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再综合：从认知科学到聚合技术，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认知科学论文,技术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20世纪70年代中期建立的认知科学综合了哲学、语言学、心理学、人类学、计算机科学和神经科学。从科学发展上说它是一个新的科学研究框架和新的研究领域；从学科发展上说它是包含6大学科的文、理、工大综合的学科群体，近来有演变成为新的单一学科的趋势。
2000年，一个更大的综合科学研究计划诞生了，它就是聚合科技(Converging Technologies)，包括纳米技术(Nanotechnology)、生物技术(Biotechnology)、信息技术(Informational technology)和认知科学(Cognitive science)，简称NBIC。科学家称这4大科学技术将成为新世纪的带头学科，它们的能量聚合在一起，犹如一把利剑——称为“NBIC之剑”——它们将极大地提高人类生存发展的能力，甚至改变人类进化的方向。①
从认知科学到聚合技术，体现了一种不断综合的发展趋势。认知科学是文理工的大综合，聚合科技则是新兴科学技术的更大综合！
20世纪的特征是分析，著名哲学家怀特将它称为“分析的时代”。②在这个时代，各门学科对各自的领域进行条分缕析的研究，科学分工和学科划分越来越细，科学家和人文学者的知识程度越来越深，但知识范围却越来越窄。在分析的时代，我们产生了很多学有专攻的科学家和学者专家，他们在各自的领域取得突出的成就。20世纪，人类完成了上天入地、遨游太空的伟业，科学技术主要是技术已经成为20世纪的主宰。在这样的时代，我们却缺少了对人类来说更为重要的东西，那就是对人的关怀，对人类自身的关怀。气候变暖、冰川融化、环境污染、资源匮乏、经济震荡、战争不息，我们为眼前利益所诱惑而不顾人类生存的长远利益，人类似乎正在集体无意识地朝着绝路上走。西方学者认为这是我们被左脑所控制的结果。
——人类还有希望吗？如果有，人类的希望又在哪里？21世纪人类将以何种方式生存？人类还将继续追求自杀式的发展呢，还是要重新考虑自己的生存方式？21世纪人类怎样看待科学技术？21世纪的科学技术怎样促进而不是扼杀人类的生存和发展？我们是继续用左脑思考呢，还是要做一个全脑的人？怎样做一个全脑的人，怎样学会用左右脑共同思考？
本文以认知科学和聚合技术的发展为背景，预言21世纪将成为一个完全不同的时代，这就是综合的时代。③综合再综合，将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的特征。在这个时代，我们将摒弃单一的分析方法和思维方式而采用分析与综合相统一的方法和方式，摒弃唯理主义的哲学路线而采用经验和理性并重的哲学路线，摒弃单一学科的教育模式和人的单向度发展模式而采取追求多学科、跨学科协调发展的教育模式，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在这个时代，我们希望有如文艺复兴时代达芬奇、伽利略式的真正科学大师和学术大师的出现，我们更希望有类似2000多年前关心人类命运的孔孟老庄这样的思想家和学术大师的出现。
一、人类迈向综合的时代
1.分析与综合：人类认识世界的两种基本方法
分析与综合，是人类认识世界的两种最重要、最基本的方法。所谓分析，就是在思维中把事物分解为各个部分加以考察的方法，它来源于最古老的对事物的分类法。所谓综合，就是在思维中把对象的各个部分结合成一个整体加以考察的方法，它来源于同样古老的对事物的整体观。
分析与综合的逻辑方法分别与演绎和归纳这两种推理方法密切相关。对分析与综合的考察，离不开对演绎与归纳的考察。
演绎是从一般到个别的一种推理方法。在演绎推理中，前提是一般性的命题，结论是个别性的命题，结论蕴涵在前提之中。因此，演绎推理是一种必然性的推理，即从前提必然得出结论。常用的演绎逻辑可分为古典演绎逻辑和现代演绎逻辑，前者有假言推理的肯定前件式(Modus Ponens，MP)和三段论，后者有经典逻辑(classical logic)，包括经典逻辑(一阶逻辑和高阶逻辑)以及经典逻辑的扩充系统(extensions of classical logic)和另类系统(alternatives to classical logic)，前者有模态逻辑、道义逻辑、认识逻辑、时态逻辑等，后者有多值逻辑、直觉逻辑、自由逻辑、相关逻辑、非单调逻辑等。
归纳是从个别到一般的推理方法。在归纳推理中，前提是个别性的命题，结论是一般性的命题，结论超出前提的范围。因此，归纳推理是一种或然性的推理，即从前提或然地得出结论。常用的归纳推理可分为古典归纳推理和现代归纳逻辑，前者有简单枚举归纳推理、完全归纳推理、类比推理、溯因推理、穆勒求因果五法，后者有概率逻辑等等。
演绎与归纳的区分古已有之。古希腊逻辑学家亚里士多德不仅研究假言推理和三段论，也研究简单枚举归纳法、完全归纳法和直觉归纳法等。近代以来，逻辑学家和哲学家却将分析与综合、演绎与归纳完全对立，形成了近代西方哲学长达数世纪的唯理论与经验论之争。
唯理论与经验论在认识方法、知识来源和知识的可靠性问题上完全对立。在这三种对立之中，认识方法即逻辑方法的对立是最根本的。在认识的逻辑方法上，唯理论只承认演绎法拒绝归纳法，经验论恰恰相反，只承认归纳法而拒绝演绎法。由此可以推出，彻底的唯理论必然要将知识的来源诉诸第一原理，在笛卡尔那里是“我思”，④在斯宾诺莎那里是“自然”。从这样的前提推出的结论一定是可靠的，因为结论并未超出前提的范围。彻底的经验论只承认经验是知识的唯一来源，也必将导致不可知论，因为从经验事实出发，仅允许使用归纳法，结论永远是或然的。典型的经验论和不可知论者是伟大的英国经验论哲学家休谟(D.Hume)。休谟认为，人们的认识来源于感觉经验，并凭借因果关系形成知识。但因果关系只是一种观念的联系，并不具有客观性。休谟说：“关于原因与结果我们的一切推论无非是由习惯来的；信念与其说是我们天性中思考部分的行为，不如说是感觉部分的行为比较恰当。”⑤罗素评价说，休谟“把洛克和贝克莱经验主义哲学发展到了它的逻辑终局。”⑥
康德是试图解决唯理论与经验论、分析与综合对立的第一人，也是迄今解决这个问题最成功的一人。
康德称自己被休谟从形而上学独断论中唤醒，唤醒他的就是休谟提出的普遍必然因果关系不确定论。但被唤醒以后的康德，并非如休谟陷入不可知论，而是起而重建科学认识的逻辑体系。支撑这座新的科学大厦的，是他万世流芳的“先天综合判断”。
康德首先区分两类命题：分析命题和综合命题。分析命题是谓项包含于主项的命题。例如：“物都是有广延的”“凡人皆有死”等等。分析命题都是先验的，它不需要经验的证据，它是必然为真的命题。综合命题是谓项不包含于主项的命题，即非分析的命题。如：“物都是有重量的”“下周一是晴天”等等。综合命题都是后验的，需要经验的证据，即需要通过经验才能知道其真假，因此，它是或然为真的命题。其次，康德发现有一类先天综合命题，即谓项不包含于主项而又具有必然性的命题。分析命题和综合命题并不是康德的发现。康德发现的是：并非一切综合命题都是后验的；有一类命题既具有综合命题的特征——其谓项超出了主项所断定的范围；又具有分析命题的特征——它具有内在的必然性。他称这类命题为“先天综合命题”。康德认为，数学命题、几何命题以及大多数的科学命题都是先天综合命题。例如：“5=2＋3”“三角形的内角和等于二直角”“在一切运动中，作用力等于反作用力”“世界必有一最初之起始”等等。先天综合命题具有重要的认识作用，人类知识大都由这类命题构成。其三，先天综合命题如何可能？康德对此做了详细论证。康德的解决方案是最接近当代神经科学解释的。
2.抛弃单一分析方法，人类迈向综合时代
种种迹象业已表明，由于认知科学的建立和发展，也由于进入新世纪更大的学科综合趋势的形成，21世纪注定要成为一个完全不同的时代，我们称这个时代为综合的时代。
20世纪并由此上溯到古希腊时期的2500多年间，由西方主导的哲学和近代的科学技术是以分析和演绎为主的思维模式，甚至可以说，2500年以来西方思想也是以分析和演绎为主的。认知科学的建立，对具有2500年历史的西方思想提出了挑战。⑦
分析方法有两个重要特征，一是它的前提是假设的，不必证明，也不可能在该系统内得到证明。因为前提的证明需要假设比它更具普遍性的前提，于是导致系统无限扩张，而最大的前提依然无法证明。二是它的推理路线是从一般到个别，结论蕴涵于前提之中，因此，一个分析系统的结论能够从前提有效地得出。
逻辑和数学系统是最典型的分析系统，它们都是在一定的假设之下，用演绎方法来构造系统的。亚里士多德三段论和欧几里得几何是古代最著名的逻辑系统和几何系统。亚氏三段论只用2条公理Barbara和Celarent、一些断定命题(命题逻辑的定理)构造而成，在这个系统内，可以证明三段论的所有有效式，并排除所有无效式。⑧欧氏几何由5条公设和5条公理构造而成，在这个系统内，可以证明平面几何的所有有效的定理。⑨亚氏三段论和欧氏几何是最典型、最纯粹的逻辑分析系统和数学分析系统，它们选择一些意义自明、无需证明的命题作为公理，用演绎方法来构造系统，我们称这种系统为公理系统。亚氏三段论和欧氏几何是人类历史上最早建立的两个最成功的公理系统。
《几何原本》是除《圣经》以外在西方世界被阅读最多的著作。爱因斯坦认为，如果欧几里得未能激发起你少年时代的科学热情，那你肯定不会成为一个天才的科学家。这大概是“夫子自道”，因为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就是用公理方法建立的。狭义相对论的两个假设的前提是“光速有限”和“坐标平权”，在这两个假设之下，爱因斯坦用数学推导出相对论的全部结论。
一个公理系统的前提是假设的，它是无需证明的，也是系统自身无法证明的，这一点非常重要。对于一个公理系统，如果你怀疑它的结论的可靠性，你大可不必怀疑其推导的正确性，而应该直接怀疑它的前提和假设即公理的真实性。因为对于一个训练有素的逻辑学家、数学家和科学家如亚里士多德、欧几里得和爱因斯坦而言，他的逻辑和数学推导是不可能有任何问题的。但如果他的公理有问题，则不论他的推导是多么的严密，他的结论也就整个地都错了。改变一个公理系统的前提即公理，导致整个系统的改变，从而得出新的理论和结论，这种例子在科学史上数不胜数。例如，在亚氏三段论的公理中引入模态命题就得到模态三段论。又例如，非欧几何是改变欧氏几何的第五公设即平行公设而得到的。再例如，经典逻辑的两个预设是二值解释和演绎方法，改变这两个预设中的一个或两个，就得到形形色色的非经典逻辑。例四，据哈佛大学的新闻报道，该校科学家正在做放慢光速的实验，⑩如果实验成功，爱因斯坦相对论就要被改写。从这里可以看出，即使是使用分析方法和演绎逻辑的科学理论，其理论的扩充和发展也必然会突破理论系统本身的限制。
公理化的分析方法在欧美影响深远，以至于形成一种唯理主义的思想方法和哲学路线。这种思想方法和哲学路线在20世纪被推向极致，其特征是形式主义。
早在公元前6世纪，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就提出了“灵魂回忆说”的唯理主义认识论。近代唯理主义的代表则有法国哲学家笛卡儿、荷兰哲学家斯宾诺莎和德国哲学家莱布尼兹，莱氏则同时也是形式语言和数理逻辑的创始人，而他所提出的逻辑演算的思想则将近代以来的唯理主义推向形式主义发展的新阶段。自19世纪70年代康托(G.F.P.Cantor)、弗雷格(G.Frege)和罗素(B.A.W.Russell)等人所做的开创性工作，直到1931年哥德尔(K.
)证明形式数学的不完全性定理，形式主义的发展到它的高峰。20世纪初到30年代逐渐发展成熟的数理逻辑(包括逻辑演算、公理集合论、模型论、递归论和证明论)不仅成为逻辑和哲学分析的基本方法，其思想方法甚至被提升为一种哲学理论，这就是分析哲学，其巅峰之作是维特根斯坦前期的《逻辑哲学论》。哥德尔定理被证明以后，人们逐渐认识到形式语言和形式系统的局限性。20世纪40年代以后，以维特根斯坦后期为代表的一大批西方哲学家猛烈批评分析哲学，并最终埋葬了分析哲学。此后，作为一种方法论的唯理主义仍然在乔姆斯基等语言学家和哲学家的身上延续，但他们已经将自己的眼光重新投向自然语言。分析哲学以后的另一种重要的哲学流派语言哲学也就应运而生了。
20世纪下半叶以来，分析和演绎方法逐步暴露出它的缺陷。哥德尔定理说明，即使是在数学和逻辑中，单纯的分析和演绎方法也是难以奏效，甚至是无能为力的。1956年，乔姆斯基、米勒、纽厄尔、西蒙、布鲁纳、古德诺和奥斯汀发表了他们划时代的著作，开始人类心智的探秘。也是这一年，第一次人工智能会议在达特茅斯学院召开。从此，开始了心理学、语言学、哲学、人工智能等多学科领域的交叉研究。因此，人们通常把这一年所取得的一系列重大成果当作认知科学诞生的前兆。1975年，认知科学在美国正式确立，人类从此进入一个崭新的时代——综合的时代。
二、认知科学的综合意义
认知科学具有两个重要特征，第一个是它的经验性，第二个是它的综合性。对于认知科学的经验性和它所引起的“经验转向”，笔者曾在多篇文章中有过论述，(11)此处不赘。
认知科学的综合性表现在它的科学和学科性质两个方面。从科学性质上说，认知科学与以往的任何科学全然不同的是，虽然它的目标是单一的，这就是揭开人类心智(mind)的奥秘，但这个目标却不是单一的科学研究能够完成的。心智研究是多学科和跨学科研究的共同目标，它所涉及的科学领域包括哲学(主要是心智哲学、逻辑学和认识论)、心理学(主要是认知心理学、神经心理学和进化心理学等)、语言学(主要是语言与认知)、人类学(主要是认知人类学和文化人类学)、计算机科学(主要是人工智能、意义计算、认知计算等)和神经科学(主要是认知神经科学)等。从学科性质上说，认知科学是文理工大交叉的综合学科框架，近年来还有发展成为单一学科的趋势。认知科学的学科建设和发展目标是，除了要建成具有自己独立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的新兴学科外，还要促进相关学科的建设和发展。认知科学的研究对象是人类心智，没有任何一门学科可以宣称与心智无关，所以，在21世纪，没有任何一门学科的发展可以宣称与认知科学无关。事实上，认知科学不仅已经极大地促进相关学科如哲学、心理学、语言学、人类学、计算机科学和神经科学的发展，它对很多传统的学科如逻辑学、数学、物理学、文学、历史学、艺术学都带来了无可估量的影响。
可以预见，认知科学必将带领我们走向一个学科综合交叉、知识综合创新、人才全面发展的新时代。
1.科学综合交叉
在学科建设上，分析方法的使用表现在对自然现象、社会现象和精神现象进行分门别类的研究，其结果是各门具体学科向纵深发展，学科分类越来越细，学科领域却越来越窄。
按照联合国教科文科学技术统计工作的学科划分，学科门类5个，一级学科约60个；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文献联合会分类体系(BSO)的学科划分，学科门类9个，一级学科60个；美国的学科划分包含学科门类17个，学科群38个，学科总数362个；英国的学科划分含学科群20个，一级学科159个，二级学科654个；德国的学科划分含学科门类10个，一级学科64个，二级学科558个；日本的学科含学科门类9个，学科群49个，学科总数1250个；我国于1992年颁布的国标学科分类含学科门类5个，一级学科58个，二级学科573个，三级学科近6000个。
在这样条分缕析，密不透风的学科体制之下，一个人终其一生只能掌握非常狭窄的专业领域内的知识，也只能成为某一方面的专门人才。在这样的学科体制下，很难想象一个人能够成为横跨几个学科的通才。在这样的教育体制下，学生为学习和掌握专业知识所付出的代价是丧失宝贵的综合能力。
认知科学打破了这种森严的学科壁垒，在诸多学科之间架起了桥梁，使学科的综合成为可能。作为一个综合文理工科的新兴交叉学科，认知科学将带动其他相关学科的发展。在21世纪，如果不与认知科学相结合，不仅哲学、心理学、语言学、人类学、计算机科学、脑与神经科学无法深入发展，其他传统学科如数学、物理学、天文学、地理学、生物学、文学、历史学、经济学、政治学、法学、管理科学、教育学的发展也都无法深入发展，因为这些学科的深入发展都依赖脑与心智的开发，因而与认知科学相关。
2.知识综合创新
科学是以问题为导向的，只要有问题存在的地方，就会有科学。如果把科学领域比作一个空间，则科学研究是处处稠密的，空间上的任何一点，只要有问题产生，就有可能形成新的研究领域，形成新的科学。与此相反，学科是人为设置的，是互相分隔的，是画地为牢的。当学科体制适应科学研究时，它促进科学的发展，反之则阻碍科学的发展。学科交界处既有可能是科学的禁地，也有可能成为新科学的生长点。在这个意义上，学科的综合交叉就显得十分重要，因为学科的综合交叉有可能形成新的研究领域。
在认知科学框架下，原来一些看似不相干的学科发生综合交叉，形成新的研究领域。例如，计算机科学与神经科学的交叉产生了控制论(sybernetics)；神经科学与语言学的交叉产生了神经语言学(neurolinguistics)；神经科学与心理学的交叉产生了神经心理学(neuropsychology)；心理学与计算机科学交叉产生了认知过程仿真(simulation of cognitive processes)；计算机科学与语言学交叉产生了计算语言学(computational linguistics)；心理学与语言学的交叉产生了心理语言学(psycholinguistics)；心理学与哲学的交叉产生了心理学哲学(philosophy of psychology)；语言学与哲学的交叉产生了语言哲学(philosophy of language)；人类学与语言学的交叉产生了人类学语言学(anthropological linguistics)；心理学与人类学交叉产生了认知人类学(cognitive anthropology)；神经科学与人类学交叉产生了脑进化(evolution of brain)等。(12)所有这些新兴领域，都是在认知科学的背景下发生的，没有认知科学的发展，这样的综合交叉是不可能实现的，这些新兴的研究领域也是不可能形成的。
知识的综合创新就是打破原有的学科樊篱，在新的科学领域取得新突破，产生新知识的革新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新领域的开拓，新方法的使用，新观点的提出和新理论的建立环环相扣，层层递进。如果没有学科的综合交叉，就不可能有新领域的开拓和新方法的使用，也就不会有新观点的发现和新理论的建立。由此可见，知识综合创新是以学科综合交叉为前提的。
无数事实表明，新的科学理论、新的技术发明、新的理论创造、新的知识体系都是在学科综合交叉的基础上产生的。例如，20世纪60年代美国的“阿波罗计划”，20世纪70年代中国的“两弹一星”，进入新世纪中国的航天计划，这些计划都需要多学科和跨学科的协同攻关，因为这样超大复杂系统所涉及的问题，不是任何一个单一学科能够解决的。反过来，这些计划的实施，又带动了众多相关学科的发展，并促进了新兴交叉学科的产生。
3.人才全面发展
20世纪分析方法的发展，在学科体制上造成的学科隔阂是：学科门类十几个，一级学科几十个，二级学科几百个，三级学科几千个！
现代教育体制是学科体制在教育上的体现，它需要这样的学科划分，并且它又强化了这样的学科划分。因为现代大学教育体制需要培养“学有专攻”的专才，这种“专才”的培养模式反过来又强化了层层分隔的学科体制。
在这样的学科体制和教育体制下，任何类型的人才，无论你是“通才”、“全才”还是“天才”，通通都被它造就成没有个性差别的某种类型的“专才”，它还会给你一个好听的名字叫“专业人才”。在这种体制下，谁要说自己是“通才”或“全才”注定要被人耻笑，似乎“通才”和“全才”就是什么都不懂的“庸才”！似乎我们的教育体制培养的注定就是各个领域的专才，既不可能是“上知天文，下知地理”的诸葛亮，也不可能是“科学大师，艺术巨匠”的达·芬奇，也不可能出现古希腊百科全书式的学者亚里士多德，中国古代思想家老子，更不可能出现古代社会关心人类命运的孔子、耶稣和释迦牟尼！
打个比方，人类的全部知识犹如一座森林。现代教育体制将我们培养成一片树叶上的一只虫子！我们很多人终其一生只能津津有味地吃那片树叶！不要说整座森林是什么样子它全然不知，就是相邻的一棵树或相邻的一片树叶是什么样子它也可能全然不知！在这样的教育体制下，谁还有可能去做或想去做一只鹰，它自由地翱翔在人类全部知识的森林之上，去俯瞰这片森林？
人类并非没有觉醒。认知科学的诞生使我们觉悟到人类的知识需要综合，人类的认知能力也需要综合！进入新世纪以来，世界一流大学都在讨论所谓“博雅教育”、“通识教育”和“宽口径培养”。
所谓“博雅教育”，英文是liberal arts education，其实它并不是什么新东西，而不过是现代教育体制产生之前从古希腊到近代以人为本的传统教育体制的恢复！liberal arts一词，直译是“自由技艺”。何谓自由技艺？是使人能够获得自由的基本的知识和素养。人一出生便受到种种限制：种族的限制、家庭的限制、性别的限制、年龄的限制、教育的限制等等。人生的目的就是要冲破这些限制，奔向自由。“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拿什么去争取自由？——那就是知识。“知识就是力量！”什么是人生必备的知识？——那就是liberal arts，自由技艺！
自由技艺或称通识教育最早的形式是古希腊教育的“三科四艺”。“三科”是语言、逻辑和修辞；“四艺”是算术、天文、几何和音乐。它们被认为是人生必备的知识！在欧美(从古希腊到中世纪)的教育传统中，三科四艺一直被当作完善人格的基本途径。而在现代教育则体制中，规定三科之中至少有两科才能称为大学！
到了近代，作为学科设置的自由技艺被赋予更多的内容。它包括三大学科门类和其下的十几个一级学科。它们是：
理学(Nature)：包括数学、物理学、化学、天文学、地理学、生物学；
人文学科(Humanities)：包括文学、历史、哲学；
艺术学科(Arts)：包括音乐、绘画、雕塑等。
在现代学科和教育体系中，自由技艺是与专业或技术学科(professional or technical subjects)相对立的知识体系。乔治·威尔(George F.Will)说：“‘自由技艺’这个术语意味着某种在功利关注之上的高雅。但通识教育是非常有用的。”(13)
哈佛大学等世界一流大学都把自由技艺或艺术与科学(arts and sciences)当作现代大学的基础，作为学校的核心。哈佛规定，报考它的各类职业学院(Professional Colleges)的研究生，必须修够文理学科的学分；哈佛的经费，也主要投向文理学院的各基础学科；哈佛的学院遍布波士顿，其核心只有一个“院子”(Yard)，它就是文理学院的所在地。哈佛每年都要讨论文理学科在哈佛的地位。哈佛从未把自己的办学目标定位在培养科学家和工程师。在他们看来，那样的定位太低了。哈佛的办学目标定位是培养文化的传承者，是为全人类作贡献。哈佛除了拥有数十位诺奖得主，还有数十位甚至上百位的著名哲学家、历史学家、语言学家、艺术家。在20世纪西方学术史上，皮尔士、詹姆斯、刘易斯、怀特海、蒯因、奥斯汀、乔姆斯基、罗尔斯、普特南等大名鼎鼎的人物都与哈佛有缘。哈佛大学的通才培养模式，堪称世界典范！哈佛就是哈佛！
遗憾的是，中国的教育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似乎完全忽视了基础教育和通识教育，重视的是专业教育和应用教育。这一方面是受前苏联“单科大学”发展模式的影响，另一方面是当时的国家建设急需大批应用型人才。文、史、哲、艺术这些远离应用的基础学科完全被忽视，即使在自然科学中，也只重视工、农、医等应用性学科即技术学科，而对自然科学的基础和核心理科(nature)也只放在无足轻重、可有可无的地位。这种情况在“文革”时期被推向极点。典型的例子是创建于延安时期的文科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竟被撤校！“文革”后期，毛泽东指示：“大学还是要办的，但我说的是理工大学还要办。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根据这个指示，大学恢复招生，主要招收“有实践经验”的工农兵学员，有的学员甚至连中学生的基本知识都不具备！这个时期，作为中国教育体制基础的中小学教育受到更大冲击。匪夷所思的“黄帅”们是那个时代的“英雄”。学生们即使重新走进校园，也是整天的“学工、学农、学军”，没有一个学生是认真学习文化知识的，因为这个基础已经完全不存在。十年“文革”以后，中国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打开国门，我们才看到中国教育与西方发达国家的差距，并重新开始学习。今天我们仍然可以看到这场灾难的影响。我们在评估中国的教育现状时，千万不能低估这种负面的影响。
三、聚合科技：迈向更大的综合
认知科学的诞生，使古希腊以来自由技艺的学科设置和通才培养的教育模式重新得到发扬光大。认知科学的综合交叉特征与古希腊以来欧美基础综合学科设置和通才培养的理念是如此的契合！经过20世纪分析时代的发展，人类知识和认知的发展再一次回归于综合的传统。
——这仅仅是开始。人类知识和认知的综合发展并没有就此停歇！
2000年，人类刚刚迈进新世纪，美国国家基金会和美国商务部共同资助一个项目，目的是搞清楚在新的世纪，哪些领域和学科是21世纪的带头学科。美
国70多位科学家参加了这一项目，结果是一份长达460多页的研究报告，题目是《聚合四大科技，促进人类发展》(Converging Technologies for Improving Human Performance)，它有一个响亮的和吸引人的副标题：《纳米技术、生物技术、信息技术和认知科学》(Nanotechnology，Biotechnology，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Cognitive Science)。所以，人们又以这四大科技的英文首字母NBIC来简称本报告。
在这份“21世纪科学技术的纲领性文献”中，科学家们预言：“在下个世纪，或者在大约5代人的时期之内，一些突破会出现在纳米技术(消弭了自然的和人造的分子系统之间的界限)、信息科学(导向更加自主的、智能的机器)、生物科学和生命科学(通过基因学和蛋白质学来延长人类生命)、认知和神经科学(创造出人工神经网络并破译人类认知)和社会科学(理解文化媒母，驾驭集体智商)领域，这些突破被用于加快技术进步的步伐，并可能会再一次改变我们的物种，其深远的意义可以媲美数十万代人以前人类首次学会口头语言知识。NBICS(纳米-生物-信息-认知-社会)的技术综合可能成为人类伟大变革的推进器。”(14)
——这是一个更大的综合！
聚合科技对21世纪人类社会的影响可以从以下方面得到评估。(15)
1.提高人类能力
聚合技术的第一个领域应用领域是提高人类认知和交际的能力，主要是致力于增强个体的心智和互动能力。整个20世纪，人们开发了很多纯粹的心理技术，改善人们的性格和人格，但是评估性研究通常没有证明这些方法有什么益处。今天，我们有足够的理由相信这些方法结合在一起，再加上各种各样的科学和技术作为背景，我们就可以取得更富有成效的成果，而不只是依赖于单一的心智训练。
罗伯特·霍恩(Robert Horn)提出的人类认知组计划(The Human Cognome Project)被给予最高的优先权，即通过多学科的共同努力，理解人类心智的结构、功能，并提高其潜能。
与成功的人类基因组计划相比，现在是启动人类认知组计划来研究人类心智的结构和功能的时候了。对贯穿科学与工程技术，没有任何计划比人类认知组计划更基本，也没有任何计划比人类认知组计划要求NBIC科学的更加完全的统一。人类认知组计划的成功将使人类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加理解自身，从而提高人类在自己生活所有领域中的能力。
人类认知组计划将要揭示人类大脑的所有联结方式，与此同时，该计划还要扩展到比神经科学更加广阔的领域。考古学的记录说明，解剖学意义上的现代人早在最早的艺术样本出现之前就已经存在了，这一事实说明，人类心智不仅仅是脑进化的结果，它还要求文化与个性的实质进化。人类认知组计划的核心是一个完整的新型的研究，除了基础的认知科学的进展，还要对文化和个性的本质做严肃的研究。
由于人类认知组计划的实施，凭借个人感觉设备接口(Personal Sensory Device Interfaces)、丰富的群体(Enriched Community)、学会怎样学习(Learning How to Learn)、增强创造性的工具(Enhanced Tools for Creativity)等技术，人类个体和群体的认知和交际能力将大大增加。
2.增强人类健康
NBIC聚合技术一定会帮助我们显著改善人类的生命质量。相应的，它也会改变我们对健康、疾病以及治疗方式的认识。这些新科技会让我们解开生命机制的基本原理，但同时也提出了基本的问题：什么是生命，人类究竟能做什么？研究小组认为有6种科技在21世纪头20年内应作为提高人类健康的研发重点。这6种技术是：纳米生物处理器(Nano-Bio Processor)、用纳米材料植入装置对生理健康与功能障碍进行自监控(Self-Monitoring of Physiological Well-Being and Dysfunction Using Nano Implant Devices)、纳米医学研究和干预监控以及机器人技术(Nano-Medical Research and Intervention Monitoring and Robotics)、视觉与听觉缺陷的多模治疗方法(Multimodalities for Visual and Hearing-Impaired)、脑-脑与脑-机接口(Brain-to-Brain and Brain-to-Machine Interfaces)、虚拟环境(Virtual Environments)。
由于对这些优先科技的认知和使用，如何在人类问题和寻找科技与社会上的解决方案之间保持一个“健康”的平衡点变得非常重要。
3.发展社会成果
NBIC创新所产生的利益将远远超出个人层面，而且还使得群体、经济、文化，或者作为整体的社会获益。在这方面，NBIC聚合技术将应用于提高群体成员的生产率、交流和合作。
研究小组思考怎样基于早期的纳米技术基础去开发更为宽阔的视野，即对生物技术、信息技术和认知科学给以同等的重视，核心在于促进人类生存发展。
所谓的“社会意义”不仅指技术对社会的影响，而且也指社会群体、网络、市场和公共机构可能塑造的技术发展的无数形式。包含在NBIC学科聚合中的社会和行为科学将有利于实现人类生存发展链条的最大化。
NBIC具有很多潜在的社会范围的益处。NBIC的科学和技术共同发挥作用，可以提高生产率，引导新技术革命、新产品革命和新的服务业的革命。NBIC能够显著地帮助我们主动地处理和环境的关系，创建新的能源来源，以减少对外国石油的依赖，保证我们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多学科的研究能够开发出一个安全的国家综合健康数据系统，依赖于纳米-生物接口去获得、升级和监控私人数据。基于NBIC聚合技术，再与新的治疗方法和预防性的检查相结合，这样的系统就能延长生命，提高生活质量。在未来，NBIC的工业将实行分布式生产制造、远程设计、为个体户产品提供生产管理；通过模拟人类智能进行认知控制；大量其他技术也会促进进展。除此之外，聚合技术通过认知工程和其他新的战略为同时产生的群体间的相互作用提供支持。
NBIC还将促进所有其他产业，这就要求在未来10到20年间集中努力来实现这个目标。该小组强烈指出，现在就应该建立“通信机”(communicator)，该通信机是一种设计来提升群体交流和超越目前阻碍人们有效合作障碍的移动系统。它综合了纳米技术、生物技术、信息技术和认知科学，这些技术的聚合将会提升个体品质和消除群体交流的障碍。这样，每一个体参与者根据自己人生经历的不同，选择不同信息添加到共享的知识库中——从共同工作的实践情况，到个人关于群体的观点，到激发个体参与的目标。总之，一个具有这些属性的通信机系统将有助于克服人们之间的不平等性、个体被环境所隔绝性、不公平和被剥夺性，有助于克服个人和文化偏见、误解和不必要的冲突等。在最为宽广的意义上来说，这将是交流和创造的强大的提升者(enhancer)，具有潜在的巨大经济和社会效益。
4.加强国家安全
在战斗性质瞬息万变的世界中，国家安全需要如下的科技革新：构建强大兵力以消除各种因素对国家安全的威胁；消除身处战火中的战士的危险，或使危险最小化；通过使用增强现实和虚拟实境的教具，以降低军事训练的费用。
美国国防部(DOD)在利用聚合技术(NBIC)强化国家安全方面确定了7个目标，它们都需要纳米技术、生物技术、信息科技和认识领域成果的紧密结合。这7个目标是：数据连接、威胁预测和准备就绪(Data linkage，threat anticipation，and readiness)、无人战斗机(Uninhabited combat vehicles)、战士的教育和训练(Warfighter education and training)、化学、生物、放射和爆炸的探测和防护(Chemical/biological/radiological/explosive(CBRE)detection and protection)、战士系统(Warfighter systems)、提高人类能力的非药物治疗(Non-drug treatments for enhancement of human performance)、脑-机器接口的应用软件(Applications of brain-machine interface)。
完成既定目标的最终结果将会为国家安全提供一个势不可挡的技术优势，以降低发生战争的可能性，也将会显著地减少军事人力资源的培训费用和战斗冲突中的死亡人数。
5.统一科学教育
NBIC不仅将极大地促进科学和教育的发展，而且还将把这两个方面的发展结合起来。研究报告证实，社会的未来依靠科学的持续进步，而持续的科学进步又依赖于科学教育。以下四种因素会使科学和教育发生根本的改变：(1)在教育系统中，存在许多关于反科学的社会因素的贫乏理解，我们必须找到方法，运用新的科技取向来对抗这些反科学的势力。(2)认知的、生物的、信息的和纳米科学的快速发展，将会对人们如何学习提供新的洞察力，这会有效地变革课程、评估和组织建构。(3)通过聚合技术，新的教育技术和工具得以运用，我们需要做好准备利用这些技术和工具。(4)鲜有专业科学家能够有实际的机会在其生涯的中途转行到有意义的领域，因此，统一科学必须在学校中大规模地开始推行。
NBIC可以为教育做些什么呢？首先，统一科学将为教育提供一个知识基础，这就创造了综合和跨领域学习的机会，它使我们从传统教育的简化论(reductionism)过渡到统一科学的综合论。(16)其次，NBIC聚合技术将为教学提供新的工具和模式。其中一些是包括视觉、听觉和触觉的感觉工具，另一些则得益于更好地理解大脑的工作方式。
教育又可以为NBIC做些什么呢？首先，教育系统可以激励创新人员加入到NBIC共同体中去。其次，课堂能够促进学习和交际，成为探索新技术的场所。同时，教育系统还可以作为测验有用的NBIC技术方向的发展实验室。
21世纪的NBIC教育什么样？——我们寄希望于用NBIC聚合技术和统一科学来改造教育。学校所传授的知识需要建立在由纳米、生物、信息和认知科学所提供的概念之上，这些概念在从幼儿园到中学的教学过程中一开始就应该被引入。高质量的科学教育将会使大多数学生受益。研究报告指出，在21世纪的头15年内，我们期望教育在相当程度上能建立在科学技术的统一原则之上。新的NBIC科学内容将被引进和应用到大约50％的公立学校当中。基于新的学习方法，使用经由神经科学和信息技术的结合而开发出来的增强学习的工具，多种多样的新教学手段将被广泛采用。由于使用新的方法、工具和程序，家庭学习和在校学习、个人学习和群体学习的进程将变得更快更好。
四、未来预测
20世纪最后四分之一世纪以来，世界科学技术的发展产生了两个最重要、最有影响的事件，这就是1975年建立的认知科学和2000年提出的聚合技术。它们给我们如此强烈的警醒和提示。根据本文前面的论述，我们可以对未来做出一些预测。
1.本世纪人类社会进入综合发展的时代
认知科学是6大学科的综合，聚合技术则是包括认知科学在内的更大的综合。这种综合的趋势为20世纪最后四分之一世纪以来科学技术的进步和人类认知的发展提供了无比广阔的科学基础、学科框架和无与伦比的发展前景。
纵观20世纪以来人类科学史和思想史的发展，可以说我们经历了一个从分析到综合，从综合到更大的综合的发展历程。综合再综合，是今后的发展趋势。
这种综合的发展趋势将全面体现在科学研究、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等各个方面，形成知识综合、学科综合、能力综合基础之上的更大的综合和发展。此外，这种综合的趋势也将对我国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教育等各方面发生全面影响。虽然两大事件的全面影响和评估不在本文讨论范围之内，但它们仍然应该被充分重视。
NBIC研究报告指出，聚合技术的发展可能再一次改变我们的物种，这绝不是危言耸听，对此我们应该做好准备。
应该指出，认知科学和聚合技术的发展远未进入我国领导人和最高决策层的视野，也未被纳入“科学发展观”的范畴；发达国家和世界一流大学倾注全力开展认知科学和聚合技术研究，而认知科学至今并未纳入我国的学科目录。这些情况都非常令人担忧！我在多年前提出“不做认知科学，不能称为一流大学”，(17)此论只在民间有一些反响，可惜并未进入大学领导乃至国家决策层的思考。
——我们千万不能输在起点！
2.综合时代需要思想和方法的创新
认知科学特别是认知人类学(文化、进化与认知)和进化心理学的研究表明，人与动物的根本差异在于进化方式的不同——至少是在人类特有的语言文字产生之后。动物的进化是基因层面的进化，它以数百年、上千万年为尺度；人的进化是以语言为基础的思想、文化和方法层面上的进化，它以数十年、一代人或至多几代人为尺度。有生命的历史数十亿年，凭借原始的细胞和基因的进化，到160万年前才出现了智人，这个过程耗费了几十亿年，此后的进化仍然非常缓慢。经过旧石器时代、中石器时代和新石器时代，大约在5000年前，人类发明了文字。此后人类的进步主要地并不体现在基因进化的层次上，而是体现在工具改革和文化进步的层次上。
下表是《聚合四大科技，促进人类发展》一书中列出的自文字发明以来人类文明进步的一些主要阶段。(18)
表中，时间单位为“代”，每代30年。可以看出，自文字发明以来，以时间几何级数递减的方式，人类社会进步的速度明显加快！因为使用语言文字，知识才成为可能，文化才得以传承，否则，人类社会的进步只能停留在基因和生物进化的层次上。(19)因此，人类文明和社会的进步体现为以语言为基础的思想、方法、工具和技术的创新！
按照这样的发展，未来人类社会的面貌又将会是怎样呢？科学家们预言，从2001年算起，在当前这一代，人类的探索将达到物质构件层次，即纳米层次；人们通过互联网将实现全球联系；GPS传感器将用于导航。未来的半代(15年内)，人类将从纳米尺度上统一科学和技术；纳米技术产品将问世；聚合技术将促进人类能力的提高；全球教育和信息基础设施将根本改变。未来的一代(30年内)，聚合技术产品将提高人类身体和心智能力(包括新产品和服务，大脑的连通，感知能力的提高)；社会和商业将改组。在未来的五代(150年)或更短的时间之内，以聚合科技引领的新的文化进化方式将超越人类细胞，引起身体和大脑的进化，这将可能改变我们的物种！
——这就是聚合科技这种新的综合方法将要带给我们的。
分析方法曾经改变了近代到20世纪早期人类社会的面貌，认知科学的综合方法改变了20世纪下半叶以来人类社会的面貌，更大的综合方法聚合技术则将从根本上改变21世纪人类社会的面貌。因为人是使用语言来思考和做事的物种，一旦在语言这个层次上发生方法的改变，人们思维和做事的方式也会随之改变，在这之上的工具和技术也会随之改变，因而人类社会也就随之改变。分析与综合，从综合到更大的综合，这些都是在语言层次上发生的创新思想和方法。由此可见思想和方法的创新对人类社会与人类文明的进步有何等重要，而综合时代需要的是与分析时代不同的思想和方法的创新！
3.人的全面发展是综合时代对我们提出的要求
综合时代馈赠给我们的礼物是：以人为本和人的全面发展。
在NBIC聚合技术之中，认知科学是主导。《聚合四大科技，促进人类发展》研究报告指出：“聚合技术(NBIC)以认知科学为先导。因为规划和设计技术需要从如何(how)、为何(why)、何处(where)、何时(when)所有4个层次来理解思维。这样，我们就可以用纳米科学和纳米技术来制造它，用生物技术和生物医学来实现它，最后用信息技术来操纵和控制它，使它工作。”(20)
认知科学的本质是一种经验科学，它的对象是“涉身心智”(embodied mind)，它的世界观是“体验哲学”(philosophy in the flesh)。按照认知科学家和体验哲学家莱考夫的理解，灵与肉完全分离的笛卡尔哲学意义上的人根本就不存在；按照普遍理性的律令而具备道德行为的康德哲学意义上的人根本就不存在；仅仅依靠内省而具备完全了解自身心智的现象主义意义上的人根本就不存在；功利主义哲学意义上的人、乔姆斯基语言学意义上的人、后结构主义哲学意义上的人、计算主义哲学意义上的人以及分析哲学意义上的人统统都不存在。(21)因此，人要回归于经验的人，自然的人，活生生的人！认知科学将关注点重新投向人自身，它是一种以人为本的新的世界观的萌芽！同时，认知科学的综合性质又决定它是一门全面发展的科学，它要求人成为全面发展的人。
认知神经科学的研究表明，左右脑的分工是进化的结果，只有人和其他高级动物才有左右脑分工。人的左脑的基本功能是从捕食分工进化而来的，它负责语言和分析、演绎等逻辑功能；人的右脑的基本功能则是从观察环境和防止被捕食分工进化而来的，它负责情感、面孔识别、归纳与综合等功能。左右脑的分工使脑的信息加工更加专门化，左右脑的并行处理又使得脑的信息加工更加高效。同时，左右脑的分工使分析与综合这两类基本的信息加工方式互相分离，使个体的人或者某些群体有可能成为只侧重左脑功能的“单向度的人”。美国《连线》杂志杰出编辑、美国前副总统戈尔的演讲稿撰稿人平克(Daniel H.Pink)说：“上溯至医学始祖希波克拉时代，医生就认为以及所掌管的左脑是关键的半脑。到19世纪，科学家开始积累相关证据来支持这个观点。19世纪60年代，法国神经学家保罗·布罗卡(Paul Broca)发现左半脑有一个区域控制着言语的能力。10年后，一位德国神经科学家卡尔·韦尼克(Carl Wernicke)关于理解语言的能力也有了类似的发现。这些发现很自然地导致了令人信服的三段论：语言是使人区别于动物的标准，语言能力位于大脑的左侧，因此，左半脑就是使人类之所以为人的关键。”(22)从古希腊到当代，西方学者一直认为：“左半脑是理性的、有分析能力、有逻辑能力的，符合我们对大脑的一切期望，而右半脑是无言语能力的、不平衡的、本能的，是一个自然天生的、已过时退化了的器官。”(23)这种情况直到美国加州理工学院教授罗杰·斯佩里(Roger Sperry)有关“裂脑实验”的伟大发现才有所改观。斯佩里发现，人的大脑虽然左右分工，但它们通过胼胝体连接在一起，左右脑的功能是互相关联和互相补充的。如果切除胼胝体，则左右脑的功能完全分离。根据多年的实验和探索，斯佩里等人得出了新的关于左右半球专门化功能的认识，即左半球功能基本上是分析的、逻辑的、计算的、语言的。右半球功能则是空间的、综合的、音乐的、直觉感觉的。斯佩里说：“那个所谓次要的右半球，我们认为它不具有认知能力并且很迟钝，某些权威人士还认为右半脑是无意识的，现在却发现，右脑实际上是高级的，特别是在进行某些智力活动时。”斯佩里因为这项发现获得诺贝尔医学奖，并且永远改变了心理学和神经科学研究领域。1994年他去世时，《时代周刊》称他为“颠覆传统理论——左脑优势论的人。”(24)
我们过去是“左脑的人”，我们只习惯用左脑进行逻辑的、分析的思维，而将右脑综合的、直觉的功能置于次要的、无足轻重的地位。人的左脑控制了人的思想和行为。过去的时代是左脑作为主人、右脑作为奴隶的时代。现在这个时代已经终结，人类社会重新进入右脑做主人、左右脑并用的“全脑时代”。回归于人就意味着，要遵循自然进化的规律，做一个“全脑的人”。我们既要重视左脑分析的功能，又要重视右脑综合的功能，成为一个全面发展的人。认知神经科学的研究结果表明，只有对脑的全面认知，才能提高人的心智能力，才能实现人的全面发展。
科学技术回归于人、以人为本还包括防止和遏制科学技术发展可能对人类的危害。
聚合科技给我们带来的不仅仅是喜，可能也会是忧！科学技术正在改变人类自然进化的方向，聚合科技甚至可能改变物种！地球正在变暖，冰山正在溶化，环境不堪重负，能源日益枯竭，人的活动反过来危害人类——这种情况正在发生。人类的心智是否还能引领未来的时代？这是我们面对未来应该要认真考虑的！
4.教育变革，造就全面发展的综合性人才
人所造成的这一切，如果希望改变，仍然只能寄希望于人！
但能够改变和拯救未来世界，使之成为人类永久家园的人，一定不是只会使用左脑做数学运算和逻辑分析的科学家和哲学家，而是同时能够使用右脑做艺术和综合思维的思想家和创造者。
中国古代思想家孟子曰：“万物皆备于我矣。反身而诚，乐莫大焉；强恕而行，求仁莫近焉。”(25)它体现了孟子的天人合一的崇高思想。有异曲同工之妙的是马克思的一句名言：“人所共有的我都有”，这句名言体现了这位“千年思想家”海纳百川的思想境界。文艺复兴时期的科学大师和艺术巨匠达·芬奇由于非凡的科学艺术才能和成就而赢得这样的赞誉：“上天有时将美丽、优雅、才能赋予一人之身，令他之所为无不超群绝伦，显出他的天才来自上苍而非人间之力。列昂纳多正是如此。他的优雅与优美无与伦比，他的才智之高可使一切难题迎刃而解。”(26)另一位文艺复兴时期的大师、意大利物理学家、天文学家、数学家和哲学家、近代实验科学的先驱伽利略有一句名言：“自然是完美的”，而科学家的使命就是去证明这一点——不论他是在研究运动的定律、雪花的结构、花的形态及生长，或是在研究我们已知的最复杂的系统，即人类的大脑。(27)
这里有两个发人深省的问题。其一，使用分析方法的人，如科学家，他们更多地挑战自然，向自然索取(28)；而使用综合方法的人，如人文学者和艺术家，则更多地关注自然，讲天人合一。为何如此？前面分析当代脑与神经科学关于左右脑分工与统一性的研究已经为这个问题提供了答案。其二，古今中外思想家和学术大师的思想和学术都不是单一的，而是融会贯通的。而令人惊讶的是，古今中外思想家和学术大师都不是在某种教育体制内培养出来的人才！这又是为什么？
以追求必然知识为目的的近代科学是以分析和演绎的思维方法为基础、以数学和逻辑推理为工具的，这是左脑统治的结果。现代教育体制同样是“左脑统治”的结果，只重视以演绎和分析为基础的“科学”而忽视以归纳和综合为特征的人文和艺术学科就是“左脑统治”的特征；“左脑统治”的第二个结果是在现代教育体制下形成了“学科门类十几个，一级学科几十个，二级学科几百个，三级学科几千个”的条分缕析、密不透风、令人无法呼吸的知识隔绝的尴尬局面；最后，20世纪的“分析时代”前所未有地强化了“左脑为王”的一统天下。
这种局面如不改变，科学没有希望，教育没有希望，人类没有希望！在新的世纪，科学需要新的综合，教育需要新的综合，人类也需要新的综合。认知科学和聚合科技的发展给人类重新带来希望！研究报告预言在21世纪的头15年，全球教育和信息基础设施将根本改变！NBIC聚合科技将在包括认知科学的更大的学科综合的基础上统一科学和教育。(29)在这个新的时代，我们有可能摆脱自现代教育体制建立以来学科和教室对学生和学习的束缚。在这个新的时代，我们希望有如文艺复兴时代达芬奇、伽利略式的真正科学大师和学术大师的出现，我们更希望有类似2000多年前关心人类命运的孔孟老庄这样的思想家的出现。
注释：
①参见Mihail C.Roco and William Sims Bainbridge(eds.)(2002)Converging Technologies for Improving Human Performance.Dordrecht/Boston/London，Kluwer Academic Publishers.中文版参见蔡曙山、王志栋、周允程等译：《聚合四大科技，提高人类能力》，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0年。另请参见蔡曙山：《认知科学：世界的与中国的》，合肥：《学术界》2007年第4期，第7-19页。北京：《新华文摘》转载，2007年19期，第27-31页。
②M·怀特编著：《分析的时代：二十世纪的哲学家》，杜任之主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年。
③2009年5月，由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科学中国人杂志社和清华大学心理学系主办的首届全国认知科学会议在江西南昌召开。本届会议的主题是“综合的时代——认知科学的发展及其影响”，来自国内外高校和研究机构的专家学者、教授、教师和研究生近50人参加了本次会议。我们预言，21世纪必将成为“综合的时代”。会议报道参见夏炎、张刚：《综合时代的认知科学》，北京：《科学中国人》2009年第7期，第10-15页。
④罗素说：“笛卡尔的无疑问的事实是他自己的思维，按最广的意义使用‘思维’这个词。‘我思’是他的原始前提。”参见罗素：《西方哲学史》下卷，马元德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90-91页。
⑤休谟：《人类理解研究》，关文运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年。
⑥罗素：《西方哲学史》下卷，马元德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196页。
⑦Lakoff,George and Mark Johnson,Philosophy in the flesh:the embodied mind and its challenge to Western thought.New York:Basic Books，1999.
⑧参见蔡曙山：《一个与卢卡西维茨不同的亚里士多德三段论形式系统》，《哲学研究》1988年第4期。
⑨参见蔡曙山：《论形式化》，《哲学研究》2007年第7期。另请参见蔡曙山：《语言、逻辑与认知》，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7年。
(10)http://www.news.harvard.edu/gazette/2007/02.08/99-hau.html.
(11)参见蔡曙山：《认知科学框架下心理学、逻辑学的交叉融合与发展》，北京：《中国社会科学》2009年第2期。另请参见蔡曙山：《经验在认知中的作用》，北京：《科学中国人》2003年第12期。
(12)Harnish,Robert M.Minds,brains,computers:an historical introduction to the foundations of cognitive science Malden,MA:Blackwell Publishers,2001,p.7.
(13)George F.Will,"The term 'liberal arts' connotes a certain elevation above utilitarian concerns.Yet liberal education is intensely useful." The American Heritage 
Dictionary of the English Language,Fourth Edition.Copyright 
2009 by Houghton Mifflin Company.Published by Houghton Mifflin Company.
(14)Mihail C.Roco and William Sims Bainbridge(eds.)(2002)Converging Technologies for Improving Human Performance:Nanotechnology ,Biotechnology,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Cognitive Science.Dordrecht/Boston/London，Kluwer Academic Publishers，p.102.中译文见蔡曙山、王志栋、周允程等译：《聚合四大科技，促进人类发展》，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0年。
(15)本节综述内容均源自蔡曙山、王志栋、周允程等译：《聚合四大科技，促进人类发展》，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0年。
(16)简化论是用相对简单的原理解释复杂现象或结构的企图或趋势，这种理论认为生命过程或精神活动是遵循物理和化学法则的。弗雷德里克·特纳(Frederick Turner)说：“我们的教育体系一直有一种危险的简化论偏向，就是对初始的、基础的东西的痴迷。”——作者注。
(17)温新红：《我们离世界一流大学有多远：清华大学蔡曙山专访》，《科学时报·大学周刊》，2007年12月11日。《新华网》、《搜狐网》、《新浪网》各大门户网站教育头条同期转载。
(18)Mihail C.Roco and William Sims Bainbridge(eds.)(2002)Converging Technologies for Improving Human Performance:Nanotechnology,Biotechnology,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Cognitive Science.Dordrecht/Boston/London，Kluwer Academic Publishers，p.23.中译文见蔡曙山、王志栋、周允程等译：《聚合四大科技，促进人类发展》，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32页。
(19)符号语言对人类文明进步的作用，请参阅蔡曙山、邹崇理著：《自然语言形式理论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5页。
(20)Mihail C.Roco and William Sims Bainbridge(eds.)(2002)Converging Technologies for Improving Human Performance:Nanotechnology,Biotechnology,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Cognitive Science .Dordrecht/Boston/London，Kluwer Academic Publishers，p.281.中译文见蔡曙山、王志栋、周允程等译：《聚合四大科技，促进人类发展》，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326页。
(21)Lakoff,G.and M.Johnson,(1999)Philosophy in the Flesh:The Embodied Mind and Its Challenge to Western Thought.Basic Books,A Member of the Perseus Books Group,pp.5-7.
(22)(23)(24)Daniel H.Pink,A whole new mind :moving from the information age to the conceptual age,New York：Riverhead Books，2005.中译文见丹尼尔·平克著：《全新思维》，林娜译，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12、12、13页。
(25)语出《孟子·尽心上》。
(26)意大利画家、美术史家瓦萨里(Giorgio Vasari，1511-1574)对达芬奇的评价，见百度百科，http://baike.baidu.com/view/15940.htm.
(27)Chomsky,N.Preface,An Introduction to Cognitive Linguistics,Preface by Chomsky,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1年。
(28)前苏联植物育种学家和农学家米丘林(ивaн Влaдимиpoвич Мичypин，1855-1935)的名言：“我们不能等待大自然的恩赐，我们要向大自然索取。”他的学说和“名言”曾入选我国中小学课本，影响恶劣。
(29)关于聚合科技基础上科学和教育统一的精彩论述和美好前景，请参阅Mihail C.Roco and William Sims Bainbridge(eds.)(2002)，pp.363-437.中译文见蔡曙山、王志栋、周允程等译：《聚合四大科技，促进人类发展》，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435-52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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