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克俭[1]2003年在《蓝星科技买壳上市方案分析》文中研究说明上市公司与一般企业相比最大的优势是获得了一条持续的融资渠道，为公司发展战略的实施提供了充足的资金支持，但由于我国目前二板市场仍未开放，而主板市场因受容量的限制对上市公司审批严格，所需时间长，且对公司规模、经营业绩、进入辅导期时间等有严格规定，从而使一些优秀的公司特别使一些民营企业和成立不久的高科技企业不能上市，限制了企业的发展。买壳上市作为企业并购的一种形式，在西方的证券市场使用非常盛行，在美国已有上百年历史，一直是企业上市融资的捷径，无论从理论上还是操作技巧上的研究都已经比较成熟和完善。但是由于经济体制和法律法规的不同，许多理论和操作技巧并不适应与我国。中国真正意义上的买壳上市是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期才开始出现并逐步盛行起来的，但是由于许多企业对买壳上市的利弊未作全面而充分的分析，买壳上市带有较大的盲目性和操作性，成功率并不太高。 买壳上市由于需付出昂贵的买壳成本，因此其收益打了折扣，另外买壳上市往往操作难度大，涉及复杂的债务重组、人员安置等问题，操作风险大，在实现新股增发或配股前往往需要大股东投入较高的成本，其收益-风险率往往远远低于直接上市，因此必须对买壳上市的成本与收益进行仔细分析，制订出一套既有利于企业战略实施，又具有可操作性的实施方案。本文以资本运营和资产重组的基本理论为基础，结合本人亲身参与的蓝星科技买壳西南化机间接上市的实际运作经验及体会，对买壳上市中涉及的目标公司选择、股权收购方式以及资产置换、债务重组等关键性问题和难点问题进行分析，对影响买壳方买壳上市的目的实现的因素进行了论述，针对该案例中存在的具体问题和我国目前壳资源重组中存在的普遍性问题，提出了解决的办法和思路，结合案例对政府在壳资源重组中应该发挥的作用进行了探讨。本文写作中运用企业战略管理、财务管理、资本理论等基本理论，本论文是对自己在蓝星科技买壳上市案例中的工作的一种总结和深化，写作的目的一方面希望能对准备买壳上市或正在运作买壳上市的企业和有关人员有所帮助，另一方面能对自己前一段时间在该案例中的工作进行总结，对以后在上市公司的工作进行指导。
谭建明[2]2010年在《成都兴蓉集团排水资产借壳上市案例分析与研究》文中研究表明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和信息化的发展,企业并购重组已成为社会资源进行有效配置的一种重要方式。在我国,上市公司这一直接融资平台是稀缺资源,而借壳上市就是充分利用上市资源的一种并购形式。借壳上市方式不仅有利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促进国有资产的合理流动和优化配置,加快国有经济布局和结构的战略性调整,而且也为私营企业解决其发展中包括资金紧缺在内的诸多问题,促进企业实现资本快速扩张提供了一条最佳途径。然而,企业在借壳上市的运作过程中却不乏许多失败的案例,或虽成功借壳上市,却因后期存在的资产黑洞、或有负债等历史问题而最终以失败告终。因此,如何成功“借壳上市”并实现企业规范运作和快速发展是所有非上市企业面对的一道难题。鉴于此,笔者撰写了“成都兴蓉集团排水资产借壳上市案例分析与研究”这篇文章。本文在对国内外并购重组理论、借壳上市具体概念以及企业上市利弊因素进行阐述的基础上,对成都兴蓉集团排水资产成功借壳上市的案例进行全面、深入分析,并对整个运作过程进行了经验总结。文章共分五部分,第一章：绪论；第二章：企业借壳上市理论概述；第叁章：对成都兴蓉集团排水资产借壳上市背景进行分析,包括借壳上市的宏观政策环境、借壳上市方式优势的分析,排水资产上市可行性分析,以及对公司如何确定壳资源进行探讨。第四章：对成都兴蓉集团排水资产借壳上市的内容和历程进行分析,包括本次并购重组交易主体基本情况的介绍和交易动机的分析,借壳上市方案的内容、对方案内容的分析,以及借壳上市过程的具体介绍。第五章：对本次借壳上市进行总结论述,包括排水资产先行借壳上市的意义和成功上市的促进因素及建议分析。本文以分析成都兴蓉集团排水资产借壳上市的成功案例为核心,从为解决企业上市中存在的问题出发,重点探索企业成功借壳上市的有效途径和要点,为非上市企业通过借壳上市的方式实现战略性发展提供借鉴和参考。
王乾飞[3]2013年在《实物期权在反向并购中的应用研究》文中认为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的持续增长和资本市场的不断完善，并购市场得到快速发展，反向并购逐渐成为企业并购重组的重要形式。根据同花顺金融统计数据显示：2008年1月至2012年12月，全国总共有86家企业借壳上市，其中67家已经成功借壳上市，15家仍正在进行中，仅有4家被否。除了政府部门的中间作用之外，企业价值评估是决定并购能否顺利进行的关键。反向并购中，壳公司一般都是经营不断恶化，很难再持续经营下去，如果选择现金流贴现法、资产价值法、市场比较法、EVA估值法等方法进行价值评估，那么其评估结果往往是被低估的，甚至可能会得到负值。这明显与实际不相符，因此，研究实物期权在反向并购中的应用是有必要的。本文第一章是前言，介绍了本文选题的背景及意义、文献综述、研究思路与方法。第二章是实物期权与反向并购的相关概述，介绍了实物期权和反向并购的概念，对实物期权与金融期权的差别进行比较，对反向并购与IPO的优劣势进行分析。第叁章是反向并购中引入实物期权的必要性分析，阐述市场比较法、资产价值法和现金流贴现法在应用中存在的缺陷，以此说明反向并购中引入实物期权的必要性。第四章是实物期权在反向并购中的应用分析，阐述实物期权的基本模型，分析壳公司的价值构成，结合案例分析实物期权在反向并购中的实际应用。第五章是实物期权在反向并购的应用中存在的问题分析，分析实物期权估值法在并购应用中存在的问题。第六章是实物期权在并购中的应用建议，针对第五章分析的问题，提出相应的建议。本文指出，实物期权估值法的应用不是替代其他定价法，而是对企业估值方法的一种补充，使企业的评估值更趋于市场值。反向并购中，壳公司的价值包括壳公司自身资产价值和收购方拥有的期权价值，前者可以用市场比较法、资产价值法和现金流贴现法进行评估，后者则可以通过实物期权法进行评估，将两者求和便可得到较为准确的企业价值。
刘朝晖[4]2004年在《上市公司“并购系”有关问题的研究》文中研究说明从国外企业并购的发展历程来看，并购浪潮都发生在经济转型时期。中国经济目前正处于急剧转型时期，股票市场上发生的并购活动层出不穷，其对资源重新配置的功能日益显现。资本市场的开放已发展到外资可以直接参与国内的并购市场，中国企业是否能从容应对?实际上，先知先觉的中国企业家们已经在资本市场合纵连横，通过并购快速成长，形成一个个“与狼共舞”的公司联合体系。本研究论文将其称为上市公司“并购系”，指的是由实际控制人相同的两家以上的A股上市公司所组成的关联公司体系，该体系中至少一家上市公司的控制权是通过并购获得，并且共同的实际控制人直接左右系内上市公司的经营和发展。 上市公司“并购系”的有关问题涉及到多种学科，它也是财务会计和管理学科应该关注的一个研究领域。国内对于上市公司“并购系”的研究还缺乏理论上的探讨，也未采用实证方法对“并购系”的现象进行解释。本文力图利用财务会计学和管理学的知识，考察上市公司“并购系”是否通过并购增加了竞争实力和控制力?是否增加了上市公司的股东财富?或者仅仅是利用制度缺陷或市场误区牟取短期暴利?从而为政府管理部门、中国企业家、中小投资者提供借鉴。 上市公司“并购系”牵涉的利益相关者非常复杂，而处于核心地位的是其实际控制人。我们选择的研究角度主要是上市公司“并购系”实际控制人的价值取向和实际利益，同时考察“并购系”内作为收购公司和目标公司所有股东的利益。文章结构及主要观点如下： 第1章：导言。本章概述了选题背景和选题意义；解释了研究涉及的主要概念；明确了研究对象、研究角度、研究方法和结构安排：归纳了本文研究的基本结论和主要贡献。 第2章：并购理论及文献回顾。本章对国外和国内并购动因和并购绩效的理论进行了分类梳理。并购的动因和绩效本身跟社会经济的波动性和周期性规律密切相关，并且并购行为涉及的利益相关者有各自不同的立场和期望。因此，无论是国外的成熟市场还是类似我国的新兴市场，任何一种并购理论只能解释部分并购行为及其结果，都有其适用的局限性。国外和国内学者实证研究结果的多样性印证了这一点。 第3章:上市公司“并购系”的成因。本章考察了上市公司“并购系”形成的外生性因素和内生性因素，主要包括中国特殊经济环境下的股票市场制度诱因，以及中国企业追求成长的内在动因。 本章借鉴青木昌彦关于制度的定义，即制度是博弈重复进行主要方式的共有信念的自我维系系统，从股票发行制度导致的“买壳上市”、股权流动性分裂导致的“协议收购”、一股独大导致的“零成本收购”、二级市场上的共有信念导致的“财富掠夺”，以及国有股和法人股全流通预期导致的收藏非流通股权等方面分析了“并购系”实际控制人的并购行为。 上市公司“并购系”实际控制人不断通过并购获取上市公司的控制权，存有追求成长和积累财富的内在动力，其成长途径包括通过并购增强控制力、实现产业创新和产业整合叁个方面。 第4章:上市公司“并购系”的市场表现和财务绩效。上市公司“并购系”的迅速发展反映了我国股票市场存在控制权集中的趋势。“并购系”实际控制人的并购行为能顺应股票市场共有信念的变化和政府监管法规的变迁，前期形成的“并购系”以买壳上市、资产重组手段为主，辅以二级市场上的股价炒作;而后期形成的“并购系”则侧重于实际控制人自身产业创新和产业整合，所并购的上市公司主营业务变更也就较少，没有发现股价炒作的证据。 上市公司“并购系”实际控制人首次或前两次并购的股价收益和超额收益远远高于所有样本的平均水平，说明获利后的“并购系”实际控制人倾向于继续收购上市公司，最终在股票市场上控制多家上市公司，形成“并购系”。上市公司收购上市公司时，股票市场对收购公司和目标公司没有显着的协同效应的预期，也没有显着的风险套利机会。 上市公司“并购系”的总资产增长幅度大于股东权益的增长幅度，这说明其控制力杠杆在加大。上市公司“并购系”股东权益的快速增长得益于系内上市公司的溢价IPO、配股和增发。上市公司“并购系”的主营业务资产收益率均值能连续保持较好水平，说明其在主营业务的经营和管理上确实取得了一定的绩效。但净资产收益率均值一直低于股市平均净资产收益率，且有下降趋势，可能的原因是实际控制人热衷于通过股票市场进行权益性融资，导致所控制上市公司的净资产增加迅速，却没有形成使净利润同步增长的经营管理能力。 第5章:上市公司“并购系”的典型案例分析。本章对“清华系”、“华立系”和“叁九系”进一步剖析，案例分析的结果印证了第4章的部分结论，无论是高校企业、国有控股企业还是民营企业，都把股票市场作为增强控制力、进行产业创新和产业整合的舞台，但他们所造“并购系”的总体财务绩效并不理想。案例分析发现国有企业和高校企业通过溢价护O、配股和增发使自身财富增值迅速，而对于再融资难度较大的民营企业，并购后在股东权益上则没有超额的回报。对叁个案例产业整合进一?
梁寅鹏[5]2003年在《中国资本市场“系”现象研究》文中研究表明“系”现象是中国资本市场近年来一个引人注意的新现象。当前，国内理论界对“系”现象的研究和看法分为两种：一种观点认为“系”主要通过对上市公司的控制，在资产置换、关联交易、投资等方面进行操作，变相侵占上市公司的资产，损害小股东的利益，并利用自己的信息优势在二级市场上进行炒作，获取利润，这种观点认为“系”对中国资本市场主要起了消极作用；另外一种观点认为“系”是一种新的企业运作模式，可以帮助企业进行行业整合，认为“系”主要起到了积极作用。在两种观点的争论中，第一种观点是目前社会上的主流看法。本文对现在中国资本市场上出现的各个“系”进行了分类，并对“系”做出了重新的界定，分析了“系”的结构特点、形成的过程、形成的原因、“系”的功能以及带来的风险和问题。本文主要的结论：[1]中国企业的迅速发展对融资有迫切的要求，中国国内资本市场发展不完善与这种强烈的融资需求的冲突导致了企业寻求通过买“壳”的方式控制上市公司，以此来提高自身的融资能力；[2]中国上市公司股票的两种定价机制为“系”低成本控制上市公司提供了可能，监管机制的不完善为“系”提供了操纵上市公司的空间，国有资产在调整过程中从部分竞争行业退出，为资本市场提供了一定数量的“壳”资源；[3]民营企业纷纷买“壳”上市，在这个过程中，部分实力突出的企业形成了“系”；[4]“系”现象对进行行业整合、提高资本市场融资能力等方面起到了积极的作用；[5]“系”通过对上市公司进行的操纵放大了金融风险，将上市公司的股东利益最大化变为大股东利益最大化，存在着侵害小股东利益的潜在倾向。以上的研究对于如何看待资本市场出现的“系”现象提供了依据。
廖晨旭[6]2015年在《基于股票收益率的国企并购重组绩效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我国拥有世界上最为庞大的国有资本,尽管政府进行国企改革已经超过36年,但部分国企经营状况仍然不佳。文章选取2006年至2014年上市公司的数据,使用添加了国有持股比例后的FF叁因子模型分析国有持股比例与行业组合收益率之间的关系。分析了市场对1307起股权并购事件董事会预案的反应,探讨一般市场环境下通过股权融资进行并购重组的可行性,还分析了并购重组对传媒行业和化工行业企业经营状况的影响。结果表明37个行业中,大部分行业的市场估值随国有持股比例下降而上升,仅少数行业的市场估值与国有持股比例正向变动,因此国企改革十分有必要。而并购重组不失为改革的一种有效途径。进一步分析还发现传媒这种高成长性行业国企并购重组后经营状况改善程度逊于民企,而化工这种传统行业则相反。在并购重组中需要注意,虽然并购的标的资产占并购发起方资产的比例越高,二级市场融资成功概率越大,但发起方应充分考虑重组对企业盈利能力和现金流的影响并尽量使用股权支付方式。购买上市壳资源有利于产业转型、升级。市值小于35亿的化工、家电、地产、机械、汽车、轻工制造等传统行业进行行业整合的并购重组比较容易成功。新兴行业进行跨行业并购重组可行性高。建议国有企业进行并购重组时首先应该树立资本运作的先进意识、明确并购重组目的、兼顾国企经理人利益、实行特殊股管理制度并加强风险控制。因此,通过并购重组实现资源优化配置、提高综合竞争力是国企改革的有效途径。
杨沁[7]2017年在《基于不同动因的政府干预壳资源并购绩效研究》文中指出壳资源并购形成于我国资本市场“总量控制、限报家数”的企业上市准入制度,是我国资本市场上并购重组活动中重要而特殊的组成部分。由于壳资源并购自始至终受到我国特有的制度约束,政府高度介入其间并对之产生了深刻影响,因此,从我国实际出发,探讨政府干预壳资源并购的效果具有很强的研究价值与研究意义。遗憾的是,现有文献关于壳资源并购中政府干预效果方面的研究,只关注了政府干预对公司并购绩效的影响,未能从政府视角出发去关注政府干预并购带来的社会效应,也未能考虑到不同层级政府干预的不同动机会带来不同的干预效果。鉴于此,本文提出了不同层级政府干预的研究新视角,以不同层级政府的不同干预动因为研究出发点,提炼出一个描述政府对壳资源并购的干预行为和干预绩效的综合研究框架。随后选取351家壳资源并购样本,采用建立在面板数据基础上的双重差分(DID)模型、Logistics分析、多元回归分析和对照检验的方法,对相关假设进行了验证。本研究不仅揭示了基于不同干预动因下政府干预行为产生的效果,完善了政府终极产权理论,而且为壳资源并购中政府的干预行为提供了理论指导。本研究主要的研究内容及创新性工作如下:(1)修正了政府终极产权理论,提出了基于不同层级政府干预动因的差异性来研究政府干预壳资源并购绩效的新视角。目前学术界对壳资源并购中不同层级政府行为目标的差异性缺乏关注,仅依据政府终极产权理论提出的政府私利动机来评价政府干预绩效,无法保证绩效评价结果的准确性、客观性。本文从政府规制理论出发,结合中国转型经济中的政府财政分权改革、地方政府保护主义等典型特征,构建了不同层级政府的目标函数,并建立了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博弈模型,对政府终极控制权理论进行了修正,探索了政府介入壳资源并购的根源与动机。结果表明中央级的上级政府更具公共利益动机;地方一级的下级政府更具私利动机。木研究依据政府规制权、终极控制权乃至政府终极控制权的逻辑推演,从内在根源上分析了政府干预壳资源并购的依据及动机,提出了政府干预绩效研究应考虑不同层级政府干预动因差异性的研究新视角,这是对“政府终极产权理论”的丰富与拓展。(2)构建了政府干预壳资源并购绩效检验的整体理论框架。鉴于现有研究缺乏对政府干预行为影响并购绩效的作用机理的探讨、缺少整体性理论框架的问题,本研究以壳资源并购中的政府干预动因作为研究切入点,遵循“政府控制(动因)——干预方式(行为)——干预绩效(结果)”的分析框架,在修正的政府终极控制权理论的基础上,构建了的干预动因、干预方式与干预绩效的双通道机理模型,即“不同层级政府基于不同动因、采取不同干预方式继而产生不同干预效果”的机理模型:中央政府基于公共利益动因,对其控制的中央企业壳资源并购实施了跨区化、相关性并购等干预方式,带来了相应的干预效应;地方政府基于个人及利益集团私利动机,对其控制的地方国有企业壳资源并购实施了本地化、多元化并购等干预方式,带来了相应的干预效应。这不仅厘清了不同层级政府对壳资源并购的影响路径问题,还将政府干预动因、干预方式与干预绩效有机联系起来,构建了一个较完整的政府干预的理论框架,解释了政府干预壳资源并购的内在机理。(3)研究了不同层级政府干预下的并购方式与并购模式的选择。运用Logistic回归分析,对基于不同动因的政府介入壳资源交易的方式及并购模式的选择进行了研究。在壳资源交易中,两级层级政府干预动因不同,导致其干预方式具有差异性,既有财政补贴、贷款担保等资金支持,以及要素投入、资源调配、政府兜底等政策支持;也有跨区并购、本地化并购、同属化并购、多元并购等干预方式,进而形成相应的并购模式。实证检验证明,地方政府控股的上市公司更多采取了本地并购和多元化并购模式,中央政府控制和非政府控制的壳资源并购多采用异地化并购,本地化特征并不明显。政府的行政协调方式的直接干预和市场化替代方式形成的以本地化/异地化、多元化/同属化的并购模式,并成为政府干预动因与干预绩效之间的中间变量,证实了概念模型中“政府终极控制权(基础与根源)——政府干预(动因)——直接干预和并购模式(方式)”的传导路径。(4)研究了政府干预壳资源利用的企业微观绩效。本部分基于利益相关者理论,结合壳资源并购的典型特征,通过分析壳资源并购中重大环节涉及到的关键利益相关者及政府不同的干预动机、不同的干预方式对利益相关者绩效的影响,在理论上提出了政府干预对企业绩效影响模型并运用DID模型、多元回归分析进行了实证检验。从企业利益相关者视角出发,政府干预对壳资源并购产生的绩效不仅包括对并购双方股东绩效的影响,还包括对债权人、员工等利益相关者绩效的影响,且受到政府干预方式的调节。实证研究结果表明,政府的干预对并购双方产生了显着的政府干预效应,短期内政府干预对并购双方股东均有支持作用,对债权人有掠夺效应;但长期来看,政府的干预对企业产生了掠夺效应,而且地方政府的干预对地方国企产生了更大的掠夺效应。本研究对收购方股东、债权人等利益相关群体的绩效进行了衡量,克服了以往研究中未能结合壳资源并购特征研究的不足和仅考虑股东利益的不足,是对现有研究仅关注股东利益的突破与拓展。(5)研究了政府干预壳资源利用的社会宏观绩效。本部分通过分析政府不同的干预动机、不同的干预方式对财政收入与就业的影响,在理论上提出了政府干预对社会绩效影响的模型并进行了实证检验。从社会绩效视角出发,政府干预对壳资源并购产生的绩效,不仅包括对企业的影响,还包括了对社会福利的影响,且受到政府干预方式的调节。为了获得准确的不同层级政府干预效应,采用了 DID双重差分模型、多元回归分析的研究方法,并将样本分组进行两两对比检验。研究结果表明,政府干预下的壳资源并购产生了较大的社会效应,带来良好的就业效应。这说明仅从收购方利益的视角出发,认为壳资源并购产生了“成功悖论”的结论是有失偏颇的。当我们从企业微观效应与社会宏观效应的综合视角来看,政府干预下的壳资源并购具有良好的综合效应,企业在追逐自身利润的同时也承担着相应的社会责任,充分体现了政府干预的政策效应。本研究从财政收入效应、就业效应角度衡量社会宏观绩效,是对目前研究仅关注企业绩效评价的突破,不仅修正了并购的“成功悖论”之说,也是对“政府掠夺之手效应”和“政府支持之手效应”的验证与开拓。
沈菲菲[8]2016年在《IPO融资在民营化工企业中的运用》文中研究指明在我国,民企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获得了较快的发展,为我国社会与市场经济,以及生产力的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然而,在自身缺陷因素与历史条件的影响下,融资难的问题始终制约着民企的发展。为此,该类企业需要在有限的外部融资条件下发掘出有效的融资渠道,以促进自身的全面发展,这是其当前的发展要务。我国民营企业传统的融资途径主要有两种:银行贷款和企业内部融资。本文所研究的化工企业受限于各种因素,难以向银行长期获取贷款。即使已通过银行的审核,但银行出于资金安全等因素的考虑,通常会附加一些资产抵押条件,从而加大了化工企业的融资难度。本文所分析的A公司因企业自身发展的需要,所需资金量比较大,通过企业自身已无法满足现阶段的资金需求,主要依靠银行借款融资。融资渠道的单一不仅限制了公司的快速发展,同时也会降低公司抵御市场风险的能力,因此选择在资本市场上进行IPO融资成了像A公司这样的民营化工企业亟需考虑的问题。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笔者通过探究该公司的融资现状和现阶段发展所面临的瓶颈,以理论结合实际的分析方式,深入阐述民营化工企业的IPO融资体制与其在上市前后所遇到的各种风险,为我国其他拟上市民营化工企业利用资本市场进行IPO融资来解决资金不足问题提供参考与借鉴。本文首先概要介绍了我国民营企业的概况和融资现状,进而细分到案例A公司所属的化工行业,最后引入本文的重点研究对象A公司。在分析了A公司的经营情况和未来发展战略及规划之后,本文结合其目前所存在的发展困境,运用定量和定性分析的方式,探讨了A公司IPO融资的必要性与可行性,并通过比较分析法为A公司选取适合的上市模式和上市地点,从而制定符合A公司的IPO融资方案。文章的最后则是对如何防范A公司在上市前后可能遇到的各种风险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
熊梦飞[9]2013年在《我国借壳上市IPO股价影响因素研究》文中提出国内外大量学者都对股票IPO定价影响因素做出了研究。近年来，随着我国证券市场的发展，借壳上市这种并购重组方式伴随着市场的发展也开始层出不穷。关于借壳上市的研究之前都集中在借壳前后的绩效变化、借壳上市的动因以及借壳上市存在的法律财务风险上。但是专门针对借壳上市借壳成功后的首次公开发行上市的股价影响因素的研究却比较少，本文正是针对这个特定的研究对象进行的研究。本文结合内在价值等理论基础，归纳出借壳上市IPO股价影响的财务性和非财务性因素，将非财务性因素进行定性分析，对财务性因素则运用因子分析法与回归分析法相结合的定量分析方法进行研究。在上述研究的基础上分析出借壳上市IPO股票定价的影响因素与普通上市的区别，并在此基础上提出能够更加合理地考虑借壳上市IPO股票定价格影响因素的政策建议。其研究结论主要是：借壳上市IPO股价与普通IPO股价的影响因素都主要是体现公司内在价值的一系列财务指标，但是二者又存在差别。本文的研究发现借壳上市IPO的影响因素中行业这个因素（特别是房地产业）的影响效果被放大；借壳前后企业的经营范围等可能会发生变化，因此借壳公司自身的盈利和经营状况的影响作用相应降低。在研究结论的基础上，本文提出包括加强对于中介机构和上市公司财务信息的审批监管、规范并指导过热行业的发展等政策建议,包括用政策手段抓对借壳重组的监管、加强信息披露与改革发行体制、加强参与者教育与加大投入、结合多项因素完善借壳上市IPO定价制度。以此为借壳上市IPO股价的制定提供更准确合理的信息进而促进其股价的合理制定。
陈悦林[10]2012年在《我国主板市场反向收购上市绩效的实证研究》文中指出反向收购是除IPO直接上市方式外，一种间接上市的方式。欲上市企业通过控制一个上市公司，并通过资产置换、资产购买、资产转移等手段把资产注入上市公司，实现资产证券化从而上市的过程即反向收购上市。反向收购上市一直是我国企业境外上市的重要途径，但是2010年随着美国资本市场中概股问题的爆发，反向收购再一次成为市场热词。在我国资本市场20多年的发展历程中，直接上市限制较多、成本较高，因此反向收购上市也是重要的上市途径。随着我国多层次资本市场建设的逐步完善，反向收购的热度有所降低。但是在我国资本市场制度不断完善的前提下，反向收购仍不失为一种重要的上市途径，特别是未来，将在上市公司并购与被并购之间起到重要的作用。但反向收购上市与IPO上市之间到底有什么区别，其在上市之后的变现是否具有较大的差异，我国的学者对于这一个问题并没有过多的研究，特别是进行实证方面的研究。本文从反向收购上市绩效的角度出发，重点突出反向收购上市与IPO上市绩效之间的对比，从生存分析、市场表现以及经营绩效叁个角度来反映上市绩效的差异。首先，利用Kaplan-Meier分析的方法，对比反向收购企业与IPO上市企业在长期市场表现方面的差异，得到反向收购上市企业的长期绩效要差于IPO上市企业；接下来，从股价、波动性和流动性叁个方面对反向收购上市企业的市场表现进行研究，发现其股价表现要明显好于IPO上市企业，但其整体波动性大、流动性小，投资风险较大；最后，利用因子得分的方法分别计算上市之后1-3年之间反向收购上市企业与IPO上市企业的综合经营绩效，通过对比，发现前期反向收购上市企业与IPO企业的经营绩效没有显着差别，但是长期经营绩效下降。通过综合分析，得到反向收购上市由于上市过程中存在不透明性，使得其在生存表现、经营绩效等长期表现要显着差于IPO上市企业，虽然股价表现显着较好，但是一方面股票风险较大，而且长期显着性下降，趋于与IPO一致。通过上面的分析得出：反向收购上市的企业对于长期投资来说不是好的投资标的，监管者应该出台更为完善的措施来规范反向收购行为，从而实现资本市场的公平及完善资本市场的发展。
参考文献：
[1]. 蓝星科技买壳上市方案分析[D]. 梁克俭. 四川大学. 2003
[2]. 成都兴蓉集团排水资产借壳上市案例分析与研究[D]. 谭建明. 西南财经大学. 2010
[3]. 实物期权在反向并购中的应用研究[D]. 王乾飞. 河南工业大学. 2013
[4]. 上市公司“并购系”有关问题的研究[D]. 刘朝晖. 厦门大学. 2004
[5]. 中国资本市场“系”现象研究[D]. 梁寅鹏. 清华大学. 2003
[6]. 基于股票收益率的国企并购重组绩效研究[D]. 廖晨旭. 云南财经大学. 2015
[7]. 基于不同动因的政府干预壳资源并购绩效研究[D]. 杨沁. 西安理工大学. 2017
[8]. IPO融资在民营化工企业中的运用[D]. 沈菲菲. 江西财经大学. 2016
[9]. 我国借壳上市IPO股价影响因素研究[D]. 熊梦飞. 暨南大学. 2013
[10]. 我国主板市场反向收购上市绩效的实证研究[D]. 陈悦林. 华南理工大学.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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