经济发展的基础，而不是相反”的事实对中国当前的经济热，文化冷而提出批评：“现在经常听到中国要成为经济大国的声音，而要使中国成为文化大国的声音则极为弱小。正在发展中的亚洲其它国家和地区，只要其经济获得某种程度的发展，就可以获得世界的称赞。但是，中国的情况不一样，只强调经济发展是不够的。从历史的角度看，中国理所当然应是一个文化大国，因此，我认为中国的未来，应该恢复亚洲文化大国的地位，如何实现这一目标，是值得我们研究的最大课题”(14)。
也就是说，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构建，急待文化的主导与参与，在这个过程中，中国的政界、商界、企业界都有责任和义务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进行科学的阐述和演绎，并有效地应用到以经贸为主题的各种事业上来。
2.借助壮侗语民族，可以缩小中国与东盟之间的地理文化距离
中国幅员辽阔，由此形成的地理因素也会影响到由内地流通到东盟各国的商品运输成本、服务成本，影响跨国间的资金流动。而地理因素由自然地理因素、人为地理因素组成，自然的地理因素包括中国与东盟各国所间隔的英里或公里数，国内到东盟各国边界的平均距离，国内通往东盟各国的内河航道和海洋路径及其地形等，人为的地理因素包括中国与东盟各国之间的交通、通讯、基础设施等。
广西地处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中心位置，东邻粤港澳，南濒北部湾，背靠大西南，面向东南亚，是中国惟一与东盟国家既有海上通道又有陆地通道连接的省区，拥有637公里的边境线和1595公里的海岸线，在边境地区拥有国家一类口岸5个，地方口岸7个，边民互市点25个。与此同时，广西拥有丰富的矿产资源、水能资源、农林资源、药物资源、海洋资源、旅游资源和港口资源，享有民族区域自治政策、西部大开发政策、沿海和边境地区开放政策等多种优惠政策。这些自然地理上的、政策上的优势，可以便利地为包括泛珠三角经济区在内的全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提供走向东盟的服务平台，依托这一平台，中国企业可以通过广西的港口优势、边境优势、资源优势、政策优势等，进行以广西为中转站或以广西为根据地的进口与出口，投资与引资，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展销推介与专题论坛，经贸活动与文化交流，区域合作与贸易自由化、投资便利化等等，从而使得汇聚来到广西的国内外商家、企业、资金、信息等，顺利实现借道广西走向东盟、走向世界。
将来，随着《广西参与大湄公河次区域合作方案》和《广西参与中越“两廊一圈”经贸合作方案》、《广西口岸发展“十一五”规划》等一系列重大规划方案的实施，中国与东盟的跨国运输和通讯网络的便利化及可以共享的一体化新型社区都将由蓝图变为现实。到时候，以广西为中枢的面向东盟、面向世界的人流、物流、服务、运输等都可大大降低成本，从而大大降低中国与东盟各国之间的地理文化距离，从而促进中国与东盟之间的经贸往来和经济繁荣。
综上可知，区域性、世界性的自由贸易既需要市场的造势与推介，更需要文化的引力和助力，文化既是商机，也是财富。
注释：
① 本文为唐文琳教授主持的广西大学重点课题《广西与东南亚经济文化互动关系研究》阶段之成果；
② 《谁说距离不是问题——哈佛学者探讨影响国际经贸四因素》，《参考消息》2001年12月3日第四版；
③ 《文化将带给世界无限商机——访世界华商总会执行主席廖俊侨》，《参考消息》2005年10月13日；
④ 《文化力推动新经济》，转引自《参考消息》2004年10月7日、10月8日；
⑤ 李辰阳《中国—东盟自贸区发展解析》，载《参考消息》2005、6、16第13版；
⑥ 饶志明，《东南亚华人财团的地位和作用分析》， 《华侨大学学报（哲社版）》1999年第1期；
⑦ 叶祥松，《略论东南亚华人经济》，《当代亚太》，2001年第8期；
⑧ 王琛发，《西方信仰与东方习俗的交谈——对19 世纪槟榔屿客家天主教历史的文化考察》，《孝恩杂志》2004、12，下载网站：www.xiao.en.cultural.
⑨ 郑超雄《壮族与东南亚文化渊源关系的考古学分析》，载《壮学首届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覃乃昌、岑贤安主编，广西人民出版社，2004年4月第1版；
⑩ 郑超雄《壮族与东南亚文化渊源关系的考古学分析》载《壮学首届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广西民族出版社2004年4月版；
(11) 王子昌《文化认同与东盟合作》，《东南亚研究》2004、5，第29页；
(12) 参考刘明贤《“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探索开通和发展》，载《广西环北部湾文化研究》，潘琦主编，广西人民出版社，2002年9月第1版；
(13) 《后汉书》卷八十上《文苑传》桂笃《论都赋》；
(14) 引自日本早稻田大学名誉教授依田熹家的《中国极待恢复亚洲文化大国的地位》一文，原文载《社会科学报》（上海）2005年11月3日第6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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