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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否定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成为一种时髦。各种论调之中，有一种是说毛泽东“染上过民粹主义色彩”。如今，一位史学界、理论界的权威人士也加入了这类指责的行列。他所持的一个论据是：“人们被要求相信，从民主革命胜利后的第一年起就开始了社会主义革命的进军步伐”。“这样的认识不符合于实际，这样的实践只能有害于社会主义”。这就是说，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结束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开始，这个曾经指导了我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科学论断是错误的，是“民粹主义”的。这是个重大理论是非问题，在我们即将迎来建国五十周年之际，尤其显得重要，不可以不辨别清楚。
从提出这个责难来的权威人士最近的言论看，他是推崇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的，据他说：“对毛主席的新民主主义的思想，我以为研究得还不够。”但是，他恰恰忘记了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必须衔接的论述。毛泽东说：“两个革命阶段中，第一个为第二个准备条件，而两个阶段必须衔接，不容横插一个资产阶级专政的阶段，这是正确的，这是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发展论。”既然“两个阶段必须衔接”，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结束即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开始，这难道不是天经地义？它又何错之有？
这位权威人士把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的正确论断同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错误路线混为一谈。他说：“经过这次失败（按：指大革命失败）后的中国共产党人在30年代初改变看法，认为革命胜利一旦到手时应立刻就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而且他们在民主革命阶段，已经采取一般地反对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的步骤。”他说，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在建国后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理论和实践“近似于”上述主张。这种类比十分荒唐。我们知道，在王明之前的李立三，就曾经主张革命如果在一省与几省首先胜利，便要“没收中国资产阶级的工厂、企业、银行”，因为“资产阶级已经是反动联盟的一部分”。王明的错误路线是上述主张的进一步发展。他们不去占领反动统治相对薄弱的农村，而企图实现一省或数省的首先胜利，这本来就是冒险主义。更何况即使实现了一省或数省的首先胜利，也根本不是民主革命任务的完成，此时就要消灭资产阶级，显然是指望把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毕其功于一役”，完全混淆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界限，这种做法给中国革命造成严重损失，实乃势所必然。这些历史事实告诉我们，否定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相互衔接是错误的，否认二者之间的质的区别也是错误的。
但是，王明等人的错误路线与毛泽东的正确主张又有什么“近似”之处呢？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提出新民主主义的理论，严格区别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界限，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不仅没有把民族资产阶级当作革命的敌人，还把他们当作革命的同盟者，同他们长期保持着统一战线的关系。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国革命进入社会主义阶段以后，这种统一战线的关系也没有破裂，对于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是在统一战线的范围内，采取一系列过渡形式和平地实现的。这完全体现了不断革命论与革命发展阶段论的辩证统一，并且使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早就提出的用和平赎买的方式把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私有制改变为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天才设想变成了光辉现实。这难道还不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伟大创举吗？可见“近似于”之类的说法纯属无稽之谈！
所谓“民粹主义”的责难无非是说我国生产力发展的水平不高，社会主义改造搞早了，搞糟了。诚然，当时我国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远远落后于西方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但是不容否认的是，我国已有相当的社会化的生产力，正是这些社会化的生产力要求社会化的占有方式。回顾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当150年以前《共产党宣言》发表时， 马克思、恩格斯所在的德国，社会化大生产的比重也不大，工厂工人人数只有70多万。但是，马克思、恩格斯说：“德国的资产阶级革命只能是无产阶级革命的直接序幕。”这就是说，像德国这样的国家，如果民主革命取得胜利，无产阶级应该紧接着搞社会主义革命，而不是等资本主义高度发达以后再搞。看来，提出所谓“民粹主义”责难的人还没有把马克思、恩格斯称为民粹主义者，那么，为什么将马克思、恩格斯的科学预见付诸实践并取得伟大成功的毛泽东却被指责为“染上过民粹主义色彩”呢？这站得住脚吗？
提出所谓“民粹主义”的责难的人，大概也不反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吧！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实践的结果是，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 也就是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期间， 工业总产值增长128.3%，平均每年递增18%，其中生产资料生产增长210%，平均每年递增25.4%，消费资料生产增长83%，平均每年递增12.9%。工业生产取得的成就远远超过了旧中国的100年。全国物价基本稳定， 居民平均生活水平提高了三分之一强。这难道不是社会主义改造取得伟大成功的有力证明吗？
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迫切任务，不是什么反对“民粹主义”，而是反对庸俗的生产力论。1977年10月15日，邓小平在会见加拿大麦吉尔大学东亚研究所主任林达光教授和夫人陈恕时曾经指出：“列宁在批判考茨基的庸俗生产力论时讲，落后的国家也可以搞社会主义革命，我们也是反对庸俗的生产力论，我们采取了和十月革命不同的方式，农村包围城市。当时中国有了先进的无产阶级的政党，有了初步的资本主义经济，加上国际条件，所以在一个很不发达的中国能搞社会主义。这和列宁讲的反对庸俗的生产力论一样。”遗憾的是，在这番谈话之后二十多年，庸俗的生产力论竟然大肆泛滥。现在甚嚣尘上的论调是，没有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就甭想搞社会主义。据说，苏联的演变和解体，其源盖出于此。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重温邓小平的这番论述，感到多么亲切啊！
讲历史从来都是为了现实。大讲“民粹主义”不过是说明社会主义此路不通，中国的唯一出路是退回去搞资本主义，至少是退回去搞新民主主义。发表此类言论的人，根本不承认在近代中国的具体条件下，中国人民可以不经过资本主义充分发展阶段而走上社会主义道路，根本不相信我们可以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去实现别的许多国家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完成的国家工业化和经济现代化的任务。难道我们能够依着他们吗？不能！一部中国近代史已经充分证明，资本主义救不了中国，只能使中国沦为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附庸，受人剥削，任人宰割。退回到新民主主义去行吗？也不行。早在1984年10月，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就曾经向全世界庄严宣告：“坚持多种经济形式和经营方式的共同发展，是我们长期的方针，是社会主义前进的需要，决不是退回到建国初期那种社会主义公有制尚未在城乡占绝对优势的新民主主义经济”。这个宣告至今并未过时，因为如果丧失了社会主义公有制的绝对优势，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制度、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和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作用便会随之失去自己坚实的经济基础。当年我们不正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才从新民主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的吗？怎么能轻易地放弃社会主义，倒转身去走回头路呢？因此，为了澄清是非，明确方向，我们应当重提邓小平在二十多年前所说的反对庸俗的生产力论，并密切联系现实加以展开，这实在是理论工作的当务之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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