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别与发展研究：起源、理论和方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起源论文,性别论文,方法论文,理论和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C913.6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3698(2009)06-0013-06
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改革开放的进程，发展研究与女性/性别研究逐渐在中国兴起，这两个领域共同关注相同的问题，即妇女发展和性别平等。一方面，在微观层面的发展项目中，相同的问题将两个领域紧密结合在一起，不仅各类国际机构在华援助的众多项目在执行过程中特别强调妇女与性别，而且，各级政府和相关部门的扶贫、创业和再就业、健康促进和教育培训等项目，许多纳入其发展规划的活动也越来越关注妇女群体；另一方面，在宏观层面，作为监测和评估国家和地区妇女发展和性别平等的全球标准，国际发展领域通用的性别平等指数、性别赋权尺度和千年发展目标，其生产、使用和改进的过程，正是推进妇女发展和性别平等的进程。正是来自于这两个层面的动力，性别与发展研究在中国快速成长，现已成为女性/性别研究的重要分支。
作为一个学术分支领域，性别与发展研究已出现在《中国妇女研究年鉴》中[1]，也已在一些大学中列入学位教育的研究方向。[2]然而，与此同时，无论是作为一个概念还是作为一个学术分支领域，国内女性/性别研究的学者对它的理解差别很大，即性别与发展研究本身还有许多问题值得探讨，且鲜有这类讨论。笔者认为，性别与发展研究有其深厚的国际背景，在妇女/性别研究领域具有相对独立的理论形态，也有一套有别于其他分支领域的方法。在此，仅在国际背景下，探究其发生和成长的历程，分析其理论形态，讨论其研究方法。
一、性别与发展研究的源流
性别与发展研究源于国际社会发展观的变化和全球妇女运动。20世纪后半叶，随着经济、政治和文化领域全球化特征日益显著，人类发展观从以GDP增长为核心的发展观转变为以人为本和可持续发展观。人类发展观的变化，促使国际社会高度重视妇女发展和性别平等，从联合国大会到各国首脑论坛，从国际公约到行动纲领，从各类国际机构的资助项目到国与国之间的相互援助，妇女发展与性别平等进入全球议程并成为国际事务中日趋重要的议题之一，逐渐形成为世界性的潮流。与此同时，妇女发展和性别平等潮流推动全球化沿正向发展。实现性别平等，促进妇女发展，男女两性平等地参与发展并从发展中受益，本是可持续发展的核心内容与终极目标之一。
20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初，人类发展观主要形式为“经济增长论”。在发展领域，它表现为以经济增长为中心的发展战略，这体现于联合国第一个十年发展规划(1961-1970)。事实上，以经济增长为核心的发展观，当时对促进经济增长、迅速积累财富起到了积极作用。但是，由于经济增长并不会必然带来收入分配的改善和社会结构的完善，不能反映技术进步的变化，也没有给人们带来所期望的福祉，相反，经济增长速度提高了，物质财富增加了，却造成了经济比例失调、贫富差距拉大、资源日益枯竭、环境日益恶化等严重问题。进入60年代，正当工业化国家陶醉于战后经济的快速增长和随之而来的“高消费”的“黄金时代”时，资源、环境、人口等社会、经济和政治问题日益尖锐和全球化。这类“人类困境”问题吸引了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在世界范围内出现了深层次的对人类发展道路和模式的反思、总结和探索。1962年，美国海洋生物学家蕾切尔·卡逊发表了《寂静的春天》，发出了关注环境污染的第一声呐喊；[3]1968年，“罗马俱乐部”开始探讨一系列关乎增长和决定人类命运的根本性问题，4年后，该组织提交的《增长的极限》对原有经济发展模式提出了质疑，书中以各种数据和图表有力地证明，传统的经济发展模式不但使人类与自然处于尖锐的矛盾之中，并且将继续不断遭到大自然的报复。报告也给出了一个激烈的解决方案：零增长。[4]零增长理论又被称为增长极限论，它认为：人口增长、粮食生产、投资增长、环境污染和资源消耗具有按指数增长的性质，如果按这个趋势继续下去，我们这个星球上的经济增长在今后100年内的某个时期将达到极限。尽管增长极限论被认为是悲观论，但这个论证为后来的环境保护与可持续发展理论奠定了基础。这是人类对今天高生产、高消耗、高消费、高排放的经济发展模式的首次进行的认真反思。
通过关注贫困问题、失业问题和社会不均等问题，人们开始反思对“发展”的理解。与此同时，国际社会总结联合国第一个十年规划的经验和教训，认为这个规划严重忽视了环境、资源因素以及社会发展的内容。联合国第二个发展十年(1971-1980)报告指出：发展已不再是单纯的经济增长，社会制度和社会结构的变迁以及社会福利设施的改善具有同等重要的地位。1983年联合国推出《新发展观》一书，提出了“整体的”、“综合的”、“内生的”新发展理论，此后在这一基础上逐步确立了关注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综合发展观。1990年，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年度报告中提出了以人为本的人文发展概念，发展研究开始关注人类自身，包括教育、识字率、健康和媒体等社会指标。人们对发展有了新的认识，即经济增长不等于社会发展，发展是经济社会各方面综合协调和可持续发展的系统过程。
在追求社会可持续协调发展的进程中，成为全球热点问题的不仅有政治、经济、科技环境等问题，以区域传统文化为主导的一些社会问题也成为全球的研究重点，女性/性别问题正是其中之一。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历史上形成的男女不平等现象与新滋生的男女不平等现象叠加起来，以牺牲妇女权益换取短期经济利益，妇女问题日益突出。随着人类发展观的变化，国际社会对于公平、公正、平等的呼声越来越高，妇女运动渐渐以全球化的方式推向前进。全球化的妇女运动主要表现为：其一，为消除经济全球化进程对妇女产生的不利影响，联合国相继通过了一系列国际条约，许多国家签署了《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的歧视公约》，并定期接受联合国妇女地位委员会的审议；其二，20世纪70年代以来，联合国先后召开了四次世界妇女大会，通过了一系列行动纲领，建立了一系列维护妇女权益的全球性标准；其三，进入90年代，妇女问题成为全球议程上日趋重要的课题，性别公正和妇女问题数次进入联合国重要大会、世界首脑会议的议事日程；其四，联合国不仅提出了一系列妇女发展和性别平等目标、指数，确立了监测性别平等和妇女发展的全球统一尺度，而且从1995年以来连续14年在《人类发展报告》中公示国别和地区监测结果，报告和评述全球性别平等和妇女发展进程；其五，“性别平等主流化”成为全球性战略和促进性别平等的战略行动；最后，大量的跨国和跨地区的非政府的妇女组织不断出现，这些组织利用高科技有组织地积极参与决策、参与发展进程。[5]简言之，促进性别公正和推进男女平等成为世界潮流，成为性别与发展研究的源流。
二、性别与发展研究的两种理论形态
随着第二波女权主义的高涨，联合国第二个发展十年规划把“将妇女全面综合到发展进程中”作为发展战略之一。然而，以怎样的方式、采取怎样的策略推动妇女发展，促进性别平等，成为不同的国家和地区共同面临的问题。30多年来，女性/性别研究领域和发展学专家学者在实践上和理论上坚持不懈地探索发展中国家妇女发展的政策和途径，性别与发展研究先后在理论和政策上出现了两种形态，这就是“妇女参与发展”(Women in Development，即WID)、“性别与发展”(Gender and Development，即GAD)。两者随着妇女运动、女权主义理论、发达国家对于发展中国家的援助理论的传播，以发展项目的形式被运用到受援国，并随着受援国妇女发展实践的进程而发展。
“妇女参与发展”盛行于20世纪七八十年代。在此之前，即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发展计划和项目从来没有考虑过女性。[6]在联合国的第一个发展十年间，埃丝特·勃斯鲁普(Ester Boserup)及其同事研究了发展中国家的经济与妇女之间的关系。1970年，她发表了《女性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一书，描述了殖民化和现代化如何使女性处于边缘化的过程，第一次用量化的方法将如下研究结果昭示世人：第一，妇女是生产劳动尤其是农业生产劳动的主体；第二，官方统计中没有反映妇女的作用，即社会忽视了妇女在经济方面作出的贡献；第三，妇女的劳动场所大多在家庭中或属于非正规就业部门，并以此作为“妇女参与发展”的基本假设。妇女参与发展认为，在发展中国家，妇女还没有充分参与现代化进程，妇女一方面在生产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另一方面却在殖民化和现代化过程中被边缘化，在这种状况下，妇女不可能在现代化或西化过程中自然而然地获得解放；同时，当时绝大多数国际援助发展项目并没有充分认识妇女的真实处境，在客观上忽视了妇女参与经济的重要性，因而没能在政策上和发展干预行动中有效地改变妇女的边缘化处境和阻止“贫困女性化”现象的蔓延。[7]因此，国际援助发展项目应该努力采取多种途径，充分发挥妇女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包括通过非正规的教育和培训来提高妇女地位。妇女参与发展主张用法律手段保护妇女参与发展，并强调项目工作人员中女性的比例，以便发展项目能更好和更多地关注目标人群中妇女的利益和参与。妇女参与发展主张通过福利途径来帮助发展中国家的贫困人口和贫困妇女，也主张利用效率途径来促进妇女发展。这即是妇女参与发展在各类发展项目中倡导和推行的公平途径、反贫困途径、福利途径和效率途径。在某种程度上，妇女参与发展采用的四种途径对于促进发展中国家的妇女充分参与并受益于发展过程(现代化进程)，取得了一定的效果。在联合国妇女十年期间(1975-1985)，不仅世界银行的重点项目开始关注妇女的基本需求，其他一些国际发展机构、一些国家的政府发展机构和非政府组织所资助的项目，在项目机构设置中也纷纷设立了妇女参与发展(WID)办公室。[6]
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一方面，发展概念的含义从经济增长扩展到了政治、文化、技术、资源与环境等不同的领域，国际社会越来越关注社会群体之间的平等和公平，包括性别平等与性别公平；另一方面，女权主义最重要的概念性别(Gender)在发展学领域普及开来。从事国际援助项目的理论和实践工作者，在接受“Gender”的过程中，通过对援助项目实施效益的反思逐渐认识到：现代化、发展以及社会变迁等进程，对于妇女和男性有不同的影响，进而将妇女与发展论题的视野，逐渐从单纯的妇女扩展到对于男女两性的社会关系以及影响两性关系的各种社会因素的分析。[8]在这个过程中，“妇女参与发展(WID)”过渡到“性别与发展(GAD)”。
“性别与发展(GAD)”是在社会主义女性主义对于WID的批评声中出现的。[9]社会主义女性主义认为，发展应当是全人类的发展，应当把人放在发展的中心位置，而不应当仅仅强调经济增长。为了达到男女共同发展，应当调整原有的社会性别结构。WID的缺陷主要如下，一是没有认识到劳动性别分工中的不平等，倾向于将妇女“带入”经济领域，而不是挑战在殖民化的过程中的劳动分工所分配给她们的角色；二是将工业化国家及其资本主义市场体系作为最优典范，漠视和贬低了发展中国家的本土的文化、政治体系和经济组织的价值，沿着这一发展途径，发展中国家的妇女被限定为没有批判能力的被动的群体；此外，从发展效率上看，如果劳动性别分工持续下去，不改变导致妇女相对于男性在地位和机会上处于不利位置的政治、经济、文化结构，WID也将受到限制。[6]
GAD认为，妇女对经济有贡献以及在发展中被边缘化，不仅是因为妇女没有充分参与发展，而且有更深层次的原因，即现存社会中存在着性别不平等的社会机制和文化因素。性别与发展研究的任务在于进一步揭示性别不平等的社会机制和文化原因，分析它们如何妨碍妇女参与社会发展，探讨应该以怎样的方式减少妇女发展的障碍。
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前期，卡罗琳·摩塞(C.Moser)及其同仁发表了多篇著述，在质疑WID的同时，阐述了GAD的理论和方法。首先，GAD从男女的社会属性出发分析性别关系，详细地考察了发展中国家妇女在家庭、社区和生产中的三重角色，同时考虑妇女的三重角色与男性角色之间的相互影响，即考虑性别关系的互动结构，由此提出了劳动的性别分工这一重要论题。[10]其次，GAD建立了两种性别利益和两种性别需求的概念，提出了如何满足现实性性别需求和战略性性别需求的策略，进而探讨了社会经济、政治以及文化如何决定男性和女性参与发展进程、如何影响男女两性获得和支配发展资源，探讨了男女两性如何从发展和干预行动中获益。另外，GAD注意到种族、阶级与性别之间复杂的互动关系，考虑到影响妇女生活的因素的多样性，从全球国际贸易体系到父权制在当地文化、政治以及经济上的具体表现形式。最后，也是最重要的，GAD把妇女视为积极参与者，在制定和执行法律、计划和政策过程不是被动接受者而具有能动性，因而GAD在方法上特别强调妇女赋权，以增强妇女的权力和能力。GAD的上述理论和方法，对国际发展援助机构，对于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妇女与发展实践，产生了深远的影响。1993年以来，国际发展学领域接受了GAD话语，如社会性别(Gender)、基层/草根(Grassroots)、赋权(Empowerment)、参与(Participatory)等。[6]
WID与GAD既相区别又密切相关。至今，在女性/性别研究和发展学领域，WID和GAD的区别已经比较明显，其中的区别主要停留在理论上和方法上，但是，在性别与发展研究的实践中，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工作者，难以把WID与GAD截然分开。在实际工作者看来，性别与发展项目从计划到执行再到监测和评估，往往同时混合使用WID和GAD的理论和方法，在这个过程中，两者的目标、途径和方法的界线往往是不明晰的。例如，在现阶段中国内地许多国际国内发展项目中，尽管项目目标一再强调Gender、性别平等和妇女赋权，但在项目执行过程中，WID的福利途径、反贫困途径和效率途径仍然占有重要位置，有时甚至是主要途径。实际工作者在操作中为了达到项目目标常常不得不调整项目执行方案，需要将WID和GAD方案混合起来揉在一起。①这种“混乱”的现象也许恰好表明：妇女发展和性别平等理论、道路和方式是多元的，发展中国家妇女对于发展道路的选择应该因时、因地制宜；在实践中坚持从本国本地区妇女现况出发来确定和执行妇女发展规划、政策和策略，既是从事妇女发展和男女平等工作的一个基本原则，又是性别与发展研究不断前行的内在动力。
三、性别与发展研究方法
近40年以来，在性别与发展研究领域，经过发展学和女性/性别研究领域的专家和学者的不懈努力，逐渐建立了一套方法，开发出一系列分析工具。研究者借助于它们，一方面可发掘出妨碍妇女充分参与社会的根源，寻找导致妇女处于不利地位的社会、政治、文化等结构性原因，从而制定出有针对性和实效性的促进妇女发展政策、策略和措施，另一方面可确保妇女发展和性别平等的目标和政策，在各类发展项目的计划、执行、监督和评估各环节中得以落实。
就方法论而言，性别与发展研究领域的一系列方法位于两个层面，一个是宏观层面的战略性方法，另一个是微观层面的具体方法。宏观层面的战略性方法是指性别平等发展实践中的两个“战略”：性别平等主流化和妇女赋权。这是两个沿着两条完全不同的路径却是同样重要的战略。性别平等主流化是指在法律、政策、计划和项目中自上而下地贯穿性别平等主线，妇女赋权则是指在制定和执行政策、计划和项目的全过程中，注重妇女的主体性和能动性，注重增强妇女的权力和能力；性别平等主流化强调政府、法律和政策对于妇女发展和性别平等的推动功能，妇女赋权则强调妇女草根或基层组织和妇女个体对于促进性别平等和妇女发展的能力、潜力和作用；执行性别平等主流化的自上而下的战略，能够强化各国和各级政府对于性别平等的责任，沿着妇女赋权的自下而上的途径，催生了大量的妇女非政府组织的产生和妇女“有组织”地普遍参与发展，而妇女非政府组织终将在全球的范围内实现结构的转换中发挥重要作用。[5]在1995年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上，性别平等主流化被联合国确定为促进性别平等的全球性战略。同时，《北京宣言》提出：妇女赋权是妇女发展的关键，是实现平等、发展与和平的基础。
微观层面的具体方法包括多种分析工具。首先是性别分析方法。性别分析方法作为一件分析工具，常常用来描述和分析熟视无睹的性别不平等现象背后的原因。20世纪80年代以来，性别与发展领域出现了多种性别分析框架，如四个哈佛分析框架、摩塞框架、社会性别分析模型等，以至今天，我们已经能够根据研究对象的特点以及研究目的，选择和组合自己需要的性别分析方法。其二是性别计划方法。在20世纪80年代，绝大多数负责发展计划的权威机构非常不愿意承认性别是计划的一个重要的因素[11]，到了90年代，人们逐渐认识到，为了实现事实上的男女平等，在发展规划和项目计划中采取性别计划方法是非常必要的，性别计划是帮助计划工作者将性别意识转化成实际行动的可操作性的工具之一。性别计划的主要目标是通过将计划过程性别敏感化(或对性别意识的强化)，实现性别公正。其三是性别统计方法。20世纪70年代以来，伴随着发展观的变化、社会指标运动的兴起和全球性别公正潮流，性别统计逐渐进入统计领域，并被纳入联合国社会发展目标的指标体系。[5]性别统计是以实现性别平等为目的，运用统计特有的方法和手段，描述、分析和测评男性和女性的社会参与、贡献以及社会性别差异，以期为政府决策和相关研究提供数据支持的一种基本方法。性别统计在性别研究以及发展政策的制定、执行和评估工作中，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最后是性别预算方法。性别预算又名社会性别敏感预算，它是指从性别角度出发，对政府的财政收入和公共支出进行分析，看它对女性与男性有哪些不同的影响。政府为了实现人的发展和男女平等，可借助性别预算方法作出哪些公共资源需要再分配的决策和决定。1995年，世界妇女大会要求各国政府展开性别预算，以求至少在公共资金的分配方面能够为男女平等做出一些贡献，加速男女平等的进程。
性别与发展研究的理论和方法广泛应用于性别研究和发展研究领域，体现于性别与发展项目的全过程。所谓性别与发展项目是指国际国内以促进妇女发展和性别平等为目标的各类发展项目。性别与发展项目是干预项目，如果以项目内容来分，性别与发展项目至少有如下几类：第一，援贫项目；第二，健康促进项目；第三，促进教育机会性别公正项目；第四，女童项目；第五，促进妇女参与决策和管理、提高妇女领导能力项目，以及其他类别。如果以项目目标群体分类，性别与发展项目有三种形式：第一种是妇女专有项目；第二种是妇女子项目，即综合项目中含有专门的有关妇女的项目内容；第三种是性别敏感型项目，其中，妇女可能是也可能不是目标群体，但该项目的全过程均贯穿性别意识。三类项目借助于若干工具，干预现实中性别不公正现象，改变妇女处于弱势的状况，在逐步满足现实性性别需求和战略性性别需求的过程中，实现性别平等和妇女赋权。[5]从微观层面上看，性别与发展项目是性别与发展研究的主要内容。
在中国，性别与发展研究伴随着中国妇女的发展和性别平等事业的成长，其中本土化的理论和方法的建立及完善尚需时日。性别与发展研究的学科建设工作，就社会环境而言，至少取决于以下四方面：中国现代化的进程和途径、中国社会男女平等理论和方法的建构、中国妇女运动的内容和形式，以及中国妇女群体的分层状况；就学术梳理而言，它需要女性/性别研究和发展学领域的研究者及时跟进，付出更多的努力。
注释：
①这是笔者多次参与国际国内发展项目的体会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